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道士王圆箓评传

zhang706

莫高窟道士王圆箓评传王圆箓是一个普通的道士，但由于他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并且被牵连进藏经洞经卷大量流散的事件中，他因此成为撰写西北道教历史时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现通过对近些年发表的文献资料的归纳，对其生平与功过作一番陈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王圆箓生平略述
第一个关于王圆箓生平的材料，当是《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1]，全文如下：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2]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轿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从这篇碑文可以看出，王圆箓在敦煌的教务活动大致为五点：
第一，营建太清宫，包括改建三层楼和修建三清宫。改建三层楼之事，另见光绪三十三年《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楼原为晚唐归义军时期高僧洪辩主持营建，是三层洞窟外的木构殿堂建筑，明清以后严重残破。由于藏经洞就在下层洞窟北壁，为了加以保护，王圆箓动员当地士绅，于藏经洞发现五年之后，将其重新修建起来。
第二，补葺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因许多年无人看管，常被土匪盘踞损坏，加之洞窟积沙和风化严重，为便于礼拜，王圆箓雇用工人进行全面清理，对破损的洞壁予以修补。（在保护过程中，不恰当地凿通部分洞壁，使壁画的完整性遭受严重破坏。）
第三，参与重建五层楼，以保护大佛。但未及竣工即辞世。
第四，修复古汉桥。此桥现已不存，原址当在大泉河上。
第五，树木垦田。即绿化环境，开垦耕地以自养。
另据廷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记》，王圆箓还于1910年（宣统二年）将千佛洞中残损的佛像收集在一起，专门修建了一座“千相塔”，请廷栋撰文刊碑。[3]
正是由于王圆箓在保护千佛洞及营建道观方面的成就，所以被县暑委以道会司道会一职，其管辖的道观，可考者有莫高窟太清宫、三危山王母宫、敦煌城西云观等处。
王圆箓碑文所叙其生平过于简略。其他相关文献，如金荣华：《王道士》[4]、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5]、沙武田：《藏经洞史话》[6]等，通过多方考证，大致理清了他的生平，认为王圆箓大约出生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去世于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在世81岁。王圆箓在西北逃荒过程中，曾在肃州（今酒泉）巡防营中当兵，退役后出家。大约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左右到达敦煌。当时，莫高窟一带有三座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的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久已荒废，无人看管。于是，王圆箓就在下寺住下，逐步整修破损的洞窟，并将一小部分改造成道观。关于王圆箓在敦煌的行为，《王道士》一文有如下评价：
王道士有着十分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为他的宗教信仰也作出了绝对无私的完全贡献。一九零七年五月，斯坦因前往莫高窟找王道士，计划对他进行诈骗。在和王道士会面之前，斯坦因先在当地打听王道士的言行，作为了解对手的准备工作，得到的结果是：王道士把辛苦地向各处募化来的钱全用在整修寺窟上，他和他的两个徒弟自奉节俭，几乎不妄费一文。一九八六年八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面告笔者，他得自民间的传说也是如此。
王道士辛苦地向四处募得的钱和用途，虽然没有人去检查，但他还是写了帐目，斯坦因在民国三年再去敦煌找他时，看过这些帐册。据王道士的徒弟徒孙为他撰写的墓志，王道士在敦煌辛劳三十多年，总共为修建寺窟募款二十多万。由于王道士有记帐的习惯，这个数字应当是有所依据的。
对于王圆箓的籍贯和主要经历，王冀青认为他是湖北省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1875年（光绪元年）后的某一年辗转来到甘肃肃州（酒泉）当兵。在光绪年间，肃州是甘肃的道教活动中心之一，当地道士习惯于在驻军士兵中间传播道教教义。王圆禄（箓）便是在肃州服役期间皈依道教的，退役后便以道士为职。晚清时，肃州的道士还十分热衷于占领那些空无僧侣的佛教石窟寺，改建成道观。1899年前后，王圆禄云游至敦煌莫高窟，从此以后便定居于此。刚开始时，王圆禄居住在属于下寺的莫高窟第344窟中。后来，他逐渐扩展地盘，不断将下寺管辖的那些坍塌的佛教石窟寺改造成道观。就在王圆禄修复改造石窟的过程中，于1900年6月22日偶然发现了藏经洞。[7]
在西北地区，久有佛道相融的传统，藏经洞中保存的大量道教经典也说明莫高窟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两教共存的现象。因此，改建后的道观，当包括三清宫和千佛洞。在王圆箓碑文中有“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之语，表明王圆箓及其弟子对于佛道相融的认同。碑文称其为“太清宫大方丈”，说明这座道观的标准名称叫太清宫，而不是三清宫。至于王圆箓的道名，应当只是“圆箓”，而不是《王道士》《敦煌学十八讲》和《藏经洞史话》所说的“法真”。“法真”是其弟子对他的尊称，意为法师和真人。王圆箓本名原作园禄，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三清宫匾额及《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等三个王圆箓在世时使用的名字，而在碑文中改为圆箓；其弟子赵明裕亦改为明玉。此类现象在道教典籍、碑文中并不鲜见。在清末乱世之际，道士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对自己的姓名和字派只知读音而不识其字的很多，见诸文字时常常依靠书写者（往往不是本人，例如为三清宫撰写匾额的就是一个名叫郭维德的文化人[8]）从同音字中选择。王圆箓碑文将“园禄”改为“圆箓”，将“明裕”改为“明玉”，说明碑文书写者具有较高的道教学识，更符合道名的本来意义。
从王圆箓名字分析，其师承教派属全真道龙门派。龙门派的谱系共有100字，其中第11代刘一明是清代中期活动于甘肃的著名道士，王圆箓的师父盛道人是否由刘一明一枝下传，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但王圆箓及其下传的谱系是清楚的。他本人为“圆”字辈，龙门派第19代；其弟子姚明善和赵明裕，龙门派第20代；其徒孙方至福，龙门派第21代。据笔者最近调查，位于敦煌城郊的西云观，所传承的也是龙门派法裔。敦煌市道教协会的首任会长为崇字辈，龙门派第26代；第二任会长为信字辈，龙门派第25代；现任会长为高字辈，龙门派第27代。还有一名已经去世的老道士，上世纪50年代初以前曾常住莫高窟，也属于龙门派，为永字辈，龙门派第18代，据说在世一百多岁，应与王圆箓同时代。这些事实表明，王圆箓的教派传承是可靠的。
二、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经过
藏经洞位于敦煌莫高窟三层楼七佛洞下的洞窟即今第16窟的甬道中，被王圆箓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发现。对于藏经洞的发现经过，按照《藏经洞史话》考证，大致有四种说法[9]：
其一，人力清沙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王圆箓到达敦煌以后，首先选中的栖息地点就是三层楼。但由于洞窟内堆满了风积沙，他只好先在洞外临时搭建了几间茅屋栖身，然后以两年时间清扫洞内积沙。由于积沙太多，他一人（当时似乎还没有收徒）难以胜任，因此他四处化缘，用化得钱物雇工清理。雇工中有一人姓杨，是他在洞窟积沙基本清理完工时，同王圆箓一道发现了藏经洞。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10]记述：“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但考察有关发现藏经洞的文献，最早的当属《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这通碑记对于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时间和原因都记载的比较清楚。大意为：王圆箓目睹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湮没，因发愿扫沙开洞。庚子（光绪二十六年）孟夏，发现藏经洞。此碑刻立于藏经洞发现6年后，应有较大的可靠性。但这篇碑文省略了雇工清扫和杨某等情节，当系碑文作者为突出王圆箓功绩所致。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据王道士所讲，8年前他来到千佛洞时，藏经洞前的通道已被流沙所覆盖。从其地势及附近洞窟的情况来判断，当时洞窟前崩塌下来的山石和吹落的流沙堆积足有9－10英尺厚。由于人手有限，清理工作进展很慢，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长度超过24英尺的通道里的沙石清理干净。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以后，王道士便着手在洞窟里树立新的塑像。就在立塑像的过程中，工匠们在通道入口右侧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裂痕，壁画下面不是岩体，而是一堵砖墙。打开这堵砖墙，便发现了藏经洞及堆积在里面的藏经。”
其二，流水疏沙说。此说见于王圆箓墓碑。这一说法与第一种说法相近，但时间有出入。而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则在其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11]中描述：“王圆箓在引水冲沙时，无意中把水冲进了16窟甬道中，使甬道北壁秘室封墙处裂开了一道缝隙。王圆箓用芨芨草从缝中插进去试探，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他打开破壁，发现了现编号第17窟的秘密的小板门。打开板门，看到了从地面一直堆到洞顶的一卷卷粗布包扎的包裹。”
其三，抄经人敲壁说。著名画家张大千于20世纪40年代到敦煌临摹莫高窟壁画，对敦煌艺术珍品造成了巨大损坏。在他的笔记中，也记录了有关发现藏经洞的传说。大意为：王道士到莫高窟住下来之后，收取香火钱，同时又雇书生杨河清抄经以便出售。当时杨河清在第16窟的甬道中立一香案抄经，休息时则以芨芨草引火抽烟，时常将用过的芨芨草插在甬道北壁的裂缝中。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偶然发现芨芨草并未插在裂缝中，而是掉了进去。又以旱烟管敲击洞壁，听到呼呼的空洞声。于是心生疑惑，告知王道士。二人打开泥墙，乃发现藏经洞。
其四，地震说。1909年（宣统元年），经过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号，清廷决定将藏经洞存留的文物运往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管，并允由朝廷拨款收购。由于王圆箓没有及时收到款项，于是起草了一份催款书向朝廷催要。在这份《催募经款草丹》[12]中，受王圆箓委托，作者对藏经洞的发现进行了另外一种描述：“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忽有天炮响震，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这件文书所记，当属地震现象。文中提到的时间和在场人员等情况，则与第一种说法相合，也就是藏经洞被发现之时，在场者不止王圆箓一人。
以上这几种说法，都肯定了王圆箓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事实，只是具体细节略有差异，从情理上分析，第一种说法更切合实际。因此，沙武田认为：“我们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可以明显看到一道道沙线基本上掩埋到甬道顶，因此可以想象得到积沙对甬道二壁的巨大压力，无形中会使北壁藏经洞处由于内空而产生破裂。一旦把积沙清理掉，必然会发现裂缝，甚至于发生墙壁倾斜或塌陷的情况，当时清沙人多眼杂，这样发现藏经洞就成理所当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