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日本三国道教思想之比较

zhang706

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中、朝、日道教文化的共同点和相异处，对深刻认识三国的文化很有启发意义。
一、中、朝、日道教文化的共同点
(一)道教文化的建树皆基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
中国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但中国道教传播到朝鲜、日本，作为接受主体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异质的东西，因为在自已民族的固有文化中也有很多和原始道教同质的成份或因素。
中国、朝鲜、日本都是典型的农耕国家。农耕国家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天公”这一神灵。而土地和神灵相联系的文化正是道教产生的基础。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人们对土地产生无穷的依赖性，对神灵又恐又敬，总是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因此，祭祀神灵，祈盼丰年的信仰仪式在农耕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道教正是在这种原始的信仰仪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朝鲜和日本，同样作为农耕国家，都有自己固有的类似于中国的农耕文化现象。因此，当道教传入到朝鲜和日本时，并没有象儒学和佛教那样，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自觉选择接受下来的，而更多的是在不自觉的心态中，以认同的方式接受并逐渐融合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体系中，致使中国道教文化的原来面貌，最终被其传入国的文化所淹没，作为文化整体不复存在了。这同儒佛文化传到朝鲜和日本的情况大不一样。中国的儒学和佛教传到朝鲜以后，从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变化发展，但其文化的整体面貌、性质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中国文化向朝鲜、日本传播过程中，道教不同于儒、佛的一大特点。
日本也是如此。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大陆的种稻技术传入日本，并在种稻的农耕仪式中逐渐形成了原始宗教。
日本的农耕社会，以耕种稻田为主。在平原地区和便于灌溉的山麓以及山谷之间，人们定居下来，形成部落。这些地缘性的、血缘性的小集团成了举行农耕仪式的主持人。原始神道的基本性格形成于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3世纪后半叶的古坟时代。[1]
以农耕仪式为中心的原始神道的宗教观念和仪式，根据文献，有关宗教的遗物、遗址，可以相当具体地进行考察。3世纪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说日本的女王国是:女王卑弥呼用“鬼道”惑众……[2]
所谓鬼道，也就是和中国原始道教同质的东西。
可见，三国道教文化的建树，都是基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
(二)三国道教皆具有相对“下位层次”文化的性质。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儒、佛、道三位一体。在中国士大夫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与审美意识乃至心理性格中，既有儒教的理想、佛教的超脱，也有道教的追求；在老百性的行为观念习俗中，既有儒教的伦理规范、佛教的因果思想，也有道教鬼神惩戒的影子。因此，儒、佛、道交织融汇，三位一体，难以硬性分开。但是，当我们仔细分辨其异，弄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时，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儒、佛、道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这就是儒家学说偏重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的实现；佛教偏重于人的内在生活中的精神价值的实现；道教偏重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的完成。这样，对于人生，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俗望的力量，儒教采取理智调解的方法；佛教采取意志克服的方法，道教采取迎合满足的方法。这种特征使儒教和佛教主要代表了少数的、高雅的、上位层次的文化，相比之下，道教则主要代表了多数的、相对低俗的、下位层次的文化。
再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两千年来一直居于正统官方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来自于异域，由于语言障碍，需要专门知识人翻译，加上其哲理极为深奥，一般老百姓很难接受。因此，它一开始是从有文化素养的知识人和上层人士中传播，逐渐扩展开来。而道教从一开始就是从民间形成发展并逐渐走向上层的。但即使是走向上层的官方道教，其原发的生命源泉也始终是在下层。因此，全国道士一般都只有佛教僧侣的十分之一，最多时也只有五分之一，它的更多的信仰者及宗教活动者是不可数计的广大民众。而且，尽管道教也在为镇护国家的上位层次的意义上，发挥过其文化的社会功能，但实质上更多地是充当了满足皇帝个人愿望的工具。事实上，道教更倾向地代表的是下层民众的心理意识和文化情趣。
正因为这种原因，儒学和佛学基本上属于少数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广大民众未能真正置身于儒学、佛教的文化圈内，只是在它的外围或在其文化圈中的边缘，受到来自于文化圈内核的辐射和影响。但道教却不然。它自始至终以广大民众为其文化对象。以老百性的日常生活、心理意识为其文化场，因此成为和平民百姓生活最密切的文化。直到现在，我们还时时处处看到门上贴着的大红对联、树下凉阴中健身养气的“炼功家”等，所有这些都使我们自然想到它和道教文化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年来不少人提出“道教文化的主干地位”说。“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3]这是不无道理的。
这种情况在朝鲜和日本也都一样。
朝鲜高句丽时期曾一度形成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势，其他时期如高丽时期，佛教是国教，李朝时期朱子学为一统天下，道教始终未能走上上位层次。但从一般民众的精神信仰到日常生活、求医治病、看风水、观天象等很多方面无不有道教的深刻思想烙印。
在日本，道教始终被统治阶级视为“鬼道”遭到禁止。但它作为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下位层次的文化”，又始终成为百禁不绝的社会文化现象。
(三)道教研究一直受到忽视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佛、道三大文化支柱。但是，按照中国封建正统观点，只有儒学才是正统，佛道则属旁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文化丛书结集《四库全书》，共收3461种，79309卷典籍中，佛道两家的典籍不到一千卷。在佛道两家中，道教又不如佛教，历来对道教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象佛教那样重视。
古代是如此，到了近、现代更是如此。由于西学东渐的猛烈冲击，东方传统文化都曾一度沉寂下去，但对儒学与佛学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与儒佛比较，对道教的研究就是显得特别冷清。在一般民众中，知道儒学、佛教，但不知道有道教，这是基本情况。这在三国都是一样的。
自50年代，道教研究才开始出现转机。
1950年中国台湾成立台湾省道教会，1966年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中华学术院、辅仁大学、中华民国宗教哲学研究社等学术单位也都研究道教文化，在台湾还有影响较大的《道教文化》、《道学杂志》等杂志。此外，出版道教经典的译注、校刊、复印本，以及道教中各种仪式的单行本、修身养性类书、符录图册等相当丰富。
在大陆中国，1957年5月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1961年3月22日，由李维汉、陈撄宁、陈垣、郭垣、郭朋等人在全国政协座谈，提出要开展对道教的研究工作。自此，学术界与道教界引起重视相继成立研究机构。但真正开始较为正规的研究可以说是从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至今，虽然时间短暂，然而进展较快，成绩显著。近30年来，学术界研究道教的风气遍布全世界，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日本在明治时期时，主要由佛教界人士作为一种附带课题研究道教，其研究也是表皮性的。1950年，日本成立了道教学会并创办《东方宗教》会刊。自此，道教研究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6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许多研究道教的优秀学者，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有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投入到道教研究中，给道教研究工作带来生机和希望。
韩国道教研究相对来讲是比较落后的。
但和中国、日本一样，对道教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今后对道教的学术研究势头看好，又是三国共同的。
道教研究之所以一直被忽视，其中当然有很多历史的和主客观的原因。道教的影响，尤其道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给予社会的影响，可以说不亚于儒学、佛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潜在的影响更为深刻。但它一直受到了冷落，这是因为它没有象儒、佛那样，成为高雅的、上位层次的“显贵之学”，而是作为下位层次的文化受到轻视。
要想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不仅要看到高雅的、上位层次“显贵之学”，而且还要看到幽玄的内面和“低俗”的下层生活。在这种潜在的、凝固成了习俗的文化现象中，可以更能真实地感受到生命的原动力。道教研究在这一意义上对理解中华民族的深层本质，无疑是一把钥匙。
在朝鲜和日本，道教研究受到忽视，除了它是属于下位层次的原因之外，还由于道教文化本身给予社会的影响远没有象儒佛那样明显，因此，容易被忽视。在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是以国学者本居宣长为代表的一些人，为突出自己民族的精神和国粹，否认道教传入日本并给予了影响。这种人为的因素也是过去道教被轻视的原因之一。但这种观点，越来越被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所否定。
二、中、朝、日道教文化的不同点
(一)中国道教是一种大型民族宗教，日本道教是道教这棵大树上的部分枝杈，朝鲜道教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既有中国道教似的宗教意义，又有日本道教似的非体系、不完善的一面。
从道教本身来看，中国道教是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它和佛教一样，始终具有宗教团体、教派、教义、宗教规范、仪式、宗教组织、固定的教派传授系统，共同信奉的经典、固定的传布地区、专职道士、道观和道观经济，等等。
从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影响来看，道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不是局部的、一时的现象，它贯穿于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的始终，构成儒、释、道三位一体，发挥了巨大而复杂的社会作用。
道教最初形成于民间，崛起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用自己独特的信仰和道术，组织起农民信徒，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酝酿和形成于中国文化土壤并吸引了众多民众的道教文化，很快受到门阀士族的青睐和惠顾。门阀士族知识分子的大量涌入，给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以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的道教思想理论家，对民间道教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再建，终于迎得统治者的承认和支持，成为官方宗教，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格局，这种格局可以说基本保持到清末。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对道教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一直评价过低，理所当然地被排在儒释之后。历史的这种基本估计，是否应该得到适当纠正呢？
1.历史上，随着皇帝个人的好恶，道教曾有过显贵之时和失宠之世。得宠显贵时，道教可谓不可一世。诸如唐代近三百年，道教始终得到唐王朝的扶植和崇奉。当时，道教的地位在儒释之上，居三教之首，而且拥有众多信徒的民间道教，始终在各个地区、各个角落十分活跃。特别是明清时期，官方道教走向衰落时，民间道教仍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并进一步演变、生成众多的民间宗教，成为社会上注目的、时时威胁封建统治的力量。
2.在中国具有深刻影响的道家思想更多地是通过道教得到继承、扩大了影响，以至达到道家与道教不分的地步。因此，道教与道家彼此纠结，其力量足以与儒释相抗衡，实际上儒释道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的局面，形成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基本过程。
3.中国道教文化的涵盖面极宽，几乎囊括了哲学、史学、文学、音乐、美术、建筑、医学、药学、化学、生物、天文、服饰、膳食、体育、方术、习俗等所有方面，加上它的边缘又与非宗教文化交渗，具有模糊不清的性质，使整个中国封建文化都染上了一层道教色彩。直到今天，道教文化的影子还随处可见。因此，对道教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很难作出明确的界定。总的来讲，道教作为中国大型的民族宗教，它的文化地位不一定非屈居儒释之后。
和中国相比，朝鲜和日本道教，远没有这种宏大的规模和深远的影响。在朝鲜和日本，道教没有形成系统的信仰、理论，也无特定的道教实体及其活动。因此，还不能说是一种完整的宗教，只能说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但是同样作为宗教文化现象，朝鲜和日本在性质上又大不一样。
首先从中国方面传道教文化于朝鲜的情况看，中国曾经三次正式向朝鲜派遣道士，明太祖之后，中国再没有向朝鲜派遣过道士。事实说明，中国向朝鲜传送的是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即送去了道士、道像、道书，并帮助建立了道观———福源宫，培养朝鲜道士。
再从朝鲜方面接受中国道教文化的情况看，朝鲜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高句丽主动向唐朝请求派遣道士，传播道教文化，并实行崇道政策，致使“其势力乃居儒释之上。”到了高丽朝，更是对道教笃信崇奉。国王每年频繁进行道教行事，在佛寺中置道士，佛事八关会中兼行道醮，几乎想要以道教取代佛教而居国教的地位。李朝时，道教同佛教一样也受到了抑制，但从李朝时的道观昭格署被革罢重又复设的情况看，统治者非常眷恋道教，舍不得丢掉这一“信仰”。
最后从道教在朝鲜的存在情况看，和日本相比，朝鲜道教相当完整。如它有从中国来的、和自己的道士、赠送道像、道书等，高丽中叶仁宗时建八圣堂于西京，绘画像、设仙佛相半的八圣，实际是八仙。高丽时还设了弘庆院道场、太岁道场等。昭格殿、昭格署也是正式道观。有兼管道教事宜的吏曹、礼曹，有较为固定的斋醮仪式和相对系统的醮祭青词，不乏如金时习那样修炼工夫极深或尸解成仙的人物，有《海东传道录》中所传的道脉系统，等等。
朝鲜道教在高句丽、高丽的部分时期也曾具有过宗教意义。然而，当我们对朝鲜道教作总体评价时，我们还只能说它终归未能发展成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其主要根据，是朝鲜道教始终没有形成特定的宗教组织实体、特定的宗教信徒及其统一活动。国家每年进行的频繁的醮祭仪式虽不无道教宗教层次上的意义，但更多是国家的依例行事，即使有道教的宗教意义，也由于道佛杂糅，其宗教意义部分基本上由佛教代为实现了。而且，朝鲜道教不象儒学、佛教那样始终具有独立的、完整的自我面貌，而只是作为一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宗教文化现象，非体系性地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活观念及行为习俗中。因此，比较而言，在中国、朝鲜两国中，中国道教是宗教，朝鲜道教还没有达到构成宗教的程度；在朝鲜和日本两国中，朝鲜道教具有宗教意义，日本道教还没有达到具有宗教意义的程度。
在作出这种基本评价后，我们再看看日本道教。
根据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的研究，日本是环绕中国大陆内核文化区的“外缘文化区”，而且和同样是外缘文化区的朝鲜的“充足辐射外缘区”相比较，是“不充足辐射外缘区”。造成这种差异有很多原因。但其中空间距离障碍是首要原因，尤其在交通、通讯极不发达的古代。朝鲜和中国大陆相连，日本和中国隔海相望。因此，中国文化向朝鲜辐射时是“直接辐射”和“强度辐射”时，向日本则更多是通过朝鲜的“间接辐射”和“衰竭辐射”。这就必然导致文化的“辐射不足”。道教在日本的传播正是这种状况。
1.中国没有象对朝鲜那样，向日本直接派遣道士、道书、天尊像等，日本也没有引入道教文化的欲求。
2.与朝鲜直接从中国接受道教文化相比，日本是间接通过朝鲜的王仁附带地接受道教文化的。
3.与朝鲜接受中国官方道教相比，日本接受的是中国民间道教。
4.与朝鲜国家层次上传播道教文化相比，日本是通过来自半岛和大陆的“归化人”，留学中国归来的佛僧、学生以个人身份传播的。因此，相对朝鲜国家层次、较为完整系统的、文化力度强的道教文化相比，日本则是民间个人层次的、被肢解了的、文化力度微弱的“辐射不足”的道教文化。所以，从总体上讲，日本道教始终没有象佛教、儒学那样上升为官方正统文化的地位，反倒被作为“邪教”基本上受到官方统治者的排斥和打击；也没有出现正式的道士、道观、天尊像等道教的象征性标志，也没有进行国家层次上的、在道教意义上举行的正规的斋醮祭祀，更谈不上有宗教团体组织及其活动了，等等。以上这些只是说日本道教尚不具备完整的宗教意义。但它作为一种宗教文化现象，正象日本学者所研究的那样，为日本文化的形成给予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道教书籍的大量流入，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带来丰富的养分。三次遣隋使和十五次遣唐使期间，是第一次经典传入日本之高潮。嗣后，约经五百年的停派过程于1401年派遣遣明使，恢复中日关系，带进明朝时期的道教《善书》，而形成第二次经典传入高潮。加上印刷术的发展，不少经内的刊出和刻本的问世等，都为当时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当时，不少皇室遗族的书库中，道教书籍成了必备之物，和儒学佛学一样，道教成为知识层关心和研究的对象，而且在道教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日本自己的神道、阴阳道、修验道、茶道等宗教和艺术。
其次，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诸如守庚申、问病、占卜等，无不处处见到道教文化的痕迹。《本朝神仙传》列举的37个神仙般的人物，虽然其中有很大的夸张和虚构，但多少能够说明道教的炼养功夫、养生之道已深深地扎根在日本社会文化中，等等。
总之，日本道教虽然没有构成其完整的体系和面貌，但作为道教文化现象却无处不有，无时不在。
(二)朝鲜主要是斋醮祭祀道教，日本主要是实用道教。
如上所述，中国道教在获得正统地位以前，是一个在社会底层流传的民间道教，后来逐渐得到统治阶级的承认而上升到官方宗教的正统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道教在整体上日益走向正统地位的同时，不为统治阶级承认的民间道教也一直十分活跃，而且作为民众自己的信仰，和统治阶级的承认与否无关在民间广泛流传。因此，中国道教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大体上保持了官方正统道教与民间道教并存的格局。正统道教与民间道教在宗教文化性质上虽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但在社会功能上，它们有着重要的差别。
既然是官方正统宗教，就必须首先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走上正统地位的中国官方道教，基本上充当了这种角色。如，它制造皇权神授的理论，声称镇护国家社稷，为帝王个人的长生服务，等等。这样，虽然宗教仪式是任何一种宗教都具有的主要特征，但作为官方宗教，斋醮科仪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官方道教大大小小的斋醮祭祀相当之多。封禅泰山是其最大者。东岳泰山，被认为是群山之祖、五岳之首，泰山神遂为五岳神灵之尊。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多以祭祀泰山为重要祭典，而民间道教则无这么多隆重庄严的祭礼仪式。民间道教主要是和人的生老病死、吉祥和睦、去灾免祸等相关的具体内容。
以比较的视角去考察，我们可以说朝鲜道教主要是醮祭仪式为主的道教。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1.朝鲜自古以来就有檀君祭天开国的历史传说。因此，“自檀君祭天以来，朝鲜历代诸国王无一不有祭天之事载在典籍”[4]。
2.朝鲜主要接受了上述的中国官方层次的道教。恭民王19年时，明太祖遣道士徐师昊到朝鲜，就是专门主持仪式祭国内山川的。因此，综观朝鲜道教史，醮祭仪式成为朝鲜道教的重要内容。在《朝鲜道教史》上见到的就有醮祭老子、醮祭七星、玉皇天尊、帝群、醮祭天神、醮祭星辰、开福神醮、请命醮、褥病醮、祈雨醮、镇兵醮、三元醮、三界醮、祀老人星、关庭醮祭天地山川、本命星宿醮、北斗醮、太一醮、星变祈禳醮祭、百神醮，三界神醮、五瘟神祭、氇城祭天，等等，这些都是朝鲜国王及宫室常常进行醮祭仪式。
搜寻日本道教史足迹，就见不到象朝鲜这样的正式的、较为大型的醮祭行事记载。这里当然有诸多原因，其中，日本道教的民间性、个人性是否是主要原因之一呢？
如上所述，日本既没有和中国官方道教有着直接联系，也没有和朝鲜进行过国家层次的道教文化交流。日本道教文化的传播载体，来自于外来的是朝鲜半岛王仁及其后来的“归化人”，来自于内部的是留学中国的“僧”、“生”。分析他们传播和导入道教文化的情况看，可以说在文化性质上是中国的民间道教，传播渠道是间接的；传播方式上是个人的、民间的。因此(1)日本道教文化没有上升到政治的、国家的层次上；(2)日本道教的基本内容，比宗教信仰成份更多的是具体的实用技巧。诸如:基于日本道教文化发展而成的阴道、修验道，他们吸引民众不是靠神仙崇信仰，而主要是靠治病驱邪的咒术方技。再如，从平安时代开始，儒学者作为谋生的手段，兼通道教医学的很多。他们认为所谓中医基本上是道教医学。可见，他们对道教的兴趣和理解，不是在纯粹的宗教学意义上，而更多是作为对实际生活有用的学问，加以关心、学习和掌握的。日本研究道教的学者下出積与，在他的《道教与日本人》这部著作的扉页中指出
和佛教相前后渡来的道教，受到律令制国家的镇压，终未能在日本发展成独自的宗教。但是，道教肯定现实的理论，强烈地吸引了追求现世利益的庶民，并习合到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中，至今活生生地存在于日本文化的底流中。……在日本，人到了60岁，常带着红头巾，穿着棉坎肩，祝贺还历(花甲)；5月5日，孩子们的节日，到处飘扬着鲤雨旗，同时装饰菖蒲，大人也混杂在孩子们中间欢闹。这些都是滋润生活的习俗。“丙午女子不为妻”(以丙午年所生的女子为妻不吉利意)，至今迷信此荒唐之语的人意想不到地多。虽在表面上看对此迷信持否定态度，但内心深处还是介意。昭和四十年，全国结婚数暴减。这只能从昭和41年是丙午年中寻找原因。这种习俗都是由来于道教的。
可见，道教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民族的习俗，而且主要以实用道教文化为其主要特征。
(三)中国儒、佛、道泾渭分明，朝鲜、日本儒、佛、道三者常常搅成一团，无明确界线。
在中国，纵观儒、佛、道三教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始终是相互排斥，相互吸收。开始，外来佛教借助道教在中国落脚，佛教立足壮大后又反戈相击。道教授到佛教的刺激，依照佛教进行全面的理论与组织上的建设，成为完备和成熟的宗教。佛道二教又同时向儒教学习，使自己更加接近于民众与现实社会生活，儒教则从佛道二教吸收形而上学精神，把孔孟伦理学说升华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等等。这种三教合一的趋势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然而，这种合一，始终是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在信仰、组织体系及门派旗帜上，则是严格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在其自身发展历程中，始终严格维护自己的宗门、学门的，这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一个人身上的表现也是如此，是儒者、还是佛僧、或是道士，泾渭分明。诸如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虽然，他深通佛理，熟谙道义，但他作为坚定的儒学者，对佛、道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其他佛僧、道士、儒者也都是这样旗帜鲜明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而无爱昧态度。
但在朝鲜和日本，对三者很难作出如此严格的区分，特别是道教本身始终未能形成为独立完整的一门学科。
如在朝鲜，新罗崔致远是朝鲜三国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儒学者，而他又是朝鲜道教之鼻祖，“先生之于道教志慕盖深耳”。[5]高丽自国初例行的八关斋，名是佛戒，实是道醮，八圣堂中所置八圣，半佛半仙，道佛行事思想杂糅；整个高丽朝“一崇重佛事，一归敬沙门，一保护三宝，一尊尚仙风”，实难区分道佛之别。不仅道佛难辨，儒道也很难分开。上述崔致远之外，所谓道教中兴之祖的金时习又是著名的朝鲜15世纪唯物主义思想家，承继丹学道脉之一的徐敬德，也是16世纪建立朝鲜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之人，称此二人为著名的儒学家。
再看看日本，江户幕府以前，日本基本是佛教文化一统天下。日本著名的学者道端良秀在其《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序中说，日本古代文化，应该说“确实是通过日中佛教徒的手建立起来的”。的确，自从佛教传入日本后，为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儒学先于佛教传到了日本，但它一直未免佛教附庸的地位。朱子学传入以后近四百年间，只是作为佛教僧侣的学问和修养，未能实现其真正的文化价值。
道教更是如此。道教始终是佛僧寺院中附带的研究对象，从平安时代开始又成为儒生问医谋生的手段。10世纪日本神道理论确立后，道教被神道习合而去，在江户时代又成为朱子学、古学、国学等学者们的研究批判对象，始终未免寄人篱下的命运。
这样，道教传入朝鲜和日本后，程度不同地被肢解了，被其它宗教、生活习俗等吸收了，始终未能发展成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致使两国道教的历史痕迹非常模糊、界线不清，需要到方方面面去寻找和追综。
综上所述，道教在本土中国，同儒、佛一样形成绵延两千年的文化洪流，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特色。道教在朝鲜和日本，虽然远没有形成如同中国本土道教那样壮观的历史局面，但也深深地积淀到其民族文化的底床河流中，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然而，道教在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轻视和忽视，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的历史评价。但随着对深层文化的发掘与重视，道教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道教研究不仅局限在中国、日本、朝鲜等这些创生出这一文化或受到这一文化影响的国家，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兴趣，特别是近20年来形成了世界“道教文化研究热”。在欧洲、北美洲、南亚地区，许多国家都展开了对中国道教文化的专门研究，学者济济、成果累累，并先后几次召开了大型国际道教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在这些研究中，道教不只是被作为“文化古董”整理和欣赏，而是同时在努力发掘它的新的文化价值。从中，我们多少也能感受到在今天面临科技惊人发展、世界过度物质化、人类的自然沟通日益受到排挤的时候，人们开始逐渐感受到曾经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富于人的自然人本主义精神的中国文明古邦文化的魅力(道教文化可说更富有这种特色)，这绝不是一两个人的“神经错乱”，而确确实实是当今时代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弘扬和继承，这是只有历史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国传统文化不会象“玛雅文化”、“印第安文化”那样，简单而彻底地走向“解体”或“淹没”，只要抓住新生的良机，中国传统文化会有历史性的“猛烈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