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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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民族的文化才愈是世界的文化，所有的文化它都会有一个独具的载体——这就是它赖以衍生的脚下的这块黄天厚土以及滋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情风俗、人事物态，离开了这个载体，就如无根的树，只会日趋一日的枯萎飘零。而沈从文先生用他终生的经历、不朽的精神追叙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有意无意的在寻找着一个民族文化的支点。在他生命的出发地与归宿地完成了民族文化的自身生命之旅。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在沈先生听涛山墓地那一块天然五色石做就的墓碑上刻下了这么一行字：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1982年5月，八十岁的沈从文重返故里——凤凰。在烟雨凤凰的旧居中，老人家用颤抖的双手久久的抚摸着长满青苔的斑斑驳驳的墙壁，昏花的双眼流下了一行沉思的浊泪。这是他与自己出生地诀别的时刻——“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的心情过日子。”沈从文就这样透过指尖的温度传达着自己对生命对文化的感悟——“我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的感情同他们不可分。”
    “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落，拖成一片白幕到坡边。远处割过禾的空田坪，禾的根株作白色，如用一张纸画上无数点儿。一切景象全仿佛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
    “天是渐渐夜了，野猪山包围在紫雾中如今日黄昏景致一样。天下剩一些起花的红云，送太阳回地下，太阳告别了。到这时打柴人都应归家，看牛羊人应当送牛羊归栏，一天已完了。过着平静的日子，在生命上翻过一页，也不必问第二页上面所载的是些什么。”
   “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的画面，浸入我的印象中，留下种种不同的记忆，六七十年后还极其鲜明动人，即或乐意忘却也总是忘不了”。
    沈先生经过了长期的战乱、长期的漂泊，长期的思想，长期的孤独的折磨与历练，经过无数的内心的拼搏与冲突，经过一次次缕缕乡愁缠绕的自砥与自省、梦想与现实的屡次碰撞，即或在险些沉沦的时日，一次次的期望又一次次的失望，一次次的失望又一次次的希望，历史与文化在那条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行走，在渐渐暗淡下去的灯光日影里飘浮，种种的诡谲、庄严、廓大在无可摆脱的苦难中熔化，所有的红尘物事都在悄无声息的疏远，在经受种种的寂寞、苦闷、惆怅、彷徨、甚至是绝望的煎熬之后，先生绝处逢生的灵魂世界却慢慢的宽宏、开阔、澄静、壮大、简洁、自省、崇高、精进起来 ，完成了一次次对自我精神与生存理念痛苦而辉煌的扬弃与质变，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情，让人感慨至深。
    由此，想到地域文化、乡土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对一个人对一个作家对一个民族的深远影响。
    回顾在“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湖湘之地，大致有两种本土文化对文人文化影响不可谓不大：一是广泛流传于湘西之地的巫傩文化，一是广泛流传于湘中之地的梅山文化。
    沈从文在他的文章里述及巫傩文化：在辰州这个地方，或许你无意中会碰着一个“大”人物，体魄大，声音大，气派也好像很大。他不是姓张，就是姓李，他会神神秘秘的告诉你——巫傩文化中辰州符的灵迹，就是用刀把一只鸡颈脖割断，把它重新接上，然后喷一口符水，向地下抛去，这只鸡即刻就会跑去，撒一把米到地上，这只鸡还居然赶回来吃米！你问他：“这事曾亲眼见过吗？”他一定说：“当真是眼见的事。
    当年屈原逆江而上，因当地巫傩文化的影响而写出不朽的《九歌》—— “独与予兮目成”、“思灵保兮贤”、“子慕余兮善窈窕”之类的人神感情交流的描述，可说是战国时期楚南民间巫觋歌舞场面的真实写照；在他的著作中，《九歌》、《天问》、《招魂》、《大招》、《橘颂》等篇都与湘楚傩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九歌》简直就是由“跳傩”巫词加工整理而成。后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云：“昔楚国南郢文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乾隆三十年（1765）《辰州符志。沅陵杂识》载：“走神迎巫，吹角呜呜，巫来降神，牲礼具陈。”此中所记“巫一降神”即是辰州符的功夫，而辰州符则是巫傩文化的灵魂，
    根据多方考察和搜集巫傩文化有关资料，巫傩文化起源应该在周代即公元前1066-公元前256年之间，因为辰州符诀语中，多处提到“周朝敕封三位真人”，另外，从屈原流放沅水所历环境看，这里的巫傩文化就已经十分兴盛和完善，否则断不会让大诗人生出那么多灵感而作出《九歌》这样名传千古的作品来。
    梅山文化是湘中地区自古到今一直保持较为完备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同属于中国文化两大主流之一的荆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支流。梅山文化同样有着丰富的内涵，集中体现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载体三个方面。梅山人信奉原始宗教“梅山教”，具有系统的神、符、演、会和教义。同时有着独特的民情风俗，梅山地区分为三峒：上峒、中峒、下峒。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放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这就体现出各自的生活特色。除了生产习俗，峒民们还有独物的婚丧嫁娶、治病驱魔的习俗，可谓千奇百怪，五彩缤纷。梅山文化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古老的巫文化，峒民们表情达意、传递思想、反映生活、记事传书甚至宗教教义都用歌谣表现。如史诗《酒歌》有3000多行，内容包括天文地理、部族迁徙、人伦教育、民情风俗等等，想象丰富，意象奇特。
    虽然“当儒家文化成了中国正统显性文化之后，诸如傩文化、梅山文化这些地域文化便转入民间，成为隐性文化，顽强地存活在一般习俗之内，存活在汉族底层<敏感詞>与少数民族之中，等待复活。”（罗青《一个新的文化诠释观点之诞生》）但显而易见的就湖南三千年的历史、三千年的文化底蕴，无不起承转合着这些隐性文化，从荆楚巫傩文化、梅山文化再到湖湘文化，无不息息相联。湖湘文化经历宋、元、明、清四朝，虽已形成一种明朗的理性思维，但依旧带着很明显的隐性文化的痕迹。强悍、尚武、率直、豪爽、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而这些对湖湘士子影响极大，形成了湖湘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曾国藩的湘军到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再到辛亥革命的蔡锷、黄兴等无不打上了这些地域文化的烙印。
    由此观之，中华文化之根不是上层文化、文人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而是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乡土文化。上层文化只是在民族文化之根上生长的一棵大树。而我们所需要做的便是如何的积聚、发展、挖掘，如何的汲取更多的养分，将我们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当然这其间有一个扬弃的过程），将我们的文化植根于这块沃土之中，使之生生不息、枝繁叶茂，成为民族的、世界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


    “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
    “庙宇的发达同巫师的富有，都能给外路人一个颇大的惊愕。地方通俗教育，就全是鬼话：大人们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带他们进庙去拜菩萨，喊观音为干妈，又回头来为干爹老和尚磕头。”
    “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凤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
    “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祭祀庄严热闹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是二千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些歌声”。
    “我虽然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15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沈从文就是这样，在这片有着浓重乡土文化的土壤上出发，生命不息，掘地不止的汲取着自己所需的营养，在故居的那张磨得发亮的暗褐色的八仙桌上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边城》。沈从文高小毕业后，还不满15岁，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读一本大书”。其后数年间，他随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当地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带给沈从文经验、灵感和智慧。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创作增添了鲜明的地域色彩。
    沈从文凭借民族文化之根而蔚成文坛泱泱之大气，成为一座生命的五色之碑。在现今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失去了信仰的时代，一个民族文化正在远去的时代，太需要一个又一个象沈先生这样的能够完成民族文化生命之旅的普通、平凡而又崇高的人了！
    期待着、渴盼着睡眠的历史能够尽早醒来，睡眠的人们能够尽早醒来！失血的民族文化之根能够鲜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