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

青川

第二節　危險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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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不是已把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雙方的證人分成兩攤，並且規定了召喚他們的程式。大概這一切是有的。我只知道他首先召喚的是檢察官方面的證人。我要重複一句，我不打算一步步依次描寫全部的審問過程。何況那樣我的描述一部分會是重複多餘的，因為在檢察官和律師辯論時的演詞裏，所有提供和聽取的證詞的整個情況及其全部含意，將會仿佛都集中到一點上，加以鮮明而突出的說明的，這兩段出色的演詞我至少在許多部分都作了完整的記錄，到時候自會向讀者轉述；此外還有一樁完全意料不到的非常事件我也記了下來，——這事還是在法庭的辯論開始以前突然發生的，對於這次審判的可怕而不祥的結局無疑發生了影響。我唯一要指出的是，這個案件有一種異常的特點，從開庭後最初的幾分鐘就鮮明地顯示出來並被大家所覺察到了，那就是公訴方面的力量比起辯護方面所擁有的手段來，簡直要強大得多。這一點，當各種事實在威嚴的法庭上集中聚攏起來，全部的恐怖和血腥漸漸地鮮明呈露出來的時候，大家一下子就感覺到了。也許僅僅只進行了最初的幾步，大家就已開始明白，這簡直是完全無可爭辯的事情，這裏面毫無疑義，實際上根本不必進行什麼辯論，辯論只是走走形式，罪人是有罪的，顯然有罪，完全有罪的。我甚至以為就連那些太太，儘管全體一致迫不及待地渴望著這個有趣的被告被宣告無罪，但同時卻也完全深信他確實有罪。不但如此，我覺得，如果他的有罪不得到如此確切的證實，她們甚至要表示憤慨的，因為那樣一來最後就不會有有罪的人被宣告無罪那樣強烈的效果了。至於他將被宣告無罪這一點，奇怪的是所有的太太們，幾乎直到最後一分鐘還一直是完全深信不疑的，理由是：“他有罪，但是出於人道的動機，按照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他是會被宣告無罪的。”就因為這個，她們才那麼急不可耐地紛紛聚集在這裏。男子們最感興趣的卻是檢察官和鼎鼎大名的費丘科維奇之間的鬥爭。大家奇怪，而且暗地問自己：對這樣一件無望的案子，這樣一個空蛋殼，即使費丘科維奇再有才幹，還能幹出什麼來呢？因此他們全神貫注一步不漏地密切注視著他如何干這樣一件大事。但是費丘科維奇直到最後起來發表他的那篇演詞以前，在大家眼中始終顯得象一個謎。有經驗的人們預感到他自有一套，他已經擬定了什麼計畫，他眼前抱有一個目的，不過到底是什麼樣的目的，卻簡直無法猜到。但他的自信和自恃卻是一目了然的。此外，大家立刻愉快地看出，他在逗留我們城裏的極短時間內，也許只有三天工夫，竟能使人驚奇地把這案件弄得清清楚楚，並且“作了細緻入微的研究”。例如，以後大家愉快地談論，他怎樣把所有檢察官方面的證人及時地引“上鉤”，盡可能地把他們窘住，主要的是給他們的道德名譽抹黑，這樣自然也就給他們的證詞抹了黑。不過大家以為，他這樣做，大半是為了遊戲，可以說是為了維持某種法律場面，表示絲毫也沒有疏忽任何律師慣用的辯護手法，因為大家相信，用這類“抹黑”的辦法並不能得到某種決定性的重大好處，這一點大概他自己比誰都明白，其實他一定心裏還暗藏著某種想法，某種暫時還隱藏不露的辯護手段，只等時機一到，就會忽然把它拿出來。儘管這樣，但由於他感到自己胸有成竹，所以暫時始終仿佛在那裏遊戲，鬧著玩似的。所以，舉例來說，當審問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貼身僕人格裏戈裏·瓦西裏耶維奇，在他作關於“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一最有分量的證詞的時候，一輪到律師發問，他就緊緊抓住不肯放鬆。應該指出的是格裏戈裏·瓦西裏耶維奇一來到審判廳，並不因法庭莊嚴，旁聽人數眾多而露出一點點驚慌，他顯出一副安然而且近乎莊重的神態。他作證時口氣那麼自信，簡直好象是在同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私下裏談話，只是稍為恭敬些。把他難住是不可能的。檢察官先長時間盤問他卡拉馬佐夫家的詳細情況。一幅家庭的圖畫鮮明地擺了出來。聽得出，也看得出證人是直率而沒有偏心的。儘管他對他去世的主人極為尊敬，但卻仍然聲稱，比如說，主人對待米卡頗不公平，而且“不大關心教養兒子。這小孩如果沒有我，會被蝨子咬死的”，他在講到米卡的兒童時代時候這樣補充說。“父親在母親遺下來的祖傳財產上欺瞞兒子，這也是不應該的。”檢察官問，他有什麼根據，可以證明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在賬目方面欺騙了兒子，使大家驚訝的是格裏戈裏·瓦西裏耶維奇並沒有提出任何切實的證據， 但卻堅持說， 他和兒子所算的賬是“不公平”的，他“應該補出幾千盧布來”。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就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是否真的沒付清米卡款項的問題，——檢察官以後曾特別孜孜不倦地向所有可能知道的證人提了出來，連阿遼沙和伊凡·費多羅維奇也在內，但是沒有從任何一個證人那裏取得一點點確切的回答。大家全證實這事實，但沒有人能提出一點點明顯的證據。當格裏戈裏描述了正在吃飯的時候德米特裏·費多羅維奇闖進來揍了父親一頓，還威嚇說要回來殺死他的那幕活劇時，全場的人都普遍產生了一種極壞的印象，尤其因為老僕人講得口氣平靜，沒有廢話，用語別致，結果卻顯得極有說服力。至於米卡對他的冒犯，當時揍他的臉，把他打倒在地，他說他並不生氣，早就原諒他了。對於去世的斯麥爾佳科夫，他一面畫十字，一面表示他是一個能幹的小夥子，只是傻裏傻氣，遭受病魔的折磨，尤其更壞的是，他是無神派，這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和他的大兒子教的。但對斯麥爾佳科夫的誠實不欺，他卻幾乎熱烈地加以證實，立刻講到，斯麥爾佳科夫有一次揀到主人掉下的錢，並沒有藏起來，卻交還給主人，主人因此“賞給他一個金幣”，而且以後什麼事情都很信任他了。關於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一層，他用十分堅持的態度予以證實。他們盤問他的事情太多，我也不能全都記清楚了。最後由律師發問。他一開口就詢問信封的事情，——就是“據信”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曾把三千盧布藏在裏面預備給“某一位太太”的那個信封。“您這個多年在您主人身邊伺候的人，究竟親眼看見過它沒有？”格裏戈裏回答他沒有看見，而且“直到大家紛紛談論起它來之前”，也從沒有聽誰說起過關于這筆錢的話，關於信封的問題費丘科維奇也對證人中凡是可以詢問的人都不斷地提出來，就象檢察官提出分產問題來一樣，而從大家那裏得到的也只有同樣的回答，就是誰也沒有看見過信封，儘管有許多人都聽說過它。律師對於這個問題的堅持探詢大家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了。

　　“現在我能不能對您提出一個問題，假使你容許的話，”費丘科維奇突然完全出人意外地問道，“從預審上查明，您在那天晚上臨睡以前，曾用一種鎮痛劑，或者說藥酒，擦你發痛的腰，希望用它治病，那東西是用什麼做的？”

　　格裏戈裏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發問者，沈默了一會，喃喃地說：

　　“裏面有番紅花。”

　　“只有番紅花麼？您不記得還有別的什麼東西麼？”

　　“還有車前草。”

　　“是不是還有胡椒？”費丘科維奇好奇地問。

　　“也有胡椒。”

　　“以及<敏感詞>等等的東西。全泡在燒酒裏麼？”

　　“泡在酒精裏。”

　　大廳裏輕輕傳出了一陣笑聲。

　　“你瞧，還泡在酒精裏。你擦完了腰，一邊由您太太念著只有她知道的虔誠的禱詞，一邊就把瓶裏剩下的一點喝掉了，對麼？”

　　“喝掉了。”

　　“喝得多麼？大概多少？有一兩酒盅麼？”

　　“總有一玻璃杯。”

　　“甚至有一玻璃杯。也許有一杯半麼？”

　　格裏戈裏不作聲。他似乎有點明白了。

　　“一杯半純酒精，那倒真不壞，您以為怎樣？連‘天堂的門敞開著’都會看得見，不用說通花園的門了，對不對？”

　　格裏戈裏還是不作聲。大廳裏又傳出一陣輕輕的笑聲。首席法官挪動了一下身子。

　　“您是不是可以肯定，”費丘科維奇越加追得緊了，“您看見通花園的門是開著的時候，到底是醒著還是在睡著？”

　　“我兩腳站在地上。”

　　“這還不能證明你不是在睡著。”大廳裏又一再發出輕笑聲，“如果在那個時候有人問你什麼話，比方說，今年是哪一年？——你能夠清楚地回答麼？”

　　“這我不知道。”

　　“那麼今年究竟是哪一年，基督降生後哪一年，你知道麼？”

　　格裏戈裏茫然失措地站在那裏，兩眼呆呆地盯著自己的折磨者。說來叫人奇怪，顯然他好象果真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大概您總還知道，你的手上有幾隻指頭吧？”

　　“我是奴才，”格裏戈裏忽然大聲而且清楚地說，“既然官長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下去。”

　　這似乎使費丘科維奇有點愕然，這時首席法官也過問了，他用警告的口氣提醒律師，應該提出比較合適的問題。費丘科維奇聽了以後，莊嚴地鞠了一躬，聲明他的發問完了。自然，這一來旁聽者和陪審員們心裏都可能留下了一點小小的疑竇，懷疑這個在進行某種治療的狀態下甚至會“看見天堂的門”，而且連今年是基督降生後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他的供詞到底是否屬實；因此律師所抱的目的畢竟還是達到了。然而在格裏戈裏退席之前發生了一個插曲。首席法官向被告詢問：對方才提出的證詞他有沒有話說？

　　“除去門以外，他說的全是實話。”米卡大聲說。“為了他替我逮蝨子，我感謝他。為了他原諒我打他的事，我感謝他。老頭子一輩子誠實可靠，對我父親忠心耿耿，就象七百條吧兒狗那樣。”

　　“被告，你說話要加檢點。”首席法官嚴厲地說。

　　“我可不是吧兒狗。”格裏戈裏也嘟囔了起來。

　　“那麼我是吧兒狗，我是！”米卡大聲說，“既然這話是侮辱人的，那就由我自己來承受，並且請求他原諒：我是畜生，過去對他太狠了！我對伊索也太狠了。”

　　“對什麼伊索？”首席法官又厲聲問。

　　“哦，對小丑皮埃洛……對父親，對費多爾·巴夫洛維奇。”

　　首席法官重又一再莊重而且更加嚴厲地對米卡說，請他出言吐語要謹慎些。

　　“您這樣是自己在損害審判您的人對您的看法。”

　　律師向證人拉基金發問的時候也弄得十分巧妙。我這裏要說明，拉基金是最重要的證人之一，無疑是極為檢察官所倚重的。原來他什麼全知道，知道的事出奇地多，他到所有的人那裏去過，看見過一切，同一切人說過話，清楚地知道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和卡拉馬佐夫一家人的履歷。誠然，關於裝著三千盧布那只信封的事，他也只是從米卡口裏聽說過。但是他詳細描述了米卡在“京都”酒店裏所幹的好事，所有不利於後者的言語和舉動，還講了斯涅吉遼夫上尉被喚作“樹皮擦子”的那段故事。但是關於那特殊的一點，——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在地產賬目上，是不是還欠米卡錢，——甚至連拉基金也說不出什麼來，只能用一些泛泛的輕蔑之詞搪塞過去：“以卡拉馬佐夫一家那種誰也說不清弄不明的一團糟狀態，誰還能辨得清楚他倆究竟誰對誰不對，誰欠誰呢？”他把目前正在審理的這樁罪案的全部悲劇，說成是農奴制的舊習俗，和俄國因缺乏適當的體制而陷於無秩序狀態的產物。一句話，他被容許發表了一點意見。拉基金先生在這訟案上初露頭角，被人家所注意。檢察官知道證人正在為雜誌寫一篇關於現代犯罪問題的論文，他在我們下文可以讀到的演詞中，就曾引用了這評論文中的某些意見，因此可以證明他是看過這評論文的。證人口中所描繪出來的這幅圖畫顯得陰暗而且險惡，這有力地加強了“公訴”的分量。總的說來，拉基金這番話由於它見解的獨立不羈和罕見的深遠高尚，使旁聽者都為之傾倒。甚至還聽到了兩三次突然爆發的掌聲，這正是在當他講到農奴制，講到俄國正陷於無秩序狀況的時候。但拉基金到底還年輕，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立刻被律師巧妙地利用上了。他在回答關於格魯申卡的某些問題的時候，由於被他無疑自己也意識到了的成功，以及他心中一時激起的那種高尚無比的心情所陶醉，竟冒失地用有幾分輕蔑的語調，把阿格拉菲娜·阿曆山德羅芙娜說成是“商人薩姆索諾夫所豢養的情婦”。他事後情願付出極高的代價來贖回這句話，因為費丘科維奇立刻在這句話上抓住了他。這是因為拉基金完全料不到律師會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把案件弄得這樣熟悉，竟會知道這樣隱秘的細節。

　　“請問一下，”輪到律師提問的時候，他帶著極為客氣甚至恭敬的微笑開始說，“您自然就是那位拉基金先生，寫過一本曾由教區當局發表的小冊子，叫做《已故長老佐西馬的隱修生活》，裏面充滿深刻的宗教思想，書上還有呈獻給主教的虔誠而出色的題詞，我新近曾經愉快地讀了一遍。”

　　“我寫這個東西，並不想發表，……以後他們給印了出來，”拉基金囁嚅地說，似乎突然不知為什麼有點慌亂甚至羞愧起來。

　　“哦，寫得好極了！以您這樣的思想家，大概而且甚至必定對於一切的社會現象抱著十分寬大的態度。您那本有益的小冊子，由於主教的贊助，得以暢行，而且產生了相當的好影響。……但是我現在主要想好奇地問您一聲：您剛才聲明，您和斯維特洛娃小姐是相當熟識的， 是不是？”（Nota bene?：格魯申卡的姓原來是“斯維特洛娃”，這我是直到這一天在審案的過程中才初次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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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拉丁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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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對我的一切交往負責。……我還是個青年人，……而且誰還能對一切他所交往的人負責呢？”拉基金的臉漲得通紅。

　　“我明白，我很明白！”費丘科維奇說，好象自己也感到慚愧，連忙道歉似的，“您也和<敏感詞>任何人一樣，對於和一個年輕貌美的婦女相結識感到極為有趣，而且這婦女也樂於接待本城的優秀青年，但是……我只想探問一下：我聽說斯維特洛娃在兩月以前極想和最小的卡拉馬佐夫·阿曆克賽·費多羅維奇相識，叫您就在他當時還穿著修道服的時候把他帶到她家裏去，她答應只要您把他帶到，就給您二十五個盧布。後來知道，這件事正好就在構成本案的那件慘劇發生的那天晚上實現了。您把阿曆克賽·卡拉馬佐夫領到了斯維特洛娃小姐的家裏，是不是當時就從斯維特洛娃手裏領到了這二十五個盧布的獎賞，我想要向您打聽的就是這件事。”

　　“這是開玩笑。……我看不出，為什麼這件事情會引起您的注意來。我收下這錢只是為了開開玩笑，……準備以後再歸還……”

　　“這麼說，你確是收下了。但是您至今還沒有歸還呀，……或者已經交還了麼？”

　　“這太無聊了，……”拉基金嘟囔說，“我不能回答這類問題。……我自然要歸還的。”

　　首席法官開始干涉，然而律師宣稱，他對拉基金先生的詢問已經結束。拉基金先生離場的時候，多少有點被抹黑了。他那番高尚無比的話所博得的印象到底被摧毀了，費丘科維奇目送著他下去，似乎在指著他對觀眾說：“瞧吧，你們這些正直的控訴者到底是些什麼樣的人！”我記得，這一次米卡也還是免不了引起了一段插曲： 他被拉基金形容格魯申卡時所用的口氣氣瘋了， 突然從座位上大喊了一聲：“伯納德！”當問完拉基金以後，首席法官問被告有沒有話要說的時候，米卡響亮地喊道：

　　“他在我被控犯罪以後還向我借過錢哩！他是個卑鄙的伯納德和名利熏心的傢伙，不信上帝，哄騙主教！”

　　米卡自然又因為說話魯莽，受了一番訓誡，但是拉基金先生卻到底是徹底完蛋了。斯涅吉遼夫上尉的作證也不大順當，但完全是由於另一個原因。他出場時渾身襤褸，穿著骯髒的衣裳，骯髒的皮靴；儘管採取了一切預防措施，還事先經過“專門檢查”，還是突然發現，他完全喝醉了。關於米卡對他的侮辱的問題，他忽然拒絕回答。

　　“不必提它了。伊留莎不許。上帝會補償我的。”

　　“誰不許您說？您指的是哪一個人？”

　　“伊留莎，我的小兒子，他坐在大石頭上時說過：‘爸爸，爸爸，他多麼作踐你呀！’現在快要死了。……”

　　上尉忽然號啕痛哭起來，一下撲倒在首席法官的腳下。在觀眾的笑聲之下，連忙把他帶下去了。檢察官事先指望的效果完全沒有實現。

　　律師卻繼續利用一切手段。他對於案情之熟悉使大家越來越感到驚奇。例如，特裏豐·鮑裏索維奇的供詞本可以引起極強烈的印象，自然對於米卡來說是極為不利的。他幾乎扳著指頭計算出，米卡在發生慘劇的前一月第一次來到莫克洛葉的時候，所花的錢不會在三千以下，或者“只是稍為少一些。單單在那些茨岡女人身上就花了不知多少！賞給我們那些身上長蝨子的農民並不是每人‘隨手扔給半盧布’，起碼是二十五盧布一張的鈔票，再少是不會給的。何況當時還公然從他手裏偷去多少錢啊！那些偷的人，是不會留下收據的。既然是他自己隨隨便便地拋擲，哪里還能抓住賊呢！我們的鄉下人全是強盜，誰也不講良心的。至於姑娘們，落到我們那些鄉下姑娘們手裏的又有多少啊！我們那兒的那些人竟從此發了財，一點都不假，可原來都夠窮的。”一句話，他把全部用費都一一報了出來，仿佛開了一筆清單似的。這樣一來，關於只花去一千五百盧布，而把其餘的款子留在護身香囊裏的那種說法就顯得毫不可信了。“我親自看見的，親眼目睹他手裏拿著三千盧布，就好象看見他只拿著一個戈比那麼清清楚楚，我們這些人還會不識數麼！”特裏豐·鮑裏索維奇大聲說，竭力想討好“官長”們。但是輪到律師問的時候，他幾乎一點也不想去駁倒證詞，卻忽然講起，在被捕的前一月，初次酗酒的時候，馬車夫季莫費依和另一個農民阿基姆曾在莫克洛葉客棧過道的地板上，揀到過米卡喝醉酒掉下的一百盧布，交給了特裏豐·鮑裏索維奇，他當時賞給他們每人一個盧布。“這一百盧布您當時還給卡拉馬佐夫先生沒有？”特裏豐·鮑裏索維奇無論怎樣支吾，經過盤問鄉下人，也只好承認發現一百盧布的事，但是他說當時就把原款交還給德米特裏·費多羅維奇了，“老老實實地交了給他，不過他當時自己完全喝醉了酒，不見得會記得的。”因為他在傳喚鄉下人作證以前一直否認找到一百盧布的事，所以關於他還款給喝醉了的米卡的供詞自然也極為可疑。因此檢察官方面推出來的一個危險的證人退場的時候也蒙了嫌疑，名譽上遭到很大汙損。波蘭人也出了同樣的事情。他們上堂的時候十分驕傲而且神色自如。他們大聲說，第一層，兩人“曾為皇室服務”，“米卡先生”對他們提議，想用三千盧布收買他們的名譽，他們是曾經看見他手裏有過許多錢的。穆夏洛維奇說話時夾雜了許許多多的波蘭話，他看見這反能在首席法官和檢察官的眼裏抬高他的身分，就精神大振，最後完全用波蘭話說起來。但是費丘科維奇也把他們抓進網裏了：無論重新又傳喚上來的特裏豐·鮑裏索維奇怎樣閃避，最後也不能不承認他的一副紙牌確被佛魯勃萊夫斯基偷換了，而穆夏洛維奇做莊的時候，曾不住偷牌。這一點在當時卡爾幹諾夫提供的證詞中就曾加以證實，於是兩位波蘭老爺甚至在觀眾的哄笑之下相當丟臉地退走了。

　　隨後所有那些最危險的證人幾乎全發生了這類情況。費丘科維奇使每個人都在道德上遭到了抹黑，把他們弄得灰溜溜地才放他們下場。那些法律專家和精通此道的人都很欣賞，只是仍舊感到不解，這一切究竟能產生什麼重大的根本效果，因為我重說一句，大家全覺得那可悲地變得越來越強有力的指控實在太無懈可擊了。但是大家從那位“偉大的魔術家”的自信上看得出他是心安理得的，因此大家都期待著，因為“這樣的人”不會從彼得堡白來一趟的，這人是不會毫無所得而回去的。

青川

第三節　醫生鑒定和胡桃一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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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的鑒定同樣沒有幫被告什麼忙。以後看得出來，費丘科維奇自己對它大概也不抱多大希望。這事其實只是由於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堅持主張才進行的，她特地為此從莫斯科請來了一位著名的醫生。辯護自然決不會因此而遭到什麼損失，碰巧了也許還可以得到一點好處。但結果卻竟發生了幾乎有幾分滑稽的情況，那就是幾個醫生的意見有點不一致。這些專家們裏面有別處來的著名大夫，有我們城裏的醫生赫爾岑斯圖勃，還有年輕的醫生瓦爾文斯基。後面兩位也列在由檢察官傳喚的普通證人之列。首先以專家身分被傳問的是赫爾岑斯圖勃醫生。他是七十歲的老人，頭髮雪白，已經禿頂，中等的身材，體格還很健壯。我們城裏大家都很重視他，尊敬他。他是一位正直的醫生，是個很好、很虔信的人，是位“赫恩胡特”派，或“莫拉維亞兄弟”派的教徒，——我知道得不太清楚。他住在我們這裏已經很久了，平時神態特別莊嚴。他為人良善，愛人如己，免費醫治窮人和農民，親自到他們的破房木屋中去，留下錢買藥，但是脾氣固執得象一頭驢。他的腦袋裏要是抱定了一個念頭，你要加以推翻是不可能的。順便說一句，城裏大家幾乎都已經聽說，這位外來的著名醫生到這裏才兩三天，就對赫爾岑斯圖勃醫生的才幹說了幾句十分不敬的評語。事情是因為這位莫斯科的醫生雖然出診費至少需二十五盧布，但是我們城裏有些人仍樂於乘他到這裏來的機會，不惜金錢，趨之若鶩地去請他診治。在他沒有來以前，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爾岑斯圖勃醫生治療的，於是這位名醫生就到處苛刻地批評他的治療方法。以後甚至一到病人家，就乾脆問：“唔，原來是誰在這兒胡搞的？是赫爾岑斯圖勃麼？哈，哈，哈！”這一切情況自然全都傳到了赫爾岑斯圖勃醫生耳朵裏。現在這三位醫生先後地上堂來作證。赫爾岑斯圖勃醫生直截了當地聲明，“被告智力的失常是顯而易見的。”他接著提出的一些看法，我在這裏略去不提了。最後他又補充說，這種失常不但主要地可以從被告以前許多行為上看到，就是現在，甚至眼前也可以看出。等到人家請他解釋現在、眼前可以看出些什麼來時，這老醫生用坦白直率的態度指出，被告在走進大廳時，“有著一副對於周圍環境很不尋常的古怪態度，一直大步向前走著，象兵士一般，眼睛直勾勾地瞧著前面，其實他本應該朝左邊看，那邊旁聽席上坐著一些太太們，因為他是女性的極大愛好者，必然會念念不忘太太們現在會說他一些什麼的。”小老頭兒最後用這麼一番很特別的話來作為結束。這裏還應當補充說明一句，他常說俄國話，而且很喜歡說，但不知怎麼他的每句話都帶著德國調子，但他卻還永遠毫不在乎，因為他一輩子有那麼個毛病，就是認為自己的俄國話是標準的，“甚至比俄國人還好”，他還常愛用俄國的諺語，老是告訴人家，俄國的諺語是世界上所有諺語中最好、最有表現力的。還要指出，不知是由於精神不集中還是什麼原因，他在談話中時常忘記極平常的、他完全知道卻忽然不知為什麼從腦子裏逃走的詞兒。不過他在說德國話的時候也常有這種情形，而且每當這時他總在自己的面前揮舞著手，仿佛想找到並捉住丟失了的字眼似的，而在他還沒有找到丟失的詞兒以前，誰也不能強迫他把已經開了頭的話繼續談下去。他說被告走進來的時候，應該瞧著太太們，這句話引起了旁聽者中間嘻笑的低語。我們這裏的太太們很愛這小老頭兒，也知道他打了一輩子光棍，是虔信而行為端正的人，把女人看作高尚的、理想的人物。因此他這番出乎意外的話使大家覺得非常奇怪。

　　莫斯科的醫生在上堂問話時斷然而不客氣地表示他認為被告的腦子是不正常的，“甚至已達到極嚴重的程度”。他巧妙地說了許多關於“精神錯亂”和“癲狂”的話，並且得出結論說照所有收集到的證據看來，被告在被捕前好幾天，無疑地就已處於病態的精神錯亂狀態之下，儘管犯了罪，但即使也有感覺，卻幾乎是身不由己的，完全沒有力量克服當時控制著他的病態的精神衝動。但在精神錯亂以外，醫生還看出了癲狂，據他說，這預示著將來進一步會直接發展到完全瘋狂的地步（按我這裏是用自己的話傳達醫生的話，至於他當時卻是用極為科學的專門術語來加以解釋的）。“他的一切行動是同常識和邏輯相反的，”他繼續說，“姑且不說我沒有看見的一切，也就是作案本身和整個慘劇的前前後後，即使在前天和我談話的時候，他的眼光也是那樣莫名其妙的呆板。在完全不該笑的時候，發出意外的笑聲。常常沒來由地發火，說一些奇怪的話，如‘伯納德’，‘倫理學’以及諸如此類不必要的話。”不過醫生認為最能說明這種癲狂狀態的是，被告一提起他認為自己受了欺騙的那三千盧布，就不由得要爆發出某種不尋常的火氣來，而對自己所有<敏感詞>的失敗和屈辱的事情，說起來和想起來都顯得十分平淡。此外，事後還查明，在這以前，每逢一提到這三千盧布，他也總是會弄到幾乎要發狂的地步，可是別人都證明，他這人是並無利欲心，也並不貪婪的。“至於說到我那位學術上的同行的意見，”莫斯科的醫生在結束發言的時候，嘲諷地說，“被告上堂的時候，應該目視女人，而不應直瞪著前面，我只能說這樣的意見除了含有開玩笑的性質以外，還是根本錯誤的；因為儘管我十分贊成被告走進決定他的命運的法庭大廳的時候，不應該這樣呆板地直瞪著前面，這的確可以認作是他在這時精神不正常的徵象，但同時我要肯定地說，他不應該朝左邊看太太們，相反地，應該向右邊看，用眼睛尋找他的律師，因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律師的幫助上，他的全部命運現在都要依靠他的辯護。”醫生陳述自己這個意見時語氣斷然，十分堅決。但最後被傳喚的瓦爾文斯基醫生的出人不意的結論，給兩位有學問的專家之間的不同論調增添了特別滑稽的意味。據他的看法，被告在現在和以前的精神狀態都是完全正常的，雖然在被捕以前他的確顯出了神經質的、過度興奮的心情，但是這可能是產生於許多極明顯的原因，譬如嫉妒，憤怒，不斷的喝醉酒等等。但是這種神經質的狀態絕不會含有剛才所說的任何特殊的“精神錯亂”成分。至於說到被告走進大廳的時候應該向左看還是向右看這一點，“據他的鄙見”，被告正應該在走進大廳的時候向前直視，象他實際所做的那樣，因為首席法官和法官們正坐在他的前面，他的命運完全握在他們的手中，“所以他向前直視，恰恰足以證明這時候他的腦子是處於正常狀態。”這位年輕醫生最後帶著幾分激烈的情緒結束了他自稱為“鄙見”的供詞。

　　“妙極了，郎中！”米卡從座位上嚷著，“就是這樣！”

　　自然人家把米卡攔住了。但是年輕醫生的意見對於法官和旁聽的人們都起了極大的影響，因為隨後表明，大家全都贊成他的話。然而赫爾岑斯圖勃醫生又以證人的資格被傳訊，卻忽然完全出人不意地說了于米卡有利的話。他是這城裏的老居民，早就知道卡拉馬佐夫家的情形，在提出了幾種對於“公訴”很有意義的證詞以後，忽然似乎想起了什麼，又補充說：

　　“但是這個可憐的青年人本可以得到比現在好得多的命運的，因為無論在兒童時代還是在以後，他的心腸一直都很好，這我是知道的。不過俄國諺語說：‘如果一個人有一個頭腦，那很好，如果還有一個聰明的人到他家裏來作客，那就更好，因為那時就有兩個頭腦，不只一個……’”

　　“‘一人多智好，兩人多智就更妙’。”檢察官不耐煩地幫著他說清楚，他早就知道老頭兒有說話說得又慢又長的習慣，一點不在乎他的話給人的印象如何，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麼著急，正相反，他還很重視他那遲鈍、平淡無奇而又永遠自鳴得意的德國式俏皮話。小老頭兒是愛說些俏皮話的。

　　“哦，對，對，我說的正是這句話，”他固執得馬上介面說，“一個頭腦好，兩個頭腦就更加更加好。但是另一個有頭腦的人沒上他那兒來，他卻把自己的腦子又放出去……這話是怎麼說的，放到哪兒去了？那個詞兒——他把自己的腦子放到哪兒去，我忘記是怎麼說的了，”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劃著繼續說，“哦，是的，去Spagiren?。”

　　“遊蕩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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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德語：遊蕩。

　　——

　　“是的，遊蕩，我說的就是這句話。他的腦子跑出去遊蕩，跑得太遠，迷了路了。但是他是一個知道好歹的、敏感的小夥子，我清楚記得他還很小的時候，被拋棄在父親的後院裏，光著腳在地上跑著，小褲上只有一個紐扣……”

　　這個正直的小老頭兒的話裏突然出現了一種多情善感、深深激動的音調。費丘科維奇渾身哆嗦了一下，似乎有所預感，馬上緊緊抓住不放過去。

　　“是的，我當時自己還是一個青年人，……我……不錯，我當時只有四十五歲，剛剛來到這裏。我當時很可憐這男孩，心中暗地問自己，為什麼我不能給他買一磅……是的，一磅什麼？我忘記它叫什麼啦，……一磅小孩子們很愛吃的，那叫什麼，那叫什麼，……”醫生又比劃起手來。“樹上結的，有人摘下來，大家都拿它送人。……”

　　“是萍果麼？”

　　“不，不！一磅，一磅，萍果是十個十個算的，不論磅，……不，這東西很多，全是小的，放在嘴裏，喀拉一響……”

　　“是胡桃麼？”

　　“不錯，就是胡桃，我說的就是這個，”醫生不動聲色地證實說，好象根本沒有想不起詞兒似的，“我送給他一磅胡桃，因為從來還沒有人送給這孩子一磅胡桃過。我舉起了一隻手指，對他說：‘孩子！Gott der Vater，?，’他笑了，也說：‘Gott der Vater，Gott der Sohn?。’接著他又笑了， 又口齒不清地說：‘Gott der Sohn，Gott derheilige Geist?．’隨後他又笑了，儘量學著說：‘Gott derheilige Geist．’ 我就走了。第三天走過那裏，他主動朝我喊道：‘叔叔，Gott der Vater，Gott der Sohn’，單只忘了Gott der heilige Geist ，但我一提醒他就記得了，我的心裏又十分憐惜他起來。但是他後來被帶走了，我再也看不見他。這事已經過了二十三年，我的頭髮全白了，有一天早晨正坐在我的診療室裏，忽然走進一個象一朵鮮花似的青年人，我怎麼也認不出他來，但是他舉起手指，笑著說：‘GottderVater，Gott der Sohn und Gott der heiligeGeist！我剛剛回來，特地來謝謝您送給我一磅胡桃，因為當時從來沒有人給我買過一磅胡桃，只有您一個人給我買了一磅胡桃。’於是我想起了我的幸福的青春時代和沒有靴子穿、在院子裏跑的可憐的小孩，我的心感動了。我就說：‘你是一個很識好歹的青年人，因為你一輩子記著我在你的兒童時代送給你的一磅胡桃。’我抱住他，為他祝福。我竟哭了。他笑著，笑著，也哭了，……因為俄國人是時常在應該哭的地方發笑的。但是他竟哭了，我看到的。可是現在，唉，真是可歎！……”

　　——

　　注：?德語：聖父。
　　?德語：聖子。
　　?德語：聖靈。

　　——

　　“我現在也在這裏哭，德國人，現在也在這裏哭，你這聖者！”米卡忽然從自己的座位上嚷道。

　　無論如何，這段小故事使聽眾產生了一點于米卡有利的印象。但是對米卡有利的主要印象卻是由下文就要講到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證詞引起的。而且總的說來，在adecharge?證人，也就是由律師方面傳喚的證人開始上堂的時候，命運似乎突然地，甚至是明顯地朝米卡微笑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這甚至都出於律師的意料之外。不過，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之前，阿遼沙先被傳上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實，看來甚至是對於公訴方面一個重要論點顯然不利的明證。

　　——

　　注：?法語：為被告辯護的。

青川

第四節　幸福對米卡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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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阿遼沙本人也是完全出於偶然的。他被傳喚作證，免予宣誓。我記得從詢問的開頭幾句話上，各方面就對他異常溫和而且同情。顯然事先關於他就傳揚著極好的名聲。阿遼沙的證詞十分謙虛而且拘謹，但是其中明顯地流露出對於他不幸的哥哥的熱烈同情。在回答一個問題時，他形容哥哥的性格也許是暴躁而耽於情欲的，但同時卻是正直、驕傲、寬容的人，只要需要，甚至會樂意自我犧牲。他承認他的哥哥在最近的日子裏，因為對於格魯申卡的迷戀，因為和父親吃醋爭風，處於難堪的狀態之下。但是他氣憤地斷然否定那樣一種推斷，就是說他的哥哥會為了圖財而害命，固然他也承認這三千盧布幾乎成了使米卡發狂的一塊心病，因為他認為這是父親用欺騙的方法沒有給夠他的遺產，他本來對於錢財並不貪婪，然而一提起這三千盧布來，卻總要暴怒得發狂。對於兩位“女太太”（如檢察官所稱的），那就是格魯申卡和卡嘉之間爭風吃醋的事情，他回答得含糊躲閃，對於其中一兩個問題甚至完全不願回答。

　　“不管怎樣， 您的哥哥曾對你說起過他想殺死他的父親沒有？ ”檢察官問。“您可以不回答，假如你認為必要的話。”他補充了這句話。

　　“沒有直接說。”阿遼沙回答。

　　“怎麼？是間接的麼？”

　　“他有一次對我說過他對父親有一種切身的憎恨，並且害怕……怕……在極端的情況下，……在感到極端憎惡的時候，……也許有可能殺死他。”

　　“您聽到以後，相信他的話麼？”

　　“我怕說出我是相信的。但是我永遠深信有一種高尚的情感總會在致命的時刻挽救他的，實際上也真的挽救了他，因為殺死我父親的不是他。”阿遼沙用洪亮得使全場都聽得見的聲音堅定地結束了他的話。

　　檢察官哆嗦了一下，象一匹戰馬聽到了軍號聲。

　　“請您相信，我完全相信你的想法是十分誠懇的，並不把它歸因於您對您不幸的哥哥的感情，或者把它們混為一談。您對於自己家庭裏釀成的這整個悲劇抱有獨特的看法，這是我們從預審中就知道的。不瞞您說，這種看法十分特別，而且和檢察方面所得到的<敏感詞>各種證詞大相矛盾，因此認為有必要切實地請問您：您究竟是以什麼事實作為依據，使您徹底深信您的哥哥並沒犯罪，而是別人犯的罪，象您在預審時直率地指出來的那樣。”

　　“在預審的時候我只是回答問題罷了，”阿遼沙平靜而輕聲地說，“我並沒有自己對斯麥爾佳科夫提出指控。”

　　“但是您到底指出了他。”

　　“我是由於德米特裏哥哥的話才這樣說的。我在被傳喚以前就已聽人說到他被捕時所發生的一切情形，還講起他自己當時曾指出斯麥爾佳科夫來。我完全相信哥哥是無罪的。假使不是他殺死，那麼……”

　　“那麼就是斯麥爾佳科夫麼？……為什麼一定是斯麥爾佳科夫？為什麼您這樣堅決地相信你的哥哥沒有犯罪呢？”

　　“我不能不相信我的哥哥。我明白他不會對我撒謊的。我從他的臉上看得出他沒有對我撒謊。”

　　“僅僅是從臉上看出來的麼？您的證據僅僅只是這個麼？”

　　“我再也沒有別的證據了。”

　　“關於斯麥爾佳科夫的犯罪，除了您哥哥說的話和他的臉色以外，你也沒有任何一點點別的證明作為根據，是不是？”

　　“是的，我沒有別的證據。”

　　檢察官停止了訊問。阿遼沙的回答使旁聽的群眾感到極為失望。在開庭以前，我們這裏就已經有人談到斯麥爾佳科夫，有人聽到什麼風聲，還有人指出某種事實來。有人說，阿遼沙已搜集到一些對於他哥哥有利並且可以證明那個僕人有罪的非同尋常的證據，但結果是，什麼也沒有，除去一些道德上的信念以外沒有任何證據，從他是被告的同胞弟兄的關係上看來，這信念是很自然的。

　　但費丘科維奇也開始訊問了。他問什麼時候被告對阿遼沙說他憎恨父親，有可能會殺死他，是不是在慘劇前最後一次會晤的時候聽到他說這句話的，阿遼沙在回答的時候，忽然似乎哆嗦了一下，好象現在剛想起並且注意到一件什麼事情。

　　“我現在記起一件事情來，是連我自己也已完全忘記了的，當時我對這件事不大明白，現在卻……”

　　阿遼沙顯然現在才猛然想起。他興奮地講起他和米卡最後一次會晤，在晚上去修道院的路上，一株樹下面，米卡捶著自己的胸，“捶著胸脯的上部”，對他幾次反復地說，他有恢復他的名譽的手段，這手段就在這裏，這地方，在他的胸脯上。……“我當時以為他捶自己胸脯是指自己的心，”阿遼沙繼續說，“說他可以在自己的心裏找到力量，以避免一樁什麼可怕的恥辱，這恥辱正臨到他的頭上，他甚至對我也不敢講出來。說老實話，我當時以為他講的是父親，他一想到他要到父親那裏去，做出什麼野蠻的舉動來，就感到羞恥得發抖，可實際上他當時就似乎指的是胸前的一件什麼東西，我記得我的腦子裏當時曾閃過一個念頭，覺得心根本不在胸脯的那個部位，而是在下面，他捶的地方太高，就在頸子的下面，他一直指著這個地方。我當時覺得我的念頭是愚蠢的，可是也許他當時就是指的那個裏面縫著一千五百盧布的護身香囊！……”

　　“就是的！”米卡忽然從座位上嚷道。“就是這樣，阿遼沙，就是這樣的，我當時就是用拳頭捶在那上面。”

　　費丘科維奇急忙跑到他跟前，懇求他安靜一點，接著就立刻緊緊釘住了阿遼沙不放。阿遼沙自己也沉浸在自己的回憶之中，熱烈地說出了他的猜想，他以為這所謂恥辱，很可能就是指米卡身上既帶有一千五百盧布，本可以還掉他欠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債務的一半，但卻仍然決定不還，而把它用在別的上面，也就是作為帶走格魯申卡的用費，假使她答應的話。……

　　“就是這樣，准是這樣，”阿遼沙帶著突如起來的興奮叫道，“我哥哥當時正是對我這樣說，他本可以把一半、一半的恥辱（他當時幾次說出‘一半’兩個字！）立刻從自己身上卸下去，但不幸他的性格是那樣軟弱，竟辦不到，……他預先知道他不會這樣辦，也沒有力量這樣辦！”

　　“你堅定而且清楚地記得他捶的就是胸脯的那個部位麼？”費丘科維奇急切地問。

　　“清楚而且堅定，因為我當時就想到心的部位極低，為什麼他捶得那麼高，我當時還覺得我的念頭是愚蠢的，……我記得我覺得自己是愚蠢的，……我的腦子裏當時這樣想了一下。因此我現在立刻想起來了。我怎麼會一直沒想起來呢？他說他有辦法，但他不肯交還這一千五百盧布，指的就是這個護身香囊！我知道，別人轉告我說：他在莫克洛葉被捕的時候，曾經大聲說，他認為自己終身莫大恥辱的就是本來有方法可以把一半的債務（正是一半！）還給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在她面前洗去賊名，然而他卻到底沒有能下決心去還，寧可在她的眼裏成為小偷，也不願放棄錢！可他為了這筆債務心裏曾感到多麼痛苦，多麼痛苦啊！”阿遼沙最後感歎萬分地說。

　　檢察官自然也出面干預了。他請阿遼沙從頭敘述一下這事的前後情況，還好幾次堅持地問：被告捶胸脯的時候，是否真的仿佛確有所指？或許是單純地用拳頭捶捶自己的胸脯？

　　“並不是用拳頭！”阿遼沙說，“恰恰是用指頭指著，指著這個很高的地方。……我怎麼會一直沒想起來呢！”

　　首席法官問米卡，他對於這個證詞有什麼話要說？米卡證實這事就是這樣的，他正是指著在他胸前，就在脖子底下的一千五百盧布，自然這是一個恥辱，“無法否認的恥辱，是我一輩子最恥辱的行為！”米卡大聲說。“我能還而不還。寧願在她的眼裏做一個小偷，卻不肯還錢。而且最主要的恥辱就在於預先知道自己不肯還錢！阿遼沙說得很對！謝謝你，阿遼沙！”

　　阿遼沙的傳訊結束了。重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總算找到了一樁事實，總算有了一件證據，儘管只是一件小小的證據，幾乎只是對於證據的一點暗示，但它總還是可以稍稍地證明這個護身香囊是的確存在的，裏面有一千五百盧布，被告在莫克洛葉預審的時候聲稱這一千五百盧布是“我的”，他並沒有撒謊。阿遼沙很高興；他漲紅了臉，走到給他指定的座位上去。他許久還不住自己對自己說：“我怎麼會忘記了！我怎麼會忘記了！怎麼剛剛現在才突然想了起來！”

　　開始傳訊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她剛一出現，大廳裏就顯出了某種不尋常的氣氛。太太們拿起帶柄眼鏡和望遠鏡，男子們挪動著身子，有人從座位上站起來，想看得清楚些。以後大家全證實說，她剛走進來，米卡的臉就忽然慘白得“象一張紙”。她穿一身黑衣裳，十分謙恭，幾乎近於畏怯地走到指給她的那個位置上去。從她的臉上看不出她有心神紛亂的樣子，倒是一種果斷的神氣在她陰鬱的黑眼睛裏流露出來。應該指出的是以後許多人說她在這時候的容貌特別美麗。她說話聲音很低，但字句清晰，整個大廳都聽得見。她的口氣異常平靜，或者至少努力顯得平靜。首席法官開始謹慎而且特別有禮地發問，似乎生怕觸及“某些心弦”，並對重大的不幸表示體諒的樣子。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自己一開口回答人家所提出的問話，就堅定地宣稱她是被告正式訂過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拋棄我為止。……”她輕聲補充說。在人家問她關於她托米卡把三千盧布彙給她的親戚那件事的時候，她堅定地說：“我給他這筆錢，並不讓他馬上彙出去。我當時已感到他正迫切需要錢，……在當時那個時候，……我給他這三千盧布，以他在一個月內彙出去為條件。以後他本犯不著為這筆債務白白折磨自己的。……”

　　我不想轉述所有的問題和她詳細的回答，只準備傳達她的證詞中主要的意思。

　　“我堅信他早晚會彙出這三千盧布的，只要他從父親那裏一拿到款子。”她繼續回答問題說。“我始終相信他的不貪婪和他的誠實，……高度的誠實，……在銀錢一方面。他深信可以從父親那裏拿到三千盧布，這一點他對我說過好幾次。我知道他和父親不和睦。我永遠相信，而且至今還相信，他是受了父親的委屈。我不記得他對父親有什麼威脅的話。至少他在我面前一句話也沒有說，任何威脅的話也沒說過。假使他當時到我這裏來，我立刻會平息他為了虧空我那筆不幸的三千盧布而感到的不安的，但是他沒再到我那裏去，……而我自己……正陷於那麼一種處境，……不便去叫他來。……何況我也沒有任何權利為了這筆債務對他認真計較，”她忽然補充說，話音裏流露出一種堅決的口氣，“有一次我自己也從他手裏借過一筆錢，比這三千還多些，我拿了這筆錢，儘管當時簡直無法想像什麼時候才能歸還這筆債。……”

　　在她的語調裏似乎有一種挑戰的意味。就在這時候，該費丘科維奇發問了。

　　“這事不在這裏，是在你們開始認識的時候，是不是？”費丘科維奇當時就預感到這裏面有某種有利的情況，便謹慎地繞著彎子介面說。這裏應該附帶說明一下，儘管他部分地可說是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從彼得堡聘請來的，但卻一點也不知道當初米卡在另一個城裏借給她五千盧布和“跪地叩頭”這一段事情，她隱瞞著，沒有對他說！這是很奇怪的。完全可以猜想，連她自己在最後一?那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在法庭上講出這段故事，只好到時候由靈感來決定。

　　唉，我永遠也不能忘記這個時刻！她開始講述起來，把米卡對阿遼沙講過的故事全都講了，既包括“下跪”，也包括事情的起因，講到她的父親，也講到她到米卡家裏去的情形，但卻沒有一句話，一個暗示，提到米卡通過她的姐姐，提議“打髮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到他家去取錢”的事。她慷慨地隱瞞了這一點，竟不惜把事情說得好象是她，是她自己當時憑著一時的衝動，抱著某種指望，跑到一位年輕的軍官那裏去，希望……從他手裏借錢。這真是使人震驚。我聽著，身上發冷，打顫，整個大廳的人全屏住呼吸，不放過每一句話。她說的這種事是少有的，因此即使以她這樣敢作敢為，傲視一切的女郎，人們也幾乎不敢想像她會作出這樣極端坦率的供詞，這樣勇於獻身，自我犧牲。而這又為了什麼？為了什麼？完全是為了拯救一個對她變心並且侮辱了她的人，引起于他有利的良好的印象，以便能哪怕稍稍幫一點忙，有助於使他得救！的確，一個青年軍官，把他最後的五千盧布，他在世上僅有的一切拿出來給人，並且恭恭敬敬地對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姐鞠了一躬，——這形象是很令人同情，引人好感的，但是……我的心卻難過得發痛了！我感到以後會發生謠言的！（而以後也果真發生了，發生了！）後來，全城的人都帶著惡意的訕笑流傳說，她所講的故事，在講到那個軍官把女郎放走時，“好象只朝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的地方， 也許並不十分確實。大家暗示，在這地方有一點事實被“遺漏”了。“即使沒有遺漏，即使全是實事，”甚至我們最可敬的太太們也這樣說，“一個小姐就算是為了救她的父親而做出這樣的事來，也很難說是否是極為正當的！”難道說，以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那種聰明，那種病態的敏銳感覺，會預先想不到人們會這樣議論麼？一定是預先感到，卻還是下決心全說了出來！自然，對於所講情況是否實在的這一切下流的懷疑是以後才開始的，而在最初的一?那間大家全都受了感動。至於那幾位法官，更是帶著一種虔敬的，甚至可以說是慚愧的沈默傾聽著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話。檢察官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敢作任何進一步的盤問。費丘科維奇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哦，他甚至露出了幾分勝利的神色。收穫是很多的：一個人激於高尚的熱情能把自己最後的五千盧布拿出來給人，以後卻會為了三千盧布深夜裏去殺死自己的父親，這兩件事簡直是有點難以相容的。至少，費丘科維奇現在可以把搶劫的一層撇開了。“案子”仿佛突然給人以一種新的印象。彌漫開了某種對於米卡有利的同情氣氛。至於他呢，……人家說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作證的時候一再從座位上跳起來，然後又倒在長凳上，雙手捂住了臉。但在她說完的時候他忽然把兩手朝她伸出來，用嗚咽的聲音說道：

　　“卡嘉，你幹嗎毀了我！”

　　說著就用全場都聽得見的聲音失聲痛哭了起來。但接著馬上又自己忍住了，大聲喊道：

　　“我現在是永劫不覆了！”

　　隨後，他就似乎呆呆地僵化在那兒，咬著牙，兩手交叉緊按在胸前。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在大廳裏留了下來，坐在給她指定的椅子上。她坐在那裏，臉色蒼白，低垂著頭。坐在她旁邊的人們後來說她全身哆嗦了半天，象發瘧疾似的。這時格魯申卡來接受傳訊了。

　　我現在就快要寫到那樁也許確實毀了米卡的突如其來的災難性事件了。因為我相信，所有的律師們以後也說，如果不發生這段插曲，罪人是至少可以得到從寬處理的。不過這話以後再說。現在先說兩句關於格魯申卡的事情。

　　她上堂的時候也穿著一身黑，肩上罩著她那塊美麗的黑色圍巾。她從容地邁著她那輕柔無聲的腳步，微微地擺著身子，就象有時一些豐滿的女人走路時常有的那樣。她走近欄杆，凝視著首席法官，一次也不左顧右盼。據我看來，她這時顯得非常美麗，臉色並不慘白，象一些太太們以後硬說的那樣。她們還說她臉上一副專心致志的、惡毒的神色。我以為她不過是十分氣惱，由於那些渴望瞧熱鬧的旁聽的群眾把輕蔑好奇的眼光盯著她而感到難堪。她具有驕傲的性格，不能忍受人們的蔑視。她這種人只要疑心到有人對她輕視，就會立刻爆發怒火，渴望報復。自然還帶著畏怯和暗中為這畏怯而感到的羞慚，因此她說起話來不免有點喜怒無常：一會兒憤恨，一會兒輕蔑而又特別粗魯，一會兒又忽然露出真心誠意自怨自艾的口氣。她有時說話就好象懷著破釜沉舟的心情似的：“無論出什麼亂子，反正一樣，我一定要說……”關於和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來往的一層，她厲聲說：“這全是不相干的事。他硬要纏住我，難道是我的錯處麼？”可一會兒以後又說：“這全是我的錯，我拿他們兩人開心，既取笑老頭子，又取笑這一位，——把他們兩人弄到這種地步。都因為我弄出這些事來。”說話中不知怎麼又提到了薩姆索諾夫。“這跟人家有什麼相干？”她立刻用一種蠻橫的挑戰口氣反駁起來。“他是我的恩人，當我家裏把我趕了出來的時候，是他把我這個光著腳的人收留下來的。”首席法官還十分客氣地對她說，應該直接回答問題，不要扯到無關的細節上去。可格魯申卡卻臉漲得通紅，眼睛冒出火來。

　　她沒有看見裝鈔票的信封，只從“壞蛋”嘴裏聽說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有一個信封，裏面裝著三千盧布。“不過這全是蠢事，我笑得要死，怎麼也不會到他那裏去的。”

　　“您剛才說的‘壞蛋’是誰？”檢察官問。

　　“就是那個僕人，斯麥爾佳科夫，殺死了他的主人，昨天又自己吊死了的。”

　　人家自然馬上問她：她有什麼根據這樣堅決地指控，但是她也同樣沒有任何根據。

　　“德米特裏·費多羅維奇自己對我說的，你們相信他就是了。那個拆散別人的女人害了他，一點也不錯，她一個人是這一切禍事的根源，一點也不錯。”格魯申卡又加了這麼一句，忿恨得似乎渾身哆嗦，嗓音裏流露出惡狠的聲調。

　　人家問她這指的又是誰。

　　“就指的是那位小姐，那個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她當時叫我到她家去，給我吃巧克力糖，想拉攏我。她這人很少真正的廉恥心，就是這話。……”

　　這次首席法官嚴厲地阻止了她，請她檢點自己的話。但是一個發了醋勁的女人已經滿心火冒，甘心破釜沉舟，什麼也不顧了。……

　　“在莫克洛葉村裏執行拘捕的時候，”檢察官回憶起來，問，“大家看見，而且聽見您從另一間屋子裏跑出來，嚷著說：‘一切都怨我，我們一塊兒去服苦役！’這麼說，那時候您已經相信他是殺父的兇手，不是麼？”

　　“我不記得當時我的心情是怎樣的，”格魯申卡回答，“當時大家叫嚷他殺死了父親，所以我才感到這是我的錯處，他是為我而行兇的。等到他說他沒有犯罪，我就立刻相信他，現在還相信，而且將來也永遠相信，他不是那種撒謊的人。”

　　輪到費丘科維奇發問。除了<敏感詞>事情外，我記得他問起了拉基金和二十五個盧布的事情，“為了他把阿曆克賽·費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領到您那裏來。”

　　“他拿我的錢，有什麼奇怪的，”格魯申卡輕蔑地冷笑說，“他常到我這裏來要錢，每月總要拿走三十盧布，差不多全是用在尋歡作樂上，他的吃喝是不用我幫助的。”

　　“為什麼緣故您要對拉基金先生這樣大方呢？”費丘科維奇不管首席法官怎樣作出不耐煩的姿勢，搶著問道。

　　“他是我的表弟呀。我母親和他的母親是嫡親姊妹。不過他總央求我不要對這裏的任何人說，怕為了我丟人。”

　　這個新的事實對於大家來說都是完全意料不到的，全城，甚至修道院裏，至今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情況，連米卡也不知道。有人說拉基金當時坐在椅子上羞慚得滿臉通紅。格魯申卡不知怎麼還在走進大廳以前就已知道他作了反對米卡的供詞，所以生起氣來。這一下拉基金先生剛才的整個那一番宏論，其中的全部高尚義憤，他關於農奴制，關於俄國人散漫混亂的大膽論調在公眾的印象中都徹底完蛋，全部破產。費丘科維奇很高興：上帝又意外開恩了。整個說來，格魯申卡被傳訊的時間不很長。她自然也不能說出什麼特別新鮮的事情來。她給旁聽的觀眾留下了極不愉快的印象。在她作證完畢，在大廳裏離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很遠的地方坐下時，幾百雙輕蔑的眼睛集中在她身上。她被傳訊的全部時間內，米卡一聲也不響，好象變成了僵硬的化石似的，垂眼瞧著地上。

　　證人伊凡·費多羅維奇出現了。

青川

第五節　突如其來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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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說明一下，他本來應該在阿遼沙之前被傳訊的。但是法庭執達吏向首席法官報告，證人由於身體不適或者疾病發作，目前不能到庭，只要一見痊癒，就準備隨時應召作證。但這話不知怎麼當時沒有人聽見，到以後才知道。他的出現起初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主要的證人們，特別是兩位女情敵已經被傳訊過了。好奇心暫時得到了滿足。旁聽的群眾甚至感到了疲乏。但是還要聽幾個證人的供詞。鑒於前面講過的事情已經不少，估計他們大概也講不出什麼特別的事情來。時間已經晚了。伊凡·費多羅維奇進場時仿佛走得特別慢，對誰也不看一眼，甚至低著頭，似乎正在皺眉思索什麼事情。他穿得整整齊齊，但是他的臉至少使我感到好象是有病：看起來仿佛面有土色，有點象垂死的人的臉。他的眼光是朦朧的；他抬眼慢吞吞地朝廳上掃視了一下。阿遼沙忽然從椅子上跳起身來，痛苦地喊了一聲：“哎呀！”我記得這情景。但是這也很少有人注意到。

　　首席法官一開始先對他說，他是免予宣誓的證人，他可以作供，也可以沈默不答，但是凡是所供的自然都應該按照良心，以及<敏感詞>等等。伊凡·費多羅維奇聽著，茫然地瞧著他，但是忽然他慢慢地展顏微笑起來，首席法官驚訝地看著他，剛把話說完，他忽然笑出了聲來。

　　“還有什麼？”他大聲問。

　　大廳裏完全靜寂了，似乎產生了某種預感。首席法官不安起來。

　　“您……也許還不大健康麼？”他說，眼睛尋覓著執達吏。

　　“你不要著急，閣下，我十分健康，可以對您講一點有意思的事情。”伊凡·費多羅維奇忽然完全平靜而且恭敬地回答。

　　“您有什麼特別的情況要提出來麼？”首席法官繼續說，還是帶著不放心的樣子。

　　伊凡·費多羅維奇低下頭，遲疑了幾秒鐘，重又抬起頭來，有點結結巴巴地回答：

　　“不，……我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開始對他提出問題。他似乎很不樂意回答，說得特別簡短，甚至越來越顯出厭煩，但畢竟還是回答得有條有理。他對許多事情都回答說不知道。關於父親和德米特裏·費多羅維奇之間的賬目他一點也不清楚。“我不注意這類事情。”他說。關於威脅要殺死父親的話，他從被告那裏聽到過。關於信封裏的錢，他聽斯麥爾佳科夫說起過。……

　　“全是老一套的話，”他忽然帶著疲乏的神色打斷了話頭，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要對法庭說。”

　　“我看您身體不大好，我也理解你的感情。……”首席法官開始說。

　　他正想向檢察官和律師兩方面說，請他們提出他們認為必要的問題，忽然伊凡·費多羅維奇用疲憊不堪的聲音請求道：

　　“請放我走吧，閣下，我感到身體很不舒服。”

　　他說完這句話，不等允許，忽然自己扭頭就向大廳外走去。但是走了四步就站住了，似乎忽然想起一些事情，輕輕笑了一下，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閣下，我就象那個鄉下姑娘，……你知道，她說：‘我願意，就站起來，不願意，就不起來。’人家拿著長袍和綢裙，讓她站起來，預備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結婚。她卻說：‘我願意，就站起來，不願意，就不起來。’……這仿佛已成了我們的一種民族性。……”

　　“您說這話是指什麼？”首席法官嚴厲地問。

　　“就指這個，”伊凡·費多羅維奇忽然掏出了一疊鈔票。

　　“這是錢，……就是原來放在那個信封裏的，”他把頭朝放物證的桌子點了點，“父親就是為了它被殺死的。放在哪里？執達吏先生，請您交上去。”

　　執達吏收下那疊鈔票，交給了首席法官。

　　“這筆錢怎麼會到您手裏的，……假如這果真就是那筆錢的話？”首席法官驚異地說。

　　“昨天從斯麥爾佳科夫那個兇手那裏拿到的。在他上吊以前，我到他家裏去過。殺死父親的是他，不是我哥哥。是他殺死的，但是我教他殺的。……誰不希望父親死呢？……”

　　“您的頭腦清醒麼？”首席法官不由得脫口說。

　　“問題就在於頭腦是清醒的，……而且是卑鄙的頭腦，和你們一樣，和你們這副……嘴臉一模一樣！”他忽然轉身向旁聽的觀眾們說，“我的父親被人殺死，大家裝得象嚇壞了的樣子，”他帶著憤恨而輕蔑的神色咬牙切齒地說，“大家互相裝腔作勢。全是些假惺惺的人！大家都希望我父親死。一條毒蛇總想咬死另一條毒蛇。……要是不出這兇殺案，——大家會怒氣衝衝，恨恨地走散的。……一出好看的戲！‘麵包和馬戲’?！可是我也夠瞧的！你們有水沒有，讓我喝一點水，看基督的分上！”他忽然捧住自己的頭。

　　——

　　注：?出自拉丁文“Panem et circenses”，原為羅馬各政黨吸引市民群眾的一個口號。

　　——

　　執達吏立刻走到他跟前去。阿遼沙忽然跳起來，嚷道：“他有病，不要相信他。他害了腦炎！”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一下從椅子上站起，嚇得一動不動，呆望著伊凡·費多羅維奇。米卡站起來，臉上掛著一抹古怪的苦笑急切地望著兄弟，聽著他說話。

　　“你們安心吧，我不是瘋子，我只是兇手！”伊凡又開始說，“要求兇手說得頭頭是道是不可能的。……”不知為什麼，他忽然又加上一句，作了一個苦笑。

　　檢察官顯然帶著紛亂的心情向首席法官湊攏過去。幾位法官互相忙亂地耳語。費丘科維奇留心地側耳傾聽著。全場懷著期待的心情一片寂靜。首席法官忽然仿佛醒悟了過來。“證人，你的話不好理解，這是不能成立的。請您儘量安靜一下。假如果真有什麼話要說，……請您再講下去。假如您說的不是胡話，……您用什麼來證實這種供詞呢？”

　　“問題就在沒有證人。斯麥爾佳科夫那條狗是不會從另一世界把供詞寄給你們的，……裝在信封裏。你們腦子裏想的就是信封，只要有一個就滿意了。我沒有證人。……或許除去那一個以外。”他沉思地笑了笑說。

　　“誰是您的證人？”

　　“帶尾巴的，閣下，有點不合規格！Le diable n′existepoint?！別去管他！他是個一文不值的小鬼，”他補充說，忽然不再發笑，說得似乎十分機密，“他一定在這裏什麼地方，就在那張陳列物證的桌子底下。他不呆在那兒能呆在什麼地方呢？你要知道：我對他說過：我不願意沈默，但是他卻講起地質學上的大變動來，……真是蠢透了！你們把這壞蛋釋放了吧，……他還唱過讚美詩哩，那是因為他感到輕鬆！這就象那個醉鬼扯開嗓門唱‘萬卡上了彼得堡’一樣，可我卻寧願付出億萬兆年，但求能取得兩秒鐘的快樂。你們不瞭解我！唉，你們這些人怎麼全那麼愚蠢！得啦，你們放了他，把我逮捕起來吧！我跑來總不是無緣無故的。……為什麼，為什麼一切都這樣的愚蠢！……”

　　——

　　注：?法語：魔鬼並不存在！

　　——

　　他又慢吞吞地，若有所思地向大廳環視。但是全場都騷動了。阿遼沙想從自己的座位那裏跑到他跟前去，但是執達吏已經攥住伊凡·費多羅維奇的手。

　　“這又是怎麼回事？”伊凡·費多羅維奇叫道，盯著執達吏的臉，突然抓住他的肩膀，憤恨地把他打倒在地。衛兵們趕上前來，把他抓住。他立刻發出瘋狂的尖叫。在人家把他帶出去的時候，他尖叫著，喊出一些不連貫的話。

　　全場都亂成了一片。我無法順次記住一切，我自己也心情紊亂，不能留心觀察。我只知道，在一切都已平靜下來，大家明白了怎麼回事以後，執達吏受到了申斥，雖然他很有理由對上司解釋，證人一直很健康，在一小時以前他身上感到輕微的不舒適的時候，醫生曾去診察過。他在未走進大廳以前，說話一直是有條有理的。因此不可能想到會出什麼事。而且正相反，他自己也堅持一定要來作證。然而在大家稍微安靜一下並清醒過來以前，緊接著這一幕戲立刻又發生了另一幕戲：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歇斯底里發作了。她大聲尖叫，嗚咽地痛哭，但是掙持著不肯離開，求人家不要把她拉走，接著她突然對首席法官叫道：

　　“我還有一個供詞應該說出來，馬上……馬上就說！……這裏有一張紙，是封信，……請您拿去快念一念，快念一念！這封信是這個壞蛋寫的，就是這個人，這個壞蛋！”她指著米卡，“是他殺死了他的父親。您立刻看得出來。他寫信告訴我要殺他的父親！至於那個病人，那個病人，他發了腦炎！我看出他發了腦炎已經有三天了！”

　　她忘乎所以地這樣喊著。執達吏接過了她遞給首席法官的那張紙。她倒在椅上，手捂住臉，開始抽風似的無聲地嗚咽著，全身顫抖，拼命壓制著呻吟，生怕人家把她趕出大廳去。她交出來的那張紙就是米卡從“京都”酒店裏寄給她的那封信，伊凡·費多羅維奇曾把它稱做有“數學公式般”重要意義的證件。可惜大家也果真認為它有這種數學公式般的意義。沒有這封信，米卡也許還不會完蛋，或者至少不會完結得那麼慘！我要重說一句，要巨細無遺地留心到全部詳情細節是很難的。這一切我現在還覺得是那樣地淩亂。首席法官大概當時就把這新的證件拿給法官、檢察官、律師和陪審員們看了。我只記得隨後開始對女證人進行質詢。首席法官溫和地問她：現在她感到平靜下來沒有？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急忙嚷道：

　　“我準備好了，我準備好了！我完全能夠回答您的問話。”她又加了一句，顯然還唯恐人家為了什麼原因不肯聽她說。人家請她較詳細地解釋一下：這是封什麼樣的信？她是在什麼情形之下接到這封信的？

　　“我就在兇殺案的前一天接到了這封信，他是再前一天在酒店裏寫的，那就是說，在他犯兇殺案的前兩天，——你瞧，這封信寫在一張帳單上面！”她氣都喘不過來似的喊著。“他當時恨我，因為他自己做了下流事，追在這賤貨的後面，……又因為他欠我那三千盧布。……他出於自己的卑鄙心胸，為了這三千盧布感到沒臉！……這三千盧布是這樣的，——我請您，我懇求您聽完我的話。還在他殺死父親的三個星期以前，他一天早晨到我這裏來。我知道他需要款項，還知道是做什麼用的，——就為了引誘這賤貨，把她帶走。我當時就知道他對我變了心，想拋棄我，所以我自己把這錢交給他，裝作自動請他代彙給莫斯科的姐姐，——在交出款子的時候，看著他的臉，告訴他隨便什麼時候彙出去都可以，‘哪怕過一個月也行’。他怎麼能不明白，怎麼能不明白我簡直仿佛在那裏當面對他直說：‘你需要錢來和你的賤貨私姘，偷偷地對我變心。現在我給你這筆錢，我自己交給你。你拿去吧，如果你竟不要臉到願意收下來！’……我想揭破他的真面目，結果怎樣呢？他竟收下了，收下來，拿走了，並且一夜之間和這賤貨兩人就把這筆錢在那兒全花光了。……但是他明白，他明白我全都知道。他當時就明白，我交給他這筆錢，只是試探他：他會不會這樣不要臉，拿我的錢？我直看著他的眼睛，他也看著我的眼睛，心裏完全明白，完全明白，但還是拿了，拿了我的錢，帶走了！”

　　“說得對，卡嘉！”米卡忽然大聲嚷道，“我看著你的眼睛，明白你想讓我丟臉，但到底還是拿了你的錢！你們對於卑鄙的人儘管看不起好了，儘管看不起好了。我是罪有應得的！”

　　“被告，”首席法官大聲喝道，“再說一句話，——我就吩咐他們把你攆出去。”

　　“這筆錢使他感到痛苦，”卡嘉性急慌忙地繼續說下去，“他想歸還我，想還，這是實在的，但是他也需要錢來供給這個賤貨。因此他才殺死了父親，可還是沒有還我錢，卻同她一塊兒到鄉下去，就在那裏被捕。他在那兒又花掉了從被他殺死的父親那裏偷來的錢。就在殺死他父親的前一天，他給我寫了這封信，喝醉了酒寫的！我當時立即看出，是為了洩憤而寫的，並且知道，肯定知道，即使他殺了人我也不會把這封信拿出來給任何人看。要不然他是不會寫的！他知道，我不願意對他報仇，毀了他！但是請您讀一下，細心讀一下，請細心一些，您就可以看出他在信裏一切都寫了出來，預先全都寫到了，怎樣殺死父親，他的錢在哪兒放著。你瞧，請不要忽略過去，信裏有一句話：‘只要伊凡一離開這裏，我就殺死他’。這就是說，他預先想好了怎樣殺人。”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用惡毒而幸災樂禍的口氣向法庭上指出來。可見她是多麼精細地反復閱讀過這封不幸的信，研究過裏面每一個字的意義。“他不喝醉不會給我寫的，但是你瞧，信裏面全都預先寫了出來，和以後他殺人的情形一模一樣，簡直是一份計畫！”

　　她忘其所以地喊叫著，顯然已不顧一切可能對她自己產生的影響，儘管這也許還在一個月以前她就早已預見到了，因為說不定她當時就已忿恨得渾身哆嗦，心裏一直在想：“要不要在法庭上讀出來？”現在好象一塊石頭滾下山坡，再也收攔不住了。我似乎記得，就是在這時，書記把這封信當堂朗誦了出來，引起了使人震驚的印象。堂上問米卡：他是否承認這封信？

　　“是我寫的信，我寫的信！”米卡大聲說。“不喝醉是不會寫的！……我們兩人為許多事情互相仇恨，卡嘉，但是可以賭咒，我可以賭咒，我儘管恨你卻也愛你，可是你卻一點也不愛我！”

　　他頹然倒在他的座位上，絕望地擰著雙手。檢察官和律師開始提出質詢，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剛才隱瞞這個檔，而作出完全不同傾向和語調的證詞？”

　　“是的，是的，我剛才是撒謊，完全撒謊，違背名譽和良心，但是我剛才是想救他，因為他是那樣地恨我，看不起我！”卡嘉象瘋子似的嚷著。“啊，他太看不起我，一直看不起我，您知道，您知道，——他從我當時為了那筆錢對他下跪的時候起，就看不起我。我看出了這一點。……我當時就立刻感到了這一點，但是我很長時間不相信自己。我多少次在他的眼睛裏看到：‘無論怎麼說，你當時總是自己跑到我這裏來的。’唉，他不明白，他一點也不明白，我當時究竟為了什麼跑去，他是只會猜疑到卑鄙的行為上去的！他以己度人，他以為大家全和他一樣。”卡嘉憤恨地咬著牙說，仿佛完全瘋了的樣子。“他所以想娶我，只是因為我得到了遺產，就因為這個，就因為這個！我永遠疑心是為了這個！啊，他是一個畜生！他一輩子相信我因為當時上他那裏去，會終身在他面前羞愧得發抖，他可以永遠為這件事情而看不起我，並且因此占著上風，——他就因為這個才想娶我！就是這樣，完全是這樣！我曾試想用我的愛情，用無限的愛情扭轉他，甚至想忍受他的變心，但是他一點也不理解，一點也不理解。其實他能理解什麼！他是一個壞蛋！這封信我在第二天晚上才接到，酒店裏給我送來的，可是就在早晨，就在那天的早晨，我還想原諒他的一切、一切，甚至他的變心！”

　　當然，首席法官和檢察官竭力讓她平靜下來。我相信他們也許連自己都覺得利用她的瘋狂狀態聽取這樣的口供，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我記得，我聽見他們對她說：“我們明白您多麼痛苦，請您相信，我們是能夠體會得到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話，但卻畢竟還是從那個發歇斯底里病的瘋狂女人那裏套出了供詞。最後，儘管處在那樣激動的心情狀態下，她卻仍能儘管短暫，但卻時常地用異常鮮明生動的口吻，形容伊凡·費多羅維奇怎樣在這兩個月以來，為救那個“混蛋和兇手”哥哥而急得幾乎發瘋。

　　“他自己折磨自己，”她大聲感歎說，“他一直想減輕哥哥的罪，對我承認他自己也不愛他父親，說不定自己也希望他死。這是一個深沉的，深沉的良心！他用良心折磨自己！他全都對我說了出來，全都說了出來，他每天到我這裏來，和我說話，就象和他唯一的朋友說話那樣。我做了他的唯一的朋友，感到榮幸！”她忽然大聲說，好象挑戰似的，眼睛閃著光。“他到斯麥爾佳科夫那裏去過兩次。有一次他跑來對我說：如果殺人的不是他的哥哥，卻是斯麥爾佳科夫（因為這裏大家都在傳播著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謠言），那麼也許我也有罪，因為斯麥爾佳科夫知道我不愛父親，也許會以為我希望父親身死。我當時掏出這封信給他看，他這才完全相信，是他的哥哥殺的。這使他受了很深的打擊。他對於他的親哥哥成了殺父兇手，感到不能忍受！還在一星期以前我就看出他為這事生了病。在最近幾天，他坐在我那裏，說著胡話。我看出他精神錯亂了。他一邊走，一邊說胡話，有人看見他在路上也這樣。前天我請一位外地來的醫生給他看病。醫生說他快得腦炎了。完全是因為他，完全是因為這壞蛋！昨天他聽說斯麥爾佳科夫死了，這使他受驚得發了瘋，……這全是為了這壞蛋，全是為了想救這壞蛋！”

　　唉，自然，這樣說話，這樣坦白供述，一生中只會有一次，例如，在走上斷頭臺臨死的時候。但是卡嘉的性格就是這樣，也正遇到這樣的時刻。這就是那個當時為救父親居然跑到一個青年浪子那裏去的急躁的卡嘉；這就是那個剛才當著眾人露出驕傲和純潔的樣子自我犧牲，不顧處女臉面講敘“米卡的高尚行為”以求稍為減輕他的噩運的卡嘉。現在她又同樣作出了自我犧牲，但卻已經是為了另一個人，也許直到現在，直到這個時刻，才初次感到而且完全明白這另一個人對於她是多麼的珍貴！她是因為替他擔憂而犧牲自己的，因為她忽然想到他供出殺人的是他，而不是米卡，那就是害了自己，因此她決定犧牲自己來救他，救他的名譽！不過這時人們心裏會閃出一個可怕的念頭：她說到過去她對米卡的態度的時候，是否說了謊，這是一個疑問。不，不，在她說出米卡因為她下跪而輕視她的時候，她並不是有意捏造！她自己確實相信是這樣，她深信，也許從下跪的時候起就深信，那個直率的、當時還崇拜她的米卡已經在那裏笑她，看不起她。她只是出於自尊，竭力用一種歇斯底里的、強做出來的愛情來把自己和他維繫在一起。這全是出於一種受傷的自尊心，因而這愛情並不象愛情，倒像是復仇。唉，這種強做出來的愛情說不定有朝一日也會成為真正的愛情，也許卡嘉所希望的也就是這個，但是米卡的變心實在傷透了她的心，使她從心底裏再也無法饒恕。復仇的時刻出乎意外地來到了，於是在這被侮辱的女人的心胸裏痛苦而長期地鬱積著的一切，一下子出乎意外地爆發了出來。她背叛了米卡，也背叛了自己！因此難怪她剛剛把話說完，興奮的心情一下鬆弛，她就感到了滿心羞愧。歇斯底里又發作了。她倒了下來，一邊哭，一邊喊。人們把她抬了出去。正當人們抬她出去的時候，格魯申卡從座位上哭喊著撲到米卡跟前，甚至阻攔她都來不及。

　　“米卡！”她大聲喊著，“你的那條蛇把你害了！瞧，她對你們現出原形來了！”她氣得渾身發抖地又向法官們大喊。在首席法官的指揮之下，人們把她抓住，從大廳裏帶出去。她不服，拼命掙脫身子要跑回米卡身邊去。米卡也大喊著想奔到她面前來。人家把他按住了。

　　是的，我猜想我們那班看熱鬧的太太們總該滿足了，因為這出戲真十分熱鬧。接著，我記得那位新來的莫斯科醫生出場了。首席法官似乎事前就打發執達吏出去，以便照顧伊凡·費多羅維奇。醫生報告堂上，病人發作了嚴重的腦炎症，必須立刻把他送走。他回答檢察官和律師的問話，證實病人前天曾親自到他那裏去過，他當時就警告說快發作腦炎了，但是他不願接受治療。“他的腦子完全不正常，自己對我承認說他醒著就看到各種幻影，在街上遇見一些已死的人，魔鬼每晚到他家裏訪問，”醫生最後這樣說。這位名醫作證以後，就退了出去。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交出的信件放在物證一起。法官們在商議以後決定繼續審訊，把兩項意外的證詞——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和伊凡·費多羅維奇的證詞——記錄在案。

　　下面開庭的情形我不再敘述了。其餘的證人的供詞不過是重複和證實以前的話，雖然也各具特色。但是我要重複一句，這一切都將歸納在下面就要開始敘述的檢察官的演詞內。大家都十分興奮，都觸電似的受了最後急轉直下的局面的刺激，急不可耐地一心只希望趕快看到結局，聽兩方面的演詞和判決。費丘科維奇顯然被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供詞所震撼。檢察官卻非常得意。在聽取完證人的口供以後，宣佈休息，這次休息將近延續了一小時。最後首席法官終於宣佈重新開庭。當我們的檢察官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開始公訴人演說時，大概是下午整八點。

青川

第六節　檢察官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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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開始公訴人演說的時候，渾身神經質地顫抖起來，額頭和兩鬢間冒出病態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熱。這一點他自己以後也對人說過。他自認為這篇演說是他的chef d’ oeuvre?，一生的chef d’o-euvre，是他的天鵝之歌。在九個月以後，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癆病死了，因此，假如他當時真的預感到自己末日將臨的話，他倒的確有資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後的歌來的天鵝相比。他在這篇演詞中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盡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之外地表明，至少在我們這位可憐的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的頭腦所能容納的限度內，在他的心底裏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對那些人類“永恆”問題的思考的。他的話主要是以誠懇取勝。他誠懇地相信被告有罪，對後者提出公訴並不僅僅只是等因奉此，履行職務。他主張“報復”的時候，的確是滿懷著“挽救社會”的願望。甚至那些歸根結底對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是抱著敵視心理的女聽眾們，也承認他的話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開始說話時聲音斷續嘶啞。但以後他的聲音很快就堅定起來，響徹了整個大廳，而且一直維持到結束。可是剛一說完，就差一點要昏暈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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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法語：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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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陪審員，”公訴人開始說，“本案已經轟動全俄。但看來似乎有什麼可驚異的，有什麼特別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對我們來說，對我們來說！我們都是對這一切已經見慣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於這種陰森森的案件對我們來說幾乎已經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這個，正是我們這種見慣不怪，而不是這個人或那個人個別的惡行。我們這種漠不關心的原因在哪里？我們對於這類案件，對於這類向我們預示著不值得欣羡的未來的時代特徵，為什麼沒有多大熱情？這原因是不是在於我們的犬儒主義，在於這個未老先衰的社會裏智慧和想像力的過早的衰頹？是不是在於我們的道德原則已連根動搖？或者也許根本就沒有？我不能解答這些問題，但是它們是極痛苦的，每個公民不但應該，而且必須為它們感到痛苦。但是我們剛剛初創的，還有些膽怯的報紙已經對於社會有所貢獻，因為要不是它們，我們就決不可能較完全地知道關於任性胡行和道德敗壞的種種恐怖情形，這些情形報紙正不斷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對大眾進行報導，使不僅是常到目前當局所頒行的新式公開法庭來旁聽的人才能知道。那麼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讀到些什麼呢？唉，我們經常讀到甚至會使現在這個案件都為之減色的東西，而且它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但最主要的是許多俄國的，我們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標誌著某種普遍的東西，某種普遍的災難，它已經在我們身上生了根，而且就象一種無所不在的惡勢力那樣，已經很難加以克服。比如說，有一個上流社會出身的年輕有為的軍官，剛踏上生活和事業的前程，就卑鄙地，毫無任何良心責備地悄悄謀殺了一個某種程度上還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員，以及這個官員的女僕，以便偷走自己所寫的借據，順便也竊取了官員的銀錢，‘作為我在上等社會上享樂和將來進行鑽營的費用’。他殺死了兩個人，臨走還在兩個死屍的頭底下墊上了枕頭。還有一個青年英雄，由於勇敢領過十字勳章，卻象強盜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親殘殺了，在勸同伴一起下手的時候竟說：‘她愛他如親生的兒子，所以會聽從他的一切勸告，不作任何戒備的。’他固然是惡徒，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敢說他只是個別的惡徒了。別的人即使不殺人，但是思想感情卻正和他一樣，心術卑鄙也和他一樣。他在暗地裏和自己的良心獨處的時候，說不定還會問自己：‘名譽算什麼？流血豈不是小事？’有人也許會叫起來反對我，說我是病態的、神經質的人，在那裏駭人聽聞地惡意造謠，滿口胡說，任意誇大。隨他們說去吧！隨他們說去吧！天呀，其實我是首先第一個但願如此！哎，你們可以不相信我，把我當作病人，但是儘管這樣仍舊請你們記住我的話：如果在我這番話裏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實，也就夠可怕的了！你們瞧，諸位，你們瞧，我們的青年人是怎樣輕易自殺，而毫無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到了那裏是怎樣的？’連這類問題的影子也沒有，好象關於我們的精神和死後的一切在他們心目中早就被一筆抹去，安葬入土。你們再瞧一瞧我們的荒淫無恥，瞧瞧那些色鬼們。本案中不幸的犧牲者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比<敏感詞>們中的某些人來幾乎還可以算作是天真無邪的赤子。而他怎麼樣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生活在我們中間’。……是的，我們的和歐洲的第一流思想家將來也許會研究俄國人犯罪的心理，因為這題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這種研究要到以後從容一點的時候才會進行，那時候離我們這時代的悲劇性的混亂狀態已經較遠，一定可以研究得比象我這樣的人更加聰明而且公正無私一些。現在呢，我們不是震駭，就是假裝震駭，一方面自己卻在看熱鬧，就象一般愛好強烈而又稀奇的刺激的人們那樣，因為這些刺激可以撩動一下我們厚顏無恥、閒暇懶散的心情，要不然就象小孩一樣，用手驅趕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消散以前，把頭藏在枕頭底下，但隨後卻立刻就在遊戲作樂之中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但總有一天我們也該開始清醒而深思熟慮地生活了，我們也應該用看待社會的眼光來看待我們自己，我們也應該對我們的社會境況有所瞭解，或者開始有所瞭解。前一個時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在他畢生傑作的結尾中，把全俄羅斯比作一輛向著未知的目的地勇猛疾馳的俄羅斯三套馬車，他讚歎道：‘嘿，三套馬車呀，象鳥兒似的三套馬車呀，是誰把你想出來的！’隨後帶著自豪的喜悅心情補充說，全民族都對低頭猛馳的三套馬車恭敬地讓路。諸位，這隨他們去吧，隨他們去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讓路，但是據我的罪孽眼光看來，這位天才的藝術家所以這樣結束他的全書，不是出於孩子般天真的樂觀，就是幹跪只為了害怕當時的圖書審查制度。因為如果他的三套馬車上只套著他那些英雄，如梭巴開維支，羅士特來夫和乞乞科夫之流?，那麼無論讓誰去充當馬車夫，這樣的馬也是拉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地方去的！而這還是以前的馬，比現在的還差得遠，我們現在的更簡直是……”

　　——

　　注：?這裏所指的作家是果戈裏，三個人名全是他的名著《死魂靈》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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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講到這裏，被掌聲所打斷了。這種對俄羅斯三套馬車所作的嘲弄形容受到了歡迎。固然，掌聲只有兩三下，所以連首席法官都認為用不著對觀眾作“離開法庭”的威嚇，只是嚴厲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人對他鼓過掌！一個多少年來誰也不愛聽的人，現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側耳傾聽的機會！

　　“其實，”他接著說，“這卡拉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麼回事，居然會值得突然間這樣悲慘地名聞全國？也許我太誇大，但是我以為在這個家庭的畫面裏似乎現出了我們現代知識社會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並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極小的一點實例，象‘一滴水中見太陽’似的，但總是反映出了一點什麼，顯露出了一點什麼。你們看這個不幸的，放浪淫蕩的老人，這個‘一家之主’，那樣悲慘地結束了他的生命。一個世襲的貴族，以窮食客起家，偶然通過意料不及的婚姻關係，抓到了一筆不大的嫁資。他本是一個小騙子，會拍馬的丑角，有著從娘胎裏帶來的，並不見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還是一個放高利貸的人。隨著歲月的逝去，隨著資本的增加，膽子也越大了。低聲下氣和逢迎拍馬的性格不見了，留下來的只有好嘲笑的、惡毒的犬儒主義和<敏感詞>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經消磨殆盡，但是對於生活享受的渴望卻十分強烈。結果是除了情欲的享樂以外，他看不見<敏感詞>生活的目的，並且也這樣教導他的兒子們。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應有的道義責任。他笑他們，從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後院裏教養，高興有人帶走他們。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則就是apres moi le deluge?， 這和公民責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會脫離甚至仇視社會：‘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就行。’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這樣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騙親生的兒子，始終扣住兒子的錢，兒子的母親的遺產，就用這錢奪他的兒子的情婦。不，我不願把替被告辯護的責任讓給那位從彼得堡來的多才多藝的律師。我自己也要說出實話，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兒子的心裏釀成的一團怒火。但是夠了，關於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說得夠了，他已經得到了懲罰。但是我們要記住，他是父親，現代的父親之中的一個。我說他是許多現代的父親中的一個，會不會使社會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現代的父親中許多人只是不象這個人那樣公開說出一些無恥的話，因為他們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比較文明，而其實他們的哲學幾乎是和他一樣的。就算我是悲觀主義者，就算是這樣吧。我們已經預先說好，你們會原諒我的。我們預先約好：你們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說我的話，你們不必相信。但是你們一定要讓我說出我的話來，無論如何其中的某些話你們是不會忘記的。現在你們看這個老人，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們：其中有一個正在被告席上面對著你們，關於他，要說的話還在後面。至於別的孩子，我只是順便說兩句。另兩個孩子，年長的是那些現代青年中的一個，受過極好的教育，有著極聰明的頭腦，但卻對一切都沒有信仰，否定和抹殺世間許許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親一樣。我們大家都聽過他的言論，他在我們的社會裏受到友好的接待。他並不隱瞞自己的意見，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為這樣，才使我此刻有勇氣多少坦率地談一談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為個人，而只是把他當作卡拉馬佐夫家庭中的一員來看。昨天有一個和本案極有關係的人，一個有病的白癡，在城郊自殺身死。他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僕人，也許還是私生子。他姓斯麥爾佳科夫。他在預審的時候神經質地流著眼淚對我說，這個年輕的卡拉馬佐夫，伊凡·費多羅維奇，那種精神上的放蕩不羈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據他看來，世上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將來什麼都不應加以禁止，——他盡教我這一套。’這白癡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種學說的薰染，以致完全發了瘋，儘管不用說，他的羊癲瘋和家裏爆發的可怕的災難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這個白癡曾說過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話，這樣的話本該出於比他更聰明些的觀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這裏提起它來。他對我說：‘如果兒子中間有誰性格上最象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話，那就是伊凡·費多羅維奇！’我對他的性格分析，就說到這裏為止，再說下去就太不客氣了。哎，我並不想再下進一步的結論，象烏鴉似的對一個年輕人的命運咶咶地一味預報不祥。我們今天在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還活在他的年輕的心裏，家庭間的親人手足之情還沒有被他的無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義所淹沒，——那些東西多半是遺傳而來的，不見得是真正的思想鬥爭的結果。現在還有一個兒子，他還年輕，地虔信上帝，性格溫順，和他的哥哥的陰沈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觀相反。他在尋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謂‘人民的理想’，換言之也就是我們那些有思想的知識階層的理論界人士用這個聰明的名詞所稱呼的一切。你們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幾乎當了修士。我覺得，他的心裏似乎是無意識地，而且那樣早期地表現出一種膽怯的絕望。我們可憐的社會裏現在有許多人因為怕犬儒主義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惡都錯誤地歸咎于歐洲文明，於是就抱著這樣的絕望心情，投到所謂‘家鄉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謂家鄉土地的慈母懷抱中去，象受了幻影驚嚇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親的乾癟的胸前安安靜靜地睡一覺，甚至睡一輩子，只要能看不見那些嚇唬他們的可怕的東西就好。就我來說，我希望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無限，希望他的年輕人的樂觀和對於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後不要在精神上變為蒙昧的神秘主義，在<敏感詞>上變為頑固的沙文主義，象事實上時常發生的那樣。神秘主義和沙文主義這兩種東西對於民族的流毒，也許比盲目抄襲和歪曲誤解歐洲文明而迅速產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厲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這種腐化的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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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我死後，隨它陸沉也罷。”法王路易十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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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沙文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時候，又傳出了兩三下掌聲。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顯然也說得忘了情，說的話幾乎都與本案無關，而且還說得十分不著邊際，但是這個癆病型的、憤激的人太想發表意見了，哪怕一生只有一次發表的機會也好。以後有人說，他這樣分析伊凡·費多羅維奇的性格，甚至是出於一種不體面的動機，因為伊凡曾有一兩次在辯論的時候當眾給過他難堪，伊波利特·基裏浴維奇記住了這個仇，現在想乘機報復，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這樣的結論。總而言之，這一切還只是一個引子，以後才較直接地接觸到案子的本身。

　　“但現在還是來講這個現代家庭的家長的另一個兒子吧，”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繼續說，“他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們的面前。他的成就，他的一生和他的事業，也都擺在我們的面前，時間一到，一切就都抖落出來，都暴露無遺了。他和他兩個兄弟的‘歐化’和‘人民的理想’相反，似乎代表著地道的俄羅斯，——噢，不是全部的俄羅斯，假使是全部的，那才糟糕哩！但是現在擺在面前的就是我們親愛的俄羅斯——我們的母親，完全是她的聲音，她的氣息。哎，我們是毫不做假的，我們是善與惡的奇妙的交織體。我們愛啟蒙和席勒，同時也在酒店裏酗酒，揪斷我們醉鬼酒友的鬍鬚。哎，我們有時也性情優良，行為正直，但是只在別人也對我們性情優良行為正直的時候。我們的胸膛裏甚至還洶湧著——正是洶湧著——高尚的理想，但是以這些理想自行從天而降為條件，主要的是必須不付代價，唾手而得。我們最不愛付出代價，卻極愛取得，而且在每件事情上都是這樣。哦，只要把各式各樣的人生幸福都給我們（一定要各式各樣的，打點折扣都不行），特別是一點也不要違拗我們的脾氣，那我們也可以顯示出，我們是能夠性情優良行為端正的。我們並不貪婪，決不，只要你們給我們錢，多多地給，越多越好，你們就會看到我們是多麼豪爽大方，對於儻來之物怎樣毫不在乎，一夜之間就能在狂飲無度中把它揮霍殆盡。但如果不給我們，我們就會顯示出，在我們十分需要錢的時候是如何善於弄到它。不過這一層以後再說，我們要按部就班地來講。最初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不幸的、被遺棄的男孩，‘被扔在後院，沒有鞋穿，’我們的尊貴而受敬重的同胞——可惜是外國出生的——剛才這樣形容過！我還要重複一遍，我是不肯把為被告辯護的事讓給任何人的！我是公訴人，我也是辯護人。是的，我們也是人；我們也能估量童年時代和家庭間的最初印象會對性格發生怎樣的影響。但以後這個男孩已一步步成為少年，成為青年，成為軍官，由於他的狂暴的舉動，和跟人家決鬥，被流放到我們美好的俄羅斯的某一個邊遠的小城。他在那裏服役，他在那裏酗酒。自然，船大吃水也深，他需要金錢，首先是金錢，於是他同他父親在經過了長期的爭論以後，決定最後拿六千盧布清賬。這款子當時寄給他了。請你們注意，他立了一張字據。他寫過一封信，其中實際上聲明他不再要求<敏感詞>款項，就以這六千盧布徹底了結他和父親間關於遺產的爭端。當時他和那位性格高尚，才智超群的年輕小姐相遇。哦，我不想再冒昧詳細復述，你們剛才已經聽到了。這裏有榮譽，這裏有自我犧牲，我沒有話可說。一個輕浮荒唐，但在真正的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之前低首下心的青年人的形象，在我們的面前一時顯得是非凡地可愛可敬。但是忽然在這以後，就在這個法庭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又突然來了個大翻個。我還是不敢冒昧地隨意亂加猜度，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其中總是有原因的。就是這位小姐，臉上流著久久隱藏心中的憤恨的眼淚，對我們宣佈，是他，正是他首先因為她做出了那次也許流於輕率急躁，但總不失為高尚慷慨的衝動行為而看不起她。但是正是他，正是這位小姐的未婚夫，首先現出嘲諷的冷笑，這冷笑偏偏從他的臉上發出來，是使她受不了的。她知道他已經變心，——他一面變心，一面還深信她非得忍受他的一切行為，甚至包括他的變心不可，她知道這個，卻故意給他三千盧布，並且明顯地，十分明顯地對他暗示，她給他這錢恰恰是供他作變心之用的。‘看你會不會收下來！看你是不是那樣無賴！’她用裁判官似的、試探的眼神默默地對他說。他看著她，完全瞭解她的意思（他剛在大家面前承認過他是完全瞭解的），但他卻毫不遊移地揣起這三千盧布，兩天的工夫就和他的新寵一塊兒把它揮霍光了！究竟應該相信什麼？是相信最初的傳說，相信把最後的活命之資拿出來，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種高尚正直的激情舉動？還是相信事情的背面，那樣令人厭惡的另一方面？人生一般總是在兩種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間尋找中庸，在這件事情上這樣卻不見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實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實不欺地無恥卑鄙。為什麼？正就是因為我們具有那種寬闊的、卡拉馬佐夫式的性格，——我說話的本意就在這裏，——能夠相容並蓄各式各樣的矛盾，同時體味兩個深淵，一個在我們頭頂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淵，一個在我們腳底下，是極為卑鄙醜惡的墮落的深淵。你們可以回想一下一位青年觀察者，對卡拉馬佐夫一家曾作過深刻而切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不久前剛談過的一個極精彩的思想：‘對這類放蕩不羈的天性來說，墮落受辱的感覺和高尚正直的感覺一樣，都是他們所需要的。這是實在話：他們正是時常而且不斷地需要這種不自然的混合。兩個深淵，諸位，同時體味兩個深淵，——沒有這個，我們是不幸的，也是不滿足的，我們的生存是不完美的。我們的天性寬大，和我們的母親俄羅斯一樣，無所不包，同一切都能相安！諸位陪審員，我要順便說一句：我們剛剛提到了那三千盧布，讓我稍為提前一點來說說吧。你們想一想，他，這位人物，在剛剛收下了這筆錢，而且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下收下來的，受到那樣的羞辱，在最嚴重的屈辱下收了下來，——可是你們想一想，據說他居然能在當天分出一半來，縫在護身香囊裏，而且有決心把它掛在脖子上整月不動，不顧一切的誘惑和極度的急需！並且不管是在酒店裏酗酒的時候，還是在他不得不趕出城去，向不知什麼人設法張羅他極需要的錢，以便把他的情人帶走，脫離他的情敵和父親的誘惑的時候，他都沒有勇氣去動一動這個護身香囊。即使單只為了不使他的情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誘惑，他也應該拆開護身香囊，留在家裏，寸步不離地看守他的情人，等候她一說：‘我是你的’，就立刻和她遠走高飛，離開現在這個不幸的環境。但是不，他並沒碰他的聖物，他的理由是什麼呢？我們說過，首先第一個理由就是在人家對他說：‘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帶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可以有現錢把她帶走。但是根據被告自己的說法，這第一個理由顯然遠遠不如第二個理由。據他說：在我身上懷著這筆錢的時候，‘我是卑鄙的人，卻不是賊’，因為我永遠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面前，把從她那裏起來的那筆款子的一半交給她，永遠可以對她說：‘你瞧，我花掉了你的款項的半數，因此證明我是理智薄弱、不講道德的人，如果你願意這樣說，還是一個卑鄙的人（我用被告自己說的話），但是雖然我是卑鄙的人，卻並不是賊，因為假使我是賊，就決不會把留下來的一半錢交還給你，一定會和前一半一樣，把它吞沒花光’。這真是對事實的一種奇怪的解釋！這個瘋狂而脆弱的人，不能拒絕在如此恥辱的情況下收下三千盧布的誘惑，竟忽然會在自己身上出現這樣堅決的自製，脖子上掛著幾千盧布，卻不敢動它一動！這和我們所分析的性格有一點符合的地方麼！不，所以我要大膽對你們講講真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假如真的曾經決定把錢縫在護身香囊裏的話，他在這種情況下將會作出怎樣的行動。在他已經把這筆錢的半數同他的情人兩人花光了以後，只要一遇到誘惑，哪怕就是為了博他的新寵的歡心，他也一定會解開他的護身香囊，從裏面分出——唔，第一次就算只分出一百盧布好了，因為何必一定要交還半數——一千五百盧布呢，有一千四百也就夠了；因為事情仍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是卑鄙的人，卻不是賊，因為到底把一千四百盧布交了回來，賊是要全部拿走，不會交還的。’然後過一些時候，他又會解開護身香囊，又會拿出第二個一百盧布，以後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數第二個一百， 他會說， 即使只交還一百，事情也還是一樣，我到底‘只是一個卑鄙的人，而不是賊。花去了兩千九百，到底交還了一百，賊是連這也不會還的。’最後，在花掉了倒數第二個一百盧布以後，看了看最後的一百，會對自己說：‘乾脆連這一百也不必還了，把它也花掉了吧！’我們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是會這樣做的！至於關於護身香囊的說法，那簡直再沒有更比它和現實相矛盾的了。<敏感詞>一切都可以設想，卻沒法設想這樣的事情。但這我們留到以後再說吧。”

　　在依次闡明法庭偵訊所調查到的關於父子間財產爭執和家庭關係的一切詳情，一再作出推論說，根據已知的事實，在遺產分配問題上絲毫無法判定誰欺騙了誰、誰欠了誰之後，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在談到象強迫觀念似的牢據在米卡的腦子裏的那三千盧布時，又講起了醫生的鑒定。

青川

第七節　歷史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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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的鑒定竭力向我們證明，被告腦子錯亂，是一個狂人。我以為他的腦子是健全的，但是這樣更壞，因為假使腦筋果真錯亂，也許還要聰明些。至於說他是狂人，我還可以同意，但是只限于一點——醫生鑒定時指明的一點，那就是被告對於這三千盧布的看法，把它認作父親沒有付清給他的款子。不過也許還可以找到一種比說他有瘋狂的傾向更接近事實的看法，以解釋被告對於這筆錢為什麼總是露出瘋狂的態度。我十分贊成那位青年醫生主張被告現在擁有、而且以前也擁有完全正常的智力，只是處於激動憤慨之中的意見。原因是被告時常表現狂怒，起因並不在於三千盧布，並不在於這筆款子的本身，卻在於其中有引起他的憤怒的特殊原因。這原因就是嫉妒！”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到這裏，廣泛地描繪了被告對格魯申卡所產生的那種不幸的熱戀。他首先說起被告到這“年輕的女士”家裏去“揍她”，——據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解釋，這用的是被告自己的說法，——“然而不但沒有動手，反而拜倒在她的腳下了，——這就是愛情的開端。恰恰這時，被告的老父親看上了那位女士，這是一個奇怪的、註定的巧合，因為雖然以前兩人都認識而且也常見這位元女士，卻偏在這時兩顆心才忽然同時燃燒起來。同時燃燒起完全抑止不住的、卡拉馬佐夫式的熱情來。現在我們再看她自己供認的話。她說：‘我同時取笑他們兩人。’是呀，她也忽然想同時取笑起他們兩人來；以前並沒有想，這時卻忽然心血來潮起了這個念頭，——結果是兩人都被她征服了。那一向視財如命的老人，這時立刻預備下三千盧布，只求她到他家裏來一趟，不久以後，甚至更進一步，只要她肯做他的正式妻子，就情願把他的名譽和他的全部財產都呈獻在她的腳下，並把這當作無上幸福。對於這層，我們有確實的證據。至於說到被告，他的悲劇是明顯的，完全擺在我們面前。但這位年輕女士正是要這樣‘耍著玩兒’。這位迷人精甚至不肯給不幸的青年人一點點希望，因為那希望，最後的希望，是直到他跪在他的折磨者的腳下，朝她伸出那雙殺死父親兼情敵的血手來的最後時刻才得到的：他就在這情形下被捕了。‘讓我，讓我也同他一塊兒流放去吧，是我把他弄到這個地步的，我是最大的罪人！’這就是這個女人在他被捕時懷著真心的悔恨自己喊出來的話。我已經提過的天才青年拉基金先生著手描寫這個案件時，曾用簡單扼要的幾句話形容了這個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騙和墮落，引誘她的未婚夫的變心和遺棄，再加上貧窮，遭到誠實家庭的咒?，最後受一個她直到現在仍把他看作恩人的富翁的保護，這一切使一個也許曾含有許多優點的少女的心裏，過早地就積蓄起了憤怒，養成了貪錢財而好計算的性格，養成了好嘲笑和對於社會復仇的性格。’聽了這樣的性格分析之後，就可以明白她能單單為了遊戲，為了惡作劇而同時取笑兩個人。被告在這一個月內，除了毫無指望的愛情，道德上的墮落，對未婚妻的變心，侵吞人家託付給他的錢財之外，還由於不斷地嫉妒，而且還是對自己父親吃醋，幾乎已達到了暴怒和瘋狂的地步！特別是那個發癡的老頭子竟蠱惑勾引起他的意中人來，——而且用的就是那三千盧布，就是被告認為是母親遺留下來，他責備父親扣留不給的那筆款子。是的，我同意，這是難於忍受的！這是甚至會激得人發狂的。問題不在金錢，而在於別人就用這筆錢，那樣下流無恥地打破了他的幸福！”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接著進而分析被告心裏怎樣漸漸產生了殺父的念頭，並據事實來加以層層剖析。

　　“起初我們只是在酒店裏叫嚷，嚷了整整一個月。哎，我們是愛生活在人們中間的，並且喜歡把一切事情，甚至是最惡毒可怕的念頭向人家和盤托出，我們愛跟別人推心置腹，而且不知為什麼，立刻就要求別人對我們馬上報以完全的同情，關心我們所焦慮和擔心的一切，隨聲附和我們，毫不違拗我們的性子。不然，我們就要勃然大怒，把整個酒店都掀翻。”這裏，接著就講了講關於斯涅吉遼夫上尉的故事。“在這個月看見過被告，聽見過他說話的人終於感到這裏面也許已不僅僅是對於父親的叫嚷和威嚇了，看他那瘋狂的樣子，威脅也許真會變成事實。”這時檢察官描寫了修道院裏那次家庭聚會，和阿遼沙的談話，還有被告飯後闖進父親家裏動武的那一幕醜劇。“我不想強言斷定，”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繼續說，“被告在演出這幕醜劇之前，就已經周密而有意識地決定把父親殺死了事。但是這念頭已經有好幾次橫梗在他的心頭，他曾經詳細地審察過，這我們有事實、證人和他自己的供詞為證。說實話，諸位陪審員，”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補充說，“我甚至在今天以前還猶豫不定被告是否確實完全有意識地蓄謀犯了指控他的罪名。我深信他的心裏已多次想見未來這個不幸的時刻，但只是想見，只是心裏想到了這種可能性，還沒有決定實行的日期和在什麼情況下實行。然而，我只是在今天以前，在維爾霍夫采娃小姐今天向法庭呈出那張決定性的檔之前，才一直猶豫不定。諸位，你們親耳聽見了她的喊聲：‘這是計畫，這是謀殺的計畫！’這就是她對於這位不幸的被告那封不幸的醉後來信所下的定義。真的，這封信也確實具有計劃和預謀的含義。它是在犯罪前兩天寫下的，因此我們現在確切地知道，在實行這個可怕的謀劃前的兩晝夜前，被告曾罰神賭咒地宣稱，假使他明天弄不到錢，就要把父親殺死，搶走他枕頭底下的錢，‘裝在系著紅綢帶的信封裏’，‘只要伊凡離開了這裏’。你們注意：‘只要伊凡離開了這裏’，由此可見，一切都已謀劃好，一切情況都已考慮到，而且果然，以後也都照所寫的實行了！預謀和經過深思熟慮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犯罪的目的就是為了謀財，這是坦率宣告，形諸文字，而且簽字署名的。被告並沒有否認他的簽字。有人會說：這是他在醉後寫的。但是這一點絲毫不能減輕問題的嚴重性，卻反而更顯得重要，因為他在醉後寫了清醒時所謀劃的一切。清醒時沒有謀劃，就不會在醉後寫出來。也許有人會說，他何必在酒店裏把他的計畫信口亂說出來呢？一個人如果預謀幹這種事，一定會秘而不宣，放在心裏的。這話不錯，但他叫嚷的時候是還沒有計劃和預謀好，只有一個願望擺在那兒，還只是形成了一個意向。以後他就叫嚷得少些了。在寫這封信的那個晚上，他在‘京都’酒店裏喝得爛醉，一反往常地沈默不言，不打彈子，坐在一旁，不同人說話，只把此地商家的一個夥計從座位上趕了開去，但這幾乎是無意識的，出於好吵嘴的習慣，他一進酒店就不可能不吵嘴。不錯，在下最後的決心的時候，被告的腦子裏應該會產生一個顧慮，就是他在城裏預先叫嚷得太多了，在他實行計畫以後，很可能會成為他受到揭發和指控的佐證。但是有什麼辦法？公開宣揚的傻事已經做了，就沒法收回，再說，他以前曾靠運氣混了過去，現在也可能混過去。諸位，我們是相信我們的照命星宿的！我應該承認，他做了許多事情，企圖逃避那不幸的時刻，他盡了很大的力量來避免造成流血局面。‘我明天要去向所有的人告借三千盧布，’他曾用他那種別致的言語寫道，‘如果借不到錢，只好流血。’這也是在喝醉的時候寫的，同樣也是在清醒的時候照計施行了！”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到這裏，開始詳細描述米卡怎樣努力弄錢，以圖避免犯罪。他講出他在薩姆索諾夫家裏的行動和去找獵狗的那次旅行，一切全有檔為證。“他挨饑受累，飽受嘲笑，還賣掉了鍾來支付這趟外出的用費。（但據說身上還帶著一千五百盧布，——據說！）最後，懷著留在城裏的意中人可能乘他不在那裏時跑到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家裏去的擔心嫉妒，終於回到城裏來了。謝天謝地！她竟沒有到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家去。他親自送她到她的保護人薩姆索諾夫那裏。（奇怪的是他對薩姆索諾夫並不嫉妒，這是這件案子裏十分突出的心理特點！）接著他就跑到‘後門’的監視崗哨上去。到了那裏，才知道斯麥爾佳科夫發了羊癲瘋，另一個僕人也生了病。時機正好，‘暗號’又已經掌握在他手裏，——這是多麼引誘人呀！然而他到底還在那裏抵抗。他到受大家尊敬的、此地的臨時住戶霍赫拉柯娃夫人那裏去。這位元太太早就對他的命運發生同情，向他提出一個極有益的勸告，就是戒除酗酒的習慣，放棄胡鬧的愛情，不再到酒店裏閑坐，白白浪費青春的精力，而動身到西伯利亞找金礦去：‘那是您那旺盛的精力，您渴望奇遇的浪漫性格的一條出路’。”接著在描述了談話的結局和被告忽然得知格魯申卡並沒有在薩姆索諾夫家裏時的情景，又描述了這個滿腹醋意、被神經過敏所折磨的不幸的人一想到她居然欺騙他，現在已經到了費多爾·巴夫洛維奇那裏時，怎樣頓時期得發狂之後，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又請大家注意一個偶然情況所起的致命影響：如果女僕當時來得及對他說，他的愛人正在莫克洛葉，和‘以前的’、‘無可爭議的’那一位在一起，那就什麼事情也不會有了。但是她竟嚇得愣住了，開始發誓賭咒，被告當時不殺死她，只是因為他正急如星火地要去追他的負心的女人。不過請注意：他無論怎樣氣忿，到底還把一個銅杵抄在手裏。為什麼偏偏要抄這個銅杵，為什麼不拿別的什麼兇器呢？假如我們已整整一個月經常默想到這幅圖畫，心裏已有所準備，那麼我們只要看見有什麼象兇器的東西在眼前閃過，就一定會馬上抓起來當兇器使用的。至於哪一類東西可以當兇器用，我們已經設想了整整一個月了。正因這樣所以才這麼一?那間就毫不猶豫看出它可以當作兇器！所以他在拿起這個倒楣的銅杵時，畢竟並不是無意識的，並不是隨便拿的。於是，他到了父親的花園裏，——時機正巧，在深沉的夜中，沒有一個證人，只有黑暗和嫉妒。他疑心她在這裏，正在他的情敵的懷抱裏，也許這時候還在笑他，這使他喘不過氣來。何況這已不僅是疑惑，——現在還有什麼疑惑，欺騙是明白而且顯然的事：她就在這裏，就在這間有燈光的屋子裏，就在他的屏風後面，——這時候人們想讓我們相信：這個不幸的人踮著腳走近窗旁，恭敬地朝裏面窺看，善良地低聲下氣，懂事地走開，連忙遠離這是非之地，不使危險而不道德的事情發生。但是我們知道被告的性格，而且根據種種事實，瞭解他正處在什麼心理狀態，最主要的是他已經知道那立刻可以叫開門進去的暗號！”說到“暗號”一層，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暫時擱下他對被告的指控，認為必須就斯麥爾佳科夫的事情做一個詳細說明，把關於斯麥爾佳科夫有殺人嫌疑的一段插曲完全分析透闢，以便徹底撇開這種想法。他說得十分詳盡，因此大家都明白，儘管他口頭表示那種猜想不置一駁，但畢竟還是認為它十分重要。

青川

第八節　對於斯麥爾佳科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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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這種懷疑是怎麼來的？”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一開始先從這個問題入手。“首先嚷嚷說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是被告自己，就在他被捕的時候。但是從他嚷出第一聲，一直到目前法院開審為止，沒有提出一件事實來證實他的指控，不但事實，甚至連多少符合人類理性的對某種事實的暗示都提不出。在這以後，支持這項指控的只有三個人：被告的兩個兄弟和斯維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病中，在發作了無可置疑的瘋狂和腦炎的時候，才說出這個懷疑來，以前整整兩個月內，我們清楚地知道，他完全贊同他的哥哥有罪的看法，甚至根本不試圖找理由來辯駁。不過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再專門談它。同時，被告的三弟剛才也自己對我們說過，他並沒有任何一點點事實可以證明他認為斯麥爾佳科夫犯罪的想法，這只是從被告自己的話裏，‘從他的臉色上’加以判斷。是的，這個驚人的證據剛才從他的兄弟嘴裏說出了兩次。也許，斯維特洛娃的說法甚至更加驚人：‘被告對你們說什麼話，你們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謊的人。’這三個跟被告的命運密切相關的人用來指控斯麥爾佳科夫的事實證據，不過如此。但儘管這樣對於斯麥爾佳科夫的指控卻還是廣為流傳，以前有人贊成，現在也還贊成，可是對這種指控能夠相信麼？能夠想像麼？”

　　說到這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認為必須把已故的、“瘋病發作時結束了自己生命的”斯麥爾佳科夫的性格稍稍介紹一下。他描繪他是個智力貧乏的人，有一點模糊的知識，但被那些他的頭腦所無法理解的哲學思想弄得迷迷糊糊，並且為一些關於責任和義務的現代學說所唬住了，——這學說是他在現實生活裏從去世的主人，也許還是他的父親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不規則的生活上學來的，至於理論方面則從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費多羅維奇和他所作的各種奇怪的哲學談話裏得來。伊凡·費多羅維奇很樂意作這種消遣，——大概是由於煩悶，或者是由於想要嘲笑而又找不到適當的物件。他自己對我談到過他在主人家裏最後幾天的精神狀態，”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解釋說，“別人也作出同樣的證詞：如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僕人格裏戈裏，全是照理很熟悉他情況的人。此外，斯麥爾佳科夫受著羊癲瘋的折磨，‘膽小得象只母雞’。‘他對我下跪，吻我的腳。’被告自己這樣向我們說，那時候他還沒有感到他這樣聲明對於自己多少有點不利。他用他那種特別的話形容說：‘他是一隻害羊癲瘋的母雞。’被告自己供出，他就是挑了這樣一個人來作自己的心腹，把他威嚇得只好答應做他的偵探和送信人。他充任這種埋伏在家裏的暗探，背叛他的主人，把他有一包鈔票的事，和怎樣闖進主人屋裏的暗號，統統都告訴了被告。不過他又怎麼能不告訴呢？‘他會殺人的，我完全看得出，他會殺死我的。’斯麥爾佳科夫在預審的時候說，甚至當那時嚇唬他的折磨者自己早已被捕，不能跑來懲罰他的時候，他在我們面前還是怕得渾身發抖。‘他隨時都在疑心我，而我自己在滿心害怕和戰戰兢兢的情況下，為了不讓他生氣，只好連忙把所有的秘密全告訴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面前是多麼忠實，好讓我活下去。’這是他親口說的話，我記錄下來，記住了：‘他有時朝我一吼，我當時就在他面前跪下來了。’顯然，作為一位本來天性十分誠實，並因此獲得了主人信任的年輕人，——主人在他交還失落的鈔票那件事情上看出他的誠實來了，——不幸的斯麥爾佳科夫的心裏不免感到萬分痛苦，懊悔不該背叛了自己尊作恩人的主人。根據有經驗的精神病醫生的證明，害嚴重羊癲瘋的人總是有不斷的，自然是病態的自怨自艾的傾向。他們時常為了在什麼人面前，為了什麼事情‘犯了錯處’而感到痛苦，受到良心的煎熬，老是憑空誇大，甚至沒來由地給自己想出各種的錯處和罪名。而現在這樣一個人果真出於害怕，又因為受人家的恐嚇，犯了罪，做了錯事。此外，他還深深地預感到，從正在他面前出現的情勢看來，也真可能會發生什麼禍事。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次子伊凡·費多羅維奇恰在災禍發生以前動身到莫斯科去的時候，斯麥爾佳科夫哀求他留下來，但是由於他的膽怯的習慣，不敢用堅決明確的方式對他表示自己的全部擔心。他只能作一點暗示，但是人家沒有瞭解他的暗示，應該注意的是他把伊凡·費多羅維奇看作他的保護人，似乎是只要他在家，就可以有保障，不會發生災禍。你們記得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的醉後來信裏的詞句：‘我要殺死老頭子，只要伊凡離開了這裏。’由此可見，伊凡·費多羅維奇的在家似乎對大家來說都是家裏平靜無事的保障。現在他走了，斯麥爾佳科夫差不多在小主人走後只一小時，就立即發作了羊癲瘋。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裏應該說明的是斯麥爾佳科夫受到恐懼和某種絕望心情的折磨，在最近幾天裏特別感到自己有馬上發作羊癲瘋的可能，因為這病以前也總是在他精神上緊張和震驚的時候發作的。發作的日子和時刻自然無法預測，但是每個羊癲瘋病人都有可能預先感到發作的傾向。醫學上是這樣說的。伊凡·費多羅維奇剛坐車離開院子，斯麥爾佳科夫在所謂孤立無援的感覺之下，為家務事下地窖去，一邊走下臺階，一邊心想：‘我會不會發病？如果現在一發作，可怎麼辦呢？’就是由於這種情緒，由於疑慮，由於上面這樣的問題，喉嚨裏突然痙攣起來，這是羊癲瘋的先兆，接著他就一下子跌到地窖底上，喪失了知覺。而現在有人竟想在這極自然的事情上挖空心思找出一點疑竇，一點跡象，一點暗示來，說他是故意裝病！但假如是故意的，那麼立刻會發生一個問題：為什麼？抱著什麼打算？出於什麼用意？關於醫學方面我暫且不講，人家要說，科學是難以為憑的，科學常有錯誤，醫生不能辨明真實和裝假，——好吧，好吧，但是請你們回答一個問題：他為什麼要裝假？是為了他預謀殺人，所以偏要用發作羊癲瘋來儘早預先引起家裏人的注意麼？諸位陪審員，你們注意到沒有，在發生犯罪的那個夜裏，在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家裏，前後一共有過五個人：第一個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自己，但他總不會自己殺死自己，這是很明顯的事；第二個是他的僕人格裏戈裏，但是他自己就幾乎被殺死了；第三個是格裏戈裏的妻子——女僕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但說她是她主人的兇手簡直是可恥的。這樣說來，就只剩下兩個人——被告和斯麥爾佳科夫了。但既然被告竭力說他沒有殺，那麼不用說，一定是斯麥爾佳科夫殺的，再沒有<敏感詞>出路，因為再找不到別的任何人，舉不出任何別的兇手來了。顯然，對於這個不幸的、昨天自殺的白癡所作的那種‘巧妙’的、驚人的指控，就是這麼來的！恰恰就只是因為沒有別人可以檢舉！只要對於任何別人，對於第六個某人，有一點嫌疑的影子，我相信連被告自己也會認為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是可恥的事，必定要指出那第六個人來的，因為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殺人實在是太荒唐了。

　　“諸位，我們拋開心理學，拋開醫學，甚至拋開邏輯，只研究事實，單單只研究事實吧，我們可以看看事實對我們說什麼？假定是斯麥爾佳科夫殺的，可是怎樣殺的呢？是自己一個人，還是和被告同謀？我們先看看第一種情況，就是說是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殺的。自然，既然殺了人，總得為了點什麼，為了某種利益。但是既然象被告所有的那些謀殺的動機，如仇恨、吃醋等等，斯麥爾佳科夫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那麼毫無疑問，他只能是為了錢財而殺人，為了劫取他親眼看見主人裝在信封裏的那三千盧布。可是他既然起意謀殺，卻還對別人，——而且偏偏是象被告那樣有切身利害關係的人，——說出關於銀錢和暗號的一切情況：信封放在什麼地方，信封上寫了些什麼，用什麼包紮的，而且特別是，特別是關於進主人屋裏去的‘暗號’。難道說，他這樣做，是故意為了把自己暴露出來？或者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競爭者，讓對方也想進去取得那個信封麼？是的，有人會說，他所以告訴別人，是因為害怕。可是那是怎麼回事？一個能不眨眼地作出這種肆無忌憚的野蠻罪行的計畫，以後並予以實行的人，竟會把世上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只要他不提起便決沒有人會猜得到的情況告訴別人麼？不會的，一個人無論怎樣膽怯，只要起意要做這樣的事，決不會對任何人說出這類的話，至少是不會說出關於信封和暗號來的，因為這等於預先把自己出賣。即使人家死逼他說出情況來，他也會設法想出些別的什麼，撒一兩句謊，而把這類的話瞞住不說的！反過來說，我還要重複一下，只要他不暴露關於銀錢的事，那麼殺人劫財以後，整個地球上就決沒有人會指控他，至少沒有人會指控他為謀財而殺人，因為除他以外誰也沒有看見過這筆錢，誰也不知道家裏會有這樣一筆錢。即使有人指控他，也一定會認為他是出於別的什麼動機而行兇的。但既然事先誰也看不出他懷有這樣的動機，卻反而看出他被主人所寵愛，為主人所信任，因此不用說，別人最不容易懷疑到他，而最容易懷疑到那些具有這樣的動機，自己也嚷嚷有這樣的動機，而且毫不隱瞞地向眾人訴說這些動機的人，一句話，會懷疑被害者的兒子德米特裏·費多羅維奇。這樣，斯麥爾佳科夫殺了人，劫了財，而死者的兒子被指控，這對於殺人的斯麥爾佳科夫來說不是正得其所哉麼？可現在斯麥爾佳科夫在起意殺人以後，卻竟事先會把關於銀錢、信封和暗號的事情偏偏都去告訴德米特裏，這合乎邏輯麼？這能叫人弄得明白麼？

　　“斯麥爾佳科夫預謀殺人的日子到了，可他卻假裝發羊癲瘋，摔了跤，為了什麼？莫非首先是為了好讓本來打算自己治病的僕人格裏戈裏看見沒人看守，只好延期治療，親自來看守？其次是為了好讓主人自己看見沒有人保護他，生怕兒子進來（這點他並不隱瞞），因此加深疑懼，更加強戒備？最後，尤其是為了好讓人家立刻把為羊癲瘋所苦的他，斯麥爾佳科夫，從他一向遠離別人獨身居住，並且另有出入口的廚房，搬到廂房的另一頭，格裏戈裏臥室裏的隔板後面，離他們兩人的床只三步遠的地方麼？——因為每當他犯了羊癲瘋，出於主人的吩咐和瑪爾法·伊格納奇耶芙娜的慈悲心腸，老早以來就一直是這樣做的。他躺在隔板後面，為了裝病裝得象些，自然多半要不住呻吟，弄得他們倆整夜醒著（據格裏戈裏和他的妻子所供實際上也正是這樣），——而這一切，這一切莫非會更便於他突然從床上起來，跑出去殺死主人麼？

　　“但有人會對我說，他所以裝病，也許正是為了使人家把他當作病人，不想到他頭上來，而他把關於銀錢和暗號的事告訴被告，也正是為了好讓被告忍不住自己跑來殺人，而等到他殺人劫財，逃之夭夭，也許還弄得沸反盈天，吵醒證人之後，那時候斯麥爾佳科夫就好起身離床，走了出去，——嗯，出去做什麼呢？就是走出去再把主人殺死一次，再去取已經被拿走的銀錢！諸位，你們覺得好笑麼！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做這樣的假設，但是你們能想像得到麼，被告所咬定的卻正是這話。他說：在我已經從屋裏走出來，把格裏戈裏打倒，鬧了亂子以後，他起床走出去，殺了人，劫了財。我也不必說斯麥爾佳科夫怎麼能預先全都算到，全都未卜先知，對一切都瞭如指掌，而且恰恰算到這個惱火得發狂的兒子跑來以後，會單單只為了恭恭敬敬地向窗內張望一下，儘管知道暗號，卻仍退了出去，卻把到口的食全留給了斯麥爾佳科夫！諸位，我現在嚴肅地提出一個問題：斯麥爾佳科夫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作的案？請你們指出這個時間來，因為不這樣就不能指控他。

　　“‘也許羊癲瘋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過來，聽見了喊聲，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樣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對自己說，讓我去殺死主人？但是他怎麼會知道裏面所發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時以前還一直躺在那裏，人事不知？諸位，你們知道，幻想也總得有個限度！

　　“‘也許是這樣，’細心的人會說，‘但要是他們兩人同謀，一塊兒殺人分贓，那又怎樣呢？’

　　“是的，這的確是個很有分量的問題，而且首先，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這個疑問的極大的佐證：一個動手殺人，承擔一切，另一個同謀者蜷臥在床，假裝發羊癲瘋，——就是為了預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裏戈裏提心吊膽。有趣的是這兩個同謀者到底出於什麼動機會想出這樣瘋狂的計畫來呢？但是，也許這共謀在斯麥爾佳科夫來說並不是主動的，而可以說是被動的，不得已的。也許受了恐嚇的斯麥爾佳科夫只答應對於謀殺不阻擋，但因為預感到人家會指控他縱容謀殺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預先請求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允許他到時假裝羊癲瘋發作，躺在那裏，‘你儘管去殺你的罷，與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樣因為羊癲瘋一發，家裏一定會引起慌亂，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預先見到這一層，也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這個主意的。……不過我可以暫且讓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結果仍是一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終歸是兇手，直接的兇手，是他起意殺人，而斯麥爾佳科夫只是被動的參與者，甚至還不是參與者，而只是由於懼怕才違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縱容。法庭是一定會區別對待的。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被告剛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麥爾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對他提出指控。並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謀，卻只指控他一個人，說這是他一個人做的事，他殺人越貨，是他一手幹的！既然兩人立刻互相對咬，那又算是什麼同謀呢？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而且你們應該注意，這在卡拉馬佐夫是極冒險的事：他明明是主謀，而斯麥爾佳科夫卻不是，只是縱容者，作案時正躺在隔板後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個躺倒的人身上！那個躺著的人一生氣，單單為了自衛也很可能會馬上把事實真相說了出來。他會說，這是兩個人都參與幹的，不過我沒有殺人，只是因為害怕才准許和縱容了他。因為斯麥爾佳科夫會明白，法庭一定會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懲罰，也一定會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罰要輕得多。但要是果真這樣，他不用說是一定會直供出來的。然而我們並沒有看見這種情形。斯麥爾佳科夫一點也沒有露出同謀的話，儘管兇手曾堅決地把他指控出來，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兇手。不但如此：斯麥爾佳科夫在預審的時候反而坦白說，是他自己把關於裝錢的信封和暗號告訴被告的，要是沒有他，被告將毫無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謀犯罪，他會不會在預審的時候這樣輕易地說出這話，說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訴被告的呢？相反地，他必然會一味抵賴，把事實加以歪曲和縮小。但是他既沒有歪曲，也沒有縮小。只有無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謀的人，才能這樣做。現在他由於羊癲瘋和不久前爆發的這樁禍事，害起了病態的憂鬱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殺了。死後留下了用他那種特別的文體寫的一張紙條：‘我出於自覺自願，消滅了自己的生命，與他人無涉。’是的，最好他在紙條上再添上一句：兇手是我，不是卡拉馬佐夫。但是他並沒有添上。他的良心對一件事情敢做，而對於另一件事情卻不敢麼？

　　“可怎麼回事呢，剛才又有三千盧布繳到了法庭上，據說，‘這就是原來裝在物證桌上放著的那只信封裏的錢，是昨天從斯麥爾佳科夫手裏拿到的。’但是諸位陪審官，你們自己也記得剛才那幅悲慘的圖畫。詳細情形我不再復述，但我要挑選其中兩三個最不重要的情節來說一說我的看法，——正因為它們不重要，所以不是每個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還是那套話：斯麥爾佳科夫由於受良心譴責，昨天把錢繳回，自己懸樑自盡了（因為沒有良心的譴責，他是不會交出錢來的）。而且不用說，他自然是在昨天晚上才第一次對伊凡·卡拉馬佐夫承認他的犯罪，就象伊凡·卡拉馬佐夫自己宣稱的那樣，要不然後者為什麼一直緘口不言呢？那麼說，他確實是作了坦白，但我又要重複一句，既然這樣，既然他明知明天就將對無辜的被告進行可怕的審訊，那他又為什麼不在他臨死的那張字條裏向我們宣佈出全部的事實呢？光是鈔票不能算做證據。比方說，我和在這大廳裏的另外兩個人，就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地得知一樁事實，那就是伊凡·費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曾把兩張年息五厘的五千票面的庫卷，一共一萬盧布，寄到省城裏去兌現。我說這話的意思是錢在一個時期內是大家都可能有的，繳出三千盧布，並不能完全證明它就是那筆錢，就是從某個抽屜或信封裏拿出來的錢。還有，伊凡·費多羅維奇在昨天從真正的兇手那裏得到那樣重要的消息，卻竟會抱著若無其事的態度！為什麼他不立刻告發呢？為什麼他要拖延到第二天早晨呢？我以為我有權這樣猜測：一星期來他的健康失調，曾對醫生和他的親近的人承認他常看見幻影，遇到已亡故的人們，他當時已處於發作腦炎的前夜，而今天果真發作了。在這種情況下出其不意地聽到斯麥爾佳科夫自殺的消息，便突然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人已經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來拯救兄長。錢我有，只要拿出一疊來，說這是斯麥爾佳科夫臨死時交給我的就行了。’你們會說，這是不光明的事；雖然誣賴的是死人，撒謊總是不光明的，即使是為了救兄長也一樣。這話也對，但如果他的撒謊是無意識的呢？可能他自己就這樣認為，因為他由於僕人暴卒的消息已完全喪失了理智。你們剛才看見過那幅情景，看見過這人處在什麼狀態下。他站在那裏說話，但是他的理性在哪里？就在這腦炎病人的供述以後，出現了一個檔——被告給維爾霍夫采娃小姐的信，是他在犯罪前兩天所寫，把犯罪的詳細計畫都預先說了。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尋找另一個計畫和它的編制者呢？事情是完完全全照著計畫實行的，而實行的人就是它的編制者，決不是別人。是的，諸位陪審員，‘完全照所寫的那樣實行了！’他根本沒有恭敬而小心地從父親房間的窗戶那裏跑開，尤其是因為他深信他的情人就在房裏。是的，說他走開了是荒誕不經的，他確實走了進去，把事情了結了。他大概剛一看見他不共戴天的情敵，就怒火中燒，在激怒中殺了他，他也許是一下子，一揮手，用銅杵殺的。但殺了之後，經過詳細的搜查，雖明白了她並不在那裏，卻仍舊不忘記把手伸進枕頭底下，拿出裝錢的信封，它的撕碎了的空套現在就和<敏感詞>物證一起放在桌子上。我說這話的意思是讓大家注意到據我看來極具特徵的一樁事實。假使他是有經驗的兇手，蓄意劫財的兇手，他會把空信封留在地上，象在屍首附近發現時的那個樣子麼？假使這是斯麥爾佳科夫為了劫財而謀殺的，他一定會直截了當把信封帶走，不必費事站在屍首旁邊把它拆開來，因為他早就知道信封裏是錢，——那本來是當著他的面裝進去封好的，——假如他把信封完全帶走，那就誰也不會知道是不是發生過劫財的事了。我問你們，諸位陪審員，斯麥爾佳科夫會不會這樣做，他會不會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呢？不，會這樣做的正是一個已經失了理性的發狂的兇手，這兇手不是賊，在這以前從來沒有偷過東西，現在從床鋪下搶走錢時也並不象在偷東西，而只是在向偷東西的賊那裏拿回自己的東西，——因為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對於這三千盧布恰恰是這樣想的，這種想法使他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所以現在他抓到了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信封時，就撕了開來，看看裏面有沒有錢，然後就把錢朝口袋裏一揣，跑了出去，甚至想也沒有想到他在地板上給自己留下了極大的罪證，就是那個撕碎了的空信封。原因全在於那是卡拉馬佐夫，而不是斯麥爾佳科夫，所以才會沒有想到，沒有考慮到。他哪里還顧得到這些！他跑了出去，他聽到追他的僕人的呼喊，僕人抓到他，阻攔他，但被銅杵打倒了。被告出於憐憫的情感跳下來看他。請想想看，他竟忽然告訴我們他當時跳下來是出於憐憫，出於一種同情心，為的是看一看能不能救護他。請問，那是表現這種同情心的合適時刻麼？不，他所以跳下來，就是為了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證人是不是還活著？一切別的情感，一切別的動機都是不自然的！你們要注意，他在格裏戈裏身邊忙了好一會，用手帕擦拭他的頭，在確信他已經死了以後，才象喪魂失魄似的，帶著滿身血污，又跑到他的情人家裏去。——他怎麼會不考慮到自己滿身血污，會立刻被人發覺呢？但是被告自己告訴我們，他甚至毫沒有注意到自己滿身血污。這是可以相信的，這是十分可能的，在這種時候犯罪的人總是這樣。一方面精明得象魔鬼，另一方面又毫無頭腦。在這時候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她在哪里。他必須趕快知道她在哪里，因此他跑到她家去，才知道了一個對他來說是突如起來的驚人消息：她到莫克洛葉去會她‘以前的’‘無可爭議的’那一位去了！”

青川

第九節　種種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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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馳的三套馬車。
　　檢察官演詞的終結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的演詞顯然一直採取了嚴格的歷史敘述的方式，——所有神經質的演說家都極愛用這個方式，他們故意設下嚴格限定的範圍，以克制自己那種忘乎所以的狂熱。他說到這裏以後，對於這位“以前的”“無可爭議的”人物特別多提幾句，抒發了幾點特別有趣的想法。“本來醋勁極大的卡拉馬佐夫仿佛突然一下子在這位‘以前的’‘無可爭議的’人物面前喪膽落魄、銷聲匿跡了。最奇怪的是他以前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一個突如其來的情敵對自己的新威脅。他老以為這還離得很遠，而卡拉馬佐夫是永遠只生活在目前的。他大概甚至還認為他是虛構的東西。在他懷著痛苦的心情一下子明白了，這女人所以把這個新的情敵隱瞞不提，一直欺哄他，也許正因為這個新情敵對於她並不是幻想，也不是虛構，卻是她一生的希望，——他在突然明白了以後，頓時變得心平氣和了。是啊，諸位陪審員，我不能抹殺被告身上這種出人意料的心靈特點。乍一看，被告似乎怎麼也不會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可是現在他突然之間熱切地堅持真理，尊重婦女，承認她有愛情的權力了。而且是在什麼時候？就在他為了她而雙手沾滿父親鮮血的時候！老實說，這時候那殺人所流的血已經在索取代價了，因為他既然葬送了自己的心靈和在世上的前途，便不由得會立時感到，而且掃心自問：‘現在他對於她，對於這個他愛得甚於自己的靈魂的人來說，還能有什麼價值，他怎麼還能和這個“以前的”“無可爭議的”人相比，這個人已經心裏感到懺悔，帶著新的愛情，誠實的提議，和對於再生的、幸福生活的誓約回到他曾經陷害過的女人這裏。而不幸的他，現在還能給她點什麼？還能向她作什麼提議？’卡拉馬佐夫明白了這一切，明白他的犯罪堵塞了他的一切前途，他只是一個被判死刑的囚犯，而不再是個還值得活下去的人！這念頭把他壓倒，把他摧毀了。他一下子選擇了一個瘋狂的計畫。依照卡拉馬佐夫的性格，他不能不把這個計畫看作是解脫他的可怕處境的一條唯一的、註定的出路。這條出路就是自殺。他跑去贖取抵押給官員彼爾霍金的手槍，一邊在路上從口袋裏掏出所有的錢，為了這筆錢竟使他用父親的血玷污了自己的手。唉！錢是他現在最需要的；卡拉馬佐夫將要死去，卡拉馬佐夫將要自殺，但總得讓人記住這一點！要知道，我們總不愧是個詩人，曾象兩頭都點著的蠟燭一般燒盡了自己的一生。‘我要到她那兒去，到她那兒去，——我要在那裏高張盛宴，空前的盛宴，讓人們永遠記住，永遠講不完。在粗野的喧嚷，茨岡人瘋狂的歌舞之中，我要舉起酒杯，慶祝我所深愛的女子，祝她享受新的幸福，然後，就在她的腳下，砸碎我的腦袋，了結我的一生！她以後會想起米卡·卡拉馬佐夫，明白米卡是怎樣愛她，會憐惜米卡的！’這裏面有許多矯揉做作，許多浪漫的瘋勁和野蠻的卡拉馬佐夫式的多情善感和放縱任性，——此外，諸位陪審員，還有一些什麼別的，充塞靈魂，縈回腦際，把他的心都揉碎了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良心，諸位陪審員，就是良心的裁判，良心的可怕譴責！但是手槍將了結一切，手槍是唯一的出路，別的出路是沒有的。至於死後呢？我不知道卡拉馬佐夫在那一刻想沒想過‘死後將怎樣？’的問題。而且也不知道，卡拉馬佐夫究竟能不能照哈姆雷特的樣子想到死後的情形。不，諸位陪審官，他們有哈姆雷特，而我們目前還只有卡拉馬佐夫！”

　　說到這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詳細描述了米卡準備出行的情景，在彼爾霍金家的一幕，在小鋪裏，以及和馬車夫談話的情節。他引證了許許多多經證人確認的語句、言詞和神情姿勢，而他所描繪的這幅圖景對聽眾的信念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影響。特別是各種事實的總和使人產生了強烈的印象。這發狂般任性胡行，不再珍惜自身的人的有罪，顯得再也沒法否認。“他已經不值得再珍惜自己了，”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他幾乎有兩三次完全坦白承認了這一點，幾乎已經點明，只是沒有完全說出罷了。”（說到這裏引述了幾個證人的供詞。）“他甚至在路上對車夫說：‘你知道不知道，你載的是一個兇手！’但是他畢竟還不能完全說出來，他必須先到莫克洛葉村去，做完他的文章。但誰料到那兒是什麼在等待著這個不幸的人呢？ 原來他到了莫克洛葉的最初幾分鐘內就看出， 而且不久就完全明白，他那‘無可爭議’的情敵也許並不見得那麼無可爭議，人家並不希望、也不想接受他的祝賀。但是諸位陪審員，你們已經從法庭偵訊中知道一切事實。卡拉馬佐夫無疑地占了他的情敵的上風，他的心靈中開始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甚至是他的心靈過去未來曾經經歷和可能經歷的一個最可怕的階段！諸位陪審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大聲感歎道：“遭到玷污的天性和犯罪的心靈會對自己進行報復，比任何人間的制裁都更為徹底！不但如此：法庭的制裁和人世間的刑罰甚至會減輕天性的懲罰，在那樣的時刻，罪人的心甚至正需要它們，以便把它從絕望中挽救出來，因為我簡直不能設想，當卡拉馬佐夫知道了她愛他，她為了他拒絕了她的‘以前的’、‘無可爭議的’舊情人，她召喚他——‘米卡’一塊兒去過新的生活，允許給他幸福的時候，他是怎樣的恐怖，精神上又是多麼痛苦。而這正巧是在什麼時候？正巧是在他一切都已幻滅，什麼都已經談不上的時候！這裏，我還要順便指出對於我們來說十分重要的一點，以說明被告當時的處境的真相。這個女人，他熱戀的物件，直到最後的一分鐘以前，甚至直到他被捕的一?那以前，對他來說還始終是個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那麼為什麼，為什麼他並沒有當時就自殺，卻放棄了已下的決心，甚至忘記了他的手槍放在哪兒了呢？原來正是那種強烈的愛的饑渴和立刻就可以滿足這種饑渴的希望攔阻了他。在狂飲爛醉的時刻，他緊緊黏在他愛人的身邊，她和他一同喝酒，在他眼裏顯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嫵媚動人。他一步也離不開她，欣賞著她，在她面前忘記了自己。這種強烈的饑渴在一個短時間裏甚至不僅能壓下他對被捕的恐懼，而且足以抑制他的良心的譴責。一個短時間裏！唉，只是在一個短時間裏！我設想當時罪人的心情是正處在完全把他壓倒的以下幾種因素的絕對支配之下。首先是泥醉的狀態，喧嘩吵鬧，舞姿雜遝，歌聲刺耳，而她，醉顏緋紅的她，一面唱，一面跳，醉眼惺忪地向著他笑！其次，是一種使他振奮的，隱約的幻想，覺得註定的結局還離得很遠，至少不近，——也許明天早晨才會來逮捕他。這就是說，還有幾小時，這已經很多，簡直太多了！在幾小時內可以想出許多辦法。我設想他當時的情形有點象一個罪犯被領到斷頭臺上去處死刑：還須走一條長長的街道，而且是一步步地，從成千上萬的人群面前走過，以後再折到另一條街，在另一條街的末端才是那個可怕的廣場！我總覺得，被判處死刑的人在行刑隊伍出發的時候，坐在囚車上面，的確會感到在他的面前還有著無限長的生命。房屋往後<敏感詞>，馬車一直向前走，——但這不要緊，離開拐上第二條街的轉角還遠得很，他還在那裏精神抖擻地左顧右盼，朝成千上萬帶著冷酷的好奇心瞧著他的人們看著，還覺得他是和他們一樣的人。現在拐到另一條街上去了。這不要緊，不要緊，還有整整一條街。無論走過多少房屋，他總是想：‘還剩下許多房屋哩。’這樣一直到走完為止，一直到廣場為止。我覺得卡拉馬佐夫當時也是這個情形。他心想：‘他們還來不及趕到，還可以找找出路，還有時間想出抵禦的計畫，而現在，現在，——現在她是多麼的美麗！’他的心裏感到模糊的害怕，但是他還能從容地把那筆錢的半數留起來，藏在什麼地方，——要不然，我就不明白，他剛從父親的枕頭底下拿來的三千盧布的一半會消失到哪里去了。他到莫克洛葉去已不是初次，他已經在那裏喝過了兩晝夜的酒。這所多年的大木房有許多堆房和圍廊，是他所熟悉的。我總以為一部分錢在那時候，在被捕前不久的時候就藏起來了，而且一定在這所房子裏，在地板縫、牆縫裏，在某塊地板底下，或者某個角落，頂棚下面。——為什麼？怎麼為什麼？災禍立刻就會發生的，當然我還沒有想好對策，我沒有工夫，我的腦袋裏直嗡嗡，我的心還黏在她的身上，但是錢呢——錢在任何情形下都是必要的！人有了錢，到處可以做人。也許你們覺得這時候還會有這樣的精明算計是不自然的吧？但是他自己也說過，在一個月以前，在一個對於他也是十分驚惶而不幸的時刻，他曾把三千盧布分出了一半，縫在一個護身香囊裏，儘管這話自然是不實在的，我們下面馬上就要加以證明，但是這樣的念頭總是卡拉馬佐夫常想的，是他考慮過的。不僅如此，當他以後對檢察官說，他曾把一千五百盧布分出來，放在護身香囊裏的時候（其實並沒有這樣一件東西），也許他臨時想出這個托詞來，正是因為他在兩小時以前靈機一動，為了避免保存在身邊，曾把一半的錢藏在莫克洛葉的什麼地方了，以防明天早晨發生意外。兩個深淵，諸位陪審員，你們要記得，卡拉馬佐夫會一下子同時洞察兩個深淵！我們在那所房子裏找過了，卻沒有找到。也許這筆錢還在那裏，也許第二天就失蹤了，現在還在被告那裏。總而言之，他在她的身邊被捕，當時他正跪在她面前，她躺在床上，他的兩手伸向她，他在那時候忘記了一切，竟沒有聽見逮捕他的人已走到了跟前。他的腦子裏沒有工夫準備回答的話。他和他的腦子一塊兒出其不意地被抓住了。

　　“諸位陪審員，他現在站在裁判官面前，站在決定他的命運的人們面前。諸位陪審員，有的時候，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我們自己會在別人面前幾乎感到害怕，替他害怕！這就是當一個犯人看見大勢已去，但還在那裏掙扎，還打算和你們抗爭時，我們看到了他那獸性的恐怖的時刻。在這種時刻，他發揮了自己身上一切自衛的本能，為了拯救自己，用懷疑的、悲哀的、銳利的眼光望著你們，琢磨和研究你們，注意你們的臉龐，你們的思想，猜測你們將要從哪一方面進行打擊，在驚惶的腦子裏閃電似的構想著幾千種對付的計畫，但總怕說話，怕說錯了話！這種人類心靈卑下的時刻，這種心靈的痛苦折磨，這種獸性的拯救自己的渴望，——那是多麼可怕！有時甚至會打動預審推事，使他產生對於罪犯的同情心！而這正是我們當時所曾經親眼目睹的。他起初嚇昏了頭，在恐怖中漏出幾句對他大為不利的話來：‘血呀！我真罪有應得！’但是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說些什麼，怎樣回答，這一切他還沒有準備好，但卻準備好了一味矢口否認：‘我對於父親的死並沒有犯罪！’這是暫時先壘起的一道圍牆，以後也許還可以在圍牆裏面再築起一座壁壘。為防我們進一步追問，他對最初漏出的幾句對自己不利的話急忙解釋，說他承認自己有罪，只是指打死僕人格裏戈裏而言。‘我對於這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諸位，誰殺死父親的？誰殺死的？如果不是我，誰能殺死他呢？’你們聽聽：他反倒來問我們，問特地跑來向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我們。你們聽到他這句預先說上前的話沒有——‘如果不是我’，注意到這種野獸般的狡猾，這種幼稚的語氣，這種卡拉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沒有？不是我殺的，你們連想都不應該想是我殺的：‘我想殺，諸位，我曾經想殺，’他連忙承認（他說得那麼匆忙，實在太匆忙了！），‘但是我到底沒有犯罪，不是我殺的！’他說他想殺，是對我們的讓步。他的意思是說，你們自己看見，我是多麼的誠實，所以你們更應該趕快相信不是我殺死的。唉，罪人在這種場合下有時真會變得難以置信地輕率和輕信。當時，預審的法官們好象完全不經意似的，突然單刀直入地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的？’這一來就發生了正好是我們預料中的情形：他非常惱火，因為人家搶到了他頭裏，在他還沒有準備好，還沒有選好和抓到最適當的時機引出斯麥爾佳科夫來的時候，就出其不意地打中了他的要害。出於他的本性，他立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自己竭力對我們解釋起來，說斯麥爾佳科夫決不會殺人，沒有殺人的能力。但是你們不要相信他，這只是他的狡猾手段：他根本沒有撇開斯麥爾佳科夫，正相反，他還要把他拋出來的，因為不把他拋出來就沒有別人可拋，不過他想找另一個時間，因為眼前這個機會暫時被破壞了。他也許要到明天，或者甚至過幾天以後才把他拋出來，他會選好一個時機自動向我們嚷起來：‘你們瞧，我自己曾比你們更堅決否認斯麥爾佳科夫有罪，你們自己應該記得，但是現在連我也相信了：這是他殺的，不是他又是誰！’可是在他正陰沈而氣惱地否認的時候，一種惱怒和不耐的心情卻促使他作出了一個極其笨拙而不可信的解釋，說他如何朝父親的窗內張望了一下，又如何恭恭敬敬地離開了那個窗子。這主要是因為他還不瞭解，不知道蘇醒過來的格裏戈裏已作出了怎樣的證詞。我們著手搜查他的身體。搜查使他發怒，卻也使他壯了膽：沒有找到全部三千盧布，只找到一千五百。而且不用說，正是在他惱怒地沈默和否認的時候，他的腦子裏才第一次產生了關於護身香囊的念頭。毫無疑問，他自己也感到這種虛構是多麼難以令人相信，所以他費盡心機，拼命費盡心機地想使它顯得可信些，把它編成一套煞有介事的神話。預審的法官們遇到這類情況，最要緊的一件事，最主要的一項任務就是不讓他有所準備，出其不意地進行突然襲擊，使罪犯把他的隱秘的念頭十分天真、荒誕而且矛盾地吐露出來。只能用一種方法使罪犯開口，那就是出其不意而且似乎毫不經意地告訴他一樁新的事實，一樁意義重大，但他一直毫未料到，而且怎麼也不可能想到的情節。這樣的事實就在我們手頭，早就在我們手頭預備好了：那就是僕人格裏戈裏清醒過來以後所供被告從裏面跑出來的那扇敞開著的門的事。關於這扇門他完全忘記了。至於格裏戈裏會看見它開著，更是完全沒有料到。發生的效果大極了。他跳起身來，忽然對我們嚷道：‘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的，是斯麥爾佳科夫！’這樣他就洩露了他的這個主要的隱秘的念頭，而且是在最荒唐不可信的方式下洩露的，因為斯麥爾佳科夫只有在他把格裏戈裏打倒在地抽身逃走以後才可能殺人。當我們告訴他，格裏戈裏在倒下以前就看見房門敞開著，而他走出臥室的時候，還聽見斯麥爾佳科夫在隔板後面呻吟，——卡拉馬佐夫聽了真像是挨了一悶棍。我的同事，我們聰明可敬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以後對我說，他在那時候心裏可憐起他來，簡直想掉眼淚。就在這時候，為了想挽回局勢，被告才連忙把所謂護身香囊的事情告訴了我們，仿佛在說，好吧，那你們就聽這個故事吧！諸位陪審員們，我已經向你們表示過我的意見，為什麼我認為一個月以前把錢裝在護身香囊裏的那套話不但荒誕，而且是極不可信，因為這種虛構只是在這種情形下才想出來的。即使有人打賭想說出和想出最不可信的故事來，他也想不出比這再壞的東西了。主要的是，別人可以用一些細節來把這種得意非凡的故事家逼入困境，壓得粉碎，現實生活是永遠不乏這種細節的，但那些不幸的、身不由己的編謊人卻總是把它們當作似乎完全沒有意義、沒有用處的小玩意而加以忽視，甚至連想都不去想它。是的，他們在這種時候顧不到這些，他們的腦筋只在那裏創造龐然大物，誰敢請他們注意這類瑣碎的東西！但是恰恰就在這上面他們被抓住了！人家問被告：‘你縫護身香囊的材料是從哪里拿到的？誰給您縫的？’‘我自己縫的。’‘但是那塊布是從哪里拿到的？’被告生氣了，他認為這簡直是故意找他麻煩的小事情，而且你們信不信，他確實是真的生了氣，真的生了氣！他們這類人都是這樣的。‘那是我從襯衫上撕下來的。’‘好極了。這麼說，我們明天就會在您的襯衣褲中找到這件撕掉了一塊布的襯衫。’你們可以想像，諸位陪審員們，如果真有這件襯衫，那在他的皮箱或衣櫃裏是不會找不到的，而只要我們果真找到了那件襯衫，那就成為一個事實，一個具體事實，證明他的供詞的正確！但他是不可能這樣想的。‘我不記得了，也許不是從襯衫上撕下來的，我是用女房東的壓發帽縫的。’‘什麼壓發帽？’‘我從她那裏拿來的，就在她那裏亂放著，一頂舊的布帽子。’‘您記得很清楚麼？’‘不，我記得不大清楚。……’他當時那種生氣的樣子，真是不得了，但是你們想一想：怎麼會不記得呢？在一個人最可怕的時刻，例如在被押去處刑的時候，會記清的恰恰是這些瑣碎的事情。他會忘卻一切，但是對於他在路上偶爾看到的某所樓房的綠色的屋頂，十字架上的烏鴉，卻記得清清楚楚。他在縫護身香囊的時候，是背著屋裏的人的，他應該記得：他手拿針線的時候，怎樣感到屈辱地害怕得要命，生怕有人進來撞見；怎樣在敲門的時候跳起身來，跑到隔板後面去，——他房間裏有這樣的隔板。……可是諸位陪審員，我為什麼要把這一切，所有這一切詳情細節告訴你們呢？”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忽然把聲音提高說，“就是因為被告一直到現在為止，還堅持著他這一套荒唐的說法！在這兩個月裏，從他最不幸的那個夜晚以來，他沒有做一個字的說明，沒有在以前杜撰出來的供詞上增添一樁現實的、能夠說明問題的事實。他的意思是說這一切全是雞毛蒜皮，你們相信我的名譽擔保好了！我們願意相信，我們急於要相信，即使相信你的名譽擔保也行！我們難道是喝人血的狼麼？請你們哪怕指出一件對於被告有利的事實來也好，我們非常歡迎，——但必須是具體的、實在的事實，而不是他的親兄弟從被告的臉色上得到的推論，也不是指出他敲胸脯，就一定應該是指著那個護身香囊，而且還是在黑暗之中。我們很樂於得到新的事實，我們可以首先放棄我們的控訴，我們可以立刻放棄。可是眼前呢，公道在那裏要求伸張，我們只能堅持我們的主張，我們什麼也不能放棄。”說到這裏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轉入了講詞的結尾。他好象得了瘧疾，他大聲疾呼地要求為所流的血復仇，為被兒子“以卑鄙的劫財的動機”而殺死的父親的血復仇。他堅決地指出了各種悲慘而罪惡的事實的總和。“無論你們將要從才能卓著的被告律師那裏聽到什麼話，”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忍不住了，“無論這裏將會發出什麼樣雄辯感人的言詞來打動你們的心，你們總應該想到，此刻你們是正站在正義的廟堂之上。要想到，你們是我們的真理的維護者，我們神聖的俄羅斯的維護者，它的基礎、它的家庭、它的一切神聖的事物的維護者！是的，你們眼前是正在這裏代表著俄羅斯，你們的判決不僅將在這間大廳裏迴響，還將傳遍整個俄羅斯，整個俄羅斯，整個俄羅斯將傾聽你們，把你們看做他們的維護者和裁判者：你們的判決對他們不是鼓舞，就是挫折。不要辜負俄羅斯和它的期待吧，我們的不幸的三套馬車正向前飛馳，也許會奔向滅亡。全俄羅斯都早已在伸出手來，要求制止這瘋狂而不顧死活的狂奔。如果說別的民族暫時還在躲閃這輛沒命賓士的三套馬車，那也許並不是出於尊敬，象詩人所希望的那樣，卻完全是由於恐怖。你們要注意這一點。由於恐怖，也許甚至是由於輕視它，而且單單躲閃還算是好的，只恐怕說不定竟會突然不再躲閃，而會象一堵牆似的堅決擋在這狂奔的噩夢面前，自己挺身來阻止我們這種無法無天的、瘋狂的奔跑，以便拯救自己，拯救教育和文明！我們已經聽到這種從歐洲傳來的驚惶的呼聲。這聲音已經開始傳播了。千萬不要挑撥他們，不要做出為親子殺父開脫罪名的判決，來加劇他們那愈來愈增長的忿恨！……”

　　總之，儘管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還十分醉心於滔滔雄辯，但終於還是以動人的辭令結束了他的演說，而事實上，他的演詞所產生的印象也確實是很強烈的。他本人一說完之後，就連忙離開大廳到另一個房間去，而且，我再說一句，幾乎在那裏昏了過去。聽眾沒有鼓掌，但是一班正經的人都很滿意。只有太太們不大滿意，不過也很喜歡聽他的巧妙的辯才，況且她們並不擔心後果，因為她們一心指望費丘科維奇能左右一切，“只要他一開口，自然會駁倒所有的人！”大家瞧著米卡。他在檢察官說話的時候一直默默地坐著，捏緊拳頭，咬緊牙關，低下頭。只是偶爾抬起頭來，傾聽一下。特別是在提到格魯申卡的時候。當檢察官引述拉基金議論她的話的時候， 他的臉上表現出輕蔑的、 惡狠狠的冷笑，並且相當響亮地說了一句：“伯納德！”在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敘述他怎樣在莫克洛葉審問他、折磨他的時候，米卡帶著十分好奇的神情抬頭傾聽。說到某一段話時，他甚至仿佛想跳起來，嚷出幾句什麼話來，但到底勉強控制住了自己，只是輕蔑地聳了聳肩膀。至於演詞的末段，就是關於檢察官在莫克洛葉審問罪犯時的業績，事後我們社會上曾加以議論，還嘲笑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說：“這個人到底忍不住要誇一誇自己的能幹。”

　　法庭暫停審理，但只休息了很短的時間，有一刻鍾，至多二十分鐘。旁聽的群眾裏面傳出一陣談話聲和感歎聲。我記下了一些來：

　　“一篇有分量的演說！”在一堆人中有一位先生皺著眉頭說。

　　“加上了許多心理分析。”另一個聲音說。

　　“這全是事實，駁不倒的真理！”

　　“是的，這方面他是個能手。”

　　“他還下了結論。”

　　“他也給我們做了結論，”第三個聲音介面說，“記得麼，在演說開頭的時候，他說大家全跟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模一樣。”

　　“結尾的時候也是這樣。不過他這話全是信口胡說。”

　　“而且有些地方說得含含糊糊。”

　　“有點說走了嘴。”

　　“不很公平，不很公平。”

　　“但到底還巧妙。這個人盼了好久，現在總算有了說一說的機會，哈哈！”

　　“且看辯護律師怎麼說？”

　　在另一堆人裏：

　　“他剛才把彼得堡的律師挖苦了一句，那又何必呢？你們不記得他所說‘打動人心’的話麼？”

　　“是的，他這話說得有點蠢。”

　　“太沉不住氣了。”

　　“神經質的人。”

　　“我們在這兒說說笑笑，可是被告是什麼感覺呢？”

　　“是的，米卡怎麼樣呢？”

　　“且看律師怎麼說吧！”

　　在第三堆人裏：

　　“那位拿著長柄眼鏡的太太，胖胖的，坐在邊上，她是誰呀？”

　　“那是將軍夫人獨自一個人，已經離了婚的，我認識她。”

　　“怪不得，還拿著副長柄眼鏡哩。”

　　“一個臭女人。”

　　“不，長得挺妖豔。”

　　“在她旁邊隔兩個座位，坐著一個金髮女人，比她還漂亮些。”

　　“他們當時在莫克洛葉抓住他的時候，幹得挺漂亮，對麼？”

　　“幹得倒是很漂亮。可他又大講特講起來。這事他在這兒挨家講了有多少遍了。”

　　“今天也仍舊忍不住。虛榮心。”

　　“他是個鬱鬱不得志的人，嘿嘿！”

　　“也是個好生氣的人。過分講究辭藻，句子長得厲害。”

　　“而且盡嚇人，你們注意到了麼，盡嚇人。記得關於三套馬車的話麼？‘他們有哈姆雷特，而我們目前還只有卡拉馬佐夫！’他這句話說得很巧妙。”

　　“他這是拍自由派的馬屁。他怕他們！”

　　“還怕律師。”

　　“是啊，費丘科維奇先生不知會說些什麼呢？”

　　“不管他說什麼，也不會把我們這些鄉下人說服的！”

　　“您這樣認為麼？”

　　在第四堆人裏：

　　“他那一段關於三套馬車的話，就是關於別的民族那套話，倒說得很好。”

　　“他說的是實話，你記得他說別的民族不會等待的那句話麼？”

　　“怎麼樣呢？”

　　“上星期在英國議會裏有一位議員為了虛無党問題起來質問政府：現在是不是應該對野蠻民族實行干涉，加以教化了。伊波利特指的就是他，我知道就是指他。他在上星期談到過這件事情。”

　　“這不是傻瓜們容易做到的事。”

　　“什麼傻瓜？為什麼不容易做到？”

　　“我們會把喀琅斯塔特封鎖住，不運糧食給他們。他們到哪里去弄糧食呢？”

　　“不能到美國去弄麼？他們現在已經到美國去弄了。”

　　“這是胡說。”

　　但是鈴響了，大家全跑回座位。費丘科維奇走上了講臺。

青川

第十節　律師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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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頭傷人的大棒

　　著名的演說家剛一開口說出頭幾句話，全場就肅然無聲了。整個大廳的人全都盯著他。他一開始就說得異常直率而隨便，口氣很自信，但卻沒有一點自大的神色。他完全不想施展辯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語調，和感情洋溢的語句。他就象在一小群抱著同情態度的熟朋友中間講話似的。他的嗓音美妙，洪亮，而且悅耳，他的聲音裏就仿佛帶著一種誠懇、坦白的味道。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這位演說家是善於突然之間變得十分慷慨激昂起來，並且“用一種神秘莫測的力量打動人們的心弦”的。他的語言也許不象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那樣合乎規則，但是他不用長句子，卻表達得更為準確。只有一件事情是太太們不喜歡的：他似乎一直彎著腰，尤其在演講開始的時候更是這樣，並不是在鞠躬，卻好象是竭力向前沖著身子想要朝聽眾撲過去似的，而且幾乎就象把他那長長的脊背的一半彎了下來，在他的細長的腰上安裝了一個鉸鏈，使它簡直差不多可以彎成九十度的直角。他開始說得仿佛有點散，似乎不大有系統，分別一件件地就事論事，但最後卻聯成了一個整體。他的演說可以分成兩部：前半部是對於公訴的批評和辯駁，有時帶著惡毒和嘲弄的口氣。講到後半部，他仿佛突然改變了語調，甚至連說話方式也變了，一下子變得慷慨激昂。會場的聽眾似乎正等候著這個，高興得戰慄起來。他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正題，起頭先說他雖在彼得堡履行律師職務，但到俄國各城市為被告辯護已不是初次，但他所辯護的總是那種他自己深信他們無罪，或預感到他們是無罪的人。“這一次我所遇到的情況也是如此。”他解釋說。“從讀最初報上的通訊，我就異常吃驚地覺察到了一點對被告有利的情況。簡單地說，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某種法律事實，這樣的事實在司法的實例中雖然累見不鮮，但我覺得從來沒有象在本案中那樣完整而且富有特色。這事實我本來應該等我快要說完話的時候，在結尾部分再加以概括的，但現在我卻想一開始就先把我的想法說出來，因為我有一個弱點，就是喜歡開門見山，不想故弄玄虛，拖延不說，以求製造效果和驚人的印象。這在我來說也許是缺乏計算，但也恰恰說明，這是誠懇的。我的想法、我的論點是這樣的：儘管大量事實的總和確實于被告不利，但如果一件件單獨地加以分析，卻沒有一樁事實可以經得住批評！我越往下注意報紙的記載和各項傳聞，就對於我的意見越加確信。這時，我忽然從被告的親屬方面接到了替他辯護的邀請。我連忙立即趕到了這裏，而來到這裏以後，我就更加完全地確信了。我現在承擔為這個案件辯護，就是為了要擊破這個可怕的事實的總和，證明據以指控的每個單獨的事實是多麼沒有根據，而且荒誕不經。”

　　律師這樣開了個頭，然後突然宣佈道：

　　“諸位陪審員，我在這裏是新來的人。我獲得一切印象都絲毫不帶成見。性格暴躁、放浪不羈的被告並沒有在事前冒犯過我，象他也許曾經冒犯過成百個住在本城的人那樣，——就為了這個原因有許多人預先對他懷有成見。自然我也承認，此地社會上激起了道德義憤是理所應當的，因為被告生性確實暴躁而又放浪。但儘管如此，此地的社會卻仍舊接待他，甚至在才幹卓越的公訴人的家裏，他也受到了優渥的招待。 （Nota bene?：他說出這句話來時，聽眾中發出了兩三聲笑聲，雖然連忙收住，但是大家都聽到了。我們大家都知道檢察官接待米卡並不是出於自願，完全是因為檢察官太太不知為什麼把他當作是十分有趣的人。她是一位極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太太，但是好發幻想，性格執拗，喜歡在某種情況下，特別在瑣碎的事情上和她的丈夫作對。不過米卡並不常到他們家裏去。）但話雖如此，”律師繼續講下去，“我敢斗膽地說，即使象我的對手那樣具有獨立頭腦和正直性格的人，也會對我的不幸的委託人抱有一些錯誤的成見。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按這個不幸的人所作所為，人家即使對他抱成見也是太罪有應得了。受了侮辱的道德感，尤其是受了侮辱的審美感，有時是殘酷地渴望報復的。自然，在檢察官的才氣橫溢的演詞裏，對於被告的性格和行為有嚴格的分析，對於案件也抱著嚴格的、批判的態度，而主要的是在說明案件要點時表現了難得的心理深度，一個人如果對於被告的態度具有多少故意的、惡毒的成見，是不會達到這樣的深度的。但是要知道，在某種情況下，有些東西是會比最惡意、最抱有成見的態度還要更加糟糕、更加壞事的。比方說，如果我們醉心於某種所謂藝術遊戲，產生了諸如編寫小說之類藝術創作的興趣，尤其是在上帝賦與我們豐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的時候。我在彼得堡臨動身到這裏以前，有人警告我，——就是沒有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這裏將遇到一位堪稱是深刻精明的心理學家的對手，這位對手<敏感詞>的這種特長，早已在我們年輕的法律界裏博得了一種特別的聲譽。可是諸位，心理學雖然是很深刻的東西，卻到底像是一根能兩頭傷人的大棒（聽眾裏發出了笑聲）。啊，當然啦，你們是會原諒我作這粗俗的比喻的；我不是十分巧言善辯的能手。但我可以從檢察官的演說裏，隨便引用一段作為例子。被告深夜在園中跳牆潛逃，用銅杵把拉住他腿的僕人打倒。然後又立刻跳回園中，在被打倒的人跟前忙碌了整整五分鐘，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檢察官怎麼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話是實在的，不相信他的跳下來看格裏戈裏是出於憐憫。‘不，在這種時刻，還會有這樣多情善感的心理麼。這是不自然的。他所以跳下來，就為了想弄明白：他的罪行的唯一的證人是還活著，還是已被殺死。他這種行動恰巧可以證明，他確已犯下了罪行，因為決不會為了別的理由、別的動機或情感而再跳進花園裏去的。’這就是心理學。但如果我們就把這同樣的心理學拿來，應用到案件上去，只是從另一種角度來看，結果也同樣是言之成理的。兇手跳下牆來，是出於小心警惕的意思，想弄明白證人是否還活著，而同時根據檢察官自己的證明，兇手卻竟把一個極大的物證遺留在被他殺死的父親的書房裏，那就是被撕破的信封，上面注明內有三千盧布。‘只要把這信封拿走，全世界就沒有人會知道有這個信封，裏面還有錢，那筆錢一定是被告劫走的。’這是檢察官自己的話。現在瞧吧，一個人對於一樁事情毫無戒備，又慌張又害怕，匆忙地逃走，把物證遺留在地板上，而過了兩分鐘，打死了另一個人以後，卻正如我們心願似的，立刻產生了全無心肝、極有計算的戒備心。可是管它哩，心理學的奧妙處就在於在前一種情勢下，我象高加索的兀鷹一般，嗜血成性，目光如劍，而在隨後的一分鐘裏，卻又麻木不仁，膽小如鼠。但既然我這樣殺人不眨眼，既殘忍又精明，殺人以後，還要跳下來，看證人活著沒有，那麼為什麼還要在我的新的犧牲品旁邊忙碌五分鐘之久，何況還冒著可能會引出新證人來的危險呢？為什麼要用手帕去擦被打倒的人頭上的血，弄汙手帕，以後使它成為不利於我的有力證據呢？不，既然我具有這樣的計算心和硬心腸，那麼跳下來以後，何不乾脆就用原來的銅杵，一連再朝僕人的頭上狠砸它幾下，索性把他完全殺死，以便消滅證人，去掉自己的一切心病呢？再說，要說我跳下來，是為了查明證人是不是還活著，為什麼同時又在小徑上遺留下另一個證人，就是那根銅杵？要知道，這是我從兩個女人那裏搶來的，以後她們兩人永遠會辨認出這銅杵是自己的東西，並且可以證明是我從她們那裏搶來的。而且我還並不是把銅杵遺失在路旁，由於心慌意亂而無心掉在那裏的。不，我恰恰是有意扔掉我的武器的，因為它被發現時，是在離格裏戈裏被打倒處的十五步以外。試問：我這樣做是為了什麼？我這樣做，是因為我殺了一個人，殺了老仆而感到痛苦，因此在懊惱中，懷著詛咒把作為殺人武器的銅杵扔掉，只能是這樣，要不然為什麼把它那麼使勁扔出去呢？但既然會因為殺了人而感到痛苦和憐憫，那麼自然我並不曾殺死父親。因為如果已殺了父親，就決不會由於憐憫的心情而跳到另一個被打倒的人身旁去，那時便會有另一種情感，那時就會顧不得憐憫，只顧到自救，那是毫無疑義的。恰恰相反，我要再重說一句，我一定會完全砸破他的腦袋，而不會去在他身上花費五分鐘之久。所以能有憐憫和善良情感容身的餘地，就因為他本來是問心無愧的。因此，這又是另一種心理學。諸位陪審員，我自己現在故意也來援用心理學，就為的是要明白地指出，從這裏是可以隨心所欲地推出任何結論來的。問題全在於它落在什麼人手裏。心理學甚至可以誘使最嚴肅的人也去想入非非，而且會完全身不由己。我說的是過分迷戀心理學，諸位陪審員，我說的是對於心理學的某種濫用。”

　　這時觀眾裏又傳出贊成的笑聲，全是針對檢察官而發的。我不打算詳盡引述這位元律師的全部演說，只想擇出其中主要的幾段，幾個最主要的論點來說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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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拉丁文：按。

青川

第十一節　既沒有錢也沒有搶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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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的演說中有一個論點，使大家都大吃一驚，那就是完全否認這倒楣的三千盧布的存在，因此也就沒有搶劫的可能。

　　“諸位陪審員，”律師開始說，“在這個案子裏有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最使一切剛來的、沒有成見的人覺得驚愕，那就是控訴搶劫，同時卻完全不能在事實上指出：所劫的是什麼？據說，所劫的是錢，就是那三千盧布，但是誰也不知道，這筆錢究竟是否實際存在。你們想一想：第一，我們怎麼知道有這三千盧布，誰看見的？只有僕人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看見過，而且指出這錢是放在信封裏，還注有幾行字。也是他，在災難發生以前，就把這事告訴了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費多羅維奇，也曾通知過斯維特洛娃小姐。但是這三個人自己都並沒有看見過這筆錢，看見過的還是只有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這裏自然而然產生了一個問題：假使果真有這筆錢，斯麥爾佳科夫果真看到過，那麼他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這筆錢從床上拿走，又放在小箱裏，沒有對他說，又怎樣呢？你們要注意，據斯麥爾佳科夫說，錢放在床上被褥底下；被告應該從被褥底下摸出來，但是床鋪一點也沒有弄皺，對於這層，筆錄裏記載得清清楚楚。被告怎麼會一點也不弄皺床鋪？還有他的染滿了血的手，怎麼竟沒有弄髒特地鋪上的乾淨而細緻的床單？有人會說：地板上那個信封怎麼說呢？關於這信封，倒正值得我們好好談一下。我剛才甚至感覺有點驚訝：才智高超的檢察官在提到信封以後，就在他指出關於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這種懷疑十分荒誕的時候，曾突然自己說明，——諸位聽清楚，他是自己聲明的：‘假如沒有這個信封，要是它不留在地板上成為一個物證，要是搶劫的人把它帶走了，那麼全世界沒有人會知道有這個信封，信封裏面有錢，從而知道那錢是被告搶走了。’因此，甚至檢察官自己也承認，只有這一塊上面寫著字的破紙，是控告被告搶劫的根據，‘要不然，誰也不知道搶去了錢，也許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筆錢。’但是難道僅僅因為有一塊破紙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裏面曾放過錢，而且這錢已被搶走的證據麼？有人會回答：‘可是斯麥爾佳科夫看見過這信封裏有錢的。’但是他在什麼時候，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看見的？我現在要問的就是這句話。我同斯麥爾佳科夫談過，他對我說，他在災禍發生的前兩天看見過這筆錢！但是為什麼，比方說，我不能作以下的設想呢，那就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這老頭子獨自關在屋裏，在不耐煩地、歇斯底里地期待著他的情人來到時，由於無事可做，突然把信封拿出來，拆開封口說：‘要信封幹嗎，也許她還不會相信哩，如果把三十張一百盧布的鈔票擺在一堆給她看，也許會印象更強烈，引得她流出口水來。’於是他撕破信封掏出鈔票以後，作為主人，自然有權把信封隨手扔在地板上，不會擔心什麼物證不物證。諸位陪審員，請問，還有比這種設想，這種情況可能性更大的麼？這有什麼不可能呢？但要是類似這種情況有可能發生的話，那麼關於搶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既沒有錢，自然也不會有搶劫的事，如果那個信封留在地板上，就是裏面有錢的證據，那為什麼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說法，就說信封所以落在地板上，正是因為裏面已經沒有錢，那筆錢已由他的主人事先取了出來呢？‘不錯，照這樣說，這筆錢在費多爾·巴夫洛維奇自己從信封裏取了出來以後，既然家裏進行搜查的時候並沒有發現，那麼它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第一，在他的小錢箱裏發現了一部分錢，第二，他在早晨的時候，甚至還在頭一天，就可能把錢取了出來，另作處置，付給別人，寄出去，或者變更主意，根本改變了他的行動計畫，而在這樣做時根本不認為事先必須要報告給斯麥爾佳科夫知道。只要哪怕有這樣設想的可能存在，就怎麼可以這樣堅決、這樣肯定地指控被告為搶劫而殺了人，而且確實有搶劫的事情發生呢？要是這樣，就等於是侵入了小說的領域。既然肯定某種物件被劫，就該指出這東西來，或者至少確切證明它是存在的。但是竟沒有一個人看到過它。在彼得堡，最近有一個作小販的青年人，只有十八歲，還幾乎是個小孩，在大白天拿斧子闖進一家錢鋪，用不尋常的、典型的大膽舉動殺死了老闆，搶走一千五百盧布。五小時以後他被捕，從他身上抄出除了他已經用去的十五盧布以外的全部款項。此外，一個夥計在兇手走後回到鋪子裏，不但把被搶去的錢數報告了員警，還說出這筆款子是什麼樣的錢，有多少張花鈔票，多少張藍色，多少張紅色的，多少個金幣，是什麼樣的，而在被捕的兇手身上發現的恰巧就是這樣的錢和金幣，不但如此，跟著兇手還完全坦白地承認了他殺人，並且搶走的正是這樣一筆錢。諸位陪審員，我認為這才叫物證！因為在這裏我知道，看見，而且摸到了這筆錢，決無法說沒有錢，或者以前根本就沒有過這筆錢。本案的情況是這樣麼？要知道這事關係到一個人的生死，一個人的命運。人家要說，‘這話對，不過他在那天夜裏酗酒胡鬧，亂花銀錢，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千五百盧布，他是從哪里弄來的呢？’但是正因為發現的只有一千五百盧布，而另外一半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發現不出；因此恰恰證明這也許並不是那筆錢，也根本從來沒有裝在任何信封裏過。經過時間推算（而且非常嚴密），預審中已經查明並且證實被告從女僕那裏跑到官員彼爾霍金那裏去的時候，並沒有回家，也沒有到任何別的地方去，以後一直在眾人面前，所以不可能從三千盧布裏分出一半來，藏在城裏。正是因為這一點，檢察官才猜測錢藏在莫克洛葉村中的地板縫裏。諸位，是不是藏在烏道爾夫城堡?的地窖裏了？這個猜測是不是太富於幻想和浪漫色彩了呢？大家注意，只要這一個猜測，就是藏在莫克洛葉的猜測，一被打消，關於搶劫的指控就完全成了泡影，因為要是那樣，這一千五百盧布究竟在哪里，究竟跑到哪兒去了呢？既然已經證明被告沒有到任何地方去過，那麼究竟是什麼奇跡竟會使這筆錢變得無影無蹤了？我們竟準備用這樣的傳奇小說斷送一個人的生命！有人會說：‘無論如何他始終說不出他身上那一千五百盧布是哪里來的；大家又都知道在這夜裏以前他並沒有錢。’但是誰知道呢？被告自己卻清楚而堅定地交代過錢是哪里來的，而且可以說，諸位陪審員，可以說，再沒有也不可能有比這供詞更可信，而且同被告的性格和心靈更符合的了。檢察官喜歡他自己的傳奇小說：一個意志薄弱的人，決定蒙著恥辱拿他的未婚妻給他的三千盧布，是不會分出一半來縫到護身香囊裏的，反過來說，即使果真縫了，也會每兩天一拆，一百一百地掏出來用，在一個月內把它全數花光。別忘了，這一切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駁的口氣說出來的。但假如事情根本不是這樣又怎麼辦呢？假如你們編了一部傳奇小說，可是小說裏描寫的完全是另外一個人物，又怎麼辦呢？而事實上你們恰恰是創作了另外一個人物！有人也許要駁：‘有證人可以證明他在災禍發生以前的一個月，在莫克洛葉村裏已經把從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那裏拿來的三千盧布揮霍乾淨，象花一個戈比那樣的隨便，因此是不可能分出一半來的！’但那是些什麼證人呀？這類證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無遺了。再說，別人手裏的麵包看起來總是顯得大些的。何況這些證人裏面誰也沒有數過這筆錢，只不過用眼睛估量了一下。證人馬克西莫夫不是曾經供過，說被告手裏有兩萬盧布麼。你們瞧，諸位，既然心理學是兩頭的，那就容許我也利用一下另一頭，再看看結果是否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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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指英國女作家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年）所著小說《烏道爾夫的秘密》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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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禍事發生前的一個月，維爾霍夫采娃小姐曾給被告三千盧布，托他代彙出去，但問題是，託付這筆錢時竟是這樣丟臉，這樣屈辱，象剛才宣佈的那樣，這到底是否真實？在維爾霍夫采娃小姐對於這問題最初的供詞裏並沒這樣說，完全沒這樣說；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們只聽到怨恨、復仇的叫嚷，長期積憤的叫嚷。單單從女證人曾在最初的供詞裏作不正確的供述這一層，就使我們有權利下結論說，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確。照檢察官的話說，他‘不願意，也不敢’接觸這段浪漫史。隨它去吧，我也不去接觸它，但只想說，假使象可尊敬的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那樣一位毫無疑問是心地純潔、道德高尚的人，象這樣一位女士，也竟會忽然在法庭上懷著陷害被告的明顯動機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作這個供詞時顯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並非平心靜氣的。難道我們沒有權利斷定復仇的女人會言過其實麼？很明顯，她正是過分誇大了她交錢給他時的那種輕侮和淩辱。恰恰相反，她交托這筆錢時，一定是還能夠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對於象我們的被告那樣一個輕率不假思索的人來說。特別是因為，他當時可以指望從他的父親那裏很快地拿到賬上欠他的三千盧布。這是輕率的，但正是由於輕率的緣故，他深信父親會付他這筆錢，他會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維爾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給他的錢從郵局裏彙寄出去，還清他的債務。但是檢察官無論如何不願意承認，他會在當天，在剛受過她指責的那一天，從到手的錢裏分出一半來，縫進護身香囊。‘他不是這樣的性格，不會有這樣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卻又說，卡拉馬佐夫天性廣闊，他自己大聲宣揚過卡拉馬佐夫能同時體察兩個正巧相反的深淵。卡拉馬佐夫就具有這種兩方面的，橫跨兩個深淵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難忍的酗酒的需要時，如果有什麼東西從另一方面打動了他，他也會頓時止步回頭的。這另一方面就是愛情，——就是恰恰在那時候象火藥一般燃燒起來的新的愛情。為了這愛情，他需要金錢，甚至比起和他的這位元愛人一起酗酒的需要來還要迫切得多，哎，還要遠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說：‘我是你的，我不要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他就要馬上抓住她，把她帶走，到那時候他必須有錢才辦得到。這比酗酒還重要。卡拉馬佐夫不懂得這一點麼？其實他正是在為這件事情操心，為這件事煩惱，——因此他把錢分出一半，藏匿起來，以備萬一的需要，還有什麼不可能呢？但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直不曾把三千盧布交給被告，卻聽說反而要把這筆款子用來引誘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面前豈不是將成為一個小偷麼。’於是他產生了一個念頭，就是他要走到維爾霍夫采娃小姐面前，把他一直藏在護身香囊裏的一千五百盧布交出來，對她說：‘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賊。’這才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盧布寶藏著，決不會拆開護身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來花的雙重原因。你們根據什麼不承認被告會有名譽感呢？不對，他是有名譽感的，也許是不正確，也許時常有錯誤，然而這種情感是有的，還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事情複雜起來了，吃醋的痛苦達到了高峰，在被告的發熱的頭腦裏越來越痛苦地呈現出那兩個老問題。‘我把錢還給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可叫我拿什麼錢來把格魯申卡帶走呢？’他在這一個月內不住發狂，暴飲，在酒店裏鬧事，也許就因為他心中悲苦，簡直無法忍受。這兩個矛盾問題最後終於尖銳到了使他絕望的地步。他剛打發三弟去代他最後一次向父親索取這三千盧布，但沒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闖進家裏去，結果弄到當著證人們的面揍了老人一頓。這樣一來就再也不可能從任何人手裏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親是不肯給錢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著自己前胸的上部，藏著護身香囊的地方，還對兄弟起誓，他有辦法不做卑鄙的人，但畢竟還是會成為卑鄙的人，因為他預感到自己是不會去利用那個辦法的，他的意志力不夠，性格不堅強。為什麼公訴人不相信阿曆克賽·費多羅維奇那樣純潔、誠懇、不裝假、可信服的供詞呢？為什麼反而要讓我去相信錢藏在地板縫裏，烏道爾夫城堡的地窖裏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談話以後，寫了那封倒楣的信，而這封信就成了被告搶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證據！‘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錢，別人不肯借，我便殺死父親，從床褥底下拿走他裝在系著玫瑰色綢帶的信封裏的錢，只要伊凡離開了這裏。’據說，這簡直是完整的謀殺計畫，所以殺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寫的實行了！’公訴人這樣說。但是首先，這是醉後氣惱中所寫的信；其次，他講關於信封的事根據的還是斯麥爾佳科夫的話，因為他自己並沒有見過信封，而第三點，寫是寫了，但究竟是否確已照所寫的實行，憑什麼來證明呢？被告是不是從枕頭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錢沒有？究竟這錢存在不存在？再說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搶錢的，請你們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不顧一切地跑去，並不是去搶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這個傷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里？這就是說，他並不是為實行計畫，實行他所寫的話才跑去的，也就是說，並不是為了實行預謀的搶劫，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懷著瘋狂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說：‘話是對的，但不管這樣他畢竟跑去殺了人，把錢搶走了。’對啊，最後就正是要問，他究竟殺了沒有？對於搶劫的指控我憤慨地斷然予以否認，因為既然不能確切指出究竟搶了什麼東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搶劫，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殺了沒有，沒有搶劫而殺了人沒有？已經得到證明麼？不會也是傳奇小說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