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的飞龙——卡尔·萨根

阿克

引言
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是一位博学之士。在古今男女学者中象他那样知识渊博的为数不多。他认为人类一切知识（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心理学）都是有趣的，并且是可以学会的。他的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知识范围。他的名著《人的进化》出版后，又在电视里连播，这是一部极好的教具和非凡的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本阐述人脑和人类如何一起进化的杰作。
　　该书最后一章《漫长的童年》，描述了漫长的童年时代。就人的寿命而言，这个时期比任何他种动物都要长。儿童在这个阶段依赖成人，并表现出无限的可塑性，即向周围环境和文化学习的能力。地球上大多数机体主要依赖于在神经系统中先天就有的遗传信息，而对后天获得的非遗传信息依赖性较小。对于人，甚至对所有的哺乳动物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当我们的行为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性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大脑在短期内得到较多的机会，产生出新行为，开辟出接受教益的新途径。我们同大自然进行了讨价还价：我们的儿童将不易抚育，但儿童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又大大地增加了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另外，人类有千分之几的人不仅创造了由非遗传信息所规定的知识，而且还发明了“体外知识”：即存储在我们体处的知识，文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进化或遗传变异都需要很长时间。从一个物种演变成另一个高级的变种大约需要十万年。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比如，狮子与老虎之间行为上的差异往往不是很大。再如，我们人类的脚趾也是人类器官系统新近进化的例子。大脚趾在行走时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而<敏感詞>脚趾的作用就不明显。显然它是从手指一样的附肢进化来的，象栖息在树上的类人猿和猴子一样，都是用于悬挂攀登的。这种进化就构成了再特化作用，即原来对某种功能很熟悉的一种器官系统对另一种完全不同功能的适应性。要形成这样一个适应性大约就得一千万年（山区大猩猩的脚也经历了类似的进化阶段，但这完全是独立的进化过程）。
　　但是，现在我们要完成一次进化，就不再需要一千万年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而这些变化，大部分又是人类本身促成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同时，我们也必须调节、适应和控制这些变化，否则就难以继续生存下去。
　　只有非遗传信息所规定的知识系统才有可能应付人类所面临的急骤变化的情况。因此，近代人类智力的疾速发展给我们造成了重重难题，然而，也只有靠这种发展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且，唯独透彻理解人类智力的实质和进化，才能帮助我们明智地应付和适应未知的危险的未来。
　　我之所以对智力进化如此感兴趣还有另外的原因。在人类史上，当前，我们已经首次成功地使用高倍射电望远镜。尽管是刚刚开始使用，而且是时断时续，然而，很明显我们是在加速使用。利用射电望远镜可以在巨大的星际距离上进行通讯联络，从而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距地球非常遥远的文明世界，确定异种星球是否在给我们拍发电报。<敏感詞>文明世界的存在以及拍发电报信息的性质，两者都取决于地球上所发生的进化过程。研究地球上智力进化也有助于得到探索地球外智力的某些启示和见解。
　　1975年11月在多伦多大学，我荣幸地作了首届布罗诺夫斯基纪念会有关自然哲学方面的讲演。讲演后，得到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机会，使我学到了一些我不熟悉的学科。所以在写这本书时，就其内容而言，已远远地超过了那次讲演的范围。我感到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兴趣，促使我把学过的某些内容综合汇总成生动连贯的描述，诱导我提出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类智力进化的假说。这些假说可能是新颖的，至少是从未广泛讨论过的。
　　这是一个难攻的题材。我受过生物学的专业训练，对于生命起源和生命的早期进化，曾进行过多年的研究。我还受过脑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正规教育。因此，使我有可能在本书内提出一些激动人心的设想。我也深深地知道，其中有许多设想仅仅是在理论上的推测，正确与否也只有在今后的实验台上得到检验或反证。可是，这种探讨至少可以给我提供一个研究这个迷人题材的机会。但愿我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他人去作更深入的探讨。
　　据我所知，推动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是生物学的重要原理，是区别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准绳。这也是十九世纪中叶①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伟大发现。恰恰是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以及偶尔较好地适应其环境的机体的世代重复，精美的同代生命形式才得以形成。象脑这样复杂的器官系统的发展进化，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生命的早期历史、生命的适应、发生和终止，还要依赖于机体对再次变化了的条件的曲折适应。只有这样，那些一度处于灭种危险中的生命形式，才能由于最终适应了再次变化的条件而得以生存。只有大量地淘汰那些不大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机体，我们现代的脑和<敏感詞>器官才能保留至今。
　　
　　①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间展开了一场闻名的论战。此后，那些别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连三地向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思想发起猛攻，但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进化这一事实己被化石资料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广泛论证，而自然选择是解释进化事实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关于彬彬有礼地回答近代对自然选择的种种非难，包括答复那些干篇一律的离奇古怪的观点（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见解），请见古尔德（Gould）的1976年著作。当然达尔文是十九世纪的人，他偶尔也热心于把欧洲人同<敏感詞>地区的人作比较，并为他是欧洲人而私自庆幸（正如他对阿根廷火地岛居民评论的那样）。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未发展以前的时代，人类<敏感詞>比起从火地岛来的达尔文可能更象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游牧人。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养和同情心。达尔文本来是无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见解在那里却受到嘲笑。可是，达尔文的见解，包括他的进化论，进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选择，以及这些进化论思想同人的本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进化论思想即使在今天，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顽固的<敏感詞>和反对，那么，在维乡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所受到的攻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同物理学相比，生物学更接近历史学。以往的意外事件、误失和侥幸都十分有力地预示着现在。在探讨人类智力的本质和进化这样难度很大的生物学问题时，依我看，至少应对一些有关脑进化的论点给予实质性的权衡和考虑。
　　人脑活动（有时称为思维）是我研究脑的基本课题。“思维”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脑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结果。“思维”可能是脑各组成部分各自的或共同活动的结果。有些过程也许是脑的整体功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学者似乎已作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他们不能查明和确定脑的高级功能部位，他们就断言未来的神经解剖学家同样也做不到。但是缺乏证据并不意味不存在证据。生物学的近代史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机体就是极其复杂的分子化合物相互作用的产物。生物学领域曾一度被人们看作是高不可攀的圣地。现已查明，核酸、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DNA）以及它们的操纵因子蛋白质是遗传物质的组成物，而遗传物质的本质已基本上能根据它的这些组成部分的化学性质和化学组成来理解了。在科学上，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距错综复杂事物越近的，同与此还有一段距离的相比，就更容易产生一种困惑不解的难弄的感觉（一种错觉）；与此相反，当距复杂事物太远时，我清楚地知道，往往又会把愚昧误认为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无论如何，在此书中，我坚决反对那种通常称作思维——机体的二元论。这种观点居然认为机体的物质是由一些不可知的称之为思维的原料构成的。从生物学近代史的发展方向上可以明显看出，上述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研究人脑进化这一课题确实是一种乐趣和享受，因为这个课题同人类致力的各个领域都息息相关。从脑的生理学和”人的内省上都可获得一些知识，而这个研究课题同这两种见识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幸而人类洞察事物能力的历史悠久，但遗憾的是，在以往的时代中，凡是丰富多采、错综复杂和喻义深奥的见识统统被称为神话）早在公元四世纪时，索尔斯蒂尤斯（Salustius）就断言：“神话是从未发生过的，但又是始终存在的东西。”在《柏拉图对话集》和《国家》两书中，苏格拉底总是编造神话（洞穴寓言）为之提供范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理解到它的核心实质了。
　　书中提到的“神话”（myth）一词，我并不打算用其目前广泛流行、但又与事实相违的市俗含意，而是用它古时的意思，一种无法用<敏感詞>力、法表达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隐喻。因而在诸章讨论中，我偶尔将读者引入远古和现代的神话意境中。出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的书名本身恰恰与几种传统的和当代的各种神话相吻合。
　　本书是为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员写的，同时也希望能对那些从事人类智力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所启发。书中第二章提出的论点比<敏感詞>章节深奥一些，但只要下点功夫是会理解的。因此，阅读此书是不会太困难的。为了帮助那些缺乏专业基础知识的读者阅读，对于书中的一些技术术语在其首次出现时，一般都作了适当的解释。另外，还在书中安排了一些插图，用未作为阅读的辅助工具。当然，我也知道，读者能理解我的论点和赞同我的论点，这完全是两码事。
　　1754年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专题论述《人类不灭绝的根源和基础》的第一段中写道：
　　“事实上为了正确评价人的解剖结构，看来重要的是，要从人的起源上来研究人……但仅通过人的连续进化，我还不能理解人的结构……在这个课题上，我无法作出任何结论，而只能是一些含糊虚构的猜测而已。比较解剖学进展得太慢，而博物学家的观测资料又不能为可靠的论证提供坚实的基础。”
　　两个世纪以前，卢梭的告诫至今还是有价值的。卢梭断言：研究脑的比较解剖学和观察人和动物的行为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鉴于这两方面目前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现在我们试图综合归纳这些进展不能说为时过早吧！
　　
　　①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间展开了一场闻名的论战。此后，那些别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连三地向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思想发起猛攻，但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进化这一事实己被化石资料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广泛论证，而自然选择是解释进化事实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关于彬彬有礼地回答近代对自然选择的种种非难，包括答复那些干篇一律的离奇古怪的观点（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见解），请见古尔德（Gould）的1976年著作。当然达尔文是十九世纪的人，他偶尔也热心于把欧洲人同<敏感詞>地区的人作比较，并为他是欧洲人而私自庆幸（正如他对阿根廷火地岛居民评论的那样）。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未发展以前的时代，人类<敏感詞>比起从火地岛来的达尔文可能更象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游牧人。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养和同情心。达尔文本来是无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见解在那里却受到嘲笑。可是，达尔文的见解，包括他的进化论，进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选择，以及这些进化论思想同人的本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进化论思想即使在今天，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顽固的<敏感詞>和反对，那么，在维乡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所受到的攻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阿克

一、宇宙日历
地球形成的时间是很悠久的，而人类出现的时间还是不长的。每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年、月、日计算，我们的一生以数十年记载，我们的家谱以世纪划分，而整个有记载的历史则用千年来估量。在人类出现以前已有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时期延续了几个纪代，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另一方面则困了解这个无限遥远的历史时期有着一定的实际困难。
　　远古时期某些事件的年代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测定了。利用地质分层和使用放射性元素可以确定考古学、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发生的重要事件的年代。天体物理学的理论为确定行星表面、星体和银河系的年代提供了数据。同时也能估测出非常事件即大爆炸后到现在的大略时间。大爆炸可能是宇宙的开端。现代宇宙的所有物质和能量都陷入了这场大爆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大中断，就在这场间断中，有关宇宙早期历史资料全被毁灭了，但大爆炸确实是我们有记载的最早的一次大事件。
　　据我所知，表达宇宙年表最有效益的方法，是设想把宇宙的150亿年：或者至少是自大爆炸后的具体时间）压缩成一年的时间。这样地球历史上的每十亿年就相当于宇宙年的24天左右，字宙年的每秒钟表示地球绕太阳运行475公转。我这里介绍三种宇宙年表：12月份前的日期表，12月份的月历和新年除夕夜晚的详细考察表。按这个换算法，现代和历代史书上的大事件都必须一秒钟一秒钟地列举记载。这样就能把我们学过的时间间隔较长的历史大事件表列出来。在人类生活史上，有许多重要事件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期，正象一个同样瑰丽的地毯，可能是在不同时期织成一样，如在4月6日或9月16日的上午1O点零2分和10点零3分之间。但我们这里详细记载的只是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日程，于是就不会发生时间重叠的情况了。这个年代和当前最通用的史料相符，但某些内容还不完全可靠。例如，假若最终证实了植物原是在奥陶纪而不是在志留纪登陆，或者证实节肢蠕虫的出现早于表中所说的前寒武纪，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此外，很明显要在表3中，宇宙年最后十秒钟的时间内，把所有重大事件都逐一列进去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详尽地提到艺术、音乐和文学上的进展，或者没有完全提到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得到谅解。
　　可以意料，这样的年表和月、日历的设计仍是简陋的。在此宇宙年里，九月初地球还没从星际物质中冷凝形成，恐龙仅出现在圣诞节前夜，开花植物首次出现在12月28日，男人和女人的起源发生在除夕晚上十点半。所有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都排在12月31日的最后十秒钟内。从中世纪的衰落到现在仅是一秒多时间。可正由于我这样精心的安排，第一个宇宙年恰好结束。虽然人类在宇宙年里所占的时间暂短，但意义却是非凡的。很明显，第二宇宙年的开端，在地球上或其附近将要发生什么变化，这完全取决于人类科学的智慧和人的清晰敏感的头脑了。

表1 十二月份前的日期表
大爆炸 一月一日
银河系形成 五月一日
太阳系产生 九月九日
地球诞生  九月十四日
地球上生命出现 （大约）九月二十五日
地球上已知的最古老岩层形成 十月二日
最早古化石（细菌和蓝绿藻）时代  十月九日
性别出现（微生物首创了性别） （大约）十一月一日
最古老的光合植物化石 十一月
真核细胞（第一个有细胞核的细胞）繁盛  十一月十五日



表2　宇宙年12月份月历
星期日 　 7 14 21泥盆纪开始。原始昆虫。动物开始登陆。 28 白垩纪。原始开花植物。恐龙灭种。
星期一 1 地球上有特殊意义的大气层的含氧量开始赠加。 8 15 22第一个两栖动物。原始飞行昆虫。 29 中生代结束，新生代和第三纪开始。原始鲸目动物。原始灵长目动物。
星期二 2 9 16 原始蠕虫出现。 23 石炭纪。原始树林。原始爬行类。 30 灵长类动物大脑额叶的早期进化。原始类人猿。高级哺乳动物繁
盛。
星期三 3 10 17 前寒武纪结束，古生代和寒武纪开始。无脊椎动物兴盛。 24二迭纪开始。原始恐龙。 31 上新世结束。第四纪（更新世，全新世）。原始人。
星期四 4 11 18 原始海洋浮游动物出现。三叶虫繁盛。 25 古生代结束。中生代开始。 　
星期五 5 火星上频繁的火山活动和运河形成。 12 19 奥陶纪。第一条
鱼，第一个脊椎动物。 26 三迭纪。原始哺乳动物。 　
星期六 6 13 20 志留纪。原始维管植物。植物开始登陆。 27 侏罗纪。始祖鸟出现。 　



表3　宇宙年12月 31日日历
大事件时间 时间
森林古猿和拉玛猿问世。它们很可能是类人猿和人的祖先。 大约下午1点30分
原始人类出现  大约下午10点30分
广泛使用石器 下午11点
北京猿人学会用火 下午11点46分
新冰河期开始  下午11点56分
航海者定居大洋洲 下午11点58分
欧洲的大批洞穴壁画  下午11点59分
发明农业 下午11点59分20秒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细石文化）；城市国家  下午11点59分35秒
塞姆人、希伯来人和埃及的古王国；天文学的发生  下午11点59分50秒
发明字母表；阿卡德帝国  下午11点59分51秒
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埃及中古王国时期  下午11点59分52秒
青铜冶炼；迈锡尼文化；特洛伊战争；哈拉帕文化；指南针的发明 下午11点59分53秒
铁的冶炼；亚速帝国兴起；犹太王国； 腓尼基人兴建迦太基 下午11点59分54秒
印度的阿育王；中国的秦朝；雅典；佛教诞生 下午11点59分55秒
欧几里得《几何学原本》；阿基米德物理学：托勒密天文学：罗马帝国；那稣基督诞生 下午11点59分56秒
印度算术中发明零和小数；罗马城陷落；穆斯林远征 下午11点59分57秒
玛雅人文化；中国的宋朝；拜占庭帝国，蒙古入侵；十字军远征 下午11点59分58秒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和中国明朝的航海者发现新航路；科学试验法出现 下午11点59分59秒
科学技术广泛发展；出现全球文明；人种自行毁灭方式探测：宇宙飞船的星球探索和研究地球外的智力 现在：元旦第一秒

阿克

二、基因和脑
随着生物进化，机体复杂性也同时增大。当今地球上最复杂的机体，所含有的存储信息量（遗传和非遗传的）要比二亿年前最复杂的机体大得多。二亿年，仅是行星生命史的百分之五，在宇宙日历上只有五天的时间。今天地球上最简单的和最复杂的机体都共有同样长的进化史，但很可能现代细菌体内的生物化学效能要高于三十亿年前的细菌。可是，现代细菌的遗传信息量也许并不比其远古的祖先大得很多。因此，区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是十分重要的。
　　各种不同生物的形成，称之为生物类别。生物分类学的最大分界线，就是把整个生物界分为植物界和动物界；或者区分为细胞内细胞核不发达的机体——原核生物（如细菌和蓝绿藻）与细胞核界限明显、结构完善的机体——真核生物（如原生动物和人）。但是地球上的所有机体，不管其细胞核界限是否分明，它们都具有染色体，这些染色体都含有传代的遗传物质，核酸就是机体中的这种遗传分子。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例外，这类遗传性核酸多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奄种不同的动物植物还可细分为种、亚种和属，这也被称作为分类。
　　物种是通过种内而不是种外的杂交可以产生能生育后代的居群。种内的各个品种的狗交配生出的幼犬，成熟后有生育能力。但是异种交配甚至是象驴和马这样相近物种的杂交只能生出不育后代（骡子），因此，驴和马不能划为同一种。种属相隔较远的杂交，如有时发生的狮虎杂交，其后代虽然能够生存，但不能生育传代。如果偶然这样杂交后代可以繁殖，这仅说明种的界限划分得不明确。整个人类都是同一个种——智人的成员。智人在风趣的拉丁语中意指“智慧人”。大概我们的祖先是能人和直立人（现已灭绝）。能人和直立人两者都归为同一个属——人（Homo）。但它们却是两个不同的种。可是直到最近还没有人试图作个恰当的实验，验证一下，假使能人和直立人同我们现代人交媾能否再生出有生育能力的后代。
　　古时，人们普遍认为，即使物种极不相同的机体相互交配，都能生育后代。希腊神话中传说，雅典王子提修斯杀死的那个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诺陶，就是公牛和女人交媾生的。罗马历史学家普利尼（Pliny）认为，驼鸟就是长颈鹿和蚊子交配的杂种（这可是个最新发现？！我猜测可能是雌长颈鹿和雄蚊子交配的杂种）。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有许多这样因缺少某些诱导而从未试探过的杂交。图1在本章中是要反复提到的。图中的实线表示几个主要生物分类最早出现的时间。当然实际存在的物种要比图中圆点标出的多得多。这些圆点表示地球生命史中陆续出现的成千上万个物种的特征，而这条曲线则表明这些圆点密集排列的特征。新近进化发生的主要物种一般来说是最复杂的。
　　一些有关机体复杂程度的概念，只有通过考察机体的行为才能弄清楚，即研究机体一生中，要完成多少种不同功能活动。机体的复杂性也可根据机体内遗传物质的最低信息含量推测出来。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很长，呈螺旋形，压缩成很微小的染色体。人的典型染色体就是由这样的分子组成的。由于它绕成螺旋形，这样它所占据的空间显然要比拆开时占据的空间小得多。这种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是由较小的构体块组成的，与楼梯和绳梯的侧面相似。这种构体块叫做核苷酸。它总共有四种，生命的语言，即我们的遗传信息，就是由这四种不同的核苷酸的序列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遗传的语言就是由只有这四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写成的。
　　生命这本书是丰富多采的。人的典型染色体的DNA分于是由大约五十亿对核苷酸组成的。地球上所有物种的遗传指令都是用同样语言和相同密码写成的。的确，共用的遗传语言就成了一条证据，证明地球上一切有机体都是共祖的，都是从四十亿年前生命起源的同一种场合进化来的。
　　任何电文的信息量一般均用称为比特（bit）的单位来表示。比特是二进位制的缩写，二进位制的一位所包含的信息称为一比特。最简便的运算模式不采用于位数（我们常用十位数是因为我们有十个手指这一偶然性所造成的），而是采用二位数：O和1。这样，任何直截了当的问题都可用单次的两位数0或1、是或否来回答。如果遗传密码以两个字母而不是四个字母的语言记入的话，那么DNA分子内的比特数将是核苷酸对数的二倍。既然现有四种核苷酸，那么DNA中信息比特数就是核苷酸对数的四倍。如果一个染色体有五十亿（5X109）个核苷酸，这样它就含有二百亿（2X1010）信息比特（象109这样的数学符号仅表示1后面跟若干个零，此例中是1后面跟9个零）。二百亿比特是多少信息呢？如果用现代人类语言记录在普通印刷书中，那么它的等值是多少呢？人类语言字母表的特征就是有20～40个字母，加上12个或24个数字和标点符号，这样64个可以来回替换的印刷符号就能足以满足这种语言的最大需要。由于26等于64（2X2X2X2X2），这样不要多于6个比特就能确定一个给定的符号。当我们做完一种20问的游戏后，我们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在这个游戏中，每一答案都相当于在是或否的问题上投入一比特。假设要问的印刷符号是字母J，我们通过下列程序确定它。
　　第一问：它是个字母（0）还是别的符号（1）？
　　答：是字母（0）。
　　第二问：它在字母表中的前半部（0）还是在后半部（1）？
　　答：在前半部（0）。
　　第三问：在前半部的13个字母中，它是在前7个字母内（0）还是在后6个字母中（1）？
　　答：在后6个字母中（1）。
　　第四问：在后6个字母（H、I、J、K、M）中，它在前8个字母内（0）还是在后8个之中（1）？
　　答：在前3个字母内（0）。
　　第五问：在字母H、I、J里，它是字母H（0）还是I和J中的一个（1）？
　　答：I和J中的一个（1）。
　　第六问：是I（0）还是J（1）？
　　答：是J（1）。
　　因此，确定字母J就相当于二进制信息001011。它不需要20问，而只有6问就够了，因而在这一断定中，仅需6比特就能确定某一给定的字母。由此可见；二百亿比特大约是三十亿（2xl010／6＝3x109）字母的等值。如果平均每个单词大致有六字字母，那么人染色体的信息量就相当于五亿（3x109／6＝5X108）单词。如果铅字印刷版书的普通一页上大约有三百个单词，这就相当于二百万页左右（5x108/3x102＝2x108）。如果一本标准书共有这样的页数500页左右，那未一个人染色体的信息量就相当于大约4000册书那么多（2xl06／5x102=4x103）。显然，我们机体DNA的核苷酸就好象一个庞大的情报资料图书馆。同样道理，要确定象人这样结构精致、机能复杂的对象，也需要同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简单的有机体复杂性较小，能做的事也少些，从而需要的遗传信息量也不会大。1976年登上火星的“海盗”登陆器，其电子计算机内的预先程序指令可达几百万比特，这样登陆器的“遗传信息量”稍多于细菌，但却大大地少于海藻。
　　图1中展示了各种生物DNA的最低遗传信息量。因为大部分哺乳动物的遗传信息小于人类，所以图1中表示的哺乳动物信息量要比人少。在一些生物分类里，如两栖动物，其遗传信息量在品种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有人认为，很多这种脱氧核糖核酸可能是多余的或不起作用的，所以图1只表示已知生物分类DNA的最低信息量。图1中带有满圈的实线表示不同生物分类含在基因内的信息位数。在地理资料中，也标明了这些生物分类的大约起源时间。由于某些生物分类的每个细胞的DNA量变化不定，所以这里仅表示出已知生物分类的最低信息量。这部分资料选自布里顿（Britten）和戴维森（Davidson）1969年的著作。带有空圈的虚线是表示对这些相同机体的神经系统和脑信息量进化的大体估量。两栖动物以及更低级动物的脑信息量都靠近图的左边。这里也标出了病毒遗传物质的信息位数。但病毒是否起源于几十亿年前，至今还弄不清楚，有可能病毒是新近进化的，是因机能退化而从细菌或<敏感詞>较精致的机体演变来的。
　　如把人的体外信息也包括在内（图书馆等），这一相应点就要大大地靠近图的右下边了。
　　从图上可以看出大约三十亿年前地球上有机体的信息量增长是惊人的，但此后遗传信息量增速缓慢。从此表还可看出，如果为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信息量大于几百亿（1010的几倍）的话，那么就会由非遗传系统提供信息。因为人的遗传系统发展速率是如此之慢，以至在DNA内根本找不到这种辅助生物信息源。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原料，它促使DNA分子遗传指令的特殊核苷酸序列发生遗传性改变。引起生物突变的因素如下：周围环境中的放射线；来自空间的宇宙射线；或者统计学机率上极为少有的自发核昔酸的自然重组合，化学链的自然断裂等。突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机体本身控制的。机体具有修复DNA结构上某种损坏的能力。例如机体内有查视DNA是否损坏的分子，当发现DNA内有异乎寻常的特殊变动时，这段DNA就会被一种分子剪刀切断，于是DNA也就修复了。但这种修复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这种突变如发生在我们手指表皮细胞的染色体内，在一个DNA分子中，这种突变对遗传就不会有影响。至少手指与种的延续是不直接相关的。那么值得考虑的应是作为有性繁殖的物质配子——精细胞和卵子的突变。偶尔有益的突变为生物进化提供了实用材料，如尺蛾从白色变成黑色的黑色素的突变。在英国的白桦树上通常就有这种尺蛾，白颜色为尺蛾提供了保护性伪装。在这种情况下黑色素突变并不是个有利条件，因为黑色尺蛾赤裸易见，易被鸟类吃掉，这种突变违背了自然规律。但由于工业的发展，烟灰开始覆盖了白桦树皮，情况被颠倒过来，只有黑色素突变的尺蛾才能幸存，这种突变又变成了有利于自然选择了。这样过一定时间后，几乎所有的尺蛾都变成了黑色，并将此种可遗传的变异传给了后代。如果英国的工业污染能得到控制，当然情况又会倒转，即向消除黑色素适应的方向突变，这种突变叉将有利于尺蛾的生存传代。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相互作用中，尺蛾绝不会“自觉努力”去适应变化了的外界环境，这个过程完全是无目的的，但在统计学上来看却是有意义的。
　　象人这样大的有机体大约每十个配子平均就有一次突变，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十的突变。即任何一个成熟的精子或卵细胞在决定下一代结构的遗传指令上将会有一种新的和遗传性变异，这些突变随机发生并几乎都是有害的。就象一台精密机器，随意改变操作规程反倒得到了改进的现象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的突变都是隐性的，也就是说不立即显露出来。然而，也有象某些生物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高突变率，即因遗传性DNA的一个较大的补体可产生一种反而不使人满意的高变异率。这是因为如果含的基因①较多的话，突变率太大，故障就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这是事实，那就应存在着一个大机体DNA可容纳得了的遗传信息量的实际上限。这样一来，大而复杂的机体，就其本身存在这一事实来说，也不得不有个具体的非遗传信息源，除人外，所有的高级动物的信息几乎都不存贮在大脑里。
　　
　　①在某种程度上突变率本身是受自然选择控制的，正如人们列举的“分子剪刀”一样。但很可能存在一种不能再降低的最低突变率。这样首先是为了进行相当多的遗传试验，以便对自然选择产生影响，其次则是为了在产生的突变之间进行平构，比如说，由于光线引起的突变和有成效的可能存在的细胞修复机制引起的突变之间的平衡。

　　什么是脑的信息含量？让我们考查一下关于脑功能的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吧。一种观点认为，脑至少是脑的外层——大脑皮层是等效的，脑的任何一部分功能可以被<敏感詞>的部分代替，不存在机能定位的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脑是很难传导相通的，特种的认识功能定位在脑的特定部位。我们从计算机的设计上得到启发，真理可能就介于这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之间。一方面脑功能的任何非神论观点都必须把生理学和解剖学紧密联系起来，脑的特异功能必然依附于特定的神经结构模式或<敏感詞>脑的特殊结构；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准确性和预防意外，我们预料到自然选择已发展了脑功能的大量多余信息。这点很可能从探索脑的进化途径中得到说明。
　　哈佛大学心理神经学家拉什利（Karl Lasheley）确切地证实了记忆存贮多余信息的存在。他用外科手术摘除了大鼠大脑皮质的重要部分，发现没有明显影响大鼠以往所学会的怎样走迷路的行为记忆。通过这样的实验证明，相同的记忆应定域在脑的多种不同部位。现在我们知道，某些记忆是通过一个称之为胼胝体的白质桥（Conduit）汇集在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
　　拉什利曾报道，当鼠脑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比如说百分之十切除后，没有发现鼠的一般行为有明显的改变。当然不会有人去询问鼠的看法了。但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问题，就应对鼠的<敏感詞>行为、寻找食物的举止以及掠夺回避动作等做详尽的研究。这种摘除术引起鼠的多种可以想象到的行为变化，这些变化对漫不经心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可能不会一目了然，但对鼠来说却是关系重大。比如说，手术后的大鼠对有吸引力的异性鼠也不那么感兴趣了；对正在迫近捕食的猫表现出无动于衷的神态①。
　　
　　①顺便说及，正如测验一个栩栩如生的动画片对美国人生活发生如何影响一样。试一试，反复阅读本段，文中凡有猫字的地方以鼠字代替，这样看一看你对那只遭到手术变得糊里糊涂的大鼠的同情心能否骤然增加。

　　有时通过实验可以证明，切除人的大脑皮质的重要部分或该部发生损伤，例如施用双侧前额切除术，或因意外事故，结果对人行为举止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但人的某些行为从外观或从内在思想上来看都不是明显的。人具有感性认识，也有象创造力这样罕见的理性认识活动。有关创造才能行为的联想，那怕很少一点，都得化费相当多的脑力。这些创造行为确实成为我们整个人类和文明的特征。许多人缺乏创造力，可是无论是脑损伤受试者，还是做此种研究的医生，都觉察不到他们缺乏创造力。
　　脑功能存有大量多余信息，已成了不可回避的事实，几乎可以肯定他讲，风靡一时的等效说是错误的，当今的大部分神经生理学家已经抛弃了这一假说。但从另一角度来讲，那种认为记忆是大脑整体功能的等效观点，尽管它的科学论据还很不充分，况且又处于试验之中，但是，对这种观点完全不给予考虑依我们来看也并非容易。而认为脑的一多半空间是无用的观点，是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可是要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这又完全站不住脚。既然脑的一多半没有功能作用，脑为什么还需要不断进化增大呢？实际上，这种论点的证据也少得可怜。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有时脑虽有许多损伤（一般都是在大脑皮质内），然而对行为并没有明显的影响，从此就得出脑的一多半没有功能作用的结论，显然这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第一没有把多余信息功能考虑进去，第二没有注意到人的某些行为是难以捉摸的这一事实。例如大脑皮层右半球的损伤可导致思想和行动的减损，但这些都属于非语言领域，就其定义来说，对患者或医生都是很难说清楚的）大脑功能定位的证据还是不少的。已发现大脑皮层下部的脑的特定部位同食欲、体姿平衡、体温调节、血液循环、精细运动和呼吸等有关。加拿大外科医生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对高级大脑活动作了研究，用电流刺激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试图减轻象精神运动性癫痫这类疾病症状。受试者主诉有一点片断的回忆，嗅到以往闻到的气味，听到一种声音，看到一种颜色，这一切都是由大脑内特定部位的微量电流刺激引起的。
　　在另一个典型病例中，切开患者颅骨，露出大脑皮质，将电流经过彭菲尔德的电极遇到患者皮质时，病人可以详尽地听到乐队的乐曲。如彭菲尔德没有通电，但他却对手术中完全清醒的患者说，他刺激了患者的大脑皮质，患者始终回答说，没有记忆痕迹。如不告诉患者就经电极向患者的皮质通电，记忆痕迹便开始出现或继续。这时，病人可以主诉，听到了乐曲的音调，或者一种熟悉的感觉，或者在其思维里重新出现很多年前演奏时的感受。与此同时病人又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手术室里同医生谈话，这与患者的上述感觉或感受又不相冲突。
　　有些患者描述这种倒叙宛如一场短梦，可是患者并没有做梦感受的典型征象。上述几乎全是癫痫病人的感受，但非癫痫病人很可能在类似的环境下也会出现相似的感性回忆。可是这一点尚未通过试验证实过。第三个病例，是用电流刺激与视觉有关的枕叶。患者主诉，他看见了飘飘飞动的蝴蝶，病人并从手术台上伸出手要去捕捉蝴蝶，似乎真有这种使人相信的事实似的。在类人猿身上也作了相似的试验，猿紧张地凝视着，似乎它在死死地盯着它面前一件东西，它的右手作了个快速捕捉动作，尔后非常迷惑不解地端详着它那空空的拳头。用电无痛地刺激人的大脑皮层的某些部位，能诱出一连串特殊事件的回忆。可是，若切断脑组织同电极的接触，记忆犹新。因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至少是人的记忆存储在大脑皮质内，一有电流刺激就可恢复记忆，而这种电流就是由脑本身产生的，这个结论是无可非议的。

阿克

如果说记忆是大脑皮质的整体功能，即一种动态回响，或者说成是脑整个组成部分的电流驻波图，而不是脑的个别部分的静态存储分布图，这样就能解释在脑的重要部分损伤后，记忆为什么还能残存的原因。但也有与此相反的论证。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杰勒德（Ralph Gerard）在密执安大学作了如下试验：首先训练仓鼠学会走回路，然后将其放在冰箱内冷冻到冰点，一种诱导式的冬眠，要使温度降低到动物脑中一切可探测出的电流活动全部中断时为止。假如说，记忆的动态观点是正确的话，此试验应能成功地消除仓鼠跑迷津的一切记忆。事实相反，仓鼠记忆尚存。看来记忆是定位在脑的特定部位，脑在损伤后，记忆仍然存在，这一定是静位记忆痕迹在脑的不同部位多余储存的结果。
　　变形的身体模型图说明大脑皮质中有多少注意力集中到机体的各种不同部位，所展示的部位越大说明这部分越重要。图的左半部是大脑皮质展示的身体部位接收神经信息的感觉区；图的右半部是脑通向机体的神经冲动传递的对应图。图2是彭菲尔德的感觉区和运动区的大脑皮质机能定位图。从图中可见，脑的大部分区域都用于控制手指（特别是拇指）、口和<敏感詞>语言器官。正是这些器官，在人的生理学中才根据人的行为把人和动物加以区别开来。没有语言，我们的知识和文明不能发展；没有双手，我们的技术和业绩也永远不能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说，运动皮质图是对人的特点准确生动的描述。当前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就是机能定位的论述。在一组精密的试验中，哈佛医学院的哈布尔（David Hubel）发现存在特殊脑细胞的网状结构。它们是水平位细胞、垂直位细胞和对角位细胞。这些细胞能有选择地对各个方位觉察到的影线进行应答，但每种细胞仅在觉察到的相应方位线上才能发生兴奋。至少，某些抽象思想的萌芽是由这些脑细胞引起的。
　　大脑皮质特定区域处理特殊的感性认识、感觉和运动功能。这些区域的存在意味着在脑重和智力间不需要有完整的相互关系。显然脑的有些部位要比<敏感詞>部位重要。根据现存的记录（公开发表的资料）；脑最重的人是克伦威尔（Olive Cromwell）、特吉纳夫（Ivan Turgenev）和拜伦，这些人都是非常聪明的。艾伯特&middot;爱因斯但虽很聪明，但他的脑量并不很大。弗朗斯（Anoctole France）比好多人都聪明伶俐，但他的脑仅是拜伦脑重的一半。刚生的婴儿其脑重／体重比率是相当高的（大约是12％）。人脑，尤其是大脑皮质在初生头三年&mdash;&mdash;这个最快学习期内生长迅速。到六岁脑重就可达到成人量的90％。现代人平均脑重1375克左右（几乎有三磅重）。既然脑的密度同整个人体组织一样，大约等于水的密度（每立方厘米重1克），这样脑的容积就是1375立方厘米，不到一升半（一立方厘米体积大约有成年人肚脐那么大）。
　　不过现代女人的脑要比男人轻150克左右，如果把女人抚养孩子癖好考虑进去，就没有明显证据能说明男女之间还有总的智力差异，因为人的150克脑重肯定是无关紧要的。况且，不同人种的成年人脑重也不一样（一般来说，黄种人的脑要稍大于白种人）。既然证实了在相同的条件下智力不存在差异，所以相似的结论也就随之产生。拜伦脑重2200克，弗朗斯脑仅重1100克。脑体积上的差异表明，在一定范围内几百克的差额，对于脑的功能来说大概是无关紧要的。畸形小脑——天生过小的脑，这种成年人的认识能力大量丧失。典型畸形小脑者的脑重只有450克到900克重，正常的新生儿标准脑重为350克，1岁幼儿脑重大约是500克。当我们考查一个比一个小的脑重时，会很明显地得出如下结论：同正常的成人脑相比，如脑重过小其功能也一定会受到严重损害。
　　况且，在脑重（或者说脑体积）和人的智力之间存在着统计学对比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一一相对的，不象拜伦——弗朗斯脑重相比看得一清二楚。固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通过测量某个人的脑体积大小，从而来判定此人的智力好坏。但是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进化论生物学家范.瓦伦（Leigh van Valen）所指出的那样，现有的资料已提供了脑体积和人智力间相当完整的平均对比关系。这是否意味着脑体积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将导致智力的高低呢？在脑体积和智力间没有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如果说如营养不良，尤其是在子宫内和婴儿期的营养不足将能引起脑体积过小，从而造成智力偏低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范.瓦伦指出，脑体积和智力间的对比关系，要远远胜过众所周知的受营养不足影响的身高或成人体重同智力间的对比关系。毫无疑问，营养不足可以降低智力。因此除这方面影响外，似乎应有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体积绝对大的脑趋向产生较高的智力。
　　在考察新的智力区时发现，可对脑体积进行数量级估计，但不必要高度精确。这对勾画问题轮廓和指导今后的研究是有用的。在研究脑体积和智力间联系的问题时，想要统计每立方厘米脑功能的具体数字，这显然远远超越了现代科学的能力。但可不可以有一个粗略的大致的方法算出脑重和智力的关系呢？
　　因为女人的脑重小已成体系，况且女人的体重也比男人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男女间脑重差异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既然受控机体较轻，脑重相应小些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就暗示出，计算脑重／体重比率是一种比单纯测量绝对脑重较好的测定智力方法。
　　图3所示为各种动物的脑重和体重。鱼和爬虫类同鸟类以及哺乳类有着显著的区别。就脑重／体重比率而言，哺乳动物的脑重一贯是较高的。哺乳动物的脑要比在体积上与其类似的现代爬虫动物的脑，重十到一百倍。哺乳动物和恐龙的差异就更引人注目了。这种差异虽然大得惊人，但却是完全成规则体系的。人属于哺乳动物纲，因此可能对哺乳动物和爬虫动物的相应智力存有某些偏见。但哺乳动物的智力同爬虫动物相比，确实是较高的，在这一点上证据确凿，并且是令人信服的。这里也提到了引起人们兴趣的例外，有一种和小型驼鸟相似的白垩纪晚期恐龙，称之似驼龙。由于它的脑重／体重比率大大超出了爬虫类，所以只好将其归入地区图表里，否则它是介于大型鸟类和低等哺乳动物之间的一种生物。进一步探究这种生物是非常有趣的。加拿大国立博物馆古生物部主任拉塞尔（Dale Russell）已对这种动物作了更详尽的考察和研究。在图3中也可看出包括人这个生物分类的灵长目动物已同<敏感詞>哺乳类截然区分开了。但还缺少系统性，灵长目动物平均脑重要比相同体重的非灵长目哺乳动物大2～20倍。
　　如果要详尽研究这一图表以便把一些特殊的动物区分出图4所展示的机体中，就体重而论，脑重最大的动物是智人，占第二位的是海豚①。另外，从其行为上也可证实，至少人和海豚是地球上智力最强的机体，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是沙文主义的。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了脑重／体重比率的重要性。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杰里森是当代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杰里森也曾指出，在这个相互关系中总有一些例外，例如欧洲微小的鼩鼱，其脑重与体重比是0.1克比4.7克，这是人的范围内的较大比率。我们知道即使脑的功能再简单，仅是一些辅助性功能也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脑重。但是我们还不能预料这种脑重和体重的相互关系是否也适用于最小的动物。
　　
　　①按脑重／体重比率这一判断标准，鲨鱼是鱼类中最灵敏的。此点与鱼类生态学环境是相符合的。因为捕食者必须比草食者浮游动物聪明。在脑重／体重比率增长上，以及脑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协调中枢的发育上，鲨鱼的进化与陆上高级脊椎动物的进展是并驾齐驱的。

　　海豚的近亲，成熟的巨头鲸的脑重几乎达9000克，是人平均脑量的6．5倍，这在脑的总重中也是少见的，但其脑重／体重的比率就小得可怜了。然而身躯庞大的恐龙的脑重又只是巨头鲸的百分之一。鲸鱼要这么大的脑做什么？是否巨头鲸还有思想、见解、艺术、科学和传说呢？如果不考虑行为，只考虑脑重和体重比率，井以此作为判定各种动物相对智力的标准，往往是较为准确的，这正是物理学家所说的那种颇受欢迎的第一近似值。如果说不是人祖，至少是人的旁系亲属——南方古猿也具有对其体重来说体积较大的脑。这一史料可供未来参考。和同种的成年者相比，头颅较大的婴儿和小动物，对人们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我不知道此种兴趣是否来源于我们对脑重／体重比率重要性的下意识的了解。
　　到现在为止，论述的资料表明，哺乳动物是从二亿年前的爬虫动物进化来的。这种进化总是伴有脑体积和智力上相应明显的增长，同样表明，人是几百万年前的灵长目动物进化来的，这一进化也是以脑的更加惊人的增长为特征的。人脑（除似乎与认识功能无关的小脑外）含有大约100亿称之为神经元的开关元件（小脑位于脑后部，在大脑皮层之下，另含有100亿神经元）。神经元或神经细胞能产生出电流。意大利解剖学家高尔瓦尼（Luigi Galvani）正是通过和利用这个办法来发现电的。他发现电流冲动一传导到青蛙的下肢，下肢就必然发生抽动。因此动物的运动（活动）从最深的意义来讲是由电引起的。这种观点虽普遍能为人们接受，但这顶多不过是部分真理。沿神经纤维传导的电冲动通过神经化学的中介物，引起了这种肢体关节运动。而这种电冲动是在大脑里产生的。不过要追溯现代的电学和电力与电子工业的起源，可看成是来源于十八世纪的电刺激青蛙抽动实验。
　　事情发生在高尔瓦尼后的几十年，有一组从事文学创作的英国人，因险恶严酷的气候被困搁在阿尔卑斯山中，他们争先恐后地编写极端恐怖小说。他们当中的谢利（Mary Wollstoneeraft Shelley）编著了一部现代闻名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医师的畸胎》。据说这个畸胎就是用强电流救活的。从那时起恐怖凄凉的哥特式小说和恐怖电影的主要情节都围绕电气设备来进行构思，其基本思想就是高尔瓦尼的观点。这些想法虽然都是虚构的，但这种思想却逐渐巧妙地潜入许多西方语言，如我写此书所用的语言——英语。尽管已有证据表明，某些特殊记忆和<敏感詞>感性认识活动可能存储在脑的特殊分子内，如在核糖核酸和小分子蛋白质内，但大部分神经生物学者认为，神经元是脑功能活动的有效组成成分。脑的每个神经元大部含有10个精神胶质细胞（来自希腊字“glue”——胶），它们为神经元结构的支架提供了保证。人脑中每个神经元有1000～10000个突触，即同邻近神经元毗连的神经键［许多脊髓神经元似乎有10000个左右神经突触，那种所谓的小脑浦肯野氏细胞（存于小脑皮层的中层内——译注）所含的突触数目可能还要多，脑皮质中的神经元键数大概小于10000个]。假如每个神经元突触都能应答是或否这样的基本问题，象电子计算机的开关元件那样，这个是或否答案的最大值即信息位大约可达1010x103＝1013。10万亿位（假如每个神经元我们用了10000个突触，那就是100万亿位，1014位）。某些此类突触也一定含蕴着同在<敏感詞>突触中所含有的相同信息量。某些突触与运动原（指肌肉、运动神经或中枢——译注）和<敏感詞>非感性认识的活动有关。某些突触可能仅仅是一种等候新的信息振颤通过的空间缓冲剂。
　　在每个人头脑中如仅有一个应答极度迟钝的突触，那我们就能有两种精神状态。如果我们有两个突触，那么就有22=4种精神状态。如有3个突触，那就是23＝8种精神状态。人脑的特点就在于有10万亿（1013)突触。这样，人脑的不同状态数是之的1013幂，也就是2自乘到1013次。这是个难以想象的惊人数字。这个数大大超过整个宇宙中基本粒子（电子和质子）的总数，基本粒子的总数远远小于之自乘到1000次。正因为这种巨量的脑功能的不同构型，两个人，甚至是一对完全一模一样的孪生子，也不会完全相象。这种大量的不同构型也能解释人们的某些不可预料性，这也是有时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惊讶的根源。确实面对这些数字，人们渴望知道人的行为还有没有规律性。这个问题答案应是：所有脑状态并非已经全部都搞清楚了。在人类历史中，可能还有大量的神经构型从未被人探究过，甚至从未一瞥过。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人都各不相同，而所谓个人生命的神圣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伦理学的后果。
　　近年来已清楚地知道，在脑里有微型电路，在这个微型电路中，神经元能够应答是或否问题的范围，比电子计算机开关元件还要广泛得多。这种微型电路虽然异常微小（其典型的尺寸大约是万分之一厘米），但却能敏捷地处理数据，它们能对兴奋一般神经元所必需的大约百分之一伏电压发生应答，因此，这种应答是比较精细敏锐的。此种微型电路有点符合我们平时对动物复杂性的看法，这种复杂性的绝对和相对界限达到了最大值。近来在人的胚胎学中，对微型电路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微型电路的存在表明了，智力可能不仅是高度的脑重／体重比率的结果，同时也是大量的脑开关元件功能特化的结果。微型电路使脑可能存有的状态数比我们以前计算的还要多，这样也就大大增强了每个人脑的惊人的独立性。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途径——内省地探讨人脑信息量问题。试想一下童年时的视觉记忆，详尽考察你的视力情况。想象它是由象报纸传真照片那样一群细点组成的，而且每个圆点都有一定的颜色和亮度。现在你要问，如表征每个圆点的颜色和亮度需要多少信息位？构成这幅可以回忆起来的图象需要多少圆点？在你头脑的视力内，要回忆起所有的图象细节需多长时间？在这一内省中，在任何时刻你都会把焦点集中在很小的图象部分。你的视界是有限的，当你投入所有这些数字时，你就能讲出大脑所处理的信息速率（比特／秒）。当我做此种计算时，我就说出我的大脑处理的峰值速率大约是5000比特／秒①。
　　
　　①在一个水平面上水平地构成一个180度的角。观察月亮的径向视角是0.5度。我想要能看到月亮上的细节，在径向上要分成12个象点。这样我的视力就可大约解决0．5／12=0．04度。比这再小的任何东西我就看不见了。我头脑中的观察力以及我真正的视力的瞬时视界似乎每一边都有2度，困此在任何指定时刻，我所能见到方块图象包括有（2/0.04）2=2500象点，与传真照片的圆点相对应。为了表征所有可能存在的灰影和此种园点的颜色，每个象点需要大约20比特。这样要描画出我所见的小图象就需2500x20即50000比特左右，画出这个图象所花时间大约为10秒钟，这样我处理速率的感觉数据大概不大于50000／10＝5000比特／秒。为对照起见，我们看看“海盗”着陆器的照像机。它的析象清晰度是0．04度，每个象点仅需6比特来表征亮度，并通过500比特／秒速率的无线电波直接传送到地球上。脑神经元产生大约25瓦特的功率，这个功率仅能勉强打开一个小白炽灯。这样“海盗”登陆器要传送无线电通讯和完成<敏感詞>活动就需要有大约50瓦的总功率。

　　这种最常见的视力回忆都集中在形成图象边缘和由明到暗轮廓鲜明的变化上，而不是在中等亮度的轮廓上。例如青蛙注视东西时，总对亮度梯度有很大的偏向。大量的证据表明，相当常见的详细记忆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形状的边缘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事例就是人的空间图象立体结构实验。用一只眼回忆图象，另一只眼观看着图。汇集这一立体图象需要10000象点的记忆。
　　我醒着时，从不进行视觉图象回忆，也从不连续不断地对人或物进行紧张而细腻的端详。也许我一生中有百分之几的时间是从事那种工作的。我的<敏感詞>信息通道——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传送速率是很低的。我推断我的头脑处理的平均数据速率大约是5000／50＝100比特／秒。假如我的回忆是完美无缺的话，在我过了60岁以后，我在视觉和<敏感詞>方面的记忆总计会达到2x1011，即2000亿比特。这个数字要比突触即神经键的数目小，但不是小得很多（固为除了回忆外，脑还要做更多的工作）。这也表明神经元确实是脑功能活动的主要开关元件。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茨韦克（Mark Rosenzweig）和他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同事们，做了一系列学习期间脑变化的实验研究。这一实验是卓有成效的。他们训养了两种不同种群的试验鼠，一种放在单调重复贫乏无味的环境中，另一种则生存在生气勃勃丰富多样的环境中。后一种群的试验鼠的大脑皮质厚度和脑重上都表现出惊人的增长，同时在脑的化学结构上也伴有变化。成年鼠和幼鼠都有这种增长，这种试验说明生理变化与智力的经验是同时发生的，并表明可塑性是受形态结构控制的。既然较大较厚的大脑皮质可以使未来的学习更轻松容易些，从而就能推断出丰富多采的环境对儿童的重要性。
　　这意味着，学习新事物同形成新突触或激活濒死的老突触是一致的。伊利诺斯大学美国神经解剖学家格里诺（Willian Greenough）同他的合作者已得到这一结论的证据。他们发现，在实验室里，经几周学习训练后,在鼠的大脑皮质中增加和发展了那种形成突触的新神经分枝。另一群鼠虽经相同处理，但未经类似训练，就显露不出这种神经解剖上的新奇变化，要构成新的突触就需合成蛋白质和核糖核酸分子。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分子都是于学习期间在大脑里生成的。许多科学家认为，学习就含蕴在脑的蛋白质或核糖核酸内，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是，新的信息贮存在由蛋白质和DNA依次构成的神经元中。
　　存储在脑里的信息密度有多大？现代使用的计算机的典型信息密度大约是每立方厘米一百万比特。电子计算机的总信息量除以计算机的体积所得的数值，正象我们估计的那样，在比1000立方厘米多一点的大脑里约含1013比特，人脑的信息量可达1013／103＝1010，即大约为100亿比特／立方厘米。所以尽管计算机体积较大，但脑的存贮信息密度要比计算机大一万倍。换句话说，电子计算机要处理人脑这么多信息量，在体积上就得比人脑大一万倍。
　　现代电子计算机可以处理的信息率为1016～1017比特／秒。人脑同计算机的峰值速率相比就要慢100亿倍。尽管脑的总信息量是如此小，处理速率又是这样低，但人脑要比最好的电子计算机完成的工作还要多，而且还卓有成效。可想而知，脑的“组装”和“配线”就需要格外精细了。
　　动物的脑神经元数并没有象脑体积本身那样成倍增长，这方面增长很慢，正如我们所估量的那样，人脑体积如不把小脑计算在内大约是1375立方厘米，在这么大体积的人脑内有100亿神经元并含有大约1013（10万亿）比特。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附近的国立精神保健研究所实验室里，我还保存着一个家兔的脑。它的体积大约是30立方厘米，中等萝卜那么大，相当于几亿神经元和几千亿比特，这么大的脑就能控制用力咀嚼莴苣、抽动鼻子以及成年兔的调情等动作。
　　既然象哺乳类、爬虫类或两栖类这样的生物分类包括有脑量大小截然不同的各种各样动物，因此我们不可能确切地估量出每类有代表性的动物脑神经元数，但是我们可以估计出图1中所提出的平均值，这些粗略的估计表明人脑的信息位要比家兔大100倍左右。我不晓得这是否就意味着人要比家兔聪明100倍。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论点（当然更无法理解100只家兔和一个人一样聪明的说法了）。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进化时间来比较贮存在机体的遗传物质和脑内信息量的逐步增长情况。图1中两条曲线交叉处的时间是在几亿年前，当时脑的信息量只有几十亿比特。石炭纪时，在水汽濛濛的丛林里，世界上首次出现了一种脑内信息大于基因信息的生物体，这就是早期爬虫。假如我们在一个已采用了先进技术的时代里见到它，决不会认为它是异常聪明的。但是在生命史上，它的脑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随着哺乳动物的出现以及象人类一样的灵长目动物的诞生，在脑进化中两次相继的飞跃大地促进了智力的进化。自石炭纪后，生命史上有许多事件可以说明脑对基取已逐步地(肯定不是完全地）取得了优势。

阿克

三、三位一体的脑
鱼脑不重，但鱼类和比它低等的无脊椎动物都有一条脊索或脊髓。原始的鱼类在脊髓前端有一个小小的隆起，这就是鱼脑。较高级的鱼类的隆起变得更大些，但仍然不重于1克或2克。这个隆起相当于高等动物的后脑，或脑干以及中脑部分。现代鱼类的脑多半为中脑，前脑极小。现代两栖类和爬虫类的脑则恰恰相反（见图5）。最原始脊椎动物的头骨化石内模显示，现代脑的主要部分（如后脑、中脑和前脑）业已形成。五亿年前，在原始沧海里邀游着一种鱼类动物，名叫甲胄鱼（Ostracoderms）和盾皮鱼（Placoderms）。现在仍可以辨认出来，这种动物脑的主要部分与现代脑是相似的。但它们的相应体积、各部组成意义及其早期功能肯定与现代的脑截然不同。有关脑后来进化最引人注目的见解，就是叙述覆盖在脊髓、后脑和中脑上面的另外三层连续堆积及其功能的特化。脑的每一步进化都保留着原有部分，但其功能必须被新层控制，同时具有新功能的新层又增殖出来。国立精神保健研究所脑进化和脑行为研究室主任麦克莱恩（PauIMaclean）是当代这一论点的主要阐述者。麦克莱恩著作的特点之一是包罗万象。他研究了从蜥蜴到鼠猴多种动物；另一个特点是，他和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这些动物的<敏感詞>行为和<敏感詞>行为，以便扩大成果，弄清脑的哪些部位控制着哪种行为。
　　带着粗鲁面部表情的鼠猴却有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常常表现在它们相互致意的时候。雄猴龇牙咧嘴、喀啦喀啦摇晃笼子铁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翘起腿，裸露出勃起的<敏感詞>。这种行为在现代人公共场合里彼视为极端野蛮的行为，而在鼠猴群落中，却是一种相当精细的行为，并用于表明其占有优势的等级地位。
　　麦克莱恩发现，鼠猴的一小部脑损伤能制止这种行为出现。与此同时，大量的他种行为包括性和好斗行为则不受任何影响。损伤中所涉及到的部分是前脑的最古老部分，是人和<敏感詞>灵长目、哺乳类和爬虫类祖先所共有的部分。非灵长目哺乳类和爬虫类动物类似的定型行为似乎都控制在脑的这一相同部位。如爬虫这一组成部分受到损伤，除这种定型行为外，象行走或奔跑等自动型行为都可能减弱。
　　经常发现灵长目动物性的行为同所处的支配地位有关。在日本的猕猴中还保留着<敏感詞>等级。日常的交配活动又在不断地加固这一等级差异，地位低卑的雄猴对动情期的雌猴表现出谦卑而又富有性的柔情，并有礼貌地让身份较高的雄猴首先交配。这种交配活动是常见的，但却又是敷衍了事的。似乎没有什么性的内容，只是作为一种表明在这一复杂的<敏感詞>集群中各自所处不同地位的通俗象征。
　　当研究鼠猴行为时，我们考察了名叫卡斯珀的雄猴。它在这个集群中占支配地位，又是最活跃的表现者。尽管它表现在生殖方面的求偶夸耀行为要占整个集群此种行为的三分之二，但它主要是在雄性成猴面前显耀自己。从未见过卡斯珀与雌猴的交配行为。事实表明，它的主要动机是建树支配地位，对它来说寻求性欲满足的动机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也说明，当两种功能活动可能涉及到同一器官系统时，它们却是完全独立的。研究这一集群的科学家们断定：就组群等级而论，生殖表现被看成是最有成效的<敏感詞>标志，并已被定型化了，好象具有“我是主”的含意。这很可能源于性活动，但主要用于<敏感詞>交往，与单纯的生殖活动是有所区别的。换而言之，生殖上的求偶夸耀行为是一种来源于性行为，但用于<敏感詞>目的而不是生殖意图的定型行为。在1976年的电视谈话中，节目的主持人询问一名职业足球队员，如果你们队员在更衣室内都赤身<敏感詞>，是否感到难为情？他马上回答：“不，个别队员和打水的人除外，我们都很坦然，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正如平常我们相互在说，‘伙计，让我们看看你穿了些什么’时一样轻松自如。”
　　各种研究证实了性、攻击和支配地位之间存在着行为与神经解剖结构的联系。狮虎和<敏感詞>动物交配定型行为在早期是很难跟打仗行动区分开来的。驯养的狮虎有时呜呜吼叫，用其爪慢慢地搜索着室内物品或轻轻地抚摸着人的皮肤，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事。用性来建树和保持支配地位时常明显地见于同性恋和异性恋常例中（当然不是此类惯例中的唯一因素），同时也表现在许多猥亵的言词里。攻击这个动词在英语和<敏感詞>语言中是最常见的。动物往往把攻击行为看作是非凡的愉快。在考察“Agression”这个动词的来源时，发现它的英语形式可能来自德语和中古荷兰语动词“Fokken”，意为攻击。这个词在<敏感詞>方面的费解用法可以理解为猕猴象征语言的等同动词，只是句首的主语“我”字没有说出来，但双方还是理解的，这种做法和<敏感詞>许多类似的表达方式好象同原始人的交媾定型行为一样。但据我们看，原始人的这种行为可能比猴出现得更早，这要倒回几亿年的地理时间。
　　根据鼠猴试验，麦克莱恩发展了被他称之为三位一体脑结构和脑进化的具有脸力的脑模式。他说，我们是通过三种完全不同的智力观点来观察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脑的三分之二是没有语言能力的。麦克莱恩认为，人脑就象三台有内在联系的生物电子计算机。每台计算机都有自己的特殊智力、自己的主观性、时间空间概念、自己的记忆、发电机和<敏感詞>功能。脑的每一部分都能适应单独较大范围的进化。据说脑的三个组成部分在神经结构和功能上都是有区别的，它们的神经化学递质多巴胺和胆碱酯酶的含量完全不一样。最远古时人脑组成部分是脊髓、构成后脑的髓质和脑桥以及中脑。麦克莱恩把脊髓、后脑和中脑统称为神经框架。它含有生殖和自身保护的基本神经结构，包括心脏调节、血液循环和呼吸等结构，鱼和两栖动物的脑基本如此。如果按麦克莱恩的观点去解释，那么丧失了前脑的爬虫动物或较高等动物，就象一辆无人驾驶的车辆，没有方向目标，也无法开动。
　　我认为癫痫大发作，实质上可以看成是由于脑内电暴丧失了脑认识功能的驾驶者造成的。此时患者除神经框架外完全处于瞬息无效状态。这种损伤使受残者暂时又回到几亿年前的状态。我们至今还使用古希腊人对疾病的命名，古希腊人认识到了疾病的深奥特性，但他们却把疾病说成是上帝给予的惩罚。
　　麦克莱恩对三种神经框架的驾驶者进行了分门归类。它们之中的最古老部分都围绕着中脑（中脑主要由神经解剖学家称为的嗅觉沟回、层状体和苍白球等三部分组成）。中脑是我们同哺乳类和爬虫类共有的，它很可能是从几亿年前进化来的，麦克莱恩把它称之为爬虫复合体（R-complex，相当于蚯蚓部——译注）。围绕着爬虫复合体的是边缘系统，之所以这样命名是日为它毗邻在大脑皮层下（我们的臂和腿称作四肢，四肢对机体其余部分来说是边缘）。边缘系统是我们同哺乳动物共有的，也是我们同爬虫类共有的，但不那么完善精细，这大约进化了一亿多年或五千万年以上。最后就是覆盖在脑的其余部分上的显然是最新进化的堆积物——新皮质，同高级动物和灵长目动物一样，人的新皮质相当大。越发达的哺乳动物其新皮质增长越大，新皮质进化得最出色的是人（还有海豚、鲸鱼），这大概已有几千万年的进化史了。可当人出现后的近几百万年大大加快了这一进化速度。图6展示的是人脑示意图，三种当代哺乳动物的边缘系统和新皮质的对比在图5中已展示过。三位一体脑的观点同上章研究过的脑重与体重比率而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一致的。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特别是人）的出现总要伴随着脑在进化上的大范围飞跃。
　　很难通过改变脑的深层组织结构达到进化。深层的任何变化可能都是致命的，但是通过在旧系统上面增殖新系统可以达到根本的变化。这使人想起了十九世纪德国解剖学家黑克尔（Ernst Hacckel）称之为重演的学说。这个学说经历了不同时期学术上的肯定或否定。黑克尔认为，在胚胎发展中动物趋向于重复或重演我们祖先在进化中所遵循的程序。确实胎儿在子宫内发育中，在尚未呈现出人形之前,经历了同鱼、爬虫动物和非灵长目哺乳动物非常相似的阶段。胎儿在鱼的阶段时还存有鳃裂。鳃裂对于依靠脐带得到滋养的胚胎来说是绝对无用的。在人的胚胎学中，脐带是完全必要的。既然鳃裂对我们的祖先是必不可少的，在变成人时胎儿经历了鳃裂阶段。胎儿的脑也是由内向外发展的，并大致经过下列顺序：神经框架，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和新皮质（见图29人脑的胚胎发育）。
　　重演的原因可理解为：自然选择对个体起作用，对种不产生影响，更不能影响受精卵和胎儿，这样一来新的进化变异都要出现在产后。胎儿可能具有象哺乳动物鳃裂这样的特性。鳃裂在胎儿出生后是完全无用的。由于它对胎儿没有什么严重影响，而且在出生前就消失了，所以鳃裂在胎儿时期保存下来是无关紧要的。人的胎儿鳃裂不是古代鱼的遗迹，而是鱼胚胎的遗迹。许多器官系统不是通过增加或保存的方式，而是通过变更旧的系统进展的。例如，把翅变成腿，腿变成鳍状肢或翅膀，或脚变成手、再变成脚，皮脂腺变成乳腺，鳃弓变成耳骨，鲨鱼鳞变成鱼牙等等。引起这种增殖和保留原有结构功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新旧功能的同时需要：二是因为无法把符合幸存者的旧系统保留下去。
　　阐明这种进化本质的例子是很多的，几乎是随手可取。现在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考究一下植物为什么是绿色？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利用太阳光谱中的红光紫光来分解水，生成糖类和植物体中的<敏感詞>物质。太阳辐射的光谱中，黄光和绿光要多于红光和紫光。但以叶绿素为光合作用色素的植物排斥了最为丰富的光线黄光和绿光。许多植物看来“注意”到了这点，但是已经为时过迟了，因为它们已经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适应变化。现在已有了反射红光吸收黄绿光的<敏感詞>色素，如类胡萝卜素，藻胆色素，真是尽善尽美，应有尽有！但是否有了新的光合色素植物就抛弃了叶绿素呢？图8展示了红藻的光合作用，植物的条纹结构里含有叶绿素，紧贴着这些条纹的小球含贮着使红藻呈现红色的藻胆色素。这些植物一成不变地把从绿光黄光中获取的能量传给叶绿色素，叶绿色素尽管不能吸收光，但它能在所有植物的光合作用中起到沟通光和化学过程之间的间隙作用。这样大自然就不可能抛弃叶绿素而再用更好的色素取代之。叶绿素已经纵横织成了生命之帛。具有附加色素的植物确实是多种多样的，附加色素更有效用，但叶绿素还是起作用。尽管它的可信赖性有所降低，它仍是光合过程中的核心。我想脑的进化也是如此进行的。脑的深层和古老部分仍然在起作用。
　　1．爬虫复合体
　　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应想到人脑的爬虫复合体在某种意义上还执行着恐龙的功能，人脑的边缘皮质还存在着美洲狮和树獭的思想活动。毫无疑问，脑每进化一步都伴随着脑的原有组成部分的生理学变化。在中脑等部位一定能见到爬虫复合体的进化。我们还知道，脑的多种功能控制在脑的不同部位。假如新皮质下的脑组成部分没有相当大的扩延，仍执行远古祖先头脑的功能，我们就会为此而感到惊慌失措。
　　麦克莱恩指出，爬虫复合体在攻击行为、保卫领域、礼仪和建立<敏感詞>等级差异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偶尔也表现出更高的功能，但在我看来上述作用恰恰是现代人在官场中多种<敏感詞>行为的特征。当然这并不否认新皮质在美国参议两院<敏感詞>会议中所起的作用。不管怎么说，礼仪上的大量交往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因而最终还要归结于新皮质的功能。究竟有多少区别于我们所说所想的实际行为可用爬虫的术语描述，这是引人入胜的。我们平时经常谈到“冷血”动物，就是指爬虫而言。
　　美国哲学家兰格（Susanne Langer）风趣地描述了这种思想部分的超前作用，写道：“人生是充满礼仪的，渗透着动物习俗的。生命是理智和礼仪、知识和宗教、散文和诗歌、事实和幻想的综合体。礼仪象艺术一样，它是人日常经验抽象的总结。礼仪不是在脑的古老部分，而是在皮质内产生的，一旦新皮质发育成人的状态，这种礼仪就成了皮质的基本功能了。”从各种资料来看，爬虫复合体是脑的原始部分，这看来已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了。我想进一步了解爬虫动物的脑对人行为影响这一论点的<敏感詞>含意。假如官僚<敏感詞>的行为彻底地受爬虫复合体控制，这是否就意味着人的未来是没有希望了呢？人的新皮质约占脑重的85％，同脑干、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相比，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特征。神经解剖学、<敏感詞>历史和内省，这一切都提供了证据，证实人类完全能够<敏感詞>沉溺于爬虫脑的每个冲动的强烈欲望。如美国“人权法案”不可能不经大脑思考，而只是靠爬虫复合体记录构想出来的。我们人能<敏感詞>那种一味盲从地遵循遗传学上的既定行为，这正是我们高于他种动物的不同之处，也恰恰是我们的可塑性和漫长童年的特点。如果把三位一体脑看成是人类如何正确活动的楷模，然而却忽略人的本质组成部分，尤其是忽略我们人的礼仪和等级制度行为，那是没有什么益处的。相反，这种模式应能帮助我们理解人是怎么回事（我不敢断言，许多精神病，即青春期痴呆的精神分裂症的礼仪行为是否是由于爬虫复合体内的某些中枢活动过度的结果，或是由于起抑制爬虫复合体功能的大脑新皮质部位障碍造成的。同样我也不知道青少年常见的礼仪行为是否是因其新皮质还不完全发达的结果）。
　　在一次奇妙的旅行中，切斯特顿（Chesterton）写道：“你可以摆脱外国的法律约束，但你逃脱不了事物本身的自然法则。不要尽做那种振奋人心的三角越狱。如果三角形超越了它的三条边，那它就要有个悲惨的结局。但不是所有的三角形都是等边的。调整三位一体脑的每个组成部分的相关作用，这完全是我们能够办到的。”
　　2．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看来是产生激情，即特别激动的情感部位。这使人立即想起关于爬虫复合体的另一种看法：它的特点并不表现于极为矛盾的强烈感情，而是对受其基因和脑支配的某些行为表现出顺从平静的默许。
　　边缘系统的电流放电有时能引起同精神病相似的症状或引起因服幻觉药而出现的类似症状。事实上许多治疗精神病药物都作用在边缘系统上。可能边缘系统能控制兴奋、恐惧以及多种人所特有的又往往是难以捉摸的感情。
　　垂体，这个影响<敏感詞>腺体、控制人的内分泌系统的脑垂体是边缘区的本质部分。因内分泌不平衡造成情绪波动的特性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边缘系统同思维状态联系的重要启示。在边缘系统里有一种很小的杏仁状的内含物，叫做杏仁体，它和攻击、恐惧行为息息相关。电刺激杏仁体可以激起温顺的家畜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和狂燥状态。当杏仁体切除后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猫发现小白鼠也要吓得发抖；反之，象山猫这种本性凶猛的动物倒变得温顺起来，容许人们喜爱抚摸。边缘系统机能失常的人可以产生无缘无故的狂怒、恐惧和脆弱感情。常态的过度刺激可以产生同样的后果：患这种病的机体出现不适当的莫名其妙的感觉，他们被看成疯痴。
　　至少象脑垂体、杏仁体和下丘脑这些边缘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确定感情作用是由小分子的激素蛋白质形成的。这种蛋白质由上述组织分泌出来，井影响脑的<敏感詞>区域。大概人所共知的是脑垂体蛋白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它可直接影响到可见的象滞留、焦虑、注意力广度等多种神经功能。通过实验在脑第三室可测出某些小分子的下丘脑蛋白质。脑第三室是边缘系统的一个部位，它把下丘脑和视丘联系起来。
　　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利他主义的行为起源于边缘系统。的确，除极个别的例外（主要是<敏感詞>领域），哺乳类和鸟类是唯一倾注全力照料幼雏的生物。这是一种通过条件允许的长期适应性，利用哺乳类和灵长目动物大脑的大量信息处理能力而进化发展的结果，似乎是哺乳动物首创了性爱①。
　　
　　①可是有关哺乳动物和鸟类母爱的规则是绝无例外的。当塞伦格特（Serenget）雄狮出于一种以新方式占支配地位的优越感，毁坏在那居住的幼兽时，尼罗河的鳄鱼母兽小心翼翼地叼着它的刚孵出的幼兽放在河水比较安全处。但总的来说，哺乳动物表现出比爬虫动物更加惊人的母爱。一亿年前这种差异可能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强烈感情的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哺乳动物身上，鸟类的进化程度较小，许多动物的行为证实了这一见解。我想，家畜对人的依附性是毫无疑问的。众所周知，当拿走幼畜时，许多哺乳动物的母畜表现出明显的伤感。那么人们想知道这种感情效力究竟有多大？马是否也有少许的爱国热情？狗是否也有象人那样具有对宗教心醉神迷的感情？同我们没有交往的某些动物是否也有某种强烈费解的感情？
　　边缘系统的最原始部分是嗅觉皮质。它同嗅觉有关，它的萦回感情特性为大多数人所熟知。我们的记忆和回想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位于边缘系统内的一种结构——海马内（位于侧脑室下角底的中央部的曲形构造——译注），海马损害将引起严重的记忆减退已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H·M（相当汉语中“某某”，因不便写出患者的姓名——译注）是一位有长期癫痫发作和惊厥史的病人，在他的海马附近的整个区域施行切除术，试图减少其癫痫发作次数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手术后病人立刻变得健忘，但他仍保持良好的感觉功能，并能学会新的运动技能，也许还能进行某些感性学习，但几乎忘记了前几个小时所学到的一切。他本人的感觉是：“在我看来每天都是孤立存在的，无论什么样的愉快我都享有过，什么样的忧伤我都尝受了”。他把他的生活说成是一种辨认不出方向的迷惑感觉的继续扩大。应该说这种感觉也是我们许多人睡梦初醒时的共同感受，那时我们很难回忆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确实，尽管这种损害严重，在海马切除后，其智商（IQ）（通过对给定的一些问题的口答来确定智力，这种智力测验结果用“智商”表示，智商就是用这种测定方法测出的“智力年龄”与“实际年龄”的比值——译注）有所改进。他能敏锐的分辨出不同的气味，但很难说出味源的名称，他对性活动已明显地失去了兴趣。
　　另一个病例是一个年轻的航空兵，他在同一个军人击剑决斗中，一块微薄的剑片飞入右鼻孔，刺穿了靠近上面的一小部分边缘系统，从而导致记忆的严重衰退，类似H·M病例，但不如H·M病情那么严重。他的感性知识和智力能力并没受什么明显的影响，但在语言材料方面的记忆减退特别明显。事故似乎使他变得对疼痛反应迟钝，他赤脚在巡洋舰炽热的金属甲板上踱来踱去，同他一起的乘客吵嚷说有一种烧焦皮肤的难闻气味之后，他才意识到他的脚已被烧伤。作为他本人即不知疼痛，也嗅不到烧焦的气味。
　　从这样的病例中不难看出，象哺乳动物这种复杂性活动是受三位一体脑的三个组成部分——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和新皮质同时控制的（我们已提到有关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在性活动中的复杂情况，同牵连到新皮质的复杂情况很容易通过内省获得证实）。
　　旧边缘系统的一段是专门用于口述和手势功能的。它的另一段用于性功能。性和嗅觉在很早以前就有关联，昆虫高度发展了性和嗅觉的联系，但这一情况也使我们远古的祖先透彻理解到依赖嗅觉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出了其不利方面。

阿克

我曾目睹一个试验，在试验中，用一条细金属丝将绿蝇头部联到一个示波器上，此示波器能以一种图形方式显示出由绿蝇嗅觉系统产生的任何电冲动（为了有机会观察到嗅觉设备，将绿蝇头部截断，由于刚截断不久，因而其头脑还能具有许多功能作用）。
　　试验者在绿蝇前面散发各种气味，包括令人讨厌不快的、但又没有明显影响的气体，如氨。这时在示波器萤光屏上留下的图线是水平伸展的，接着在断头的绿蝇前飘放微量的由这种雌性绿蝇放出的性引诱气味，此时在屏上呈现出垂直的尖峰脉冲。撤掉此种雌性引诱气味，绿蝇几乎嗅不到任何气味，绿蝇的嗅觉对此种性引诱分子非常敏感。
　　这种嗅觉功能的特化对昆虫来说是常见的。假如每秒钟仅有大约40个雌性引诱分子碰到蚕蛾轻软的触觉，它也会觉察出来。每个雌性蚕蛾每秒钟仅需释放出百分之一毫克的性引诱物，就足够引诱大约一立方英里范围内的每个雄蚕，这是蚕虫之所以幸存的原囚。
　　最奇妙的还是用气味寻求配偶和传种。例如，冬天在地下打洞的南非甲虫，当春回大地时，甲虫钻出地面，但雄性甲虫比雌性甲虫早几个星期从地里踉踉跄跄地爬出。在南非的同一地区，业已演变的兰花放出一种同雌性甲虫性引诱物相同的香味，事实上，兰花放出的气味产生了与雌性甲虫性引诱物功能基本相同的分子。加之雄性甲虫长期在地下视力很差，而兰花花瓣的构形又发生了演变，这对辨认能力缺乏的甲虫来说，兰花花瓣在性感官形态上又很象雌性甲虫。几周中雄性甲虫在兰花丛中恣意狂欢，心醉神迷。最后雌性甲虫从地里钻出，我们可以想象出雌性甲虫因身心受到伤害会产生多大的义愤。与此同时兰花却已通过多情的雄性甲虫进行了传粉，雄性甲虫窘迫不堪但又尽力传延本种后代，这样雄雌性甲虫都得以幸存了（顺便说一句，如兰花的迷惑力不是很强，这对兰花本身是有益的；但反过来说，如没有甲虫的自身繁殖的性活动，兰花因无媒介传粉也会陷入绝境）。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了一条纯属嗅觉性刺激的界限。还有另外一条界限，那就是，既然每只雌性甲虫产生相同的性引诱物，雄性甲虫就不易同它心目中的雌性甲虫产生性交往。当雄性昆虫可能竭力表现自己去诱引雌性，或者同无异性伴侣的甲虫为竞争雌性而展开相互衔咬下颌骨搏斗，雌性引诱物在交配时的中心作用似乎减少了昆虫性选择的范围。
　　寻求配偶的另外方法已被爬虫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所发展。但性同嗅觉的联系，在高等动物神经解剖结构上以及在人经历的轶事中都很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我有时想知道除臭剂，尤其是女性除臭剂是否试图有意识地刺激人们联想起<敏感詞>别的事情。
　　5．新皮质
　　假如鱼的前脑遭到损害，这将导致它丧失原有的主动谨慎的特性。对于高等动物来说，这种较复杂的特性似乎就位于新皮质内，这也是人的多种典型的感性认识功能部位。我们通常将其划分四个主要区或者说是四个叶来进行探究的。这四个叶是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新皮质中各个部位彼此相通，据现在所知它同脑下皮质的神经联系还是不少的，但这决不能说新皮质的各个部分是实际的功能单位。每个叶肯定具有许多不同功能，某些功能可能是几个叶或两个叶共有的。在<敏感詞>功能中额叶好象是同深思熟虑和行动调节有关；顶叶同空间感觉以及大脑同身体其余部分问的信息交换有关；颞叶与各种复杂的感性认识有联系；枕叶同视觉、同人与<敏感詞>灵长日动物占优势的感官有关系。
　　几十年来风行一时的神经生理学家认为，前脑后面的额叶是典型的预感和部署未来的功能部位。但近来的著作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托伊伯（Hans Lukas Teuber）调查研究了大量额叶损残（在战争中受伤或击伤）的病例。他发现不少额叶损伤几乎对行为没有明显影响。不过在严重损残额叶的病理学中，“病人并不完全缺乏预料事件过程的能力，但不能在同那些事件关系中把自己设想成潜在动因”。托伊伯强调指出额叶可能同运动原和认识的预感，尤其是同随意运动造成的影响有关。额叶也似乎同视觉以及双足直立行走有关。这种额叶因执行人的特殊功能可能以两种途径进化。如果说额叶能控制预料未来的功能，那它也必然是产生关心和焦虑的情感部位。这就是为什么切断额叶能减少焦虑的原因。前额叶切开术必定会使患者大大减低人特有的能力。我们为预知未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对未来的忧虑，因而预测灾难不可能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遇事总是过分乐观的人要比凶事预言者幸福的多。自然界预言凶事对幸存者来说是必需的。控制展现未来的学说起源于伦理学、魔法、科学和法典，预见灾祸的好处就在于能采取措施去防范它，牺牲眼前暂短利益换得未来长远好处是这种预见的结果。在物质丰富的<敏感詞>里才能形成对<敏感詞>和技术发明所必需的空闲时间。
　　可猜测出额叶的<敏感詞>重要功能就是使人类双足直立行走。在额叶没有进化之前，人的直立姿势不可能出现。有关这一点详见以后章节。双足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以便用双手操作，从而导致人类文化和哲学特性的较大增长，困此如果很客观他讲，文明可能就是额叶的产物。
　　来自眼睛的视觉信息传到人脑后主要在头的后部枕叶里定位，听觉印象定位于太阳<敏感詞>颞叶上部。据一些不完全的证据表明，盲人、聋哑人的新皮质的上述部位很不发达。枕叶损残，如枪伤经常引起视觉障碍，受残者可能在<敏感詞>方面正常无疾，但只能用外围视力观察。在正常视觉中枢里觉察到暗点实点隐隐浮现在他的眼前，在<敏感詞>病例中伴随而来的是离奇古怪的知觉，其中包括几何学上的视界内正规草写浮动障碍和“视力发作”，当发作时，患者会把在其右下方地板上的物体误认为在其左上方空中浮动的图象，物象在患者眼里颠转了180度。通过对称计算因各种枕叶损伤而造成的视力障碍，可以详尽地用图表示出枕叶的哪些部分负责执行哪种视力功能。青年人的脑好象能自身修复，并圆满地将这一功能活动转送到邻近区域，永久性的视力减弱似乎很少发生在青年人身上。
　　联系听觉和视觉刺激的能力定位于颞叶。颞叶损伤可以产生失语症，即不能意识所说的言语。值得注意的是脑损伤的病人可以完全胜任口语，但不能全部胜任书写文字；反过来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写、但不能阅读；能读数字，但读不了字母；能准确叫出事物的名称，但不能识别颜色。新皮质有着惊人的功能分类，这种分工与阅读、书写或认字、识数等这些常识性见解相反，但活动是完全相似的。到目前为止，还有些未经证实的脑损伤报告。这种损伤仅仅引起不能理解被动语态或介词词组，或所有格结构。（虚拟语气的部位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是否拉丁人将变得格外富有天资，而说英语的民族在脑解剖结构的较小部分上将大大地缺乏变化？）各种抽象概念包括语法学的语言部分似乎惊人地同脑的特殊区域毗连相通。
　　在一个病例中，颞叶损残可引起患者辨认面目的严重障碍，甚至患者不能认出其直系亲属的面貌。图11中所描绘的面目图，患者说，人脸“可能”是个苹果。他并请求让他证实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他把口说成是苹果上的切口，把鼻子看作是在表面上凸起的苹果把，把眼睛认为是虫眼。相同的病人能完美的认出素描的房子以及<敏感詞>非生物。广泛的试验表明，右颞叶损害可形成典型性的语言记忆丧失，我们具有阅读、绘画、在立体的三个方向标定自己以及恰当使用符号等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如果不是同语言的使用有关，大概就是同语言的发展有关。这些能力又会因近于头脑顶部的顶叶损残而遭到严重减弱。一位军人在战时其顶叶很大一部分被子弹穿通，他整整一年不能判断他的脚是否穿上了拖鞋，而且很难辨认出他所在医院、病室和病床。尽管如此，最后他还是痊愈了。
　　顶叶内新皮质角回（顶下叶的一个脑回——译注）的损害引起失读证，不能辨认印刷单词。顶叶看来与人的符号语言有关。在所有脑损伤中，顶叶损残造成智力极大衰退，这可以通过日常生活活动测试出来。
　　新皮质抽象概念中主要还是人的符号语言，尤其是读、写和计算。这些看来需要颞叶、顶叶、额叶，也许还需有枕叶的协调活动。但不是所有的符号语言都属于新皮质的。蜜蜂（没有一点新皮质）具有精美的舞蹈语言，用以在获得食物方向和距离方面彼此传递信息。澳大利亚昆虫学家弗里希（Karl von Frisch）首先发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夸大的手势语言，实际上是蜜蜂找到食物时动作的模拟。这点有时同我们人的动作相似，如我们向电冰箱走了儿步，腹部冲着电冰箱，一下擦痛肚皮，那时我们就会伸舌摇头表示遗憾。应该说舞蹈语言的词汇量是极其有限的，可能仅有几十个单词。年轻人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学习几乎都是新皮质的功能活动。
　　大部分嗅觉过程是在边缘系统内进行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发生在新皮质内。相同功能的划分似乎也适用于记忆。边缘系统的主要部分除嗅觉皮质外，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都是海马皮质。当嗅觉皮质得到训练时，尽管效力很低，动物还能嗅到。这是脑功能多余信息的又一例证。还有一些证据表明，现代人嗅觉的短期记忆存储在海马里。海马的原功能可能是专管嗅觉的短期记忆，这对追逐捕食动物或寻找异性是有用的。但如人的两侧海马损残，正如H·M病例一样，引起各种短期记忆的极度减弱。这种病的患者不能连续不断地逐字记忆，很明显，海马和额叶都与人的短期记忆有关。
　　这方面的多种有趣结论之一，就是脑的长短期记忆大量储存在脑的不同部位。标准的条件作用——巴甫洛夫试验狗当听到铃响时分泌唾液的能力似乎就位于边缘系统。这是一种长期记忆，但却是极其有限的。很有经验的人其长期记忆都存储在新皮质内，这与他深思熟虑的性格是一致的，当我们逐渐衰老时，我们能回忆起童年时生动琐碎的往事，却会忘记人们刚对我们所讲的一切。这种现象是由于我们在长期和短期记忆上都出现些障碍。问题就出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上。我们很难把新材料存送到长期记忆里去。彭菲尔德认为，这种存贮能力的丧失是由于动脉硬化或<敏感詞>体内功能失调而引起的老年人海马供血不足的结果。
　　这样，老年人（或不太老的人）在存贮短期记忆上可能严重衰退，但在<敏感詞>方面他们却是相当机灵，在智力上也是敏捷的①。
　　
　　①的确在血液供应和智慧能力之间的关系上有许多医学证据。众所周讯几分钟得不到氧气供应的病人，可以遭受永久的严重脑力衰退。从颈动脉摘除某种物质试图防止记忆上的严重衰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根据这一研究，手术后六星期，患者病情有相当大的好转，其智商平均增加18分。也有某些推测认为用高压氧气可以提高婴儿智力。

　　这种现象表明，在脑的不同部分定位的长短期记忆之间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快餐馆的女服务员所能记住的信息量是令人佩服的。她能准确无误地将这些信息传告厨师，但一小时后这些信息就完全消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是女服务员仅把信息存储在短期记忆里了，而没有再努力把这种信息进一步存贮到长期记忆中。
　　回忆机制大概是很复杂的。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在我们长期记忆里记住一些东西，如一个单词、一个名字、一副面孔、一种体会，我们发觉这些东西不能马上被回想起来。尽管我们如何冥思苦想，仍不能回忆起来。如果我们从侧面想想，回想某些稍有关联的周围事项，便常常能自动回忆出来。（这方面与人的视力也有些相似。当我们直接观察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时，比如说星星，我们常用视网膜中央小窝，这个具有最敏锐的、细胞密度最大的、称作圆锥细胞的视网膜部分。当我们稍微转移视力，象我们说话时斜视一下物体时那样，我们就发挥了视网膜杆状细胞的作用，这种细胞对朦胧的光照很敏感，这样就能看出昏暗的星光。）为什么歪着头思考就能促进记忆的恢复呢？要了解这个问题是件颇有趣味的事。这只能认为是使用不同的神经途径来联想记忆痕迹的结果，但这说明不了脑的操纵管理因此就格外有效了。
　　我们都做过那种栩栩如生、毛骨悚然、寓意深远的梦，或相反有过一些清晰难忘的梦境；我们也都有过从梦中醒悟的感受。如果你默默自语“清晨时我一定能记住这个梦”，次日连个梦影都记不起来，顶多不过是一种印象模糊不清的痕迹而已。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做的梦感受很深，捅醒身边的妻子，告诉她所梦到的一切，这样一来，次日清晨就能不费吹灰之力独立回想起梦情。同样，如果不嫌麻烦，爬起来把梦情写下来，次日早晨醒来时，无需参照记录就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梦情。记电话号码也是同样道理，如果别人告诉我号码，我只想着这一点，那我很可能忘记号码或数位串换，如果高声重复几遍或把号码记下来，那就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这确实意味着大脑里有个特定部位专门记忆声音和影象，但并不记忆思想。远古时代首先存储在人脑里的记忆并不是一些富有哲理的思想，而是那些爬虫动物的嘶嘶叫声以及骤然俯冲下来扑食的鹰的影象。我不知道是否那种对于声音影象的记忆出现在我们所产生的许多想法之前。
　　关于人的本质
　　不管三位一体脑模式的功能定位如何引人入胜，但我要再次强调，如一味坚持认为脑功能的完全分工也是过分简单化。人的仪式，情感行为一定受新皮质的抽象推理的强烈影响。现已对纯属宗教信仰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论证，证明等级行为在哲理上也是正当无咎的，正如霍贝斯（ThomasHobbes）论证国王神圣权利那样。同样，人以外的动物，有的动物甚至连灵长目都不是，但却能表现出少许的分析能力。自然对于海豚我也有同样的印象，正如在我的著作《宇宙联系》中所阐述的那样。
　　然而，只要我们头脑里还存有要求停止某些行为的禁锢时，我们就把生活中礼仪、等级领域看成是受爬虫复合体的强烈影响，并认为是与我们的爬虫动物祖先共有的；我们认为生活中的利他主义、感情和宗教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位于边缘系统，并与我们非灵长目的哺乳动物（可能还有鸟类）祖先共有，认为理性是新皮质的一种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高级灵长目动物以及象海豚鲸鱼这种鲸目动物所共有。当礼仪、感情和推理是我们人本质的重要领域时，抽象的联想力和推理能力几乎是人独有的特征。好奇心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愿望就是我们人类感情的标志。数学、科学、技术、音乐、艺术——这些比通常包括在“人文学科”范围更广泛一点的学科都是人所特有的活动。就“人文学科”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来说，它好象是研究人的观察力，但这肯定是一种特别狭义的理解，实际上数学既是诗歌也是人文学，鲸鱼和海豚同人一样具有“人道”。
　　三位一体的脑模式来源于有关比较神经解剖学和行为的研究。但对人种来说，直诚的内省不是不可知的。如果三位一体的脑模式是正确的话，我希望在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中，对这一模式能得到某些启示。弗洛伊德（Sismund Freud）把人的精神状态划分为三种：“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这又使人们联想起广泛周知的三位一体脑的假说。爬虫复合体的攻击和性的行为同弗洛伊德描述的“以德”是完全一致的（在拉丁词中是“it”，即人的兽性）。但据我所知，弗洛伊德在描述“以德”时，并没强调爬虫复合体的礼仪和<敏感詞>等级范畴。他把感情说成是“自我”功能。尤其是“无边无际的灵性感受”，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宗教神灵的等同词，但是“超我”却根本没有被说成是抽象推理部分，而是内在的<敏感詞>和亲本结构。我们可以设想这一部分在三位一体的脑中具有较多的爬虫复合体的功能。这样一来，我只能勉强地根据三位一体的脑模式来描述人的三种心理状态。
　　可能较恰当的隐喻是弗洛伊德的思维划分法，他将思维分为有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三种。前意识是潜在的、但能发掘的功能；无意识是被抑制或是没有显示出来的功能；这是存在于各个心理组成部分中的张力。弗洛伊德在谈到人时，他认为人的神经官能症的能力是其文化发展能力的相对应面。他将无意识功能称为“原始过程”。
　　在《柏拉图对话集》的《费德鲁斯》（Phaedrus）一节中，可以得出有关人心理隐喻的一种论点。苏格拉底把人的灵魂同双轮马拉战车联系起来。这辆战车由黑白两匹马向不同方向牵拉着，而驾车人却无力地驾驭着。这个隐喻同麦克莱恩的神经框架的比喻是极其相似的。两匹马喻比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歪歪斜斜疾驰的双马战车的驾驭者意指新皮质。可在另一个隐喻中，弗洛伊德把自我功能说成是一匹难驾驭马的骑乘者。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的隐喻都强调了心理组成部分之间的张力，各组成部分相当大的独立性，以及表征人的状态的观点，这点我以后还要讲到的。由于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存有神经解剖联系，三位一体脑本身必定象费德鲁斯的双轮马车一样是个隐喻而已，但这可能将被证实，这是一个用处很大、含义极深的隐喻。

阿克

四、伊甸园和人的进化
就昆虫身体表面面积与体重对比而论，体重很轻。一个从高处跌落下来的甲虫能迅速地达到终点速度，这是因为空气阻力使它不能很快降落，因此甲虫着地后能很快地翻转身体跑开，没有什么不良感觉。对于小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松鼠，情况也是如此。小鼠从一千英尺的矿井掉下来，只要地面松软，可能跌得它头昏眼花，但不会跌伤。与此相比，入若是从几十英尺的高处摔下，就要致残甚至丧命，这是因为人的体重大大地超过我们身体表面面积的缘故。因此，我们的祖先在树上时就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从一树枝攀跃到另一树枝的动作中，如有任何失误都可能丧失生命。正因为这样，每一个攀跃都构成了进化的机会。强大的自然选择力每时每刻地都在起作用，促使机体向下列方向进化：完善、敏捷、精确的双目视力；多方面的操作技能；眼和手的密切配合以及自觉地掌握牛顿万有引力等，但每获得一种技能都需要脑，特别是新皮质进化有较大的飞跃。人的智慧应归功于在树上高居千百万年的我们的祖先。
　　当人类离开森林来到无树的平原后，是否还向往那种栖息在森林顶部阳光普照的生活呢？是否还留恋那种在树枝上攀跃飞腾、令人陶醉、风度翩翩的动作呢？今天婴孩的惊跳反射是否是为了防范从树顶上跌落呢？我们夜间梦中飞腾，白天的飞行爱好，正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和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kovslkii）言行录中所例证的那样，是否是出于追忆栖息在高耸参天树梢上的岁月呢①?
　　
　　①现代火箭技术和空间探险工作要深深感谢R·H·戈达德（Robert H.Goddard）博士。他经历了几十年的专心致志、孤立无援的研究，独自担负着基本上是所有现代火箭重要领域的发展工作。戈达德对此学科的兴趣起始于一个富有魅力的时刻。早在1899年秋，在新英格兰，大学二年级学生、十八岁的戈达德爬上了樱桃树。当他懒洋洋地向下张望附近的地面时，头脑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幻想：乘宇宙飞船到火星上去。他立志从事这一项科研工作。一年后，恰恰在他一生难忘的十月十九日，他又爬上树，决心再回忆一下那一美好时刻。直接促使实现历史性的星际航行这一伟大幻想，产生在树枝上，也许这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

　　<敏感詞>哺乳动物，乃至<敏感詞>非灵长目和非鲸目的哺乳动物都有新皮质。但在向人类方向发展的系统中，新皮质是在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大幅度进展的呢？即使附近不存在猿猴祖先，这个问题仍可回答。至少是可以探索的，因为我们可以考据猿人头骨化石。人、类人猿和猴的脑容积几乎占满了整个头骨，鱼脑则不然。这样，通过估量头骨的类型，我们便可以确定，什么算作我们直系祖先和旁系亲属的颅内体积，并能对它们的脑容量做出粗略的估测。
　　谁是人的祖先？谁不是人的祖先？这一问题也是目前古生物学家们激烈争论的问题。几乎每一年都有人类头骨化石的卓越发现，所发现的化石年代比以往任何人所想的都要早。看来，在五百万年前左右，许多类人猿一样的动物，南方古猿非洲种：也叫南方古猿纤细型&mdash;&mdash;译注），用双足行走，其脑容量大约是500立方厘米，比现代黑猩猩的脑大约多100立方厘米。鉴于此种证据，古生物学家已推断：&ldquo;双足直立行走先于中枢功能上移（在发育过程中，大脑皮质取代低级中枢的功能称之为中枢功能上移&mdash;&mdash;译注）。&rdquo;这就是说，在大容积的脑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就用双足直立行走了。
　　三百万年前，就有各种各样的双足动物，它们的头颅容积与较其早几百万年的东非南方古猿相比要大得多。英裔肯尼亚人、早期猿人的研究者利基（L&middot;s&middot;B&middot;LeaKey）定名为&ldquo;能人&rdquo;（Homo habilis）的一具头骨的脑容量，大约是700立方厘米。我们手头上也有&ldquo;能人&rdquo;曾造过工具的考古学证据。达尔文首先提出，工具使用是解放双手产生双足直立行走的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而行为上的重大改变伴随着脑容量等同变化的事实，证实不了一者是由另一者引起的。但是我们以前的论述使这样的偶然联系很可能显示出来。

表4 近代祖先和旁系亲属
种 最早标本 颅内容量 身高和体重 体重/脑重比率 说明
说明南方古猿粗壮种（包括旁人和东非人） 350万年 500～550立方厘米 1.5米
40～60公斤 大约90 强有力的咀嚼器官：箭头嵴：可能是严格的素食者，不大完善的二足动物，没有前额；灌木丛栖息，同工具没有关系。
南方古猿非洲种（也称南方古猿纤细型） 600万年 430～600立方厘米 1～1．25米
20～30公斤
大约50 强健的犬齿和门齿：可能是杂食者，不大完善的二足动物，前额极小，灌丛地带居住：石器和骨器。
能人 370万年 500～800立方厘米 1.2～1.4米
30～50公斤 大约60 突出的前额，肯定是杂食，有完善的二足，居住在无树平原上;大概会建造房屋。
直立人（猿
人） 150万年 750～1250立方厘米 1.4～1.8米
40～80公斤 大约65 高高的前额，肯定是杂食，完善的二足，各种各样的居住地，各式各样的石器，发现用火。
智人（包括现代人） 20万年 1100～2200立方厘米　
1.4～2米
40～100公斤 大约45 高高的前额，肯定是杂食，完善的二足，居住在全球，使用石器、金属工具、电子设备，核仪器。



　　表4是1976年度对我们最近的祖先和旁系亲属化石证据的总结概括。南方古猿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种都不是人属，更不属于人类了，它们甚至还不是完善的双足动物。其脑容量也仅是我们现代成人平均脑容量的三分之一。假如我们在地下铁路偶尔遇到南方古猿，我们会因其几乎没有前额而惊恐万状的。它的前额确实是最低的。
　　两种南方古猿有着显著的差别。南方古猿粗壮种（A&middot;robustus）高个儿，笨头笨脑，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能咬碎核桃的牙齿。它在进化上是相当稳定的。就其颅内容量来看，相差几百万年以上的诸标本之间几乎都没有什么差异，南方古猿非洲种（the gracile Australopithecine）从其牙齿判断可能是肉类和植物的杂食者。它们也叫南方古猿纤细型，正如其种名所说的那样，身材纤细、敏捷灵活。同它们的远亲粗壮种相比，显得进化更高些，其颅内容量变化也较大。但更为重要的是，南方古猿的活动场所都与条理分明有组织的劳动有关：它们用石头、兽骨、兽角、兽牙制做工具，苦心地切、断、擦、磨造成刮削器、砍砸器、切割器。还没发现南方古猿粗壮种与工具有什么联系。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脑重／体重的比率几乎是南方古猿粗壮种的两倍。这使人很自然推想出是脑重还是体重同使用或不使用工具有关。
　　看来就在南方古猿粗壮种出现的同一时代，又出现了一种新动物，真正的早期猿人&mdash;&mdash;能人。它的脑重和体重的比率比所有的南方古猿都大，大约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相近。能人出现在因气候原因森林正在缩减的时代。能人居住在广阔无际的非洲无树平原上，一个充满多种多样的掠夺者和被捕食动物竞争的环境里。就在这些平原上，特别是那些杂草丛生的低洼地区，几乎在同一时代中，又出现了最早的现代人和现代马。
　　根据化石资料的完整记载，在六千万年前，发生了有蹄动物的连续进化，最后达到进化的顶点——现代马。始新马是大约五千万年前&ldquo;开始出现的马&rdquo;，略与英国的大牧羊犬大小相等。它的脑容量大约为25立方厘米，其脑重与体重的比率大约相当于同代哺乳动物的一半。从那时起，随着新皮质特别是额叶的大大进展，马在脑的绝对重量和相对重量上都经历了显著的演化，这种进化必定要伴随着马科动物智力上较大范围的发展。我不知道马和人智力上的平行进展是否都有着共同的原因。例如马是否腿脚飞快、感觉敏锐、有足够聪明智力巧妙地躲避那些既猎食灵长目动物也捕食马科动物的掠夺者。
　　能人具有高高的前额，这表明额叶、颞叶的新皮质区以及大脑中的区域都有了较大范围的进展，也似乎说明它与语言的功能有联系，这在后面章节里还要讲到。如果我们在某些现代化城市林荫大道上遇到穿着最时髦装束的能人，也许我们仅仅因其身材矮小才扫上它一眼。另外，现存的各种圆形石头结构物证据表明，远在更新世冰河时期以前，在人正式居住在洞穴以前，大概能人就会建造房屋了，可能是用木头、树皮、草和石头进行户外建筑。
　　既然能人和南方古猿粗壮种是同代的，所以不可能一者是另一者的祖先。南方古猿非洲种也算是与能人同时代，只是比能人出现的还早些。很可能（但不是很准确）富有进化远景的能人和进化上绝灭的南方古猿粗壮种，都起源干早在他们之前就生存的南方古猿非洲种。
　　颅内容量达到现代人的最早猿人是直立人。众所周知，多年来直立人的主要标本都是中国的，并认为这些直立人可能生活在50万年前。
　　肯尼亚自然博物馆利基（Richard Leakey）于1976年鉴定了一具几乎完整的头骨。这是在150万年的地理岩层中发现的。既然中国的直立人标本显然同营火遗迹有关，那么很可能我们祖先学会用火是在150万年前。这就使普罗米修斯所在的年代比我们许多人想的都要古远了。
　　大概有关工具考古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这些资料稍微一露头，接着就是大量出现。看来好象一个富有灵感的南方古猿非洲种首次发现工具的使用，并将工具制造技术直接教给它的亲友。如果南方猿人没有教育机构，那就无法解释石器断续出现的原因。这可能有某种石工行会把工具使用和制造的精确知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知识就能使软弱和几乎无防御能力的灵长目动物最终统治了整个世界。现在还不清楚是人类独立发明了工具，还是从南方古猿那儿学来的。
　　从表4可见，体重与脑重比率大小不一。但南方古猿非洲种、能人、直立人和现代人大体相同。因此，在近几百万年我们所获得的进化不可能用脑重与体重比率来解释。但完全可用脑的总重量的增大，进化了的新功能特化，脑内部构造的复杂性，尤其是可用体外知识来进行解释说明。
　　L.S.B.利基强调指出，几百万年前的化石资料全是有关多种人形动物的骨骼。饶有凤趣的是发现不少头骨都有孔或骨折，这些损伤可能是由豹和鬛狗造成的。但利基和南非解剖学家达特（Raymond Dart）认为，其中不少的损伤是我们祖先造成的。在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期，在人和多种人形动物之间几乎肯定有着激烈的竞争。其中只有使用工具的那一种人形动物方能幸存，并直接进化成我们现代人类。残杀在竞争中起何种作用至今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南方古猿非洲种是直立行走，快速，敏捷，身高3.5英尺，确是一种“矮人”。我有时很想知道，人类传说中土地神、巨人、矮人的神话是否就是那个时代创始的或遗留下来的文化产物和对人类开化的回忆。
　　在人的头颅体积迅速增大时，人的解剖结构上也伴随着惊人的变化。正如英国牛津大学解剖学家克拉克爵士（SirWilfred Le Gros Clark）观察到的那样，人的骨盆也有较大的变形，这也可能是一种允许生下最新型大脑袋婴儿的适应作用。目前看来要在不明显减弱女人自如地行走能力的情况下，使女人产道区的骨盆再进一步发生实质性增大是不可能的了。（出生时，女孩就比男孩有了比较大的骨盆和骨盆下口；在青春期女性骨盆的体积再次发生增大）这两项进化事件同时出现，恰恰说明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具有遗传的大骨盆的妇女就能生出大脑袋的婴儿，这样的婴儿在成年时就会有较高的智力并可能在与小骨盆的母性生产的小脑袋产儿竞争中获胜。在更新世时使用石斧的人会有更大的可能产生出各种生气勃勃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能成功地猎取<敏感詞>动物。石斧的发明和连续制造需要更大的脑容量。
　　据我所知，在地球上一百万种动物之中，唯有人在分娩时普遍产生阵痛。这可能是头颅容积新近出现的连续增长的后果。现代男人和女人的头颅容积是能人的两倍，因为最近人的颅骨进化是如此惊人之快，所以分娩时要发生阵疼。美国解剖学家赫里克（C.Judson Herrick）对新皮质的进展作了如下描述：&ldquo;在动物整个发展史中新皮质近来的极为迅速增长是比较解剖学上最显著的进化转变事例之一。婴儿出生时头骨不完全闭合，这可能是现代人脑进化适应还不完善的表现&rdquo;。
　　智力进化和分娩阵痛的夭系出人意料地写进了圣经的《创世纪》篇中。上帝在惩罚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时对夏娃说：“我叫你在分娩时疼痛。”(《创世纪》3：16）
　　有趣的是夏娃并没得到上帝禁戒的任何知识，尤其是辨别善恶的知识，即抽象的伦理的判断力。这种知识如果存在的话，那只能是在新皮质中。甚至远在编造伊甸园故事时，作为具有上帝一样权力的和身负重任令人敬畏的圣人就看到了认识技能的进展，这个圣人被派往人间。上帝说：“看呐！这个人将成为你们中间的一员，他能识辨善恶好坏。那么，好！让他伸出他的手，摘下生命树之果，吃吧，永生吧！”（《创世纪）》3:22）上帝又派带着火剑的天使驻守在伊甸园的东方以防范人的贪心**。
　　大约在三百万或四百万年前，在这传说中的黄金时代里，人类完全同兽类、植物交织在一起。那时在我们祖先看来，天上的伊甸园或许同人间没有什么两样。自从亚当被驱出伊甸园后，按圣经记载，人类被判处死罪，服苦役，并用穿衣和拘谨来作为性冲动的防范措施。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地位，植物的驯化（亚当的长子盖隐发明的），动物的驯养（亚当的次于艾贝尔发明的），以及凶杀的出现（盖隐杀害艾贝尔），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完美地同历史和考古的资料相吻合。在伊甸园的隐喻中，在亚当降世人间之前，是不存在任何凶杀史料记载的。但继续向猿方向进化的二足动物头骨骨折的证据，说明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凶杀的。所以即使在伊甸园里我们文明是从杀人犯盖隐而不是艾贝尔发展而来的。文明这个词来自拉丁语“城市”一词。那是个悠闲的时代。城市国家的部落<敏感詞>组织和劳动专门化使艺术和技术有可能出现，而艺术和技术又被看作是文明的标志。按《创世纪》记载，第一座城市是由盖隐创建的，盖隐又是农业——这种需有固定住所的技术的发明者。他的子孙拉麦克的儿子们又发明了铜铁手艺，乐器制造，冶炼术和音乐，即技术和艺术，这全是盖隐的特长。但盖隐在杀人的恶性上也毫不逊色。我们远在那时就知道了凶杀和文明的关系。拉麦克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一个青年人，因为他伤害了我，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如果盖隐七倍报复于我，老实说，我拉麦克要七十六倍进行反击。”
　　伴随着前额进化而产生的预知术的最原始结论之一就是意识到死亡。人大概是世界上唯一能清楚知晓自己必定死亡的生物。葬礼中包括同死者一起埋葬的食物和人工制品，至少可追溯到尼安德特人（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译注）远亲时代。这使人联想到不仅普遍知道死亡，而且也发展了供奉死者的仪式。这并不意味着在亚当被驱出伊甸园之前，在新皮质的惊人增长之前，死亡不存在。这只能说直到那时还没有注意到死亡将是命中注定的事。
　　亚当被驱出伊甸园，降世人间，似乎是近代人类进化史上某些主要生物事件的恰如其分的隐喻。这也可说明这一隐喻的通俗性。值得注意的不是要求我们去相信远古历史事件的生物学记录，对我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敢于冒险提出问题。当然这种生物学记录的唯一存贮库就是遗传编码。
　　在二千五百万年前的始新纪，栖息在树上的和地面上寓所的灵长目动物都有很大增殖，并且最终向人的方向进化。这个时期的一些灵长目动物，如狐猴类（Prosimian）也称作拟猴类（Tetonius）（英译名又叫半猿，在东半球的热带里生活，尾形似狐，口形象狐一样突出——译注），它们的颅内型中，有着微小的结块。后来额叶就是在这儿进化发生的。一种模糊不清的人头骨最早的化石标本可追溯到1800万年前的中世纪，我们称之原康修尔猿（Proconsul）或叫森林古猿（Dryopithecus)的类人猿出现在这个世纪。原康修尔猿是一种四足动物，栖息在树上，大概是现代大猩猩的祖先，也很可能是智人的祖先，也许象我们推测的那样是人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大体和它同代的拉玛猿被某些人类学者认为是人的祖先）。原康修尔猿的颅内模显示了可辨认出的额叶，但其新皮质的脑回却远没有象类人猿和现代人那样发达。它的颅内体积较小。颅内体积在进化上的最大飞跃还是发生在最近的几百万年。
　　做了前额叶切开术的患者被说成是丧失了“自我连续感觉”。患者说他只有一点点控制自己生命和环境的能力，他是个单一的独立存在的个体。很可能缺乏额叶扩延的低等哺乳动物和爬虫动物也缺少这种感觉——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客观实际或虚幻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人所特有的。原康修尔猿首先具有这种模糊感受。
　　我们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和那些生理学上特性的进化多半是能继续下去的，几乎是原原本本地进行。我们控制奔跑、交往和操作的遗传性素质越好，就越能发展有效的工具和改进狩猎战略；我们的工具和狩猎战略越适用，我们特有的遗传性才越能使人类幸免于绝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是这一观点的主要阐述者。他说：“作为人类所想到的许多东西，是在人类能够使用工具很久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认为人类结构上许多进化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要比片面认为人体结构上某些弱点是由于人类文化发展迟缓而造成的观点准确得多。”
　　研究人进化的某些学者认为，保持脑大幅度进化飞跃的自然选择的功能首先是位于运动皮质内，而不在负责感性认识过程的新皮质区。这些学者强调了人准确发射火箭的伟大才能，强调了优美的<敏感詞>动作的能力［这正是利基（LouisLeakey）所欣赏和喜爱的直观表演]；强调了人比游戏动物跑得还快，并能使游戏动物固定不动的卓越技能。象棒球、足球、摔胶、田竞赛、国际象棋、国防体育这样运动（还有强力的跟踪活动）的感染力，可能认为是靠我们头脑里先天就有的狩猎术的力量。这种狩猎术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上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但在今天它的实际作用却有所减低。
　　抵御掠夺者的有效自卫和狩猎游戏，两者必定都是协调的冒险活动。在人进化的环境中，在上新世和更新世时期的非洲，栖居着各种可怕的哺乳类肉食动物。其中最使人毛骨悚然的还是一群群鬛狗。防御这样一群猛兽非常困难。所以要潜进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成群的大动物都有很大危险性。可见，猎人中打手势交流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知道，如在更新世，人刚进入北美不久，通过白令海峡，时常用驱赶动物越崖的办法屠杀大量的大动物。为了潜进单个野兽或者恫吓一群羚羊使其惊逃奔窜，至少得共用一套最低限度的象征语言。远在亚当降世乃至夏娃创世之前，亚当的首次行动就是语言行为，这就是他为伊甸园的动物命名。
　　手势象征语言的某些形式，自然要比灵长目动物起源还早。形成支配等级的犬属和<敏感詞>哺乳动物通过避开目光和低头表示恭顺。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象猕猴这样灵长目动物的恭顺礼仪。人的鞠躬、点头、屈膝礼等问候方式可能也有着相似的起源。许多动物以舔咬表示友谊，好似说：“我能咬你，但我不愿意那么干。”人们举右手打招呼也具有相同的含义：“我可以用武器进攻你，但我不愿挥动武器。”
　　手势语在人类狩猎和交往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普兰斯印第安人使用烟火信号。根据荷马史诗记载，希腊人在特洛伊城取得了大捷，胜利消息从伊利乌姆（Jlium）传到希腊。在这几百英里的距离中都是使用烟火信号，这是公元前一千一百年的事了。这种思想的全部技能以及用手势或信号语言来交流想法的速度是有限的。达尔文指出，当我们占着手时，或夜间观察手势受阻时，手势语言一般不能使用。从而我们可以设想手势语会逐步地被口头语补充和代替。这种口语原来可能是象声词（即模拟物体的声音或模仿被描述的动作），如儿童称狗叫“呃、呃”。几乎所有人类语言中，“妈妈”这个儿童语似乎是在喂奶时无意中发出声音的模拟。若没有大脑的调整，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
　　我们从原始人的骨骼遗迹中得知，我们的祖先是猎手。我们已掌握了关于猎取大动物的资料，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某些语言对配合协同狩猎潜进动作是完全必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霍洛韦（Ralph L.Holloway），对化石内模的详细研究为古代语言概念提供了不少出乎意料的证据。霍洛韦的头骨化石内模是由乳胶制成的。他试图从头骨的形状对脑的精细形态作出某些推断。这是一种颅相学，但这完全基于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研究。霍洛韦认为，称作布罗卡氏区（即旁嗅区——译注）的一个脑区是语言所需的几个中枢之一，这在脑化石内模里可以检测出来。同样他也在二百多万年前的能人化石中发现了布罗卡氏区的证据、语言、工具和文化的发展大致是齐头并进的。
　　顺便说几句，在几万年前生活着一种人形生物——尼安德特人和克鲁马努人。他们的平均脑容量大约是1500立方厘米。许多人类学家猜测，我们不是从尼安德特人进化来的，也不是从克鲁马努人转变来的。但他们的存在向人们提出如下问题：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本领？克鲁马努人身材也很高大，某些标本要远远高过六英尺。它比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少100立方厘米，但这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可见它们并不比我们和我们的直接祖先聪明，也许它们还有<敏感詞>至今我们还不了解的身体上的障碍。尼安德特人前额低，其头颅前后狭长，而我们的头脑上下窄长。当然我们现代人是前额高大。那么是否尼安德特人脑的增长主要表现在枕叶和顶叶上，而我们祖先脑的较大范围的增长发生在颞叶和额叶上呢？有可能尼安德特人发展了区别于我们的一种智力，而我们占优势的语言和预测能力，使我今冬完全摧毁体力强健、智力地位与我们等同的人。
　　据我们所知，几千万年前，至少是在九百万年前，地球上没有出现人的智力。人的智力出现年限仅是地球年代的千分之几，是在十二月宇宙月历的最后一天。为什么人的智力出现这么晚？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因为高级灵长目动物和鲸目动物脑的独特性能在全新世以前尚没有进展的缘故。那么这种性能是什么呢？我至少可以提出四种可能性。这在前面或直截了当、或含蓄暗示地都提过。（1）脑容量从来没有这么大；（2）脑重与体重之比率从来没有这么高；（3）以前的脑从未有过一定的功能单位（例如较大的额叶和颞叶）；（4）以前的脑从未有这么多的神经联系，即突触（这似乎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人脑的进展，每个神经元同周围的神经元的联系数量以及微型电路数可能都有所增加）。（1）、（2）、（3）种解释都证明了由量变到质变。我的看法，目前在四个可采纳的方案中似乎不能作出一个果断的选择。我怀疑是否大部分或所有可能性都是正确的。
　　英国的人类进化学者基思爵士（Sir Arthur Keith）提出了人脑进化的界线。他认为当直立人脑量达750立方厘米，约等于快速摩托车发动机气缸排量，此时人脑的独特性开始出现。当然，这条界线与其说是数量上的，不如说是质量上的分界线。大概增多了200立方厘米脑容量上的差异，与负责分析、预料和焦虑的额叶颞叶的某些特殊发展相比，就无足轻重了。
　　当我们争论这条界线相当于什么时，弄清某种界线概念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假如这条界线是在750立方厘米附近，那么当100或200立方厘米数量级差（至少对我们来说）好象不是什么令人信服决定智力的因素时，在人的普通常识中，类人猿可否说是有智力的呢？典型的黑猩猩脑容量是400立方厘米，低地大猩猩脑容量为500立方厘米，这就是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非洲种脑容量的范围。
　　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在人类被驱出伊甸园后的苦难历程表中又增添了一项，我们同动物交往能力的丧失。黑猩猩脑很大，它们又具有相当发达的新皮质，它们也有漫长的童年时代和可塑性的延续期，那么黑猩猩是否有抽象的思维能力呢？假如它们很聪明，它们为什么不交谈呢？

阿克

五、动物的抽象概念
“动物没有抽象概念”。洛克（John Locke）发表的看法，表达了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盛行的见解。可是伯克莱（Berke1ey）主教作了讥讽的回答：“如果畜生有抽象概念的事实不是那类动物的显著特性，我担心那些本来被认为是人所具有的许多特性也会看成是动物的了。”抽象思维，无论如何它是多种多样的，绝不是平常人每日生活一成不变的东西。看来动物不是有没有抽象思维的问题，而仅是思维程度不同的问题。动物会不会多少有点比人肤浅的抽象思维呢？
　　在我们的印象里，动物的智力不是很发达的。但我们是否相当仔细地考查过动物存在智力的可能性？或者象特鲁福特（Francois Truffaut）生动的影片《野孩》中那样，是否我们单纯地把缺少人智力的表达方式同没有智力等价齐观了呢？法国哲学家蒙泰涅（Montaigne）在论述人和动物交往时说：“妨碍动物同人交流的障碍，为什么不可能既不在我们这方面，也不在动物那一方呢?
　　当然也有许多表明黑猩猩具有智力的轶事。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发现者之一，华莱士曾在印度尼西亚首次认真研究了猿猴行为，包括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行为。华莱士做出结论，他所研究的马来亚幼儿猩猩行为和相同环境中人的婴孩行为非常相象。事实上，"Orangutan”（马来亚猩猩）在马来语中指的不是猿而是树林人的意思。托伊伯（Teuber）详细描写了他父母讲过的许多故事。他的父母都是德国人种学的先驱者。在二十年代初期他们创建和管理了大西洋加纳利群岛中特纳里夫岛上的第一所黑猩猩行为研究站。在那里科勒（Wolfgang Kohler）进行了闻名的有关黑猩猩才能的研究。他观察到黑猩猩能把两个棍子接起来用它摘下够不到的香蕉。在特纳里夫岛也见到，两只黑猩猩设埋伏打小鸡的情况：一个猩猩把食物移近鸡跟前，引诱鸡接近食物；另一只猩猩将一条金属丝暗藏在背后准备打鸡。鸡吓跑了，猩猩又把它们逗引回来，然后再次抽打小鸡。这种紧密配合的动作，筹划未来的行动过程，诓骗和残忍这一切行为往往被看成是人所独有的。同时也说明了鸡学习回避的能力是如何低。
　　几年前有过如下的广泛同黑猩猩交往的尝试：把刚生下的小猩猩抱到才出生的婴儿家里，一起抚育。成双的儿童小床，成双的摇篮，一对圈椅，一对便罐，一对尿布桶，成对的爽身粉盒。自然等到第三年底，小猩猩在身体敏捷、奔跑、跳跃、攀登和<敏感詞>运动技能上远远超过了人。可是当孩子兴奋地呀呀学话时，小猩猩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迸出“妈妈" “爸爸" “杯子”有限几个词儿。因此，很多人认为黑猩猩在语言、推理和<敏感詞>高级精神活动方面能力很低，从而做出“动物没有抽象概念”的结论。
　　内华达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夫妇（Beatrice and RobertGardner），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实验后，证实黑猩猩的咽和喉不适于人的语言发音。口对人来说具有多种奇妙的用途，如吃饭、呼吸、说话等。有些昆虫如蟋蟀就是通过摩擦腿部来表达互相呼唤。口的上述三种功能是由完全独立的器官系统完成的。人的口语似乎是偶然产生的。这也表明人的说话器官系统和人类语言能力是最近发展的结果。很可能，象加德纳夫妇推断的那样，黑猩猩具有相当大的语言能力，但因解剖结构限制不能表达出来。能否有一种可以发挥黑猩猩解剖结构上长处且又能克服其短处的符号语言呢？
　　加德纳夫妇偶然发现了一种令人赞赏的想法：向黑猩猩教授美国的符号语言。这种闻名的美国符号语是以它的第一个字母缩写构成的，有时也称之为“美国聋哑人语言”（当然哑巴指的是缺乏言语能力，并不是指智力衰竭），这很理想地适合于黑猩猩敏捷的手的动作，也具有口头语言重要的构思特性。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用美国符号语言和<敏感詞>手势语描写如何同黑猩猩谈话的丛书和摄制的影片。这些书籍和影片中所描写的对象是加德纳夫妇和<敏感詞>学者所研究的沃休、露西、拉纳等黑猩猩。这些黑猩猩不仅有100～200个词的词汇量，而且也能识别出不太烦琐的不同语法句型和旬法。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惊人地创造了新词和词组的旬法结构。
　　当第一次见到登岸时嘎嘎叫着的池塘鸭子时，沃休用手势示意：“水鸟”。“水鸟”是英语和<敏感詞>语言中结构形式相同的词组，但这又是沃休偶尔发明的。由于黑猩猩拉纳从未见过除苹果以外的圆球形水果，但它记得主要颜色的标记，拉纳暗中窥视技术员吃桔子时，它用手势表示“桔黄色苹果”。当露西尝到西瓜味道时，它把西瓜说成是“甜饮料”或“饮料水果”。这与英语中“西瓜”词形基本相似。当露西第一次吃到水萝卜，辣得抓耳挠腮，从此后它就把萝卜叫做“伤心哭泣的食物”。当把小洋娃娃无意地放在沃休杯里，就能诱出它的回答：“小囡在我饮料中。”当沃休弄脏东西时，特别是弄脏衣服或家俱时，教它个手势“脏”，后来它就把这词理解为辱骂的词意。它反复对惹它不快的罗猴打手势示意：“脏猴，脏猴，脏猴！”有时沃休也说些象“脏杰克，给我饮料”这类话。拉纳在烦恼的一刹那，把它的训练人骂作：“你粪便！”黑猩猩发明了骂人话。沃休也有一种幽默感。有一次当沃休骑在它的训练人肩上，可能出于疏忽，尿湿了训练者，沃休则用手势示意：“滑稽”，“滑稽”。
　　露西最后能清楚分辨下列两个词组含义：“罗杰逗露西”和“露西逗罗杰”，露西对这两种活动都是兴高采烈的。拉纳从“蒂姆装饰拉纳”推知到“拉纳装饰蒂姆”，同时也观察到了沃休“阅读”杂志的情景。沃休慢腾腾地一页一页地翻着杂志，全神贯注地盯着图片，毫无例外地作出恰当的手势。如看到虎的照片，就做出“猫”的示意动作；当看到苦艾酒广告时，就用手势表示喝的意思。在它学会“开门”手势语后，沃休就把这一概念扩展到“开”公文提包上。它曾试图用美国符号语言同一无所知的实验猫交谈。当学会这一奇异的交往方法后，沃休可能因猫还不能用美国符号语交谈感到吃惊。一天，露西的养母——简离开实验室，露西目送着简，比划说：“哭，我。我哭。”
　　伦斯伯杰（Boyce Rensberger）是一位敏感的天才的《纽约时报》记者，尽管他在听、说两方面都是正常无疾的，但他的父母却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听。这样伦斯伯杰的最初语言就是手势语。《纽约时报》委派他常驻欧洲若干年，他一回到美国，首要的国内工作之一就是要观看一下加德纳夫妇有关沃休的实验。同黑猩猩相处没有多长时间，伦斯伯杰报道说：“我突然感到我在用‘人的舌头’同另一生物物种的成员交谈。”当然这里所用“舌头”一词是语言的比喻。舌头已经成为语言结构不可分割的部分。事实上，伦斯伯杰是用他本身的手势语同另一生物种的成员交谈的。根据约瑟夫斯的看法，正是这种从舌到手的过渡才使人类又重新获得了自伊甸园以来丧失了的同动物交往的能力。
　　除美国手势语外，正在教授黑猩猩和<敏感詞>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各种各样的手势语。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耶尔柯斯地区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正向动物教授一种特殊的计算机语言（被人而不是黑猩猩称之为“耶尔柯施语”）。这种计算机甚至就连夜间没人在场时，也能把这一课题的所有会话记录下来。由于计算机的帮助，我们了解到黑猩猩喜欢爵士音乐胜过石头，喜欢黑猩猩的影片胜过有关人的影片。到一九七六年一月份拉纳共看了二百四十五次“黑猩猩的发展解剖学”影片。毫无疑问，拉纳会很欣赏这方面的影片和图书的。
　　拉纳用标准的“耶尔科施语”，从计算机上要了一块香蕉。从计算机上也展示了黑猩猩要水、果汁、巧克力糖，要求音乐、电影、开窗、找伴侣时所做的句法结构。（这一机器为拉纳的许多要求提供了保证。有时半夜里它凄凉地用打字机打出：“请机器逗乐拉纳”。）后来，需要创造性运用一系列语法形式才能提出的更详尽的要求和意见也都出现了。
　　在电子计算机显示屏上，拉纳监听完它的句子，并删去有语法错误的句子。一次在拉纳的严谨的句子结构中，训练人故意反复地从他的电子计算机控制台上插入使拉纳句子变得荒谬的词，这时拉纳凝视着它的计算机显示屏，仔细地端详着控制台上的训练者，它又组织了一个新句子：“蒂姆！请离开房间。”沃休和露西一般来说是善说的，拉纳则是善写的。
　　在沃休语言能力发展的早期阶段，布罗诺夫斯基和他的一位同事发表了论文，否定了沃休运用手势语的重要意义。园为他从有关资料中获悉，沃休既不能问事，也不能否定事。但后来的观察表明，沃休和<敏感詞>黑猩猩完全能够提出问题和否定向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在黑猩猩的手势语与儿童表达一定思想的语言之间，肯定没有什么明显的本质区别。在阅读布罗诺夫斯基论文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一丝人的沙文主义情感爬上心头，耳边发出了洛克的“动物没有抽象概念”的回响。一九四九年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White）明确地指出：“人的行为是象征行为，象征行为也即是人的行为。”那么，怀特将如何对待黑猩猩沃体、露西和拉纳呢？
　　这一表达系统是彬彬有礼旦又符合语言规则的。请求以“请”字开始，以句号结尾。
　　“界线”论点认为，在脑总重，至少是在脑重／体重比率上应有个界线值，达到这个数值就算是具有智力标志。黑猩猩语言和智力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界线”论点有着引人兴趣的关系。与此相反的观点曾论证说明，畸形小脑的人其最低脑量恰巧与成年黑猩猩和大猩猩的最高脑量一致。但据说畸形小脑者脑功能虽说有严重的削弱，而仍有一点使用语言能力，相形之下，类人猿则是望尘莫及。可畸形小脑者具有人语言能力的例子也是罕见的。俄国医生哥萨科夫（S.Korsakov）对畸形小脑者的行为做了最生动逼真的描述。一八九三年，他观察了一个名叫玛莎的畸形小脑的女人，她能理解的问题和命令是很少的。偶尔她却能追忆起她的童年。她时常唠叨不休，但她所讲的一切都没有连贯性。哥萨科夫把她的语言称作“极度缺乏逻辑”，把她的饮食习惯称作是智力适应不良和机械动作的范例。当饭菜摆在桌上，玛莎就吃起来；但在吃饭中突然将饭菜拿走，她表现出好象吃完了似的。她向饭食主管者道谢，并虔诚地在自己胸前划十字。假如饭菜又重新端上来，她就再次食用。很明显这种形式可以无限期地重复出现。我个人的印象是，露西和沃休同玛莎这个小脑袋人相比，它们是更有趣的宴会伙伴。将畸形小脑人同正常的类人猿相对比，可以发现这同智力的某种分界是相矛盾的。当然神经联系的质量和数量对我们可以意识到的各种智力来说，大概都是极端重要的。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杜桑（James Dewson）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实验，再度证实了黑猩猩的语言中枢位于新皮质中，特别是象人一样是位于大脑皮质的左半球。杜桑等人做了如下实验，他们训练猴子，猴子每当听到嘶嘶声就按绿色信号灯，而听到音乐时就按红灯。这样，在听到声音后的几秒钟内相隔不同时间使猴子按亮红灯或绿灯，如果猴子正确按灯，当他猜中时，就赏给它一团食物。接着把听到声音和见到灯光时间间隔增至20秒，猴子为了得到奖赏，就得回忆20秒钟，需回想它究竟听到了哪种声音。后来杜桑研究组给猴子作外科手术，切除了新皮质左半球的颈叶部位所谓的听觉联想中枢。当重新试验时，发现猴子记不清听到了哪种声音。就连一秒钟内，猴子也不能回忆起是嘶嘶声还是音乐。如从右半球切除相应的颞叶部分，发现对回忆联想功能没有什么影响。杜桑报道说：“看来似乎我们切除了猴脑中与人语言中枢相类似的结构。”利用视觉刺激而不是听觉刺激对罗猴进行类似的研究，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在新皮质的两半球之间存有差异。
　　鉴于普遍认为（至少是动物园管理人员）把成年黑猩猩留在家里或在家附近环境中是危险的，沃休和<敏感詞>擅长语言的黑猩猩在其到青春期后不久就被“退休”了，因此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猴或类人猿成年语言能力方面的经验。最使人好奇的问题之一是擅长语言的黑猩猩母辈会不会将语言交流能力传给后代，这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似乎这一点应是可能的，并且很可能最初具有手势语言能力的黑猩猩居群能将这种语言传给下一代。
　　哪里有对生存者必不可少的这种交往，哪里就有一些类人猿传送非遗传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证据。古多尔（Jane Goodall）观察到野生的黑猩猩幼儿仿效母亲行为和学会寻找一根适合的树枝，伸进白蚁窝内从而摄取成串白蚁，得到一些可口美味，其动作相当复杂。
　　据报道，在黑猩猩、狒狒、猕猴和<敏感詞>“许多灵长目动物之间，都有着组群行为差异（人们很想将其称作文化差异）。例如，一群猴可能知道怎样吃鸟蛋，然而同种的旁支猴子对此却一无所知。这种灵长目动物有几十种作为组群交往的声音或呼叫，如“决逃啊！掠夺者来了”这种意思。但就这种呼喊组群之间也有不同，也就是说，地区“口音”的差异。
　　日本的灵长目动物学家们曾经进行了一项更为引人注目的实验，试图解除日本南部一个岛上园猕猴过多而产生的饥荒，人类学者把麦粒撒在沙滩上，这样就很难把麦粒同沙子一一区分出来。可想而知在挑选麦粒上所花费的精力要比食用成堆的麦粒多得多。可有一个名叫芋生的很有才华的猕猴，可能偶然地或出于气愤将满把满把的麦沙混合物抛到水中。芋生敏锐地发现麦粒浮上来，沙子沉下去。这样经过筛选以后芋生就能饱食一顿（确切他说，供给一种浸水麦子饮食）。因循守旧的老猴并不理睬芋生，而幼猴似乎是领会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仿效着去做。这一习惯做法在下一代又更加广泛传播。目前岛上的所有猕猴都能用水筛选食物了。这是猴于文化传统的范例。
　　对住在日本丸洲东北部高崎山的猕猴早期研究也表明了文化上进化的类似范例。高崎山的游客们向猕猴投掷用纸包着的硬牛奶糖块，这是日本动物园的习惯做法，但对高崎山猕猴来说却是破天荒的。在玩耍中一些幼猴发现了剥纸吃糖方法。这一习惯成功地传给了同它们一块玩耍的猴子，传给了它们的母辈，最后传到占支配地位的雄猴（在猕猴中它是幼猴的保护者），也传给了与幼猴<敏感詞>关系较远的近于成年的雄猴。这种文化适应过程要花费三年多时间。在野生的灵长目动物<敏感詞>里存在着那么丰富多彩的非语言交往方式，以至于对更精美的手势语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压力。假如手势语对黑猩猩是必不可少的话，毫无疑问手势语将在文化上代代传下去。
　　如果所有的黑猩猩不用语言交往就得丧生或不能繁殖，我预料仅在几代中语言就会大大地进展和增添精美的细节。基础英语里相当于1000个词左右，黑猩猩已掌握了100个词的词汇量。在几年前尽管这好象是最难以置信的科学虚构，过几代后在使用语言的黑猩猩<敏感詞>里就可能有用英文或日文出版的黑猩猩精神生活和自然历史的回忆录。
　　假如黑猩猩有意识，如果它们能抽象思维，它们会有迄今被称作“人权”的东西吗？猩猩的智力达到什么程度杀死猩猩才能构成凶杀罪？当宗教的传教士不得不把黑猩猩看成是值得归依的未遂行为受害者之前，猩猩必须显示出什么样的更高的性能？
　　最近我在大型灵长目动物研究实验室主任陪同下参观了这座实验室。我们走进长廊，在尽头，见到了装着黑猩猩的笼子。一个笼子里关着一个、两个或三个黑猩猩。按这个研究所来看，这个容纳量是合格的（或者就那件事而论倒象个一般的动物园）。当我靠近一个笼子时，笼内的两个同居者呲着牙，以惊人的准确性喷出一大口唾液弧线，这恰好浸透了实验室主任的薄料衣服。接着猩猩发出断续短促的尖叫声，振颤着走廊。<敏感詞>笼子里的猩猩虽说没见到我们，但听此声音也都仿效起来。从而尖叫声逐步扩大。砰砰的撞击声、格格的摇晃铁栏杆声交织一体。主任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猩猩进出来的不仅仅是唾液，常迸出尿等脏物。要我留神，为此我们只好后退了几步。
　　我曾清晰地回忆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记录了大量失去人性的州或联邦监狱情况。当残暴的看守人露面时，狱中囚犯向栏杆猛击吃饭的碗勺，真有将囚犯与黑猩猩混为一谈之感。这些黑猩猩营养充足，体质健壮，如果猩猩“只能”是动物，假如它们是没有抽象概念的动物，那么我的这种对比就是感情用事，太荒谬可笑了。黑猩猩具有抽象概念，它们同<敏感詞>哺乳类一样具有强烈的感情。它们确实无辜。确切他说，在整个文明世界，实际上在每座主要城市，类人猿都在动物园里监禁着，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这确实值得发问深思。
　　据我们所知，人和黑猩猩之间偶尔可行的杂交*是可能存在的。
　　至少在最近试图作这样的自然试验是极少见的。假如这种后代产生过，那么他们的合法地位如何？黑猩猩感性认识能力迫使我们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有关产生专门道德见解的人类<敏感詞>界限问题。我希望，地球上生物分类将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道德观点。如果地球外存有生物的话，这一道德观也适用于他们。
　　很难想象黑猩猩学习语言有什么情感意义。人类的感官功能大大减弱，而智力语言却大大发展，这是相辅相成的。猩猩的上述情况与此很相似，凯勒（Helen keller）是位说、听、读都不会的人，可她的理解力深度、智力强度和敏感度却大大超过了黑猩猩。据她本人讲，语言的发现能带来某些感情色调，由于灵长目动物语言的显著发展，黑猩猩也具有了这种语言色彩。在语言增强了生存能力或语言本身大大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这种色彩就更为浓厚。
　　一天，凯勒小姐的老师准备带她去散步。下面是凯勒的一段自我心理描述。
　　老师给我拿来了帽子，我知道我要出去到温暖向阳的地方去。假如不用文字表达的感觉可以称作思想的话，这种思想使我因短途旅行取得的意外收获而感到愉快。
　　我们沿着小径来到井房，我们被覆盖在房上的忍冬属植物的芳香吸引住了。有人在打水，老师将我的手放在喷管下面。当凉爽的水流流过我的手时，老师就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一个单词”水”，开始较慢，以后渐渐加快。我站在那儿，全神注视着老师的手指动作。突然我觉得有一种模糊的意识，好象忘记了什么。出现复活一种思想的激动感。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揭示了语言的奥妙。我知道“水”是指流过我手上的非常凉爽的东西。也正是那个生动的单词唤醒和解放了我的灵魂，并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希望、欢快和光明。当然仍还存有屏障，但这是迟早可以消除的。
　　我觉得有关井房的词是容易学会的。这里的每件东西都有名称，每个名字都引起一种新想法。当我们又走进井房时，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件物体都发出生活颤音，这是因为我用苏醒过来的新奇见解来重新观察一切的结果。
　　大概在这三段细腻的描述中，最吸引人的一段就是描述凯勒的自我感觉，即仅需引导就能发挥出来的头脑内的语言潜力。在我看来，柏拉图的基本思想同众所周知的脑损残时的新皮质生理学是一致的，同时也符合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n Chomsky）根据学习时的语言对比和实验所做出的理论推断。近几年已弄清楚，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的脑同样有能力而且愿意引入语言，不过也许只是程度上还不完全同人相同而已。
　　对非人科灵长目动物教授语言的深远意义是难以过高估价的。在达尔文《人的进化》一书中有这么一段引人入胜的描述：“人和动物思维上的差异，虽在事实上很大，但毫无疑问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方面的差异。假如，可以证实某些高级神经功能，如一般思想的形式，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人类绝对特有的（这一点看来也是值得怀疑的），这种特性完全有可能仅仅是<敏感詞>高度发展了的智力才能的偶然结果，并且这些特性又主要是连续使用一种完美语言的必然产物。”
　　关于语言和人相互联系显赫威力的相同见解也能在<敏感詞>地方见到，如在《创世纪》中有关通天塔的描述。上帝对万能的人类持一种不可思议的自卫态度，他担心人会建造通天塔（这种态度同亚当偷吃知识果后，上帝所表现出的那种相同的担忧心情是一模一样的）。为防止人类通天，上帝没有象毁掉罪恶之地那样去毁掉通天塔。而是采取了隐晦的替代办法。他说：“看哪！他们是相同的人，使用同一语言，这仅是他们要做的开端；他们如想做些不存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可能的。喂！让我们走下去，他们语言混乱，他们不能理解相互的语言。”（《创世纪》11：6-7）那就让我们继续使用完美的语言吧……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共同使用一种复杂的手势语之后，黑猩猩将创立哪种文化？将建立什么样的口头传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与世代连绵隔绝的黑猩猩群落，那么这些黑猩猩将怎样开始发生语言呢？耶尔科斯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的加德纳夫妇及其同事们是否将作为传说中的寓言英雄，或被另一类生物当作神，永远铭刻在朦胧的记忆之中呢？会不会象普罗米修士、索斯等神话那样，传说是神灵给予类人猿语言才能呢？事实上，在黑猩猩手势语的传授中也明显地具有某些相同的情感色调和宗教内容，正如在《2001年——宇宙奥德赛》小说和电影中插入的宗教情节一样（纯属虚构），这些就是指导人类祖先的地球外文明世界的代表。
　　大概这一整个题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还是非人科灵长目动物，它们是如此接近语言边缘，是那样乐于学习语言，一旦教给语言，它们又是那样完全有能力使用语言，并在应用中加以发明。但这又提出了一个古怪问题：为什么所有这些动物都在语言边缘？为什么就没有具有复杂手势语的人类以外的灵长目动物呢？一种说得过去的回答，就是因为人类已经系统地根除了表现出智力征兆的人类以外的灵长目动物（在无树平原上还生活着一些非人科的灵长目动物，这可能是特别确实可靠的。森林一定会为黑猩猩和大猩猩提供某些保护以防止人的劫掠）。在消除智力的竞争中，我们可能是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因素。我想，我们可以将智力和语言领域推进到人以外的灵长目动物中去，直到它们的智力变得同我们的智力没有差异为止。在向黑猩猩教授语言时，我们正开始进行修改已延误了的尝试。

阿克

六、朦胧的伊甸园传说
普罗米修士义愤填膺，他给蒙昧迷信的人类引进了文明，但为此触怒了主神宙斯。宙斯费尽心机将他锁在山崖上，令神鹰折磨他。普罗米修士为人类盗取了天火，同时也向人类传授了重要知识：天文学、数学、文学、动物驯化、马车、航海和医药，还有用梦或<敏感詞>方法进行占卜等。这最后一种才能对当代公众看来是奇特古怪的。《捆缚着的普罗米修士》是希腊悲剧诗人伊斯吉勒斯（Aeschylus）的一部著名悲剧，它和《创世纪》中亚当被驱出伊甸园的故事一样，同是西方文学中的主要著作。这种文学都是用富有生命力的寓言来描述人的进化，只是其重点描写的不是进化的人，而是创世主。在希腊语中，“普罗米修士”意指先知。据说这种先知的特性就位于新皮质的额叶里。善感和忧郁正是希腊悲剧诗人伊斯吉勒斯所特有的写作风格及特点。
　　梦和人的进化有什么联系？按伊斯吉勒斯的说法，我们远古祖先醒着时的生活同我们现代人梦里的生活一样。理解梦一般的生活实质和含蓄的意思对了解人类智力进化是很有好处的。
　　看来，人类思维的主要状态有三种：觉醒。睡眠和做梦。检测脑电波的脑电图记述了这三种状态时截然不同的脑电活动图形。
　　脑电波能显示由脑的电回路所产生的极低的电流和电压。这种脑电波的信号强度是以微伏计算的，其典型周率是1～20赫兹之间（或周／秒）：小于大家熟知的北美交流电引线的周率60周／秒。
　　为什么要有充足睡眠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长时间不睡觉，机体内就要产生出强迫我们睡眠的神经化学物质，得不到睡眠的动物在其脑髓液中就会产生这种分子，如将这种动物的脑脊髓液注入到完全觉醒目的动物身上，就言引起睡眠，这是机体需要睡眠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生理学同民间传说医术中的因循守旧的看法，都认为睡眠具有恢复体力的作用。睡眠是因日常生活需要给予机体恢复脑力和体力的机会，这种观点从常识上看似乎有理，但其有说服力的证据几乎是寥寥无几的。再说，这一论点也存有某些令人担心的方面，例如，动物在睡眠时是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即使大部分动物睡在窝里、洞<敏感詞>、树窟中或躲睡在幽深伪装的地方，当动物睡后这些条件仍是完全无用的。我们在夜里易受攻击的事实也是屡见不鲜的。因而，按希腊人的说法，睡梦神莫菲斯和死神撒拉托斯是兄弟。
　　从生物学观点来看，如果睡眠不是特别需要的话，自然选择将使动物向不睡眠方向进化。有些动物如两趾的树獭、犰狳、鼩和蝙蝠，至少处于季节性的蛰伏状态，一天要睡上19到20小时，还有些动物如常见的的鼩鼱达尔海豚（Dall'sporpoise）据说就很少睡眠。同样也有些人一夜只需睡一到三小时，他们能同时从事两三个职业。深夜，当他们的爱人已精疲力竭了，他们却精神抖擞地在屋内踱来踱去。换句话说，他们似乎常过着朝气勃勃、生龙活虎般的生活。有关家史资料表明，这种素质是能遗传的。还有这样的情况，女方因性情不合同男方离婚，男方和小女孩都为这种倒霉的事伤心苦恼，丈夫对妻子的行为惊痛欲绝，弄得他神魂颠倒，彻夜不眠，头昏眼花。但他仍知道照顾女儿。这些例子都表明，睡眠的恢复功能假说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睡眠是件源远流长的事，可追溯到爬虫时代。据说，睡眠是我们同所有的灵长目动物和绝大部分鸟类和哺乳类共有的。以每秒几周（几赫兹）的频率自然地电刺激颞叶下深部的杏仁体，能引起颞叶癫痫及其无意识自动性行为的伴随状态。有人曾报道说，癫痫发作与睡眠没有什么更大区别。把载着癫痫患者的小汽车朝着夕阳或旭日方面奔驰，如果在患者和阳光之间挡着一个帘子，当车逐渐加速达到临界速度时，就会产生谐振现象。这时，如果帘子遮住阳光，使阳光闪烁不定，将会导致癫痫病患者疾病突然发作。众所周知，生理节奏，生理功能的一昼夜周期性，至少可以追溯到象软体动物这样的低等生物。既然同梦类似的某些方面情况也可用电刺激颞叶下面的边缘区域而引起，那么诱起睡眠和梦的中枢距大脑隐窝可能不会太远。一些最新证据表朋，有梦和无梦两种类型睡眠都取决于动物的生活方式。耶鲁大学的艾利森（Truett Allison）和西科切蒂（Domenic Cicheti）发现，根据统计结果，很可能捕食者要比被捕食动物多梦，而被捕食者大概多半是无梦睡眠。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对所有哺乳动物的研究，仅适用于种间而不是种内差异。在有梦睡眠时，动物安然不动，对外界刺激无明显反应。无梦睡眠则要肤浅得多。我们都亲眼见到了，猫狗看来人睡很快，但其耳朵仍在倾听声响。同样。通常认为，当入睡的狗以一种奔跑方式做着腿部运动时，说明狗正梦到捕猎。在今天的被捕食的动物中深梦的酣睡是罕见的，这种事实也许清楚地表明，这种现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今天大多数被捕食动物的机体可能一度为掠夺者的祖先。反过来也是一样，一般说来，掠夺者的绝对脑重和脑重／体重比率都要比被它们捕食的动物大。今天当睡眠高度进展时，智力较笨的动物与聪明的动物相比，缺乏深沉的睡眠，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熟睡呢？为什么这种纹丝不动的睡眠不能得到进展呢？
　　一般说，海豚、鲸鱼和一些水生哺乳类动物好象很少睡眠，从这一事实大概能寻得有关睡眠原始功能的有益线索。这是因为在海洋里无处藏身的缘故。是否有这样的可能，睡眠活动不是增加反倒减少动物易受伤害的可能性呢？佛罗里达大学的韦布（Wilse Webb）和伦敦大学的梅迪斯（RayMeddis）认为事情正是如此。每个机体的睡眠方式是同动物的生态环境适应的。可以想象，即使是那些笨得不能主动地保持安静的动物，在极端危险期间，由于睡眠的无情威力也会静止不动（这倒减少了动物的易受伤害性）。这点在肉食动物幼体身上好象特别明显。虎崽不仅有一身极其有用的保护色，而且也能大量睡眠，这就减少了它易受伤害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饶有风趣的见解，至少是有点道理的，当然这还远不能说明一切。既然如此，狮子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敌人，那它为什么要睡觉呢？这种异义并不难解释，因为狮子可能是从非兽王的动物进化来的。同样道理，青春期的大猩猩尽管它无所畏惧，但每夜都在构筑窝巢，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是从较软弱的祖先进化来的。或许狮子和大猩猩的祖先惧怕过更可怕的捕食者。
　　在哺乳动物出现的时代，充满了嘶嘶叫声，隆隆雷声，经常令人恐惧的爬虫占支配地位。从哺乳动物进化的观点来看，制动假说好象是格外恰当的。但几乎所有爬虫都是冷血动物*。
　　除热带爬虫外，所有爬虫在夜里都被迫龟缩不动。但热血的哺乳类却在夜里活跃起来。因此，大约二亿年前，在三迭纪非热带生态势力范围内，夜里的宁静生境也是几乎维持不住的。杰里森（Harry Jerison）提出，哺乳动物的进化是伴随听力、嗅觉、夜间察觉物体和距离等极其复杂的（现在看来几乎是平凡的）感觉能力而发展的，他还指出，边缘系统的进化也是迫于处理来自新近完善的感官的一系列数据的需要（爬虫的大部分信息处理不是在脑内而是在视网膜里进行的，新皮质内的视觉处理装置主要是视网膜进化发展的结果)。
　　大概原始哺乳动物在掠夺者爬虫称霸的白昼时间只好是固定不动或躲藏起来。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哺乳类白天不规则睡眠而爬虫夜里睡觉的中生代情景吧。在夜里就连低等的食肉哺乳动物也会构成对龟缩不动的冷血爬虫动物的实际威胁，尤其是窃吃爬虫的卵。根据头骨内模体积推测（见图3），同哺乳类相比，恐龙是相当愚笨的。试举几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霸王龙的脑容量大约是200立方厘米，蜥脚类恐龙（Brachiosaurus）为150立方厘米，三角龙为20立方厘米，梁龙（Diplodocus）为50立方厘米，剑龙为30立方厘米。在脑的绝对重量上，它们之中无论谁也不能接近于黑猩猩脑量。体重2吨的剑龙也许要比家兔愚蠢得多。如果把恐龙的巨大体重考虑进去,恐龙的脑就小得格外可怜了。霸王龙重8吨，梁龙重12吨、蜥脚类恐龙重87吨。就脑重／体重比率来说，蜥脚类恐龙的这个比率要比人小10000倍。正如鲨鱼一样，就其体重来说，它是鱼类中脑量最大的。象霸王龙这类食肉恐龙，相对说其脑就比梁龙和蜥脚类恐龙这样食草恐龙要大。我们确信霸王龙是一台高效的嗜杀机器，如不谈其可怕的方面，那么恐龙同原始哺乳类这个聪明的难以周旋的对手相比，又会显得软弱无能了。
　　中生代具有一种奇妙的吸血鬼的特征，在白昼食肉的爬虫捕猎正在沉睡中的机灵哺乳动物，夜晚食肉的哺乳类又猎取这些笨拙不动的爬虫。爬虫将卵掩埋起来，这样主动的保护卵和幼体也未必是靠得住的。就是在现代爬虫中关于这类行为的叙述也是极少的。很难设想霸王龙能孵出一窝卵。正因为这个原因，哺乳类可以赢得这场原始的吸血鬼之战，至少某些古生物学家认为，原始哺乳类夜里窃食爬虫卵这就加速了恐龙的灭绝。一顿早餐两个鸡蛋可能就够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这就是原始的哺乳动物遗留下来的烹调方式吧！
　　按脑重／体重判断标准，恐龙中智力最强的是似驼龙。其典型的脑重／体重比大约是50克／50，000克，这样就在图4中将其标画在驼鸟附近。事实上，它们与驼鸟十分相象。检测它们的大量头颅化石内模可能会深受启发。它们也许以猎取小动物为食，并使用手一样的附肢的四指从事各种不同工作（见图19）。
　　恐龙是值得研究的有趣的动物，假如恐龙不是在大约六千五百万年前神秘地完全灭绝了，似驼龙能否进化成越来越聪明的生命形式呢？它们是否能学会集体捕猎大的哺乳动物，从而也就阻止了继中生代末期的哺乳类急剧的增殖呢？假如恐龙还没绝种，今天地球上占优势的生命形式是否将是似驼龙的后裔呢？这种生命形式能否书写、读书，或能推测如哺乳动物盛行，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呢？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生命形式是否会认为8个基数就完全符合自然算术法，而10个基数就仅仅是新数学教学中一种不必要的装饰呢？
　　在几千万年的地球历史中，我们认为大量重要事件都好象以恐龙的绝灭为转移。确实有几十种科学假说试图解释这个对陆地和水生生命形式来说显得相当突出和严峻的事件。所提出的一切解释似乎并不能令人感到十全十美。这些解释包括从气候大幅度变化到哺乳动物的掠夺，一直到有轻泻剂效能的植物灭种，从而导致恐龙便秘死亡，众说纷坛。
　　苏联莫斯科科学院宇宙研究所斯克洛夫斯基（I·s·ShkIovskii）首次提出极其引人入胜的最富有发展前景的假说。他认为，恐龙死亡是因最近的超新星事件造成的。超新星事件是指几十光年以外的死星爆炸，从而形成了使强大的高能量带电荷粒子流进入地球大气层，并改变了大气层性质，可能也破坏了大气的臭氧层，从而射进了致死量的太阳紫外线辐射光。夜间活动的生物如现代的哺乳类、深海生物如鱼，能经得住强度较高的紫外线辐射，但生活在陆地上或水面白昼活动的动物则首先被毁灭掉。这样的大灾难要适当命名——“超新星”这个词本身就意指“害星”。
　　如果这些事件的顺序正确，在近六千五百万年地球上生物进化的主要过程，甚至人类的存在都是由遥远的恒星的毁灭所造成的。可能还有别的星球环绕过那颗恒星，可能其中的一个行星上茁壮地生活着经几十亿年曲折进化来的生物。超新星爆炸确实是毁灭了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生命，甚至也许连大气也被驱散到太空中去了。我们是否把我们的存在归因于在别处毁灭生物层和天体的灾祸呢？
　　在恐龙灭种后，哺乳动物一跃占据了白昼的生态势力范围。灵长目动物惧怕黑暗可能是新近发展的结果。据沃什伯恩报道，婴儿期的狒狒和<敏感詞>幼年灵长目动物，看来一生下来就有天生的三怕：从高处摔下、蛇和黑暗。这三者又分别同下面提出的三种危险相对应。这三种危险是：使树上的居住者下落的万有引力定律；我们的远古敌人——爬虫；对视觉上能辨别方向的灵长目来说特别可怕的就是哺乳类的夜间掠夺者。
　　假如吸血鬼的假说是真实可靠的（至多可能是个假说而已），睡眠活动深深地嵌入哺乳动物脑内。从最原始的哺乳动物时代开始，睡眠在生存中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原始的到现代生存的哺乳动物，不眠的夜晚要比无件行为的夜晚更为危险可怕。睡眠应该成为比性行为更为强大的动力。至少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由于恐龙灭绝，对哺乳动物来说，白昼一下子就成了宁静太平的环境了。白天不必再强制自己龟缩不动了，多种睡眠方式也逐步出现了，其中包括哺乳类捕食者的海阔天空梦境睡眠，也含有同类被捕食动物提心吊胆的无梦睡眠，从而形成了哺乳类的现代关系。大概那些一夜仅需几小时睡眠就能胜任工作的人，就是能充分利用一天24小时人类新适应的先驱者。至少，我是直言不讳地承认对这种适应性的羡慕。
　　对哺乳动物起源的这些推测，构成了一种科学的神话。这些神话可能是某些真理的萌芽，但它们不可能是整个事实的真相。那些科学神话同更古时的神话相联系，有时可能对应，有时则不相吻合。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科学神话，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容易受到<敏感詞>影响。不过，我不反对把哺乳类起源的描述同《创世纪》神话中亚当被驱出伊甸园恐龙时代的奇妙传说联系起来。当然正是由于爬虫脑的发展才能赋予亚当和夏娃善恶知识果——抽象和道德的新皮质功能。
　　今天地球上还有少量残存的大爬虫，其中最引人兴趣的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巨蜥。一种冷血动物，体肤没多大光泽。它是一种掠夺者，具有较大的忍耐力，表现出令人寒噤的固定行为，它能一点点缓慢地潜到沉睡的鹿和野猪的身边，然后突然猛咬被捕食动物的后腿，并咬住不放，造成被捕食者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它是凭借气味来寻找被捕食动物的。捕猎时，迟缓笨重地移动身躯，斜向行进，头朝地，用分叉的舌头不时地轻拂地面寻找化学痕迹。最大的巨蜥大约重135公斤（300磅），身长3米（大约10英尺），大概能活百年。它为护卵常挖2米到9米深的地沟（几乎是30英尺深），可能是为防御窃卵的哺乳动物（还有他种恐龙。众所周知，别种成体的恐龙有时也会潜近窝穴，等待刚孵出的幼体出来，捕食幼兽便可得到一顿可口的美餐）。为防御掠夺者，此种巨蜥的孵化幼儿总是栖息在树上。
　　这些适应能力的显著改进，清楚地表明了恐龙巨蜥在地球上生存是有特殊困境的。这种科莫多巨蜥只能生活在小巽他群岛的荒僻地方。
　　目前这种巨蜥仅剩下2000条左右。从它们居住地点的偏僻隐匿使人立刻联想到，由于哺乳动物主要是人的捕捉，它们已濒于灭绝。近两个多世纪和科莫多巨蜥生活史足以证实这一结论。那些缺乏强适应力和居住在不大偏僻地方的巨蜥都死亡了。我甚至很想知道，查其灭绝原因究竟是因为脑重／体重比率小于哺乳动物，还是由于肤色浅显易被哺乳类掠夺者发现的结果。总之，很可能大型爬虫动物的总数自中生代末期就一直下降，在一两两千年前它们的数量要比今天多得多。
　　很多文明国度的传说寓言中，龙的神话盛行可能不是偶然的。
　　人和爬虫相互间不可调合的敌意，正如在圣乔治（英国守护神，能降龙伏虎——译注）神话中所证实的那样，西方是最为强烈的。《创世纪》第三章，上帝注定人和爬虫是永恒的敌人。但这不是西方别出心裁的行为，而是遍及全球的现象。当普通人命令肃静或为引起注意发出的声音似乎奇妙地模拟爬虫嘘嘘声，难道这仅是偶然现象吗？是否有可能因为爬虫向几百万年前的原始人类摆出难题，引起恐惧造成死亡，而这一切反过来倒促进人类智力进化了呢？是否蛇的隐喻指的是新皮质发展后仍然保留着爬虫复合体的进攻、礼仪行为等功能呢？仅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创世纪》中记载了伊甸园内爬虫对人的诱惑。这是在圣经中人理解动物语言的唯一例子。当我们怕龙时，是否我们也惧怕一部分猿人呢？不管怎么说，在伊甸园里是有恐龙的。
　　最近的恐龙化石鉴定证明恐龙起始于六千万年前，人科动物（不是能人）出现大约在千百万年前。那时会不会有同霸王龙遭遇过的人样生物呢？会不会有在白垩纪逃脱灭亡的恐龙呢？当儿童刚能说话时所显示出模糊的梦境和常有的对恶魔的恐惧，是否是对龙和猫头鹰进行完全适应性（象狒狒一样）应答的进化遗迹呢？
　　目前梦究竟有什么作用？在一个很有名望的科学论文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它认为梦的作用就在于时刻提醒我们留神是否有什么东西可能吃掉我们。但梦在正常睡眠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因此上述解释看来不能令人信服。当今的哺乳动物是掠夺者，而不是被捕食者。正如我们所知，捕食者的特征应是多梦睡眠，证据表明的情况恰与上述观点相反。看来那种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解释似乎更有些道理。这种观点认为，梦是白天经历的意识过程的信息漏失，是来自脑所确定的应有多少日常事件需用一种中间方式暂时存储起来。以备以后存贮到长期记忆里去的信息漏失。往日的事情常常
　　在梦中重演，两天以前的事件入梦的就比较稀少。但是中间转贮形式好象不可能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不能解释弗洛伊德首次强调的观点，即梦是象征性语言所特有的暗示，而且这也不能解释梦的强烈感情色彩。我相信有许多人被恶梦所惊吓的程度远比他们在醒着时所感受的要大得多。
　　梦的中间转贮和记忆存储功能也有某些颇有风趣的<敏感詞>含意。美国图弗茨（Tufts）大学精神分析学者哈特曼（ErnestHartmann）提供了轶事性的但又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证实白天从事脑力活动尤其是不熟悉的脑力活动的人，夜里需要的睡眠就多些。与此相反，主要从事千篇一律不大费脑工作的人所需的睡眠时间就少些。可是鉴于组织安排方便起见，现代<敏感詞>结构好象所有人都需要相同的睡眠时间。在世界许多地方，早起是符合正确的伦理观念的行为。为做到信息中间转贮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取决于在上次睡眠后我们思考和感受的多少（现在还远无证据表明倒转的因果关系：即服用苯巴比妥的人在清醒时仍能完成特殊脑力功能。至今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在这方面十分有趣的是，应检试一下需要极少睡眠量的人，以便确定他们用在做梦上的睡觉时间是否要比正常睡眠的人多，并且确定睡眠量和做梦时间是否随他们在觉醒时学习感受的质量、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里昂大学法国神经病学家米歇尔·朱维特（Michel Jouvet）发现，有梦睡觉是在桥脑中引起的，位于后脑的桥脑是最近的并且基本上是哺乳动物进化发展的结果。另外，彭菲尔德发现电刺激如能深入到新皮质颞叶下部和边缘系统的中心部位时，就能产生癫痫病的觉醒状态，这种状态与失去象征和怪异内容的梦态非常相似。这也可以引起“已经见过”的错觉。许多梦境感情，包括恐惧在内，都能用这样的电刺激
　　有一次，我曾做了一个永远使我发笑的梦。我梦见我在懒洋洋翻阅一本厚厚的历史教科书，翻阅得很慢，以致可以辨识出书中的插图。此类教科书的惯例总是以世纪划分：古典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等等。逐渐翻到现代史，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还剩下二百页左右。由于兴趣倍增，我排除困难，深深地钻研起来，直到确信已超过了自己规定的时间为止。这是一本包括未来的历史教科书，好象翻到宇宙日历12月31日这页时，我便发现还有关于1月1日的详尽记载。我屏住呼吸，力图逐字阅读有关未来的描述。但遗憾的是已不可能了。我只能认出个别词来，也能看出单个印刷符号的衬线，但不能把字母连成单词，或者不能用单词组成句子，于是我得了失读症。
　　这简直就是预测未来的暗喻。我梦中恒定不变的感受是不能阅读，例如，我可以根据颜色和八边形认识出“停止”信号，尽管知道有“停止”这个词在，但是仍读不出来。我的印象是能理解一页铅字的意思，但不能逐词逐句地读出。梦中，我甚至不能确切地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出现了无明显符号的语言混乱，象是把舒曼（德国作曲家——译注）和舒柏特（奥地利作曲家——译注）混淆起来一样。我有点患失语症和完全的失读症。我知道，梦中认识力的减弱情况不是所有人都一样，可人们梦中常伴有某些认识能力的削弱（偶然地，生来就瞎的盲人会有关于听觉的梦，不会有关于视觉的梦）。新皮质的功能在梦时绝不是一下子停止，但确实好象遇到相当大的故障似的。
　　哺乳类、鸟类都做梦，然而，它们的共同祖先爬虫动物则不做梦，这一外观上的现实是值得注意的。在进化上高于爬虫类的动物都要做梦，也需要做梦。鸟的睡眠与众不同，它是短暂触电似地一幕幕地闪过。假如它们做梦的话，每次梦也只有一秒钟左右。从进化的观点上看，鸟类比哺乳类更接近于爬虫动物。如果我们仅仅了解哺乳类，那么这种论证就站不住脚。当从爬虫类进化来的两类主要生物居群感到不得不做梦时，那我们就要认真对待这种巧合：为什么从爬虫进化来的动物就得做梦，相反<敏感詞>动物则不然？是不是因为爬虫的脑仍在起作用的缘故？
　　极其罕见的是我们在梦中能突然制止自己，并说：“这只是在做梦。”总的讲，我们授予梦以实际内容，但梦并不具有它需遵循的内在一致的规律性。梦是一种幻觉、礼仪、激情和气愤的世界，梦中很少有怀疑主义和理性，在三位一体脑的隐喻中，梦是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皮质的部分功能，它不是新皮质理性部分功能。
　　实验指出，夜晚梦能把以往乃至童年和婴儿期的最原始的素材啮合起来，与此同时，梦的主要过程和感情内容也随之增加。在醒来之前比刚入睡时梦到婴儿期的激情可能更多些。这看来很象是把一天的体验集中到我们的记忆里了。所形成的新的神经联系要么是较容易的，要么就是较紧急的。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这种活动也就消逝了。更富有感情色彩的梦，更加稀奇古怪的题材，恐惧、色欲和<敏感詞>多种感情的梦也都一一浮现出来。深夜万籁俱寂，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梦就出现在脑海里，小羚羊和飞龙在梦里搅动飞腾。
　　一种研究梦态的最有效工具是由斯坦福大学精神分析学者德门特（William Dement）（Dement的英文词意是发狂的意思——译注）创造发明的。他是一位神智健全的人，但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他起了个格外有趣的名字。梦态和快速眼球运动（REM）是同时发生的。把一条连接电极的胶带轻轻地敷贴在眼球上，根据脑电图（EEG）上的脑特殊波型就可以检测出快速眼球运动。德门特发现，一宿每人要做梦多次，在快醒时具有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的个体一般能忆起梦情。就是那些声称自己从不做梦的人，根据REM和EEG判定也会同别人一样做同样多的梦。如果他们在适宜的时间醒来，会惊奇地承认自己也做梦。我们经常做梦，做梦时人脑处于一种独特的生理状态。大概有20％的受试者在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醒后回忆不起来梦情，可能有10％的受试者在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醒后能主诉做了梦。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快速眼球运动和伴随出现的脑电图图型看成是梦态。
　　有证据表明，睡眠是必不可少的。当人或哺乳动物丧失了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时（当典型的快速眼球运动和脑电图梦态图型出现时，便唤醒受试者），每夜做梦的次数都在增加。如情况严重，甚至在白天也出现幻觉，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白日梦”。我已在前面提过，REM和梦态EEG图型，对乌类来说是短暂的，而爬虫则根本没有。可见，梦基本上是哺乳动物的功能。并且在人的婴儿早期阶段，梦态睡眠是最旺盛的。亚里士多德曾非常自信地宣称，婴儿根本就不做梦。然而事实与他说的相反，我们发现婴儿绝大部分睡眠时间都在做梦。足月的新生儿一多半睡眠时间为快速眼球运动梦态相。早产儿个星期的婴儿其做梦时间是整个睡眠时间的四分之三或更多些。胎儿在子宫内早期可能整个时间都在做梦（实验表明，新生的猫意所有睡眠时间都处于快速眼球运动阶段）。综上所述，从进化上来看，做梦是哺乳动物基本的原始功能。
　　在婴儿期和梦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即两者都有记忆丧失。当我们处于婴儿期和做梦时，很难回忆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由此，使我联想起负责分析回忆的大脑左半球是不起功能作用的，就是说在做梦时或在早期童年阶段我们经历了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丧失。有些感受痛苦得令人不堪回首。象这样的梦，把它忘掉了的确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很难想象婴儿也会有这种苦恼。当然也有些儿童好象能回忆起极端早期的感受。如一岁的孩子就能记忆一些事件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甚至小于一岁就有记忆力的婴儿也是有的。在我的小儿子尼古拉斯三岁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你能想起最早的事情是什么？”他目不转晴地平视着，压低声音若有所思他说：“红色东西，我很冷。”他出生在凯撒城遗迹区，因此有冷的感觉是很可能的事。但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正是他幼儿时的真实回忆。尽管如此，我想童年和做梦时记忆丧失很有可能起固于下列事实：即在童年和做梦时，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完全由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和大脑右半球决定。在最早的童年期，新皮质是不发达的，当记忆丧失时新皮质则被削弱。
　　<敏感詞>和<敏感詞>的勃起也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相有着明显的关系。甚至，梦情没有什么明显的性方面的内容时也是如此。灵长目动物的这种勃起与性有关（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同进攻行为和保留<敏感詞>等级有关。我想当我们做梦时，有一部分人在进行很象我在麦克莱恩（Paul Maclean）实验室所见到的猕猴的活动。在人做梦时爬虫复合体是起作用的，梦中可以听到飞龙的刺耳的嘶嘶声，还有恐龙隆隆的吼叫声。实践是对科学思想价值的最好检验。一种理论刚提出时证据还不完全，有时甚至连理论的提出者也不知道基理论成果如何，这就需要进行实验，如果实验证实了原来的设想，这说明，实验已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绝大部分，也许是全部初级过程感情和做梦材料的“心里能量”都来源于性欲。两性兴趣在保证育种中绝不可少的作用，证实了性欲并不象和弗洛伊德同代的英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想的那样愚蠢和腐败堕落。例如，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弗洛伊德过于夸大了性的下意识作用。但在25年后的今天，德门特心理学实验室通过实验和<敏感詞>心理学家共同支持证实了弗洛伊德的看法。我想，要想否认<敏感詞>和<敏感詞>的勃起和性的联系就需要完全献身于清教主义。看来很容易理解，尽管梦确实有礼仪、攻击行为和等级题材的特征，但性和梦并不是偶然相关，而是有着深深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就十九世纪末维也纳<敏感詞>的禁欲主义而论，弗洛伊德的许多见解确实来之不易，同时又敢于创新，并且证据确凿。
　　从统计学上研究最常见类型梦的组成，在某种程度上能阐明梦的实质。概观大学生的梦态最常见的类型有五种，依次如下：（1）摔落；（2）受害、受攻击；（3）屡次试图完成一项任务，但未能如愿；（4）各种研究体会；（5）各种不同形式的性感受。其中第四种类型好象同被推荐典型调查的组群有着专门独特的利害关系。<敏感詞>几种类型实际上都是大学生生活中常见的。一般说来，似乎也适用于非大学生。
　　惧恐摔落看来明显地同我们树上生活起源有关，显而易见也是我们同<敏感詞>灵长目动物共有的一种恐惧。假如你居住在树上，最易死亡的途径就是你忘记了跌落的危险。<敏感詞>三种最常见的梦是别有风趣的，因为它们都同攻击、等级、礼仪和性功能等这种爬虫复合体范畴相应一致。在统计学中，另一引起争论的一项，就是几乎有半数被询问的人都诉说梦见了蛇。当然很可能许多有关蛇的梦都有可能直接用弗洛伊德观点解释。然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明确地报告说出现有关性方面的梦。按沃什伯恩观点，既然年幼的灵长目动物对蛇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惧怕，那么，令人不解和怀疑的是，梦界没有直接或间接指出远古时代爬虫类和哺乳类相互之间是否存有敌意。
　　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种与上述所有事实一致的假说：边缘系统进化的途径必须包括有观察世界的完全崭新的途径。原始哺乳类的存亡要取决于智力、白昼的隐蔽能力和对幼体的精心照护。通过爬虫复合体所觉察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由于脑在进化上采用了堆积的特性，因而爬虫复合体功能还可保留使用，或部分地增设分路，但其原有功能仍在起作用。这样，为了关闭爬虫脑（即蚯蚓部——译注）的多种功能，在人的颞叶下面又出现了抑制中枢；同时为了开放爬虫脑的功能使机体在睡眠时无害，开放这一部位功能，在桥脑中又发展进化了一个激活中枢。当然这种观点同弗洛伊德的以“超我”抑制“以德”（用有意识来抑制下意识）的见解是很相似的。这种下意识行为受到抑制时，最明显地表现在言语失误、自由联想、做梦等方面。
　　随着高等哺乳类和灵长目动物的新皮质大幅度进化，某些新皮质活动参与梦境的情况也随之增加。不管怎么说，象征语言毕竟是一门语言（这与下一章将谈到的大脑皮质两半球多种功能有关）。梦境中总有大量的性、攻击、等级和礼仪等内容。梦界中希奇古怪的事可同在做梦期间刚刚消失的直接感觉器官的刺激有关。测试证明梦的真实性是微乎其微的。按这种观点，婴儿时梦很多，因为婴儿的新皮质的分析部位几乎没有功能活动。爬虫动物无梦是因为爬虫没有梦态抑制。它们正象伊斯吉勒斯对我们祖先描述的那样：觉醒状态就象梦境。我相信这种观点可以解释梦的古怪内容（即梦态同我们清醒的语言意识的区别）、哺乳类和未满月婴儿梦的局限性、梦的生理学以及成人梦的普遍性。
　　我们起源于爬虫和哺乳这两种动物。白昼爬虫复合体受到抑制，夜晚飞龙在梦里搅动。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重演亿万年前爬虫类和哺乳类之间的战争，只是吸血鬼的搜猎时间改为夜间了而已。
　　现在人类的爬虫行为仍表现得很充分。如果我们过分放任我们本性中的爬虫行为的范畴，很明显我们的生存能力就会很低。因为爬虫复合体同脑组织交织得那么严密，以致长时期内脑的功能都不可“能完全取消。在我们的幻想和梦境中，大概总让爬虫复合体发生作用，但它又好象仍受到一定的束缚似的。
　　假如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我很想知道，按伊斯吉勒斯的看法，哺乳动物的觉醒状态是否真的与我们的梦态等同。在梦中我们可以理解象自来水触觉和忍冬属植物芳香气味这样的示意动作，但理解语言符号（如词儿）的全部技能却受到严格限制。梦中我们能有逼真的感觉和富有感情的想象以及直观生动的理解力，但理性分析却很少：梦中我们无论怎样的专心致志，都不能完成任务；梦中我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时间，却经常是心不在焉，尤其是充满着宿命论的个体或自我脆弱的感觉，一种不可抗拒的事件冲击着的不可预言的感觉。假如我们的祖先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中，那么，我们的进化已经走过了非常遥远的路程。

阿克

七、情侣和狂人
警犬靠嗅觉进行追踪的能力是十分有名的。它们向人们提供追踪线索，如发现追踪对象——丢失的儿童或逃犯的一块衣片，紧接着就吠叫着兴致勃勃地跟踪下去。犬属和<敏感詞>许多搜索动物都具有这种极其发达的能力。能被追踪的痕迹就是追捕对象遗留下来的气味，嗅觉仅是对多种多样特殊分子的知觉力。警犬追踪多半是捕捉有机分子。警大为了追踪，必须能觉察出它所追寻目标身体上的特殊气味，能够排除别种分子的迷惑和干扰，辨别出走过同路的<敏感詞>人（包括组织追踪的人）和<敏感詞>动物（包括狗本身）的分子气味。人在行走时散发出的气味分子数量是较少的，可是警犬仍能嗅到，甚至对所谓“冷”足迹，也就是说，痕迹已消失了几个小时，警犬仍能成功地追踪到。
　　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昆虫也有这种极端敏感觉察气味的功能。警犬与昆虫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多种多样很强的辨别力，能区分多种不同气味，以及在无数的气味中辨别出所要追踪的那种气味，警犬能进行分子结构的复杂分类，能从以往嗅过的他种分子大量程序库中区别出新的分子。更重要的是，犬能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熟悉某种气味，然后可较长时间记住这种气味。
　　很明显，对个别分子的嗅别是通过狗鼻子中感受器来完成的，这种感受器对有机分子特殊的化学机能簇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敏感，一种感受器可对羧基（COOH）敏感，另一种可能对氨基（NH2）易感，以此类推。复杂分子的各种机能簇或一部分会附着在鼻粘膜中的不同分子感受器上，然后所有功能群检测器把收集到的分子嗅觉印象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嗅觉系统。尽管人类在这方面技术上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目前就是这种最精制的人造装置，如气相色谱法／质谱仪一般说来也没有警犬这样的灵敏性和分辨力。由于威力强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动物的嗅觉已进化到现在的完善程度。早期发现配偶、警戒掠夺者、搜索捕捉食物，这是物种生死存亡的大事。此种嗅觉由源已久，确实高于早期的神经系统。大脑里这种与众不同的嗅球（见图5）是人类生命史中发展成新皮质的原始部分。实际上，赫里克（Herrck）就把边缘系统称为嗅脑。
　　人的嗅觉远不如警犬那么发达。尽管我们脑量很大，但人的嗅脑要比许多动物嗅脑都小。由此可见，嗅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着次要作用。人所能辨别出来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较少的，况且我们对气味的语言描述和理解分析力都是较差的。在我们自身感觉中，我们对一种气味的反应同造成这种气味的分子实际立体结构很难一致。嗅觉是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能够并且相当精确地完成的一种复杂的认识功能，但是我们很难将其描述得很充分。假如警犬有语言能力，我想它也很难描述出它高度精确地嗅到的一切气味。
　　正如嗅觉是狗和<敏感詞>动物察觉其周围环境的主要手段一样，视力则成了人的主要信息通道。人所具有的视觉的敏感性和分辨力至少同狗的嗅觉能力同样惊人。例如人能区别面貌。精细的观察者能区别成千上万、甚至到十几万幅面容。西方国际警察组织和警察部队通常广泛使用“认面容器”，从而重新组成上百亿不同人的面目形象。这种能力对人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尤其重要。但是细想一下，如要用语言把我们能够识别出的各种面孔都完全描述下来，这却是很难办到的。证据表明，我们有时不能用语言描述我们见过的人，可是只要再一见面就能非常准确地认出这个人。当然认错人的现象也肯定是常有的事。因此法庭乐于让面貌熟悉的成年人作人证。想一想我们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一大群人中认出某个“著名人士”，又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能从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人名表中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名字，这一切都表明人的视力才能同狗的嗅觉能力一样是令人佩服的。
　　人和<敏感詞>动物都具有非常复杂的高效率的感觉和认识能力。这种能力完全能为语言和分析意识增设旁路。我们许多人认为这种意识是人人皆有的。另外还有一种认识，就是我们的非言语感觉和认识。这又常常被看成是“直觉”认识。语言决不是天生就有的。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先在头脑中注入了一整套人物的面孔。我想，在我们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是怎样获得这样的认识时，语言能表达一种无限的烦恼。感性认识具有悠久的进化史。假如我们认为信息贮存在遗传物质里，那就要追溯到生命的起源。人类的两种认识的另一种，就是西方所说的有关感性认识的异常敏感力，这就是完全用语言表达的（比如说用完整句子）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是人脑近代进化的结果，大概仅有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进化史。许多人在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是理性的，也有许多人几乎全是感性的，那些几乎不懂得这两种认识能力相互作用的人们却嘲笑对方是“头脑糊涂”和“缺心眼”，这是用于这种场合比较礼貌的形容词。那么，人为什么常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弥补但又是彼此不能很好结合的思想状态呢？
　　通过对脑损伤的研究得到的初步证据，证实理性和感性认识都在本脑皮层里。左半球颞叶和顶叶的意外损伤或疾病发作会引起阅读、书写、说话和计算等能力的典型减弱，如右半球的这些部位损残则导致立体视觉、图形识别、音乐能力和全面推理力的削弱。辨认面孔的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那种见面后就能永久记住面貌的人，他们也是在右半球进行图形识别的。事实上右顶叶损伤有时导致患者在镜中不能辨认自己或本人照片。这种观测充分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理性认识主要在左半球，而感性认识在右半球。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的合作者按这种方式进行了重要的近代实验。为了治疗严重癫痫病大发作患者（事实上是癫痫连续发作，始终是一小时两次），他们切开了胼胝体，这个联结大脑皮层左右半球的主要神经纤维束（见图21）。这是一种力图防止神经电暴由一侧半球的病灶向另一半球扩散的尝试。他们希望在手术后至少有一个半球不再受连续癫痫发作的影响。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圆满效果。两半球的癫痫发作频率和强度都有明显的下降，好象以前头脑里曾有过正反馈作用，一个半球患癫痫病时脑电流活动会通过胼胝体刺激另一个半球。
　　这种大脑分隔的患者在外科手术后表面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一些报告指出手术前患者所经历的生动的梦景完全中止。术后第一个月这样的患者不能说话，后来他的失语症也就消失了。大脑分隔患者的行为和外观使人联想到胼胝体的功能是极其微妙的，它有两亿神经纤维束，每秒钟要处理两半球间数十亿比特信息量。这里大约含蕴着大脑皮层内神经元总数的百分之二。当把它们切断时，表面看不出什么变化，对这样的细微的变化需要更深入详尽地研究。
　　当我们细察我们右边的物体时，双眼都注视着右视界，如物体在左边，则注目左视界。但鉴于神经传导途径的结果，右视界在左半球处理，左视界在右半球处理。同样道理，来自右耳声音主要在脑的左半球处理，反之，也是这样。也有的人声音处理分析在同侧脑进行，如来自左耳的声音就在左半球处理。原始的嗅觉没有这种交叉处理情况。大脑和四肢间的信息传送也是交叉的。左手触摸的物体主要在右半球感觉出来，指挥右手书写句子的指令在左半球处理（见图22）。有90％的受试者，语言中枢都在左半球。
　　斯佩里及其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精细的单独刺激分别送到大脑分隔者左右半球的实验。在一个典型实验里，帽带（hatband)这个词闪现在屏幕上，但这个词的两部分，其中“帽”（hat）映在左视界，“带”（band）映在右视界。患者主诉，他见到了单词“带”。很明显，至少患者在词语联系上，其右半球没有“帽子”单词的视觉印象。当问患者是哪种“带”子？他可能猜测是捆罪犯带子、胶带、爵士音乐磁带。在对比实验里，要求患者写下他见到的一切，在箱内他用左手写一单词“帽子”，从手的动作上得知写了什么，但因他看不见，同时信息一点也到达不了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所以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他能写但不能口头回答。
　　<敏感詞>许多实验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在一个实验中，患者能够觉察到他虽看不见但能用左手触摸的立体塑料字母。现有的字母仅能拼写成患者可以认得出来的一个标准英语词，如“爱”“杯子”等，右半球的语言能力很低，大略同梦态情况相似。虽然正确拼写出了单词，但患者仍不能以任何语言来表达出他写的单词。看来很明显，大脑分隔者每个半球几乎都没有另一半球所认识到的极其模糊的想法。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左半球不能处理几何图形，在图24中通过图形描述出来。惯用右手的大脑分隔患者用左手（不熟练地）精确地描下简单立体图象。右半球对几何图形的优势性只限于用手操作的工作。但这种优势不适用于需要手——眼——脑三者协同的另一种几何构象功能、手控的任何活动似乎部位于右半球顶叶与左半球致力于语言的相应部位。位于斯托尼布鲁克的纽约国立大学的加扎尼加（M.S.Gazzaniga）指出，儿童在取得重要的手控技艺和几何图象能力之前，语言在左半球高度发展。这就是左半球发生特化作用的原因。根据这一观点，右半球胜任几何图形的特化作用的产生是由于左半球不参与此活动的结果，左半球胜任能力还是在语言上。
　　就在斯佩里最令人信服的实验完成不久，他举行了一次宴会。传说有位著名物理学家也应邀出席，这位物理学家过去有过胼胝体的疾患，但现已痊愈。这位物理学家的风趣幽默感是众所周知的。可那天整个宴会他静默无言兴致勃勃地倾听着斯佩里讲述他研究大脑分隔的实验结果。一个夜晚过去了，客人们开始逐渐地离席，斯佩里发觉他在门口同最后一个人挥手告别。物理学家伸出右手同斯佩里握手告别说，他度过了一个迷人的夜晚。接着他迈了两小步，交换了左右腿的位置，又伸出他的左手，以一种压低了的颤抖的声音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也有过这样可怕的时刻。”
　　当大脑的两半球之间的联系削弱时，患者经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不足为奇的。很明显，一个再好的讲演者可能有时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大脑两半球的相对独立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上面我们已提到很难用言语描述出大脑右半球的复杂的感觉过程。许多精美的身体动作，包括体操在内似乎同左半球没有什么牵连。例如，众所周知的网球运动要求对手把其拇指准确地放在球拍上的某一位置。常常发生，如左半球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那怕是暂短的一刻也会破坏这一游戏。多种音乐能力是右半球的功能。即使没有一点用音符记录歌曲的能力，我们也能记住一首歌或一个曲子，这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弹钢琴时，我们可把这动作说成是通过我们的手指（而不是我们自己）记住了这一乐曲。
　　这种记忆存储可能是很复杂的。最近我高兴地观看了由一个大型交响乐队演奏的钢琴协奏曲的排演。在这次排演中指挥经常不是从头至尾地进行，相反地他总是集中在较难的段落上，这一来是为了节省排演时间，二来是为了节省表演者的精力。使我印象极深的是，独奏者不仅能记住整首乐曲，而且能在总谱中标明的拍节上稍加提示就能在曲中所要求的任何地方开始演奏，这种值得羡慕的排演技巧就是左右半球的混合功能。很显然，在你头脑中，很难一下子记住你从未听过的整首乐曲，因此你只能在某些拍节上介入演奏。如用电子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同大型乐曲的串行存取相反，钢琴演奏者是随机存取演奏的。
　　这是在多种最难的和极其重要的人类活动中大脑左右半球彼此协同合作的范例。不过，对人的胼胝体两侧的功能独立性不作过高的估价是极为重要的，应该再次强调，象骿胝体这样复杂的电缆系统的存在必将意味着两半球的交互作用是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功能。
　　除了胼胝休外，在左右半球之间还有另一个神经电缆，称为大脑前连合。它要比胼胝体小得多（见图21）。在鱼脑里是没有胼胝体的，只有大脑前连合。在人的大脑半球分隔研究实验中，切断了胼胝体，但仍保留了大脑前连合，嗅觉信息仍照常不变地在两半球间传导。通过大脑前连合似乎偶尔也发生传递一些视觉和听觉信息。但这种情况对于不同的患者各不相同，这是无法预料的。这种研究成果同解剖学和进化是一致的。大脑前连合（和海马连合见图21）所在部位要比胼胝体的位置深，并能在边缘系统以及还有可能在脑的更原始部分中传递信息。
　　饶有风趣的是人表现出音乐技巧和语言才能的分工。右颞叶损残或者是切除大脑右半球患者，音乐技能，尤其是识别和回忆音乐旋律的技能大大减弱，但其识谱能力却没减低，并且语言能力也没减退。这看来是与上述功能的分工完全一致的。记忆和鉴赏音乐能力，包括辨认音符的听觉力和对总谱的记忆力，而不包括分析音乐的节律。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作诗功能来自右半球。例如有一些患者因大脑左半球的损伤使其得了失语症，但他却能平生第一次写诗。当然，正如英国诗人、剧作家德赖登（Dryden）所说，“仅仅是作诗”而已，因为很明显，脑的右半球没有作押韵诗的功能。
　　通过脑损伤受试个体实验发现，大脑皮质功能限于一侧，即分隔独立的。但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证实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正常人。加扎尼加对脑未受损残的受试个体进行实验，正象大脑分隔患者实验一样，使整个一个词一半字母在受试者左视界，而另一半在右视界，然后观察受试个体组成整个单词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正常人的大脑右半球几乎没有处理语言的能力，但却能将所见到的一切通过胼胝体传送给左半球，由左半球最后组成整个单词。可是加扎尼加也发现一例大脑分隔患者，其右半球竟有着惊人的处理语言的功能。但是该患者在他幼年时经受过颞部——顶骨部的脑病理变化。我们已经说过脑机能损伤如发生在两岁内的幼儿，大脑功能可以重新定位，但超过两岁的人功能重新定位就不可能了。
　　旧金山的兰利·波特神经精神病研究院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和加利（David Galin）断言，当正常人分析智力活动转变成综合智力活动时，其相应的脑半球的脑电图活动也要发生予示性改变。例如当受试者进行心算时，其右半球就显示出甲节律，表征右半球无所事事。如果这一结果是准确无疑的话，这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
　　奥恩斯坦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推论，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同左半球的功能活动接触这么频繁，而同右半球的功能打交道较少。他指出我们对右半球功能的认识有点象白昼观察星星的能力一样。尽管白昼和夜晚星星都在闪烁着，但白昼阳光是那样金光闪闪，相形之下星光就微弱得觉察不出。一旦太阳西沉，我们就能看到星星。同样，最晚的进化上的辉煌顶点即左半球的语言才华放射出明亮的异彩，使右半球的直观认识功能相形见绌，暗淡无光。直觉的右个球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觉察周围世界的主要手段。
　　左半球按次序处理信息，与此同时右半球也会一次给与一些输入。左半球串行工作，右半球则并行工作；左半球有点象数字计算机，右半球大约象模拟计算机。斯佩里指出，大脑皮层两半球的功能分类是一种“根本的不协调性”的结果。现在大概只有在左半球“日落”时，也就是说沉人梦乡时，我们才能直接感知右半球的功能活动。
　　在前面章节我提到，梦态可能是爬虫复合体的作用白昼受新皮质抑制、夜晚才被解放出来的主要缩影。尽管频繁报道说梦态时阅读、书写、运算和语言口忆能力惊人地减弱，但我所提到梦的重要符号内容，表明了新皮质也相当大量地参与这一过程。
　　除梦的符号内容外，梦相的<敏感詞>方面也表明在做梦过程中新皮质的作用。例如，我多次做过情节惊险的梦，出现这样梦境的原因在于有一些线索（很明显是不重要的线索）事先就渗入我的梦存储信息中。我头脑中整个梦情的发展有可能就在梦刚开始的时候（顺便说说，德门特指出，梦中事件的时间和实际生活中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致相等）。许多梦的内容天南海北，杂乱无章，可是也有些梦的结构是极其完美的。这样的梦真象一场戏剧。
　　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可能性，即梦态时新皮质的左半球被抑制，与此同时广泛熟知符号的右半球虽说是中断了语言、写作、阅读能力，但仍在完美地进行功能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夜里左半球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相反，它却在完成一种使脑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结果。夜里左半球忙于从短期记忆暂贮装置向长期记忆的数据转贮，从而确定应把哪些事件继续存贮到长期记忆中去。
　　偶尔的但又是确实可靠的报道，据说很难攻的智力问题在睡眠时倒得到解决，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还是德国化学家凯库莱（Friedrich kekule von Stadadonitz）做的梦。1865年有机化学结构上的最紧迫需要解决但又是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苯分子结构形式。几种简单有机物分子结构已从它们的性质中推断出来，所有这些结构都是直链的，其组成原子相互连接在一条直链上。按照他本人的描述，凯库莱在一辆马车上打瞌睡，做了一个梦，梦见排列在直链上的原子在跳动，突然原子链的首尾相连，慢慢形成了一个旋转着的环。醒后回忆这场梦的片断，他立刻意识到，苯问题的答案是碳原子六角环形，而不是直链。这是本质上的图形识别练习，而不是分析活动。也是通过做梦完成的最著名的创造行为的典型。这种创造行为是右半球的而不是左半球的活动。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这样写到：“难道我们不应该预料到，一旦我们失去外界时，我们就会暂时<敏感詞>到原始动物一样的非理性思维状态吗？许多人是拥护这一设想的，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许多研究梦的学者都主张，这样的<敏感詞>在本质上就是睡眠状态以及梦活动特色。”弗罗姆继续指出，我们有时在梦中能获得的某些见识，当我们醒后也就忘却了。不过我认为这些见识始终是直觉的或具有图形识别的特色。梦态中“类似动物所做的事”可以理解是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的活动，偶尔也有新皮质右半球活动的强烈直观见解。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进行某种活动时，左半球的抑制功能基本上中断了的缘故。弗罗姆把右半球的这些见识称之为“忘却的语言”，他还争辩说，它们是梦的共同起源，是优雅的寓言和神话。
　　梦中我时常意识到，头脑中的一小部分在心平气和地监视和守护着，常常在梦的角落里有一种观察者，正是这个观察者，我们思维中的一部分，往往在恶梦时，对我们宽慰地说“这是在做梦”。也正是这个观察者，它欣赏着梦中富有戏剧性协调精彩的情节。但绝大部分时间这个观察者完全沉默不语。而当服用幻觉药时，如服用大麻或迷幻药LSD（麦角副酸二乙酰胺），这样的观察者就出现在梦中，这已成为一般的传闻。服LSD后的感受可能是极端可怕的。有些人对我说服LSD后神态正常和精神错乱的差异完全依赖于梦中“观察者”，即那一小部分沉默的清醒的意识。在服大麻的感受中，我的一个受试者意识到，这个静默的“观察者”以神奇的和很不相称的方式出现，它兴趣极高地进行应答，偶尔对服大麻后体验到的千变万化的梦幻提出批评意见，但它尽不属于梦中的一部分。“你是谁？”我的受试者平静地问它。“你问这干什么？”它很有经验地反问着，很象寓言中伊斯兰教的泛神论者或者象强调默坐专念的佛教禅宗一样。我的受试者对此十分迷惑不解。我认为这个观察者是左半球关键性才能的一小部分，在服幻觉药后这部分发挥的作用要比一般梦的体会大得多。但在这两种状况下这个观察者都程度不同地出现。“提问题的是谁？”现仍未答复，大概它是属于大脑皮层左半球另一个组成部分。
　　现已发现人和黑猩猩左右半球的颞叶是不对称的，左颞叶相当发达。婴儿生下来就有这种天生的不对称（早在妊娠第29周就出现这种不对称），这就使人联想到左颞叶擅长控制语言的遗传素质（可是，两岁内的幼儿如发生左颞叶损伤，也能在右半球的相应部分发展所有的语言功能，并不减低语言能力。但若大于两岁，这种代偿功能就无法兑现）。同样发现幼儿的行为也偏向一侧，他们能用右耳较好地理解语言材料，而非语言材料是用左耳，这一规律性也出现在成年人身上。类似地婴儿观看其右边的物体所用的时间，平均要比察看其左边的同一物体所花的时间多；并且其左耳同右耳相比需要有较高声音才能引出应答。与此同时在黑猩猩的脑和行为上就没有发现此类不对称现象。迪桑（Dewson）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灵长目动物可以存在某些一侧优势，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高级动物，比如说恒河猴的颞叶上具有解剖结构上的不对称性，人们一定会猜测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也会同人一样控制在左颞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