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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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信仰中，都不约而同有着朝圣的悠久传承及朝圣文化。
朝圣的传统定义，是远离家庭、亲友、财产等等一切外在牵绊，把个人安逸、世俗享乐、亲友情谊、外表虚荣放弃，并非为了个人荣誉，也忘记出身贵贱、种族优劣、个人成就、社会地位，而朝着某个特定地点前进，并在最后“纯洁无暇地归回”。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心灵上的重生。
大部分宗教朝圣活动，都以某个或某几个地理上的定点，如麦加之于伊斯兰教、耶路撒冷之于基督教、圣城拉萨之于藏传佛教等，将其作为朝圣者的路线、座标或终点。然而，在早期基督教中，却有一派称为“白殉道者”的朝圣者，他们离开家乡而到处流浪、四处为家。这是一种宗教上的苦行，并无一个特定的、地理上的终站。朝圣者放弃所熟悉的家乡，把生命完全托付予心目中的神明，去到遥远的欧洲异教国度弘扬教义，最后在其视为适合的地方、时间中止旅途，定居下来。许多至今尚存的基督教大型修道院，便是由这批早期流浪朝圣者所创办的。在藏传佛教的某些修行法门中，亦有着终生流浪的朝圣传统。
如果回看人类历史，会吃惊地发现在物质和科技不断更新发展的同时，心灵层面的“朝圣”却沿袭了古老而传统的步伐。
在早期希伯来历史上，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曾经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朝着共同的方向，走向其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瞻礼圣迹。
希腊和罗马，同样有丰富的朝圣历史。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大陆，每四年一度，千千万万的朝圣者涌向奥林匹克城的宙斯神殿朝觐。最初的奥运会，便与这四年一度的朝圣活动有不可切割的关系，甚至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最初的奥运会是由宗教朝圣活动而催化诞生的。
一年一度、无人组织的伊斯兰朝圣活动，是世上最壮观的国际性集会之一。几百万位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肤色、语言、文化、经济状况、教育背景的教徒，为了同一目的，穿着同一服式，以同一动作进行同样的祈祷。在伊斯兰教里，朝觐称为“哈吉”，专指到麦加朝觐。“哈吉”（Haji）是伊斯兰教的五大功修之一，凡具备条件的信徒一生去麦加朝觐一次是“主命”。朝圣者穿上简单的戒衣上路，千里迢迢前往受戒。在帐篷营地住一天一夜后，便开始正式朝拜活动。在活动的尾声，朝圣者剃头、剪指甲或剪去一点头发，脱下戒衣换上便服，再进行一次“辞朝”作为告别，朝觐方告圆满。
印度教的朝圣历史，也许是人类史上最悠久的了，其最初起源难于追溯。在每十二年一次的朝圣节（Kumbh Mela），数以百万计教徒聚集在恒河进行沐浴，并作种种修行、听经活动，为期一个多月。每届朝圣节的具体举办地点都在恒河流域上，但每次并不相同，其决定方式与天文星象相关。每逢太阳和木星聚集狮子宫，朝圣节在纳希克（Nashik）举行；逢两者都在天蝎宫的年份，信徒便于乌贾因（Ujjain）聚集；若太阳在白羊宫而木星在狮子宫，朝圣节则在哈德瓦（Hardwar）举行；逢木星在金牛宫、太阳在摩羯宫的组合，主办地点为阿拉哈巴德（Allahabad）。每一百四十四年，是大朝圣节（Maha Kumbh Mela）。最近一次的大朝圣节是2001年，参与人数高达六千万，成为人类历史上大型聚会的最高纪录。
在基督教内，也有极为丰富的朝圣文化和悠久的朝圣历史。从基督教创立的早期开始，教徒便有前往耶路撒冷、沿着耶稣当年受难时走过的“苦路”（Via Dolorosa）朝拜的修行传统。在后期发展出的“苦路十四站”，可说是基督教的独特朝圣文化。每年复活节期间，在世界上几乎每一座天主教堂中，无法亲往耶路撒冷的信徒，则齐集本地教堂中一起绕行。他们先后在十四幅画像下停顿默想，纪念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往刑场所经的十四个地点，作为一种象征式的朝圣旅程。
对西方历史、文化传播有极深远影响的十字军组织，最初正是为沿途保护朝圣者的目的而创办。随着后期的东征，及因应朝圣者的需要，十字军组织又创立了钱庄、借贷服务，更发明了独特的密码系统，以保障金钱的传递安全性。我们可以说，现代的银行体系直接源自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朝圣活动。
早期的基督教朝圣者，有约定俗成的服饰：身穿棕黑色长袍，头戴宽帽，手执木杖，肩挂钱包和水瓶。在他们身上，佩戴着一种特殊的粗糙金属佩章，约为5公分，而且一般都会出现扇贝图案。这种朝圣佩章有很悠久的历史，最早者起码能追溯至12世纪。它们是朝圣者的护身物、纪念品，其中一些特制版也作为圆满完成朝圣的证明。扇贝图案一向与欧洲朝圣传统相关。它之被用作朝圣的象征，是因为其散发状的图案纹络汇合于贝壳底部，象征各地朝圣者分别从星散于各处的家乡出发，最终会师于同一地点。时至今日，扇贝象征仍广泛见于朝圣文化中。在西班牙的基督教圣地，绵延上千公里的路径，有着各种各样的扇贝象征，路牌上、路边墙壁上、路中间的地面上、公路上，遍地都是，为朝圣者提供指引。圣地的长期居民、店铺甚至政府办公楼等，也喜欢在面对朝圣路的花园、房墙挂上扇贝饰物，向远道而来的朝圣者致敬。由金球奖得主、老牌演技派明星马丁辛主演的得奖电影《The Way》,正是描绘这条千年朝圣路的传统，及朝圣者心理历程的。
而在佛教中，最原始的朝圣地点是纪念本师释迦牟尼的四大圣地，即蓝毗尼（Lumbini）、菩提伽耶（Bodhgaya）、鹿野苑（Sarnath）及拘尸罗什（Kushinagar）。
蓝毗尼位于尼泊尔西部，乃悉达多太子出生地。《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晋代的法显法师（337-422）和唐代的玄奘法师（602-664），分别曾于405年和633年到此瞻礼，法显法师更是最早来此访问并留有真实纪录的第一个外国人。在历史的战乱岁月中，蓝毗尼曾数度被人们遗忘，但却凭着古印度阿育王（公元前304-232）所立石柱及中国之《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线索，被一度一度重新发掘出来。在这里，现在尚存标志佛陀精确出生地点的石头，上面有一个小脚印，相传为佛陀出生时在石上踏出。
菩提伽耶在印度中部现今的比哈尔省。这是释迦牟尼的成道处，故被佛教视为世上最神圣的地点。城内著名的大觉塔为印度阿育王所建。大觉塔是一座下方上尖的佛塔，高50米，顶部为圆柱状，上立一铜制螺旋圆顶。塔中供有形态各异的佛像，包括主殿所供奉的一座释迦牟尼二十五岁等身像，这尊佛像被普遍视为世上比例最完美的佛像。此尊等身像，与拉萨大昭寺的十二岁像、小昭寺八岁像，乃世上仅存的三尊依照释迦牟尼成道前不同年龄身相制造，并由释迦牟尼亲自主持开光的佛像。
大觉塔旁的菩提树，及树下的石座所在，便是佛陀当年示现悟道之确切地点，被称为“金刚座”。近代曾在此发现五方北宋前期的汉文碑刻，现存加尔各答博物馆。塔的周边范围，还有村女善生供奉乳粥遗址（此即汉地食腊八粥习俗的典故来源）、释迦牟民留影窟遗址、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佛教大学那兰陀寺（唐玄奘法师亦曾在此处进修）、灵鹫山（佛陀当年开示《心经》、《妙法莲华经》之处）等。
鹿野苑是佛陀最初说法处。佛陀示现悟道后，便到了此地，向五位弟子开示了四圣谛教法。在佛教中，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被称为“初转法轮”。从这里开始，佛陀走遍了印度，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度化弟子无数。在两千多年来，这些教义传遍全球，教徒超过五亿之数。
拘尸罗什是佛陀圆寂处，位于印度与尼泊尔边界。在两千多年前、世寿八十时，释迦牟尼来到此处，在河里洗了澡，枕着右手侧身卧着，以头朝北、脚朝南的姿势示现圆寂之相。
以上四个地点，是释迦牟尼在《大涅磐经》等开示中亲自指定的朝圣地点，故此成为各宗派共同的原始朝圣处。早在佛陀入灭年代后不久，佛教已经产生朝圣活动。在每年阴历四月佛诞日，印度各地的佛陀亲传弟子，会前往菩提伽耶金刚座举行纪念仪式。随着佛法的传播，来自亚洲各国的信徒，也热衷于朝拜印度圣地进香。不幸地，约于14世纪前后，印度本地发生了政治变化，佛教几乎被灭绝，朝圣活动被逼中断多个世纪之久，这些圣地也随之“失踪”。迟至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会的学者去到印度，考据《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等印度以外的佛教文献，方重新把这些圣地挖掘出土。从重新出土到现在这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地佛教徒前往四圣地朝香的活动在逐渐恢复。在2002年，菩提伽耶大觉塔更入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除印度佛教圣地以外，佛教各宗派在两百多年来，也陆续发展出地域性的圣地及独特朝圣传统。在汉传佛教中，就曾经存在着很深厚的朝香文化。古代的僧尼，有遍行天下、游历各地寺院、参访各地名山长老求学的云游传统。凭着汉地独有、全国通行的出家戒牒，云游僧可到任何佛教甚至道教寺庙免费暂住，故出现清顺治帝所著之“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的形容。凡是受过具足戒的比丘，都可以凭着戒牒、以行脚僧的身份投靠陌生寺庙。这种借宿暂住称为“挂单”，有其独特文化、规矩及仪式：云游僧先至客堂挂单，人往东边凳子坐，衣单放在西单门口外，等候茶房或侍者来问候。知客师来问候时，云游僧说“顶礼知客师父”，知客师答“问讯”，云游僧即问讯。知客师坐下，云游僧也随之坐下。此时，知客师会问话“从何来？上下何名？来为何事？”云游僧若准备求宿短期数日，在自报名字及祖寺后即言“打扰常住挂单。”知客师检阅戒牒后，由侍者领至云水堂。知客师会在此请挂单者先礼佛三拜，然后顶礼寮元师父。此后，寮元师喊“送知客师回寮”，此刻学人要跟前至门槛目送知客师，直至不见身影才转头，再听寮元师父的吩咐，交待注意事项及寺院日程。凡是出家受戒者，在学戒时都必须学习这套通行于任何佛教寺院甚至道观的挂单借宿礼仪。
汉传佛教的在家信徒，向有前往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进香的风气。这四处圣地，合称“四大名山”，分别是文殊、观音、普贤、地藏大士的圣山。信众在进行朝香时，身穿称为“海青”的戒衣，肩负用来装载香枝、随身杂物的“香袋”，以步行甚至一步一拜的方式上山朝礼。在朝拜寺院时，寺方会在香客的香袋上盖章，以兹纪念、证明。在台湾的民间佛、道信仰中，更有租用旅游大巴，穿上统一的朝圣专服，带着其原属寺庙的佛像、神像集体往各地进香的奇特习俗。
比对汉传佛教，日本佛教的朝圣文化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面提过，汉地进香者有在香袋上盖上所至寺院印章的习俗。在日本，这种传统更为具体。在汉地，除普陀山某几座大寺、五台山菩萨顶外，只有少数几座寺院能提供传统的盖章服务。在其他寺院中，大多并无古印，也没有为香客盖章纪念的习惯。在绝大部分日本寺院，只要付出象征式的小额供养，寺僧便会盖上寺院古印，并用毛笔写上参拜日期、寺院名称。这种纪念性的纪录称为“御朱印”，有的简朴，也有的极为花俏，是信徒喜爱蒐集的进香纪念。由于日本寺院拒绝盖章在白纸或香袋上，要收集御朱印，必须自备一种进香专用的御朱印收集本。这种收集本称为“朱印帳”，上下是两块以精美织锦包裱的硬卡，中间连接着折叠成屏风状的白纸。朱印帳分为多种，有的很豪华，有的风格朴素，在任何日本文具店里都可买得。在一些大寺里，也出售由寺院特别设计制作、绣上寺院名称及代表性图案的朱印帳；各寺设计不同，极为精美，让人爱不释手。
此外，在日本有称为“四国八十八灵场”和“三十三观音灵场”的主题参拜路线。朝圣八十八灵场，是指一口气步行朝礼空海大师（774-835）曾经朝拜的八十八座寺院。进行这种活动的信徒，有专用的传统草帽、白袍、簑衣、手套、布鞋、护足等，并手执刻上“同行二人”字体、象征与空海大师共同上路的手杖（万一在朝圣路上病逝，这根杖会被用作无名朝圣者的墓标），沿着当年空海大师行走路线逐座寺院朝礼。朝拜三十三观音灵场，则为一口气走遍三十三座以观音为主尊的古寺参拜，亦有其独特之装束及随身法器。由于手杖上挂着小铃，香客走在路上铃声不断，所以这种朝圣也被称为“铃香纪行”。这类主题朝圣路线有其专用的朱印帳，有些版本甚至还印上路线上每座寺院的简介，更有画轴形式的主题朱印帳，让香客在參拜圆满、齐集盖章后裱起供奉。在日本的佛教专门店，甚至在网上，都有朝拜八十八灵场或三十三观音的专用装束套装及朱印帳售卖，其朝圣传统之发达由此可见一班。
在佛教众多宗派中，藏传佛教朝圣风气之兴盛可说无出其右。在藏族文化里，一个人如果决定往拉萨朝圣，一旦话说出口了，上至藏王、下至父母和儿女，不论心里认同与否，都无权阻止。
除了印度的圣地外，藏族佛教徒的主要朝圣目标是拉萨、圣湖、岗底斯山及汉地五台山等。千百年来，许多西藏人变卖全部财产上路，经年累月，一步一拜，以身体覆盖全程，向着其目标进发。藏人一般乐于布施贫穷的香客，靠讨饭为生一路拜到去拉萨的香客大有人在。
在古代，远途朝圣并不安全，然而这并没能阻拦千百年来藏族香客的决心。古代的藏族香客之间，还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如果有香客死在路上，别的陌生朝圣者经过时，会取死者的牙齿顺便带上，视为当然责任。在最后到达时，牙齿会被塞进大昭寺某根柱头上，代表把陌生的同路者带到了等身像前、完成了死者的愿望。
作为一种遍及了所有种族、所有宗教和所有地域的文化及传统，朝圣的源头已难追溯。第一批的朝圣者是谁？怎样的念头驱使他们开始朝圣？历史上已无可考。然而有一些是可以确定的：他们做了一个减法，放下（哪怕是暂时的放下）金钱、权柄、爱欲等一切常人渴慕的东西，将有着无数世俗身份重叠和捆缚的自己，还原到最原初和本真的“个人”；又做了一个加法，在朝圣起初便制定出某些独特的朝圣装束、随身器具、行为规范等，它们类似于一个浓缩的铭记，让自己在这些表义中能不忘初心。第一代朝圣者们就这样踏上了漫漫的追寻之旅 — 他们追寻过往圣哲的痕迹，亦在这些追寻中令自己的足迹与圣哲们的足迹重叠。在最初的寻求心灵升华和重生的过程中，有些朝圣者最终自己也成为了圣哲，他们所行止的地方也成了圣迹。接下来，有了第二代朝圣者、第三代朝圣者……朝圣传统逐渐约定俗成，一代代地沿袭至今，成为丰富而具备深邃含义的文化。
圣地是一个处所，但又不仅仅是处所；朝圣是身体上的挪移，但又不仅仅是挪移。倘若对朝圣文化有所了解，行走在圣迹履遍之处，在回溯中便能穿越几千年的时光，听到古代朝圣者低声的吟哦和祈祷，贴合着他们曾触摸过的大地或台柱的余温，感受着永恒的真理如闪光的箭镞般贯穿自己的心。此时，圣地才完全成其为圣地，朝圣者也才完全成其为朝圣者。

——《一步一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