【翻译】中世纪占星学定向培养认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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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名：Diploma Course in Medieval Astrology

作者：Robert Zoeller

翻译：Vandruna

中世纪占星学及其历史发展

你将开始着手中世纪占星学，因此让我们从以下这个问题开始，什么是中世纪占星学？

中世纪占星学在约750AD到文艺复兴（大概1500AD）实践的占星术，最初起源于阿拉伯和波斯占星师；然后在晚一些时候（12世纪后期），被欧洲和（在东部的）拜占庭帝国的占星师所实践。

占星学，在罗马帝国被实践，是母语为希腊语的哲学家，在1-6世纪的造物。这些“希腊人”基于天体征象来创造他们的系统，而这些征象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时代，从古埃及、巴比伦、以及波斯的来源。在四世纪，占星被视为一套“科学”系统，并且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宗教。

当西罗马帝国在约500AD衰落，而西欧的蛮族王国兴起（亦即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即现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高卢/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即现代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以及英伦半岛），占星传统被西欧和中欧地区打断了。

（缓慢铲坑，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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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东罗马帝国（被称为拜占庭），相比于西罗马帝国存活了，但是占星术并没有多么成功。因为，在接下来两个世纪，宗教和政治环境几乎压倒性的封锁占星术实践。拉丁语依然作为西方人的交流语言，但是在东边的拜占庭帝国说希腊语。
在七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东，在711AD，他们将帝国从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拓展到东边的印度。阿拉伯语是这个新政权的交流语言。然而，在八世纪，穆斯林世界的阿拉伯统治者鼓励他们的知识分子去学习希腊语，以及去学习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学科学问。以这种方式，希腊占星，以及其他的希腊学科，成为阿拉伯伊斯兰重要的学科组成部分。

特殊注明：当我们讨论阿拉伯（Arabic）或者希腊（Greek）或者拉丁（Latin）占星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指的是什么。这些术语并不是指代这些占星文本作者的价值观或者信仰，而只是限定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穆斯林世界，主导语言是拉丁文，所以说我们叫它阿拉伯占星。在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语使用地区，我们称为希腊占星，而西方世界的则是拉丁占星。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将专注于拉丁文文献的技术。其中一些拉丁文温馨翻译自阿拉伯语的著作，可以追溯到8世纪，这些部分由我和其他研究者翻译成了英文。其他一些是中世纪英语文献，然而仍然有一些是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课追溯到早期基督教时期。其中一些作品，特别是费尔米库斯·马特努斯（Firmicus Maternus）以及《赫尔墨斯之书（Liber hermetis）》，可能涉及到早至200BC的材料。

所有这些作品组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详细的了解预测性占星学所需要整合和理解的相关知识。总的来说，本课程中的素材呈现了从200BC到1700AD的占星术传统。我们通过他们所被使用来沟通的语言来区分它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相互关联的根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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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600年的时间里（500-1100AD），在西方拉丁世界里，占星术的实践被严重的限制。这是由于一些原因导致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是随着西罗马帝国于6世纪衰落，在西方基督教的土地上缺乏数学教育。在约莫12世纪，西方人觉醒了对各学科的需求，就如同8世纪的穆斯林们那样。西方的学者们发现这些世纪以来，东方穆斯林世界有着完善的占星学系统以及其相关学科，而西方却丢失了他的科学精神，于是他们开始把阿拉伯的科学文献翻译成拉丁文。拜占庭人在此时也复兴了他们对于占星学的兴趣。因此使得西方拉丁世界对于占星学的兴趣重新萌发起来。这种兴趣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都十分浓烈，直到文艺复兴到来（15～16世纪），此时对于希腊语的研究复苏，导致对希腊占星文献和技法的重新评估。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希腊占星文献（托勒密及其他人的）的致力研究与日俱增，这刚好与土耳其穆斯林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威胁撞到一起，这导致了对一切“东方”事物的拒绝，即来自阿拉伯、土耳其和穆斯林的。土耳其的扩张严重影响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存亡。在16世纪，土耳其人到达了中欧地区，并且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保加利亚，以及现代被称为马其顿、罗马尼亚和比萨拉比亚的地方。他们几乎统治着从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威尼斯保留的那条狭窄的海岸线除外）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北非，一直到阿尔及利亚和俄罗斯部分地区。西欧被有效的从东方被文化和经济封锁了，这个时代前·希腊或反东方的要旨，使得西方占星师转向托勒密和希腊占星资料，以帮助将阿拉伯层面的东西从更为优越的纯净希腊占星中清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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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试图还原希腊起源的占星学改革的尝试，发起自15世纪，在当代占星理论和实践中被批判【例如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反对占星占卜的争议》[3]（Disputatio contra astrologiam divinatricem）】。这导致了在15世纪后期以及16世纪早期，将托勒密的《占星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运动【例如Quadripartium iudiciorum opus Claudii Ptolemei Pheludiensis ab Joane Sieurro…Paris 1519 以及菲利普·麦伦克松（Philip Melancthon）1553年的版本[4]，拉丁文标题又名Quadripartium】。在15世纪以前，托勒密的占星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版本，只有从最初希腊文版本[5]翻译成阿拉伯文后的再译本。阿拉伯文的翻译版本被视为劣化的，由于它们通过给托勒密原始的希腊文版本嵌入（本不存在的）内容。一点一点的，这些不能追溯到希腊旧作的中世纪占星术实践，逐渐被视为可疑的，或者直接被视为阿拉伯人对更纯正和更好的希腊占星学的扭曲而被摈弃。

17世纪见证了西欧的科学革命，在这期间计算物理学和现代化学导致了西方知识分子的视角发生变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一切自然之谜将被理性和实践科学解决。在占星学的领域，由于哥白尼（1473-1543）日心说【最初发表于1543年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被广泛承认，于是基于中世纪地心说的托勒密宇宙观被被很多人视同推翻了。

这导致了对决疑占星学（Judicial astrology）【即基于个人或者国家天宫图的位置来预测他们的命运】的广泛质疑，而其根基正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占星学。这样显得占星术的根基被刨了个底朝天。在西欧大陆地区，决疑占星学迅速消退，并且在1650-1700年间完全消失。

在英格兰，它存续了下来，但是被简化了。至于它在英格兰存活下来的原因并不是很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中，当欧洲和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宣称理性纪元的降临，新生代的理性主义者们要求占星师们用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他们的技法。这条线被后代的占星师们继承，并且直接流传到我们现在的时代[6]。

这种施压并不被宗教界人士所接受。基督教本来就是基于信仰和信念的表达，而非理性。这些宗教界人士（特别是新教徒）费劲心思将他们的信仰表达的尽可能理性。他们通过将科学家发现的自然法则接纳为神圣秩序的一部分，以及通过表达诸如“自然主义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哲学或神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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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理性与科学的信念崛起的压力下，主流的占星师分裂为两个阵营：科学牌（Scientific）和秘传派（Hermetic）。前者尽可能的剥离了占星术的非占星学特征（例如阿拉伯部分和征象）；并且将自然占星学（Natural astrology）【即对于天气、地震、流行病、火山喷发等等的预测】与决疑占星学【被他们视为更倾向于“预测未来的”】[7]。但是，无论他们如何拼命的重构占星术以使它看起来更科学，他们仍然无法实现自身的目标，即让主流科学家接受占星术是科学的。与此同时，秘传占星师试图持续占星学护符、预测、通灵、魔法以及炼金术的实践。这些秘传占星学后来被塞进19世纪中后期秘仪复兴运动（Occult Revival）并且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被放逐到“迷信领域”的占星学。

很不幸的是，对于这些秘传占星师，世界变得太快了。18世纪见证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它们的余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社会。其直接影响是占星师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

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许多占星师是内科医生、语言学家或者数学家。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8]并且在神学、哲学以及观测天文学上知识渊博。他们同时为教会和贵族服务，在彼时属于统治阶级。波纳提（Guido Bonatti），本科学主要核心内容的著作者，自身就是贵族，且为教士们预测他们是否会称为主教、枢机主教甚至教皇。他也为国王们以及贵族成员们提供参考意见，其涵盖范围包括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事务。

在中世纪，社会经济是基于农业和商品贸易。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是雇农，并且生活在乡村。波纳提将他们称为村夫（rustici）、平民（populares）和平头百姓（vulgus）。

中产阶级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城市中，他们在偏远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开始出现在主流群体的中心。一些中产阶级的成员变得尤其富裕和有权势【波纳提将他们称为权贵（magnates），也即大人物】，他们也对占星师的服务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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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十六世纪）打破了欧洲北部和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庭垄断。这在新教占领区域营造了追求世俗科学的氛围。紧随而来的后面的法国大革命（1789-1804）以及拿破仑时期，导致教会的资产被剥夺，使得教会资产严重缩水，并且彻底消灭了贵族阶层。找占星师咨询的传统客户，即贵族以及教会阶层，变得动荡不定，因此占星师的的作用和影响力发生了改变。那些仍旧实践的人，不得不顺应现代宫野国家与日俱增所驱动的时代潮流。

自1804年起，权力的流动更倾向于有钱的中产阶级，伴随着他们称为新经济和新政治的中心。与此同时，增长的城市工人之中，受教育人数增长，导致了流行占星学（pop-astrology，只看太阳星座），反映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趣。作为军事顾问、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中世纪占星师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占星师被召集去处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关注的事物。

这些新时期的教育是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被工程师、个人、商人、劳工、经历和银行家的需求所主导。古典研究（包含对拉丁、希腊、希伯来以及古代遗迹）和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学习，被缩减为富人的消遣。在新的社会中，哲学的学位无法成为财富的敲门砖。他们唯一的指望是成为哲学教师、进入宗教系统，以及宣讲和进入出版业的机会。

19世纪教育的继续进步，推动了几代人前已经开始的事情。人们的研究，不断远离那些与希腊占星术和阿拉伯-拉丁中世纪占星术原始文本的接触。这直接导致在19世纪中期到后期那次占星学的复兴运动中，几乎没有占星师具备阅读这些重要文献的语言学和数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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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25年，由于对“‘理性能力’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和自然所有未解之谜”这一点质疑的持续上升，一次占星学以及其他仪式技艺的兴趣性的复兴在法国和德国繁盛起来。康德的《对纯粹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质疑了理性本身是否可以认知“绝对”（Absolute，对神的理想主义暗语）。随着这份出版物的发布，欧洲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了两个阵营。我们吧这两个阵营称为理性唯物主义者（Rational Materialists）和超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s，不要与美国同名的灵性运动混淆）。后者的典型范例包括德国的施瓦本（Swabian）诗人们【特别是乌兰特（Uhland）、里希特（Richter）和科纳（Kerner）】。而恩格斯和马克思以及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则是前者的典型代表。

理性唯物主义者接受了康德的结论，并且持这样的观点：既然人的理性无法发现超越认识的事物/超验的事物[10]，那么这些事物（指超验的事物）可以直接忽略不计。人的命运是由他自身的能力去打拼自己的未来，也即是凭借对理性和唯物主义科学的应用。

超验主义者对超验事物超出人类的知识范畴这一点并不赞同，他们断言人的内在（直觉）存在超理性的教导，在诗歌、艺术、梦境、精神实验和魔法中展现了其力量。简而言之，是被寻求纯净理性分析的启蒙哲学所无视的一切。这些超验主义者寻求调查精神现象、梦境、神秘主义实验、唯心主义、催眠术，以及其他“非理性”的显现事物。心理学的萌芽从这些思想家这里获得推动。但是此时，人类心智创造力的局限性以及对于“心理学”的准确定义都尚未被探究。因此，十九世纪的占星师反应出的对于“心理学”的兴趣，但是这些所谓“心理学”与当代的临床心理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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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八本书的《数学因素（Mathesis）》作者费尔米库斯用非洲拉丁文书写，他本人是西西里人【可能来自锡拉丘兹】，希腊语很流利。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作品被称为“拉丁的”只因为用拉丁语写作，而不是基于作者的价值观或者主要的资料来源（希腊的）。

[2] 赫尔墨斯之书（Liber hermetis trismegisti），巴伐利亚科学与人文学院论文（Abhandlunge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Neue Folge）。1936年12月。《赫尔墨斯新占星术文本》威廉·冈德尔（Wilhelm Gundel）。

[3] 米兰多拉, Opera, Basel 1572。

[4] 有关更多麦伦克松在占星学上的志趣，参见桑戴克（Thorndike）的《魔法的历史（ History of Magic）》

[5] 托勒密《占星四书（Tetrabiblos或Quadripartitum）》的第一份·拉丁文译文似乎是被蒂沃利的柏拉图（Plato of Trivoli）在约1138年完成，包含了一个世纪后哈里（Haly）的翻译评述。

[6] 参见佐勒的《仪式学科（he Occult Sciences）》，网址：http://new-library.com/zoller/features/rzarticle-occult.shtml。

[7] 在新英格兰，自然占星学直到19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持续兴盛。

[8] 在中世纪，占星师通常是精英或者至少受过教会教育。这是因为除了教会以外，很少有其他受教育的机会。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无法成为占星师（直到今日也是如此）。最初的教育只包含读写和基础的数学。在12世纪，数学教育得到加强，而在后续的世纪里面，我们发现作为占星师和方济各会修士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向教皇倡导加强数学教育作为基督教教育的一部分。这也使我们想起约翰·迪（John Dee）的倡导。类似有关数学的项目在约1600年也在英国作为教育内容。

[9] 波纳提的巴塞尔天文学之书（Guidonis Bonatti Liber Astronomiae Basel），1550年，多处体积，但是主要是在第491-625列的第4段（Pars IIII columns 49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