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的利剑：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之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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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32年左右的阿拉伯人统治地区，白色区域。

7世纪之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强盛的阿拉伯帝国骤然崛起，充满活力的阿拉伯民族基本形成，辉煌灿烂的阿拉伯文明开始诞生。这一切不仅使在古典时代一直沉寂着的世界第一大半岛——阿拉伯半岛一跃成为人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使曾孕育过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等诸多古典文明的西亚、南亚和北非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更使人类中古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互种新的格局，并对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真主的最后启示”——伊斯兰教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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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半岛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南为阿拉伯海，面积约为32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半岛内地大部分为燥热的沙漠，间或夹杂着可供游牧或农耕的小块绿洲。西南也门地区，雨水相对充沛，存在着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公元前数世纪，此地就曾先后出现了赛白人和希米亚人国家。濒临红海的西部希贾兹（汉志）地区，错落散布着水草丰盛的绿洲，宜于放牧，以游牧为生的贝杜因人大多聚居于此。长期以来，希贾兹地区就是亚欧非三大洲商业贸易的重要商路之一，沿路形成了一些城市，其中麦加城，因有1眼清澈的渗渗泉水，便于过往商旅饮用而成为商贸重镇。此外，该城尚有被人们视为天降圣物的黑色陨石和克而白古寺，因而成为半岛的宗教祭祀中心。位于麦加以北的雅特里布也是1座商贸之城。因地处绿洲，盛产椰枣、谷物和蔬菜。

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尚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贝杜因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但因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相当脆弱，骆驼和椰枣是贝杜因人经济生活中的两大支柱。干旱的沙漠气候和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部分贝杜因人向外迁徙，但多数部落为争夺水源、牲畜和牧场陷入相互攻伐和仇杀之中，使贝杜因人养成了劫掠好战的尚武性格。此外，沙漠生活的不稳定性、冒险性和各部落的分散孤立性，使多神自然崇拜在贝杜因人中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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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世纪以后，阿拉伯半岛的内外局势出现剧烈震荡，整个<敏感詞>陷于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之中。

首先是生存危机。北方的拜占廷和波斯两大帝国为争夺西亚霸权，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525年，拜占廷盟邦埃塞俄比亚人攻占半岛南部也门地区，灭阿拉伯的希米亚王国。后来，波斯军队又驱逐埃塞俄比亚人，占领也门。这两次入侵使南阿拉伯的农业文明遭到彻底毁灭，定居该地的人口大量北迁，重新返回游牧或半游牧状态。此后，愈演愈烈的诸国争霸战争，使传统的国际商路由阿拉伯半岛西部转移到波斯湾和两河流域，居住在希贾兹地区、以经商为主要收入的贝杜因人因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财路，麦加商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广大民众失去谋生手段，陷入了破产的困境。

其次是<敏感詞>危机。生存环境的恶化，给已处于文明世界门槛上的阿拉伯<敏感詞>以猛烈冲击，随着贫富差距增大，<敏感詞>的内部矛盾日渐凸现。麦加商人贵族在商路被阻断的情况下，将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盘剥贫苦民众。许多贫民因不甘沦为债务奴隶或各种形式的依附者而时起抗争。<敏感詞>内部的冲突与对抗，使麦加贵族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敏感詞>地位、维持<敏感詞>秩序、扩张土地和发展贸易，就必须建立1个统一的、强有力的统治机构。广大民众也深切渴望有1个公平合理的权力机构，以实现<敏感詞>安定、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

再次为信仰危机。生存的艰辛与<敏感詞>的动乱，使阿拉伯人的内心产生种种困惑，为何世代尊奉的各种自然神灵在如此深重苦难之际不伸出救援之手？那些征服者又是凭藉着哪方神灵的佑助才变得如此骄横？在对多神崇拜日益失去信心后，贝杜因人逐渐把自身凄苦的现状与上天冥冥之中的神灵关联在一起。传统的自然多神崇拜信仰体系开始松动瓦解，而周边地区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的信仰观念传入阿拉伯半岛，也给了贝杜因人以朦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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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存、<敏感詞>和信仰等重重危机，痛苦地困扰着贝杜因人的同时，也在铺垫着<敏感詞>变革的历史舞台。穆罕默德顺应时代与<敏感詞>的需求，毅然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变革历史命运的重任。

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出生于麦加城古莱西部落哈希姆族的1个没落商人贵族家庭。他生前丧父，幼年丧母，由年迈的祖父抚养成人。早年他为人放牧，稍长随叔、伯前往他乡经商，曾到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约25岁时，受雇于富孀赫蒂彻，为其经商。同年与其结婚，经济状况遂得以改观，生活相当安稳富足。孤苦贫困的经历使穆罕默德从小意志坚强，复杂的经商阅历又使他拓展了视野，与赫蒂彻的婚姻更使其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和较高的<敏感詞>地位，这一切为穆罕默德发挥聪明才智，施展远大抱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生活在麦加下层<敏感詞>之中的穆罕默德，对阿拉伯<敏感詞>状况有着深刻的体验和了解，能够体察到身处乱世之中的大多数阿拉伯同胞心中不断翻滚的潮流。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他了解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并受初创的“哈尼夫”一神教思潮的影响，因而对宗教与阿拉伯<敏感詞>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虽目不识丁，但却勤于观察，敏于思索，以求解决困扰世人的难题。他经常躲在麦加郊外的希拉山洞中潜修冥思，渐渐体悟到，要把阿拉伯人从异族欺凌和<敏感詞>的重重危机中拯救出来，必须首先拯救他们的灵魂。在汲取犹太教、基督教教义和沿袭贝杜因人原始信仰的基础上，穆罕默德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其核心观念是以麦加古莱西部落的主神安拉（真主）为宇宙天地间的唯一真神和造物主；信奉安拉的人死后得以复活，升入天堂，否则堕入地狱；而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安拉选定的使者，他向众人宣播真主的最后启示：独奉真神安拉，摈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伊斯兰”l词，原意为顺从，即顺从安拉的意志；凡信仰伊斯兰教者被称为“穆斯林”，意为独尊安拉，服从先知的人。

610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传教。最初是秘密的，其接受者仅局限于他的近亲密友及下层平民和奴隶。后传教逐渐公开，信徒日众，一些商业贵族家族成员也加入进来，并引起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麦加统治集团的关注。独尊一神的伊斯兰教的扩展，必将导致传统多神崇拜的废弛，麦加城多神崇拜的中心地位也将丧失，进而危及倭马亚家族因管理克而白神庙而获得的经济、<敏感詞>利益。骄横的倭马亚家族等贵族豪门开始对穆罕默德进行人身攻击，对其教义进行<敏感詞>，继而发展到暴力迫害。622年，穆罕默德在生命受到威胁、家族放弃对他的保护之后，被迫出走，迁往雅特里布城，伊斯兰教史上称其为“徙志”。这是穆罕默德一生中的重大转折。雅特里布因穆罕默德的到来而改名为“麦地那——纳比”，意为“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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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成功地调解了该城原有部落间的争端，甚得民心。此后，他将自己的主张付诸<敏感詞>实践。他以穆斯林的麦加“迁士”和麦地那“辅士”为基本力量，组建起穆斯林公社“乌马”，并制定宪章，凡47条，作为处理内部和外部事物的准则。其主要内容为：在公社内不分氏族部落，穆斯林皆以兄弟相待，互相帮助；公社内部严禁仇杀，若有争议须由真主或先知予以调解、裁决；维持<敏感詞>秩序，保障私人财产权，对非法侵害他人财产者，予以严惩；公社成员若因信奉真主而受到他人伤害或侵扰，公社有为其复仇的神圣义务等。“乌马”公社这一组织体制不仅是穆斯林的宗教社团，也是一种军事和行政组织，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雏型。在公社中，穆罕默德一身而三任，既是宗教领袖，又为行政首脑和军事统帅。这种宗教色彩浓厚的组织形式极其适合生活在沙漠之中的贝杜因人的需要。

为了巩固新生的麦地那政权，穆罕默德指挥乌马公社，以军事战争的方式，筹集财富和武器。624年，他成功地组织了伯德尔战役，以少胜多，袭击了麦加倭马亚家族的1支武装商队。这不仅给倭马亚家族以沉重打击，而且也被穆斯林们视为是安拉神佑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穆罕默德的威望，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此后数年间，穆罕默德先后与麦加军队两度交锋。特别是627年，他以掘壕坚守之策，挫败麦加万人大军对麦地那城的围攻，解除了新兴政权面临的军事威胁。此后，麦地那军队愈战愈强，屡战屡胜，迅速兼并周围部落。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遣使四出，游说半岛各个部落，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使麦地那国家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敏感詞>、宗教和军事力量。

630年初，权势日臻巩固的穆罕默德率万人大军兵临麦加城下，迫使倭马亚贵族归顺投降。入城之后，他不计前嫌，对城中居民施以宽大政策，不扰民生。他严令捣毁城中各种崇拜偶像，显示出独尊安拉一神信仰的坚定性。但同时他又将天降陨石和克而白神庙作为伊斯兰教独奉的圣物和朝觐圣地保护下来，显示出调解传统宗教与新生伊斯兰教关系的高超<敏感詞>艺术，从而使伊斯兰教取得了对半岛居民的神圣统治地位。大势所趋，半岛远近的各个部落纷纷遣派使者往麦地那表示归顺，这意味着在伊斯兰教旗帜的导引下，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踏上了建立统一国家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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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作为1位伟大的宗教家和<敏感詞>改革家，穆罕默德顺应时势，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推动阿拉伯<敏感詞>的变革和国家的创建，将一盘散沙的阿拉伯各部落，熔铸成1个坚强的民族统一体，并以宗教信仰为手段，成功地开辟了把阿拉伯人由被征服者转变成征服者的途径，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麦加创教始，到麦地那建立宗教政权，穆罕默德一直致力于伊斯兰教义的创建工作，他从倡行、维护独尊安拉真主的一神教出发，借助犹太——基督教的某些观念，对当时阿拉伯半岛的种种<敏感詞>问题予以解答，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教义体系。而其全部内容则被弟子信徒们以《古兰经》的方式固定下来。这部圣典既简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原理，又解答了广泛的<敏感詞>立法和伦理问题；既展现出1个博大精深的宗教理论体系，又表现了穆罕默德除旧布新、改造<敏感詞>的宏伟构想和务实主张。《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精神的神圣源泉，也是阿拉伯<敏感詞>的<敏感詞>、经济、司法、军事体制的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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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共和时代

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因而故后，穆斯林内部为争夺先知继承人的位置展开一番争斗，最后经各派协商，共同认可由先知身前挚友、最早的信徒和岳父阿布·伯克尔出任先知在世间的代表，号“哈里发”。伯克尔632至634年在位，其后又先后有欧麦尔（634—644年）、奥斯曼（644—656年）和阿里（656—661年）依序担任哈里发之职。历史上将这4位哈里发统治时期称之为神权共和时代。

在此期间，历任哈里发利用北方拜占廷、波斯两大帝国长期争战的有利时机，指挥以贝杜因骑兵为主的穆斯林武装，挥舞圣战大旗，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扩张。首先击败拜占廷，攻陷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地区，继而分兵东西两路，展开全面进攻。东线接连攻破波斯军队防线，占领了伊拉克和伊朗大部地区。西线连败拜占廷，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扩张战争如火如荼，势不可挡。东线阿拉伯军队乘胜追击战败的萨珊波斯王室，进军呼罗珊。651年，彻底灭亡萨珊王朝，并夺得呼罗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西线大军，攻入北非利比亚。正当对外扩张战争捷报频传之际，阿拉伯人内部发生分裂。以先知的堂弟、女婿阿里为首的哈希姆家族，对出身于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出任哈里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组建起什叶派，与奥斯曼所奉行的逊尼派相对立。穆斯林内部哄争由此开端。656年，奥斯曼被刺，阿里继任哈里发。但以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为首的倭马亚家族拒不承认阿里政权。双方数次火拼，未分胜负，僵持不下。不久，什叶派内部又出现分裂，部分对阿里不满的下层穆斯林组建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661年该派刺杀阿里，神权共和时代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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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阿维叶以大马士革为都，建立了哈里发政权。此后哈里发均由倭马亚家族成员世袭担任，史称其为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因其崇尚白色，故中国史籍称之为“白衣大食”。阿拉伯<敏感詞>进入帝国时代。

倭马亚王朝时代是阿拉伯人军事扩张的第二个高峰期。东方战线、阿拉伯军队侵入中亚，占领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刺子模等广大地区，直至帕米尔高原，与中国唐朝相对峙。另1支东线军队，攻入南亚次大陆的北端，占领信德一带。北方战线，阿拉伯军队曾3次发兵，围攻拜占廷国都君士坦丁堡。西方战线进展最为猛烈，不仅占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地区，还以皈依伊斯兰教的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南欧的西班牙半岛。在剪灭西哥特王国后，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攻入西欧法兰克王国。732年，普瓦提埃战役失利，阿拉伯人方停止向西欧内陆的进攻，不过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中海沿岸仍频频得手。

从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到732年普瓦提埃战役的l00年间，阿拉伯由1个落后的游牧部落组成的小邦，一跃扩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其疆域分别与大唐帝国、拜占廷帝国和查理曼帝国为邻，并世称雄。其扩张速度之快，疆域之广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充分显示出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强大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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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秉持伊斯兰教神权统治原则外，倭马亚王朝还大量吸收以拜占廷帝国为主的<敏感詞>文明国度的典章制度，形成1种伊斯兰教世界所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哈里发为帝国最高元首、军事统帅和宗教领袖，拥有宗教和世俗大权，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税收和宗教三大权力系统。中央由各部大臣执掌政务，辅助哈里发。地方分为五大行政区，各区置总督，统理一方军政，但财赋税收一直由哈里发任命的专职税务官司理。地方司法由总督任命的法官负责，多由精通《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教学者担任，专司穆斯林案件，而非穆斯林则由各自宗教领袖负责。帝国高级官员多由阿拉伯贵族充任，低级官吏则由原拜占廷及波斯的官吏担任。7、8世纪之交，帝国开始统一铸造货币，金币为第纳尔，银币为第尔汗，并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官方语言，使帝国统治披上浓厚的阿拉伯民族色彩。

百年的征服扩张，使阿拉伯<敏感詞>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敏感詞>更趋多样化，但从<敏感詞>权利角度而言，帝国内部存在着四大等级：一是享有广泛特权的阿拉伯人。其上层由先知家族、历代哈里发家族、重要的迁士和辅士家族及各地总督等组成，他们<敏感詞>地位优越，广蓄田产和财富，役使着众多奴仆；其下层为普通的阿拉伯武士，这是帝国维持统治的重要<敏感詞>力量。他们多以战争为业，名列军册，凭藉军功分享战利品为生，多携妻带子居住在各地的军营大寨之中。二是麦瓦利平民等级，即非阿拉伯血统的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多为叙利亚和伊朗人。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掌握着一定的生产技艺，在<敏感詞>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按伊斯兰教原理，凡皈依真主的人均享有同等地位。实际上，麦瓦利所享有的<敏感詞>待遇要大大低于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故而该等级中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三是迪米阶层，即帝国境内未改宗的异教徒。其人数众多，是<敏感詞>生产的主要劳动者和帝国政府基本的剥削对象。迪米除了承受<敏感詞>压迫、经济剥削之外，还遭到穆斯林的种种宗教、<敏感詞>歧视。四是奴隶阶层，这是1个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不具备的最低等级。原始时代的阿拉伯<敏感詞>就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在后来的长期征服战争中所俘获的战俘，又源源不断地为其增添新的成员。即使扩张战争停息后，贩卖奴隶现象仍十分普遍。奴隶贸易是当时1项获利丰厚的商业行当。阿拉伯的奴隶大多不直接从事生产，主要是在哈里发宫廷和贵族豪门的府邪中充当仆役、侍从、姬妾妃嫔、娈童歌女等，从而成为劳动者的负担和<敏感詞>的赘疣。也有一些国有奴隶在官吏的严格管束下从事农业生产。

庞大而统一的帝国为阿拉伯<敏感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倭马亚王朝前期，农业发达，商业兴旺，帝国政府每年都收取大量税赋。然而经济的繁荣并不能弥掩<敏感詞>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残暴的征服统治，势必导致深刻的阶级矛盾。阿拉伯人的骄横高傲又使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怨恨不断加剧。逊尼派与什叶派及<敏感詞>派别的教派争斗愈演愈烈，并逐渐与阶级、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帝国不仅未能把什叶派彻底镇压下去，反而又出现了l个由先知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为主的阿拔斯派。各种反抗倭马亚王朝统治的潮流逐渐汇合，成为埋葬倭马亚王朝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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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年，奴隶出身的艾卜·穆斯林领导呼罗珊人民举行起义，吹响了埋葬倭马亚王朝的号角。什叶派、阿拔斯派和呼罗珊义军联合，共同与帝国军队作战，经5载血战，终于752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阿拔斯派首领、伊拉克的大贵族艾卜勒·阿拔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籍称其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建立伊始，不仅大肆捕杀倭马亚余党，而且也背信弃义地杀害了艾卜·穆斯林，残酷地镇压了呼罗珊人民起义。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与巩固，标志着阿拉伯帝国进入了1个新的时代。新王朝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了新都巴格达。该城宏伟壮观，人口众多，商贸繁盛，是与当时的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世界性大都市。

随着新王朝的建立，阿拉伯帝国的<敏感詞>面貌也发生相应变化。在这一时期，帝国已基本完成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的进程。阿拉伯血统已不再是决定人们<敏感詞>地位的重要因素。统治阶级成分进一步扩展，除阿拉伯贵族之外，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波斯各地封建主也都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帝国<敏感詞>也由以往的贵族<敏感詞>转变为官僚<敏感詞>。帝国国都东迁至两河流域，不仅造成<敏感詞>经济重心的空间移动，也使帝国更多地接受了波斯专制主义的<敏感詞>传统和<敏感詞>风尚。阿拉伯帝国的君主专制统治空前膨胀，此时的哈里发们不仅自称是先知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安拉真主在尘世间的代表，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他们凭借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广袤疆域内的各族人民进行封建统治。官僚机构中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维齐尔”，即宰相，辅佐哈里发总理万机，权势极大。维齐尔之下，有财政、司法、工商、农业、军事、警务和驿站（情报）诸部大臣，此外尚有处理日常文秘的枢密院和负责整饰吏治的督察院。为防止地方总督权势过大，阿拔斯王朝将前朝原有的5大行政区，细分为24个行省。原来隶属于地方行政部门的地方司法系统也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由中央大法官到地方各省法官组成的独立系统，以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军队是阿拔斯王朝的有力支柱，但与前朝的军事体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传统的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逐渐被经过严格训练、领受军饷的正规常备军所取代。其核心是由波斯呼罗珊人组成的近卫军，内分骑兵、步兵和弓奇兵等兵种。后来，近卫和主要是由突厥奴隶（马本路克）组成。

拔斯王朝最初的百年间，帝国的对外扩张已达极至状态，国内<敏感詞>稳固。<敏感詞>安宁、农商发展、文化昌明，声威远播，是帝国国势极盛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