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ffrey Lloyd（英国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
摘要
从文明史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人类认知能力是否存在内在统一性及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原因——入手，演讲者通过古代巴比伦、中国和希腊人关于天空的认识和研究，试图对科学的“起源”这一不可能有确定答案的历史命题展开理论叙述。演讲者认为，复杂的经济、技术和<敏感詞>结构对人类认知自然的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巴比伦、中国和希腊，无论就所从事的研究的本质，还是就研究者所在的<敏感詞>与文化制度，科学的发展是很不相同的，在有些情况下在研究与制度之间显露出一定的关联。同时，那些千差万别但都可能被认为对研究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张力是十分重要的，其后果是没有一个因素是全然有助于发展的；每个体系的先进与落后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成为另一个的镜象。从一方面讲，国家的支持和制度的建立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为特殊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的可观队伍提供了稳定的职位，然而这样的制度也可能抑制创新。另一方面，没有这些制度，个人可以远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项目，当然没有稳定的职业。在希腊与这种不稳定的竞争导致对假设的根本审查，但就像肯定要抑制一致意见的形成一样，一个由个人努力联合起来表现出的优势，同一个本来就是统一的研究纲领还是不能相比的。希腊智慧的光辉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天文观测上持久不断的努力则使中国嬴得易如反掌。
关键词 科学 起源 制度 预测 证明 辩论
1．
我将以一个天真的问题开始这一演讲：为什么科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是普遍的,不象我们在文化——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中发现的那样？这个问题可能会自然地被设想为出自两个假设，二者均有一个明显的诉求，但即便如此它们也都存在明确的疑点。我所说的两个假设，首先，在对科学的研究中——观察、预言和解释, 这些是超越了文化和时代而具有普遍性的。其次，四海之内的民众，就其基本认知工具而言真的存在差异吗？
如果我们接受这两个假设，那么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看起来就很难迴避了。但我要说，这两个假设都有问题。第一个假设（关于科学的研究中存在某些普遍性的见识）因为过于简单化而遇到了困难。当然，就一种见识而言没有任何例外可以不经中介的诠释就得以入门，无论对于科学家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是一样。所有的描述都或多或少地“塞满了理论”（就象行话所说）。我们所熟悉的相当多的现代科学都这样“塞满了理论”并预示着大量的<敏感詞>科学。从这一点来讲，有时很难让门外汉摸到门道。我们可以退却而解脱理论的重负，就像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但是完全不使用理论语言的根本性退却是办不到的。
以上就是第一个假设存在的困难。然而它仍有合理之处。例如，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才能目睹特定月食和日食的发生，这显然不依赖于它们是否正被观测，也不依赖于观测者是否有接近于符合今人称之为“蚀”的见解。因而Tuckerman那些回溯了自公元前600年的行星、月球和太阳位置的天文表，为历史学家评价古人所见天空的古代报告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和可信赖的工具。[1]*
我的关于人类认知工具不存在差异的第二个假设是非常狡猾的，它建立在一种直白的虚假感觉上。当然，智能是多样化的，无论我们所谓的“智能”意味着什么，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用定量的尺度来衡量哪一种我们定义的“智能”；我不会这样做。这不是唯一的问题。至少是从皮亚杰（Jean Piaget）开始以来的发生心理学已经对儿童乃至婴儿展开了艰苦的研究，对人类生命的大约前10个年头里个体关于空间、时间、因果、数以及许多其它感觉进行分析。然而这些工作对于我的困难来自一种针对西方立场的怀疑，甚至一些关于约鲁巴人（Yoruba）、策尔塔人（Tzeltal）人或日本人的精细的跨文化研究仍然趋向于尝试“他们的”有别于美国或英国（后者通常是指瑞士）的行为模式。[2] **在许多问题上，我不认为我们拥有充分可靠的证据在下述观点上给出一个确定的断言，即整个人类是否在概念构架上存在着超越文化的不变性。
无论如何，至少在一个领域我们可以确定有某种认知工具是普遍的，那就是在语言的获得能力方面。即使自然语言的获得实际上是如此引人注目地多样化，人类学习语言的能力是共同的。不仅如此，对本讲题而言，有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语言学家甚至可能会说是压倒性的案例，说明尽管存在着表面上的不同，所有的语言都展现了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而无论我们在细节上对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纲领的保留程度如何。即便如此，我们可以确信能够援引而确定我们共同人性的将不仅仅限于生物学范围。
因此，如果我开始表述的假设有些道理的话——即我们的研究中具有什么普遍性，我们必需学习的事物中也存在着什么被认为是普遍性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呢？在古代和现代<敏感詞>，我们真正发现的是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多样化的信仰体系，不仅在宗教、美学、道德（这里或许没有好的理由不期待多样性）领域如此，在看待世界的信仰上也一样。确实，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存在各异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植物和动物的分布上。有些文明熟悉海洋，或熟悉冰雪，有的文明可以看到北天星空，有的则只能看到南方星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不同人群的外在观念，比如关于动物与植物的分类，关于星星等,其差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环境多样性所能涵盖的范围。
在这一点上,两种很自然的反应应运而生。第一种认为所有关于客观世界观念的差异都是文化多样性的直接产物。人们不能期望一个地域内世界观的统一甚过<敏感詞>、比方说甚过宗教的统一，因为所有起作用的因素都是文化上的，换句话说，都是<敏感詞>专业化的。第二种反应是对我所期待的科学无处不在的信念作一简短的悔悟，也就是否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例如20世纪前；或者，也许是19世纪；或者，如果你愿意继续往前推，就说是17世纪——科学在任何地方都存在。我将在讨论第二种反应时回到这个与时间划分有关的问题，但首先我要对上述第一种反应进行评论。
这种反应背后的强命题认为，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完全是文化决定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一般来说，分类体系，比如动物和植物的分类体系, 是研究者所生存的<敏感詞>结构的映射。所有差异的关键在于人类的<敏感詞>分工、王权体系这类事物的多样性。至于为什么<敏感詞>分工会有差异，就不是那么容易归纳和单独作答的问题了。尽管寻找王权体系中深层次、有普遍意义结构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然而距离得到实际的成果还遥遥无期。
但是对于持有极端文化决定论立场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它没有给变化留下空间。我并不是指对于来自外部世界影响的反应，而是指内在的变化。确认关于世界认识的变化当然是很困难的。一些变化在旁观者、历史学家或是人类学家眼中是极其明显的；相对于世界观的稳定不变的内核来说，一些变化是属于外围的，有一些则根本没有变化。然而历史提供了一些好的例证，在这些例证中，对世界的认识体系里的一些坚实元素已经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我将立刻从巴比伦、中国和希腊的历史中举出一些例子，还可以举出<敏感詞>的例子。但是，这些变化的一个明显的教训也许就是人类意识活动的某种可塑性。即使对于大多数人所相信的大多数变化，这种可塑性反映每一个题材是何时、何地和怎样出现的；而不是人们总是相信的那样，持久的信念是<敏感詞>合力作用过程的结果。这里有一个人类的创造力问题，它关系到对世界的看法以及相关联的方方面面，尽管创造力也有它的局限和自身的规律，无论如何这里的难处有待详细说明。
我提到的第二种反应是：在任何场合谈及科学而不是将其限定在近代意义上理解是错误的，我对此抱有极大的同情，尽管它也会带来困难。我的同情基于下列事实：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在许多方面已经同从前大相径庭。许多研究领域在几十年前干脆就不存在。在那些从事科研工作的机构中，研究实验室是那样复杂和精细，这与以往的世纪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一点导致了根本的区别。
但是对于强硬路线来说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困难，这种观点持有者认为过去、例如在19世纪晚期以前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作科学。第一个困难是，尽管有些问题的焦点可能会真的转移，但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这里仍然存在着关于科学标准的界定问题，而不仅是一个在本世纪被最终铸成的术语如何被使用的问题。
第二个困难在于：在任何层面上，近代科学吸收并运用的是以前的思想，强调19世纪和20世纪工作的不连续性的同时就冒着否定一些重要进展继承关系的危险，一些研究发展成为天文学、光学、和声学、地质学、解剖学、生理学，我这里仅仅提及一些较明显的学科领域。那些关于人体、天体的运行方式的工作，包括对日月食的周期研究，都是从久远的文明起就已被加以专注研究的题材。
试图概括出那些早期的研究者把什么当作“创造科学”来做是一件很可笑的事：他们并不知道将会得到什么，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动机、方法和假设。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将自己所了解的科学当作一件神秘事物来对待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的那些早期的目标、动机、方法和假设就是精确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兴趣的重点会落在16、17世纪，那个时代过去被称为“科学革命”（尽管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个继承与变革交织的复杂时代的特征，与其说有促进作用倒不如说是误入歧途的）。但是在这次演讲中我想更进一步向前探讨，追溯到那些古老的研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寻找一个起源（那将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无法获得相关资料），而是为了区别一些相互冲突的因素，它们或促进或阻碍了系统的调查。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就出现在眼前：这样的调查应该怎样开始？
所以对我的个案研究而言，可以利用我的同事和合作者关于每一个古代文明的最新研究是十分很幸运的。我将通过对三个案例进行对照和比较来推进上述战略性问题的解决。三个案例都与对天空的研究有关，于是乎我们可以在题材内容一致的程度上进行对照和比较。
2．
巴比伦人关于天空研究的记录非常丰富，它由三种主要材料组成：第一种是可追述到公元前两千年的宏大的预言文学；然后是多数从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开始的亚述诸王时代的手抄书信和报告；最后是从纪元前四世纪晚期开始的塞琉西斯王朝的原始资料，以楔形文字书写的天文学原典，Goal Year 文本，历书等等，所有这些材料与<敏感詞>东西混杂在一起，比如那些可以解释多变天象的精巧的算术模型。[3] 在此，我对第二部分资料中涉及预言的内容尤为感兴趣，特别地，对它们的研究已经由罗切伯格( Francesca Rochberg) 和布朗（David Brown） 的工作得到了新的推动。[4]
就像在巴比伦人涉足的<敏感詞>领域（例如医学）中一样，这些预言经常采取附加条件的形式：如果是什么什么样（征兆），那么就会如何如何（结果）。我们在多种预言文献中发现许多资料已具有这样的形式，例如于纪元前1500到1200年间汇集到一起、但含有更早期内容的以Enuma Anu Enlil著称的系列。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金星碑铭，它反映了大约纪元前1600年时Ammisaduqa的统治，包含着与这种凶兆预言对应的金星出现与消失数据的皇室记录。[5] 这些预言与丰收、战争爆发或结盟等事件相联系：<敏感詞>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另外的碑铭上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预言：“如果火星接近天蝎座，城市将失陷” [6] , 或“如果一颗恒星从西方闪烁并进入Yoke，就会有革命（变乱）发生”。[7]
但是从纪元前七世纪中叶前后开始有了改变，正如布朗强调的那样，预言的内容和至少是预言的信心和准确性都发生了变化。许多在预言文献的序诗中描绘的现象、假设从句，都被严格地分类并精确地论断，它们不仅仅局限于产生一种理想模式，还包含着一些此类的偏离。这里出现的事物有：（1）由新月的连续可见确定的月份的长度；（2）行星的相位、初现点、末现点及静止点等；（3）月食，以及有限的日食。让我们弄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是新东西。太阳高度和白昼长度的改变毫无疑问被认为符合一定的普遍模型，月相和星座方位在不同季节的变化也是如此。但是在当时的巴比伦发生了什么呢？就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相当复杂的周期现象的正确认识。
当一颗行星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又变得可见时，或者说当日、月食发生或至少可能发生时，决定的可能性预先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预测范围。有许多保留下来的东西无疑超出了这个范围。书记员的争论不仅涉及什么可以预言，也涉及什么可以真的被观察到。一个书记员写道：“写信给国王陛下说‘可以看到金星’……[的那个人]是一个卑鄙的人，是一个无知的家伙，是一个骗子！……金星仍[不]可见。” [8] 但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对一系列现象深信不疑，例如可能出现日月食的前提。“关于国王陛下致信询问的对于太阳的观测，难道国王陛下不知道是非常需要的吗？”另一个书记员写道。 [9] 这里在预言的风格上出现了清楚的分野：一方面，或吉或凶的预言取决于某种天象的发生；另一方面，一个预言者也对天象本身进行预言。
后一种可能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有问题的现象不再被认为是不祥的。恰恰相反，这些现象，特别是蚀的出现仍被认为是凶兆——并不是觉得它们是会带来灾祸的原因，而仅仅是灾祸的预兆。当书记员可能预测一次蚀或出现蚀的可能性之际，他们可以并且的确向统治者发出警告，后者则通过更替国王的禳祀仪式（namburbu）来转移灾难。[10] 一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可怜人被推上王位，所以无论何种不幸降临到他头上，都不会殃及真正的国王，他的称呼此时已是“农夫”(the farmer)了。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我认为是重要的特征：（1）在巴比伦，对于天空的研究并非出于对天空自身的原因而进行；相反地，它是被获取某种为国王或国家储备先进知识的热望所驱使的。无论是巴比伦人、亚述人、甚至是波斯人统治着巴比伦，也不论是巴比伦学者还是亚述学者从事这项工作，对天空的研究在<敏感詞>历经混乱的时代仍能不受干扰地持续进行。很明显，这些研究对于当权者来说太重要了，以至于它们不会被忽视或停止。（2）有关的个人，书记员或学者，皆寄身于宫廷或庙宇并直接向国王汇报。（3）对某些有规律的现象的发现并未导致这些现象不再被认为是吉凶预兆。（4）因为<敏感詞>可预言性更小的现象，如风暴、闪电、冰雹等，也继续成为关注的对象，涉及这些现象之规律的预言也就没有受到限制。在一些领域内的成功并没有导致巴比伦人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们上面。
3．
某些相同的特征重现于我的第二个案例研究之中，那就是中国人对天空的考察（为此我同席文[Nathan Sivin]合作从事着内容广泛的研究）。[11] 中国人把“历法”与“天文”区别对待：前者习惯地被翻译为“历法研究”，但它也包括了<敏感詞>计算工作，例如与日月食有关的算法；后者则是关于“天之图景”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但包含了宇宙结构学和被认为是有征兆意义的天象解释。
与巴比伦的情况一样，这些研究对于国家是很重要的，它们的确与统治者（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称为皇帝）有利害关系。人们认为他不但对国家的安宁负有责任，还有维护天地和谐的任务。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初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发现的所谓《月令》，精确陈述了统治者和整个宫廷必须做什么来确保天地和谐, 如音乐的演奏、用膳的种类，一直到宫室傧妃着装的颜色等。《月令》以可怕的警告结束每个月的叙述：如果不遵从那些仪式的那怕是微末细节，自然灾害和<敏感詞>变动就会发生。
因此，历法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形式，显然这对统治者理解是很重要的。但随后需要仔细观察天空以发现对于统治者、他的臣子、国家政策等可能包含信息的任何征象。这就潜在地包括了一个巨大的计划，自汉以降的天文机构为此目的工作着。当然，如果（正象解释过的那样）了解天空中发生的每件事是为了皇帝的利益，那么维护帝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天文机构官员的利益，他们毕竟赖此为生。
他们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钦天监存在了大约2000年，一直到最后一个朝代清朝为止。他们的那些较纯粹的天文学工作是混合在其中的。在这些卓越成就之中，最重要的是制定历法的规则和确定越来越精确的日、月食周期，其次是分辨出什么是可以严格预报的而什么是不能的；后者包括中国关于新星、超新星和太阳黑子的记录，这是17世纪之前世界上最完整的记录。[12] 当一些错误判断被作出时，例如预测的蚀并未发生，有时就以这是皇帝具有特别德行的征兆来辩解（在唐朝）。因此向全国宣布，这就是皇帝的德行,否则蚀就发生了。预测的错误并未记在天文学家的账上而使其遭殃，反而起到支持皇帝的作用。
我们掌握的一些资料显示，有时钦天监的工作被视为闲职。官员们不须劳烦而进行有规律的观测，但是他们将以预测的结果为基础记录天象；当然，假定观测检验了这些结果。然而当历法过时——在长期使用中必然会出现这种可能性,马脚就暴露出来。有时是民间人士发现了这种错误，尽管他们可能成功地提议革新，也可能参与新历法的制定。面对批评，官方的策略是把批评家组织起来，而不是改变钦天监的结构。废止历法是一桩太重要的事情，毕竟它将在观测和理论两方面都产生显著结果：就观测来说，日月食要考虑；在理论上，不但要考虑日期与时刻、还要考虑量级与持续时间。
至此，对中国早期天文学的简要陈述使我们认识其对<敏感詞>的重要性：首先，它具有稳固社稷的作用；其次，这种特殊性带来的好处是使天文学的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下去，而缺点则是当天文学被看成雕虫小技时会出现偶然的停滞。
4．
我的第三个研究案例将把目光转向希腊，在那里首当其冲的重要差异与制度有关。既不同于古巴比伦的tupsarru，也有别于中国的钦天监官员，古希腊研究天文的学生通常不为国王工作，也不从国家机构那里获得持续稳定的支持。最早的三个托勒密王统治时期的亚历山大博物院是一个例外，但是它所得到的庇护与中国的钦天监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希腊学者更多的是依靠他们自己，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是什么激励他们工作？他们怎样来看待这项工作？别人又是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的？他们到底如何维持生计？所有这些对他们的研究纲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可以这么称呼的话？
我希望答案能如刚才阐述的问题那样清楚地给出。虽然一般来说我不是那种愿意冒险概括的人，请允许我对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天文学提出如下的观察。首先，名誉不仅仅靠给统治者和专家留下印象，还取决与同时代的人，甚至是普通民众。其次，从事教育工作是一种主要的谋生方式。与此有关，第三，在学术机构进行的公开演讲或辩论既是增强自身威望的主要手段，也足以吸引那些支付学费而（部分地）供其生活的学生。要补充的是，第四点，只有从古典希腊时代开始，人们才能通过占星术来赚些钱。
相应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研究自然的情况带来的影响包括：第一，这里有一个对原创性的回馈问题，因此靠一些陈腔滥调是不大可能吸引听众的。第二，一种经常用来宣传自己新观点的策略就是破坏<敏感詞>人的观点，那样有助于对立论依据进行近乎苛刻的检查。第三，从自身角度出发，人们必须尽量使自己的地位免受这样的攻击，在这样的与境中，一种严格证明的观念得到了发展并被运用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数学和其它相关领域，其发展的程度甚至超过后世。
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个关键的天文学家是攸多克斯，他可以用来说明古希腊知识分子的双重境遇：一方面是谋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所推崇的研究风格的特征。我们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记描述，从最近的资料来看是可信的。[13] 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可能不是特别可靠，但肯定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他所处环境的线索，如同其它希腊学者一样。他出生于尼多斯（Cnidos），在那里他第一次被一个叫Theomedon（不是那个以学术赞助人身份出名的同名者）的医生所赏识和支持，据说他是后者的情人。在第一次雅典之行并接触了那里“诡辩家”的教学后，接着他又去了埃及, 库齐库斯（Cyzicus）, 普洛庞提斯（the Propontis）和摩索拉斯（Mausolus）的宫廷，然后返回雅典。不管怎样，此时他已经有了许多学生，他们不仅被他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工作所吸引，也为他的<敏感詞>成就，例如他的伦理学著作所折服。
我们知道攸多克斯后来成了柏拉图的追随者并加入了柏拉图学园（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个私人组织，它靠成员的财富后来又以学生的学费作为经济来源）。但明显地，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声望建立在当时时兴的所谓巡回演讲之上。就像许多被称为诡辩家的人（他们大部分从柏拉图那里得到这样一种不好的名声）一样，他云游四方，以这种公开开放的演讲作为吸引学生的主要方法。
这听起来也许并不是特别有趣或重要，但是当我们想到要建立良好声誉的压力时，事情肯定会发展成这样。当然，柏拉图对整个事件持否定态度。诡辩家只是一群不负责任的浮夸之人，教人们把不好的理由讲得冠冕堂皇，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钱，从而败坏了<敏感詞>道德风气（如果由此联想到不久前爆发的“科学之战”，以及解构主义者及其危机的小小争辩，那么你将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然而也有对热烈的公开开放的论战气氛的肯定的反响，一些是直接的，一些是间接的。我已经提到过两个基本的观点。首先是对基本假设的详细检查，你倾尽全力探究对手的最初想法，同时由于清楚自己也会受到类似的对待，你就必须尽己所能来证明自己的原理和方法。
第二点同一种应运而生的特定证明模式相关，它并不是由柏拉图批判的那些最著名的诡辩家创造的，而是由某些哲学家与数学家从两方面推动的。柏拉图本人拒斥那些诡辩家的理由是，他们只关注劝说（persuasive），而与之相反，柏拉图要求的是证据（proof）,这是一种可以拯救确定性的推理方式。接着，亚里士多德定义了严格的证明为如下的程序，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基本前提出发，经过有效的推理，获得无可争辩的结果。然而这种由哲学家提供的证明方法，却主要是由欧几里得式的数学家应用于实践，而欧几里得的数学前辈中最为显赫的就是攸多克斯了,尽管我们现在对其数学贡献的精确内容已无法全部复原，这与我们熟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
然而如果回到我们所了解的他的天文学，其明显区别于巴比伦人的关键特征就是他对几何模型的尝试，靠其来推导并解释行星、太阳和月球的运动。相当清楚的是，他的工作还没有达到满足完全量化的证明模式的地步，这一点直到公元二世纪的托勒玫（Ptolemy）才完成，很明显这就是攸多克斯当初的目标。
与我们所知的古巴比伦天文学进行比较是双方面的。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巴比伦人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开始以观测到的呈周期性变化的天体位相为依据做出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预测，但他们对几何模型没有兴趣。他们描述行星的外形，说明它们表面上的不规律性应该视为规律运动合力作用的结果。巴比伦人以后许多年，公元前四世纪，攸多克斯至少开启了几何化的大门，但是在从事良好的决定预测方面，他和他的直接继承人与巴比伦人相比处于弱势。坦率地讲，巴比伦人远胜于攸多克斯；而且尽管他们没有超过托勒玫，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希腊天文学家能够并且的确利用了巴比伦人的许多数据。
与对巴比伦的介绍一样，在这里我不能深入探讨希腊后来发展的复杂问题，但是我相信，仍然有一个问题有必要简单地提及，那反映了希腊人对基本问题的当务之急。不管是巴比伦还是中国的天文研习者，都没有在我们所谓的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做出比较。希腊人则肯定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不单是在精确的词意方面，而且比较了两种不同的预测模式：一种致力于预测天体本身的运动（这就是天文学），另一种却以预测地球上的重要事件为目标。[14]
我甚至将这一点视作希腊人关注基础问题、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又一结果。在希腊，任何研究迟早都要面临挑战，需要对问题严格定义并证明自己的可行性。就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关系而言，一共有三种情况。首先，有些人接受前者而否定后者（西塞罗在他的《论预言》中罗列出许多争论）。第二，大部分人可能两者都接受，托勒玫就是这样，把证明和推测同应用相比照，一方面联结天文学，一方面联结占星术。然而第三，对于怀疑论者和享乐主义者，不管是占星术——迷信欺骗，还是天文学——希望渺茫的充满幻想的推测，对他们来说都不感兴趣。
很明显还有许多希腊人的研究不能在这个简短的演讲中提到。但我希望我所谈到的问题足够使某些要点凸现出来。一方面对于基础的关注，另一方面对于公理化演绎证明的重视，这是大部分（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希腊研究的鲜明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可以部分地看成是多数希腊哲人活动的环境的反映。缺少来自国家研究机构提供的稳定工作机会，他们处于公开地、与他人或多或少的持续竞争中，教师尤其如此。他们在从事研究的那种主流“制度”（一种不同于巴比伦和中国的类型）中赖以谋生的主要手段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开辩论。在这种氛围中，基本的假设都要经过严格的推敲,许多人通过严密精确的证明寻求胜利，捍卫（他们期望）论点的不可争辩性。
听起来十分美妙, 然而反面也不容忽视（虽然经常如此）。我要提到三个最重要的观点：第一，几何式的证据并没有成为困扰人的当务之急。就数学本身，我认为可以从阿基米德的《方法》（Method）一书看出: 在严格的证据出现之前，它对发现的阐述加以约束，而在数学之外构建了难以置信的模型，此模型建筑在如医学这样的<敏感詞>学科的推理上（在这个领域从哪里获得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盖仑去进行尝试）。[15] 第二，证明仅仅依赖于它们的前提。希腊人坚持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前提，因为从假设或猜想出发不会得到你所追求的不可争辩性。但就算是在数学中，不证自明的公理也是很少的。就欧几里得而论，将平行假定作为公设既是天才的创造也意味着一场灾难；他显然看出来在这个体系内它将不可能得到证明，但是他毫不迟疑地把它视作一个没有问题的真理，而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假设欧几里得九泉下有知，对平行公设的最终否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非欧几何的发展，毫无疑问会让他感到震惊。第三，对每一个逻辑前提、论据、结论的严格检查可能是主观的，这肯定将破坏对实质性问题一致意见的形成甚至殃及方法。到了古代晚期，在多数研究领域，对于本该出现稳定结论的论点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于研究本身的深刻的悲观主义。然而到了那时，在西方，许多人在许多方面已开始把目光投向别处去寻找鼓舞和安慰，那便是基督教。
5．
现在我们已经与我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统一性和研究的客观性所作的公开的天真评论相去甚远。我的第一步移动是对需要关注的问题予以再定义，即作为刺激或抑制系统的研究的那些因素，而不再过多关注科学的“起源”。什么利益产生了激励？什么人的利益构成利害关系？
在早期对天空的观察中可以看到两种主要的动机：透视未来（预测）的热望和寻求理解（解释）的想法, 除非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都不停留在一般水平的情况。在我所讨论的三个古代<敏感詞>中，对星空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如下假设：在那里隐藏着有待破解的关于国家、统治者、甚至是私人的重要信息。但是，特别地，如果巴比伦人为了解释预言而开始调查，他们就会发现另一个目的——预测天象本身的能力——充分地达到了。在这里应用预测，从而在一些严格的预测规律的发现中出现了不可预测的结果。
我们也必须限制对于理解的追寻。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去理解，但在多数传统<敏感詞>中通常用已经存在的领悟作出理解。人们通常不提问——至少不激进、不粗鲁地提问题；无论被告知什么，太阳绕地球运转和太阳为什么在夜晚消失。但在希腊我们发现的质疑和颠覆传统问题的特殊热情，还有选择性解释的增加，包括对一些高度违反直觉的命题如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解释，我认为应归功于希腊哲人工作的特殊环境。这种质疑是使你得以成名并能以演讲者或教师的身份谋生的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我对在三个古代<敏感詞>持续不变的天文观测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变化因素判断正确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些被人提出来的更流行、或至少是广为传播的思想是有严重缺陷的。对于探究是什么弥合了“大分裂”（the Great Divide, 指分隔近代科学出现前的文化与当今文化的鸿沟）的企图受到过于简单化的损害，或者过于简单地解释（什么是“分裂”），或者过于简单地对待所需的解释性因素。不但对待所谓科学革命时期的分析往往是肤浅的，对古代也是如此。
对于法林顿（Farrington）和<敏感詞>人，关键的区别是世俗化，把神抛到一边。然而也许对一些早期希腊自然哲学是这样，它在巴比伦人研究星空时就打了折扣（因为他们取得这样的成就），他们视星为神——许多希腊人也的确如此。
那么，对于波普（Karl Popper）与<敏感詞>人来说，只可能存在于一个“开放的<敏感詞>”中的批判是关键。然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从未开放过，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在天文学及<敏感詞>领域进行持续的观测和理论工作。
考虑到发散的古代传统就像百川入海（也就是现代的、普适的科学之海），李约瑟（Joseph Needham）比任何人都更强调中国的成就。这里的“海”是单数的，但是如果允许用复数的话，一切看起来就太简单了。它将以古人的视角对待那些古代的研究，而不容许给它们加上死亡的结局。
在更为基本的层面上，为了更好地把握，我们可以确认一些共同的因素，作为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些研究传统出现的必要条件。[16] 这三种古代<敏感詞>都拥有具备一定复杂程度的经济、技术和<敏感詞>制度；甚至在书写方式变化很大的情况下，至少三种<敏感詞>的部分成员中还有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显然，为了持久和系统的研究，而且不仅仅是在天文学领域，人们需要保存、引用和传播每代人的工作，那意味着一个充分有效的信息技术和<敏感詞>制度需要开发。然而运用这些普遍因素无助于我们从事的调查之本质的专门化——我们对古代<敏感詞>中追寻知识的不同方式这一现象的解答。
我勾勒出的三个案例研究暗示：第一，在巴比伦、中国和希腊，无论就所从事的研究的本质，还是就研究者所在的<敏感詞>与文化制度，科学的发展是很不相同的。在有些情况下在研究与制度之间显露出一定的关联，但这不意味着我拥护决定论的观点，即制度决定了结果，似乎每个个人都受到类似的影响，这显然太离谱了。
然而第二点是：那些千差万别但都可能被认为起到一定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张力的形成，这种张力的作用是，强调没有一个因素是全然有助于发展的。每个体系的先进与落后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成为另一个的镜象。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的支持、制度的建立，如中国的钦天监那样，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为特殊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的可观的队伍提供了稳定的职位。然而这样的制度也可能抑制创新，国家利益决定着议程，他们冒着僵化的风险。
另一方面，没有这些制度，个人可以远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项目，当然没有稳定的职业。在希腊与这种不稳定的竞争导致对假设的根本审查，但就像肯定要抑制一致意见的形成一样，一个由个人努力联合起来表现出的优势，同一个本来就是统一的研究纲领还是不能相比的。希腊智慧的光辉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天文观测上持久不断的努力则使中国嬴得易如反掌。
（赵洋 译、刘钝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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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01年竺可桢科学史讲席主题演讲。
本文原题On the ‘Origins’of Science, 注意这里的“起源”是复数。原为作者1999年11月18日在英国学士院的演讲，英文刊登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第105号（2000年）, 1-16页。本刊向作者和英国学士院表示感谢，承蒙他们允许将原文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
收稿日期：2001年8月2日。
作者简介：Lloyd教授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先是在国王学院，随后在达尔文学院。1983年起担任剑桥大学“古代科学和哲学”讲席教授，1989年起担任达尔文学院院长，1997年因“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王室授予Sir爵位。1983年当选为英国学士院院士，1987年获萨顿奖章，1991年当选为国王学院荣誉研究员，1995年当选为美国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荣誉外籍院士，199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2000年当选为达尔文学院荣誉研究员，2001年主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并担任该所名誉研究员。已出版12部著作，还有3部即将出版。
[1] B. Tuckerman, Planetary, Lunar and Solar Positions, 601 B.C. to A.D. 1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6) (Philadelphia, 1962) and Planetary, Lunar and Solar Positions, A.D. 2 to A.D. 1649 at 5 day and 10 day interval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9) (Philadelphia, 1964).
* 译校者注：为读者进一步研究需要，原文的注脚和文献皆保持原样。
2 An honourable exception should be made of the work of S. C. Levinson's group, Cognitive Anthropology Research Group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Nijmegen.
** 译校者注：约鲁巴人和策尔塔人分别居住在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和墨西哥东南部。
[3] See especially O. Neugebauer and A. Sachs, Mathematical Cuneiform Texts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29) (New Haven, 1945) and O. Neugebauer，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 3 vols. (Berlin, 1975).
[4] David Brown, Mesopotamian Planetary Astronomy-Astrology (Groningen, 2000). Among Francesca Rochberg's important studies are Aspects of Babylonian Celestial Divination (Archiv fur Orientforschung, Beiheft, 22) (Horn, Austria, 1988) and two forthcoming papers, 'Scribes and scholars: the tupsar Enuma Anu Enlil' and 'Empiricism in Babylonian omen text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sopotamian divination as science.'
[5] E. Reiner and D. Pingree, Babylonian Planetary Omens, Part 1, the Venus Tablet of Ammisaduqa (Bibliotheca Mesopotamica, 2, 1) (Malibu, 1975).
[6] E. Reiner and D. Pingree, Babylonian Planetary Omens, Part 2, Enūma Anu Enlil Tablets 50-51 (Bibliotheca Mesopotamica, 2, 2) (Malibu, 1981), p.41.
[7] H. Hunger and D. Pingree, MUL. APIN. An Astronomical Compendium in Cuneiform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Beiheft 24) (Horn, Austria, 1989), p.115.
[8] S. Parpola, 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vol. 10) (Helsinki, 1993), p.54.
[9] S. Parpola, Letters from Assyrian Scholars to the Kings Esarhaddon and Assurbanipal. Part 1 Texts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 5, 1) (Neukirchen, 1970), p.29, cf. Part 2 Commentary and Appendices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 5, 2) (Neukirchen, 1983), pp.51-2.
[10] See J. Bottero, Mesopotamia: Writing, Reasoning and the Gods, trans. Z. Bahrani and M. Van de Mieroop (Chicago, 1992), ch. 9.
[11] See, for example, N. Sivin, 'Cosmos and Computation in early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nomy' (originally 1969) in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1995), and G. E. R. Lloyd, 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 (Cambridge, 1996), and G. E. R. Lloyd and N. Sivin, The Way and the Word, forthcoming.
[12] See, for example, Xi Zezong and Bo Shuren, 'Ancient oriental records of novae and supernovae', Science, 154 (1966), 597-603, D. H. Clark and F. R. Stephenson, The Historical Supernovae (Oxford, 1977).
[13]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ed, R. D. Hicks (1925), Vol.2, Book 8 chs. 86 ff.
* 译校者注：这里意指不久前发生的、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克尔（Alan Sokal）发表在纽约《<敏感詞>文本》（Social Text）1996年春夏合刊上的一篇带有恶作剧性质的“论文”引起的广泛争论。
[14] The classic text is Ptolemy, Tetrabiblos, trans F. E. Robbins (1940), Book 1, chs .1-3.
[15] See. G. E. R. Lloy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demonstration in Galen', in Rationality in Greek Thought, eds, M, Frede and G. Striker (Oxford,1996),ch 10,with references to earlier scholarship.
[16] These issues have been aired by J.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1977), cf. G. E. R. Lloyd, 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1979)，ch.4.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7-31 11: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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