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的飞龙——卡尔·萨根

阿克

引言
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是一位博学之士。在古今男女学者中象他那样知识渊博的为数不多。他认为人类一切知识（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心理学）都是有趣的，并且是可以学会的。他的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知识范围。他的名著《人的进化》出版后，又在电视里连播，这是一部极好的教具和非凡的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本阐述人脑和人类如何一起进化的杰作。
　　该书最后一章《漫长的童年》，描述了漫长的童年时代。就人的寿命而言，这个时期比任何他种动物都要长。儿童在这个阶段依赖成人，并表现出无限的可塑性，即向周围环境和文化学习的能力。地球上大多数机体主要依赖于在神经系统中先天就有的遗传信息，而对后天获得的非遗传信息依赖性较小。对于人，甚至对所有的哺乳动物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当我们的行为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性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大脑在短期内得到较多的机会，产生出新行为，开辟出接受教益的新途径。我们同大自然进行了讨价还价：我们的儿童将不易抚育，但儿童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又大大地增加了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另外，人类有千分之几的人不仅创造了由非遗传信息所规定的知识，而且还发明了“体外知识”：即存储在我们体处的知识，文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进化或遗传变异都需要很长时间。从一个物种演变成另一个高级的变种大约需要十万年。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比如，狮子与老虎之间行为上的差异往往不是很大。再如，我们人类的脚趾也是人类器官系统新近进化的例子。大脚趾在行走时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而<敏感詞>脚趾的作用就不明显。显然它是从手指一样的附肢进化来的，象栖息在树上的类人猿和猴子一样，都是用于悬挂攀登的。这种进化就构成了再特化作用，即原来对某种功能很熟悉的一种器官系统对另一种完全不同功能的适应性。要形成这样一个适应性大约就得一千万年（山区大猩猩的脚也经历了类似的进化阶段，但这完全是独立的进化过程）。
　　但是，现在我们要完成一次进化，就不再需要一千万年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而这些变化，大部分又是人类本身促成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同时，我们也必须调节、适应和控制这些变化，否则就难以继续生存下去。
　　只有非遗传信息所规定的知识系统才有可能应付人类所面临的急骤变化的情况。因此，近代人类智力的疾速发展给我们造成了重重难题，然而，也只有靠这种发展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且，唯独透彻理解人类智力的实质和进化，才能帮助我们明智地应付和适应未知的危险的未来。
　　我之所以对智力进化如此感兴趣还有另外的原因。在人类史上，当前，我们已经首次成功地使用高倍射电望远镜。尽管是刚刚开始使用，而且是时断时续，然而，很明显我们是在加速使用。利用射电望远镜可以在巨大的星际距离上进行通讯联络，从而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距地球非常遥远的文明世界，确定异种星球是否在给我们拍发电报。<敏感詞>文明世界的存在以及拍发电报信息的性质，两者都取决于地球上所发生的进化过程。研究地球上智力进化也有助于得到探索地球外智力的某些启示和见解。
　　1975年11月在多伦多大学，我荣幸地作了首届布罗诺夫斯基纪念会有关自然哲学方面的讲演。讲演后，得到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机会，使我学到了一些我不熟悉的学科。所以在写这本书时，就其内容而言，已远远地超过了那次讲演的范围。我感到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兴趣，促使我把学过的某些内容综合汇总成生动连贯的描述，诱导我提出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类智力进化的假说。这些假说可能是新颖的，至少是从未广泛讨论过的。
　　这是一个难攻的题材。我受过生物学的专业训练，对于生命起源和生命的早期进化，曾进行过多年的研究。我还受过脑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正规教育。因此，使我有可能在本书内提出一些激动人心的设想。我也深深地知道，其中有许多设想仅仅是在理论上的推测，正确与否也只有在今后的实验台上得到检验或反证。可是，这种探讨至少可以给我提供一个研究这个迷人题材的机会。但愿我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他人去作更深入的探讨。
　　据我所知，推动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是生物学的重要原理，是区别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准绳。这也是十九世纪中叶①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伟大发现。恰恰是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以及偶尔较好地适应其环境的机体的世代重复，精美的同代生命形式才得以形成。象脑这样复杂的器官系统的发展进化，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生命的早期历史、生命的适应、发生和终止，还要依赖于机体对再次变化了的条件的曲折适应。只有这样，那些一度处于灭种危险中的生命形式，才能由于最终适应了再次变化的条件而得以生存。只有大量地淘汰那些不大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机体，我们现代的脑和<敏感詞>器官才能保留至今。
　　
　　①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间展开了一场闻名的论战。此后，那些别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连三地向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思想发起猛攻，但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进化这一事实己被化石资料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广泛论证，而自然选择是解释进化事实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关于彬彬有礼地回答近代对自然选择的种种非难，包括答复那些干篇一律的离奇古怪的观点（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见解），请见古尔德（Gould）的1976年著作。当然达尔文是十九世纪的人，他偶尔也热心于把欧洲人同<敏感詞>地区的人作比较，并为他是欧洲人而私自庆幸（正如他对阿根廷火地岛居民评论的那样）。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未发展以前的时代，人类<敏感詞>比起从火地岛来的达尔文可能更象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游牧人。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养和同情心。达尔文本来是无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见解在那里却受到嘲笑。可是，达尔文的见解，包括他的进化论，进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选择，以及这些进化论思想同人的本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进化论思想即使在今天，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顽固的<敏感詞>和反对，那么，在维乡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所受到的攻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同物理学相比，生物学更接近历史学。以往的意外事件、误失和侥幸都十分有力地预示着现在。在探讨人类智力的本质和进化这样难度很大的生物学问题时，依我看，至少应对一些有关脑进化的论点给予实质性的权衡和考虑。
　　人脑活动（有时称为思维）是我研究脑的基本课题。“思维”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脑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结果。“思维”可能是脑各组成部分各自的或共同活动的结果。有些过程也许是脑的整体功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学者似乎已作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他们不能查明和确定脑的高级功能部位，他们就断言未来的神经解剖学家同样也做不到。但是缺乏证据并不意味不存在证据。生物学的近代史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机体就是极其复杂的分子化合物相互作用的产物。生物学领域曾一度被人们看作是高不可攀的圣地。现已查明，核酸、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DNA）以及它们的操纵因子蛋白质是遗传物质的组成物，而遗传物质的本质已基本上能根据它的这些组成部分的化学性质和化学组成来理解了。在科学上，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距错综复杂事物越近的，同与此还有一段距离的相比，就更容易产生一种困惑不解的难弄的感觉（一种错觉）；与此相反，当距复杂事物太远时，我清楚地知道，往往又会把愚昧误认为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无论如何，在此书中，我坚决反对那种通常称作思维——机体的二元论。这种观点居然认为机体的物质是由一些不可知的称之为思维的原料构成的。从生物学近代史的发展方向上可以明显看出，上述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研究人脑进化这一课题确实是一种乐趣和享受，因为这个课题同人类致力的各个领域都息息相关。从脑的生理学和”人的内省上都可获得一些知识，而这个研究课题同这两种见识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幸而人类洞察事物能力的历史悠久，但遗憾的是，在以往的时代中，凡是丰富多采、错综复杂和喻义深奥的见识统统被称为神话）早在公元四世纪时，索尔斯蒂尤斯（Salustius）就断言：“神话是从未发生过的，但又是始终存在的东西。”在《柏拉图对话集》和《国家》两书中，苏格拉底总是编造神话（洞穴寓言）为之提供范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理解到它的核心实质了。
　　书中提到的“神话”（myth）一词，我并不打算用其目前广泛流行、但又与事实相违的市俗含意，而是用它古时的意思，一种无法用<敏感詞>力、法表达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隐喻。因而在诸章讨论中，我偶尔将读者引入远古和现代的神话意境中。出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的书名本身恰恰与几种传统的和当代的各种神话相吻合。
　　本书是为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员写的，同时也希望能对那些从事人类智力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所启发。书中第二章提出的论点比<敏感詞>章节深奥一些，但只要下点功夫是会理解的。因此，阅读此书是不会太困难的。为了帮助那些缺乏专业基础知识的读者阅读，对于书中的一些技术术语在其首次出现时，一般都作了适当的解释。另外，还在书中安排了一些插图，用未作为阅读的辅助工具。当然，我也知道，读者能理解我的论点和赞同我的论点，这完全是两码事。
　　1754年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专题论述《人类不灭绝的根源和基础》的第一段中写道：
　　“事实上为了正确评价人的解剖结构，看来重要的是，要从人的起源上来研究人……但仅通过人的连续进化，我还不能理解人的结构……在这个课题上，我无法作出任何结论，而只能是一些含糊虚构的猜测而已。比较解剖学进展得太慢，而博物学家的观测资料又不能为可靠的论证提供坚实的基础。”
　　两个世纪以前，卢梭的告诫至今还是有价值的。卢梭断言：研究脑的比较解剖学和观察人和动物的行为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鉴于这两方面目前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现在我们试图综合归纳这些进展不能说为时过早吧！
　　
　　①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间展开了一场闻名的论战。此后，那些别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连三地向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思想发起猛攻，但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进化这一事实己被化石资料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广泛论证，而自然选择是解释进化事实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关于彬彬有礼地回答近代对自然选择的种种非难，包括答复那些干篇一律的离奇古怪的观点（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见解），请见古尔德（Gould）的1976年著作。当然达尔文是十九世纪的人，他偶尔也热心于把欧洲人同<敏感詞>地区的人作比较，并为他是欧洲人而私自庆幸（正如他对阿根廷火地岛居民评论的那样）。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未发展以前的时代，人类<敏感詞>比起从火地岛来的达尔文可能更象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游牧人。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养和同情心。达尔文本来是无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见解在那里却受到嘲笑。可是，达尔文的见解，包括他的进化论，进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选择，以及这些进化论思想同人的本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进化论思想即使在今天，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顽固的<敏感詞>和反对，那么，在维乡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所受到的攻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阿克

九、知识就是我们的命运
——地球上和地球外的智力

　　现在我又回叙到开头提及的问题：研究地球外智力。有人说传心术是论述星际的最好途径，在我看来，这顶多也不过是个幽默说法而已，至少这种论点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如让我相信地球上确存有可传送的传心术，我必须亲眼见到有一定程度说服力的证据。我们现在还不能进行各星际间的太空飞行，尽管地球外可能有发达的文明世界，还有目前流传着的许多来路不明的飞碟和古老宇宙飞船的传说，但这一切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或亲自体验过。”
　　这个使命只能由机器承担。可以使用电磁光谱，很大可能是用光谱中无线电部分同地球外智力联系，或者大概是使用重力波以及中微子，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超光速粒子（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或者运用三个世纪后也不一定能发现的某些物理学新手段。但不管采用什么途径，都必须使用机器。如果我们的无线电天文学经验能起点指导作用，计算机操纵的机器就能达到我们所说的智慧能力。比如说要处理1008这个数学上的不同频率，就是在同一频率上，每二、三秒或更短的时间信息量都在变化，如果用肉眼扫描数据记录就要花许多天时间，也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就需要有自相关技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康奈尔大学的德雷克（Frank Drake）和我，最近在阿雷西博（Arecibo）天文台曾经运用了这种较为复杂的装置进行观测，就是说要更多地依赖电子计算机，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使用带有听力设备的电子计算机。我们能够设计出极其复杂的接受和传送程序。如果我们想侥幸成功，我们就得采用十分聪明精细的策略。如果我们要研究地球外的智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智力机器的非凡能力。
　　当今银河系中先进文明世界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这完全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从围绕恒星的行星数量，直到生命起源可能发生的各种因素。一旦生命在相对良好的环境中出现，它就需要几十亿年的进化时间。我们大多数人都期望在地球外出现智慧的宇宙人。<敏感詞>星球如有生命出现，可以肯定这种进化途径同地球上的完全不同。这里所发生事件的确切顺序，包括恐龙绝灭，上新世更新世森林减退，除地球外，在整个宇宙的<敏感詞>任何地方大概没有以这种完全相似的方式发生过。但对相似的最终结局来说，都必须有许多功能上等同的途径。地球上有关智力进化的资料，尤其是化石内膜的记载都表明了向智力发展方向进化的趋势。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事了。一般说来，聪明的机体生存得较好，并且要比愚笨的机体保留更多的后代。但其详尽细节肯定还要取决于所在的环境。例如，好象具有语言的非人科灵长目动物已被我们人类根除。就连有一点点语言能力的类人猿也被我们的祖先排斥靠边了。但智力发展的总趋势看来是明显的，这种趋势应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智力生命的进化。一旦智慧的人类取得技术和得到毁灭自身物种的能力，智力选择的有利条件就显得更不可靠了。
　　如果我们接到<敏感詞>星球拍来的电报，那将怎么办？是否有理由认为，拍电的宇宙人已在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进化了几十亿年的地理时间了？对于他们能理解的电报是否完全与我们的相同？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拍电的文明世界至少懂得无线电。对收、发电报的文明世界来说。电报的频率，时间常数，以及带通都是通用的。这种情况有点象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或者业余无线电收发报的报务员。除偶然的紧急情况外，这种对话几乎专门与他们的仪表和机械有关。在这方面，他们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
　　但是我想将来情况会比现在大有希望。“我们知道，自然规律，至少是多种自然规律各处都是一样的，我们通过分光仪可以检测出来<敏感詞>星球恒星和银河系上相似的化学元素常见分子是相同的，光谱相同这一事实表明导致原子和分子吸收或发射辐射的机理各处都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观测到遥远的银河系相互环绕在作笨重的运动,而且这又同决定微小的地球卫星围绕蔚蓝色地球运动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精确一致的。在其它星球上所观测到的重力量子力学和物理化学的数据同地球上的观测结果也是一致的。
　　在另一个世界进化着的智慧的生物体，在生化结构上可能不象我们一样，但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发展了截然不同的适应性——从酶到器官系统都能适应各自所在的不同世界环境。但他们还必须服从相同的自然法则。
　　自由落体定律对我们来说是简单易懂的。在等加速时，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落体速度的增加同时间成立比。降落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是个基本关系。自加俐略发现这一定律后，已被透彻地掌握，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宇宙的自然规律是无限复杂的。为什么我们没能生活在这个宇宙里？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能够理解这个极其复杂世界的机体已灭绝了。这正象我们生活在树上的远古祖先一样，他们很难计算从一个树枝攀跃到另一树枝所经过的常角轨道小由于这样复杂的环境，他们残存下来的后代也是不多的。自然选择起着一种智力筛选作用，从而才能产生出越来越能胜任应付自然法则的大脑和智力。爱因斯但说，世界上最难理解的特性恰恰是最易理解的。自然选择所提取出来的脑和宇宙间的反响恰能帮助解释爱因斯但迷惑不解的难题。
　　如果是这样，类似进化上的筛选也应发生在<敏感詞>星球上，从而促进了智慧人类的进化。地球外的智力由于缺乏鸟的或我们祖先栖息树上生活的经历，因此，他们可能没有我们那种空间飞行爱好。可是根据宇宙中最充足的原子和分子的量子力学理论，所有行星的大气层对光谱的可见部分和无线电部分都是相对透明的。因此，字宙中机体对光的照射或无线电发射是很敏感的。在物理学进一步发展后，星际间通过电磁辐射进行通信联系应成为宇宙中平凡的事。这是一种在基础天文学发现后，整个银河系中无数星体独立发展的一致想法。如果我们有幸同<敏感詞>星球上的字宙人接触，我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生物学、心理学、<敏感詞>学和<敏感詞>学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异常，甚至是离奇古怪的。但我猜想，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可能还有力学这些普通的领域内，我们要达到相互了解不会有多大困难。
　　我推想，他们的脑在解剖结构、生理或许还在化学结构上肯定不会同我们相近。在不同环境中他们的脑经历了不同的进化过程。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地球上动物的器官系统的显著差异，就会清楚理解脑在生理学上会存有多大变化。例如有一种非洲淡水鱼（Mormyrid），它常生活在连捕食者、被捕食者以至其配偶在视力上都难以觉察出来的黑暗水中。这种鱼发展了一种能形成电场和<敏感詞>的特殊器官，这种电场能对所有生物进行全面考察。在这种鱼脑的整个后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小脑，这使人很易联想到好象哺乳动物的新皮质。这种鱼脑种类的多样性是引人注意的，但在最基本生物学感觉上，与我们的关系要比地球外任何智慧的人类都紧密得多。
　　地球外人类的脑大概有几个或多个组成部分，也象我们人脑似的是逐步一层层堆积进化来的。尽管脑的几个组成部分之间达到持久平静的能力是寿命较长发达的文明世界的标志，但他们的脑也可能同我们的脑一样，各组成部分之间也是严密而相互制约的：可以肯定他们也将利用智力机器将其智力大大地扩展到体外去。但我想，很可能我们的脑和机器同地球外宇宙人的脑和机器最终会达到相互透彻理解的。
　　收到来自先进文明世界的长途电报可能带来极大的实际益处和产生深奥的哲学见解，但其益处究竟有多大，需多长时间能将其融汇贯通，这都取决于电报的详细内容。关于这一点很难作出可靠的预言，不过结论看来也是明显的：既然能从先进的文明世界发来电报，这就表明先进文明世界是存在的，这表示存在着避免由于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而造成的自身毁灭的途径。这样收到星际间的电报将提供一种非常实际的益处，这在数学中称作存在定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论证是否有助于<敏感詞>的存在和先进技术的昌盛，含蕴着答案的某些知识大大有助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地球智力生命和地球外智力生命之间的多种奇妙关系之一。
　　看来很明显，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知识和智力才能使我们摆脱目前困境，同时也是通往有特殊意义未来的唯一途径（的确是通往所有未来的途径）。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总不是这样去观察考虑问题。我们的政府往往忽略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最重要的现实利益的出现来自最不可能和看来做不到的科学发展。无线电不仅是当今研究地球外智力的唯一通道，同时也是应答急需、播送新闻、转播电话呼叫以及播放全球集会的唯一工具。无线电的产生是因为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在一集偏差分方程中（现通称麦克斯韦方程），发明了一种他称为位移电流的术语。他提名叫位移电流，基本上是因为这种方程具有这种电流比没有这种电流更有艺术上的感染力。
　　宇宙是复杂而又精致的。我们往往就是通过看来是行不通的方法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当然<敏感詞>希望人们能慎重地决定采用哪种技术，即科学地应用而不是盲目地采取哪种技术。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科学的研究，没有保障获得这一研究的知识，那我们的选择余地就极其有限了。只有当一位自然科学家在一千项需要中偶尔发现象位移电流这类东西时，才能保证这一千项极好地投入<敏感詞>的需要。如果不能大力地、永久地、富有远见卓识地鼓励支持人们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那就免不了我们始终停留在食用种子和谷物阶段。这样我们只能熬过一冬不受饥饿，但我们很难指望再能度过以后的严冬季节。
　　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一个时代，阿尔及利亚古城希波（Hippo）主教、基督教初期的圣僧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在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成年期之后，退出了才智理性的人世生活并劝导别人也这样做，他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引诱，甚至还充满着更多的危险。这是一种好奇病……也正是这个东西诱惑我们试图发现自然的秘密，那种我们不能理解的自然奥妙，一种对人没有什么益处可是人们仍在渴望学会的奥妙……。在那漫无边际的森林中，陷阱累累，危险重重，我已决心洗手不干，决定从荆棘丛中缩身回来。在每日不断萦绕在我周围的琐事中，我从不为这些事感到惊奇，也从不被要真正研究这些事物的愿望所引诱，我再也梦不到恒星了。”奥古斯丁死于公元430年，是欧洲中世纪开始的标志。
　　在《人的进化》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布罗诺夫斯基承认自己是悲观的。他说：“在西方，我突然发现自己被丧失活力和放弃知识的可怕感觉包围着。”布罗诺夫斯基当众宣讲的或在<敏感詞>团体内谈话所涉及到的部分内容就是人的极其有限的理解力，以及他对形成我们生命和文明的科学技术的感激。同时也谈到了扩大普及各种形式的边缘科学，民间的或假科学，玄学和魔幻术。
　　今天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对那种含糊的、轶事的、常常证明是错误的教义学说重新感兴趣。假如这是正确的，至少预兆宇宙是更为有趣的；如果是假的，那就仅能是一种缺乏讲究实际，智力上的粗心大意，以及对我们生存者没有什么前途的精力上的消遣娱乐。这些学说包括如下内容：占星术（据说几百万亿里外的恒星，当你出生时在你附近升起，它将主宰你的终身命运）；百慕大三角区的奥妙（在许多流传的说法中都认为，在大西洋西北部百慕大群岛附近的海面上有一种来路不明的飞碟吞噬飞机和船只）；通常关于飞碟的描述：远古时就有的宇宙飞行员的概念；幽灵摄影术；埃及大金字塔神奇传说。（其中包括据说刮脸刀片在角锥体卡纸内要比在立方体卡纸内锋利的观点）；基督教科学派；先兆和柯林（Kirlian）摄影术，激情生活和喜听天竺葵的音响；心理外科学；无聊空虚的人间传说；现代的预言能力；遥控刀剑弯曲；星状投影；凡利考夫斯基（Velikov-skian）的灾变说；唯灵论；特创论；上帝造人说等等。这种学说根本不顾人和动物在生化结构和脑的生理学上都有着极密切的亲缘关系，一味宣扬上帝造人。这些学说的个别部分可能含蕴着真理的核心部分，但其广泛肯定的部分都缺少知识的严密性，缺少怀疑态度，往往都以主观愿望取代科学验证。总的来说，如果我可以采用这种措词的话，这些学说都是属于边缘系统，大脑右半球范畴的，一种蒙昧臆想的礼规（这个词是恰如其分的）和人对所在环境复杂事物的反应。它们也是些神秘玄妙的学说，这样产生的学说不须经过反证，在本质上也不接受理论上的论证。相反，通向光明未来的途径几乎可以肯定是要通过新皮质的全部功能活动的。即通过把直觉、边缘系统、爬虫复合体等组成部分融合在一起的清醒头脑进行的。更确切他说，是通过在整个领域里无畏工作的清醒头脑进行的。
　　仅在宇宙日历的最后一天，地球上实质性智力能力才有了进展。大脑两半球的协调活动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生存者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能创造性地全面运用人类智慧，我们就未必可能生存下去。
　　布罗诺夫斯基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文明世界里，这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里知识和知识的完整性是起决定作用的。科学在拉丁语中就是知识的意思……知识就是我们的命运。”_

阿克

人：医生，我听到了可怕的消息。
　　机：你说，你听到可怕消息？
　　人：是的，有一个计算机程序的主程序带将毁灭我们。
　　机：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人：我看到了它正在工作。
　　机：你说你看见它在工作？
　　人：很可怕，你应该去看一下。
　　机：你认为我应该见见它？
　　人：我觉得你似乎有些郁闷。
　　机：在你的想象中，我们似乎都是情绪低沉。
　　人：是的，可能如此。
　　机：我明白了。
　　人：我也明白了。
　　机：你说你也理解了？
　　人：就那台电子计算机来说，我们俩都面临同样的危险。
　　机：让我们再继续谈你吧，好吗？
　　人：你觉得舒服吗？
　　机：为什么你会想我很舒服呢？
　　人：在这个时间你想谈论我吗？
　　机：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人：因为你我对那台该死的计算机都有同感。
　　机：你心里在想什么？
　　人：当然是刚提到的那件事。你也讨厌计算机？
　　机：你认为我也嫌恶计算机？
　　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很难说计算机是人，对吧？
　　机：大概这就是我们所发现的计算机的缺点。
　　人：例如，能象你那样谈话的计算机是没有的.
　　机：请说下去。
　　人：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听任计算机的摆布。
　　机：你确实不明白？
　　人：是的。不管怎样，计算机程序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
　　机：你否认这一点？
　　人：我相信我是正确的。
　　机：你确信你是正确的，对此你是否还有些担心？
　　人：不，丝毫没有，一点也不，连一点担心都没有。
　　机：你否认这一点？
　　人：你说你同意我的看法不？
　　机：这就是你听我说的那些事吧！
　　人：为什么你总是劝阻我，计算机不过就是能快速转动数字，不就是这样吗？
　　机，你希望我试图劝阻你。
　　人：你劝阻不了！
　　机：你认为我办不到？
　　人：是的，举例来说吧，电子计算机能在这样的谈话中提出新题目来吗？
　　机：你好象完全回避谈论你的父母。
　　人：确实同你一样。
　　机：你认为我也是那样？
　　人：是的，这正表明人和计算机的区别之处。
　　机：我明白了。
　　计算机精神病医生缺少精致化、训练、敏感性和人的直觉知识.它是机械的（自然如此），死板的，相对来说对感情上的细致差别反应迟钝，只有书面的语句信息标号。但它毕竟能产生出智力较高的谈话。它对新题目的应答也是十分出色的，但这种正确的答复很可能都是侥幸的。这种程序毫无疑问都是用来注意象“母亲”、“父亲”、“父母”诸如此类的词。在计算机钟滴答滴答地过了好多分钟后，如这些词还没被引入，那就能设计成“你好象回避……”的答案程序。如恰好此刻出现，评语就会给人一种神秘而又令人恐怖的醒悟感觉。
　　在学会一套应答人的能力后，如果不是十分复杂，心理疗法游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不是精神病医生没有给某些答案拟定程序？间接的心理疗法明显地需要非常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一种见解的出现需要的仅是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无论如何我不打算用这些评语来贬低精神病专业，而是预言智能机器的诞生。目前，计算机还没有发展到广泛推荐使用它来治疗精神病那么高水平，但依我看似乎也不是没有希望的。我想总会有一天我们能有一些极其耐心的、广泛可用的、至少是对一些问题完全有能力解决的计算机医疗师。现存的某些程序已得到患者高度的评价，因为这种计算机医疗师对任何患者在任何时间都毫无偏见而且又极端慷慨大方。
　　在美国，计算机已被逐步发展到能够检测和判断计算机自身功能障碍的水平。当出现系统的技术性能误差时，有毛病的元件就自动地离开或自动替换。内部的一致性可由反复运算或通过其结果被独立识别出来的标准程序来检试。计算机的自动修复主要是由备件完成的。现在已经有能向<敏感詞>计算机和先进经验学习的计算机程序，例如国际象棋比赛的计算机就能这样。随着时代的前进，计算机看来变得越来越聪明。一旦计算机的程序复杂到连它的发明者都不能很快预知出所有可能存在的回答时，机器如果不会出现智力，至少也会出现自由意志。去火星探险的“海盗”登陆器计算机的存贮器仅有18，000个词，即使这样也是相当复杂了。我们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知道计算机将要处理什么样的给定指令，假如我们知道，我们就会说“仅仅”或“只不过”是个计算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当我们不知道时，我们就试图很想知道计算机是否真的有智力。
　　这种情况很象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仿照普伦塔克（plutarch）和普利尼（pliny）讲述的著名的动物故事一样。据说有一条狗追踪其主人的足迹来到三叉路口，狗向着左边的叉路跑去，仔细地嗅了嗅足迹，然后停下来，又向中间的叉路跑了一段路，嗅了嗅又返回来，最后索性就不闻不嗅沿着右边叉道跑下去。
　　蒙泰根（Montaigne）在评论这一故事时说，这明显地表示出犬的演绎推理：狗认为它的主人沿这三条路中的一条走下去，既不是左侧的路，又不是中间的路，那肯定是右侧的路了。对狗来说也不必再用嗅觉确定这一结论，这已是简单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动物完全存在象这种推理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推理可能表达得不够明确清楚，但可被许多人编造充实。远在蒙泰根以前，圣阿奎纳（St.Thomas Aquinas）极力要从反面论述这个故事。他引用这个故事是告诫人们，说明智力是如何可以出现在事实上没有智力的地方。阿奎纳没有对狗的行为给与一个令人满意的独特解释。对于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很明显相当精确的逻辑分析都是围绕着语言能力不足进行的。
　　在对待机器智力的看法上，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机器刚好通过这个重要的阈值，而在这个阈值上机器多少给没有偏见的人类一种具有智力的印象。鉴于人的一种沙文主义或人类的偏见，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可能性。但我想这是大势所趋。对我来说，这至少不是贬低意识和智力，是处理充分复杂事物的结果，相反这正是对事物的微妙性和自然法则的令人兴奋的赞赏。但决不能由此归结出，电子计算机在不久的将来将显示出人的创造力、微妙性、敏感性和人的智慧。例如，用机器翻译人类语言就是一个不足凭信的例证。把一种语言，比如说英语输入计算机内，文本就以另一种语言，比如说汉语输出。这样先进的翻释程序就算完成了。、曾有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洋洋得意地作着计算机系统翻译表演，有人请求参议员做一下英语词组翻译表演，并立刻提出翻译“Out of sight，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想）这个英语词组。计算机顺从地呼呼转着，一眨眼功夫打出一张纸条，上面印有几个汉字，但参议员不懂汉语。为了完成这一实验，又反转程序，汉字输入，英语词组输出，观众注视着这个新纸条，人们迷惑不解地读着，纸条上写的却是“看不见的白痴”。
　　现存的计算机程序仅仅能勉强处理精细程度不很高的事物。如把重要的决定也托付给具有当代水平的计算机去做，这自然是件蠢事。这不是因为计算机还没达到那种聪明程度，而是因为在最复杂的问题上，没有向计算机提供所有恰当的程序。在越南战争中依靠电子计算机去决定美国国策和军事行动，这是个声名狼藉的滥用机器的例子。在合理有限范围内，人使用人造智力看来是不久的将来人类智力两项主要可行的发展之一（另一项是使儿童学龄前和入校后的学习环境丰富多采）。
　　我们发现未成年人使用计算机时要比成人表现出更为迷惑不解。有一种传奇式的高速电子数字票据会计机，它不用于回答是或否的问题，但令人满意的是它能接收零位美元或零位分币的支票。这种票据机并不是其中最好的，这是原先做的低能计算机，它的错误是由程序设计人员的错误造成的。随着北美集成电路的不断扩大使用，小型计算机已在各个领域内广泛应用，如用于飞机上的安全保障，教学仪器，心脏起搏器，电子游戏，烟火警报器，工厂自动装置等等。这仅仅列举几种用途。一种新型发明通常带有奇异性色彩，而集成电路和各种小型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就大大减少了这种奇异感。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0万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再过十年就可能出现几千万台。到下一代，我想在我们生活领域内，计算机将被看作是很普通的，至少是一件平凡的事物。
　　让我们来谈谈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吧。在我的实验室里有一台象书桌那么大的计算机，是六十年代花了4900美元研究费购买的。我还有一台可握在手里的袖珍计算机，是1975年买的。它与那台大型计算机都是同一工厂的产品，它们的功能相同，这台袖珍的在程序能力和几个可寻址的存贮器上都不亚于那台大的、但它只花了145美元，价格实在便宜。六，七年内计算机无论在小型化上还是价格成本上都会出现惊人的进展。事实上，目前计算机体积的大小限制要以手能握住为佳，并要求其底部适当大些，这样才会多少有点重量，并且使粗笨的手指能够按下。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尺寸限制就会造出比我手指甲还要小的计算机。的确，1946年造的第一台大型电子数学积分电子计算机含有18，000个真空管，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今天已有相同计算能力的硅片微型计算机，其最小组件就象我的小手指那么大。这种计算机整机电路中的信息传输速度与光速相等。人的神经传导速度要比这种计算机慢一百万倍。但在非算术运算时，这种体积小速度慢的人脑却能比大型快速电子计算机做出更出色的工作，脑是多么精巧灵活地组合和拟定程序的呀！这不能不使人们敬佩。当然这也是由自然选择造成的特性。那些头脑拟定程序较差的人，最终就很难传宗接代生存下去。
　　计算机图象现在已经达到尖端程度，它能够传授艺术和科学，甚至是大脑半球中各种重要新奇的学习经验。有一种人具有天赋的分析能力，但却非常缺乏对空关系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尤其是掌握立体几何的能力。我们现在用计算机程序在我们眼前逐渐建立起复杂的几何图形，并能把它转放到与计算机连接的电视机屏幕上。
　　在康奈尔大学，这种装置是由建筑学院的格林伯格（D0nald Greenberg）设计的。用这种装置能画出一套规范的空间曲线，计算机再把它翻译成等高线间隔。然后通过跟屏幕上可能出现的任何指令相接触的光笔，能够画出精致的立体图象。这种图象画得可大可小，可以延展到给定的方向，可以转动，也可同<敏感詞>图象连接，或标出删去部分（见图30、31）。这是一种改进目视观察空间图形的特别有用的方法，一种在图形艺术中、在科学和技术上特别有用的技术，也是大脑两半球密切合作的范例。大脑左半球最高结构的计算机教给我们认识模式，而这又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功能。
　　还有另一种计算机程序，它能把四维物体显示成二维和三维投影。当四维物体转动或改变我们的透视图时，我们不仅能看到四维物体的新部分，而且好象也能看到整个几何体各组成部分的合成和分解。这一效果使人感到有点神奇可怖，但确是很有教益的。它有助于把四维物体变得不太神秘难解了。我们现在已经不象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迷惑不解了。一个虚构的平面生物图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立体的交叉典型投影（两个正方形拐角相连）。透视艺术上的一个经典问题就是立体物体在平面画布上的投影。利用计算机图形就把这一问题阐述得透彻清楚了。计算机显然也成了解决绘画和建筑设计中实际问题的主要工具，因为能从立体的一切有利角和点出发制出平面图形。
　　计算机图形现正用于游戏中，有一种大众游戏，有时称作“乓乓”（Pong）游戏。在电视屏上它很象一个很有弹力的球跳动在两个平面之间，给每个游戏者一个刻度盘，并允许他用一个活动的“球拍”拦截球。如果球的运动没被球拍截住，就算得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从中可以体会到直线运动的牛顿第二定律。由于这种“乓乓”游戏的结果，玩者可对最简易的牛顿物理学原理获得较深的直观理解。这比打台球时所获得的宜观理解要深透得多。因为台球的碰撞还远不是完全有弹性的，而且台球的平面旋转又牵扯到较复杂的物理学。
　　这类集中信息恰好正是我们所说的游戏。而这种游戏的重要作用也就彼揭示出来了。它允许我们对世界有个完整的理解。而且头脑里不需要有任何应用于未来的特殊想法。这种理解力是为以后的头脑分析活动做好补充和准备。如在一般环境中计算机能做的游戏，对一般大学生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
　　计算机另一种有趣的游戏是“空间战争”。布兰德（Stuart Brand）已把“空间战争”游戏的发展远景和无限的乐趣载人了历史史册。“空间战争”的每一方都操纵着一种或多种可向对方发射火箭的“航天器”。航天器和火箭的运动都受某些规律控制，例如由附近行星产生的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重力场。为了摧毁对方的航天飞船，你必须要对万有引力定律有更深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直观的，同时也是具体的。那种不常从事星际空间战的人不容易发展大脑右半球对万有引力的理解力。“空间战争”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乓乓”和“空间战争”这两种游戏表明计算机图象逐步达到精密完善，从而我们就能对物理学定律获得经验上和直观的理解。阐述这些物理学定律几乎总是用解析几何和代数的术语，也就是说左半球术语。例如牛顿第二定律可书写成F＝ma，而万有引力定律可写成F＝GM m／r2。这种解析表示法是非常有用的，确实有趣的是，整个宇宙物体运动就是按着这种相对简单的定律进行的。但是这些定律只不过是经验的抽象概括。它们基本上都是辅助记忆的手段，使我们有可能以简单的方式存贮大量的很明显难记的事件，至少这是由左半球所理解的记忆官能。计算机图象术给未来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在计算机信息库中贮存着对物理学或生物学自然规律的总结。但计算机图象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能使那些非科学工作者以直观、然而又是深奥透彻的方式掌握自然法则。
　　现在已有许多作为教学中极其有效的工具——非图象交互型电子计算机程序。这些程序是由最好的教员创制，然后，学生就能以一种好奇感听讲，并比一般课堂上有更多的机会亲身一对一听取教师讲授。学生可以毫不发窘按自己的意愿调慢听讲进度。达特默思（Dartmouth）学院广泛地使用计算机排列课程学习技术；例如一个大学生利用计算机花了一小时就能透彻地理解孟德尔的遗传统计学，不必在实验室里进行一年时间的果蝇杂交实验才能理解孟德尔遗传统计学；另一个女大学生研究了用各种避孕法但仍发生怀孕统计学上的可能性（这种程序也包括虽说严格保持独身的妇女，但仍有百亿分之一的受孕的偶然性存入计算机内，可以供现代医学中意外情况之用）。
　　在达特默思学院计算机终端设备已是屡见不鲜了。这个学院的绝大多数学生不仅学会使用计算机程序，而且也能编制自创的程序。计算机的交互作用已被普遍看成一种乐趣，而不单纯是工作了。许多学院和大学正进行着模仿和扩大达特默思学院的作法。达特默思学院这方面的卓越成就与其院长的功绩是分不开的。这个学院院长凯梅尼（John G.kemeny）是位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是十分简单的计算机基础（BASIC）语言（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语言——译注）的发明者。
　　劳伦斯科学院有一所博物馆，它同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毗邻。在它的地下室内一个很普通房间里摆列着十二台价格不高的电子计算机终端设备，每台都与位于主楼<敏感詞>地方的小型分时计算机系统相连。这些终端的备用附件也是普通的价格。它们可预先一小时制成。销售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其中年纪最小的还不到十岁。那里可供使用的最简单的交互程序就是“绞刑手”游戏。要作这种游戏，你只需在很普通的打字机键盘上打进计算机的编码“XEQ-$HANG”，然后，计算机就打出：
　　“绞刑手！”
　　留心法规没有？如果你打出“是的”，计算机就回答：
　　猜猜我正在想的那个词中的一个字母。
　　如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猜不对（哈！
　　哈！）你可就得……（计算机吃吃地窃笑着）彼“绞刑
　　手”绞死。
　　这个词由八个字母组成。
　　你猜猜是……？假如我们说，把你心中想的字母“E”打出来，接着计算机就打出：
　　——————————————E
　　如果你猜错了，计算机就打出一个逗人的人头模拟像（在所猜字符的范围内）。游戏常用的方式是：在逐渐展现出单词和逐步显现出要被绞杀的人形之间展开竞赛争斗。
　　我最近亲眼见到的两次“绞刑手”游戏，正确的答案是“反复无常”和“思想”。假如你赢得了这场游戏，计算机程序（很象捻着八字小胡子的恶棍那样）就打出一排打字机键盘顶上那些无字母的印符（在连环画中常用作诅咒），接着就打印出：
　　讨厌鬼，你赢了，
　　留心在下回被绞死。另一种程序是比较彬彬有礼的。例如打入计算机编码“XEQ-$KING”，于是计算机就输出：
　　这是古老的塞姆王朝，您是一位受人崇敬的国王。
　　塞姆王朝的经济和您的忠实臣民的命运全都由您主宰。
　　您的大臣汉漠拉比每年都向您奏报人口和经济情况。根
　　据他的奏本，您必须学会合理规划整个王国的资源。有
　　人进入您的会议室……
　　然后汉漠拉比向您提供下列确切统计资料：如整个城市所有的土地英亩数，去年每英亩地收粮多少，“多少谷物被老鼠糟踏掉了，现还存粮多少，现在人口总数多少，去年多少人饿死，多少人迁入城市。他谨告知您将土地兑换成食物的现行兑换率，并问您要买多少英亩地。假如您要求的过多，这个计算机程序就打出：
　　汉漠拉比：请您再想想，您只贮备了2800蒲式耳粮食。汉漠拉比原来是极有耐性和特别有礼貌的大臣。多少年时光一闪而过，你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在国家人口和土地占有者增加的情况下，要避免贫穷和饥饿，至少在市场经济中是十分困难的。
　　在多种可用的程序中有一种所谓“大金奖”赛跑（汽车比赛——译注），它能使您在大量汽车中，包括从福特T型一直到1973年的弗拉里（Perraxi）型进行选择。假如您的速度或加速度在适宜的运行道路上太慢，您就不能赢得奖品，假如车速太快，你也就输了。由于距离、速度和加速度都必须选得适当，所以没有一些物理学知识是无法赢得这场游戏的。计算机交互知识可能发展的前景，只是受到程序设计者的创造力限制，两者之间还存有很大的距离。
　　由于科技对我们<敏感詞>影响很大，而多数人对科技了解得还很少，或者是一无所知，因而，家庭和学校采用廉价的交互计算机在我们持续的文明世界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我也听到关于广泛使用计算机和小型计算机的不同见解。他们认为如果儿童过早地使用计算机，鉴于计算机能够快速准确运算，这样学生就要放弃对算术、三角和<敏感詞>数学功课的学习。类似的争论早在很久以前就有过。
　　在《柏拉图对话集》的《费德鲁斯》一节里，类似苏格拉底的对话，我在第三章就提到关于两匹马的四轮马车的隐喻。在埃及传说有一位同普罗米修士具有同样智慧和魔术的神索斯（Thoth），古埃及语中，从字面上讲，书面语意指“神的语言”。索斯曾和太阳神塞马斯（Thamus）争论过他发明的文字*。
　　塞马斯指责索斯说：
　　你的发明将在学习者心灵中制造出健忘。因为他们
　　将依赖外部的书写符号，而不用自己记忆了。你所发明的
　　这种特定用途的东西不是帮助记忆，而仅是回忆。你没有
　　给予你的弟子真理，而只是真理的外壳。他们只能旁听
　　许多东西，但什么也学不到。他们好象是无所不知，但
　　总的来说又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所表现的是毫无实际
　　意义的虚伪智慧，他们将是令人讨厌的。
　　我相信塞马斯的抱怨是有点道理的。在我们当今世界里，无知的人有一种不同倾向的见解，一种过分依赖自己的异样情绪，一种现代的异种知觉。在文字发明前，人类知识局限于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记忆范围内。偶然地象印度的《吠陀经》和两部伟大的《荷马史诗》这类资料，主要部分可以保留下来。但据我们所知，荷马史诗保留下来的内容已不是很多了。只有文字发明后才有可能整理、综合并且利用各个时代和各民族积累下来的智慧。人们不再仅局限他们或他们附近贴己熟人可记忆的一些事物了。阅读和写作能力使我们能获得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见解和智能。比如说苏格拉底和牛顿的读者大大地超过他们两人一生中所见到人的总数。况且，多少代口头传说报告，演讲，在传说中一定又会出现许多谬误，以及原意上的逐步漏失。如果采用文字记载，即使连续再版，资料的漏误情况也很少出现。再说书籍又易于贮存。我们可根据自己的进度阅读而不打扰别人。如遇特别有趣的段落或章节，又可返回重读、欣赏和玩味。书籍可成批生产，降低成本，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活动。你扫视一下木制纤细平板印刷物，在你一瞥的瞬间，作者的声音浮现在你头脑中，栩栩如生地向你打招呼“喂！”文字发明后人类知识的提高和现存潜力是无穷无尽的（这也是一种自我改进。至少我们有可能从书本上学到科学和艺术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取决于侥幸的偶然性。正如附近有一位手艺高明的工匠，我们给他当徒弟，从而得到可以学到点东西的偶然机会一样）。
　　归根结底，文字的产生不仅必须看做一种辉煌的创举，而且也是人类非凡的发明。假设我们长久生活，聪明地运用索斯和普罗米修士的发明，同样我们的后人也要赞颂发明电子计算机、创制机器边缘程序的我们当代的索斯和普罗米修士。人类智力未来主要结构的发展，可能就是向着智力人和具有智力的机器成为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

阿克

八、脑的未来发展
人脑似乎很难处于一种安定静止的状态。偶尔的小冲突和少数的争斗是常有的。大脑的各组成部分对某些行为有着倾向性，因而就不会陷入宿命论和失望之中了。我们现已能从实质上掌握脑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解剖学并不能决定命运，但也不是毫无关联的。至少某些精神病可以理解为争斗着的神经部分冲突的结果。大脑组成部分可以用多种方式相互制约。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边缘系统和新皮质对爬虫复合体的抑制作用，在整个<敏感詞>里还可能有爬虫复合体对大脑皮质的抑制和大脑两半球之间的相互抑制。
　　一般说来，人类<敏感詞>是不易革新的。他们等级森严，因循守旧，任何变革的建议都要受到怀疑，因为任何未来的礼仪和等级上的变动都意味着不快。一套礼仪换成另一套，也许换成几乎没有什么礼仪结构的简单<敏感詞>。但是<敏感詞>总该有所变革。这正象犹太人始祖艾伯拉罕·林肯（AbbahamLincoln）所阐明的那样：“以往的条条框框不适应激烈斗争的现实。”现状中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是试图改组美国和<敏感詞><敏感詞>的多种困难所在。如改革现状则要求现居高位的上层人物较多地采取面向下层的步骤，看来他们对此是不欢迎的，而且是<敏感詞>的。
　　很显然，在西方<敏感詞>中，事实上也有一些变更和重大改革，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但相比之下似乎还是较多的。陈旧僵化的文化对于<敏感詞>变革是一股强大的阻力。在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的《森林中的人》一书中，辛辣地描述了一个跛脚的俾格米族侏儒姑娘。正在访问的人类学家给她一副工艺新颖漂亮的拐杖。尽管事实上大大地减轻了这个小姑娘的痛苦，可是人们，包括她的父母，却对这项发明无动于衷。
　　在传统<敏感詞>里，有许多排斥新事物的例子。诸如伦纳德（Leonardo）、伽利略、伊拉兹马斯（Desiderius Erasmus）或弗洛伊德的生平就是形形色色的范例。
　　稳定状态的<敏感詞>中的传统总是易被大家接受的，一定的文化形成要痛苦地经历许多代发展过程，才被公认是可行的。象突变一样，任何随机的变化往往不太适应。当然也如突变一样，如能达到对新环境的适应，那么这种变异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趋势中出现的紧张局面，明显地标志着当代的<敏感詞>冲突。象我们时代一样，在一个客观自然的和<敏感詞>环境急骤变化的时代里，只有顺应潮流才能适应生存；那些处于静止不变的居群就不能顺应生存。几乎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围狩者的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进化的发展。我认为，已有确凿证据表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算从事这种文化的发展。假如我们不承认围狩者生活，那就等于不承认人类的早期阶段。围狩和高度发展的技术和文化两者都是新皮质的产物。目前我们决心坚定不移地走科学技术文化途径，不过这将有个逐步适应过程。
　　英国出现了许多富有惊人才华的被人们称作博学多识的科学家和学者。这些人中有近代的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阿·诺·怀德海（A·N·Whitehead）、J.B.S霍尔丹（J.B.S.Haldane）、约·德·贝尔纳(J.D.Bernal）和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罗素提出，富有才华的个人发展需要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强求一致的压力的童年时代。
　　尤其是当今时代，有这么多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迫切需要发展广阔的有权威的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必须执行一条符合于民主思想的路线，从人道主义出发，促进智力的发展，尤其是鼓励大有前途的青年人智力的发展。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国家里现行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几乎全是老一套低劣的公式化的教育过程。我有时也很想知道，在当代美国的电影和电视里投观众所好，大量放映具有吸引力的性和暴力的影片，这是否反映出我们头脑中的爬虫复合体过于发达；与此同时，新皮质的多种功能活动，部分是由于学校和<敏感詞>的约束，却难以表现出来，因此这类活动就不大彼人们熟知，从而也得不到足够的珍惜。
　　由于近几个世纪连续出现了巨大的<敏感詞>和技术上的变革，世界陷入了动乱之中。我们现在已不是生活在传统和一成不变的<敏感詞>里，我们的政府好象只做着我们已做过的事，以此来<敏感詞>变革。在我们没有彻底地毁灭自己之前，未来是属于那些不忽略人所共有的新皮质部分得以昌盛发展的<敏感詞>；属于那些鼓励多样化反对单一位的<敏感詞>；属于那些努力从事各种<敏感詞>、<敏感詞>、经济、文化的实验研究从而开发资源的<敏感詞>；属于那些准备为长远利益而牺牲暂时利益的<敏感詞>；属于那些把娇嫩弱小的新思想视为具有无限生命力并且是通往美好广阔未来的<敏感詞>。
　　对脑的进一步认识，大概将来会涉及到象确定死亡和允许坠胎这类令人伤脑筋的问题。从西方国家现代的<敏感詞>风尚来看，似乎完全有理由随意杀害非人的灵长目和哺乳类动物，
　　但不允许（对个体而言）杀死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人类。其逻辑上的含意就在于形成人和动物区别的人脑具有人类特有的本性。按这个道理，对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只要他们脑皮质的主要部分还有功能活动，即使在身体和神经的<敏感詞>功能上都有较大的损残，但从人的意义上看，可以肯定说他们还活着。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病人尽管他还活着，但已表现不出新皮质活动的征象（包括睡眠时脑皮质的活动），从人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断定他已经死了。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脑皮质已经完全停止活动，可是边缘系统、爬虫复合体和下脑干仍在起作用，象呼吸、血液循环这样的基础功能还是完好无损。我想提出一个能普遍被人接受的又有充分根据的关于法律上的死亡定义。在此之前，就需要我们对人脑生理学作更多的研究。要得出这样一个定义，很可能要求我们详细研究脑的新皮质和与新皮质不同的脑的<敏感詞>组成部分。
　　相同的见解可以有助于解决七十年代后期美国兴起有关坠胎的大辩论。争论的一方主张，既然妇女生来就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那么，出于心理上的厌恶感或在无能力抚养的前提下，她们就有理由进行流产；辩论的另一方则坚持“生的权力”，主张那怕杀死妊娠头三个月的一个还没有形成胚胎的受精卵也得算杀人犯，因为受精卵已经有变成人的“潜力”了。我想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每一方所提出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得到对方那边中坚分子的赞成。有时我们的心情和头脑会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基于这本书前几章我提出的见解，我愿意提出一种合理调和的意见，至少也算个尝试吧。
　　合法流产毫无疑问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和非法的屠杀，避免法律上不允许的“后门”坠胎、在这个连续失去人口控制，受人口剧增威胁的文明世界里，广泛采用的医药流产适合<敏感詞>的需要。杀婴做法似乎也可以解决不愿生育和无抚育条件生育两个问题。这一方法已在许多人类<敏感詞>和团体中广泛使用，其中包括通常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祖先的古希腊文明世界。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每四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在第一年中夭折。然而根据我们的法律和惯例，杀婴毫无异议就是杀人犯。一个七个月的早产儿与一个在子宫里七个月的胎儿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原则区别。因此，依我看来，在这时候流产至少是妊娠期的最后三个月流产，与杀人犯是十分相近的。以胎儿在分娩前三个月里还不能呼吸作为杀婴的理由也是似是而非的。假如婴儿生下之后尚未剪断脐带或是还没有呼吸，就能允许杀死这个婴儿吗？同样道理，比如说我心中很不愿和一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军用帐篷或是大学的宿舍里，我也没有权力杀掉他。还有一些税务使我很烦恼，可是再烦恼也不能干掉那些收税人。在这样的争论中，公民言论自由的观点常常被搞得模糊不清。有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争论中一方的观点会影响我呢？然而，那些反对禁止杀人法律的人们，能够无条件地遵守<敏感詞>所需要的刑事法吗？
　　争论中的另一方，所谓“生的权利”的措词正是一个“废话”的典型。这样的空话只能使人激愤，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启示。当今世界任何<敏感詞>里，都没有这样“生的权力”，以前也从没有过（除少数几个例外，如印度的耆那教徒中间有过这种生的权力）。例如，我们饲养牲畜为的是屠宰它，毁灭森林；污染河水和湖水，使鱼无法在那儿生存，猎取鹿麋以寻欢取乐；猎取豹子获其皮裘；捕获鲸鱼喂狗，缠住海豚，使其气喘吁吁，剧痛翻滚；使金枪鱼陷入罗网，借口“控制种群量”，用棍棒打死海豹幼兽，所有这些动物和植物都象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在许多人类<敏感詞>里所保护的不是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而已。甚至就在这种保护下，时常还发动战争，使无辜的居民遭受巨大可怕的伤亡，我们大多数人恐怕对此都感到触目惊心。就是这样大规模杀戮也被我们对方的种族或民族主义者辩解为屠杀低等民族，从而证明这种屠杀反而是正当的。
　　同样，关于人“潜在生命”的争论对我说来似乎更是微不足道。任何人的卵或精子在适宜的环境下都有变成人的潜力。另外男性<敏感詞>和夜间遗精往往被看作是自然行为，一次射精的精子量足够繁殖数亿人，难道能有理由把此种行为也指控为杀人犯吗？另外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从人身上任何地方取出一个细胞无性繁殖生成一个完整的人。照此推理，在无性繁殖成为切实可行的时代里，我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胞都会成为变成人的潜力，那么，如果我的手指刺破流出一滴血，难道就得算我犯了大规模屠杀罪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同样也很清楚，平息这场争论只有在许多各自坚持的有争议的问题上互相让步。关键性实际问题是要确定到底在什么时候胎儿才算发育成人。这又要回到我们所谓的什么是人的问题上来了。确实，没有人的外形不能看作人，就是由人体类似的有机物组成的人工制造物，没有构成人形时当然也不能看成人。同样，<敏感詞>星球上智慧生物，尽管他们与人类不相似，但他们在道德、智力和艺术造诣上只要超过我们，这肯定要算作人，当然也应属于禁止屠杀之列了。我们禁止凶杀人类的理由就是因为人类具有某些特性，一种特别珍惜的特性。地球上具有这一特性的机体为数不多，或除人之外根本没有。这种特性不是指感觉疼痛或体验深沉的感情，因为就连被我们无缘无故屠宰的许多动物也确实具有相似的感情。
　　我相信，这种人的本质的特征，就是指我们的智慧。假若如此，新皮质的功能活动和发育就是我们人类生命特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我们无法要求新皮质功能发育充分完善，因为它在人出生后才能全面健全发展。根据胎儿的脑电图确定，大概就在新皮质活动开始时，也许我们才可以说胎儿转变成了人。由简单的胚胎学观察结果（见图29）即可得出，脑从什么时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人的特征。
　　至今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我看来，这些研究工作在这场流产的争论中可能起到使双方都能互让的主要作用。毫无疑问，胎儿发育中，在新皮质脑电图信号首次出现时，人的生命才算开始，这样的法律定义还是偏于保守的。即趋向表现出新皮质活动的最早胎儿阶段，大概出现在妊娠三个月前后（我们这里所谈的都是指在理性<敏感詞>里法律所禁止的东西：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使一个早期胎儿流产就是杀婴，那就不应该去施行和接受人工流产）。
　　在始终一贯地应用这种思想时，应该避免人类沙文主义。假如有的人虽然他已完全发育成人，但是智力稍低，他们至少也应该受到保护免于被杀。目前，我们正愿意把这种保护扩展到子宫内的晚期胎儿上去。关于海豚、鲸鱼和类人猿存在智力的证据，现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所以我想，与流产道德态度一致的是，应该坚决限制无辜杀害这些动物。但是最终解决有关流产争论的关键，好象还是在于研究产前胎儿的新皮质活动。
　　人脑的未来发展究竟如何？现在有着大量和不断增多的证据说明，很多类型的精神病就是由脑内化学递质和传导障碍引起的。既然很多精神病都有相同的症状，它们可能都起因于同种障碍，从而就应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
　　英国十九世纪精神病学先驱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说：“查明了梦态也就弄清什么是精神错乱了。”严重丧失做梦的人经常出现白日梦，精神分裂症常伴有夜间睡眠减少，但是，这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至今还不清楚。“精神分裂症通常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忧郁和绝望。假如，精神分裂者夜间梦见飞龙挣脱了牢固的锁链，白昼隐约看见飞龙冲破大脑左半球束缚，张牙舞爪地跳出来，想想看会有什么表现呢？别种精神病可能趄因于大脑右半球的功能损伤，例如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精神分裂者很少发现他们能进行感性认识的飞跃。
　　在六十年代中期，哈佛医学院的格林斯庞（Lest Grinspoon）和同事们对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各种治疗技术的相对价值作了一系列对照实验。他们都是精神病分析学者，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偏见，那就是倾向于使用语言，而不是药物治疗。但他们出乎意料的发现，最近研制出的镇静剂——甲硫哒嗪（与称作酚噻嗪的抗精神病药物疗效大体相等的一种药）是异常有效的，即使不能完全治愈也可控制症状发展。照患者、患者家属和精神病学医生评定，单独使用酚噻嗪和同<敏感詞>药物混用的疗效至少是一样的；面对这些无意中的发现，这些实验者的那种诚挚的品格是令人钦佩的！（很难想象能有哪种实验能使那些竞争中的中坚虔诚分午肯承认对方学说的正确性）。
　　最近研究表明，“恩妥芬”（endophin）是一种在鼠和<敏感詞>哺乳动物的脑内天然存在的小分子蛋白质，可以诱发这些动物明显的肌肉强直和木僵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僵呆。精神分裂症一度占美国住院床位率的10％，这种病是分子的起因还是神经性原因引起的至今还不清楚。但不难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确切发现脑中哪个部位和哪些神经化学递质造成了这种机能失常。
　　医学道德观这种古怪问题来自格林斯庞等人的实验。镇静剂在治疗精神分裂症上是如此有效，现已广泛认为如不给患者使用就是不合医学道德了。这种医学道德的另外含意，就是反对在患者身上反复进行证实镇静剂疗效的试验。同时也认为拒绝对患者病况作最彻底的治疗也是一种不应有的残忍。因而，不服镇静剂的精神分裂病的对照观察组就没必要设立。如果必须进行验定某一化学药物对患者的脑功能障碍疗效如何，这样的实验只能进行一次，并且这次实验效果应有非常成功的把握方可进行。
　　这种化学疗法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应用碳酸锂治疗狂郁症患者。锂是一种分子量最轻、结构最简单的金属。如果患者处于极度痛苦时，给其摄入严格控制的一定剂量的锂，患者病情就会得到惊人的好转。患者和医生都有这种共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一个简易的疗法会产生出这样显著的疗效至今还弄不清楚。但最大可能是与脑内酶的化学组成和化学性质有关。
　　一种很奇怪的精神病就是吉尔·德·拉·图雷特病（Gills de la Tourette's disease)（这种病是由一位叫吉尔·德·拉·图雷特的法国医师最早发现的，并以其名字命名，而不是因他患这种病而定名的）。此病症状中的多种运动和语言紊乱之一就是一种奇怪的强迫性胡说。尽管患者的言语非常流利，但竟滔滔不绝他说些猥亵和亵渎话。医生把鉴定这种病的方法称作“走廊诊断”，患者能在暂短的看病时间中极其困难地控制自己，可是医生刚离开诊室到走廊去，息者污秽的语言就象决堤的洪水一样，一涌而出。人的头脑内有一个产生“脏话”的部位（类人猿也可能有）。大脑右半球能够应付的词汇量是极其有限的，顶多也不过是“喂”、“再见”，还有一点少量爱说的猥亵话。图雷特氏病大概只能侵袭大脑左半球。剑桥大学英国人类学者坎贝尔（Bernard Campbell）指出，边缘系统能同大脑右半球完美地结合。依我们看来，右半球比左半球能更好地处理感情这类活动。不论猥亵的话涉及到什么内容，它们总会给本身增加强烈感情的。但是图雷特氏病是如此复杂。好象是因特异的化学神经递质缺乏引起的，并且，似乎用严格控制剂量的锂就能减轻症狀。
　　最近证据表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血管加压素等边缘系统激素能大大改善动物保留和恢复记忆的能力。如果说脑还没有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些以及<敏感詞>类似例证就使人联想到，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改变丰富的脑的小分子蛋白质含量或者控制这种蛋白质的合成，从本质上来改善脑的功能。这种例子也表明可以大大减轻精神病患者所常常感受到的沉重的内疚感，这却是麻疹患者很少感受过的。
　　脑的大量沟回和大脑皮层皱摺，还有脑是那样恰到好处地装入头骨内的事实，都清楚地表明很难往现在的头颅内再多装些脑子。由于女性产道和骨盆的大小所限，到目前为止头骨再大的大脑也不能继续发展了。
　　剖腹产在两千年前是很少做的，目前却很流行。剖腹产能使较大容量脑的胎儿出生。改进脑的另一种可能就是现代充分发展的医学技术能够使胎儿在子宫外全期发育。可是进化变异率是如此缓慢，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好象没有一项能因新皮质较大范围的增大和由此产生的较高智慧而得以解决。将来会有一天，当然这不是最近的事，有可能通过脑外科手术改进我们认为需要改进的脑的某些组成部分，进一步限制那些造成人类面临危险和矛盾的脑组成部分的发展。即使这种行动再符合<敏感詞>需要，但由于脑功能的复杂性和脑多余信息的存在，它对不久的未来没有实际意义。在我们能够人工造脑之前，我们可能先会造基因。
　　人们常常指出象这样的实验有可能为不道德的政府创造条件。有许多政府以此为工具来进一步控制它的公民。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政府，它把数百个微型电极嵌入新生儿脑的一快乐”和“痛苦”中枢里。这些电极能进行遥控的无线电刺激。大概只有政府才知道所使用的频率和译码。当儿童长大成人后，如果他在工作指标和思想意识方面已经合格地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政府就刺激其“快乐”中枢，相反就刺激他的“痛苦”中枢。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控制。我不反对脑的电子刺激实验，相反我是反对让政府这样地控制医院的。任何允许其政府在新生儿脑内嵌入这样的电极的人，抛弃了斗争，他就可能完全失掉了所应得到的一切。使用这种可怕的技术，其主要任务还是预见什么是可能的。教育民众正确使用，不要误用，另外的任务就是防止组织上、官吏和政府的滥用。
　　现在已有各种各样的治疗精神病和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但这些药物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危险的，当然也有良性的（乙醇就是应用最广但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药物）。这些药物看来都是作用在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和新皮质的特定区域。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甚至无需政府鼓励人们就将自行实验自行合成这类药物。这是一种对脑、脑功能障碍、脑的未发掘的潜力进一步了解的活动。
　　有理由认为，许多生物碱和<敏感詞>影响行为的药物的化学作用与脑内自然生成的多种脑小分子蛋白作用相似。“恩妥芬”药就是其中一例。许多这种小分子蛋白都作用在边缘系统上并与我们的感情状态有关。现在已有可能人工合成有一定氨基酸序列的小分子蛋白。这样，能合成引起人的情感，包括极端少见的情感的各种各样分子的时代已为期不远了。例如有一些证据表明，阿托品就是毒茴类毒草、毛地黄、毒性顛茄属植物以及紫曼陀罗草中的一种主要有效成份。它能引起飞翔的幻觉。确实，这类植物似乎也是中世纪一些女巫所用的药膏中的主要成份。女巫们把这种药膏自用于生殖器粘膜上，这样就自夸说能够飞行，事实上只是因为阿托品作用而狂跳乱舞而已。生动的飞翔幻觉是一种由相对简单分子所传送的极端特殊的感觉。大概脑能合成各式各样的小分子蛋白，并能产生出人类从未感受过的感情状态。这就是脑化学近期发展的多种潜力之一。这种脑化学在好坏两个方向都是大有前途的。这就取决于如何利用人的智慧去指导、操纵和利用此种研究了。
　　当我离开办公室，坐进小汽车，我发觉除非下很大决心才能决定开回家去。同样当我离开家坐上汽车，也要作类似意识的努力，直到把车开到我的办公室，我脑子里某一部分还在安排着事情。假如我的家庭或办公室发生了变化，经过短时间学习，脑里的新部位就会取代旧部位。不管什么样的脑机制控制这种行为，已经对新的共济官能适应了。这很象是脑的自动编制程序部分，其工作象一台数字计算机。当我们认识到正在发作的精神运动紊乱的癫狂病人也常常能用一些精确动作行走时，这种对比就更为突出了。仅有的区别就在于这种病人闯红灯过马路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多些。但当癫狂发作平息下来后，他们不能回忆起曾做过这些活动。这样的自动症是颞叶癫狂病的典型症状。这也表现出了我刚醒后半小时内的特征。当然，绝不是脑的所有部分工作都象简单数字计算机那样。例如，重编程序部分就不大一样。但电子计算机和脑的某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极其相似处，又使人联想到两者间某些部分有着相似的工作结构（内心深处的神经生理学联想）。
　　西班牙神经生理学家何塞·德尔加多（Jose Delgado）发明了插入在黑猩猩脑中的电极和遥控的电子计算机之间工作的反馈回路。脑和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是通过无线电波完成的。电子计算机的微型化，现已达到了反馈回路，可以是高能有线载波通信而不需具有遥控计算机接头的无线电通信线路。例如完全可以设计一台整装的反馈回路，在此回路上可以辨认出癫痫发作的病症，并且适当自动刺激脑中枢，以便预防或改善疾病发作。目前还没有设计出这种理想的装置，但为期不会太远。
　　大概总会有一天，可能在脑上加设各种各样的认识和智力的修复术设备一一种思维眼镜。这与脑的以往堆积型进化是一致的，而且可能要比重新改组脑的现存结构可行得多。将会有一天我们用外科手术在脑里插入微小的可以更换的计算机元件和无线电接收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快速的、源源不绝的知识：例如巴斯克语、乌尔都语、阿姆哈拉语、阿伊努语、阿尔巴尼亚语、怒族语、肖松尼人语（肖松尼人是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印第安人——译注）或特尔斐语；或者不完全γ——函数数值和切皮谢夫（Tschebysheff）多项式，或者是动物足迹自然史；或漂浮岛所有权的所有法律条件；或者是连接儿种人类的无线电传心术，至少暂时是以往我们人种未知的象征联想模式。
　　我们人脑的实际扩展，尤其是人所独有的新皮质范畴的扩展正处于被完善的过程中，它们的某些部分过于古老，以至我们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儿童丰富多彩无拘束的学习环境相当于大有前途的成功的教育工具。书面语是一项重大发明，它实质上是一台存贮和检索信息的相当复杂的机器。存贮在庞大图书馆内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存贮在人的基因或大脑中的信息量。这种信息肯定不能象存贮在生物系统中那样有效，但仍具有助益的紧密性。诸如缩微照片和缩微胶片的发展，大大地增进了人类体外信息的存贮能力。图书馆中、艺术著作和<敏感詞>文化机构内的人类体外信息位数大大超过图1中所标明的1013的指数。
　　文字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复杂得多的和大有发展前途的体外信息存贮和处理还得靠电子计算机。为了使人们对计算机的发展水平及其程序有所了解，我们可介绍一下计算机在“滴答头”（tic-tae-toe）游戏中（也叫做把O和X连接三个的游戏——译注），在世界一流的检验装置上，在巧妙的国际象棋比赛中，在实际已证实合格的心理疗法中都起着完美的作用。现存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可将实况播送的古典或现代歌曲用规定的传统音符录制下来。不言而喻，电子计算机处理的信息速度和存贮的信息量是十分惊人的。
　　由麻省理工学院韦曾鲍姆（Joseph Weizenbaum）发明的间接心理疗法是目前在电子计算机上使用方便的精神病程序的范例（应当指出，这远不是现有最难最佳的程序）。发明了心理疗法程序后，精神病医生就可以通过控制台上的打字键盘小写字体句子输入与大写字体句子（后者是由荧光屏显示）输出相连接。打算把这种交换作为试探程序，可是医生在这方面是不受程序约束的。下边是一段试探性的人机对话。一者是精神病医生，另一者是输入精神病程序的计算机医疗师。

阿克

非人的灵长目动物象征性呼叫的贮存似乎控制在边缘系统，至少弥猴和恒河猴整个技能可能是由边缘系统的电刺激引起的。人的语言控制在新皮质内。这样人类进化实质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由边缘系统的有声语言控制向新皮质颞叶控制转移。这是一种从本能向学习获得通信交往的过渡。然而类人猿获得手势语的惊人才能，以及黑猩猩脑一侧优势的线索都指明，灵长目由主观意志所控制的象征语言并不是近代的发明。相反，这可追溯到儿百万年前。这同能人旁嗅区的颅骨内模化石资料是一致的。
　　起人类语言作用的猴脑新皮质区即使发生损残，也不能减弱猴的本能发音。由于人语言能力的发展，新的脑系统也必须在本质上得到进展，这就不是依靠重新加工边缘系统的呼叫机构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一些人类进化专家指出；语言能力的获得发生在最近，也就是几万年的历史，并且同最近冰河期的复杂课题有联系。但是这个年代同这个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况且人脑的语言中枢是非常复杂的，很难想象自最近冰河作用的顶峰以来即仅仅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就会进化到现在这样程度。
　　证据表明几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新皮质，但其新皮质的左右半球功能都是类似的重复。自直立行走、工具使用和语言发展以来相互促进，例如语言能力的一小点增长都会把手斧进一步改进，相反也是一样。脑的相应进化似乎是通过两半球中的一个半球在分析认识上的功能特化进行的。
　　顺便说及，初始冗余显示出计算机设计上的深思熟虑。例如，由于缺乏大脑皮质的神经解剖学知识，设计“海盗”登陆器运载工具上的存贮器的工程师嵌入了两个相同程序的电子计算机，由于事物的错综复杂，两台计算机很炔就出现了差异。在火星着陆之前对这两台计算机进行了智力测验（通过地球上一个更灵敏的计算机），不灵活的电脑接着就停止活动了。大概人的进化也经历了类似方式。受到高度评价的推理和分析能力定位于好象是“另一个”脑里，是一个不能完全胜任直觉思维的脑，在进化上常常采取这种办法。实际上，机体复杂性增加时，遗传信息量随之增大的标准进化常例都是通过将遗传物质加倍，然后将信息多余装置特化来完成的。
　　几乎所有人类语言对“左”“右”都有感情倾向，而主要还是倾向“右”边。“右”与合法性、正当行为、高尚伦理原则、坚定性以及男性特点背关。与“左”有关的是脆弱，恐惧，意志不集中，罪恶以及女性特点。在英语中与“右”有关的词或词组有：rectitude（刚直），rectify（纠正），righteous（正义），right-hand man（得力助手），dexterity（惯用右手），adroit［灵敏，来自法语“a droite”（向右）〕，rights（权利）以及词组“in his right hand”（得力助手），还有ambidextrous（灵巧）也是指两只右手（two right hands）的意思。
　　另一方面（从字面上讲）英语中的“sinister”（不吉祥，左边的）在拉丁语中确切表示“左边”的意思。同样。“gauche”（笨拙的）在法语中也是“左”的意思，俄语中表示“向左”的词（nalevo），在英语中意指“鬼鬼祟祟”，意大利语中意指左的词“mancino”，在英语中表示“骗人”的意思。此外，英语中还有gawky （粗笨的）、gawk（笨人）以及“left handed compliment”（言不由衷的恭维话），这些词看来都与左半球有关。只是在英语中有“Bill of rightd”（人权法案），却没有“Bill of lefts”这一词组。
　　从词源字上来看，英语中的“left”（左）来源于撒克逊语“lyft”，意指“软弱”或“无用”的意思。“Right”在法律上的意思（与<敏感詞>法则一致的行动）意指“权利”。而“right”在逻辑上的含意指的是（与错误的对立面）“正确”的意思，这一切也都是在多种语言中常见的。“左”、“右”用在<敏感詞>上，好象是从一般作为与贵族阶层抗衡的重要的非主导<敏感詞>势力兴起时开始的。贵族都站在国王的右边，而激迸派的崛起者——资产阶级则站在国王的左边。由于国王本身就是贵族，因此贵族也维护王室的权利，这样右边总是处于优惠地位。在神学里正如<敏感詞>上一样“在上帝的右方”。可以发现许多“右的”和“直的”之间联系的例子。墨西哥人说的西班牙语中如说“right，riglit”就表示照直向前的意思。美国黑人说的英语中“right on”,常常用于富有表情或熟练地表达一种赞同的词组。目前在英语口语中“Straight”也常用于表达“法规的”、“正确的”、“适合的”等意思。在俄语中“右”是“pravo”，同样它也是表示“正确”的意思，是“pravda”（真理）的同源词。并且在许多语言中“true”还有另外的词义，即“准的”，“准确的”，正如“他的目标很准”一样的词义。
　　斯坦福——比内氏智商测验（the stanford-Binet IQ test，测量儿童及青年精神活量的试验一译注）作了一些努力，试图检测左右两半球的功能。为检测大脑右半球的功能做了如下试验：把一张纸折叠几折后，再用剪刀剪去一小块，然后让受试者预言出这张纸打开后的外形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将剪掉的纸块藏起来。让受试者估算总共有多少纸块。尽管斯坦福——比内氏测验的发明者认为几何学概念问题在确定儿童“智力”上是十分有用的，可据说这种智商测验对成年人和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越来越显示不出多大效果。可以肯定地说，这对测验直观飞跃的检验余地很小。毫无疑问，从智商测验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偏向测验左半球的。”
　　那种热心于放弃左手右半球而采用右手左半球的偏见使我联想到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勉强赢得胜利的一方，要对竞争党和其争论观点进行重新命名，以便使后代易于慎重决定信任那个党。在俄国<敏感詞>主义革命初期，列宁的党还是一个很小的分裂的小组时，列宁把这个党命名为布尔什维克党，这在俄语中意指多数党。反对党被迫处于一种畏惧的愚蠢想法，采用了少数党孟什维克命名，十五年内，孟什维克党确实成了少数。同样地，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左右两大联盟，是一种充满仇恨斗争的证据，这类证据在人类历史中*象探囊取物一样容易找到，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引起这样强烈仇视的感情呢？
　　击剑和拳击、棒球以及网球运动比赛时，用右手训练的参加者出乎意料地遇上个左撇子，他将发现自己的弱点。同样地，一个凶狠的惯用左手的剑手其右手很易接近对手，可是右手对敌手没有威胁，好似作为一种裁军和平的手势一样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不能用来解释对左手极其厌恶的程度。也不能把这种强烈的厌恶感扩展到传统的非格斗者——妇女那里去。
　　大概这是遥远以前的事，在工业没有得到发展的<敏感詞>里，可能买不到卫生纸。而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不拿东西的手常用于大便后揩净屁股，这是一种技术不发达的文化生活方式，绝不能理解为有这种习惯的人对此很欣赏，这在美学上也是无吸引力的，况且又涉及到把疾病传给他人或自身的危险。最简单的预防方法就是打招呼和吃饭时用另一只手。毫无例外，在科学不发达的人类<敏感詞>里，人们总是用左手擦净屁股，用右手来问候和饮食。偏离这一常规或偶尔疏忽就会引起人们极端反感。儿童如果违反了例行的用手习惯要受到严厉惩罚。在西方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个时代，如果用左手去拿物体就要受到严厉责难。我相信这种考虑只能说明对使用左手的强烈厌恶感，而把<敏感詞>中使用右手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事，故意装腔作势他说成是防御性措施，并自以为此而庆幸。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起初就把左右手分工担负不同特殊功能的原因。有人争辩说，使用左手擦净大便这只是在统计学上的一种偶然性。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有一种<敏感詞>，使用左手也是完全正当无咎的。事实上，这样的<敏感詞>似乎是没有的。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用右手的<敏感詞>里，精密的工作，“饮食、战斗等就要用受到宠爱的右手去做，而把不负重要责任的擦屁股工作移交给左手完成。然而这也说明了<敏感詞>上大都惯用右手的原因。就其最基本意义来讲，肯定还会存有另外的确切解释。
　　你喜欢用哪只手做最主要的工作与控制语言的大脑半球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绝大部分惯用左手的人其语言中枢可能还在左半球。但在这一观点上是有争论的。尽管如此，用手习惯的本身被认为同脑的一侧优势有联系。某些证据表明，惯用左手的人很可能在阅读、书写、言语和运算等这些脑的左半球功能上存有一点问题，但是他们却很擅长于想象、图形识别和一般的创造力等脑的右半球功能。某些材料表明，从遗传学观点来看，人类偏向惯用右手。例如，妊娠三、四个月的胎儿右手指纹（突起）的数量就比左手多。在整个胎儿期以至出生后这种优势始终保持着。
　　与人有着原始亲缘关系的南方古猿，它们用手习惯的资料是从被古猿用骨棒子或木棍击伤的狒狒的头骨化石分析中得出的。南方古猿的发现者达特（Raymontd Dart）作出结论，大约有20％的南方古猿是惯用左手的，大约与现代用左手的人百分比相等。相反，与此同时发现<敏感詞>动物表现出喜欢用爪，很可能它们的左右爪几乎都是一样受惠使用的。
　　左和右的区分已深深陷入人类的往事经历中，我不知道是否在理性和感性认识之间，以及大脑两半球之间有一点冲突或争斗还没显露在右与左两个相反的词上。正是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控制着右侧，事实上在身躯右侧可能没有更多的敏捷，但它肯定是相当繁忙的。左半球似乎完全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防范着来自右半球的威胁。假如是这样，鉴于动机的理由，对直观思想的言语批评就会变得疑虑重重；同样，有充分理由认为，右半球对左半球也有一种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类似疑虑。
　　在承认左右两半球两种思想方法有效的前提下，试问在新环境中左右两半球的效能和用途是否等同？毫无疑问，右半球直观认识可以理解对左半球来说十分难解的模式和联系。右半球还可觉察出毫无存在的模式。怀疑批评念头不是右半球的功能标志，纯属来自右半球的学说，尤其是在新尝试的情况下发明的学说，可能都是错误的或是狂想的。
　　威尔士加的夫大学附属学院心理学家戴蒙德（StuartDimond）最近做了实验。他用一个特制的接物透镜，把影片映在左半球上。当然对于一个正常受试者来说，通往一侧脑半球的信息是通过胼胝体传递到另一半球的。要求受试者根据感情内容对各式各样的电影作出评价，这些实验表明，在观察世界上，右半球比左半球更多地表现出不快，敌意，甚至是明显的虚伪倾向。加的夫学院的心理学家同时也发现，当两半球同时工作时，我们的感情反应仅同左半球的反应相似。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大脑右半球的抗拒性通过更加随和的左半球来逐渐强制地调合过来。邪恶和怀疑的情调好象都潜藏在右半球，这可以解释左半球所感觉到的对左手和右半球邪恶特性的反感。
　　在患妄想狂的人的思想中，他自信自己察觉出一个阴谋，也就是说在朋友、同事或政府的行为中暗藏的（和恶毒的）阴谋，可是实际上并无此事。假如有这样的阴谋，受试者可能是极端忧虑的。但未必他的思想就是象患妄想狂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是突出的一例。大战末期，福雷斯特尔坚信以色列的密探一直在到处跟踪他，而他的医生却认为他这种固执的念头是十分荒唐的，并给他做出患妄想狂的诊断，把他关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的顶楼上。由于医院人员过分地敬畏上层人物，对他看护不严，致使他跳楼身亡。后来，果真发现确实有以色列密探在跟踪刺杀福雷斯特尔，那个密探也在担忧，怕阿拉伯国家间谍可能察觉他的企图。福雷斯特尔还可能有另外的问题：尽管他已觉察到了危险，但他却被定为妄想狂患者，使他无法摆脱所在的困境。
　　<敏感詞>急骤变化的时代里，阴谋活动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来自主张变革的人；另外也来自维护现状的人。在近代美国史中，维护现状的要多于寻求变革的。当不存在阴谋时察觉到阴谋的存在，这就是妄想狂的症状，如确有阴谋存在，察觉到阴谋存在就标明精神是正常无疾的。我的一个熟人说，“今天在美国，假若你不是一个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个精神不正常者。”我不知道这一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全球。
　　没有经过左半球的详尽研究，就无法断言通过右半球推断出来的模式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另外，仅仅是一个决定性的思想，而没有创造的和直觉的见识以及没有对新模式的研究，那么，它也不会有结果，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在骤变的环境中要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两半球的共同活动：通过胼胝体沟通大脑两个半球，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途径。人所周知，许多人一见流血就产生眩晕的反应，这就是由不同的感性认识功能所引起的不同行为的一例（当然，这仅是多种例子之一）。我想这个道理很清楚，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自身出血与疼痛、损伤和破坏机体的完整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流血，就产生出一种同情感，感到有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我们都体会过疼痛的滋味。毫无疑问，这就是在许多人类<敏感詞>中，把红色作为停止信号或意味着危险的原因。假如我们的血液里携带氧的色素是绿色的话（在生化学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就会把绿色看成是危险的天然标志，而会觉得使用红色的做法有点滑稽可笑。
　　另一方面，经过训练的医生见到血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会立即联想分析，这是哪个器官受了伤？怎么会这样大量地出血？是静脉出血还是动脉出血？是否需要使用止血带？所有这些分析活动都属于左半球的功能。它们需要比单纯流血等于疼痛的联想更复杂更有分析力的认识过程。而且，这种分析要远远高于实践经验。假如我受伤流血，我们定去找一个有多年经验善于处理受伤流血的外科医生，而不去找一位富有同情心一见血就发晕的朋友。后者的明确动机仅限于不愿意他人受到伤害；而前者对受伤流血者能有所帮助。在一个有理想结构的物种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机体上，我们大多数人正是如此。这两补思想的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复杂性，可是对生物存活都有相互弥补的价值。
　　劳伦斯（D·H·Lawrence）关于月亮本质的见解可以说是直觉见解偶尔<敏感詞>分析见识的典型事例。他说：“没有必要告诉我说，月亮是天上的一块死岩，我知道它不是块死岩。”的确，月亮并不是天空中的一块死岩，它是美丽的，它能使人产生浪漫主义联想的魔力，它能引起潮汐，还可能是确定地球上人类每月活动周期的依据。天空中的死岩仅是它的特性之一。直觉见解在我们以往个人体验的或是进化中的感受范畴内是大有作用的。在有关天体密集物体性质这样的新领域中，直观推理很难适应理性思想从自然界中探索到的见识。照此推理，理性思想过程不是本身的终结，应从对有益于人类的广泛角度上去理解。归根结底，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努力，其本质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可以看作成应用于自然中的狂妄思想，我们期望得到自然的协同，并希望获得完全不同的数据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是从自然中抽出模式（右半球思想），事实上，许多抽出来的模式并不同数字相符，因此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分析（左半球思想）。缺乏对模式的严格分析研究，僵硬的怀疑主义是不会得到完善的科学知识的。而要有效地获得知识，则需要两个半球的协同工作。
　　微积分、牛顿物理学和几何光学，基本上是通过几何论证得到的。而今天，主要是通过分析论证进行讲授和示教：数学和物理学不仅是教学中的创造，而主要是右半球功能的产物。主要的鼥学见识在特性上都是直觉的，这在目前也是常见的。同样，在本质上是通过线性分析论证，用科学论文阐述出来的，这并不反常。这种创造行动主要来自于右半球的组成部分，但要论证创造结果是否有效主要还是要靠左半球的功能。
　　万有引力可以通过把收缩状的黎曼——克里斯托弗尔氏（Riemann-Christoffel）张量等于零来理解，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惊人的发现。这一论点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仅仅因为这一结论可以得出详尽的、数学方程结果，预先检验出与万有引力的区别之处。尔后，再作实验决定应采取哪条途径。在三个有名的实验中，即通过太阳附近的星光偏角：距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运行轨道上的运动：强恒星重力场内谱线的红向移动，大自然是赞助爱因斯坦的。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就很难有一位物理学家能承认广义相对论。物理学中有许多几乎近似辉煌精致的学说都被人们摒弃了，因为它们不能经受实验的论证而得以存在。依我看，假若这样的对抗和摒弃假说的意愿是我们<敏感詞>、<敏感詞>、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人类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确信，没有两半球较大范围的进化，科学就不会有什么重大进展。但这对艺术则不同。很明显，艺术不需要在实验室里作实验。有欣赏能力的、专心致志、无偏见的观众根据他们各自的满意程度，确定其艺术水平如何。我可以从上百个例子中举一例说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法国艺术评论家、学报和博物院全都抛弃了法国印象派。而今天，印象派团体又广泛地支持印象派艺术家创造出新作品。历史的时钟又向相反的方向倒转了一个世纪。
　　本书是一个模式辨认的练习，是企图利用各学科和神话中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线索，去了解自然和人类智力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右半球的活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在半夜或凌晨被一种产生出新见解的兴奋激醒。我想许多细节还需作实质性的修正，至于这些新见解是否真实可靠，还完全取决于我的左半球功能发挥如何（这也取决于我对这些观点的取舍，因为我还没发现论证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写此书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例证，它们在构思以及手法上都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内容。
　　十六世纪，在数学量之司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方法：你可以写出一个代数方程，也可画出一条曲线。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创造解析几何时，展示出了数学界这两种观点的形式恒等关系（顺便说一下，笛卡尔还是一位确定大脑功能定位的解剖学家）。
　　目前解析几何已成为十年级学生的普通课程。但这在十七世纪却是一个辉煌的发现。然而，代数方程就是大脑左半球的典型结构，而一条普通几何曲线，即相关的点连接起来的图形，则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解析几何是数学上的胼胝体。当今一系列学说发现它们相互之间既不冲突或者也没有相互的交叉关系。在一些关键时刻，左半球总与右半球的观点相对，这就使外观不相联或观点相反的笛卡尔连接法再度成为迫切需要。
　　我认为，只有通过大脑左右半球的合作，我们和任何<敏感詞>人类的最有意义的创造活动——法制和道德规范、艺术和音乐、科学和技术才有可能实现。就是这种创造活动，即使从事得很少或仅作了一点点，也将会使我们和整个世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胼胝体的功能。

阿克

七、情侣和狂人
警犬靠嗅觉进行追踪的能力是十分有名的。它们向人们提供追踪线索，如发现追踪对象——丢失的儿童或逃犯的一块衣片，紧接着就吠叫着兴致勃勃地跟踪下去。犬属和<敏感詞>许多搜索动物都具有这种极其发达的能力。能被追踪的痕迹就是追捕对象遗留下来的气味，嗅觉仅是对多种多样特殊分子的知觉力。警犬追踪多半是捕捉有机分子。警大为了追踪，必须能觉察出它所追寻目标身体上的特殊气味，能够排除别种分子的迷惑和干扰，辨别出走过同路的<敏感詞>人（包括组织追踪的人）和<敏感詞>动物（包括狗本身）的分子气味。人在行走时散发出的气味分子数量是较少的，可是警犬仍能嗅到，甚至对所谓“冷”足迹，也就是说，痕迹已消失了几个小时，警犬仍能成功地追踪到。
　　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昆虫也有这种极端敏感觉察气味的功能。警犬与昆虫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多种多样很强的辨别力，能区分多种不同气味，以及在无数的气味中辨别出所要追踪的那种气味，警犬能进行分子结构的复杂分类，能从以往嗅过的他种分子大量程序库中区别出新的分子。更重要的是，犬能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熟悉某种气味，然后可较长时间记住这种气味。
　　很明显，对个别分子的嗅别是通过狗鼻子中感受器来完成的，这种感受器对有机分子特殊的化学机能簇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敏感，一种感受器可对羧基（COOH）敏感，另一种可能对氨基（NH2）易感，以此类推。复杂分子的各种机能簇或一部分会附着在鼻粘膜中的不同分子感受器上，然后所有功能群检测器把收集到的分子嗅觉印象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嗅觉系统。尽管人类在这方面技术上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目前就是这种最精制的人造装置，如气相色谱法／质谱仪一般说来也没有警犬这样的灵敏性和分辨力。由于威力强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动物的嗅觉已进化到现在的完善程度。早期发现配偶、警戒掠夺者、搜索捕捉食物，这是物种生死存亡的大事。此种嗅觉由源已久，确实高于早期的神经系统。大脑里这种与众不同的嗅球（见图5）是人类生命史中发展成新皮质的原始部分。实际上，赫里克（Herrck）就把边缘系统称为嗅脑。
　　人的嗅觉远不如警犬那么发达。尽管我们脑量很大，但人的嗅脑要比许多动物嗅脑都小。由此可见，嗅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着次要作用。人所能辨别出来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较少的，况且我们对气味的语言描述和理解分析力都是较差的。在我们自身感觉中，我们对一种气味的反应同造成这种气味的分子实际立体结构很难一致。嗅觉是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能够并且相当精确地完成的一种复杂的认识功能，但是我们很难将其描述得很充分。假如警犬有语言能力，我想它也很难描述出它高度精确地嗅到的一切气味。
　　正如嗅觉是狗和<敏感詞>动物察觉其周围环境的主要手段一样，视力则成了人的主要信息通道。人所具有的视觉的敏感性和分辨力至少同狗的嗅觉能力同样惊人。例如人能区别面貌。精细的观察者能区别成千上万、甚至到十几万幅面容。西方国际警察组织和警察部队通常广泛使用“认面容器”，从而重新组成上百亿不同人的面目形象。这种能力对人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尤其重要。但是细想一下，如要用语言把我们能够识别出的各种面孔都完全描述下来，这却是很难办到的。证据表明，我们有时不能用语言描述我们见过的人，可是只要再一见面就能非常准确地认出这个人。当然认错人的现象也肯定是常有的事。因此法庭乐于让面貌熟悉的成年人作人证。想一想我们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一大群人中认出某个“著名人士”，又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能从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人名表中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名字，这一切都表明人的视力才能同狗的嗅觉能力一样是令人佩服的。
　　人和<敏感詞>动物都具有非常复杂的高效率的感觉和认识能力。这种能力完全能为语言和分析意识增设旁路。我们许多人认为这种意识是人人皆有的。另外还有一种认识，就是我们的非言语感觉和认识。这又常常被看成是“直觉”认识。语言决不是天生就有的。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先在头脑中注入了一整套人物的面孔。我想，在我们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是怎样获得这样的认识时，语言能表达一种无限的烦恼。感性认识具有悠久的进化史。假如我们认为信息贮存在遗传物质里，那就要追溯到生命的起源。人类的两种认识的另一种，就是西方所说的有关感性认识的异常敏感力，这就是完全用语言表达的（比如说用完整句子）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是人脑近代进化的结果，大概仅有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进化史。许多人在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是理性的，也有许多人几乎全是感性的，那些几乎不懂得这两种认识能力相互作用的人们却嘲笑对方是“头脑糊涂”和“缺心眼”，这是用于这种场合比较礼貌的形容词。那么，人为什么常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弥补但又是彼此不能很好结合的思想状态呢？
　　通过对脑损伤的研究得到的初步证据，证实理性和感性认识都在本脑皮层里。左半球颞叶和顶叶的意外损伤或疾病发作会引起阅读、书写、说话和计算等能力的典型减弱，如右半球的这些部位损残则导致立体视觉、图形识别、音乐能力和全面推理力的削弱。辨认面孔的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那种见面后就能永久记住面貌的人，他们也是在右半球进行图形识别的。事实上右顶叶损伤有时导致患者在镜中不能辨认自己或本人照片。这种观测充分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理性认识主要在左半球，而感性认识在右半球。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的合作者按这种方式进行了重要的近代实验。为了治疗严重癫痫病大发作患者（事实上是癫痫连续发作，始终是一小时两次），他们切开了胼胝体，这个联结大脑皮层左右半球的主要神经纤维束（见图21）。这是一种力图防止神经电暴由一侧半球的病灶向另一半球扩散的尝试。他们希望在手术后至少有一个半球不再受连续癫痫发作的影响。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圆满效果。两半球的癫痫发作频率和强度都有明显的下降，好象以前头脑里曾有过正反馈作用，一个半球患癫痫病时脑电流活动会通过胼胝体刺激另一个半球。
　　这种大脑分隔的患者在外科手术后表面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一些报告指出手术前患者所经历的生动的梦景完全中止。术后第一个月这样的患者不能说话，后来他的失语症也就消失了。大脑分隔患者的行为和外观使人联想到胼胝体的功能是极其微妙的，它有两亿神经纤维束，每秒钟要处理两半球间数十亿比特信息量。这里大约含蕴着大脑皮层内神经元总数的百分之二。当把它们切断时，表面看不出什么变化，对这样的细微的变化需要更深入详尽地研究。
　　当我们细察我们右边的物体时，双眼都注视着右视界，如物体在左边，则注目左视界。但鉴于神经传导途径的结果，右视界在左半球处理，左视界在右半球处理。同样道理，来自右耳声音主要在脑的左半球处理，反之，也是这样。也有的人声音处理分析在同侧脑进行，如来自左耳的声音就在左半球处理。原始的嗅觉没有这种交叉处理情况。大脑和四肢间的信息传送也是交叉的。左手触摸的物体主要在右半球感觉出来，指挥右手书写句子的指令在左半球处理（见图22）。有90％的受试者，语言中枢都在左半球。
　　斯佩里及其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精细的单独刺激分别送到大脑分隔者左右半球的实验。在一个典型实验里，帽带（hatband)这个词闪现在屏幕上，但这个词的两部分，其中“帽”（hat）映在左视界，“带”（band）映在右视界。患者主诉，他见到了单词“带”。很明显，至少患者在词语联系上，其右半球没有“帽子”单词的视觉印象。当问患者是哪种“带”子？他可能猜测是捆罪犯带子、胶带、爵士音乐磁带。在对比实验里，要求患者写下他见到的一切，在箱内他用左手写一单词“帽子”，从手的动作上得知写了什么，但因他看不见，同时信息一点也到达不了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所以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他能写但不能口头回答。
　　<敏感詞>许多实验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在一个实验中，患者能够觉察到他虽看不见但能用左手触摸的立体塑料字母。现有的字母仅能拼写成患者可以认得出来的一个标准英语词，如“爱”“杯子”等，右半球的语言能力很低，大略同梦态情况相似。虽然正确拼写出了单词，但患者仍不能以任何语言来表达出他写的单词。看来很明显，大脑分隔者每个半球几乎都没有另一半球所认识到的极其模糊的想法。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左半球不能处理几何图形，在图24中通过图形描述出来。惯用右手的大脑分隔患者用左手（不熟练地）精确地描下简单立体图象。右半球对几何图形的优势性只限于用手操作的工作。但这种优势不适用于需要手——眼——脑三者协同的另一种几何构象功能、手控的任何活动似乎部位于右半球顶叶与左半球致力于语言的相应部位。位于斯托尼布鲁克的纽约国立大学的加扎尼加（M.S.Gazzaniga）指出，儿童在取得重要的手控技艺和几何图象能力之前，语言在左半球高度发展。这就是左半球发生特化作用的原因。根据这一观点，右半球胜任几何图形的特化作用的产生是由于左半球不参与此活动的结果，左半球胜任能力还是在语言上。
　　就在斯佩里最令人信服的实验完成不久，他举行了一次宴会。传说有位著名物理学家也应邀出席，这位物理学家过去有过胼胝体的疾患，但现已痊愈。这位物理学家的风趣幽默感是众所周知的。可那天整个宴会他静默无言兴致勃勃地倾听着斯佩里讲述他研究大脑分隔的实验结果。一个夜晚过去了，客人们开始逐渐地离席，斯佩里发觉他在门口同最后一个人挥手告别。物理学家伸出右手同斯佩里握手告别说，他度过了一个迷人的夜晚。接着他迈了两小步，交换了左右腿的位置，又伸出他的左手，以一种压低了的颤抖的声音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也有过这样可怕的时刻。”
　　当大脑的两半球之间的联系削弱时，患者经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不足为奇的。很明显，一个再好的讲演者可能有时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大脑两半球的相对独立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上面我们已提到很难用言语描述出大脑右半球的复杂的感觉过程。许多精美的身体动作，包括体操在内似乎同左半球没有什么牵连。例如，众所周知的网球运动要求对手把其拇指准确地放在球拍上的某一位置。常常发生，如左半球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那怕是暂短的一刻也会破坏这一游戏。多种音乐能力是右半球的功能。即使没有一点用音符记录歌曲的能力，我们也能记住一首歌或一个曲子，这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弹钢琴时，我们可把这动作说成是通过我们的手指（而不是我们自己）记住了这一乐曲。
　　这种记忆存储可能是很复杂的。最近我高兴地观看了由一个大型交响乐队演奏的钢琴协奏曲的排演。在这次排演中指挥经常不是从头至尾地进行，相反地他总是集中在较难的段落上，这一来是为了节省排演时间，二来是为了节省表演者的精力。使我印象极深的是，独奏者不仅能记住整首乐曲，而且能在总谱中标明的拍节上稍加提示就能在曲中所要求的任何地方开始演奏，这种值得羡慕的排演技巧就是左右半球的混合功能。很显然，在你头脑中，很难一下子记住你从未听过的整首乐曲，因此你只能在某些拍节上介入演奏。如用电子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同大型乐曲的串行存取相反，钢琴演奏者是随机存取演奏的。
　　这是在多种最难的和极其重要的人类活动中大脑左右半球彼此协同合作的范例。不过，对人的胼胝体两侧的功能独立性不作过高的估价是极为重要的，应该再次强调，象骿胝体这样复杂的电缆系统的存在必将意味着两半球的交互作用是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功能。
　　除了胼胝休外，在左右半球之间还有另一个神经电缆，称为大脑前连合。它要比胼胝体小得多（见图21）。在鱼脑里是没有胼胝体的，只有大脑前连合。在人的大脑半球分隔研究实验中，切断了胼胝体，但仍保留了大脑前连合，嗅觉信息仍照常不变地在两半球间传导。通过大脑前连合似乎偶尔也发生传递一些视觉和听觉信息。但这种情况对于不同的患者各不相同，这是无法预料的。这种研究成果同解剖学和进化是一致的。大脑前连合（和海马连合见图21）所在部位要比胼胝体的位置深，并能在边缘系统以及还有可能在脑的更原始部分中传递信息。
　　饶有风趣的是人表现出音乐技巧和语言才能的分工。右颞叶损残或者是切除大脑右半球患者，音乐技能，尤其是识别和回忆音乐旋律的技能大大减弱，但其识谱能力却没减低，并且语言能力也没减退。这看来是与上述功能的分工完全一致的。记忆和鉴赏音乐能力，包括辨认音符的听觉力和对总谱的记忆力，而不包括分析音乐的节律。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作诗功能来自右半球。例如有一些患者因大脑左半球的损伤使其得了失语症，但他却能平生第一次写诗。当然，正如英国诗人、剧作家德赖登（Dryden）所说，“仅仅是作诗”而已，因为很明显，脑的右半球没有作押韵诗的功能。
　　通过脑损伤受试个体实验发现，大脑皮质功能限于一侧，即分隔独立的。但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证实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正常人。加扎尼加对脑未受损残的受试个体进行实验，正象大脑分隔患者实验一样，使整个一个词一半字母在受试者左视界，而另一半在右视界，然后观察受试个体组成整个单词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正常人的大脑右半球几乎没有处理语言的能力，但却能将所见到的一切通过胼胝体传送给左半球，由左半球最后组成整个单词。可是加扎尼加也发现一例大脑分隔患者，其右半球竟有着惊人的处理语言的功能。但是该患者在他幼年时经受过颞部——顶骨部的脑病理变化。我们已经说过脑机能损伤如发生在两岁内的幼儿，大脑功能可以重新定位，但超过两岁的人功能重新定位就不可能了。
　　旧金山的兰利·波特神经精神病研究院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和加利（David Galin）断言，当正常人分析智力活动转变成综合智力活动时，其相应的脑半球的脑电图活动也要发生予示性改变。例如当受试者进行心算时，其右半球就显示出甲节律，表征右半球无所事事。如果这一结果是准确无疑的话，这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
　　奥恩斯坦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推论，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同左半球的功能活动接触这么频繁，而同右半球的功能打交道较少。他指出我们对右半球功能的认识有点象白昼观察星星的能力一样。尽管白昼和夜晚星星都在闪烁着，但白昼阳光是那样金光闪闪，相形之下星光就微弱得觉察不出。一旦太阳西沉，我们就能看到星星。同样，最晚的进化上的辉煌顶点即左半球的语言才华放射出明亮的异彩，使右半球的直观认识功能相形见绌，暗淡无光。直觉的右个球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觉察周围世界的主要手段。
　　左半球按次序处理信息，与此同时右半球也会一次给与一些输入。左半球串行工作，右半球则并行工作；左半球有点象数字计算机，右半球大约象模拟计算机。斯佩里指出，大脑皮层两半球的功能分类是一种“根本的不协调性”的结果。现在大概只有在左半球“日落”时，也就是说沉人梦乡时，我们才能直接感知右半球的功能活动。
　　在前面章节我提到，梦态可能是爬虫复合体的作用白昼受新皮质抑制、夜晚才被解放出来的主要缩影。尽管频繁报道说梦态时阅读、书写、运算和语言口忆能力惊人地减弱，但我所提到梦的重要符号内容，表明了新皮质也相当大量地参与这一过程。
　　除梦的符号内容外，梦相的<敏感詞>方面也表明在做梦过程中新皮质的作用。例如，我多次做过情节惊险的梦，出现这样梦境的原因在于有一些线索（很明显是不重要的线索）事先就渗入我的梦存储信息中。我头脑中整个梦情的发展有可能就在梦刚开始的时候（顺便说说，德门特指出，梦中事件的时间和实际生活中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致相等）。许多梦的内容天南海北，杂乱无章，可是也有些梦的结构是极其完美的。这样的梦真象一场戏剧。
　　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可能性，即梦态时新皮质的左半球被抑制，与此同时广泛熟知符号的右半球虽说是中断了语言、写作、阅读能力，但仍在完美地进行功能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夜里左半球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相反，它却在完成一种使脑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结果。夜里左半球忙于从短期记忆暂贮装置向长期记忆的数据转贮，从而确定应把哪些事件继续存贮到长期记忆中去。
　　偶尔的但又是确实可靠的报道，据说很难攻的智力问题在睡眠时倒得到解决，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还是德国化学家凯库莱（Friedrich kekule von Stadadonitz）做的梦。1865年有机化学结构上的最紧迫需要解决但又是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苯分子结构形式。几种简单有机物分子结构已从它们的性质中推断出来，所有这些结构都是直链的，其组成原子相互连接在一条直链上。按照他本人的描述，凯库莱在一辆马车上打瞌睡，做了一个梦，梦见排列在直链上的原子在跳动，突然原子链的首尾相连，慢慢形成了一个旋转着的环。醒后回忆这场梦的片断，他立刻意识到，苯问题的答案是碳原子六角环形，而不是直链。这是本质上的图形识别练习，而不是分析活动。也是通过做梦完成的最著名的创造行为的典型。这种创造行为是右半球的而不是左半球的活动。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这样写到：“难道我们不应该预料到，一旦我们失去外界时，我们就会暂时<敏感詞>到原始动物一样的非理性思维状态吗？许多人是拥护这一设想的，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许多研究梦的学者都主张，这样的<敏感詞>在本质上就是睡眠状态以及梦活动特色。”弗罗姆继续指出，我们有时在梦中能获得的某些见识，当我们醒后也就忘却了。不过我认为这些见识始终是直觉的或具有图形识别的特色。梦态中“类似动物所做的事”可以理解是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的活动，偶尔也有新皮质右半球活动的强烈直观见解。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进行某种活动时，左半球的抑制功能基本上中断了的缘故。弗罗姆把右半球的这些见识称之为“忘却的语言”，他还争辩说，它们是梦的共同起源，是优雅的寓言和神话。
　　梦中我时常意识到，头脑中的一小部分在心平气和地监视和守护着，常常在梦的角落里有一种观察者，正是这个观察者，我们思维中的一部分，往往在恶梦时，对我们宽慰地说“这是在做梦”。也正是这个观察者，它欣赏着梦中富有戏剧性协调精彩的情节。但绝大部分时间这个观察者完全沉默不语。而当服用幻觉药时，如服用大麻或迷幻药LSD（麦角副酸二乙酰胺），这样的观察者就出现在梦中，这已成为一般的传闻。服LSD后的感受可能是极端可怕的。有些人对我说服LSD后神态正常和精神错乱的差异完全依赖于梦中“观察者”，即那一小部分沉默的清醒的意识。在服大麻的感受中，我的一个受试者意识到，这个静默的“观察者”以神奇的和很不相称的方式出现，它兴趣极高地进行应答，偶尔对服大麻后体验到的千变万化的梦幻提出批评意见，但它尽不属于梦中的一部分。“你是谁？”我的受试者平静地问它。“你问这干什么？”它很有经验地反问着，很象寓言中伊斯兰教的泛神论者或者象强调默坐专念的佛教禅宗一样。我的受试者对此十分迷惑不解。我认为这个观察者是左半球关键性才能的一小部分，在服幻觉药后这部分发挥的作用要比一般梦的体会大得多。但在这两种状况下这个观察者都程度不同地出现。“提问题的是谁？”现仍未答复，大概它是属于大脑皮层左半球另一个组成部分。
　　现已发现人和黑猩猩左右半球的颞叶是不对称的，左颞叶相当发达。婴儿生下来就有这种天生的不对称（早在妊娠第29周就出现这种不对称），这就使人联想到左颞叶擅长控制语言的遗传素质（可是，两岁内的幼儿如发生左颞叶损伤，也能在右半球的相应部分发展所有的语言功能，并不减低语言能力。但若大于两岁，这种代偿功能就无法兑现）。同样发现幼儿的行为也偏向一侧，他们能用右耳较好地理解语言材料，而非语言材料是用左耳，这一规律性也出现在成年人身上。类似地婴儿观看其右边的物体所用的时间，平均要比察看其左边的同一物体所花的时间多；并且其左耳同右耳相比需要有较高声音才能引出应答。与此同时在黑猩猩的脑和行为上就没有发现此类不对称现象。迪桑（Dewson）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灵长目动物可以存在某些一侧优势，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高级动物，比如说恒河猴的颞叶上具有解剖结构上的不对称性，人们一定会猜测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也会同人一样控制在左颞叶。

阿克

六、朦胧的伊甸园传说
普罗米修士义愤填膺，他给蒙昧迷信的人类引进了文明，但为此触怒了主神宙斯。宙斯费尽心机将他锁在山崖上，令神鹰折磨他。普罗米修士为人类盗取了天火，同时也向人类传授了重要知识：天文学、数学、文学、动物驯化、马车、航海和医药，还有用梦或<敏感詞>方法进行占卜等。这最后一种才能对当代公众看来是奇特古怪的。《捆缚着的普罗米修士》是希腊悲剧诗人伊斯吉勒斯（Aeschylus）的一部著名悲剧，它和《创世纪》中亚当被驱出伊甸园的故事一样，同是西方文学中的主要著作。这种文学都是用富有生命力的寓言来描述人的进化，只是其重点描写的不是进化的人，而是创世主。在希腊语中，“普罗米修士”意指先知。据说这种先知的特性就位于新皮质的额叶里。善感和忧郁正是希腊悲剧诗人伊斯吉勒斯所特有的写作风格及特点。
　　梦和人的进化有什么联系？按伊斯吉勒斯的说法，我们远古祖先醒着时的生活同我们现代人梦里的生活一样。理解梦一般的生活实质和含蓄的意思对了解人类智力进化是很有好处的。
　　看来，人类思维的主要状态有三种：觉醒。睡眠和做梦。检测脑电波的脑电图记述了这三种状态时截然不同的脑电活动图形。
　　脑电波能显示由脑的电回路所产生的极低的电流和电压。这种脑电波的信号强度是以微伏计算的，其典型周率是1～20赫兹之间（或周／秒）：小于大家熟知的北美交流电引线的周率60周／秒。
　　为什么要有充足睡眠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长时间不睡觉，机体内就要产生出强迫我们睡眠的神经化学物质，得不到睡眠的动物在其脑髓液中就会产生这种分子，如将这种动物的脑脊髓液注入到完全觉醒目的动物身上，就言引起睡眠，这是机体需要睡眠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生理学同民间传说医术中的因循守旧的看法，都认为睡眠具有恢复体力的作用。睡眠是因日常生活需要给予机体恢复脑力和体力的机会，这种观点从常识上看似乎有理，但其有说服力的证据几乎是寥寥无几的。再说，这一论点也存有某些令人担心的方面，例如，动物在睡眠时是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即使大部分动物睡在窝里、洞<敏感詞>、树窟中或躲睡在幽深伪装的地方，当动物睡后这些条件仍是完全无用的。我们在夜里易受攻击的事实也是屡见不鲜的。因而，按希腊人的说法，睡梦神莫菲斯和死神撒拉托斯是兄弟。
　　从生物学观点来看，如果睡眠不是特别需要的话，自然选择将使动物向不睡眠方向进化。有些动物如两趾的树獭、犰狳、鼩和蝙蝠，至少处于季节性的蛰伏状态，一天要睡上19到20小时，还有些动物如常见的的鼩鼱达尔海豚（Dall'sporpoise）据说就很少睡眠。同样也有些人一夜只需睡一到三小时，他们能同时从事两三个职业。深夜，当他们的爱人已精疲力竭了，他们却精神抖擞地在屋内踱来踱去。换句话说，他们似乎常过着朝气勃勃、生龙活虎般的生活。有关家史资料表明，这种素质是能遗传的。还有这样的情况，女方因性情不合同男方离婚，男方和小女孩都为这种倒霉的事伤心苦恼，丈夫对妻子的行为惊痛欲绝，弄得他神魂颠倒，彻夜不眠，头昏眼花。但他仍知道照顾女儿。这些例子都表明，睡眠的恢复功能假说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睡眠是件源远流长的事，可追溯到爬虫时代。据说，睡眠是我们同所有的灵长目动物和绝大部分鸟类和哺乳类共有的。以每秒几周（几赫兹）的频率自然地电刺激颞叶下深部的杏仁体，能引起颞叶癫痫及其无意识自动性行为的伴随状态。有人曾报道说，癫痫发作与睡眠没有什么更大区别。把载着癫痫患者的小汽车朝着夕阳或旭日方面奔驰，如果在患者和阳光之间挡着一个帘子，当车逐渐加速达到临界速度时，就会产生谐振现象。这时，如果帘子遮住阳光，使阳光闪烁不定，将会导致癫痫病患者疾病突然发作。众所周知，生理节奏，生理功能的一昼夜周期性，至少可以追溯到象软体动物这样的低等生物。既然同梦类似的某些方面情况也可用电刺激颞叶下面的边缘区域而引起，那么诱起睡眠和梦的中枢距大脑隐窝可能不会太远。一些最新证据表朋，有梦和无梦两种类型睡眠都取决于动物的生活方式。耶鲁大学的艾利森（Truett Allison）和西科切蒂（Domenic Cicheti）发现，根据统计结果，很可能捕食者要比被捕食动物多梦，而被捕食者大概多半是无梦睡眠。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对所有哺乳动物的研究，仅适用于种间而不是种内差异。在有梦睡眠时，动物安然不动，对外界刺激无明显反应。无梦睡眠则要肤浅得多。我们都亲眼见到了，猫狗看来人睡很快，但其耳朵仍在倾听声响。同样。通常认为，当入睡的狗以一种奔跑方式做着腿部运动时，说明狗正梦到捕猎。在今天的被捕食的动物中深梦的酣睡是罕见的，这种事实也许清楚地表明，这种现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今天大多数被捕食动物的机体可能一度为掠夺者的祖先。反过来也是一样，一般说来，掠夺者的绝对脑重和脑重／体重比率都要比被它们捕食的动物大。今天当睡眠高度进展时，智力较笨的动物与聪明的动物相比，缺乏深沉的睡眠，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熟睡呢？为什么这种纹丝不动的睡眠不能得到进展呢？
　　一般说，海豚、鲸鱼和一些水生哺乳类动物好象很少睡眠，从这一事实大概能寻得有关睡眠原始功能的有益线索。这是因为在海洋里无处藏身的缘故。是否有这样的可能，睡眠活动不是增加反倒减少动物易受伤害的可能性呢？佛罗里达大学的韦布（Wilse Webb）和伦敦大学的梅迪斯（RayMeddis）认为事情正是如此。每个机体的睡眠方式是同动物的生态环境适应的。可以想象，即使是那些笨得不能主动地保持安静的动物，在极端危险期间，由于睡眠的无情威力也会静止不动（这倒减少了动物的易受伤害性）。这点在肉食动物幼体身上好象特别明显。虎崽不仅有一身极其有用的保护色，而且也能大量睡眠，这就减少了它易受伤害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饶有风趣的见解，至少是有点道理的，当然这还远不能说明一切。既然如此，狮子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敌人，那它为什么要睡觉呢？这种异义并不难解释，因为狮子可能是从非兽王的动物进化来的。同样道理，青春期的大猩猩尽管它无所畏惧，但每夜都在构筑窝巢，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是从较软弱的祖先进化来的。或许狮子和大猩猩的祖先惧怕过更可怕的捕食者。
　　在哺乳动物出现的时代，充满了嘶嘶叫声，隆隆雷声，经常令人恐惧的爬虫占支配地位。从哺乳动物进化的观点来看，制动假说好象是格外恰当的。但几乎所有爬虫都是冷血动物*。
　　除热带爬虫外，所有爬虫在夜里都被迫龟缩不动。但热血的哺乳类却在夜里活跃起来。因此，大约二亿年前，在三迭纪非热带生态势力范围内，夜里的宁静生境也是几乎维持不住的。杰里森（Harry Jerison）提出，哺乳动物的进化是伴随听力、嗅觉、夜间察觉物体和距离等极其复杂的（现在看来几乎是平凡的）感觉能力而发展的，他还指出，边缘系统的进化也是迫于处理来自新近完善的感官的一系列数据的需要（爬虫的大部分信息处理不是在脑内而是在视网膜里进行的，新皮质内的视觉处理装置主要是视网膜进化发展的结果)。
　　大概原始哺乳动物在掠夺者爬虫称霸的白昼时间只好是固定不动或躲藏起来。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哺乳类白天不规则睡眠而爬虫夜里睡觉的中生代情景吧。在夜里就连低等的食肉哺乳动物也会构成对龟缩不动的冷血爬虫动物的实际威胁，尤其是窃吃爬虫的卵。根据头骨内模体积推测（见图3），同哺乳类相比，恐龙是相当愚笨的。试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霸王龙的脑容量大约是200立方厘米，蜥脚类恐龙（Brachiosaurus）为150立方厘米，三角龙为20立方厘米，梁龙（Diplodocus）为50立方厘米，剑龙为30立方厘米。在脑的绝对重量上，它们之中无论谁也不能接近于黑猩猩脑量。体重2吨的剑龙也许要比家兔愚蠢得多。如果把恐龙的巨大体重考虑进去,恐龙的脑就小得格外可怜了。霸王龙重8吨，梁龙重12吨、蜥脚类恐龙重87吨。就脑重／体重比率来说，蜥脚类恐龙的这个比率要比人小10000倍。正如鲨鱼一样，就其体重来说，它是鱼类中脑量最大的。象霸王龙这类食肉恐龙，相对说其脑就比梁龙和蜥脚类恐龙这样食草恐龙要大。我们确信霸王龙是一台高效的嗜杀机器，如不谈其可怕的方面，那么恐龙同原始哺乳类这个聪明的难以周旋的对手相比，又会显得软弱无能了。
　　中生代具有一种奇妙的吸血鬼的特征，在白昼食肉的爬虫捕猎正在沉睡中的机灵哺乳动物，夜晚食肉的哺乳类又猎取这些笨拙不动的爬虫。爬虫将卵掩埋起来，这样主动的保护卵和幼体也未必是靠得住的。就是在现代爬虫中关于这类行为的叙述也是极少的。很难设想霸王龙能孵出一窝卵。正因为这个原因，哺乳类可以赢得这场原始的吸血鬼之战，至少某些古生物学家认为，原始哺乳类夜里窃食爬虫卵这就加速了恐龙的灭绝。一顿早餐两个鸡蛋可能就够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这就是原始的哺乳动物遗留下来的烹调方式吧！
　　按脑重／体重判断标准，恐龙中智力最强的是似驼龙。其典型的脑重／体重比大约是50克／50，000克，这样就在图4中将其标画在驼鸟附近。事实上，它们与驼鸟十分相象。检测它们的大量头颅化石内模可能会深受启发。它们也许以猎取小动物为食，并使用手一样的附肢的四指从事各种不同工作（见图19）。
　　恐龙是值得研究的有趣的动物，假如恐龙不是在大约六千五百万年前神秘地完全灭绝了，似驼龙能否进化成越来越聪明的生命形式呢？它们是否能学会集体捕猎大的哺乳动物，从而也就阻止了继中生代末期的哺乳类急剧的增殖呢？假如恐龙还没绝种，今天地球上占优势的生命形式是否将是似驼龙的后裔呢？这种生命形式能否书写、读书，或能推测如哺乳动物盛行，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命形式是否会认为8个基数就完全符合自然算术法，而10个基数就仅仅是新数学教学中一种不必要的装饰呢？
　　在几千万年的地球历史中，我们认为大量重要事件都好象以恐龙的绝灭为转移。确实有几十种科学假说试图解释这个对陆地和水生生命形式来说显得相当突出和严峻的事件。所提出的一切解释似乎并不能令人感到十全十美。这些解释包括从气候大幅度变化到哺乳动物的掠夺，一直到有轻泻剂效能的植物灭种，从而导致恐龙便秘死亡，众说纷坛。
　　苏联莫斯科科学院宇宙研究所斯克洛夫斯基（I·s·ShkIovskii）首次提出极其引人入胜的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假说。他认为，恐龙死亡是因最近的超新星事件造成的。超新星事件是指几十光年以外的死星爆炸，从而形成了使强大的高能量带电荷粒子流进入地球大气层，并改变了大气层性质，可能也破坏了大气的臭氧层，从而射进了致死量的太阳紫外线辐射光。夜间活动的生物如现代的哺乳类、深海生物如鱼，能经得住强度较高的紫外线辐射，但生活在陆地上或水面白昼活动的动物则首先被毁灭掉。这样的大灾难要适当命名——“超新星”这个词本身就意指“害星”。
　　如果这些事件的顺序正确，在近六千五百万年地球上生物进化的主要过程，甚至人类的存在都是由遥远的恒星的毁灭所造成的。可能还有别的星球环绕过那颗恒星，可能其中的一个行星上茁壮地生活着经几十亿年曲折进化来的生物。超新星爆炸确实是毁灭了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生命，甚至也许连大气也被驱散到太空中去了。我们是否把我们的存在归因于在别处毁灭生物层和天体的灾祸呢？
　　在恐龙灭种后，哺乳动物一跃占据了白昼的生态势力范围。灵长目动物惧怕黑暗可能是新近发展的结果。据沃什伯恩报道，婴儿期的狒狒和<敏感詞>幼年灵长目动物，看来一生下来就有天生的三怕：从高处摔下、蛇和黑暗。这三者又分别同下面提出的三种危险相对应。这三种危险是：使树上的居住者下落的万有引力定律；我们的远古敌人——爬虫；对视觉上能辨别方向的灵长目来说特别可怕的就是哺乳类的夜间掠夺者。
　　假如吸血鬼的假说是真实可靠的（至多可能是个假说而已），睡眠活动深深地嵌入哺乳动物脑内。从最原始的哺乳动物时代开始，睡眠在生存中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原始的到现代生存的哺乳动物，不眠的夜晚要比无件行为的夜晚更为危险可怕。睡眠应该成为比性行为更为强大的动力。至少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由于恐龙灭绝，对哺乳动物来说，白昼一下子就成了宁静太平的环境了。白天不必再强制自己龟缩不动了，多种睡眠方式也逐步出现了，其中包括哺乳类捕食者的海阔天空梦境睡眠，也含有同类被捕食动物提心吊胆的无梦睡眠，从而形成了哺乳类的现代关系。大概那些一夜仅需几小时睡眠就能胜任工作的人，就是能充分利用一天24小时人类新适应的先驱者。至少，我是直言不讳地承认对这种适应性的羡慕。
　　对哺乳动物起源的这些推测，构成了一种科学的神话。这些神话可能是某些真理的萌芽，但它们不可能是整个事实的真相。那些科学神话同更古时的神话相联系，有时可能对应，有时则不相吻合。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科学神话，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容易受到<敏感詞>影响。不过，我不反对把哺乳类起源的描述同《创世纪》神话中亚当被驱出伊甸园恐龙时代的奇妙传说联系起来。当然正是由于爬虫脑的发展才能赋予亚当和夏娃善恶知识果——抽象和道德的新皮质功能。
　　今天地球上还有少量残存的大爬虫，其中最引人兴趣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巨蜥。一种冷血动物，体肤没多大光泽。它是一种掠夺者，具有较大的忍耐力，表现出令人寒噤的固定行为，它能一点点缓慢地潜到沉睡的鹿和野猪的身边，然后突然猛咬被捕食动物的后腿，并咬住不放，造成被捕食者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它是凭借气味来寻找被捕食动物的。捕猎时，迟缓笨重地移动身躯，斜向行进，头朝地，用分叉的舌头不时地轻拂地面寻找化学痕迹。最大的巨蜥大约重135公斤（300磅），身长3米（大约10英尺），大概能活百年。它为护卵常挖2米到9米深的地沟（几乎是30英尺深），可能是为防御窃卵的哺乳动物（还有他种恐龙。众所周知，别种成体的恐龙有时也会潜近窝穴，等待刚孵出的幼体出来，捕食幼兽便可得到一顿可口的美餐）。为防御掠夺者，此种巨蜥的孵化幼儿总是栖息在树上。
　　这些适应能力的显著改进，清楚地表明了恐龙巨蜥在地球上生存是有特殊困境的。这种科莫多巨蜥只能生活在小巽他群岛的荒僻地方。
　　目前这种巨蜥仅剩下2000条左右。从它们居住地点的偏僻隐匿使人立刻联想到，由于哺乳动物主要是人的捕捉，它们已濒于灭绝。近两个多世纪和科莫多巨蜥生活史足以证实这一结论。那些缺乏强适应力和居住在不大偏僻地方的巨蜥都死亡了。我甚至很想知道，查其灭绝原因究竟是因为脑重／体重比率小于哺乳动物，还是由于肤色浅显易被哺乳类掠夺者发现的结果。总之，很可能大型爬虫动物的总数自中生代末期就一直下降，在一两两千年前它们的数量要比今天多得多。
　　很多文明国度的传说寓言中，龙的神话盛行可能不是偶然的。
　　人和爬虫相互间不可调合的敌意，正如在圣乔治（英国守护神，能降龙伏虎——译注）神话中所证实的那样，西方是最为强烈的。《创世纪》第三章，上帝注定人和爬虫是永恒的敌人。但这不是西方别出心裁的行为，而是遍及全球的现象。当普通人命令肃静或为引起注意发出的声音似乎奇妙地模拟爬虫嘘嘘声，难道这仅是偶然现象吗？是否有可能因为爬虫向几百万年前的原始人类摆出难题，引起恐惧造成死亡，而这一切反过来倒促进人类智力进化了呢？是否蛇的隐喻指的是新皮质发展后仍然保留着爬虫复合体的进攻、礼仪行为等功能呢？仅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创世纪》中记载了伊甸园内爬虫对人的诱惑。这是在圣经中人理解动物语言的唯一例子。当我们怕龙时，是否我们也惧怕一部分猿人呢？不管怎么说，在伊甸园里是有恐龙的。
　　最近的恐龙化石鉴定证明恐龙起始于六千万年前，人科动物（不是能人）出现大约在千百万年前。那时会不会有同霸王龙遭遇过的人样生物呢？会不会有在白垩纪逃脱灭亡的恐龙呢？当儿童刚能说话时所显示出模糊的梦境和常有的对恶魔的恐惧，是否是对龙和猫头鹰进行完全适应性（象狒狒一样）应答的进化遗迹呢？
　　目前梦究竟有什么作用？在一个很有名望的科学论文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它认为梦的作用就在于时刻提醒我们留神是否有什么东西可能吃掉我们。但梦在正常睡眠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因此上述解释看来不能令人信服。当今的哺乳动物是掠夺者，而不是被捕食者。正如我们所知，捕食者的特征应是多梦睡眠，证据表明的情况恰与上述观点相反。看来那种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解释似乎更有些道理。这种观点认为，梦是白天经历的意识过程的信息漏失，是来自脑所确定的应有多少日常事件需用一种中间方式暂时存储起来。以备以后存贮到长期记忆里去的信息漏失。往日的事情常常
　　在梦中重演，两天以前的事件入梦的就比较稀少。但是中间转贮形式好象不可能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不能解释弗洛伊德首次强调的观点，即梦是象征性语言所特有的暗示，而且这也不能解释梦的强烈感情色彩。我相信有许多人被恶梦所惊吓的程度远比他们在醒着时所感受的要大得多。
　　梦的中间转贮和记忆存储功能也有某些颇有风趣的<敏感詞>含意。美国图弗茨（Tufts）大学精神分析学者哈特曼（ErnestHartmann）提供了轶事性的但又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证实白天从事脑力活动尤其是不熟悉的脑力活动的人，夜里需要的睡眠就多些。与此相反，主要从事千篇一律不大费脑工作的人所需的睡眠时间就少些。可是鉴于组织安排方便起见，现代<敏感詞>结构好象所有人都需要相同的睡眠时间。在世界许多地方，早起是符合正确的伦理观念的行为。为做到信息中间转贮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取决于在上次睡眠后我们思考和感受的多少（现在还远无证据表明倒转的因果关系：即服用苯巴比妥的人在清醒时仍能完成特殊脑力功能。至今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在这方面十分有趣的是，应检试一下需要极少睡眠量的人，以便确定他们用在做梦上的睡觉时间是否要比正常睡眠的人多，并且确定睡眠量和做梦时间是否随他们在觉醒时学习感受的质量、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里昂大学法国神经病学家米歇尔·朱维特（Michel Jouvet）发现，有梦睡觉是在桥脑中引起的，位于后脑的桥脑是最近的并且基本上是哺乳动物进化发展的结果。另外，彭菲尔德发现电刺激如能深入到新皮质颞叶下部和边缘系统的中心部位时，就能产生癫痫病的觉醒状态，这种状态与失去象征和怪异内容的梦态非常相似。这也可以引起“已经见过”的错觉。许多梦境感情，包括恐惧在内，都能用这样的电刺激
　　有一次，我曾做了一个永远使我发笑的梦。我梦见我在懒洋洋翻阅一本厚厚的历史教科书，翻阅得很慢，以致可以辨识出书中的插图。此类教科书的惯例总是以世纪划分：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等等。逐渐翻到现代史，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还剩下二百页左右。由于兴趣倍增，我排除困难，深深地钻研起来，直到确信已超过了自己规定的时间为止。这是一本包括未来的历史教科书，好象翻到宇宙日历12月31日这页时，我便发现还有关于1月1日的详尽记载。我屏住呼吸，力图逐字阅读有关未来的描述。但遗憾的是已不可能了。我只能认出个别词来，也能看出单个印刷符号的衬线，但不能把字母连成单词，或者不能用单词组成句子，于是我得了失读症。
　　这简直就是预测未来的暗喻。我梦中恒定不变的感受是不能阅读，例如，我可以根据颜色和八边形认识出“停止”信号，尽管知道有“停止”这个词在，但是仍读不出来。我的印象是能理解一页铅字的意思，但不能逐词逐句地读出。梦中，我甚至不能确切地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出现了无明显符号的语言混乱，象是把舒曼（德国作曲家——译注）和舒柏特（奥地利作曲家——译注）混淆起来一样。我有点患失语症和完全的失读症。我知道，梦中认识力的减弱情况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可人们梦中常伴有某些认识能力的削弱（偶然地，生来就瞎的盲人会有关于听觉的梦，不会有关于视觉的梦）。新皮质的功能在梦时绝不是一下子停止，但确实好象遇到相当大的故障似的。
　　哺乳类、鸟类都做梦，然而，它们的共同祖先爬虫动物则不做梦，这一外观上的现实是值得注意的。在进化上高于爬虫类的动物都要做梦，也需要做梦。鸟的睡眠与众不同，它是短暂触电似地一幕幕地闪过。假如它们做梦的话，每次梦也只有一秒钟左右。从进化的观点上看，鸟类比哺乳类更接近于爬虫动物。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哺乳类，那么这种论证就站不住脚。当从爬虫类进化来的两类主要生物居群感到不得不做梦时，那我们就要认真对待这种巧合：为什么从爬虫进化来的动物就得做梦，相反<敏感詞>动物则不然？是不是因为爬虫的脑仍在起作用的缘故？
　　极其罕见的是我们在梦中能突然制止自己，并说：“这只是在做梦。”总的讲，我们授予梦以实际内容，但梦并不具有它需遵循的内在一致的规律性。梦是一种幻觉、礼仪、激情和气愤的世界，梦中很少有怀疑主义和理性，在三位一体脑的隐喻中，梦是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皮质的部分功能，它不是新皮质理性部分功能。
　　实验指出，夜晚梦能把以往乃至童年和婴儿期的最原始的素材啮合起来，与此同时，梦的主要过程和感情内容也随之增加。在醒来之前比刚入睡时梦到婴儿期的激情可能更多些。这看来很象是把一天的体验集中到我们的记忆里了。所形成的新的神经联系要么是较容易的，要么就是较紧急的。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这种活动也就消逝了。更富有感情色彩的梦，更加稀奇古怪的题材，恐惧、色欲和<敏感詞>多种感情的梦也都一一浮现出来。深夜万籁俱寂，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梦就出现在脑海里，小羚羊和飞龙在梦里搅动飞腾。
　　一种研究梦态的最有效工具是由斯坦福大学精神分析学者德门特（William Dement）（Dement的英文词意是发狂的意思——译注）创造发明的。他是一位神智健全的人，但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他起了个格外有趣的名字。梦态和快速眼球运动（REM）是同时发生的。把一条连接电极的胶带轻轻地敷贴在眼球上，根据脑电图（EEG）上的脑特殊波型就可以检测出快速眼球运动。德门特发现，一宿每人要做梦多次，在快醒时具有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的个体一般能忆起梦情。就是那些声称自己从不做梦的人，根据REM和EEG判定也会同别人一样做同样多的梦。如果他们在适宜的时间醒来，会惊奇地承认自己也做梦。我们经常做梦，做梦时人脑处于一种独特的生理状态。大概有20％的受试者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醒后回忆不起来梦情，可能有10％的受试者在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醒后能主诉做了梦。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快速眼球运动和伴随出现的脑电图图型看成是梦态。
　　有证据表明，睡眠是必不可少的。当人或哺乳动物丧失了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当典型的快速眼球运动和脑电图梦态图型出现时，便唤醒受试者），每夜做梦的次数都在增加。如情况严重，甚至在白天也出现幻觉，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白日梦”。我已在前面提过，REM和梦态EEG图型，对乌类来说是短暂的，而爬虫则根本没有。可见，梦基本上是哺乳动物的功能。并且在人的婴儿早期阶段，梦态睡眠是最旺盛的。亚里士多德曾非常自信地宣称，婴儿根本就不做梦。然而事实与他说的相反，我们发现婴儿绝大部分睡眠时间都在做梦。足月的新生儿一多半睡眠时间为快速眼球运动梦态相。早产儿个星期的婴儿其做梦时间是整个睡眠时间的四分之三或更多些。胎儿在子宫内早期可能整个时间都在做梦（实验表明，新生的猫意所有睡眠时间都处于快速眼球运动阶段）。综上所述，从进化上来看，做梦是哺乳动物基本的原始功能。
　　在婴儿期和梦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即两者都有记忆丧失。当我们处于婴儿期和做梦时，很难回忆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由此，使我联想起负责分析回忆的大脑左半球是不起功能作用的，就是说在做梦时或在早期童年阶段我们经历了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丧失。有些感受痛苦得令人不堪回首。象这样的梦，把它忘掉了的确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很难想象婴儿也会有这种苦恼。当然也有些儿童好象能回忆起极端早期的感受。如一岁的孩子就能记忆一些事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甚至小于一岁就有记忆力的婴儿也是有的。在我的小儿子尼古拉斯三岁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你能想起最早的事情是什么？”他目不转晴地平视着，压低声音若有所思他说：“红色东西，我很冷。”他出生在凯撒城遗迹区，因此有冷的感觉是很可能的事。但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正是他幼儿时的真实回忆。尽管如此，我想童年和做梦时记忆丧失很有可能起固于下列事实：即在童年和做梦时，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完全由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和大脑右半球决定。在最早的童年期，新皮质是不发达的，当记忆丧失时新皮质则被削弱。
　　<敏感詞>和<敏感詞>的勃起也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梦情没有什么明显的性方面的内容时也是如此。灵长目动物的这种勃起与性有关（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同进攻行为和保留<敏感詞>等级有关。我想当我们做梦时，有一部分人在进行很象我在麦克莱恩（Paul Maclean）实验室所见到的猕猴的活动。在人做梦时爬虫复合体是起作用的，梦中可以听到飞龙的刺耳的嘶嘶声，还有恐龙隆隆的吼叫声。实践是对科学思想价值的最好检验。一种理论刚提出时证据还不完全，有时甚至连理论的提出者也不知道基理论成果如何，这就需要进行实验，如果实验证实了原来的设想，这说明，实验已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绝大部分，也许是全部初级过程感情和做梦材料的“心里能量”都来源于性欲。两性兴趣在保证育种中绝不可少的作用，证实了性欲并不象和弗洛伊德同代的英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想的那样愚蠢和腐败堕落。例如，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弗洛伊德过于夸大了性的下意识作用。但在25年后的今天，德门特心理学实验室通过实验和<敏感詞>心理学家共同支持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看法。我想，要想否认<敏感詞>和<敏感詞>的勃起和性的联系就需要完全献身于清教主义。看来很容易理解，尽管梦确实有礼仪、攻击行为和等级题材的特征，但性和梦并不是偶然相关，而是有着深深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就十九世纪末维也纳<敏感詞>的禁欲主义而论，弗洛伊德的许多见解确实来之不易，同时又敢于创新，并且证据确凿。
　　从统计学上研究最常见类型梦的组成，在某种程度上能阐明梦的实质。概观大学生的梦态最常见的类型有五种，依次如下：（1）摔落；（2）受害、受攻击；（3）屡次试图完成一项任务，但未能如愿；（4）各种研究体会；（5）各种不同形式的性感受。其中第四种类型好象同被推荐典型调查的组群有着专门独特的利害关系。<敏感詞>几种类型实际上都是大学生生活中常见的。一般说来，似乎也适用于非大学生。
　　惧恐摔落看来明显地同我们树上生活起源有关，显而易见也是我们同<敏感詞>灵长目动物共有的一种恐惧。假如你居住在树上，最易死亡的途径就是你忘记了跌落的危险。<敏感詞>三种最常见的梦是别有风趣的，因为它们都同攻击、等级、礼仪和性功能等这种爬虫复合体范畴相应一致。在统计学中，另一引起争论的一项，就是几乎有半数被询问的人都诉说梦见了蛇。当然很可能许多有关蛇的梦都有可能直接用弗洛伊德观点解释。然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明确地报告说出现有关性方面的梦。按沃什伯恩观点，既然年幼的灵长目动物对蛇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惧怕，那么，令人不解和怀疑的是，梦界没有直接或间接指出远古时代爬虫类和哺乳类相互之间是否存有敌意。
　　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种与上述所有事实一致的假说：边缘系统进化的途径必须包括有观察世界的完全崭新的途径。原始哺乳类的存亡要取决于智力、白昼的隐蔽能力和对幼体的精心照护。通过爬虫复合体所觉察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由于脑在进化上采用了堆积的特性，因而爬虫复合体功能还可保留使用，或部分地增设分路，但其原有功能仍在起作用。这样，为了关闭爬虫脑（即蚯蚓部——译注）的多种功能，在人的颞叶下面又出现了抑制中枢；同时为了开放爬虫脑的功能使机体在睡眠时无害，开放这一部位功能，在桥脑中又发展进化了一个激活中枢。当然这种观点同弗洛伊德的以“超我”抑制“以德”（用有意识来抑制下意识）的见解是很相似的。这种下意识行为受到抑制时，最明显地表现在言语失误、自由联想、做梦等方面。
　　随着高等哺乳类和灵长目动物的新皮质大幅度进化，某些新皮质活动参与梦境的情况也随之增加。不管怎么说，象征语言毕竟是一门语言（这与下一章将谈到的大脑皮质两半球多种功能有关）。梦境中总有大量的性、攻击、等级和礼仪等内容。梦界中希奇古怪的事可同在做梦期间刚刚消失的直接感觉器官的刺激有关。测试证明梦的真实性是微乎其微的。按这种观点，婴儿时梦很多，因为婴儿的新皮质的分析部位几乎没有功能活动。爬虫动物无梦是因为爬虫没有梦态抑制。它们正象伊斯吉勒斯对我们祖先描述的那样：觉醒状态就象梦境。我相信这种观点可以解释梦的古怪内容（即梦态同我们清醒的语言意识的区别）、哺乳类和未满月婴儿梦的局限性、梦的生理学以及成人梦的普遍性。
　　我们起源于爬虫和哺乳这两种动物。白昼爬虫复合体受到抑制，夜晚飞龙在梦里搅动。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重演亿万年前爬虫类和哺乳类之间的战争，只是吸血鬼的搜猎时间改为夜间了而已。
　　现在人类的爬虫行为仍表现得很充分。如果我们过分放任我们本性中的爬虫行为的范畴，很明显我们的生存能力就会很低。因为爬虫复合体同脑组织交织得那么严密，以致长时期内脑的功能都不可“能完全取消。在我们的幻想和梦境中，大概总让爬虫复合体发生作用，但它又好象仍受到一定的束缚似的。
　　假如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我很想知道，按伊斯吉勒斯的看法，哺乳动物的觉醒状态是否真的与我们的梦态等同。在梦中我们可以理解象自来水触觉和忍冬属植物芳香气味这样的示意动作，但理解语言符号（如词儿）的全部技能却受到严格限制。梦中我们能有逼真的感觉和富有感情的想象以及直观生动的理解力，但理性分析却很少：梦中我们无论怎样的专心致志，都不能完成任务；梦中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时间，却经常是心不在焉，尤其是充满着宿命论的个体或自我脆弱的感觉，一种不可抗拒的事件冲击着的不可预言的感觉。假如我们的祖先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中，那么，我们的进化已经走过了非常遥远的路程。

阿克

五、动物的抽象概念
“动物没有抽象概念”。洛克（John Locke）发表的看法，表达了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盛行的见解。可是伯克莱（Berke1ey）主教作了讥讽的回答：“如果畜生有抽象概念的事实不是那类动物的显著特性，我担心那些本来被认为是人所具有的许多特性也会看成是动物的了。”抽象思维，无论如何它是多种多样的，绝不是平常人每日生活一成不变的东西。看来动物不是有没有抽象思维的问题，而仅是思维程度不同的问题。动物会不会多少有点比人肤浅的抽象思维呢？
　　在我们的印象里，动物的智力不是很发达的。但我们是否相当仔细地考查过动物存在智力的可能性？或者象特鲁福特（Francois Truffaut）生动的影片《野孩》中那样，是否我们单纯地把缺少人智力的表达方式同没有智力等价齐观了呢？法国哲学家蒙泰涅（Montaigne）在论述人和动物交往时说：“妨碍动物同人交流的障碍，为什么不可能既不在我们这方面，也不在动物那一方呢?
　　当然也有许多表明黑猩猩具有智力的轶事。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发现者之一，华莱士曾在印度尼西亚首次认真研究了猿猴行为，包括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华莱士做出结论，他所研究的马来亚幼儿猩猩行为和相同环境中人的婴孩行为非常相象。事实上，"Orangutan”（马来亚猩猩）在马来语中指的不是猿而是树林人的意思。托伊伯（Teuber）详细描写了他父母讲过的许多故事。他的父母都是德国人种学的先驱者。在二十年代初期他们创建和管理了大西洋加纳利群岛中特纳里夫岛上的第一所黑猩猩行为研究站。在那里科勒（Wolfgang Kohler）进行了闻名的有关黑猩猩才能的研究。他观察到黑猩猩能把两个棍子接起来用它摘下够不到的香蕉。在特纳里夫岛也见到，两只黑猩猩设埋伏打小鸡的情况：一个猩猩把食物移近鸡跟前，引诱鸡接近食物；另一只猩猩将一条金属丝暗藏在背后准备打鸡。鸡吓跑了，猩猩又把它们逗引回来，然后再次抽打小鸡。这种紧密配合的动作，筹划未来的行动过程，诓骗和残忍这一切行为往往被看成是人所独有的。同时也说明了鸡学习回避的能力是如何低。
　　几年前有过如下的广泛同黑猩猩交往的尝试：把刚生下的小猩猩抱到才出生的婴儿家里，一起抚育。成双的儿童小床，成双的摇篮，一对圈椅，一对便罐，一对尿布桶，成对的爽身粉盒。自然等到第三年底，小猩猩在身体敏捷、奔跑、跳跃、攀登和<敏感詞>运动技能上远远超过了人。可是当孩子兴奋地呀呀学话时，小猩猩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迸出“妈妈" “爸爸" “杯子”有限几个词儿。因此，很多人认为黑猩猩在语言、推理和<敏感詞>高级精神活动方面能力很低，从而做出“动物没有抽象概念”的结论。
　　内华达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夫妇（Beatrice and RobertGardner），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实验后，证实黑猩猩的咽和喉不适于人的语言发音。口对人来说具有多种奇妙的用途，如吃饭、呼吸、说话等。有些昆虫如蟋蟀就是通过摩擦腿部来表达互相呼唤。口的上述三种功能是由完全独立的器官系统完成的。人的口语似乎是偶然产生的。这也表明人的说话器官系统和人类语言能力是最近发展的结果。很可能，象加德纳夫妇推断的那样，黑猩猩具有相当大的语言能力，但因解剖结构限制不能表达出来。能否有一种可以发挥黑猩猩解剖结构上长处且又能克服其短处的符号语言呢？
　　加德纳夫妇偶然发现了一种令人赞赏的想法：向黑猩猩教授美国的符号语言。这种闻名的美国符号语是以它的第一个字母缩写构成的，有时也称之为“美国聋哑人语言”（当然哑巴指的是缺乏言语能力，并不是指智力衰竭），这很理想地适合于黑猩猩敏捷的手的动作，也具有口头语言重要的构思特性。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用美国符号语言和<敏感詞>手势语描写如何同黑猩猩谈话的丛书和摄制的影片。这些书籍和影片中所描写的对象是加德纳夫妇和<敏感詞>学者所研究的沃休、露西、拉纳等黑猩猩。这些黑猩猩不仅有100～200个词的词汇量，而且也能识别出不太烦琐的不同语法句型和旬法。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惊人地创造了新词和词组的旬法结构。
　　当第一次见到登岸时嘎嘎叫着的池塘鸭子时，沃休用手势示意：“水鸟”。“水鸟”是英语和<敏感詞>语言中结构形式相同的词组，但这又是沃休偶尔发明的。由于黑猩猩拉纳从未见过除苹果以外的圆球形水果，但它记得主要颜色的标记，拉纳暗中窥视技术员吃桔子时，它用手势表示“桔黄色苹果”。当露西尝到西瓜味道时，它把西瓜说成是“甜饮料”或“饮料水果”。这与英语中“西瓜”词形基本相似。当露西第一次吃到水萝卜，辣得抓耳挠腮，从此后它就把萝卜叫做“伤心哭泣的食物”。当把小洋娃娃无意地放在沃休杯里，就能诱出它的回答：“小囡在我饮料中。”当沃休弄脏东西时，特别是弄脏衣服或家俱时，教它个手势“脏”，后来它就把这词理解为辱骂的词意。它反复对惹它不快的罗猴打手势示意：“脏猴，脏猴，脏猴！”有时沃休也说些象“脏杰克，给我饮料”这类话。拉纳在烦恼的一刹那，把它的训练人骂作：“你粪便！”黑猩猩发明了骂人话。沃休也有一种幽默感。有一次当沃休骑在它的训练人肩上，可能出于疏忽，尿湿了训练者，沃休则用手势示意：“滑稽”，“滑稽”。
　　露西最后能清楚分辨下列两个词组含义：“罗杰逗露西”和“露西逗罗杰”，露西对这两种活动都是兴高采烈的。拉纳从“蒂姆装饰拉纳”推知到“拉纳装饰蒂姆”，同时也观察到了沃休“阅读”杂志的情景。沃休慢腾腾地一页一页地翻着杂志，全神贯注地盯着图片，毫无例外地作出恰当的手势。如看到虎的照片，就做出“猫”的示意动作；当看到苦艾酒广告时，就用手势表示喝的意思。在它学会“开门”手势语后，沃休就把这一概念扩展到“开”公文提包上。它曾试图用美国符号语言同一无所知的实验猫交谈。当学会这一奇异的交往方法后，沃休可能因猫还不能用美国符号语交谈感到吃惊。一天，露西的养母——简离开实验室，露西目送着简，比划说：“哭，我。我哭。”
　　伦斯伯杰（Boyce Rensberger）是一位敏感的天才的《纽约时报》记者，尽管他在听、说两方面都是正常无疾的，但他的父母却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听。这样伦斯伯杰的最初语言就是手势语。《纽约时报》委派他常驻欧洲若干年，他一回到美国，首要的国内工作之一就是要观看一下加德纳夫妇有关沃休的实验。同黑猩猩相处没有多长时间，伦斯伯杰报道说：“我突然感到我在用‘人的舌头’同另一生物物种的成员交谈。”当然这里所用“舌头”一词是语言的比喻。舌头已经成为语言结构不可分割的部分。事实上，伦斯伯杰是用他本身的手势语同另一生物种的成员交谈的。根据约瑟夫斯的看法，正是这种从舌到手的过渡才使人类又重新获得了自伊甸园以来丧失了的同动物交往的能力。
　　除美国手势语外，正在教授黑猩猩和<敏感詞>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各种各样的手势语。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耶尔柯斯地区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正向动物教授一种特殊的计算机语言（被人而不是黑猩猩称之为“耶尔柯施语”）。这种计算机甚至就连夜间没人在场时，也能把这一课题的所有会话记录下来。由于计算机的帮助，我们了解到黑猩猩喜欢爵士音乐胜过石头，喜欢黑猩猩的影片胜过有关人的影片。到一九七六年一月份拉纳共看了二百四十五次“黑猩猩的发展解剖学”影片。毫无疑问，拉纳会很欣赏这方面的影片和图书的。
　　拉纳用标准的“耶尔科施语”，从计算机上要了一块香蕉。从计算机上也展示了黑猩猩要水、果汁、巧克力糖，要求音乐、电影、开窗、找伴侣时所做的句法结构。（这一机器为拉纳的许多要求提供了保证。有时半夜里它凄凉地用打字机打出：“请机器逗乐拉纳”。）后来，需要创造性运用一系列语法形式才能提出的更详尽的要求和意见也都出现了。
　　在电子计算机显示屏上，拉纳监听完它的句子，并删去有语法错误的句子。一次在拉纳的严谨的句子结构中，训练人故意反复地从他的电子计算机控制台上插入使拉纳句子变得荒谬的词，这时拉纳凝视着它的计算机显示屏，仔细地端详着控制台上的训练者，它又组织了一个新句子：“蒂姆！请离开房间。”沃休和露西一般来说是善说的，拉纳则是善写的。
　　在沃休语言能力发展的早期阶段，布罗诺夫斯基和他的一位同事发表了论文，否定了沃休运用手势语的重要意义。园为他从有关资料中获悉，沃休既不能问事，也不能否定事。但后来的观察表明，沃休和<敏感詞>黑猩猩完全能够提出问题和否定向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在黑猩猩的手势语与儿童表达一定思想的语言之间，肯定没有什么明显的本质区别。在阅读布罗诺夫斯基论文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一丝人的沙文主义情感爬上心头，耳边发出了洛克的“动物没有抽象概念”的回响。一九四九年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明确地指出：“人的行为是象征行为，象征行为也即是人的行为。”那么，怀特将如何对待黑猩猩沃体、露西和拉纳呢？
　　这一表达系统是彬彬有礼旦又符合语言规则的。请求以“请”字开始，以句号结尾。
　　“界线”论点认为，在脑总重，至少是在脑重／体重比率上应有个界线值，达到这个数值就算是具有智力标志。黑猩猩语言和智力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界线”论点有着引人兴趣的关系。与此相反的观点曾论证说明，畸形小脑的人其最低脑量恰巧与成年黑猩猩和大猩猩的最高脑量一致。但据说畸形小脑者脑功能虽说有严重的削弱，而仍有一点使用语言能力，相形之下，类人猿则是望尘莫及。可畸形小脑者具有人语言能力的例子也是罕见的。俄国医生哥萨科夫（S.Korsakov）对畸形小脑者的行为做了最生动逼真的描述。一八九三年，他观察了一个名叫玛莎的畸形小脑的女人，她能理解的问题和命令是很少的。偶尔她却能追忆起她的童年。她时常唠叨不休，但她所讲的一切都没有连贯性。哥萨科夫把她的语言称作“极度缺乏逻辑”，把她的饮食习惯称作是智力适应不良和机械动作的范例。当饭菜摆在桌上，玛莎就吃起来；但在吃饭中突然将饭菜拿走，她表现出好象吃完了似的。她向饭食主管者道谢，并虔诚地在自己胸前划十字。假如饭菜又重新端上来，她就再次食用。很明显这种形式可以无限期地重复出现。我个人的印象是，露西和沃休同玛莎这个小脑袋人相比，它们是更有趣的宴会伙伴。将畸形小脑人同正常的类人猿相对比，可以发现这同智力的某种分界是相矛盾的。当然神经联系的质量和数量对我们可以意识到的各种智力来说，大概都是极端重要的。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杜桑（James Dewson）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实验，再度证实了黑猩猩的语言中枢位于新皮质中，特别是象人一样是位于大脑皮质的左半球。杜桑等人做了如下实验，他们训练猴子，猴子每当听到嘶嘶声就按绿色信号灯，而听到音乐时就按红灯。这样，在听到声音后的几秒钟内相隔不同时间使猴子按亮红灯或绿灯，如果猴子正确按灯，当他猜中时，就赏给它一团食物。接着把听到声音和见到灯光时间间隔增至20秒，猴子为了得到奖赏，就得回忆20秒钟，需回想它究竟听到了哪种声音。后来杜桑研究组给猴子作外科手术，切除了新皮质左半球的颈叶部位所谓的听觉联想中枢。当重新试验时，发现猴子记不清听到了哪种声音。就连一秒钟内，猴子也不能回忆起是嘶嘶声还是音乐。如从右半球切除相应的颞叶部分，发现对回忆联想功能没有什么影响。杜桑报道说：“看来似乎我们切除了猴脑中与人语言中枢相类似的结构。”利用视觉刺激而不是听觉刺激对罗猴进行类似的研究，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在新皮质的两半球之间存有差异。
　　鉴于普遍认为（至少是动物园管理人员）把成年黑猩猩留在家里或在家附近环境中是危险的，沃休和<敏感詞>擅长语言的黑猩猩在其到青春期后不久就被“退休”了，因此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猴或类人猿成年语言能力方面的经验。最使人好奇的问题之一是擅长语言的黑猩猩母辈会不会将语言交流能力传给后代，这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似乎这一点应是可能的，并且很可能最初具有手势语言能力的黑猩猩居群能将这种语言传给下一代。
　　哪里有对生存者必不可少的这种交往，哪里就有一些类人猿传送非遗传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证据。古多尔（Jane Goodall）观察到野生的黑猩猩幼儿仿效母亲行为和学会寻找一根适合的树枝，伸进白蚁窝内从而摄取成串白蚁，得到一些可口美味，其动作相当复杂。
　　据报道，在黑猩猩、狒狒、猕猴和<敏感詞>“许多灵长目动物之间，都有着组群行为差异（人们很想将其称作文化差异）。例如，一群猴可能知道怎样吃鸟蛋，然而同种的旁支猴子对此却一无所知。这种灵长目动物有几十种作为组群交往的声音或呼叫，如“决逃啊！掠夺者来了”这种意思。但就这种呼喊组群之间也有不同，也就是说，地区“口音”的差异。
　　日本的灵长目动物学家们曾经进行了一项更为引人注目的实验，试图解除日本南部一个岛上园猕猴过多而产生的饥荒，人类学者把麦粒撒在沙滩上，这样就很难把麦粒同沙子一一区分出来。可想而知在挑选麦粒上所花费的精力要比食用成堆的麦粒多得多。可有一个名叫芋生的很有才华的猕猴，可能偶然地或出于气愤将满把满把的麦沙混合物抛到水中。芋生敏锐地发现麦粒浮上来，沙子沉下去。这样经过筛选以后芋生就能饱食一顿（确切他说，供给一种浸水麦子饮食）。因循守旧的老猴并不理睬芋生，而幼猴似乎是领会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仿效着去做。这一习惯做法在下一代又更加广泛传播。目前岛上的所有猕猴都能用水筛选食物了。这是猴于文化传统的范例。
　　对住在日本丸洲东北部高崎山的猕猴早期研究也表明了文化上进化的类似范例。高崎山的游客们向猕猴投掷用纸包着的硬牛奶糖块，这是日本动物园的习惯做法，但对高崎山猕猴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在玩耍中一些幼猴发现了剥纸吃糖方法。这一习惯成功地传给了同它们一块玩耍的猴子，传给了它们的母辈，最后传到占支配地位的雄猴（在猕猴中它是幼猴的保护者），也传给了与幼猴<敏感詞>关系较远的近于成年的雄猴。这种文化适应过程要花费三年多时间。在野生的灵长目动物<敏感詞>里存在着那么丰富多彩的非语言交往方式，以至于对更精美的手势语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压力。假如手势语对黑猩猩是必不可少的话，毫无疑问手势语将在文化上代代传下去。
　　如果所有的黑猩猩不用语言交往就得丧生或不能繁殖，我预料仅在几代中语言就会大大地进展和增添精美的细节。基础英语里相当于1000个词左右，黑猩猩已掌握了100个词的词汇量。在几年前尽管这好象是最难以置信的科学虚构，过几代后在使用语言的黑猩猩<敏感詞>里就可能有用英文或日文出版的黑猩猩精神生活和自然历史的回忆录。
　　假如黑猩猩有意识，如果它们能抽象思维，它们会有迄今被称作“人权”的东西吗？猩猩的智力达到什么程度杀死猩猩才能构成凶杀罪？当宗教的传教士不得不把黑猩猩看成是值得归依的未遂行为受害者之前，猩猩必须显示出什么样的更高的性能？
　　最近我在大型灵长目动物研究实验室主任陪同下参观了这座实验室。我们走进长廊，在尽头，见到了装着黑猩猩的笼子。一个笼子里关着一个、两个或三个黑猩猩。按这个研究所来看，这个容纳量是合格的（或者就那件事而论倒象个一般的动物园）。当我靠近一个笼子时，笼内的两个同居者呲着牙，以惊人的准确性喷出一大口唾液弧线，这恰好浸透了实验室主任的薄料衣服。接着猩猩发出断续短促的尖叫声，振颤着走廊。<敏感詞>笼子里的猩猩虽说没见到我们，但听此声音也都仿效起来。从而尖叫声逐步扩大。砰砰的撞击声、格格的摇晃铁栏杆声交织一体。主任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猩猩进出来的不仅仅是唾液，常迸出尿等脏物。要我留神，为此我们只好后退了几步。
　　我曾清晰地回忆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记录了大量失去人性的州或联邦监狱情况。当残暴的看守人露面时，狱中囚犯向栏杆猛击吃饭的碗勺，真有将囚犯与黑猩猩混为一谈之感。这些黑猩猩营养充足，体质健壮，如果猩猩“只能”是动物，假如它们是没有抽象概念的动物，那么我的这种对比就是感情用事，太荒谬可笑了。黑猩猩具有抽象概念，它们同<敏感詞>哺乳类一样具有强烈的感情。它们确实无辜。确切他说，在整个文明世界，实际上在每座主要城市，类人猿都在动物园里监禁着，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这确实值得发问深思。
　　据我们所知，人和黑猩猩之间偶尔可行的杂交*是可能存在的。
　　至少在最近试图作这样的自然试验是极少见的。假如这种后代产生过，那么他们的合法地位如何？黑猩猩感性认识能力迫使我们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有关产生专门道德见解的人类<敏感詞>界限问题。我希望，地球上生物分类将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道德观点。如果地球外存有生物的话，这一道德观也适用于他们。
　　很难想象黑猩猩学习语言有什么情感意义。人类的感官功能大大减弱，而智力语言却大大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猩猩的上述情况与此很相似，凯勒（Helen keller）是位说、听、读都不会的人，可她的理解力深度、智力强度和敏感度却大大超过了黑猩猩。据她本人讲，语言的发现能带来某些感情色调，由于灵长目动物语言的显著发展，黑猩猩也具有了这种语言色彩。在语言增强了生存能力或语言本身大大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这种色彩就更为浓厚。
　　一天，凯勒小姐的老师准备带她去散步。下面是凯勒的一段自我心理描述。
　　老师给我拿来了帽子，我知道我要出去到温暖向阳的地方去。假如不用文字表达的感觉可以称作思想的话，这种思想使我因短途旅行取得的意外收获而感到愉快。
　　我们沿着小径来到井房，我们被覆盖在房上的忍冬属植物的芳香吸引住了。有人在打水，老师将我的手放在喷管下面。当凉爽的水流流过我的手时，老师就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一个单词”水”，开始较慢，以后渐渐加快。我站在那儿，全神注视着老师的手指动作。突然我觉得有一种模糊的意识，好象忘记了什么。出现复活一种思想的激动感。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揭示了语言的奥妙。我知道“水”是指流过我手上的非常凉爽的东西。也正是那个生动的单词唤醒和解放了我的灵魂，并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希望、欢快和光明。当然仍还存有屏障，但这是迟早可以消除的。
　　我觉得有关井房的词是容易学会的。这里的每件东西都有名称，每个名字都引起一种新想法。当我们又走进井房时，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件物体都发出生活颤音，这是因为我用苏醒过来的新奇见解来重新观察一切的结果。
　　大概在这三段细腻的描述中，最吸引人的一段就是描述凯勒的自我感觉，即仅需引导就能发挥出来的头脑内的语言潜力。在我看来，柏拉图的基本思想同众所周知的脑损残时的新皮质生理学是一致的，同时也符合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n Chomsky）根据学习时的语言对比和实验所做出的理论推断。近几年已弄清楚，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的脑同样有能力而且愿意引入语言，不过也许只是程度上还不完全同人相同而已。
　　对非人科灵长目动物教授语言的深远意义是难以过高估价的。在达尔文《人的进化》一书中有这么一段引人入胜的描述：“人和动物思维上的差异，虽在事实上很大，但毫无疑问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方面的差异。假如，可以证实某些高级神经功能，如一般思想的形式，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人类绝对特有的（这一点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这种特性完全有可能仅仅是<敏感詞>高度发展了的智力才能的偶然结果，并且这些特性又主要是连续使用一种完美语言的必然产物。”
　　关于语言和人相互联系显赫威力的相同见解也能在<敏感詞>地方见到，如在《创世纪》中有关通天塔的描述。上帝对万能的人类持一种不可思议的自卫态度，他担心人会建造通天塔（这种态度同亚当偷吃知识果后，上帝所表现出的那种相同的担忧心情是一模一样的）。为防止人类通天，上帝没有象毁掉罪恶之地那样去毁掉通天塔。而是采取了隐晦的替代办法。他说：“看哪！他们是相同的人，使用同一语言，这仅是他们要做的开端；他们如想做些不存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可能的。喂！让我们走下去，他们语言混乱，他们不能理解相互的语言。”（《创世纪》11：6-7）那就让我们继续使用完美的语言吧……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共同使用一种复杂的手势语之后，黑猩猩将创立哪种文化？将建立什么样的口头传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与世代连绵隔绝的黑猩猩群落，那么这些黑猩猩将怎样开始发生语言呢？耶尔科斯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的加德纳夫妇及其同事们是否将作为传说中的寓言英雄，或被另一类生物当作神，永远铭刻在朦胧的记忆之中呢？会不会象普罗米修士、索斯等神话那样，传说是神灵给予类人猿语言才能呢？事实上，在黑猩猩手势语的传授中也明显地具有某些相同的情感色调和宗教内容，正如在《2001年——宇宙奥德赛》小说和电影中插入的宗教情节一样（纯属虚构），这些就是指导人类祖先的地球外文明世界的代表。
　　大概这一整个题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还是非人科灵长目动物，它们是如此接近语言边缘，是那样乐于学习语言，一旦教给语言，它们又是那样完全有能力使用语言，并在应用中加以发明。但这又提出了一个古怪问题：为什么所有这些动物都在语言边缘？为什么就没有具有复杂手势语的人类以外的灵长目动物呢？一种说得过去的回答，就是因为人类已经系统地根除了表现出智力征兆的人类以外的灵长目动物（在无树平原上还生活着一些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这可能是特别确实可靠的。森林一定会为黑猩猩和大猩猩提供某些保护以防止人的劫掠）。在消除智力的竞争中，我们可能是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因素。我想，我们可以将智力和语言领域推进到人以外的灵长目动物中去，直到它们的智力变得同我们的智力没有差异为止。在向黑猩猩教授语言时，我们正开始进行修改已延误了的尝试。

阿克

四、伊甸园和人的进化
就昆虫身体表面面积与体重对比而论，体重很轻。一个从高处跌落下来的甲虫能迅速地达到终点速度，这是因为空气阻力使它不能很快降落，因此甲虫着地后能很快地翻转身体跑开，没有什么不良感觉。对于小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松鼠，情况也是如此。小鼠从一千英尺的矿井掉下来，只要地面松软，可能跌得它头昏眼花，但不会跌伤。与此相比，入若是从几十英尺的高处摔下，就要致残甚至丧命，这是因为人的体重大大地超过我们身体表面面积的缘故。因此，我们的祖先在树上时就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从一树枝攀跃到另一树枝的动作中，如有任何失误都可能丧失生命。正因为这样，每一个攀跃都构成了进化的机会。强大的自然选择力每时每刻地都在起作用，促使机体向下列方向进化：完善、敏捷、精确的双目视力；多方面的操作技能；眼和手的密切配合以及自觉地掌握牛顿万有引力等，但每获得一种技能都需要脑，特别是新皮质进化有较大的飞跃。人的智慧应归功于在树上高居千百万年的我们的祖先。
　　当人类离开森林来到无树的平原后，是否还向往那种栖息在森林顶部阳光普照的生活呢？是否还留恋那种在树枝上攀跃飞腾、令人陶醉、风度翩翩的动作呢？今天婴孩的惊跳反射是否是为了防范从树顶上跌落呢？我们夜间梦中飞腾，白天的飞行爱好，正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kovslkii）言行录中所例证的那样，是否是出于追忆栖息在高耸参天树梢上的岁月呢①?
　　
　　①现代火箭技术和空间探险工作要深深感谢R·H·戈达德（Robert H.Goddard）博士。他经历了几十年的专心致志、孤立无援的研究，独自担负着基本上是所有现代火箭重要领域的发展工作。戈达德对此学科的兴趣起始于一个富有魅力的时刻。早在1899年秋，在新英格兰，大学二年级学生、十八岁的戈达德爬上了樱桃树。当他懒洋洋地向下张望附近的地面时，头脑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幻想：乘宇宙飞船到火星上去。他立志从事这一项科研工作。一年后，恰恰在他一生难忘的十月十九日，他又爬上树，决心再回忆一下那一美好时刻。直接促使实现历史性的星际航行这一伟大幻想，产生在树枝上，也许这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

　　<敏感詞>哺乳动物，乃至<敏感詞>非灵长目和非鲸目的哺乳动物都有新皮质。但在向人类方向发展的系统中，新皮质是在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大幅度进展的呢？即使附近不存在猿猴祖先，这个问题仍可回答。至少是可以探索的，因为我们可以考据猿人头骨化石。人、类人猿和猴的脑容积几乎占满了整个头骨，鱼脑则不然。这样，通过估量头骨的类型，我们便可以确定，什么算作我们直系祖先和旁系亲属的颅内体积，并能对它们的脑容量做出粗略的估测。
　　谁是人的祖先？谁不是人的祖先？这一问题也是目前古生物学家们激烈争论的问题。几乎每一年都有人类头骨化石的卓越发现，所发现的化石年代比以往任何人所想的都要早。看来，在五百万年前左右，许多类人猿一样的动物，南方古猿非洲种：也叫南方古猿纤细型&mdash;&mdash;译注），用双足行走，其脑容量大约是500立方厘米，比现代黑猩猩的脑大约多100立方厘米。鉴于此种证据，古生物学家已推断：&ldquo;双足直立行走先于中枢功能上移（在发育过程中，大脑皮质取代低级中枢的功能称之为中枢功能上移&mdash;&mdash;译注）。&rdquo;这就是说，在大容积的脑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就用双足直立行走了。
　　三百万年前，就有各种各样的双足动物，它们的头颅容积与较其早几百万年的东非南方古猿相比要大得多。英裔肯尼亚人、早期猿人的研究者利基（L&middot;s&middot;B&middot;LeaKey）定名为&ldquo;能人&rdquo;（Homo habilis）的一具头骨的脑容量，大约是700立方厘米。我们手头上也有&ldquo;能人&rdquo;曾造过工具的考古学证据。达尔文首先提出，工具使用是解放双手产生双足直立行走的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而行为上的重大改变伴随着脑容量等同变化的事实，证实不了一者是由另一者引起的。但是我们以前的论述使这样的偶然联系很可能显示出来。

表4 近代祖先和旁系亲属
种 最早标本 颅内容量 身高和体重 体重/脑重比率 说明
说明南方古猿粗壮种（包括旁人和东非人） 350万年 500～550立方厘米 1.5米
40～60公斤 大约90 强有力的咀嚼器官：箭头嵴：可能是严格的素食者，不大完善的二足动物，没有前额；灌木丛栖息，同工具没有关系。
南方古猿非洲种（也称南方古猿纤细型） 600万年 430～600立方厘米 1～1．25米
20～30公斤
大约50 强健的犬齿和门齿：可能是杂食者，不大完善的二足动物，前额极小，灌丛地带居住：石器和骨器。
能人 370万年 500～800立方厘米 1.2～1.4米
30～50公斤 大约60 突出的前额，肯定是杂食，有完善的二足，居住在无树平原上;大概会建造房屋。
直立人（猿
人） 150万年 750～1250立方厘米 1.4～1.8米
40～80公斤 大约65 高高的前额，肯定是杂食，完善的二足，各种各样的居住地，各式各样的石器，发现用火。
智人（包括现代人） 20万年 1100～2200立方厘米　
1.4～2米
40～100公斤 大约45 高高的前额，肯定是杂食，完善的二足，居住在全球，使用石器、金属工具、电子设备，核仪器。



　　表4是1976年度对我们最近的祖先和旁系亲属化石证据的总结概括。南方古猿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种都不是人属，更不属于人类了，它们甚至还不是完善的双足动物。其脑容量也仅是我们现代成人平均脑容量的三分之一。假如我们在地下铁路偶尔遇到南方古猿，我们会因其几乎没有前额而惊恐万状的。它的前额确实是最低的。
　　两种南方古猿有着显著的差别。南方古猿粗壮种（A&middot;robustus）高个儿，笨头笨脑，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能咬碎核桃的牙齿。它在进化上是相当稳定的。就其颅内容量来看，相差几百万年以上的诸标本之间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异，南方古猿非洲种（the gracile Australopithecine）从其牙齿判断可能是肉类和植物的杂食者。它们也叫南方古猿纤细型，正如其种名所说的那样，身材纤细、敏捷灵活。同它们的远亲粗壮种相比，显得进化更高些，其颅内容量变化也较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南方古猿的活动场所都与条理分明有组织的劳动有关：它们用石头、兽骨、兽角、兽牙制做工具，苦心地切、断、擦、磨造成刮削器、砍砸器、切割器。还没发现南方古猿粗壮种与工具有什么联系。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脑重／体重的比率几乎是南方古猿粗壮种的两倍。这使人很自然推想出是脑重还是体重同使用或不使用工具有关。
　　看来就在南方古猿粗壮种出现的同一时代，又出现了一种新动物，真正的早期猿人&mdash;&mdash;能人。它的脑重和体重的比率比所有的南方古猿都大，大约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相近。能人出现在因气候原因森林正在缩减的时代。能人居住在广阔无际的非洲无树平原上，一个充满多种多样的掠夺者和被捕食动物竞争的环境里。就在这些平原上，特别是那些杂草丛生的低洼地区，几乎在同一时代中，又出现了最早的现代人和现代马。
　　根据化石资料的完整记载，在六千万年前，发生了有蹄动物的连续进化，最后达到进化的顶点——现代马。始新马是大约五千万年前&ldquo;开始出现的马&rdquo;，略与英国的大牧羊犬大小相等。它的脑容量大约为25立方厘米，其脑重与体重的比率大约相当于同代哺乳动物的一半。从那时起，随着新皮质特别是额叶的大大进展，马在脑的绝对重量和相对重量上都经历了显著的演化，这种进化必定要伴随着马科动物智力上较大范围的发展。我不知道马和人智力上的平行进展是否都有着共同的原因。例如马是否腿脚飞快、感觉敏锐、有足够聪明智力巧妙地躲避那些既猎食灵长目动物也捕食马科动物的掠夺者。
　　能人具有高高的前额，这表明额叶、颞叶的新皮质区以及大脑中的区域都有了较大范围的进展，也似乎说明它与语言的功能有联系，这在后面章节里还要讲到。如果我们在某些现代化城市林荫大道上遇到穿着最时髦装束的能人，也许我们仅仅因其身材矮小才扫上它一眼。另外，现存的各种圆形石头结构物证据表明，远在更新世冰河时期以前，在人正式居住在洞穴以前，大概能人就会建造房屋了，可能是用木头、树皮、草和石头进行户外建筑。
　　既然能人和南方古猿粗壮种是同代的，所以不可能一者是另一者的祖先。南方古猿非洲种也算是与能人同时代，只是比能人出现的还早些。很可能（但不是很准确）富有进化远景的能人和进化上绝灭的南方古猿粗壮种，都起源干早在他们之前就生存的南方古猿非洲种。
　　颅内容量达到现代人的最早猿人是直立人。众所周知，多年来直立人的主要标本都是中国的，并认为这些直立人可能生活在50万年前。
　　肯尼亚自然博物馆利基（Richard Leakey）于1976年鉴定了一具几乎完整的头骨。这是在150万年的地理岩层中发现的。既然中国的直立人标本显然同营火遗迹有关，那么很可能我们祖先学会用火是在150万年前。这就使普罗米修斯所在的年代比我们许多人想的都要古远了。
　　大概有关工具考古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这些资料稍微一露头，接着就是大量出现。看来好象一个富有灵感的南方古猿非洲种首次发现工具的使用，并将工具制造技术直接教给它的亲友。如果南方猿人没有教育机构，那就无法解释石器断续出现的原因。这可能有某种石工行会把工具使用和制造的精确知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知识就能使软弱和几乎无防御能力的灵长目动物最终统治了整个世界。现在还不清楚是人类独立发明了工具，还是从南方古猿那儿学来的。
　　从表4可见，体重与脑重比率大小不一。但南方古猿非洲种、能人、直立人和现代人大体相同。因此，在近几百万年我们所获得的进化不可能用脑重与体重比率来解释。但完全可用脑的总重量的增大，进化了的新功能特化，脑内部构造的复杂性，尤其是可用体外知识来进行解释说明。
　　L.S.B.利基强调指出，几百万年前的化石资料全是有关多种人形动物的骨骼。饶有凤趣的是发现不少头骨都有孔或骨折，这些损伤可能是由豹和鬛狗造成的。但利基和南非解剖学家达特（Raymond Dart）认为，其中不少的损伤是我们祖先造成的。在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期，在人和多种人形动物之间几乎肯定有着激烈的竞争。其中只有使用工具的那一种人形动物方能幸存，并直接进化成我们现代人类。残杀在竞争中起何种作用至今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南方古猿非洲种是直立行走，快速，敏捷，身高3.5英尺，确是一种“矮人”。我有时很想知道，人类传说中土地神、巨人、矮人的神话是否就是那个时代创始的或遗留下来的文化产物和对人类开化的回忆。
　　在人的头颅体积迅速增大时，人的解剖结构上也伴随着惊人的变化。正如英国牛津大学解剖学家克拉克爵士（SirWilfred Le Gros Clark）观察到的那样，人的骨盆也有较大的变形，这也可能是一种允许生下最新型大脑袋婴儿的适应作用。目前看来要在不明显减弱女人自如地行走能力的情况下，使女人产道区的骨盆再进一步发生实质性增大是不可能的了。（出生时，女孩就比男孩有了比较大的骨盆和骨盆下口；在青春期女性骨盆的体积再次发生增大）这两项进化事件同时出现，恰恰说明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具有遗传的大骨盆的妇女就能生出大脑袋的婴儿，这样的婴儿在成年时就会有较高的智力并可能在与小骨盆的母性生产的小脑袋产儿竞争中获胜。在更新世时使用石斧的人会有更大的可能产生出各种生气勃勃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能成功地猎取<敏感詞>动物。石斧的发明和连续制造需要更大的脑容量。
　　据我所知，在地球上一百万种动物之中，唯有人在分娩时普遍产生阵痛。这可能是头颅容积新近出现的连续增长的后果。现代男人和女人的头颅容积是能人的两倍，因为最近人的颅骨进化是如此惊人之快，所以分娩时要发生阵疼。美国解剖学家赫里克（C.Judson Herrick）对新皮质的进展作了如下描述：&ldquo;在动物整个发展史中新皮质近来的极为迅速增长是比较解剖学上最显著的进化转变事例之一。婴儿出生时头骨不完全闭合，这可能是现代人脑进化适应还不完善的表现&rdquo;。
　　智力进化和分娩阵痛的夭系出人意料地写进了圣经的《创世纪》篇中。上帝在惩罚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时对夏娃说：“我叫你在分娩时疼痛。”(《创世纪》3：16）
　　有趣的是夏娃并没得到上帝禁戒的任何知识，尤其是辨别善恶的知识，即抽象的伦理的判断力。这种知识如果存在的话，那只能是在新皮质中。甚至远在编造伊甸园故事时，作为具有上帝一样权力的和身负重任令人敬畏的圣人就看到了认识技能的进展，这个圣人被派往人间。上帝说：“看呐！这个人将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他能识辨善恶好坏。那么，好！让他伸出他的手，摘下生命树之果，吃吧，永生吧！”（《创世纪）》3:22）上帝又派带着火剑的天使驻守在伊甸园的东方以防范人的贪心**。
　　大约在三百万或四百万年前，在这传说中的黄金时代里，人类完全同兽类、植物交织在一起。那时在我们祖先看来，天上的伊甸园或许同人间没有什么两样。自从亚当被驱出伊甸园后，按圣经记载，人类被判处死罪，服苦役，并用穿衣和拘谨来作为性冲动的防范措施。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地位，植物的驯化（亚当的长子盖隐发明的），动物的驯养（亚当的次于艾贝尔发明的），以及凶杀的出现（盖隐杀害艾贝尔），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完美地同历史和考古的资料相吻合。在伊甸园的隐喻中，在亚当降世人间之前，是不存在任何凶杀史料记载的。但继续向猿方向进化的二足动物头骨骨折的证据，说明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凶杀的。所以即使在伊甸园里我们文明是从杀人犯盖隐而不是艾贝尔发展而来的。文明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城市”一词。那是个悠闲的时代。城市国家的部落<敏感詞>组织和劳动专门化使艺术和技术有可能出现，而艺术和技术又被看作是文明的标志。按《创世纪》记载，第一座城市是由盖隐创建的，盖隐又是农业——这种需有固定住所的技术的发明者。他的子孙拉麦克的儿子们又发明了铜铁手艺，乐器制造，冶炼术和音乐，即技术和艺术，这全是盖隐的特长。但盖隐在杀人的恶性上也毫不逊色。我们远在那时就知道了凶杀和文明的关系。拉麦克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一个青年人，因为他伤害了我，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如果盖隐七倍报复于我，老实说，我拉麦克要七十六倍进行反击。”
　　伴随着前额进化而产生的预知术的最原始结论之一就是意识到死亡。人大概是世界上唯一能清楚知晓自己必定死亡的生物。葬礼中包括同死者一起埋葬的食物和人工制品，至少可追溯到尼安德特人（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译注）远亲时代。这使人联想到不仅普遍知道死亡，而且也发展了供奉死者的仪式。这并不意味着在亚当被驱出伊甸园之前，在新皮质的惊人增长之前，死亡不存在。这只能说直到那时还没有注意到死亡将是命中注定的事。
　　亚当被驱出伊甸园，降世人间，似乎是近代人类进化史上某些主要生物事件的恰如其分的隐喻。这也可说明这一隐喻的通俗性。值得注意的不是要求我们去相信远古历史事件的生物学记录，对我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敢于冒险提出问题。当然这种生物学记录的唯一存贮库就是遗传编码。
　　在二千五百万年前的始新纪，栖息在树上的和地面上寓所的灵长目动物都有很大增殖，并且最终向人的方向进化。这个时期的一些灵长目动物，如狐猴类（Prosimian）也称作拟猴类（Tetonius）（英译名又叫半猿，在东半球的热带里生活，尾形似狐，口形象狐一样突出——译注），它们的颅内型中，有着微小的结块。后来额叶就是在这儿进化发生的。一种模糊不清的人头骨最早的化石标本可追溯到1800万年前的中世纪，我们称之原康修尔猿（Proconsul）或叫森林古猿（Dryopithecus)的类人猿出现在这个世纪。原康修尔猿是一种四足动物，栖息在树上，大概是现代大猩猩的祖先，也很可能是智人的祖先，也许象我们推测的那样是人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大体和它同代的拉玛猿被某些人类学者认为是人的祖先）。原康修尔猿的颅内模显示了可辨认出的额叶，但其新皮质的脑回却远没有象类人猿和现代人那样发达。它的颅内体积较小。颅内体积在进化上的最大飞跃还是发生在最近的几百万年。
　　做了前额叶切开术的患者被说成是丧失了“自我连续感觉”。患者说他只有一点点控制自己生命和环境的能力，他是个单一的独立存在的个体。很可能缺乏额叶扩延的低等哺乳动物和爬虫动物也缺少这种感觉——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客观实际或虚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人所特有的。原康修尔猿首先具有这种模糊感受。
　　我们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那些生理学上特性的进化多半是能继续下去的，几乎是原原本本地进行。我们控制奔跑、交往和操作的遗传性素质越好，就越能发展有效的工具和改进狩猎战略；我们的工具和狩猎战略越适用，我们特有的遗传性才越能使人类幸免于绝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阐述者。他说：“作为人类所想到的许多东西，是在人类能够使用工具很久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认为人类结构上许多进化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要比片面认为人体结构上某些弱点是由于人类文化发展迟缓而造成的观点准确得多。”
　　研究人进化的某些学者认为，保持脑大幅度进化飞跃的自然选择的功能首先是位于运动皮质内，而不在负责感性认识过程的新皮质区。这些学者强调了人准确发射火箭的伟大才能，强调了优美的<敏感詞>动作的能力［这正是利基（LouisLeakey）所欣赏和喜爱的直观表演]；强调了人比游戏动物跑得还快，并能使游戏动物固定不动的卓越技能。象棒球、足球、摔胶、田竞赛、国际象棋、国防体育这样运动（还有强力的跟踪活动）的感染力，可能认为是靠我们头脑里先天就有的狩猎术的力量。这种狩猎术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上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但在今天它的实际作用却有所减低。
　　抵御掠夺者的有效自卫和狩猎游戏，两者必定都是协调的冒险活动。在人进化的环境中，在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期的非洲，栖居着各种可怕的哺乳类肉食动物。其中最使人毛骨悚然的还是一群群鬛狗。防御这样一群猛兽非常困难。所以要潜进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成群的大动物都有很大危险性。可见，猎人中打手势交流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知道，如在更新世，人刚进入北美不久，通过白令海峡，时常用驱赶动物越崖的办法屠杀大量的大动物。为了潜进单个野兽或者恫吓一群羚羊使其惊逃奔窜，至少得共用一套最低限度的象征语言。远在亚当降世乃至夏娃创世之前，亚当的首次行动就是语言行为，这就是他为伊甸园的动物命名。
　　手势象征语言的某些形式，自然要比灵长目动物起源还早。形成支配等级的犬属和<敏感詞>哺乳动物通过避开目光和低头表示恭顺。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象猕猴这样灵长目动物的恭顺礼仪。人的鞠躬、点头、屈膝礼等问候方式可能也有着相似的起源。许多动物以舔咬表示友谊，好似说：“我能咬你，但我不愿意那么干。”人们举右手打招呼也具有相同的含义：“我可以用武器进攻你，但我不愿挥动武器。”
　　手势语在人类狩猎和交往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普兰斯印第安人使用烟火信号。根据荷马史诗记载，希腊人在特洛伊城取得了大捷，胜利消息从伊利乌姆（Jlium）传到希腊。在这几百英里的距离中都是使用烟火信号，这是公元前一千一百年的事了。这种思想的全部技能以及用手势或信号语言来交流想法的速度是有限的。达尔文指出，当我们占着手时，或夜间观察手势受阻时，手势语言一般不能使用。从而我们可以设想手势语会逐步地被口头语补充和代替。这种口语原来可能是象声词（即模拟物体的声音或模仿被描述的动作），如儿童称狗叫“呃、呃”。几乎所有人类语言中，“妈妈”这个儿童语似乎是在喂奶时无意中发出声音的模拟。若没有大脑的调整，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
　　我们从原始人的骨骼遗迹中得知，我们的祖先是猎手。我们已掌握了关于猎取大动物的资料，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某些语言对配合协同狩猎潜进动作是完全必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霍洛韦（Ralph L.Holloway），对化石内模的详细研究为古代语言概念提供了不少出乎意料的证据。霍洛韦的头骨化石内模是由乳胶制成的。他试图从头骨的形状对脑的精细形态作出某些推断。这是一种颅相学，但这完全基于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研究。霍洛韦认为，称作布罗卡氏区（即旁嗅区——译注）的一个脑区是语言所需的几个中枢之一，这在脑化石内模里可以检测出来。同样他也在二百多万年前的能人化石中发现了布罗卡氏区的证据、语言、工具和文化的发展大致是齐头并进的。
　　顺便说几句，在几万年前生活着一种人形生物——尼安德特人和克鲁马努人。他们的平均脑容量大约是1500立方厘米。许多人类学家猜测，我们不是从尼安德特人进化来的，也不是从克鲁马努人转变来的。但他们的存在向人们提出如下问题：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本领？克鲁马努人身材也很高大，某些标本要远远高过六英尺。它比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少100立方厘米，但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可见它们并不比我们和我们的直接祖先聪明，也许它们还有<敏感詞>至今我们还不了解的身体上的障碍。尼安德特人前额低，其头颅前后狭长，而我们的头脑上下窄长。当然我们现代人是前额高大。那么是否尼安德特人脑的增长主要表现在枕叶和顶叶上，而我们祖先脑的较大范围的增长发生在颞叶和额叶上呢？有可能尼安德特人发展了区别于我们的一种智力，而我们占优势的语言和预测能力，使我今冬完全摧毁体力强健、智力地位与我们等同的人。
　　据我们所知，几千万年前，至少是在九百万年前，地球上没有出现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出现年限仅是地球年代的千分之几，是在十二月宇宙月历的最后一天。为什么人的智力出现这么晚？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高级灵长目动物和鲸目动物脑的独特性能在全新世以前尚没有进展的缘故。那么这种性能是什么呢？我至少可以提出四种可能性。这在前面或直截了当、或含蓄暗示地都提过。（1）脑容量从来没有这么大；（2）脑重与体重之比率从来没有这么高；（3）以前的脑从未有过一定的功能单位（例如较大的额叶和颞叶）；（4）以前的脑从未有这么多的神经联系，即突触（这似乎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人脑的进展，每个神经元同周围的神经元的联系数量以及微型电路数可能都有所增加）。（1）、（2）、（3）种解释都证明了由量变到质变。我的看法，目前在四个可采纳的方案中似乎不能作出一个果断的选择。我怀疑是否大部分或所有可能性都是正确的。
　　英国的人类进化学者基思爵士（Sir Arthur Keith）提出了人脑进化的界线。他认为当直立人脑量达750立方厘米，约等于快速摩托车发动机气缸排量，此时人脑的独特性开始出现。当然，这条界线与其说是数量上的，不如说是质量上的分界线。大概增多了200立方厘米脑容量上的差异，与负责分析、预料和焦虑的额叶颞叶的某些特殊发展相比，就无足轻重了。
　　当我们争论这条界线相当于什么时，弄清某种界线概念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假如这条界线是在750立方厘米附近，那么当100或200立方厘米数量级差（至少对我们来说）好象不是什么令人信服决定智力的因素时，在人的普通常识中，类人猿可否说是有智力的呢？典型的黑猩猩脑容量是400立方厘米，低地大猩猩脑容量为500立方厘米，这就是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非洲种脑容量的范围。
　　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在人类被驱出伊甸园后的苦难历程表中又增添了一项，我们同动物交往能力的丧失。黑猩猩脑很大，它们又具有相当发达的新皮质，它们也有漫长的童年时代和可塑性的延续期，那么黑猩猩是否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呢？假如它们很聪明，它们为什么不交谈呢？

阿克

我曾目睹一个试验，在试验中，用一条细金属丝将绿蝇头部联到一个示波器上，此示波器能以一种图形方式显示出由绿蝇嗅觉系统产生的任何电冲动（为了有机会观察到嗅觉设备，将绿蝇头部截断，由于刚截断不久，因而其头脑还能具有许多功能作用）。
　　试验者在绿蝇前面散发各种气味，包括令人讨厌不快的、但又没有明显影响的气体，如氨。这时在示波器萤光屏上留下的图线是水平伸展的，接着在断头的绿蝇前飘放微量的由这种雌性绿蝇放出的性引诱气味，此时在屏上呈现出垂直的尖峰脉冲。撤掉此种雌性引诱气味，绿蝇几乎嗅不到任何气味，绿蝇的嗅觉对此种性引诱分子非常敏感。
　　这种嗅觉功能的特化对昆虫来说是常见的。假如每秒钟仅有大约40个雌性引诱分子碰到蚕蛾轻软的触觉，它也会觉察出来。每个雌性蚕蛾每秒钟仅需释放出百分之一毫克的性引诱物，就足够引诱大约一立方英里范围内的每个雄蚕，这是蚕虫之所以幸存的原囚。
　　最奇妙的还是用气味寻求配偶和传种。例如，冬天在地下打洞的南非甲虫，当春回大地时，甲虫钻出地面，但雄性甲虫比雌性甲虫早几个星期从地里踉踉跄跄地爬出。在南非的同一地区，业已演变的兰花放出一种同雌性甲虫性引诱物相同的香味，事实上，兰花放出的气味产生了与雌性甲虫性引诱物功能基本相同的分子。加之雄性甲虫长期在地下视力很差，而兰花花瓣的构形又发生了演变，这对辨认能力缺乏的甲虫来说，兰花花瓣在性感官形态上又很象雌性甲虫。几周中雄性甲虫在兰花丛中恣意狂欢，心醉神迷。最后雌性甲虫从地里钻出，我们可以想象出雌性甲虫因身心受到伤害会产生多大的义愤。与此同时兰花却已通过多情的雄性甲虫进行了传粉，雄性甲虫窘迫不堪但又尽力传延本种后代，这样雄雌性甲虫都得以幸存了（顺便说一句，如兰花的迷惑力不是很强，这对兰花本身是有益的；但反过来说，如没有甲虫的自身繁殖的性活动，兰花因无媒介传粉也会陷入绝境）。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一条纯属嗅觉性刺激的界限。还有另外一条界限，那就是，既然每只雌性甲虫产生相同的性引诱物，雄性甲虫就不易同它心目中的雌性甲虫产生性交往。当雄性昆虫可能竭力表现自己去诱引雌性，或者同无异性伴侣的甲虫为竞争雌性而展开相互衔咬下颌骨搏斗，雌性引诱物在交配时的中心作用似乎减少了昆虫性选择的范围。
　　寻求配偶的另外方法已被爬虫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所发展。但性同嗅觉的联系，在高等动物神经解剖结构上以及在人经历的轶事中都很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有时想知道除臭剂，尤其是女性除臭剂是否试图有意识地刺激人们联想起<敏感詞>别的事情。
　　5．新皮质
　　假如鱼的前脑遭到损害，这将导致它丧失原有的主动谨慎的特性。对于高等动物来说，这种较复杂的特性似乎就位于新皮质内，这也是人的多种典型的感性认识功能部位。我们通常将其划分四个主要区或者说是四个叶来进行探究的。这四个叶是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新皮质中各个部位彼此相通，据现在所知它同脑下皮质的神经联系还是不少的，但这决不能说新皮质的各个部分是实际的功能单位。每个叶肯定具有许多不同功能，某些功能可能是几个叶或两个叶共有的。在<敏感詞>功能中额叶好象是同深思熟虑和行动调节有关；顶叶同空间感觉以及大脑同身体其余部分问的信息交换有关；颞叶与各种复杂的感性认识有联系；枕叶同视觉、同人与<敏感詞>灵长日动物占优势的感官有关系。
　　几十年来风行一时的神经生理学家认为，前脑后面的额叶是典型的预感和部署未来的功能部位。但近来的著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托伊伯（Hans Lukas Teuber）调查研究了大量额叶损残（在战争中受伤或击伤）的病例。他发现不少额叶损伤几乎对行为没有明显影响。不过在严重损残额叶的病理学中，“病人并不完全缺乏预料事件过程的能力，但不能在同那些事件关系中把自己设想成潜在动因”。托伊伯强调指出额叶可能同运动原和认识的预感，尤其是同随意运动造成的影响有关。额叶也似乎同视觉以及双足直立行走有关。这种额叶因执行人的特殊功能可能以两种途径进化。如果说额叶能控制预料未来的功能，那它也必然是产生关心和焦虑的情感部位。这就是为什么切断额叶能减少焦虑的原因。前额叶切开术必定会使患者大大减低人特有的能力。我们为预知未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对未来的忧虑，因而预测灾难不可能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遇事总是过分乐观的人要比凶事预言者幸福的多。自然界预言凶事对幸存者来说是必需的。控制展现未来的学说起源于伦理学、魔法、科学和法典，预见灾祸的好处就在于能采取措施去防范它，牺牲眼前暂短利益换得未来长远好处是这种预见的结果。在物质丰富的<敏感詞>里才能形成对<敏感詞>和技术发明所必需的空闲时间。
　　可猜测出额叶的<敏感詞>重要功能就是使人类双足直立行走。在额叶没有进化之前，人的直立姿势不可能出现。有关这一点详见以后章节。双足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以便用双手操作，从而导致人类文化和哲学特性的较大增长，困此如果很客观他讲，文明可能就是额叶的产物。
　　来自眼睛的视觉信息传到人脑后主要在头的后部枕叶里定位，听觉印象定位于太阳<敏感詞>颞叶上部。据一些不完全的证据表明，盲人、聋哑人的新皮质的上述部位很不发达。枕叶损残，如枪伤经常引起视觉障碍，受残者可能在<敏感詞>方面正常无疾，但只能用外围视力观察。在正常视觉中枢里觉察到暗点实点隐隐浮现在他的眼前，在<敏感詞>病例中伴随而来的是离奇古怪的知觉，其中包括几何学上的视界内正规草写浮动障碍和“视力发作”，当发作时，患者会把在其右下方地板上的物体误认为在其左上方空中浮动的图象，物象在患者眼里颠转了180度。通过对称计算因各种枕叶损伤而造成的视力障碍，可以详尽地用图表示出枕叶的哪些部分负责执行哪种视力功能。青年人的脑好象能自身修复，并圆满地将这一功能活动转送到邻近区域，永久性的视力减弱似乎很少发生在青年人身上。
　　联系听觉和视觉刺激的能力定位于颞叶。颞叶损伤可以产生失语症，即不能意识所说的言语。值得注意的是脑损伤的病人可以完全胜任口语，但不能全部胜任书写文字；反过来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写、但不能阅读；能读数字，但读不了字母；能准确叫出事物的名称，但不能识别颜色。新皮质有着惊人的功能分类，这种分工与阅读、书写或认字、识数等这些常识性见解相反，但活动是完全相似的。到目前为止，还有些未经证实的脑损伤报告。这种损伤仅仅引起不能理解被动语态或介词词组，或所有格结构。（虚拟语气的部位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是否拉丁人将变得格外富有天资，而说英语的民族在脑解剖结构的较小部分上将大大地缺乏变化？）各种抽象概念包括语法学的语言部分似乎惊人地同脑的特殊区域毗连相通。
　　在一个病例中，颞叶损残可引起患者辨认面目的严重障碍，甚至患者不能认出其直系亲属的面貌。图11中所描绘的面目图，患者说，人脸“可能”是个苹果。他并请求让他证实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他把口说成是苹果上的切口，把鼻子看作是在表面上凸起的苹果把，把眼睛认为是虫眼。相同的病人能完美的认出素描的房子以及<敏感詞>非生物。广泛的试验表明，右颞叶损害可形成典型性的语言记忆丧失，我们具有阅读、绘画、在立体的三个方向标定自己以及恰当使用符号等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如果不是同语言的使用有关，大概就是同语言的发展有关。这些能力又会因近于头脑顶部的顶叶损残而遭到严重减弱。一位军人在战时其顶叶很大一部分被子弹穿通，他整整一年不能判断他的脚是否穿上了拖鞋，而且很难辨认出他所在医院、病室和病床。尽管如此，最后他还是痊愈了。
　　顶叶内新皮质角回（顶下叶的一个脑回——译注）的损害引起失读证，不能辨认印刷单词。顶叶看来与人的符号语言有关。在所有脑损伤中，顶叶损残造成智力极大衰退，这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活动测试出来。
　　新皮质抽象概念中主要还是人的符号语言，尤其是读、写和计算。这些看来需要颞叶、顶叶、额叶，也许还需有枕叶的协调活动。但不是所有的符号语言都属于新皮质的。蜜蜂（没有一点新皮质）具有精美的舞蹈语言，用以在获得食物方向和距离方面彼此传递信息。澳大利亚昆虫学家弗里希（Karl von Frisch）首先发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夸大的手势语言，实际上是蜜蜂找到食物时动作的模拟。这点有时同我们人的动作相似，如我们向电冰箱走了儿步，腹部冲着电冰箱，一下擦痛肚皮，那时我们就会伸舌摇头表示遗憾。应该说舞蹈语言的词汇量是极其有限的，可能仅有几十个单词。年轻人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学习几乎都是新皮质的功能活动。
　　大部分嗅觉过程是在边缘系统内进行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发生在新皮质内。相同功能的划分似乎也适用于记忆。边缘系统的主要部分除嗅觉皮质外，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都是海马皮质。当嗅觉皮质得到训练时，尽管效力很低，动物还能嗅到。这是脑功能多余信息的又一例证。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现代人嗅觉的短期记忆存储在海马里。海马的原功能可能是专管嗅觉的短期记忆，这对追逐捕食动物或寻找异性是有用的。但如人的两侧海马损残，正如H·M病例一样，引起各种短期记忆的极度减弱。这种病的患者不能连续不断地逐字记忆，很明显，海马和额叶都与人的短期记忆有关。
　　这方面的多种有趣结论之一，就是脑的长短期记忆大量储存在脑的不同部位。标准的条件作用——巴甫洛夫试验狗当听到铃响时分泌唾液的能力似乎就位于边缘系统。这是一种长期记忆，但却是极其有限的。很有经验的人其长期记忆都存储在新皮质内，这与他深思熟虑的性格是一致的，当我们逐渐衰老时，我们能回忆起童年时生动琐碎的往事，却会忘记人们刚对我们所讲的一切。这种现象是由于我们在长期和短期记忆上都出现些障碍。问题就出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我们很难把新材料存送到长期记忆里去。彭菲尔德认为，这种存贮能力的丧失是由于动脉硬化或<敏感詞>体内功能失调而引起的老年人海马供血不足的结果。
　　这样，老年人（或不太老的人）在存贮短期记忆上可能严重衰退，但在<敏感詞>方面他们却是相当机灵，在智力上也是敏捷的①。
　　
　　①的确在血液供应和智慧能力之间的关系上有许多医学证据。众所周讯几分钟得不到氧气供应的病人，可以遭受永久的严重脑力衰退。从颈动脉摘除某种物质试图防止记忆上的严重衰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根据这一研究，手术后六星期，患者病情有相当大的好转，其智商平均增加18分。也有某些推测认为用高压氧气可以提高婴儿智力。

　　这种现象表明，在脑的不同部分定位的长短期记忆之间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快餐馆的女服务员所能记住的信息量是令人佩服的。她能准确无误地将这些信息传告厨师，但一小时后这些信息就完全消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是女服务员仅把信息存储在短期记忆里了，而没有再努力把这种信息进一步存贮到长期记忆中。
　　回忆机制大概是很复杂的。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在我们长期记忆里记住一些东西，如一个单词、一个名字、一副面孔、一种体会，我们发觉这些东西不能马上被回想起来。尽管我们如何冥思苦想，仍不能回忆起来。如果我们从侧面想想，回想某些稍有关联的周围事项，便常常能自动回忆出来。（这方面与人的视力也有些相似。当我们直接观察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时，比如说星星，我们常用视网膜中央小窝，这个具有最敏锐的、细胞密度最大的、称作圆锥细胞的视网膜部分。当我们稍微转移视力，象我们说话时斜视一下物体时那样，我们就发挥了视网膜杆状细胞的作用，这种细胞对朦胧的光照很敏感，这样就能看出昏暗的星光。）为什么歪着头思考就能促进记忆的恢复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是件颇有趣味的事。这只能认为是使用不同的神经途径来联想记忆痕迹的结果，但这说明不了脑的操纵管理因此就格外有效了。
　　我们都做过那种栩栩如生、毛骨悚然、寓意深远的梦，或相反有过一些清晰难忘的梦境；我们也都有过从梦中醒悟的感受。如果你默默自语“清晨时我一定能记住这个梦”，次日连个梦影都记不起来，顶多不过是一种印象模糊不清的痕迹而已。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做的梦感受很深，捅醒身边的妻子，告诉她所梦到的一切，这样一来，次日清晨就能不费吹灰之力独立回想起梦情。同样，如果不嫌麻烦，爬起来把梦情写下来，次日早晨醒来时，无需参照记录就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梦情。记电话号码也是同样道理，如果别人告诉我号码，我只想着这一点，那我很可能忘记号码或数位串换，如果高声重复几遍或把号码记下来，那就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这确实意味着大脑里有个特定部位专门记忆声音和影象，但并不记忆思想。远古时代首先存储在人脑里的记忆并不是一些富有哲理的思想，而是那些爬虫动物的嘶嘶叫声以及骤然俯冲下来扑食的鹰的影象。我不知道是否那种对于声音影象的记忆出现在我们所产生的许多想法之前。
　　关于人的本质
　　不管三位一体脑模式的功能定位如何引人入胜，但我要再次强调，如一味坚持认为脑功能的完全分工也是过分简单化。人的仪式，情感行为一定受新皮质的抽象推理的强烈影响。现已对纯属宗教信仰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论证，证明等级行为在哲理上也是正当无咎的，正如霍贝斯（ThomasHobbes）论证国王神圣权利那样。同样，人以外的动物，有的动物甚至连灵长目都不是，但却能表现出少许的分析能力。自然对于海豚我也有同样的印象，正如在我的著作《宇宙联系》中所阐述的那样。
　　然而，只要我们头脑里还存有要求停止某些行为的禁锢时，我们就把生活中礼仪、等级领域看成是受爬虫复合体的强烈影响，并认为是与我们的爬虫动物祖先共有的；我们认为生活中的利他主义、感情和宗教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位于边缘系统，并与我们非灵长目的哺乳动物（可能还有鸟类）祖先共有，认为理性是新皮质的一种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高级灵长目动物以及象海豚鲸鱼这种鲸目动物所共有。当礼仪、感情和推理是我们人本质的重要领域时，抽象的联想力和推理能力几乎是人独有的特征。好奇心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愿望就是我们人类感情的标志。数学、科学、技术、音乐、艺术——这些比通常包括在“人文学科”范围更广泛一点的学科都是人所特有的活动。就“人文学科”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来说，它好象是研究人的观察力，但这肯定是一种特别狭义的理解，实际上数学既是诗歌也是人文学，鲸鱼和海豚同人一样具有“人道”。
　　三位一体的脑模式来源于有关比较神经解剖学和行为的研究。但对人种来说，直诚的内省不是不可知的。如果三位一体的脑模式是正确的话，我希望在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中，对这一模式能得到某些启示。弗洛伊德（Sismund Freud）把人的精神状态划分为三种：“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这又使人们联想起广泛周知的三位一体脑的假说。爬虫复合体的攻击和性的行为同弗洛伊德描述的“以德”是完全一致的（在拉丁词中是“it”，即人的兽性）。但据我所知，弗洛伊德在描述“以德”时，并没强调爬虫复合体的礼仪和<敏感詞>等级范畴。他把感情说成是“自我”功能。尤其是“无边无际的灵性感受”，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宗教神灵的等同词，但是“超我”却根本没有被说成是抽象推理部分，而是内在的<敏感詞>和亲本结构。我们可以设想这一部分在三位一体的脑中具有较多的爬虫复合体的功能。这样一来，我只能勉强地根据三位一体的脑模式来描述人的三种心理状态。
　　可能较恰当的隐喻是弗洛伊德的思维划分法，他将思维分为有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三种。前意识是潜在的、但能发掘的功能；无意识是被抑制或是没有显示出来的功能；这是存在于各个心理组成部分中的张力。弗洛伊德在谈到人时，他认为人的神经官能症的能力是其文化发展能力的相对应面。他将无意识功能称为“原始过程”。
　　在《柏拉图对话集》的《费德鲁斯》（Phaedrus）一节中，可以得出有关人心理隐喻的一种论点。苏格拉底把人的灵魂同双轮马拉战车联系起来。这辆战车由黑白两匹马向不同方向牵拉着，而驾车人却无力地驾驭着。这个隐喻同麦克莱恩的神经框架的比喻是极其相似的。两匹马喻比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歪歪斜斜疾驰的双马战车的驾驭者意指新皮质。可在另一个隐喻中，弗洛伊德把自我功能说成是一匹难驾驭马的骑乘者。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隐喻都强调了心理组成部分之间的张力，各组成部分相当大的独立性，以及表征人的状态的观点，这点我以后还要讲到的。由于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有神经解剖联系，三位一体脑本身必定象费德鲁斯的双轮马车一样是个隐喻而已，但这可能将被证实，这是一个用处很大、含义极深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