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易经的另类探究

飛翔朱雀

　　内容提要

　　本文仍然是依据古代竹简不方便记录图形的基本观点，认为古代的简册《易经》典籍由于操作技术性的原因，缺失了“河图”和“洛书”。

　　关键词：易经、河图、简册、八卦

　　易学，向来被认为是国学的重要内容，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具体形象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本土大陆对《易经》的研究又出现了一轮新的热潮，并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1]。2004-09-03，著名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作过一场题为《 <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2]的学术讲演，对《易经》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研究的看法，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新的讨论和争鸣。也引得了更多的原来并不关心易学的人开始注意《易经》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

　　笔者对于《易经》接触很少，不能对《易经》及易学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笔者笃信，任何时代的学术活动都要依赖于当时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依赖于具体的技术操作可行性条件。也就是说，一些并非学术本身的、而是环境方面的客观条件，也会影响学术的发展进程。于是，笔者把研究的注意力，集积到对古代学术活动的技术操作可行性条件层面，试图通过对古代客观物质条件的探究，从侧面来解释古代的一些学术现象，解释中国学术自成一统的一个方面原因。

　　在易学研究里，有一些学者研究河图、洛书与八卦的关系。笔者见到了《光明日报》1996-11-20上的一篇论文《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释》[1]，为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论。

　　在中国的纸前时代，书籍是用竹木简牍或缣帛作为载体，这已成为现代人们的共识和基本常识。那么，在纸前时代的《易经》究竟是什么样，特别是河图和洛书，在竹简形态的《易经》书籍里是如何表示的，这成为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竹简，由于是细窄的长条，一枚竹简只能写一行字；要写双行或多行字，就要用木牍或木板；至于图画，则需要画在面积大一些的载体上，古代的疆域地图画在木板上而称作“版图”，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在湖北随州出土的春秋曾侯乙墓里，有至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竹简文书，也有画在箱盖上的星宿图；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帛书，是图文兼有。但是，像《诗经》、《尚书》这一类篇幅较大的书籍，如果用能写多行字的木板编连起来，会比用单行竹简编连笨重得多，简册遂成为纸前时代书籍的主要形制。也有缣帛书籍，上世纪70年代在湖南就出土过两种《老子》的帛书，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帛书《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很显然，在纸前时代，能使用帛书的人，只是很少数的<敏感詞>上层人士，大多数中下层人士使用竹简书籍的可能性会大得多。孔夫子晚年喜欢读《易》以至于“纬编三绝”的记载，映证了简册形态《易经》的广泛应用。

　　笔者推测认为，在竹简书籍上要准确地绘制出“河图”和“洛书”，比较困难，有些《易经》的竹简本传抄者很有可能就舍去了（在简册上画不准确的、同时也难画的）河图。但是，八卦符号由于与字的大小相近，与字的笔画形态相近而可以准确写在竹简上，于是，历代传抄流传下来的（基于简册的）《易经》，失去了河图部分的图画内容。对应于这种推测，在文献[1]的叙述里，有客观的反映，兹摘录如下：

　　《河图》按史书记载乃5000年前的中华龙祖伏羲（炎、黄的先祖）所得，伏羲据此创画了八卦。

　　最早记载《河图》之书的是儒家“史书之经”《尚书》。最早论述《河图》性质的应是孔子。在孔子看来，《河图》为“天降神物”，值太平盛世、圣人当道时出现，因他所处乱世，故不得见也。所以《论语》中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说法。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当时的管子、墨子等人。

　　最早将《河图》与八卦相联的是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易传•系辞》中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执”。后人将此话理解为圣人伏羲据《河图》创画了八卦，并认为该话为孔子所言。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著名的哲学家扬雄、王充，经学家孔安国、郑玄，史学家班固，文学家刘思勰、甚至科学家张衡等都持此观点，有些人还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容有所论述，只是未将其描述成形。（笔者觉得，正是竹简载体这种客观物质条件，使这些学者不能把自己对《河图》的见解全面、完整地，辅以图形表达在自己的著作里。）千年之后的北宋，《河图》、《洛书》由陈抟正式传出，……但由于陈抟、刘牧等人并未讲清《河图》与八卦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怀疑、否定《河图》、《洛书》之说的也大有人在，……

　　北京大学的易学专家们关于河图、洛书在古代书籍里的记载情况，基于他们的优越研究条件，能比一般研究者接触到更多的《易经》古刻版本，上述对《易经》典籍流传沿革的表述是具权威性的。


　　设想（笔者采用类似于英语的虚拟语气来表述），北京大学的易学专家们如果在《光明日报》上对河图与八卦，也只能作纯粹的文字叙述和分析，不具有采用图形来辅助自己的意思表达这种客观物质条件，那么他们也会像古代在竹简上行文的学者们一样，遇到很大的操作性困难，言不能尽意。

　　与河图、洛书不便在竹简形态的书籍上表示相类似，古代中国的数学也受到竹简的限制。在只能记录单行字的窄简条上，只能记录数字，而不能作数的运算，于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筹算法，把数字运算的任务交给筹算，而把数据的记录交给了竹简。筹算法以及在元明时代发展出的珠算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很先进的计算方法。这种独特的数学运算和记录方式，形成了古代中国的数学长于数学计算，建立了古代先进的中国代数学体系。但是，竹简载体不利于几何图形的表达，虽然在《墨经》里就有几何学和几何光学的萌芽，古代中国未能在竹简上继续发展出自己的几何学。此外，古代中国的代数学也不是用数学符号和数学算式来表达，而是全部用文字叙述方式来表达，这种状况，被李约瑟（及李约瑟著作的汉译者）称为“修辞型的代数学”（笔者认为，如果改为“文辞型的代数学”可能更合适一些）。关于竹简对古代中国数学的影响，笔者在光明网上的论文《从汉字里的“算”和“筭”看中国传统数学》[3]有详细的论述。

　　和古代中国的数学因为竹简这种客观物质条件，而出现了独特的筹算法一样，在《易经》的推演方面也采用了用蓍草来行筮，用龟来占卜，再把卦相和因果记录下来。竹简载体，造成了古代中国数学的演算跟记录，演易的筮占跟记录极其相似的操作模式。古代把基于《易经》的卜卦推测术称为“数术”，把数学称为“算术”，这两种“术”，都是在用竹简作为记录文字的主流载体这种客观物质条件下形成的。

　　纸的发明和应用在中国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纸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两千年来，记录在竹简木牍上的文献资料早已转换成了纸质文本资料。现在，我们又正在经历着把纸质文本的文献资料逐步转移到电脑里，形成更为先进的电子文本资料的划时代转换。现代的研究者一般都是研究资料的学术内容，而少有去考虑资料的载体形式。如果不是刻意探求古文献资料的原生形式，就不会涉及古代的文字载体形态，限制和影响古代学术问题这种因素。好些释读和研究古代典籍的学者专家，如郭沫若，也是从竹简古书这种条件出发，考虑到后世缀联古简有错位的可能，因而解释了诸如《管子》、《墨子》等一些传抄古籍“艰涩难懂”的现象，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学术看法。古代的简册书写记录方式，对于古代中国的数学和易学造成了并非学术思维本身的，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影响。

　　但是，纸前时代还有缣帛书籍，考古工作也获得过图文并茂的长沙战国帛书，获得了《老子•甲》、《老子•乙》等帛书。期待将来的考古能有新的发现，能发现带有河图和洛书的《易经》帛书，或带有图形的《墨经》帛书，甚至是带图的简册书籍，那么将对传统的典籍和中华文化带来许多新的研究内容。甚至笔者还期待，考古能发现绘有阴阳鱼图形的纸前书籍或非书籍形态的太极阴阳鱼、八卦图形（比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节目，用贝壳和人骨所摆成的天象图形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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