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的灵长目动物象征性呼叫的贮存似乎控制在边缘系统，至少弥猴和恒河猴整个技能可能是由边缘系统的电刺激引起的。人的语言控制在新皮质内。这样人类进化实质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由边缘系统的有声语言控制向新皮质颞叶控制转移。这是一种从本能向学习获得通信交往的过渡。然而类人猿获得手势语的惊人才能，以及黑猩猩脑一侧优势的线索都指明，灵长目由主观意志所控制的象征语言并不是近代的发明。相反，这可追溯到儿百万年前。这同能人旁嗅区的颅骨内模化石资料是一致的。
起人类语言作用的猴脑新皮质区即使发生损残，也不能减弱猴的本能发音。由于人语言能力的发展，新的脑系统也必须在本质上得到进展，这就不是依靠重新加工边缘系统的呼叫机构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一些人类进化专家指出；语言能力的获得发生在最近，也就是几万年的历史，并且同最近冰河期的复杂课题有联系。但是这个年代同这个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况且人脑的语言中枢是非常复杂的，很难想象自最近冰河作用的顶峰以来即仅仅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就会进化到现在这样程度。
证据表明几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新皮质，但其新皮质的左右半球功能都是类似的重复。自直立行走、工具使用和语言发展以来相互促进，例如语言能力的一小点增长都会把手斧进一步改进，相反也是一样。脑的相应进化似乎是通过两半球中的一个半球在分析认识上的功能特化进行的。
顺便说及，初始冗余显示出计算机设计上的深思熟虑。例如，由于缺乏大脑皮质的神经解剖学知识，设计“海盗”登陆器运载工具上的存贮器的工程师嵌入了两个相同程序的电子计算机，由于事物的错综复杂，两台计算机很炔就出现了差异。在火星着陆之前对这两台计算机进行了智力测验（通过地球上一个更灵敏的计算机），不灵活的电脑接着就停止活动了。大概人的进化也经历了类似方式。受到高度评价的推理和分析能力定位于好象是“另一个”脑里，是一个不能完全胜任直觉思维的脑，在进化上常常采取这种办法。实际上，机体复杂性增加时，遗传信息量随之增大的标准进化常例都是通过将遗传物质加倍，然后将信息多余装置特化来完成的。
几乎所有人类语言对“左”“右”都有感情倾向，而主要还是倾向“右”边。“右”与合法性、正当行为、高尚伦理原则、坚定性以及男性特点背关。与“左”有关的是脆弱，恐惧，意志不集中，罪恶以及女性特点。在英语中与“右”有关的词或词组有：rectitude（刚直），rectify（纠正），righteous（正义），right-hand man（得力助手），dexterity（惯用右手），adroit［灵敏，来自法语“a droite”（向右）〕，rights（权利）以及词组“in his right hand”（得力助手），还有ambidextrous（灵巧）也是指两只右手（two right hands）的意思。
另一方面（从字面上讲）英语中的“sinister”（不吉祥，左边的）在拉丁语中确切表示“左边”的意思。同样。“gauche”（笨拙的）在法语中也是“左”的意思，俄语中表示“向左”的词（nalevo），在英语中意指“鬼鬼祟祟”，意大利语中意指左的词“mancino”，在英语中表示“骗人”的意思。此外，英语中还有gawky （粗笨的）、gawk（笨人）以及“left handed compliment”（言不由衷的恭维话），这些词看来都与左半球有关。只是在英语中有“Bill of rightd”（人权法案），却没有“Bill of lefts”这一词组。
从词源字上来看，英语中的“left”（左）来源于撒克逊语“lyft”，意指“软弱”或“无用”的意思。“Right”在法律上的意思（与<敏感詞>法则一致的行动）意指“权利”。而“right”在逻辑上的含意指的是（与错误的对立面）“正确”的意思，这一切也都是在多种语言中常见的。“左”、“右”用在<敏感詞>上，好象是从一般作为与贵族阶层抗衡的重要的非主导<敏感詞>势力兴起时开始的。贵族都站在国王的右边，而激迸派的崛起者——资产阶级则站在国王的左边。由于国王本身就是贵族，因此贵族也维护王室的权利，这样右边总是处于优惠地位。在神学里正如<敏感詞>上一样“在上帝的右方”。可以发现许多“右的”和“直的”之间联系的例子。墨西哥人说的西班牙语中如说“right，riglit”就表示照直向前的意思。美国黑人说的英语中“right on”,常常用于富有表情或熟练地表达一种赞同的词组。目前在英语口语中“Straight”也常用于表达“法规的”、“正确的”、“适合的”等意思。在俄语中“右”是“pravo”，同样它也是表示“正确”的意思，是“pravda”（真理）的同源词。并且在许多语言中“true”还有另外的词义，即“准的”，“准确的”，正如“他的目标很准”一样的词义。
斯坦福——比内氏智商测验（the stanford-Binet IQ test，测量儿童及青年精神活量的试验一译注）作了一些努力，试图检测左右两半球的功能。为检测大脑右半球的功能做了如下试验：把一张纸折叠几折后，再用剪刀剪去一小块，然后让受试者预言出这张纸打开后的外形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将剪掉的纸块藏起来。让受试者估算总共有多少纸块。尽管斯坦福——比内氏测验的发明者认为几何学概念问题在确定儿童“智力”上是十分有用的，可据说这种智商测验对成年人和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越来越显示不出多大效果。可以肯定地说，这对测验直观飞跃的检验余地很小。毫无疑问，从智商测验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偏向测验左半球的。”
那种热心于放弃左手右半球而采用右手左半球的偏见使我联想到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勉强赢得胜利的一方，要对竞争党和其争论观点进行重新命名，以便使后代易于慎重决定信任那个党。在俄国<敏感詞>主义革命初期，列宁的党还是一个很小的分裂的小组时，列宁把这个党命名为布尔什维克党，这在俄语中意指多数党。反对党被迫处于一种畏惧的愚蠢想法，采用了少数党孟什维克命名，十五年内，孟什维克党确实成了少数。同样地，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左右两大联盟，是一种充满仇恨斗争的证据，这类证据在人类历史中*象探囊取物一样容易找到，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引起这样强烈仇视的感情呢？
击剑和拳击、棒球以及网球运动比赛时，用右手训练的参加者出乎意料地遇上个左撇子，他将发现自己的弱点。同样地，一个凶狠的惯用左手的剑手其右手很易接近对手，可是右手对敌手没有威胁，好似作为一种裁军和平的手势一样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不能用来解释对左手极其厌恶的程度。也不能把这种强烈的厌恶感扩展到传统的非格斗者——妇女那里去。
大概这是遥远以前的事，在工业没有得到发展的<敏感詞>里，可能买不到卫生纸。而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不拿东西的手常用于大便后揩净屁股，这是一种技术不发达的文化生活方式，绝不能理解为有这种习惯的人对此很欣赏，这在美学上也是无吸引力的，况且又涉及到把疾病传给他人或自身的危险。最简单的预防方法就是打招呼和吃饭时用另一只手。毫无例外，在科学不发达的人类<敏感詞>里，人们总是用左手擦净屁股，用右手来问候和饮食。偏离这一常规或偶尔疏忽就会引起人们极端反感。儿童如果违反了例行的用手习惯要受到严厉惩罚。在西方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个时代，如果用左手去拿物体就要受到严厉责难。我相信这种考虑只能说明对使用左手的强烈厌恶感，而把<敏感詞>中使用右手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事，故意装腔作势他说成是防御性措施，并自以为此而庆幸。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起初就把左右手分工担负不同特殊功能的原因。有人争辩说，使用左手擦净大便这只是在统计学上的一种偶然性。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有一种<敏感詞>，使用左手也是完全正当无咎的。事实上，这样的<敏感詞>似乎是没有的。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用右手的<敏感詞>里，精密的工作，“饮食、战斗等就要用受到宠爱的右手去做，而把不负重要责任的擦屁股工作移交给左手完成。然而这也说明了<敏感詞>上大都惯用右手的原因。就其最基本意义来讲，肯定还会存有另外的确切解释。
你喜欢用哪只手做最主要的工作与控制语言的大脑半球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绝大部分惯用左手的人其语言中枢可能还在左半球。但在这一观点上是有争论的。尽管如此，用手习惯的本身被认为同脑的一侧优势有联系。某些证据表明，惯用左手的人很可能在阅读、书写、言语和运算等这些脑的左半球功能上存有一点问题，但是他们却很擅长于想象、图形识别和一般的创造力等脑的右半球功能。某些材料表明，从遗传学观点来看，人类偏向惯用右手。例如，妊娠三、四个月的胎儿右手指纹（突起）的数量就比左手多。在整个胎儿期以至出生后这种优势始终保持着。
与人有着原始亲缘关系的南方古猿，它们用手习惯的资料是从被古猿用骨棒子或木棍击伤的狒狒的头骨化石分析中得出的。南方古猿的发现者达特（Raymontd Dart）作出结论，大约有20％的南方古猿是惯用左手的，大约与现代用左手的人百分比相等。相反，与此同时发现<敏感詞>动物表现出喜欢用爪，很可能它们的左右爪几乎都是一样受惠使用的。
左和右的区分已深深陷入人类的往事经历中，我不知道是否在理性和感性认识之间，以及大脑两半球之间有一点冲突或争斗还没显露在右与左两个相反的词上。正是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控制着右侧，事实上在身躯右侧可能没有更多的敏捷，但它肯定是相当繁忙的。左半球似乎完全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防范着来自右半球的威胁。假如是这样，鉴于动机的理由，对直观思想的言语批评就会变得疑虑重重；同样，有充分理由认为，右半球对左半球也有一种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类似疑虑。
在承认左右两半球两种思想方法有效的前提下，试问在新环境中左右两半球的效能和用途是否等同？毫无疑问，右半球直观认识可以理解对左半球来说十分难解的模式和联系。右半球还可觉察出毫无存在的模式。怀疑批评念头不是右半球的功能标志，纯属来自右半球的学说，尤其是在新尝试的情况下发明的学说，可能都是错误的或是狂想的。
威尔士加的夫大学附属学院心理学家戴蒙德（StuartDimond）最近做了实验。他用一个特制的接物透镜，把影片映在左半球上。当然对于一个正常受试者来说，通往一侧脑半球的信息是通过胼胝体传递到另一半球的。要求受试者根据感情内容对各式各样的电影作出评价，这些实验表明，在观察世界上，右半球比左半球更多地表现出不快，敌意，甚至是明显的虚伪倾向。加的夫学院的心理学家同时也发现，当两半球同时工作时，我们的感情反应仅同左半球的反应相似。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大脑右半球的抗拒性通过更加随和的左半球来逐渐强制地调合过来。邪恶和怀疑的情调好象都潜藏在右半球，这可以解释左半球所感觉到的对左手和右半球邪恶特性的反感。
在患妄想狂的人的思想中，他自信自己察觉出一个阴谋，也就是说在朋友、同事或政府的行为中暗藏的（和恶毒的）阴谋，可是实际上并无此事。假如有这样的阴谋，受试者可能是极端忧虑的。但未必他的思想就是象患妄想狂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是突出的一例。大战末期，福雷斯特尔坚信以色列的密探一直在到处跟踪他，而他的医生却认为他这种固执的念头是十分荒唐的，并给他做出患妄想狂的诊断，把他关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的顶楼上。由于医院人员过分地敬畏上层人物，对他看护不严，致使他跳楼身亡。后来，果真发现确实有以色列密探在跟踪刺杀福雷斯特尔，那个密探也在担忧，怕阿拉伯国家间谍可能察觉他的企图。福雷斯特尔还可能有另外的问题：尽管他已觉察到了危险，但他却被定为妄想狂患者，使他无法摆脱所在的困境。
<敏感詞>急骤变化的时代里，阴谋活动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来自主张变革的人；另外也来自维护现状的人。在近代美国史中，维护现状的要多于寻求变革的。当不存在阴谋时察觉到阴谋的存在，这就是妄想狂的症状，如确有阴谋存在，察觉到阴谋存在就标明精神是正常无疾的。我的一个熟人说，“今天在美国，假若你不是一个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个精神不正常者。”我不知道这一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全球。
没有经过左半球的详尽研究，就无法断言通过右半球推断出来的模式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另外，仅仅是一个决定性的思想，而没有创造的和直觉的见识以及没有对新模式的研究，那么，它也不会有结果，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在骤变的环境中要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两半球的共同活动：通过胼胝体沟通大脑两个半球，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途径。人所周知，许多人一见流血就产生眩晕的反应，这就是由不同的感性认识功能所引起的不同行为的一例（当然，这仅是多种例子之一）。我想这个道理很清楚，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自身出血与疼痛、损伤和破坏机体的完整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流血，就产生出一种同情感，感到有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我们都体会过疼痛的滋味。毫无疑问，这就是在许多人类<敏感詞>中，把红色作为停止信号或意味着危险的原因。假如我们的血液里携带氧的色素是绿色的话（在生化学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就会把绿色看成是危险的天然标志，而会觉得使用红色的做法有点滑稽可笑。
另一方面，经过训练的医生见到血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会立即联想分析，这是哪个器官受了伤？怎么会这样大量地出血？是静脉出血还是动脉出血？是否需要使用止血带？所有这些分析活动都属于左半球的功能。它们需要比单纯流血等于疼痛的联想更复杂更有分析力的认识过程。而且，这种分析要远远高于实践经验。假如我受伤流血，我们定去找一个有多年经验善于处理受伤流血的外科医生，而不去找一位富有同情心一见血就发晕的朋友。后者的明确动机仅限于不愿意他人受到伤害；而前者对受伤流血者能有所帮助。在一个有理想结构的物种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机体上，我们大多数人正是如此。这两补思想的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复杂性，可是对生物存活都有相互弥补的价值。
劳伦斯（D·H·Lawrence）关于月亮本质的见解可以说是直觉见解偶尔<敏感詞>分析见识的典型事例。他说：“没有必要告诉我说，月亮是天上的一块死岩，我知道它不是块死岩。”的确，月亮并不是天空中的一块死岩，它是美丽的，它能使人产生浪漫主义联想的魔力，它能引起潮汐，还可能是确定地球上人类每月活动周期的依据。天空中的死岩仅是它的特性之一。直觉见解在我们以往个人体验的或是进化中的感受范畴内是大有作用的。在有关天体密集物体性质这样的新领域中，直观推理很难适应理性思想从自然界中探索到的见识。照此推理，理性思想过程不是本身的终结，应从对有益于人类的广泛角度上去理解。归根结底，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努力，其本质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可以看作成应用于自然中的狂妄思想，我们期望得到自然的协同，并希望获得完全不同的数据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是从自然中抽出模式（右半球思想），事实上，许多抽出来的模式并不同数字相符，因此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分析（左半球思想）。缺乏对模式的严格分析研究，僵硬的怀疑主义是不会得到完善的科学知识的。而要有效地获得知识，则需要两个半球的协同工作。
微积分、牛顿物理学和几何光学，基本上是通过几何论证得到的。而今天，主要是通过分析论证进行讲授和示教：数学和物理学不仅是教学中的创造，而主要是右半球功能的产物。主要的鼥学见识在特性上都是直觉的，这在目前也是常见的。同样，在本质上是通过线性分析论证，用科学论文阐述出来的，这并不反常。这种创造行动主要来自于右半球的组成部分，但要论证创造结果是否有效主要还是要靠左半球的功能。
万有引力可以通过把收缩状的黎曼——克里斯托弗尔氏（Riemann-Christoffel）张量等于零来理解，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惊人的发现。这一论点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仅仅因为这一结论可以得出详尽的、数学方程结果，预先检验出与万有引力的区别之处。尔后，再作实验决定应采取哪条途径。在三个有名的实验中，即通过太阳附近的星光偏角：距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运行轨道上的运动：强恒星重力场内谱线的红向移动，大自然是赞助爱因斯坦的。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就很难有一位物理学家能承认广义相对论。物理学中有许多几乎近似辉煌精致的学说都被人们摒弃了，因为它们不能经受实验的论证而得以存在。依我看，假若这样的对抗和摒弃假说的意愿是我们<敏感詞>、<敏感詞>、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人类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确信，没有两半球较大范围的进化，科学就不会有什么重大进展。但这对艺术则不同。很明显，艺术不需要在实验室里作实验。有欣赏能力的、专心致志、无偏见的观众根据他们各自的满意程度，确定其艺术水平如何。我可以从上百个例子中举一例说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法国艺术评论家、学报和博物院全都抛弃了法国印象派。而今天，印象派团体又广泛地支持印象派艺术家创造出新作品。历史的时钟又向相反的方向倒转了一个世纪。
本书是一个模式辨认的练习，是企图利用各学科和神话中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线索，去了解自然和人类智力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右半球的活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在半夜或凌晨被一种产生出新见解的兴奋激醒。我想许多细节还需作实质性的修正，至于这些新见解是否真实可靠，还完全取决于我的左半球功能发挥如何（这也取决于我对这些观点的取舍，因为我还没发现论证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写此书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例证，它们在构思以及手法上都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内容。
十六世纪，在数学量之司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方法：你可以写出一个代数方程，也可画出一条曲线。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创造解析几何时，展示出了数学界这两种观点的形式恒等关系（顺便说一下，笛卡尔还是一位确定大脑功能定位的解剖学家）。
目前解析几何已成为十年级学生的普通课程。但这在十七世纪却是一个辉煌的发现。然而，代数方程就是大脑左半球的典型结构，而一条普通几何曲线，即相关的点连接起来的图形，则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解析几何是数学上的胼胝体。当今一系列学说发现它们相互之间既不冲突或者也没有相互的交叉关系。在一些关键时刻，左半球总与右半球的观点相对，这就使外观不相联或观点相反的笛卡尔连接法再度成为迫切需要。
我认为，只有通过大脑左右半球的合作，我们和任何<敏感詞>人类的最有意义的创造活动——法制和道德规范、艺术和音乐、科学和技术才有可能实现。就是这种创造活动，即使从事得很少或仅作了一点点，也将会使我们和整个世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胼胝体的功能。 |
狗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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