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弘史

凄凉雪

一：道 教 的 渊 源　　
　　古代先民认为万物有灵，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图腾的崇拜，灵魂的崇拜，祖先的崇拜，慢慢发展到祖先与天神合一，成为至上神的雏形。
　　鬼神崇拜早在原始<敏感詞>时期便已存在。先民们将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岳，皆视为有神主宰，因而产生敬畏感，乃对之顶礼膜拜。那时先民们除认为万物有灵而产生自然崇拜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因而又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各种丧葬礼仪和祭鬼、驱鬼仪式随之逐渐形成。《竹书纪年》中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
　　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上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上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上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发展到已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这时期已出现专门从事沟通鬼神和人类的宗教职业者—巫祝。其中巫以歌舞降神，并有一套符咒驱鬼的巫术；祝以言辞悦神，是宗教祭祀活动中负责迎神祈祷的司仪者。他们替人治病、卜筮吉凶，画符念咒等。当时国家和<敏感詞>均受巫祝支配。
　　周代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个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尊祖。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后世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即源于古代之鬼神崇拜；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亦与古人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切的关系。
　　人们崇拜神灵就要举行祭祀活动，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礼乐文明”，礼乐文明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逐渐由上层走向民间，被后来的民间方士和巫觋所继承，道教成立后，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所以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明有相当的一部分被道教保存下来。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
　　神仙信仰亦可上溯到我国远古原始<敏感詞>时期。其证据之一便是《山海经》。该经记载了我国原始<敏感詞>时期的神话及宗教信仰，其内容相当丰富和系统。它为道教仙学的远源提供了依据。《山海经》中，提出了长生信仰；提出了神仙与羽士之存在；描述了神仙天都；记载了祭祀的祀礼及奇异的方术。
　　在远古原始<敏感詞>时代，已有人开始学仙。史载轩辕黄帝“且战且学仙”，“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龙升天。
　　到了战国时期，神仙信仰已经相当广泛。这是，出现了许多记载神仙传说的著作，书中载有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文字。如《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的描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风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它，如《列子》书中的《汤问篇》、《黄帝篇》、《周穆王》，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等都将仙境描画的美妙而神秘，其仙人亦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 、不为物累、超脱自在，能腾云飞行的神奇人物。汉代的《淮南子》、《史记》中亦有类似描述。
　　伴随神仙之说的出现，寻求仙境、仙人，传布成仙之方的方士便出现了。他们将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战国时期著名方士）的阴阳五行学说柔和起来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齐的上层<敏感詞>，其法形解销化，依托鬼神，企望长生成仙。从战国（前275—前221）中后期到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时，在方士（亦称神仙家）们与帝王将相之鼓动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事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寻求神仙及不死药，其规模越来越大。那时最著名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侨、邹衍、徐福、卢生、李少君等人。
　　我国独有的神仙信仰沿袭而下，到东汉中、晚期为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汉武帝后，方仙道逐渐与黄老学结合向黄老道演变。
　　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信仰老子之“道”，认为道教徒如能真心修持其“道”便可长生久视，万古常存而成为神仙。道家哲学是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之一，《魏书·释老志》在谈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称：“道家之源，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寿，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
　　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
　　西汉时期，文帝景帝两代（前179—前141）以 “清静无为”之学治理天下，与民修养生息，对于<敏感詞>的各种生产活动及老百姓的生活，尽量不加干涉，任其自然发展，遂形成了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的<敏感詞>学说，世称“人君南面之术”，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是故，黄老之学，蔚然而兴。
　　黄老学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齐国。汉代黄老学的内容比较庞杂，除上述“人君南面之术”外，还有阴阳五行思想和神仙思想。
　　汉武帝刘彻继位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又崇信神仙。这时，方士们便更以黄帝附和神仙学说，开始将神仙学与黄老学相结合，言神仙者都托名黄帝。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汾阴方士于土中得宝鼎献于帝，谓黄帝当年亦得宝鼎，广事封禅，常与神会；又言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又言黄帝且战且学仙，然后与神通，最后骑龙上天。汉武帝听后十分羡慕，感叹不已地说：“嗟呼！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屐耳！”（《资治通鉴·汉纪十二》）这时，帝王臣子业已把黄帝奉之为神明。
　　到东汉，人们除继续推崇黄帝外，更是尊崇老子。拒《后汉书—楚王英》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给楚王英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永平年间（58—75）作过重泉令和元和年间（84—86）作过益州太守的王阜，在《老子圣母碑》中赞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这时，已将老子尊为“道”的化身。
　　至东汉桓帝时（147—167），神仙学和黄老学相结合已正式形成黄老道。《后汉书·王涣传》记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次年，又“亲祀老子于濯龙（宫），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后汉书·祭祀志》）这时，老子已成为崇高的最高神灵。
　　黄老道继方仙道之后兴起，并由此过度到道教，是道教产生的重要一环。黄老道所尊崇的黄帝、老子，乃后来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黄老学说成为后世道教的理论基础。
　　道教修炼长生以体魄健康为基本条件，所以特别注重养生健身之道，注意吸收古代医药学与养生学等思想内容，而在这方面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积累。如《庄子·刻意》载有：“导引之士，养形之人”，云其“吹呴呼吸，吐故纳新，雄经鸟申，为寿而已矣”，这就是早期的行气之术，导引之功。其它如服气、辟谷、房中等养生思想和方法都能找到史料依据，并且这些思想和方法在某些方面成为后世内丹学理论与实践的源泉。在医药学上对道教影响最大的当属《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中的《素问·上古天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灵枢·根结》、《灵枢·寿夭刚柔》等篇，论及饮食起居、调摄精神之道，是道教养生学的来源之一。《神农本草经》对后世医药学家和道教炼养家的影响颇深，齐梁时的陶弘景就是以《神农本草经》和前人的本草论述为基础，重新整理出《神农本草经集注》的。而《集注》中的“名医别品”，即唐以来本草书所称的《名医别箓》。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后人也评说道家“杂而多端”，这些正说明道教的包容性、开放性很强。道家吸收儒家的主要是伦理纲常思想。这种伦理刚常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道书中虽很少谈及纲常的名称，但宣扬这种思想的力度却很大。在《太平经》中，这种思想就有明显的体现，认为子女不孝父母，学生不敬老师，官员不忠于君主，都是违反“天地之意”的行为。道教继承发展儒家的伦理纲常往往与长生成仙思想相结合，而且以“神”的威力驱使人们去奉行。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和谶纬神学也被道教直接吸收。如《河图纪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纪。”“谶”是一种宗教性的预言，即所谓“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是相对儒家经典而言的，即用图谶的观点结合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儒家的谶纬神学在汉代一度盛行，儒生与方士逐渐合流后，极大的推动了道教对“黄老”的神化，对道教的孕育和出现，起了很大的作用。
　　道教吸收墨家思想源远流长，墨家主张尊天、明鬼、兼爱、非攻，具有严密的组织。创始人墨子（约前480—前420年），名翟，其《天志》、《明鬼》系《墨子》一书的篇章。其组织主要组成者是手工业者和农民，其首领称钜子。墨家多侠。墨家所说的“天”是有意志的能赏善罚恶的最高神，认为，天子如果做了利于老百姓的善事，“天”就会奖赏他；如果天子做了有损于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天”就会惩罚他。所以说要按“天意”去做事，想按天意行事，就要兼爱和非攻。在先秦诸家中，墨家最重技术，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涉及到冶炼、医药、养生以及宗教方术等方面，正因如此，在以后发展过程中自然会有不少墨家之徒流为方仙之士，也使后世一些从事种种奇异之术的方士都托言来之墨家。
　　墨家的尊天、明鬼和兼爱、互助思想都被道教所吸收，特别是墨家的严密组织性，对道教影响最大。战国中期兴起墨家学派，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有宗教信仰、<敏感詞>主张、共同的经济关系，并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及自己的道德规范的政教合一的民间组织。道教与墨家学派，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巨大。
　　第一， 阴阳五行理论与道教教义
　　战国末期的方士邹衍将阴阳学说合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五德终始”理论，并运用这种理论构造了方仙道的宇宙构成论、历史观、形解销化之术及依附于鬼神之事的理论。先秦的方仙道乃是道教的前身，故而道教从其思想根源上讲，早已与阴阳五行说有密切关联。汉代的方仙道家们更是不断的将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道教的教义之中，最明显的体现是《太平经》的出现。《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的道教经典，阴阳五行说是《太平经》的主要理论基础。认为：阴阳五行体现天道之理则，恒常 不变，人须绝对顺从，不可失其道。“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 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一阴一阳之理，遍于天地，为道 之用。事无大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故阳安即万物自生，阴 安即万物自成。阴阳之关系可互生互变，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相得，道乃可行。<敏感詞>如《老子想尔注》、《周易参同契》等，莫不与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相关。
　　第二， 阴阳五行说与道教神仙谱系
　　阴阳五行的思想影响到道教的前身之——古代宗教，古人对崇祀之神赋予“阴阳”、“五行”的属性，网络了神灵世界。这种思想被道教完全的保留了下来。如道教崇奉的东华帝君与西王母，亦称木公、金母。《太平御览》卷六六八引《集仙箓》曰：“木公、金母者，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凝气成真，与道合体”。又如真武大帝（或称玄武大帝），在道教神仙体系中是职司北方的神（北方在五行中属水）。道教的这种具有阴阳无形属性的神还体现在身内神上。道教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认为人体也是个小天地，天地间有的神灵在人体内都有对应的存在。天上有上帝及阴阳、五行之神，人体有“心君”及左阴右阳、五脏五行诸神，天神与人体内诸神的阴阳属性相类相通。
　　第三， 易学思想与道教的关系
　　道教运用易学的思想和符号系统来说明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并通过这种变化来指导人体的修炼，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同一；同时针对<敏感詞>的治乱提出相应的变通之道。其中人体的修炼与易学思想（主要是汉代易学）结合的最为紧密，突出的表现体现在《周易参同契》中。《周易参同契》是流传至今的道教丹鼎修炼最早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心思想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后世的内外丹经莫不以此经为认证的根本。
　　从方术仪式来看，道教的符箓和内外丹术皆和《易》学密切相关。符箓是一种似字非字的图形，道教认为它“可谴鬼役神”，“镇魔压邪”。道教依《易》造符箓，《道藏》中保存不少以卦命名的符箓。

二：道教在汉代的形成
　　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张陵于蜀郡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创立了正一盟威道。
　　张陵，字辅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据道书载：本为太学学生，博采五经，好神鬼事。早年曾举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巴蜀任过江州（今重庆）令，后来悟通仕途沉浮，无益于年命，便辞官隐居于邙山（今河南洛阳北），学长生之道。朝廷多次征召做官，皆不从命。
　　东汉顺帝（126—144年）时，张陵闻蜀地多名山，民风淳厚，易于教化，于是携弟子入蜀，居住在鹤鸣山（又名鹄山）修道。精思炼志数年，著作道书二十四篇。感太上亲降，授以《三天正法》、《正一科术要道法》、《正一盟威妙经》、《三业六通之诀》，命为天师。于是，张陵以鹤鸣山为中心设二十四治，是正一盟威道的基层组织与活动中心。初设二十四治，主要集中在蜀汉地区，后为与二十八宿相配，乃增至二十八治，其中阳平治是正一盟威道的总部。传太上正一盟威之道，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创立了道教。
　　张陵初创的正一盟威道，其主要经典有《老子五千文》、《太平洞极经》等。其主要宗教活动是：诵习五千文；有罪首过；符水治病；用章表与鬼神为誓约。其组织制度主要是：各治置祭酒，以领道民。并规定按时“付天仓”及“三会”。付天仓，即奉道者于十月一日向天师、祭酒交纳信米五斗；三会，即奉道者一年三次（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朝会天师治。
　　东汉灵帝年间（168—189年），河北巨鹿又有太平道的崛起。其组织者为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184年）。张角组织的太平道，其基本思想渊源于《太平经》。此经来源与甘忠可，于吉有关。
　　西汉成帝时（前32—前7年），方士齐人甘忠可将当时流行的黄老道与儒家谶纬学说的具体内容相结合，著作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见《汉书·李寻传》）。“赤精子”，是神仙家崇拜的仙人，所谓赤精子“下教”之道，即方士们所宣传的可以使国家致太平的“太平”之道。当时朝廷官员如李寻、夏贺良、丁广世、解光等均信此道。后因甘忠可、夏贺良皆以“左道乱政”先后被诛，其在野信徒转入民间秘密传布。日久年深，传经者各自阐发演绎，逐渐扩大篇幅，数量增多，到东汉顺帝（126—144年）时便形成了于吉的《太平青领书》（170卷）。是时，于吉的弟子宫崇把《太平青领书》献给汉顺帝，“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焉”（见《后汉书·楷传》）。
　　是故，汉灵帝时兴起的以张角为首领的太平道，便是信奉《太平青领书》的一个道派。张角是继于吉之后的太平道传道领袖。
　　张角得到《太平经》后，利用其中的宗教<敏感詞>思想，再次广泛传播太平道。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收养弟子，手持九节杖，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并教人叩头思过，时或病愈，百姓神而事之。张角还谴弟子八人传教于四方，十余年间，教徒发展至数十万之众，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信徒众多、声势浩大的民间宗教集团。
　　由于当时朝政极其腐败，天灾人祸不断，广大人民负担极重，迫使人心思变，要求太平。张角顺应时势，提出周穷救急，互相帮助，反对豪家大族强取豪夺，并为人民构画了“太平治世”的蓝图。张角便四处活动，秘密准备组织农民起义。于是，张角把太平道教徒按地区用军事编制方法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设“渠帅”统率。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张梁分别称为地公、人公将军。选定甲子年甲子日，即灵帝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在全国同时起义，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张角率众起义时都戴黄巾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攻打豪强地主之田庄，声势十分浩大，京城震动。后被镇压。
　　黄巾军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为统治者所禁止，太平道信众中有相当部分被曹操改编为自己的精锐之旅（主要是青州兵），使得曹操的军事实力明显增强，<敏感詞>地位大大提高；还有一部分太平道信徒后来归入正一盟威道。
　　正一盟威道的创始人张陵（公元34—156年）羽化后，其子张衡、孙张鲁先后承袭其道。
　　至汉献帝（190—220年）时，张鲁雄居汉中20余年（191—215），大力传播和发展正一盟威道，壮大教团组织。
　　张箓自号“师君”，对正一盟威道实行了一些改革，规定了若干新措施：
　　组织上设置“祭酒”和“治头大祭酒”，管理初入道的“鬼卒”。祭酒既是宗教骨干，又是行政官吏，不再另设官员，实行正教合一。道德上要求教徒“诚信，不听欺妄”。有病时反省自己的过失。戒律上禁止春夏两季杀生，禁止教徒饮酒。关于惩罚也有规定，对有小过者，可以让其自隐其过，只要修路百步，即可补过；对犯法者，可以原谅三次，三原后仍不悔改，才用刑处罚。此外，张鲁还在交通要塞放置义米、义肉，供逃难者、旅行者免费吃住。
　　在宗教活动方面，张鲁继续巴郡“五斗米师”张修之法。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并加施静室，使病人在静室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讲《老子五千文》，令道民都诵习。又使人为鬼吏，为病人请祷。请祷之法是书写病人姓名，表达服罪意思。共写三份，其中一份放在山上，一份埋于地下，一份沉于水中，谓之“三官手书”。
　　张鲁在汉中实行正教合一指制度，雄踞汉中近30年，民夷信向之。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军攻占汉中，张鲁归顺曹操，被拜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因此，正一盟威道取得合法地位，得以公开传播。并随移民北迁而传往北方地区，成为后世道教的正统道教。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曹魏时，太平道已随黄巾起义被镇压而衰微，正一盟威道随系师张鲁之归顺曹操与移民北迁，到达曹魏本土，即今河南、河北一带。曹操、曹丕鉴于黄巾起义，害怕农民起义者利用宗教组织起来进行革命，便对早期道教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进行限制或镇压，另一方面又进行利用和改造。曹操将在<敏感詞>上有影响的一些神仙方士，如左慈、甘始、郄俭等，召集到身边，既可以谋求养生方术以延年，又可以防止他们鼓动老百姓造反。因此，这时有很多门阀士族加入道教，遂促使道教发生了分化。从曹魏时期开始，道教逐渐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道教两个较大的层次。随着正一盟威道在门阀士族中的逐渐传播，其地位日益提高。是故，人们逐渐改称正一盟威道为天师道。
　　魏晋时期天师道仍保留了早期正一盟威道的一些宗教内容，但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出现了某种混乱局面，如；因原有的组织系统随北迁而解散，祭酒们便各自为政，人人称教，各奉异法，祭酒职务的拜署也各自设置，造成道官制度的混乱，许多祭酒和道民不守教规，等第。
　　至东晋，道教逐渐从低谷中崛起。其表现之一是，道教的神仙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并初成体系。这以倡导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为标志。
　　葛洪（283—363年），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是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药学家。他一生著述不缀，养生修道，以丹鼎生涯终老。葛洪最有代表的著作是《抱朴子》一书。全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葛洪《抱朴子·内篇》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又继承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巍晋炼丹术之大成，所举仙经神符，多达282种。当代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在《抱朴子内篇校释》的序言中谓：“总的来说，《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多种方术的包罗万象的重要著作。”《内篇》充实和发展了神仙道教的学说，促使道教转向以追求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在道教思想教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内篇》的问世，标志着金丹道教神仙理论体系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上层神仙道教勃兴的开始。
　　表现之二是，继葛洪之后，又出现了传授经系而形成的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教经箓派。
　　《上清经》系是由巍华存（252—334年）创始，由杨羲（330—387年）、许谧（？—376年）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经书为《上清大洞真经》及《黄庭经》等；《灵宝经》系是由葛巢甫（葛洪的族孙）所撰作而成，其主要经书为《元始无量度人经》；《三皇经》系是由西晋鲍靓传《三皇文》至东晋而显于世的，道教所说的《三皇经》，包括《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
　　《上清经》系的问世是杨羲和许谧、许翙继葛洪之后对神仙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发展，它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上清派其修行理论认为人身中各部位均有真神镇守，修道者思神服气、叩齿咽液、固精安神，辅以诵经念咒，便可以内保脏腑，外却灾邪，飞生成仙。上清派着重个人修炼，开创人物又均系高门士族出身，有教高的文化修养，因而易被上层<敏感詞>所接受和赞赏，这是此派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灵宝派以重视符箓科教和斋戒仪轨，注重劝善度人，宣称“普度一切人”。灵宝派在修持方法等方面，吸收了天师道和上清派的长处，使它的宗教活动能吸引群众，成为晋末宋初很有<敏感詞>影响的大道派。后衍变为阁皂宗。
　　巍晋时期，除上述葛洪金丹派神仙道教、上清派、灵宝派外，还有李家道、帛家道、于君道等较有影响的道派。另外，有显于后世的楼观道、龙虎宗、净明派，都可以追溯的巍晋时期。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出现了众多的道教改革家、理论家，经过他们的努力，使道教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为道教日趋成熟的时代。
　　在北朝 ，对北方天师道（正一盟威道演变而来）进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北巍的著名道士寇谦之（365—589年）。据《巍书·释老志》载，寇谦之“少修张箓之术”，为正一盟威道教徒，后又师成公兴，随其入嵩山修炼，隐居石室，服食采药。至神瑞二年（415年），感太上降临山顶，授天师之位，并赐《云中音诵新科之戒》20卷，命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寇谦之对道教进行改革的的总原则是“以礼度为首”。主要措施是“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使道教“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是时，诵习道经，亦改“直诵”为“乐诵”，即诵经时用音乐伴奏。经过寇谦之改革后的北方天师道被称为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 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老子“先天地生”、“为神王之宗”，是天地间至高至尊的神。理顺了以前道教信奉的群仙系统，把杂乱无章的原始道教提高到宫观道教的水平。
　　第二， 变原始道教为贵族和平民都能信奉的官方认可的正统道教。
　　第三， 设立道坛，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以炼气服食。
　　第四， 首创了帝王受道教洗礼，登坛受箓制度。
　　这样，由于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不仅在宗旨、组织、道经、斋仪等各方面创立了新道教的基本规模，而且将帝王和各级贵族吸收入道，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协调、密切了道教与统治阶层的关系，变农民为主的宗教为全<敏感詞>各阶的宗教，在道教发展史上起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的作用。因此，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便能够广泛传播开来，并一度成为北朝的国教。
　　继寇谦之之后，南朝刘宋时，又有庐山道士陆修静（406—472年），对南方的天师道进行了改革。
　　陆修静自少修习儒学，爱好词章，年长时弃家入云梦山隐居修道。
　　陆修静对南朝道教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他的《陆先生道门科略》中。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一套整顿、改革的措施。
　　首先，他提出整顿组织系统，健全三会日制度。三张时期，天师道的根本组织系统是“立治置职”，，掌管治的祭酒既是宗教骨干，又是行政官吏，祭酒的职权就是“领户化民”。而要不断的加强这种道官、道民之间的统属关系，还要有一些制度来保证。“三会日”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可是这个重要的制度在张鲁时期后逐渐废弛了。为此陆修静决心把“三会日”制度重新建立起来和健全起来，以期扭转已经混乱的组织状况。
　　其二是加强“宅录”制度，整顿名籍混乱的状况。所谓“宅录”，类似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户籍簿，即道民入道，须把全家的男女人口数申报登记。若有家口增减，皆须由户主携带宅录和命信（既敬神的信物）去本治上户或除名。道师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佑道民家口安全，禳灾祛祸。很显然这也是道教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在三张之后，这项制度也完全废弛了。于是就出现了诸如“或死骨烂，籍犹载存；或生皓首，未被纪录；或纳妻不上，或出嫁不除”的“糊涂账”。这样就很不利于对道众进行管理，自然也就不利于整个道教的正常发展。因此，陆修静主张彻底清理宅录，规定以每年三会日的最后一天，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限定那一天每个道民必须携带命信到本师治所，由本师给以注籍。
　　其三便是禁止道官各行其事，自行置职，健全道官按极晋升制度。张陵、张鲁时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道官制度较为严格，道官的升迁要按照一定程序来执行。但是这种能保证道官质量的制度在张鲁以后也逐渐的废除了，因此陆修静主要对祭酒进行了整顿，恢复和健全天师道过去的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的制度，强调必须“精察施行功德，采求职署，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态度。
　　其四是始创服饰规范。在《传授经戒仪注诀·衣服法第九》中，规定道士须具有“葛巾、单衣、被、履、手板”，并且要“皆应新净，勿用故败”，“富不得奢靡，贫不得秽陋，调和中适”。
　　宋明帝时（465—472年），他将收集的道书（其中有上清、灵宝、三皇各派的经典），加以整理甄别，鉴定其中经戒、方药、符图等1228卷，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泰始七年（471年）又撰定了《三洞经书目箓》，成为我国最早的道教经书总目，并奠定了后世纂修《道藏》的基础。他还在总结自天师道以来原有的各种斋仪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道教的斋醮仪范，以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陆修静编著有关斋醮仪范的著作多达100余卷，基本上完成了道教的科仪。著述中，继承了早期天师道（正一盟威道）三元日祭祀三官（天官、地官、水官）的仪式，对上清派、天师道等道派的斋醮制度作了明确的叙述和规定，使这些仪式中的祝香、奏启、请事、礼谢、原念等都统一起来。
　　经陆修静改革后的南方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在南朝曾得到一定的发展。不过它的发展很快被上清派和灵宝派的兴盛所遮掩，而逐渐不显于世了。
　　稍后于陆修静，南朝又出了个博学多才的道教学者陶弘景，他对以前流行于南方的葛洪金丹道教、杨羲的上清经箓道教及陆修静的南天师道，又进一步总结、充实和改革，开创了茅山宗。
　　陶弘景（456—536年）南朝齐、梁时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字通明，自号华隐居，谥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是陆修静门徒孙游岳的弟子。他中年隐居修道于茅山，着手弘扬上清经法，除广泛收集整理上清经外，又撰写带有教派史性质的《真诰》，著有《登真隐诀》、《真灵位业图》等重要道书。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神仙信仰体系。晋代、刘宋以来，到茅山修道的人很多，但并未把茅山发展成为上清派的基地。陶弘景居茅山后，开设道馆，招收徒弟，弘扬上清经法，使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传道基地，并形成了茅山宗。该宗特点是以上清经箓为主，兼收并蓄各派道法及儒释思想。陶弘景所开创的茅山宗，对后世道教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陶弘景在养生方面主张形神双修，养神与炼形并重。在《养性延命箓》中，他对养神、炼形、行气、导引、房中等养生方法都作了比较科学的阐述。在以医药学方面，他的成就也很大，著作也最多，在祖国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凄凉雪

四：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581—618年）实行佛道兼容政策，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隋文帝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称号便取自道经。文帝还建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隋炀帝崇道更甚，在位时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大业七年（611年），还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命于都城（长安）建玉清坛以处之。
　　道教在隋朝期间，其宫观庙宇和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这一时期，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等经系，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融合。在修炼方术方法方面，最突出的发展是“内丹”的兴起。
　　据《罗浮山志》记载，道士苏玄朗曾经隐居在句曲山（今江苏茅山）学道，得司命真秘。开皇（581—604年）年间，到罗浮山青霞谷，修炼大丹，自号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记》等。后著《旨道篇》，阐明内丹修炼之法。自此道教始知内丹矣。又鉴于《古文龙虎经》、《周易参同契》、《金碧潜通秘诀》三书文繁义隐，于是纂写《龙虎金夜还丹通元论》，归神丹于心炼。苏玄朗（元朗）用外丹名词解说内丹，提倡“性命双修”，以此为内丹修炼的核心。苏氏内视9年道成，冲举仙去。从他的言行看，可以说他是一位内丹理论家、实践家和宣传家。隋代苏玄朗倡导的内丹道，至唐代发展迅速，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唐代皇帝，因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所以便尊老子为始祖，自称为老子后裔，特别崇奉道教。
　　五德三年（620年），唐高祖诏改羊角山为龙角山，并建老子庙；七年（624年）亲至终南山谒拜老子庙；八年（625年），下诏叙三教先后，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令，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老子）”，道士女冠自今后以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可在僧尼之前，定道佛次序。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的唐玄宗对道教更加崇奉和扶植。他于开元九年（721年），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成为取得道士资格的皇帝；开元十九年（731年），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亲注《道德真经》，又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并把《老子》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将道士当作皇族看待；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两京（长安、洛阳）及诸州各置崇玄学，规定生徒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更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之书改名为真经；天宝八年（749年）追赠玄元皇帝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后又升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玄宗以后，唐肃宗、代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等不少皇帝都继续崇奉和扶植道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唐武宗。武宗于开成五年（840年）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年），诏授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封号广成先生；会昌四年（844年），授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
　　总而言之，在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唐帝王以道教为“本朝家教”（或谓“皇族宗教”），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因此，促使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
　　唐代道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涌现了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道士等纷纷研究和注疏《老子》、《庄子》，据不完全统计，隋唐时代注疏笺解《老子》近30家；<敏感詞>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著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体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崇玄学派，对当时和以后的道教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于开元（713—741年）中，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5700卷）。天宝七年（748年）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名《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3）道教科仪，在唐代有较系统的发展。道教科仪在南朝陆修静时已初具规模，唐代道士张万福、张继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对道教科仪、经戒法箓传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增删，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备。特别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850—933年）所著的《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科仪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成。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大多为后世道教所沿用。
　　（4）道教内丹道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金丹术（外丹服食）在唐代虽处于兴盛阶段，但已暗现衰相。由于服食金丹有副作用，因此便促使金丹术由外丹向内丹转变。内丹术可追溯到古代的神仙方术。在唐代，内丹道已有教大的影响，此类道书，纷纷出现。如崔希范的《入药镜》、吴筠的《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陶植的《陶真人内丹赋》等等。至唐末五代，道教内丹道已经盛行起来。这一时期倡导内丹道的著名者为钟离权和吕洞宾。故将其所倡导的内丹修炼术，谓之钟吕金丹道。后世道教全真派即尊钟、吕为祖师。
　　（5）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自南朝道教宫观制度形成后，道教宫观逐渐增多。到唐代，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
　　（6）在唐代，较大的道派是茅山宗，其次是楼观派，此外还有张天师一系的复起。唐天宝七年（748年），玄宗令有关部门审定张天师子孙，将有封植，以隆真嗣，并册追祖天师张陵为太师。至中晚唐时，逐渐形成龙虎山天师道，即所谓龙虎宗。这一派在帝王扶植下迅速壮大，为宋元以后龙虎山天师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楼观派是继北魏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另一道派。以陕西周至县楼观为它的活动中心。据传楼观为周时关令尹喜之故宅，晋永兴二年（305年），尹喜之弟太和真人尹轨下降古楼观，授楼观道士梁谌丹书数卷而去。两晋时，楼观道士很少。北魏太武帝始光（424——428年）中，道士尹通事马俭法师于楼观，道术精进，名声远播，颇受太武帝礼遇。于是道士牛文侯、尹法兴等人接踵而来，道士增至40余人。其后王道义、陈宝炽、李顺兴皆为世所钦敬。楼观道士逐渐增多。楼观道的鼎盛是从北周开始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尊礼道士王延、严达，在废除佛、道之后，又大量吸收楼观道士入通道观。隋文帝时，又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120名，羽流精炼，朝野宗奉。唐初，高祖对楼观道亦很器重，武德七年（624年）又亲诣楼观，祀老子。高宗时授楼观道士尹文操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大体说来，楼观道在北周历隋至唐初，一直是北方最大的道派，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一直比较兴盛。安史之乱后，方渐趋衰落。至金哀宗天兴（1232——1234年）年间，因遭兵燹，楼观焚毁殆尽。至元代，全真道加以修复，楼观道亦合并于全真道。楼观道士特别重视《道德经》，以它为主要的传习经典。
　　在五代（907—960年）的53年中，易五姓十三君，<敏感詞>动荡不安，给道教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其中仍有不少地方王朝崇奉道教。他们尊宠道徒，兴建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维系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前蜀王建、王衍父子崇信道教，尊礼杜光庭，径称天师；后蜀孟昶好金丹急房中之术；南唐李昪为茅山第十九代宗师王栖霞建玄真观，赐印、绶，号玄博大师。道教在各个地方割据政权的范围内部都有传播。道士则或遁迹山林，或则隐于市廛，皆由出世转入世，由追求成仙转而济世度人，以拯救现实的苦难，从而把儒家和佛教的某些修持方法和救世理想吸收到道教中来。在唐末五代，外丹术开始走向衰落，内丹术逐渐兴起并日益发达，这对以后全真教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著名的道士有李浩、谭峭、彭晓、谭紫霞等，他们致力于道教的理论、方术方面的研究和建设，使低潮中的五代道教仍向前迈进。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谭峭和彭晓。
　　谭峭，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生卒年无可考，名道陈抟曾言与他为师友。史称谭峭幼而聪明，及长颇涉经史，博闻强记，问则无所不知，文则清新华美。好黄老之学，精心研究，立志修道。谭峭经多见广，学识渊博，曾于终南山著《化书》。此书之思想对后世的内丹学、宋明理学等方面影响深远。英国的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谭峭的《化书》是唐宋时期道教典籍中最有独创性的著作。
　　彭晓，字秀川，自号真一子。永康（五代后蜀设置，故治在今四川崇庆县西北）人。曾在后蜀任过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的官职，受赐紫金鱼袋。平希好道，善修炼养生之术《正统道藏•太玄部》收有他所作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和《周易参同契鼎器歌明镜图》一卷。

五：宋辽金元时期
　　经过五代十国短暂的动乱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后，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北宋历代帝王承袭唐朝道儒释兼容和对道教崇奉扶植政策，其中真宗、徽宗尤以崇道著称。
　　宋真宗赵桓崇奉道教，除了效法太祖、太宗召见道士、营建宫观外，又有一些新的方面。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称赵氏始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赵玄郎下降于延恩殿。于是，加封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次年（1013年），虔诚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行幸亳州太清宫，谒拜老子神像。宋真宗还制定了一些节日，以三月三日“天书”初降日，为天庆节；以六月六日“天书”降于泰山，为天贶节；以四月一日“天书”降于皇宫，为天祯节；以七月一日圣祖初降，为先天节；以十月二十日圣祖降延恩殿，为降圣节。真宗在位期间，还大量兴建道观，召见著名道士，命王钦若、张君房等编辑《道藏》。大中祥符（1008—1016年）初，真宗曾命王钦若总领修校道经，共4359卷，并撰成篇目进上，真宗赐名《宝文统录》，并亲自为之作序。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又命王钦若再次校理道经，与张君房一起，修成《大宋天宫宝藏》，共4565卷。张君房又据以辑成《云笈七签》122卷，进呈皇上御览。《宝文统录》和《大宋天宫宝藏》奠定了后世编修《道藏》的基本格式，对道教教理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宋徽宗对道教的崇信更甚：
　　1、政和七年（1117年）二月，称天神青华帝君下降宣和殿，又夜梦老君谕曰：“汝以宿命，当兴吾教。”四月，徽宗授意道录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从而把道教变成了国教。
　　2、崇宁元年（1107年）建长生宫于京都。政和三年（1113年）建玉清和阳宫（旋改名玉清神霄宫），后又建葆真观、上清宝箓宫等。政和七年（1117年）下令将全国的天宁观都改名神霄玉清万寿。宣和元年（1119年）京师神霄宫告成，徽宗又亲自撰《神霄玉清万寿宫记》，赐天下勒石。
　　3、上玉皇大帝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仁体道昊天玉皇上帝”，上地祗为“承天效法厚德含光大后土皇帝祗”。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配享“混元皇帝”老子。<敏感詞>诸神，并有封号。
　　4、政和四年（1114年）初置道阶。重和元年（1118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阶八等；始立道学制度，学道之人，可入州县道学教养，每年试经拔举，分若干品级；令太学和辟雍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员，不久又于诸州添置道学博士。宣和三年（1121年），令三京置女道录、副道录各一员。
　　5、重和元年（1118年），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汉至五代为《道史》，本朝为《道典》。徽宗自崇宁年间（1102—1106年）即始谕天下搜求道书，至政和三年（1113年）十二月，又召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编成《万寿道藏》，共5481卷，并送福州闽县刻板。
　　北宋时期，茅山派仍然活跃，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自神宗时即出入宫中，后徽宗又为其造天宁万寿观，并赐号葆真观妙先生。天师道经过近百年的沉寂，渐次兴起，如龙虎山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崇宁三年（1104年）应召赴阙，颇受徽宗礼遇。明年五月，赐号虚靖先生，其父兄辈亦皆赐爵。符箓道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并占主导地位。神霄雷法开始流行。
　　经过隋唐五代的酝酿、积聚，北宋时期内丹学术广泛传播开来。宋初的陈抟和神宗时的张伯端等著名的道士，对道教内丹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抟是五代末北宋初著名道士，修道于华山，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一生致力于养生之道，著有《无极图》（刻于华山石壁）和《先天图》，还著有论述道教修炼的《指玄篇》（81章）等。陈抟关于内丹修炼的五个阶段（即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还虚）和四阶段工夫（即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系统总结，对后来南北二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抟之后，在北宋期间，对道教的炼养及理论方面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便是张伯端。
　　张伯端（984—1082年），字平叔，号紫阳山人，是北宋时期内丹学说的集大成者，著有《悟真篇》、《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金丹四百字》等内丹著作。其代表作《悟真篇》对丹道理论及方法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张伯端认为道、儒、释三教虽分三，道乃归一。他主张金丹为修仙之至道，并强调先“命”而后“性”。《悟真篇》说：“学仙须是学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并认为“不识真铅正祖宗，万般作用枉施功”。排斥与金丹不同的修炼方术。《悟真篇》与《周易参同契》齐名，被道教推为内丹术之正宗。北宋后，道教之主内丹者，莫不祖述《悟真篇》。在其内丹学说影响下，至四传弟子白玉蟾（1194—？年）时，形成了所谓“金丹派南宗”（相对于全真道北宗）。
　　金丹派南宗又称紫阳派，创始人白玉蟾，本名葛长庚，字如晦，号海琼子、琼山道人、五夷散人，生于海南琼州。幼举童子科。后于武夷山中师是陈楠，学内丹及雷法，并随之云游各地。陈楠羽化后，乃披发佯狂，浪迹江湖。嘉定十年（1217年）收彭耜、留元长为弟子，建立靖治，开始传教活动。第二年，游西山玉隆万寿宫，适逢建醮，都宫门请白玉蟾“为国升座”。又于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颇得名声。著有《上清集》、《玉隆集》、《五夷集》等。白玉蟾以北宋张伯端为本派始祖，继承了张伯端的内丹理论，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并把理学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学说纳入道教的修炼方法中。又“参学大洞法箓，奉行诸家大法”，把神霄雷法与内丹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内炼成丹、外用成法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丹理论。张伯端的思想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被奉为道教内丹派南宗开山祖师，尊称“紫阳真人”。
　　宋室南渡以后，形成了南宋与金、元南北对峙的局面。当时道教内部宗派纷起，在金元之际，北方先后出现了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等道派。
　　太一道为卫州（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1166年）于金初创立。该派重符箓斋醮，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七传以后逐渐与正一道相融合。
　　太一道创立于金熙宗天眷年间（1138—1140年）。始祖为萧抱珍，他以“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教旨，概称其数为“太一教”。始祖萧抱珍，卫州人。他声称曾得仙人所赐秘箓，擅长祈祷诃禁法术，在乡间郡里常以符箓、符水为百姓治病；用祈祷咒语驱除蝗灾、求雨，利用这些济世利民的手段，得到河北地区民众的尊崇。他以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为名，在河南济县建立了第一个庵堂，信奉者日众，从此创立了太一教。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被召至京，为皇室治病，受到礼遇，赐改庵堂为“太一万寿观”，太一道从此显赫。金大定二年（1162年）诏准入粟购买度牒，道士所居之处，没有名额者，也可以输买，因此萧抱珍又建太清、迎祥两观，广招信徒入教。太一教借皇家的宠遇，得以在北方地区迅速发展，使太一教初具规模。萧抱珍卒于大定六年（1166年），赐号“太一一悟传教真人”。太一教以“元气混沦，太极剖判，至理统一”为教门宗旨，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教门法则，是儒、道思想结合的体系。以老子“弱者道之用”为处世原则，以崇尚符箓为行世手段。信奉者需出家，尊守教门戒律；居住宫观始称庵，后改称宫，墓称塔。接受法嗣者必须先受秘箓法物，改姓始祖“萧”姓，这是所有道教派别中仅有的一派。
　　太一道与当时兴盛起来的真大道教、全真教一样是以拯救民众和<敏感詞>为目标的重视实践性的三教合一的道派。
　　真大道亦创立于金初，创始人为沧州乐陵人刘德仁（1120—1180年），号无忧子。自幼喜读诗书。靖康之乱后，迁居盐山。由于身历北方<敏感詞>的战乱，颇受流离之苦，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同时又受儒家、佛教的影响，把挣脱苦海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于是他自称遇一白发老翁（暗示老子），授以《道德经要言》，以此言论为救世大道的理论基础，对己可以修身，对人可以化度，在河北一带民众中广为流传。信徒渐渐增多后，便创立了大道教。刘德仁立教规九条：
　　（1） 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
　　（2） 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
　　（3） 除邪淫，守清静；
　　（4） 远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
　　（5） 毋事博奕，毋习盗窃；
　　（6） 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
　　（7） 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
　　（8） 毋恃强梁，谦尊而光；
　　（9）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大道教居处始称庵，后为宫观，墓称塔，与太一教同。大道教发展到第四祖毛希琮时改大道教为“真大道”，以区别以前之大道教。该派的特点是以清心寡欲、谦卑自守、力作而食为教旨，以无为保正性命，以无相驱役鬼神为教行。信教者须出家，遵守教戒。真大道教流行于河北燕京地区，所建宫观甚多，如大都之天宝宫、玉虚宫；平谷之迎祥宫；房山之隆阳宫等，但现存无几。该派以《道德经》为教旨，不尚炼丹飞仙之事，而颇重默祷召劾为人治病，主张出家苦行。元以后，逐渐衰落并消失，或已合并于全真道。
　　全真道，是金代兴起于北方三大新道派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派别，因始祖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而得名。该派创建于金大定（1161—1189年）年间，创立者王喆，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威德。入道后始改名为喆，字知明。因仰慕陶渊明之高风亮节，取号为重阳子。早年为儒生，兼习射骑。道书载，金正隆四年（1159年）曾于甘河遇仙人密付口诀，饮噀神水，自是断绝俗念，悟道出家。于终南山筑墓穴名曰“活死人墓”，开始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云游至山东宁海，遇马钰（道号丹阳子）、孙不二（号清静散人）拜以为师，从此宣扬全真之道。后又收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丘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子）为弟子，并在文登、莱州、登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大定九年（1169年），与弟子马玉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西归，羽化于道中，葬于终南山刘蒋村，从此全真道尊为祖庭，金章宗赐庵名灵虚观，后元太宗加封为重阳万寿宫。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封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王重阳著有传道诗千余首，编于《重阳全真集》内，又有《重阳教化集》、《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分梨十化集》等。
　　该派主张三教合一，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内丹修炼，不尚符箓与黄白之术，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不蓄妻子，持斋茹素，并制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全真教由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宗教而兴起，援儒摄佛，吸收二教思想，形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三教合一的新道教派别。为了广招信徒，把《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列为信徒必读经典，教人“孝谨纯一”，“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注重在下层民众中传教，广为结纳中层士大夫阶级，谋求上层达官贵族、皇家宗室的支持，因此教派基础深厚，思想意识渗透到各个阶层，影响深远。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重阳传有七徒，是为“全真七子”，他们都对北方全真道的传播合发展作过重大贡献。其中以丘处机最为突出。丘处机（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山东登州栖霞人。19岁出家入道，次年于山东宁海全真堂拜王重阳为师。当丘处机嗣教时，正值金元之际。金兴定三年（1219年），宋宁宗谴使召请，不应。元太祖闻其名，自乃蛮（今蒙古境内）谴臣持诏召请，丘处机以71岁高龄率十八弟子，从莱州出发，跋涉万里，历尽艰辛，历时两年多到达西域大雪山与成吉思汗相会。“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见《元史•丘处机传》）。太祖深契其言，礼遇甚隆，尊为神仙，命他掌管天下道教事，又受赐金虎符，许他便宜从事，并赦免全真道士的赋税。这就为全真道的鼎盛奠定了基础。丘处机于1224年返大都（今北京），住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此处成为全真道的活动中心。丘处机在此演教，立龙门之宗。在他的努力下，全真道的宫观数量和道教徒人数都迅速扩充，全真道进入鼎盛时期。丘长春著作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潘溪集》等。
　　全真教之所以比太一教、大道教兴盛、流传长久，除了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徒能恪守戒律，遵守规劝，注意自我的身心修养，得到民众的尊崇。全真教徒注重教史的修撰，第一部著作是真常真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其次是全真子宋披云继凿龙山道教石窟，重刊《金藏》于平阳。秦志安撰《金莲正宗记》，前收钟、吕，后述七真，是一部全真早期的教史。其后他在修撰，《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等有关全真教史料，保存了有价值的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道谦，以儒士入道，终身未尝废书。历任重阳宫主事，京兆道门提占，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除自著《筠溪集》外，还著有《终南祖庭仙真内传》三卷、《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记》三十卷、《甘水仙源录》六卷，使全真教史大备，历来为道教史家所重视。
　　自从全真道兴起以后，道教便出现了“北宗”与“南宗”的分立。南宗即北宋张伯端所传一派，主要活动于南宋时期。至元代中后期，在与南北二派均有师承关系的陈致虚（1289—？年）的努力下，紫阳一派亦归于全真，被称为“南宗”，王重阳一派，被称为“北宗”。
　　与北方三大道派兴起的同时，在南方除旧有的龙虎天师、茅山上清、阁皂灵宝等三山符箓诸派之外，这时自称独得异传而别立宗派者甚多，主要有从天师道衍化而来的神霄派，由上清派衍化而来的清微派，由灵宝派分化而来的东华派和净明道。
　　神霄派以传习“神霄雷法”而得名，假托其道法出自元始天王之子神霄玉清真王。实际上该派创始人是北宋末江西南丰道士王文卿（1093—1153年）。他曾被宋徽宗召见，拜为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不久又拜金门羽客，升凝神殿侍宸，赐号“冲虚通妙先生”。王文卿退居乡里后弟子甚多，得其传者依次有新城高子羽、临江徐次举、金溪聂天锡等人。其后得其传而最显著者则为临川谭悟真，据说“人不敢称其名，但谓之谭五雷”。北宋时在朝的名道士也多习神霄雷法，如林灵素、张继先、刘混康、徐守信、萨守坚、万宗师等。宋元间传神霄雷法的还有莫月鼎。神霄雷法还影响宋元间其它道派。例如张伯端所创金丹派南宗，从四祖陈楠开始兼传神霄雷法，陈楠之徒白玉蟾撰有雷法著作多种。
　　清微派以传习“清微雷法”而得名，假托其法出自清微天元始天尊。据《清微仙谱》称，该派创始人为广西永州人祖舒，南宋理宗时传至九代南毕道。实际上清微派是从南毕道、黄舜申师徒传授清微雷法开始兴盛起来的。南毕道，（1196——？）四川眉山人，宋理宗时任广西宪司。其幕僚黄某之子黄舜申得疾，南毕道治愈之，并悉以清微雷法受黄舜申。黄舜申（1224——？）遂成为清微派第十代祖师。宝佑中（1253——1258年），黄曾出任检阅，以擅雷法闻名京师。宋理宗召见，赐号“雷囦真人”。元世祖至元丙戌（1286年），黄又应诏赴阙，未几乞还乡里，隐于紫霞湖沧州之上。元室赐号为“雷渊广福普化真人”。黄舜申是清微道法的集大成者，门徒颇多。清微派的道法书现存主要有《清微斋法》、《清微元降大法》、《清微神烈秘法》等，另外《道法会元》中也保存有不少清微雷法著作。
　　 净明道是南宋初年，西山道士何真公创立，是由灵宝派演化出来的一个分支。它尊奉许逊为祖师，称其法箓出于许逊之传。何真公所创之净明道，除传行一种称为“净明法”的符箓外，还重心性和内丹的修炼，特别是在其教义中力主以忠孝为本。何真公后嗣无人，其所创的教派后来被玉真子刘玉新建的净明道延续下来。刘玉（1257——1308年），字颐真，号玉真子。原籍鄱阳石门（今属江西），后迁至南昌建康。弱冠而孤，志存方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刘玉声称净明法师胡惠下降，告之“净明大教将兴，当出八百弟子，汝为之师”，并说元贞二年（1296年）腊月，许真君当降其家。于是，许多信徒投奔在刘玉门下。此后，刘玉便在西山一带开展传教活动，并陆续建立了一些坛、靖等宗教活动据点，使湮没百年的净明道再次兴盛起来。刘玉新建的净明道实际上是何真公净明道的延续何发展。刘玉羽化前以教事传付弟子黄元吉。黄元吉（1270——1324年），字希文，人称中黄先生，豫章丰城（今属江西）人。年十二，入西山玉隆万寿宫为道士。后从刘玉，得旌阳许真君忠孝之教。为人刚介，治众甚严。晚年以其教游说京师。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羽化于京中崇真万寿宫。其弟子著名的有陈天和、徐慧、刘真传、熊玄晖、刘思复、黄通理等。继黄元吉掌教的净明宗师为徐慧（1291——1350年），一名徐异，号丹扃道人。他编辑净明道诸位祖师传记、神降法语及刘玉、黄元吉语录，著成《净明忠孝全书》六卷。徐慧之后，净明道传承法嗣不明。元以后一说合并于正一道，一说归于全真道。
　　东华派是从灵宝派分化出来的一个新道派，创始人是南宋初的宁全真。宁全真（1101——1181年），字本立，开封人。曾从田思真和仙人任子光受教，得东华、灵宝二派之传，遂将二系教法合而为一。从此道业大进，以斋醮祈祷之术行化南方。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金国南侵，高宗特旨召全真入殿廷，命奏章于天地，祈求国家平安。事毕，赐号“清微高士”，封“赞化先生”。以后国家每有斋醮之事，常命全真主典。晚年居浙江何淳真家，讲授道法，所传弟子甚多。宁全真所创的东华派，在上清、灵宝派传统的存思神真的基础上，吸收了内丹丹法，重视行法者个人的内炼工夫，把静坐修炼视为彻视通神、斋醮炼度之本。东华派传至元代林灵真时，又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林灵真（1239——1302年），原名伟夫，字君昭，温州人。累举不第，乃弃儒从道，舍宅为观。从林虚一、薛熙真学东华道法。三十八代天师命其为温州路玄学讲师，不久升任本州道录。主持温州天清观，受教弟子百余人，龙虎山天师道弟子董处谦和后任玄教大宗师的吴全节，皆曾受其学。
　　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天师道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全真道在南方有较大发展。<敏感詞>力量较为薄弱的各道派则逐渐与天师道或全真道相融合，符箓各派（如茅山宗、阁皂宗等）融入天师道（龙虎宗）之后，统称为正一道，从而形成正一和全真两大道派。经元、明、清各代，流传至今。
　　宗元之际，正一道与元朝皇室关系密切，因而在元代颇受尊崇，愈加兴盛。据说早在灭南宗之先，元世祖便于1259年派密使潜入龙虎山，访问35代天师张可大，向他不问统一天下之事。张可大回答说：“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南宗灭亡后，忽必烈乃于至元十三（1276）召见张可大之子，第36代天师张宗演，赐以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命他主领江南诸路道教，赐给银印。次年又封张为真人，命于长春宫主持周天大醮。从此之后，元朝历代师嗣位，皆沿例赐为真人，袭掌三山符箓及江南诸路道教，有权荐举任免江南各地的道录与宫观提点，奏请新建宫观名额及度牒，并可“自出牒度人为道士”。元代天师中最荣耀者为第38代天师张与材，他因劾治潮患有功，于成宗大德八年（1304）被封为“正一教主”，武宗即位后又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给金印，秩视一品。第39代天师张嗣成，于泰定二年（1325）被封为“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并授集贤院知事，掌管天下道教事务。
　　元代正一道士中还出现了荣耀超过天师的张留孙、吴全节师徒。张留孙（1248——1321）原是张宗演弟子，至元十三年随师入朝，对答称旨，遂留侍阙下。元祖常向他询问修身治国之道，又曾为皇太子、皇后请祷治病有验，因而得到宠信，被封为上卿，赐给宝剑，并敕命两京各建崇真宫，让张留孙居之以掌祀事。至元二十五年（1278），又加封他为“玄教宗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西荆襄道教事”，佩银印。此后元世祖对张“宠遇日隆，比于亲臣”。或命其出祠名山大川，或奉旨去江南访求遗贤，又受命为武宗、仁宗取名，参与任命宰相的决策等等。后来元成宗、武宗、仁宗等朝，对张的宠信亦始终不衰，“朝廷有大谋议，必见咨问”。他被加封的头衔愈来愈显耀，官阶也从三品进至一品。元成宗时被封为“玄教大宗师同知事集贤院道教事”，追赠三代魏国公。元武宗加封“大真人知集贤院大学士”。仁宗又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其封号长达43字，可谓显赫无比。至治元年张留孙去世，又被元英宗封赠“真君”之号。其门下高徒有75人，其中封真人并分掌各地道教提点者7人，另有9人被命为宫观提点。
　　张留孙大弟子吴全节（1240——1321），出身儒门，随其师至大都。大德十一年（1370）被授为“玄教嗣师”。至治三年（1322）继承师位，出任玄教大宗师，赐真号，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他掌教25年，好与儒士结交。曾于至顺二年（1331）进陆九渊《语录》于朝，使陆氏心学为元室所重视，又曾荐举吴洽澄、阎复等儒臣。他去世后，夏文泳、张德隆、于有兴等人相继出掌玄教宗师。直至元朝灭亡后，明太祖只承认张天师后嗣，而不承认玄教宗师，张留孙的玄教法嗣遂告终结。
　　正一道不出家，多从事符箓斋醮，祈福禳灾；全真道主张“全神炼气，出家修真”，建立了传戒和丛林制度。

凄凉雪

六：明 清 时 期
　　明朝建立以后，道教承宋元旧制，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系，官方发给不同的度牒。明朝皇室因鉴于世居龙虎山张陵后裔在道教中的影响，一方面肯定了元代授正一道教主的地位，但又革除“天师”称号，改授为正一嗣教真人。在明代皇帝中，特别崇奉道教的明世宗（朱厚熜1522—1566年在位），他自号“玄都境万寿帝君”，躬亲礼斋，许多道事士被授予“少保”、“礼部尚书”等官衔，参与朝政。明代历世还在京师设置道箓司，在各府设置道正司，在各县设置道会司，将道教事务列入朝廷行政管理的范围。
　　明朝正一道的<敏感詞>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早在1361年朱元璋攻占南昌时，正一道第42代天师张正常就曾谴使拜谒，密告“符命”，与朱氏接上关系。明朝开国后，张正常于洪武元年（1368年）入朝礼贺，明太祖封他为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洪武五年，又敕令张氏永掌天下道教事。从此正一天师便上升为道教各派首领，其地位较元代正一天师统领江南道教更高。张正常以擅长符水治病术闻名，羽化于洪武十年（1377年）。其子张宇初嗣位后，袭封正一嗣教大真人，领道教事。此后明朝历代天师皆沿例袭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教。张宇初博学能文，撰有《道门十规》。该书吸收全真道性命双修及严守清规戒律之宗旨，指出道士应遵守的10条戒律，以之推广于道教各派，意图整顿道教。他还撰有诗文集《岘泉集》，对道教思想宗旨及修持方法多所发挥，堪称宋元以来最有学识的正一天师。张宇初还曾奉敕设醮建斋，重建龙虎山上清宫。
　　明太祖认为禅宗与全真道“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习”，无助于伦理教化，故重视正一而贬抑全真。因此全真道在明代<敏感詞>地位下降，教团发展受限制，其势力远不及金元时代。
　　全真道自元代以来，七真门下各自开派，形成7个支派。其中丘处机所开龙门派势力最强。该派传至明代，出现以戒律密传的“龙门律宗”。此宗以丘处机门人赵道坚为第一代律师，赵传张德纯，张传陈通微，陈传周玄朴。周玄朴是龙门第四代律师，受法于洪武丁卯（1387年）。周玄朴后传于张静定、沈静圆，龙门律宗此后分作张、沈二支流衍。
　　明世宗时，有龙门第4代弟子孙玄清（1517——1569年），得山东崂山李显陀、铁查山通源子及斗篷张真人之传，颇有道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至京师白云观坐钵修炼，祈雨有验，诏赐“紫阳真人”之号。孙玄清门下形成“金山派”，亦称崂山派，属龙门支派。
　　明代著名的道士还有张三丰、邵元节、陆西星等。其中最为有名的道士是张三丰。其人生卒年代不详，曾在湖北武当山（一名太和山）修道，后离武当山隐居。太祖、成祖均曾谴使寻觅，不遇，乃营修武当宫观。道教从而有南派之武当道，据《诸真宗派总簿》载，武当道派有自然派、三丰派等传衍近代。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张三丰被封为“通微显化真人”。
　　邵元节（1459——1539），字仲康，号雪崖，江西贵溪（一说安仁，即今江西余江）人。 居龙虎山上清宫。师事范文泰、李伯芳、黄太初。不应宁王朱宸濠之召，放浪形骸于江湖间。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征之入京，召对便殿，颇得世宗赏识，达十五年之久。邵元节虽位极人臣，但他谨小慎微，很少干预朝政，专心祷祀。著有《太和文集》。
　　陆西星（1520——1606）为明代内丹东派开创者。字长庚，号潜虚子。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擅文词，兼工书画。因屡试不中，乃弃儒入道，入山隐居。自称得吕洞宾真传，著书立说，阐发内丹之旨，遂开内丹东派，被后世道士尊为内丹东派之祖。著有《方壶外史》八卷，包括经典注释及丹法十五种，《南华附墨》八卷。近现代一些学者考证，著名神怪小说《封神演义》的原作者实为陆西星。
　　在明代，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明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正统九年（1444年）英宗继承成祖之志，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道藏》，次年（1445年）编成《正统道藏》5305年卷，凡480函。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命续补《道藏》，凡32函，180卷，名《万历续道藏》。与《正统道藏》合计共5485卷，512函，即现存之明版《道藏》。成为道教史上现存最完备和最重要的经籍总集。
　　自明中叶后，道教衰微的势头已较为明显。到了清代，朝野重佛抑道。乾隆年间（1736—1795年）宣布黄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限制天师职权，取消其道教之首的地位，由二品降至五品，并禁止其差遣法员传度。到了道光（1821—1850年）年代，又取消了传统的张天师朝觐礼仪。道教丢失了与朝廷的联系，其地位逐渐下降。
　　清代满州贵族兴起于关外，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入关后重视利用儒学治国，对道教虽仍予以保护，但远不及明朝那样尊崇。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笼络汉人，对道教还略有重视和利用，依明朝旧例封赠正一真人，令其掌管天下道教。顺治八年（1651年），第52代天师张应京入朝觐见，敕授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给一品印。顺治十二年，第53代天师张洪任入觐，袭封大真人，并敕免本户及龙虎山上清宫各色徭役。康熙皇帝曾命第54代天师张继宗进香五岳，祁雨治河，袭封大真人，授给光禄大夫品级。雍正皇帝笃信禅宗，对道教方术亦感兴趣。认为“道教炼气凝神，与儒家存心养气之旨不悖”。雍正五年（1727年），第55代天师张锡麟入觐，依前朝旧例袭封大真人，授光禄大夫。雍正皇帝晚年多病，于雍正九年召龙虎山正一道士娄近垣入宫，设坛礼斗，以符水治病有验。娄近垣因此被封为妙应真人，赐四品龙虎山提点，又拨官银修茸龙虎山宫观，置买香火田数千亩。娄近垣在清代正一道士中最有学问，撰有《龙虎山志》18卷，文字通达。又撰《阐真篇》，对禅宗及全真道内修法颇有见识，被选入雍正所编《御选语录》。
　　自乾隆时代起，因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理学，释道二教的地位大为贬降。清代正一道虽趋衰微，但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据康熙六年统计，全国道士有21286人，约当僧尼总数的五分之一。自乾隆年间废除僧道度牒制以后，僧道数量增长很快。而且随着清朝疆域地开拓，汉族向边疆地区迁移，一些原来很少有道教的地区，如东北、新疆、内蒙、<敏感詞>等地，也陆续建起道教宫观，有道士住持，供奉香火。据《诸真宗派总簿》所记，正一、茅山、清微、灵宝、净明等符箓道派至清末皆传承不绝，尤以正一、清微两派分支最多。此外还有奉萨守坚的西河派、天山派、奉真武大帝的武当派，以及九宫山派、张玉皇高上派等正一支派。这些道派虽传承不绝，但其学说及修持方法多已相互融合，彼此区别不大。
　　清朝初年，全真道再次面临与其初创时期相似的形势。500多年前曾入主中原的金朝女真族后裔，又一次趁乱入关，建立了大清帝国。民族矛盾又趋尖锐，剃发易服之辱，折磨着汉族人士的心灵。全真道龙门派宗师王常月应运而出，以振兴道教，恢复祖风自任，传戒弘教，使明代沉寂已久的全真龙门派出现了中兴景象。
　　王常月（1522——1680），号昆阳子，山西潞安人。少年出家云游四方，参访明师50余人，得龙门派第六代律师赵真嵩之传，成为第七代龙门律师。王常月受师父之嘱托，看准时势，改革旧制，以公开传戒度人出家，整顿教规作为振兴宗门的主要手段。满清入关之处，王即从隐居的嵩山北上京师，挂单于北京白云观，被道众推举为方丈。他的传戒活动得到清廷许可。顺治十三年（1656年），王奉旨主讲白云观，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一时南北道流纷纷来京受戒。康熙二年（1669年），王常月率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立坛说戒，皈依受戒者甚多，龙门教团于是大盛。王常月羽化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据说活了159岁。康熙帝敕赠“抱一高士”，命于其墓上建响堂塑像，每年都派官致祭。其著有《碧苑坛经》二卷，又名《龙门心法》，是弟子们整理他在南京碧苑登坛说戒的语录而成。龙门派所传戒法分为初真戒、中极戒、天仙大戒三级，王常月将此三级戒作为实践真功的基础。王羽化后，其弟子继续在东南江折诸省开坛传戒，形成不少龙门支派。例如黄虚堂开创苏州浒墅关太微律院支派，其弟子有孙碧阳。金筑老人盛青涯开创余杭金筑坪天柱观支派，门下有潘牧心、王洞阳、潘天涯等递相嗣传。吕云隐开戒于苏州冠山，门庭颇盛，其弟子吕全阳、鲍三阳、樊初阳、丘寅阳、徐艮阳、钱函阳、孙则阳、归南阳、邵悟真等人，活动于苏州、无锡、湖州一带。陶靖庵开创湖州金盖山纯阳宫云巢支派，门下有陶石庵、徐紫垣、徐隆严等相继嗣传。
　　龙门律宗除王常月门下诸派外，还有与王同辈的沈常敬（1523——1653）所传派系。沈常敬隐居江苏茅山，门下有孙守一、高守圆等大弟子。孙守一弟子周太朗，开创栖霞金鼓洞支派，四方从学者达千余人。孙氏另一弟子范太清，住持天台山崇道观，为东南龙门派一大道场。周太朗再传弟子沈一炳、闵一得，均为清代道教内丹术著名学者。闵一得住持金盖山纯阳宫，撰《金盖心灯》八卷，详记明清龙门派传承历史。又编辑《古书隐楼丛书》，收明清道书28种，多为内丹学著作。
　　除东南地区外，清初至乾嘉年间，全国各地，甚至全真道历来影响甚微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也都出现龙门派活动的踪迹。在东北，有辽阳道士郭守真于明末赴马鞍山师事龙门第7代道士李常明，后返归辽东，隐居本溪铁刹山八宝云光洞修道30余年。康熙初年应盛京将军乌库礼之请，住持盛京（今沈阳）太清宫传戒，受戒者先后达数百人。在西北，有龙门派第11代道士刘一明，隐居甘肃金县栖云山修炼多年，往来于兰州，陇上士庶多与之交往。刘精通内丹易学，著有《道书十二种》，流传颇广。在江西有龙门第八代道士徐守诚，隐居西山修炼，门下有谭太智、张太玄、熊太岸等弟子。在广东有龙门派第11代道士曾一贯，于康熙年间入罗浮山任冲虚观住持，其徒柯阳桂门下弟子百余人。在四川有龙门第10代道士陈清觉，于康熙初年从湖北武当山来到青城山，后住持成都二仙庵，开创龙门碧台丹洞宗。二仙庵与武昌长春观、西安八仙庵并称为天下龙门派大丛林。
　　在云南鸡足山，还有被称作“龙门西竺心宗”的特殊道派。该派创始人鸡足道者（原名野怛婆阇），本为月支国人，自称元末从印度来滇，精通“西竺斗法”，常诵咒不绝。顺治十六年（1659年）鸡足道者赴北京白云观皈依王常月门下，受龙门戒法，改名黄守中，成为龙门派8代弟子。后归鸡足山，创“龙门西竺心宗”。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闵一得游历鸡足山，还曾见到黄守中，并从他受西竺斗法而归。
　　总之，自明末清初至清代中叶，龙门派遍传全国各地，其势力远远超过正一道派及其它全真道派，与佛教禅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地位相当，故世有“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

七：近 现 代 道 教
　　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敏感詞>。道教不仅受清统治者的抑制，也受到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影响，呈现出较复杂的局面。军阀混战，地方割据，使本来派系众多的道教进一步民间化宗派更加增多。1929年北京白云观所收箓的正式道教宗派就有80余个，还有许多非道非佛、亦道亦佛的民间宗教组织。道教受到外来的现代文化思想的巨大冲击，加速了与<敏感詞>各种思想的融合。但是，在我国民间，道教思想与信仰仍保留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战争期间，道教中有不少道徒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反帝、反封的斗争。武当山道众掩护红三军，救治红军伤病员；江苏茅山和广东罗浮山的道众积极支持新四军、解放军抗击日寇和国民党<敏感詞>派，还有不少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
　　解放前，道教界曾成立了不少教团组织。1912年，北京白云观方丈陈毓坤主持成立了以全真派为主的“中央道教会”；同年秋，龙虎山62代天师张元旭在上海成立了以正一派为主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旋复成立“上海正一道教公会”；1927年上海火神庙成立“中国道教总会”；1932年上海道教正一、全真两派联合成立“中华道教会”；1942年上海浦东钦赐仰殿成立“上海特别市浦东道教同人联谊会”；1942年上海浦东道士又成立“上海特别市道教会”；1944年以上海白云观为中心成立了道教正一、全真两派联合的全国性道教社团。当时上海道教界最为活跃，全国各地道教界亦随之效法，各种各样的道教组织纷纷兴起。如沈阳太清宫与1912年成立了“中国道教会关东总分会”，1941年西安八仙宫成立了“陕西道教会”，<敏感詞>还有很多。因这些道教社团组织，大多属宗派或地方性质，各自为政，很少联络。所以就总体来说，解放前的道教界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组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敏感詞>主义建设时期，道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徒的信仰得到尊重和保护。宫观中旧有的封建性法规被废除，成立了民主管理机构，道士们也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7年，经过一年的筹备，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白云观正式成立，岳崇岱为第一任会长。1961年，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道教全国代表会，选举陈撄宁为会长。在陈会长的领导下，中国道教协会设立了研究室，创办出版了《道协会刊》，开设了道教知识进修班。
　　“文革”中，道教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冲击，宫观被封闭，道教活动被停止，中国道教协会也被迫停止了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新落实，中国道教协会也恢复了工作。1980年、1986年、1992年、1998年，先后召开了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代表会议。全国各地的主要道教宫观也陆续恢复开放，其中21座较大的宫观，于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宫观。1987年创办了《中国道教》杂志，先后编辑出版了《道教手册》、《道教文化丛书》、《道教大辞典》、《道教神仙画册》等数十种书刊。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成立，在此之前中国道教协会曾先后举办了多期培训班，为培养道教接班人作了积极的工作。1989年，中断了树十年的全真派传戒活动恢复了，第一次传戒活动在北京白云观举行。王理仙道长为白云观方丈及戒坛律师。受戒道徒75人。1995年，中断多年的正一派符箓活动在江西龙虎山恢复。同年在四川青城山举行全真派第二次开坛传戒，傅元天升为方丈和戒坛大律师，受戒道士546人。
　　目前，中国道教进入了它在近200年来最兴盛的时期。全国广大道教徒在爱国爱教的道路上，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参加祖国的<敏感詞>主义建设。

凄凉雪

无量天尊
　　三千六百度大罗周天内外，浩浩然、荡荡兮。
　　大明、大清、大正、大慧之大道皆觉也。
　　大道所从者万万哉，究其根本，乃尚太极并太虚。
　　谓之太极者，存也；谓之太虚者，渺也。
　　从疏观，得二者，真思惟一也。
　　既极即虚，即虚既极。
　　晓谛，行众事而弗盲逾野哉。
　　推两仪，四象，八卦围流太极本，盖存。然弗世本。论本太极亦围流大道，衡太虚。考道，惟一存渺兮。浊清，豁事循处之。
　　言太虚，弗为，谬也。此惶惶态，非道显。修真者，当依道为，道示而处，非弗哉。与平太极，源大道。
　　养性从濮之士解道理、躬道事、言道规，切不可引喻失意，妄自绯薄，而入左门，永弃本于大罗天内外也，珍重再三哉。

fypiaoli

顶礼了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