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太阴月仙

zhang706

嫦娥这一形象最终被重塑为道教的太阴月仙，成为道教仙谱中地位显赫、权职重大的月宫女主
与“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共工触山”神话并列为中国四大神话的“嫦娥奔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巨大、流变最为复杂的神话之一，其自产生初始，就与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尤其是道教神仙信仰形成以后，其本身所具有的追求长生不死的内容以及渴望自由快乐的品质，受到了神仙家和道教徒的青睐，因而被不断地改造，“嫦娥奔月”神话中的原生神话因素逐渐减少，而仙话因素相应增加。
伴随“嫦娥奔月”神话结构模式的变化和神话精神的消解，嫦娥这一形象最终被重塑为道教的太阴月仙，成为道教仙谱中地位显赫、权职重大的月宫女主。
“嫦娥奔月”神话产生的时代很早，《文心雕龙•诸子》、李善注《文选》均引及成书于战国初年、散佚已久的古代占卜巫书《归藏》中所载“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事。传世文献记载“嫦娥奔月”神话，则始见于汉初《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后汉张衡《灵宪》记载更为详细：“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药服之，奔月。将往，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看似纯粹的神话，其实是“仙话”了的神话，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其中蕴涵着成仙不死的思想。
中国古代神仙思想的产生早于春秋战国之交。当先民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程，从对神的顶礼膜拜逐步走向自我觉醒与自我独立后，畏死求生的心理和企望自由快乐的内心驱动力量，促使人们热烈地追求肉体不灭，笃信通过人为修炼成仙能够实现长生之目的。
随着战国后期方仙道的形成，以及西汉中后期黄老思想的诞生和流行，中国古代的神仙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和宗教化，上升为神仙信仰。上至君主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狂热信奉，从一次次规模浩大的海上求仙活动已可窥之一斑，这最易促使仙话产生。
对本来就虚幻、奇异且已经被抽离精神内涵的神话加以改造，无疑是最为方便、有效的途径，神话由此找到了转化为仙话的契合点。
当然，不是所有的神话都能转化为仙话，只有本身具有仙话潜在因素的神话才能被仙话所吸收、利用。
“嫦娥奔月”神话的最初面貌，现在已无法确切了解，但通过对不同典籍所载“嫦娥奔月”事的相互参校，可知“枚占于有黄”与“奔月”是共有的基本情节。正是这两点内容符合了神仙家和道教徒的需求。
占卜源于神灵崇拜，早已成为社会习俗。道教承袭了这种古巫觋之风，亦以之为沟通神意的手段。而“得仙”、“奔月”的能力与结果，则正是道教所极力渲染的，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死、肉体飞升的境界。
这样，在道教神仙信仰的需求与影响下，“嫦娥奔月”神话本身潜在的仙话品质就与不死成仙思想相结合，原属于西王母神话中的不死树、不死药内容亦被移植到“嫦娥奔月”神话中，作为实现平地飞升入月、从而获得长生的合理而充满诱惑力的解释。“嫦娥奔月”神话由此转化成为既能超现实，又能现实化的“仙话化神话”，而对不死药的追求与获得就使超现实与现实之间有了可以跨越的桥梁。“嫦娥奔月”神话在先秦两汉时期，完成了其仙话化的过程。
随着魏晋唐宋间道教的不断发展，教理的日趋成熟，作为信仰对象的神仙谱系也逐渐完善，一方面表现在大量吸纳各种人物形象充实仙谱，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神仙等级体系；另一方面则是为各位神仙具体排定高下座次，规定统辖的范围和享有的权利，使其各归其位，各享其尊，各司其职。
正是在这列仙为尊的浪潮中，嫦娥终于得以登堂入室，不仅成功跻身道教的仙谱序列，而且被尊奉为道教月仙，在上执掌月宫世界，在下主管岳、渎、湖、海，一跃而为道教大仙。
嫦娥进入道教仙谱，首先获得了与其尊贵身份相应的新称号“太阴元君”，或称“太阴皇君”，另外还有“太阴雷君”之称。《混沌玄书大法》中将其与太阳雷君、月孛雷君等并举，共列于帝师、君师、系师、祖师和宗师之后，封为“班将”，足见其在神霄派道法中的不俗地位。又有“雷霆赖以神”之称，据《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所载，其势力所辖在雷霆玄省。道教经典赋予嫦娥的尊号显示出嫦娥作为道教月仙的至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