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历史浅谈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0:56:31

天主教历史浅谈

1. 天主教的诞生

　　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唯一教会'天主教会'，根据历史的考证，约在公元叁十年，也就是耶稣诞生後叁十四年左右一个犹太人的节日'五旬节'当天，诞生在耶路撒冷。那一天，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十二位大徒弟，在耶路撒冷公开向他们的同胞宣讲一个闻所未闻的破天荒喜讯：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被当作恶棍钉死在十字架上後，竟然活着，因为天主把他从死人中复活起来了。他是默西亚，是西伯来人世世代代所期待的救主。
耶稣的十二位大徒弟这一宣讲，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竟诞生了教会。于是，至今已有两千年生命的教会历史从此展开。有关教会诞生的背景与事迹，新约圣经中的'宗徒大事录'、'保禄书信'、以及'默示录'都有记载。为此，我们给新约圣经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新约圣经是教会赖以建立的'圣言'。
不过，我们常听教会告诉我们，天主的启示到最後一位宗徒去世时便告结束。这个教导容易使我们产生误会，以为最後一位宗徒的去世便是圣经与後来的教会之间的分水岭，好像宗徒时代的教会与他们後来的教会之间没有甚麽关连。其实，我们应该清楚，在耶稣这位被视为永生、普遍、唯一的圣言来到世界、进入人类历史中的那一刻，就有一段至今尚未结束的历史随之展开。所以，如果把显示在宗徒身上的最後启示作为教会历史的分水岭，恐怕不妥当。无可否认地，十二位宗徒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耶稣生活和复活的见证，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新约圣经这本书的各部分，即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宗徒书信和默示录，也是历史文献资料。教会过去有个习惯，每在举行礼仪中恭读一段福音时，开头总先加一句说'在那个时候'，这意味着耶稣在世那个时代对人是个特殊优惠的时期，但在时空上与今天并没有断绝过。这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是教会的时代，我们则属于这时代中第二十世纪的教会的一份子。
新约圣经，尤其是宗徒大事录，是教会在第一世纪发展的历史，是我们谈教会历史的主要根据，可是除了新约圣经之外，教会某些传统也从别的资料流传下来。这些资料有的是从某位宗徒听来的，有的是从耶稣的某位徒弟或信徒小团体中传出的。这样的传说和记载并没有被教会当局认为是出於天主的启示，所以被称为'神秘的书籍文件'，意思就是隐秘的、非真正的圣经，也就是通称的'伪经'。这些伪经的书写方式常带有小说的味道，主要在满足他人对那些从圣经中找不到根据的事物的好奇。伪经的某些记载也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人的宗教观念，而且其中有些记载对当时与後人的宗教生活、宗教礼仪、宗教艺术、乃至民俗都有相当的影响。
约在公元第叁十年犹太人庆祝五旬节的那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许多来京城过节的犹太人。根据新约圣经'宗徒大事录'第二到第四章的记载，当时耶稣十二位宗徒中的<敏感詞>伯多禄登高向前来过节的群众说：
「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纳匝肋人耶稣是天主用德能、奇迹和徵兆，即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一如你们所知道的，给你们证明了的人．．．你们借着不法者的手钉他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天主已立他为主，为默西亚了」。
犹太人听了伯多禄这番话，便问说：「我们该作甚麽呢？」伯多禄回答说：
「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
伯多禄宗徒讲完话，当时就有叁千人领了洗，耶稣在离世之前吩咐宗徒们建立的教会从此正式诞生。
这第一批教会的成员都是犹太人，就如耶稣一样，他们说的是当时中东最流行的闪米特人的语言，阿拉米语，他们虽然信奉了基督，仍然格守犹太旧教的法律规章，进圣殿祈祷，遵守食物方面的禁忌，出生的男婴儿接受割损礼。他们的信仰为当时别的人来说，无异是一种新兴的教派，这个信仰的特色是：因耶稣的名领受洗礼，热心遵守宗徒们的训导，举行一种分饼的礼节仪式，互相组成一个友爱的团体。
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从文化上来说，犹太人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属于中东一带阿拉米文化的犹太人，另一种是属于希腊文化的犹太人。在一批阿拉米文化的犹太人信从耶稣後，很快地，不少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也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不料，这两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在某些生活习惯上彼此闹意见，于是十二位宗徒另外选出七位有名望、而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来管理希腊文化的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他们的职务就叫作'执事'，至於宗徒们，则专务祈祷和为真理服务。从'宗徒大事录'第六章的记载，我们看到宗徒们遵照耶稣的吩咐所奠定的教会不只接纳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也接纳这个地区以外的人。
前面提到的宗徒们所选出的七位执事，他们有个<敏感詞>名叫斯德望，很有信德，也很有口才，能行大奇迹，许多信奉旧教的人不喜欢他，常跟他辩论，但总敌不过他，他们于是找了一些人麻烦他，控告他，把他送到公议会对质。斯德望于是慷慨激昂地把犹太民族历史的来龙去脉述说了一遍，谴责犹太人口是心非，不遵守天主的诫命，迫害预言默西亚要来的先知，更迫害先知曾经预言的默西亚，他强调天主所重视的是在心灵上敬拜天主，而非在人所建造的殿宇中作外表形式的祷告。
斯德望这番话并不是说给非犹太宗教信仰的外国人听的，而是说给犹太人听的，他当时并没有宣讲教会的普世性，但从他所作的见证，已经可以发现他给当时的犹太人一种新的信仰方向。在他心中，基督的福音乃是犹太教的净化。我们知道斯德望在犹太人公议会中所发表的言论不但没有说服控诉他的人群，反而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是继耶稣基督之後，第一位像基督一样被诬告，并被乱石击死的殉道者。
斯德望殉道的那一天，耶路撒冷立刻发生严厉迫害教会的事件，致使属希腊文化的犹太基督信徒不能不离开耶路撒冷，到撒玛黎雅、地中海沿岸、安提约基雅等地避难。他们在这些地方的犹太人中成了继宗徒之後的第一批传教士

天主教第一世纪生活的概结

第一世纪下半叶在罗马帝国发生两件大事，导致基督所创立的刚诞生不到叁十年的天主教会断脐，走上一个崭新的生命。
第一件，公元六十四年，罗马帝国皇帝内罗内（Nerone）发起迫害基督信徒的大教难，在众多殉道者中，包括昔日耶稣亲自召选的十二位宗徒中、被立为教会的磐石的渔夫伯多禄，以及耶稣选为外邦人的宗徒的保禄。
第二件，罗马帝国东部边陲地区巴勒斯坦省的犹太人早就有反抗罗马帝国的活动，他们或以言论、或以暴力与罗马作对，设法重建自己的独立国家，好能按照祖先的法律及传统来敬拜天主。公元七十年，罗马帝国派大军一举消灭了犹太人的反抗，把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夷为平地，将他们的精神堡垒耶路撒冷圣殿彻底摧毁。早在犹太人发起<敏感詞>反抗罗马统治之初，耶路撒冷的基督信徒团体便已逃往约旦河东岸避难，圣殿既已摧毁，犹太人便在耶路撒冷西边靠地中海沿岸的雅姆尼雅（Jamnia）重新组织他们的宗教，并对基督信徒更加怀恨。
基于伯多禄和保禄两位教会的栋梁已在帝国京城罗马殉道，而犹太人的都城耶路撒冷和圣殿又被毁灭，因此，信奉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便与自己的传统宗教犹太教完全脱离关系，一心一意跟随基督宣讲的福音。这样的根本改变意味着犹太教已经完成了它所负的旧约时代的历史使命，天主在昔日与犹太选民所定的盟约如今已经实践并结束，救恩的历史从此走入新的里程，是为新约时代。
在第一世纪下半叶最後几十年间，逐渐产生了有关基督的训诲的着作，而基督信徒也慢慢地收集保禄宗徒所写的书信。这些文字资料便是初期基督信徒信仰的重要依据，但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後，这些文字资料才定稿，成为日後基督信徒共同奉行的新约圣经。
第一世纪末年，天主教会已经把传播福音的地区锁定在欧洲西方世界，而且借用罗马帝国的行政结构体系来建立教会传教的管理运作方式。
从新约圣经的记载，我们後世的人可以知道在第一世纪期间，教会以耶路撒冷为出发点，在中东、近东、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的发展情形。那时的教会包括以活泼的安提约基雅教会为核心而发展出来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各教会团体，保禄宗徒在希腊几个城市奠定的教会团体，若望宗徒在默示录中所谈到的他所教导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团体，以及至今仍然不知由谁开创的罗马教会团体。
关於罗马教会的起源，圣经上没有任何记载，根据圣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推测，罗马教会很可能是由曾经侨居在耶路撒冷的罗马人，在聆听伯多禄宗徒的宣讲而皈依基督後，把福音传到罗马的。至於伯多禄来到罗马的事，史料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不过传统上是这麽说的。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消息，都要等到後来的旁敲侧击才渐渐明确。现在，一般都认为伯多禄约在公元四十四年，也就是克劳迪奥当罗马皇帝之後，或至少在公元五十四年内罗内皇帝登极後，来到罗马，并在这里奠定宗座的。
保禄宗徒于公元五十八年从希腊半岛的格林多城写了一封长信给罗马教会的信友，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领会到，在保禄心中，罗马教会已经是个有资历、而且重要的信仰团体。如果说伯多禄宗徒仅是在公元五十四年，顶多是在公元四十四年以後才来到罗马，则罗马教会不可能是伯多禄所建立的。
罗马教会是不是伯多禄宗徒所建立的，这与他是否为罗马的主教有没有关系呢？根据教会的传统，伯多禄和保禄两人是在罗马殉道的，而且他们两人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两大石柱，罗马自古便保存着他们的坟墓。可是历史评论家们以为有关这两位宗徒在罗马殉道的证据只能追溯到第一世纪末年而已，所以可靠程度不很高，他们愿意作进一步的考据。
这项考据工作很重要，因为天主教会一向主张罗马教宗在普世教会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基于罗马的主教乃是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这项主张在十六世纪欧洲发生宗教改革运动时，曾遇到誓反教的反对，因为誓反教以为圣经上找不到任何章节记载伯多禄曾来到罗马，如果有任何方面的记载，只能从後来的'伪经'中看到有关伯多禄宗徒在罗马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文字而已。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都已经同意：伯多禄宗徒来到罗马并在这里殉道的事是可靠的，因为不论是从新约圣经、从极古老的基督信徒的文字记载、从礼仪经文的仔细分析，或从考古出土的文物，都足以证明伯多禄和保禄两人确实来到罗马，并在此地为基督而致命。那些考古出土的文物以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地下和罗马城外圣保禄大殿地下挖掘出来的最为可靠真实。公元九十五年，罗马主教、第四任教宗克莱孟（Clemente）在写给希腊格林多城教会的信中，曾提到伯多禄和保禄在罗马殉道的事。第叁第四世纪间巴勒斯坦的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伯（Eusebio di Cesarea，265-339 AD），在他所写的十大册教会史中，也提到在罗马何处可以找到伯多禄和保禄两人的坟墓和遗骸，因为那两个坟墓都写了这两位宗徒的名字。
总之，根据史料，伯多禄宗徒约在公元六十四年在罗马致命，保禄宗徒则在公元六十叁年或六十七年在罗马殉道。
按照欧瑟伯主教所写的教会史，他猜想昔日宗徒们在耶稣死後，便彼此商定各自出外传教的方向和地区，例如多默宗徒前往今日的伊朗一带，玛窦前往埃塞俄比亚，巴尔多禄茂则到印度，安德肋到黑海以北俄罗斯南部地区，若望到小亚细亚附近，伯多禄赴今日土耳其中部和北部地区，最後又来到罗马，并在这里致命，保禄则从耶路撒冷出发，经过近东，到巴尔干半岛传教。
至此，从耶稣基督死後到第一世纪末年的六十几年间，十二位宗徒传播福音的足迹大约已经遍及南欧、东南欧、中东近东、黑海以北和南亚这片广大的区域，他们为基督作证的魄力和效果真令後人瞠目结舌。

4. 罗马帝国为福音铺路

　　第一世纪下半叶，罗马帝国出了一位年青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内罗内（Lucio Domizio Nerone,37-68）。他于公元五十四年十七岁时便登上了帝国的宝座。这位皇帝嗜好艺术，能歌善舞，又喜爱诗文，尤其爱出风头，渴望民众的喝采，醉心于群众的鼓掌。他为了建造一座新的更华丽的罗马都城，以展示自己的功德才华，于公元六十四年遣人纵火，焚烧罗马旧城。他这项诡计被民众视破，老百姓控告他的罪行，他于是嫁祸给城里的基督信徒。
那个时代，基督的福音早已传到罗马，而且已经有了不少信徒，但是帝国所信奉的是万神教，皇帝就是神明之一，因此基督宗教并不被看好。虽然如此，教会倒还能默默平安的过日子。可是一经内罗内皇帝煽动嫁祸，基督信徒便开始遭殃了。一场迫害教友的大规模教难于是展开，而且延续了两百五十年，直到公元叁百一十叁年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其尼奥（Licinio, 250-325）在意大利北部米兰城相会，联合发表着名的'米兰诏书'（l`editto di Milano）後，教难才在全帝国平息。
公元一百六十一年，马尔科．奥雷利奥（Marco Aurelio,121-180）继任义父安东尼诺．皮奥（Antonino Pio,86-161）为帝国皇帝，这位新皇帝有哲学家美名，爱好智慧。当时帝国小亚细亚地区萨尔迪（Sardi）的主教梅利通（Melitone）写了一封信，向马尔可．奥雷利奥皇帝进言说：基督信仰的教义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是一种生命哲学，这个信仰教义的出现与帝国的诞生是天作之合。试想，耶稣乃在凯撒．奥古斯都（Caio Giulio Cesare Ottaviano Augusto,63BC-14AD）称帝时诞生，并在蒂贝利奥（Claudio Nerone Tiberio,42BC-37AD）在位时开始宣讲福音，这不是教会和帝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徵兆和预象吗？
梅利通主教一千八百多年前向罗马皇帝的进言，在十七世纪法国科学哲学家帕斯卡尔（Pascal Blaise）和十九、二十世纪着名诗人作家佩吉（Charles Peguy）的思想中得到回应。这两位学者证明历代曾有许多人认为罗马帝国是天主所安排的、为传播福音所预设的架构。今天的人在读历史的时候，对两千年前的那段历史因缘已不再有敏锐的觉察反应。
其实，基督信仰所宣讲的福音并非遗世独立的教义，它原是从旧约圣经中的闪米特人文化汲取天主启示的信仰精华，然後在罗马帝国中生根植基，并把这个帝国当作传播福音的第一块大田园。当保禄宗徒在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特洛阿城（Troad）晚间遇到一个异像，有个马其顿人请他到马其顿帮助那里的人时，罗马帝国便成了保禄宗徒大显身手的战场。不多时以後，耶稣的<敏感詞>宗徒们也到了波斯帝国和印度传教，只不过波斯帝国设了许多<敏感詞>和军事障碍，致使传播福音的工作无法顺利推展而已。
东方的传教工作虽然遇到很多阻碍，但在西方却得到先天的方便，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了地中海沿岸，在这片广大的地区中人和货物都能畅行无阻，所以传播福音的脚步也能弗远不至。那时传教的人不但可以利用帝国所提供的地理交通方便和必要的物质，更可以采用帝国的语言和思想表达方式。那些方式流传之广、影响之深，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十五世纪西方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并远征非洲和南亚及远东後，随之前往这些地区传教的人才发觉沿用罗马帝国时代的传教方式并不能放诸四海皆准。不过这已是一千四百年以後的事了。
方才提到罗马帝国是天主为传播福音所预设的架构，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谈一下这个架构是怎麽形成的：
话说罗马城是公元前七百五十叁年所建的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城市，公元前一世纪这座城市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各地；庞贝（Pompeo）将军于公元前五十叁年占领了地中海东岸的耶路撒冷城，朱利奥．凯撒（Giulio Cesare）大将于公元前五十年征服了今日称为法国的高卢，公元前叁十年奥塔维亚诺（Ottaviano）将军则并吞埃及。当时的罗马只不过是个城市规模的小共和国而已，它的体制结构实在无法统治这麽大的一块领土。公元前二十七年，奥塔维亚诺将军称帝，建立帝国。这时候，帝国内部都已经平定，没有内忧外患，号称为'罗马太平盛世'时代。一般在提及耶稣诞生的时候，都喜欢说他生在天下太平的时代，理由就在于此。
当时地中海区域只有一个政府，一个行政系统，帝国之下分为好几个行省，行省的首长称为总督，由罗马皇帝或元老院指派任命。在帝国边疆地区或仍有某些地方的王侯存在，但他们的权力非常有限，如果有造反独立的倾向，很快便会被帝国派来的官员替代。驻守各省各地的帝国军队看守执行罗马发布下来的命令，维持帝国全境的秩序。罗马的法律也在帝国各地推行，以保证法理制度的一致，至少理想上是如此。
罗马帝国在全国所实行、所推动、所建立的一切，似乎都很条理井然，样样遵循法律规章，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竟是皇帝的继承没有一定的规则，曾有几位皇帝甚至有先天的缺陷，精神不太正常，公元叁十七年登极的卡利戈拉（Caligola,12-41）皇帝和五十四年即位的内罗内（Nerone,37-68）皇帝便是其中最着名的两位。一般而论，第一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年的韦斯帕夏诺（Vespasiano,9-79）和他的儿子蒂托（Tito,38-81）两位皇帝是最贤明的君主。整个帝国在第二世纪期间，也就是从特拉亚诺（Ulpino Traiano,53-117）皇帝到马尔科．奥雷利奥（Marco Aurelio,121-180）皇帝这段时期，国势达到巅峰状态。
罗马帝国虽然国富力强，但我们也不能就因此以为这是一个极度中央极权的国家，因为地中海这个区域自古以来都以城市为<敏感詞>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当然，罗马帝国以前盛行在希腊、小亚细亚和西西里岛的城邦<敏感詞>体制已不复存在，那些城邦在亚历山大帝国成立後便已失去了独立的状态，罗马帝国诞生後，独立的城邦更是绝无仅有。虽然如此，在内部事务上，各城市仍然保有相当的自主权。那时的城市不仅指人口密集的城内部分，也包含周围的乡村。当时的教会也都以城市为活动围，可以说是一种城市的宗教。保禄宗徒在写信给各地的教会时，常提到"致书给格林多的天主教会"（格前.一，2），或说"保禄、息耳瓦诺及弟茂德致书得撒洛尼人的教会"（得前.一，1），便是显明的例子。
罗马之成为帝国，因为它统治着许多民族、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不过帝国之内只有两种语言既盛行又重要，那就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希腊文原来只是希腊半岛几个城邦说的语言，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亚历山大统一半岛後，希腊语便成了地中海东部的共同语言。这个语言的正确名称叫作'科依内'（Koine）,也就是'共同'（comune）的意思。那时，希腊文不仅是文化、哲学上的语文，也是国际商业通用的语言，在罗马和西方世界各大城市都受到公认，也因此，希腊文成了教会使用的第一种语文。早期教会使用的圣经便是所谓的希腊文'七十贤士译本'。此外，初期许多有关教会信仰的着作也都用希腊文写的。
至於拉丁文，它先是罗马的语言，後来成了西方世界的语文。最初，拉丁文并没有像希腊文那麽盛行，它仅是帝国官方行政上和法律上使用的语文，是所谓的官方语言。在教会中，最早使用拉丁文的是北非的教会，後来罗马本地的教会也加以采用，最後，到了第叁世纪才在整个西方世界使用。
由于基督信徒使用这两种语言，于是教会的思考方式也进入这两种语文的逻辑方法中。最早发展在希腊世界中的哲学因此被用来思考和确立早期的神学观念。而拉丁文既然是罗马法律的文字，所以也成了日後西方法典因循的依据。
简要叙述了这一切，我们可以有个概念，那就是公元前二、叁十年罗马帝国成立之後，地中海沿岸一带的法令规章制度慢慢趋于一致，海路陆路交通畅达，虽不敢说人尽其才，但货确实是畅其流。随着商贾在路地海上的熙熙攘攘，传播福音的人也得以自由自在地往来于各地之间，有些商旅甚至也兼福传的工作，他们一到口岸帝国大道的重要驿站，便传达教会的讯息和训导，或宣讲福音，让基督的喜讯很快地传遍整个帝国。
十七世纪的帕斯卡尔在他着名的'沉思录'（I pensieri,701）中说：「用信德的眼光看，实在美妙极了：波斯王大流士和居鲁士、马其顿帝国皇帝亚历山大、罗马人、庞贝、黑落德，他们都不知不觉地为福音的光荣开了路」。十九、二十世纪的佩吉在他的'厄娃'（Eve）一书中也说：「从凯撒勒雅到门菲（Menfi）河边，凯撒为基督铺了路，众人都向他屈膝跪拜．．．他继承了斯多葛派的思想，继承了罗马的遗产，继承了英雄桂冠，继承了人类的劳苦。他承袭了一个已经造好的世界，但要重新改造它，使它变得更年青

基督福音满足了罗马帝国的精神需要

　　罗马帝国草创时代，帝国境内已经有多种宗教存在。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天主教会固然是承袭旧约犹太教的教义传统，并予以彻底更新，毕竟在帝国境内仍是一个新兴的宗教。这个新兴的宗教的传扬可能遇到<敏感詞>已有的宗教的阻力，但也可能在这些宗教中找到已经为它耕好的良田沃野。
大致说来，罗马帝国境内的古老宗教可以归纳为叁类：
第一类，传统的宗教：传统的宗教又可以分为乡村的宗教和城市的宗教。乡村的宗教一向都很活跃，但没有明确固定的教义，一般都和大自然的生态循环有关。这些宗教的仪式不外在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表示崇敬，因为这些力量保障了四季的循环，孕育了大地的生产，使牲畜繁殖，使家庭添丁生子。乡村宗教所敬拜的对象大都是保护土地、农作、牲畜和家庭的神明。到了第五世纪，罗马帝国境内的乡村大都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那些先前的乡村宗教所遗留下来的某些习俗观念也移植到基督信仰教会团体中，成了地方教会民俗的一部分。
至於城市的宗教，这在古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的拉丁城市已经很盛行，当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敬拜的神。罗马建立帝国，统治地中海四周之後，这些希腊和拉丁的神明更是到处林立，而且建立等同的关系，希腊的宙斯神（Zeus）等於罗马的朱庇特神（Giove），赫尔墨斯神（Hermes）等於墨丘利神（Mercurio），波塞冬神（Poseidone）等於内图诺神（Nettuno），如此等等的。不过，由于罗马帝国统治各地後，所有的城邦都失去了独立，因此这些城市的宗教便慢慢地衰微下去，变成了外表的形式，再也无法满足人心灵的真正宗教需要。虽然如此，一般人还是遵循古老的宗教传统，因为这些到底还是祖先遗留下来的习俗。奥古斯都称帝之後，曾设法恢复这些宗教的生气，因为他认为宗教与<敏感詞>有密切关系，具有<敏感詞>作用，执政人士即使对宗教教义存疑，但是参与本城的宗教敬礼仪式乃是文明的表现。
第二类，对统治君王崇拜的宗教：这种宗教崇拜源於东方，却为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皇帝的继承人，也就是希腊各君王所发扬。当罗马帝国也东施效颦，设法在帝国境内推广这种崇拜时，人们都觉得很稀奇，这在西罗马帝国尤其如此。
这种崇拜君王的宗教其实就是为<敏感詞>服务的宗教，它和本世纪仍在全球某些极权独裁国家中盛行的领袖崇拜现象相去不远，所不同的是古代的君王没有现代专制独裁者那些屈服国民百姓的法宝而已。当然，昔日的君王并非每个都好大喜功，狂妄自大，其实大部分都还相当有分寸，对人民的崇拜并不乐此不疲。一般而论，东罗马帝国各行省喜欢把仍在世的君王当作神明来事奉，在西罗马帝国则要等到君王死後才把他当作神明来供奉。在罗马，参与崇拜帝王的活动被视为在<敏感詞>上效忠的表现，这种参与到了第叁世纪变成了必要的行动，首先是帝国的行政长官和军人有义务参与祭拜已经去世并被神化的皇帝，後来连老百姓也不能例外。当基督信徒也被迫参与祭典时，他们以为可以对皇帝表示尊敬，但拒绝把他当作神、当作上主来敬拜，因为只有天主和基督才有资格被遵奉为神和上主。
第叁类，时代思潮的宗教：这种宗教情愫是由时代多种不同的心灵需要所汇聚而成的。当基督信仰在罗马帝国草创之初诞生的那个时期，帝国境内有许多居民都离乡背井，到别处去生活，这些人大都是奴隶、军人和行政人员。这种移民潮形成了各色各样的人杂居的现象，很多人都不再、也无法参与敬拜自己本城本乡的神明的活动。于是，他们对自己原先的传统宗教信仰渐渐地冷淡下去。处在这样的时代<敏感詞>心灵状态中，有些宗教思潮便陷入怀疑论之中，但有更多的思潮开始寻找新的神明以求安慰大众。
那些寻找新神明的思潮中比较具有哲学倾向和内容者，都开始慢慢走向一神论的道路上，他们希望找到一个唯一的、超然的天主，也希望信奉一个比较严肃的宗教，在这个宗教中，他们既有应尽的义务，也能在不幸时得到支持。斯多葛派哲学（Stoicismo）就是属于这类的宗教思潮，这种思潮要求人服从大宇宙的秩序，接受宇宙运行的安排。这是哲学走向一神论的一种思潮。
斯多葛派哲学并没有严厉批评古老的宗教和多神论，而是给以新的解释，它以为过去的多神宗教现象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谈论、在敬拜同一个神而已。值得重视的是斯多葛派哲学思潮的人很强调净化个人的内在伦理道德生活，他们甚至推崇苦修生活，人们称这个带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哲学思潮为'禁欲主义'。
斯多葛派哲学宗教观在罗马帝国很受欢迎，它打入<敏感詞>各阶层中，得到民众热烈的反应。那些从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来到罗马的奴隶、军人和政府官员中，有很多是斯多葛派思想的信徒，他们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宗教思想和生活方式介绍到罗马都城和整个西方世界，满足了许多人的内心需要，填补了他们的精神空虚，解决了他们的存在危机。这些来自东方的宗教不像帝国原先那些宗教只重外表形式，它们有的是游行、歌唱和扣人心弦的音乐，确实能抚平人心的焦虑。它们教导信徒如何开始以神秘的方式途径与神会晤，而信徒经过多次的心灵净化之後，自己也觉得获得了拯救，并归属于一个优越的团体。过去那些传统的乡村宗教所举行的崇拜仪式，是在庆祝大自然四季循环中万物的死去与复生，这些新宗教则在庆祝信徒本身原有的生命的死去和复活，以进入新的生命中。
这些东方宗教传到罗马和西方世界，大有滥成灾之势，难怪当时罗马有个诗人写了一首戏谑的诗说：「奥龙特（Oronte）河的排水沟已经伸延到泰伯河（Tevere）里了」。奥龙特河是小亚细亚的一条河流，泰伯河则是贯穿罗马都城的河流。
罗马帝国诞生之初，东方多种宗教已经汇聚到罗马，而且渐渐有熔为一炉、形成一个普遍唯一的宗教的趋向。就在那个时候，基督信仰也出现了。这个新的宗教同样来自东方，也具有满足人们提升伦理道德生活、渴望得救的需要的能力。然而，基督宗教却和<敏感詞>任何宗教不一样，它不愿为了迎合别的宗教的而牺牲自己的教义，更不愿和<敏感詞>宗教混为一谈，它独树一帜，在初世纪的时代与<敏感詞>宗教并存

罗马帝国与基督的福音

历史常说罗马军队征服了希腊，但希腊文化却征服了罗马。无论如何，这两相征服却生产了一个不可一世的希腊罗马文明。在公元最初叁个世纪中，希腊文化和罗马拉丁文明水乳交融，截长补短，互通有无，逐渐形成一个坚固的欧洲文化原始根基。曾有历史家把希腊与罗马的结合称之为愉快美好的合作。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愉快美好的合作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人士的事，这些特权阶级的人有的是绅士贵族，他们有很多雅好，例如喜欢哲学、文学、艺术和友谊，爱好清谈，第一世纪罗马拉丁文化哲学家兼作家塞内卡（Lucio Anneo Seneca,4BC.-65AD.），文学作家普利尼奥（Secondo Gaio Plinio,23-79）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人物。除了绅士贵族外，也有一些肥头肥脑、庸俗的富豪财阀，他们是经商致富的人，整天酒醉饭饱，声色犬马。第一世纪拉丁作家彼得罗尼奥（Gaio Petronio,-66）在他所写的'讽刺诗'（Satyricon）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物。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劳动工作并不是光荣体面的事，那是仆人奴隶的命运，一个生活过得去的人一般都不会亲自动手，何况绅士贵族。这种好逸恶劳的思想今天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工作已不再被视为低贱的差事了。昔日的<敏感詞>经济都建立在奴隶制度上，一个人奴隶越多，越显示他的富裕，因为奴隶是生产力的指标，而奴隶所能提供的只有体力劳动而已。也因为这样，古希腊尽管有许多重要的科技发明和发现，但一经罗马帝国统治，那些科技便被视为蹩足而丢在一边。
在当时，有些城镇的居民中，叁分之二是奴隶。身为奴隶者没有任何权利，他们既不能结婚，也不能拥有财产，在内罗内（Nerone）皇帝治下，主人甚至对自己的奴隶拥有生杀之权。那时很受欢迎的斯多葛派哲学（Stoicismo）曾邀请<敏感詞>人士善待奴隶，因为奴隶毕竟也是人。哲学思想虽然如此，但是实行起来并不那麽方便了，曾有某些奴隶获得释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这仅是特殊、寥寥无几的例子而已。至於一般非奴隶的自由人，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在帝国的各行省，自由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另一种则没有。那些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一般而论，有权利向罗马皇帝申诉，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便是新约圣经'宗徒大事录'第二十五、二十六两章所记载的、圣保禄宗徒向罗马皇帝上诉的案件。至於非罗马公民，他们在法律面前的权利就很难有所保证了。
不过，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罗马公民都生活得很豪华，他们的生活素质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完全要看他们的运气和<敏感詞>地位。一般来说，罗马公民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名望身份地位的显贵，另一类则是贫苦得几乎被视为低贱的人。就因为有这种贫富和贵贱的差别，所以即使同是罗马公民，他们在法律面前所享的待遇也不尽相同。比方在罗马城，就有许多市民非常贫困，他们靠政府救济的麦子面粉生活，政府也让他们免费进入竞技场和剧场观赏娱乐一番。
罗马帝国不但有奴隶和自由人之分，有罗马公民和非罗马公民之分，有富贵和贫贱之分，更有男女之分。希腊罗马文明重男轻女，是个典型的男性<敏感詞>，女性一般没有甚麽<敏感詞>地位。当然，罗马帝国时代曾有所谓的女性解放的说法，当时一位专写讽刺诗文的诗人说：那些妇女为了离婚而结婚，又为了结婚而离婚。不过，这种女性的婚姻自由也只有那些少数富裕的妇女才有，她们在经济上独立，不仰赖任何人，所以把爱情与婚姻当作一杯水看待。如果是贫苦的妇女，她们要是被迫离开丈夫，就只有沦为娼妓。罗马帝国当时淫逸的风气反而对女性不利，男人纵欲作乐，却轻视他们淫乐的对象。
罗马帝国内的女性固然没有甚麽地位和尊严，但是儿童的处境更不幸。作父亲的人可以不要自己刚出生的婴儿。遇到这种情况，小孩子或是被杀，不然便是被遗弃。那些遭遗弃的婴孩被捡回来之後，常常是养来作奴隶贩卖的。至於儿童的教育，通常是很凶狠的，一般都选择一个适当的奴隶来充当小孩子的老师教员。
处在这样的帝国<敏感詞>中，除了少数富裕和特权阶级的人之外，一般人的生活并不是那麽惬意的，身为奴隶、穷人、妇女和儿童的，日子更是过得很辛苦。就在这种时代环境中，基督的福音出现了。福音的内容并不在怂恿、唆使<敏感詞>大众发动革命，只是邀请和勉励基督信徒怀着爱心，慷慨地接纳每个人，因为大家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也都是基督所救赎的。这样的讯息很能满足当时平民大众的内心需要，更能引起<敏感詞>上那群没有地位、不受重视、生活艰困的人的共鸣。
借着罗马帝国交通的发达和行政组织的效率，基督福音很快地传遍帝国全境，但也由于如此，教会的不幸延续了叁、四个世纪。原因在於基督信仰和当时在帝国境内流行的各种宗教及风俗不同，甚至背道而驰：基督福音所教导的是不要轻视生命，不要放纵情欲，不要汲汲营求财富地位，不要豪华奢侈，而这些正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尤有甚者，基督福音不接受模棱两可的信仰态度，不接受同时信奉两个宗教，不准许和别的宗教信仰的礼节仪式混，更不许把国家或<敏感詞>领袖神化。这种种要求和条件常常使一些人望之生畏，甚至令某些权贵起反感，如果皇帝的威严因此受到动摇，则灾难临头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说也奇怪，教会在罗马帝国时代虽然饱受了教难的摧残，却有无数的信徒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帝国的迫害压力不但没有发生吓阻百姓的作用，反而使更多的人对那些殉道者的大无畏精神感到景仰和敬佩，他们纷纷地走向基督的福音，走向教会的怀抱。

不被初世纪罗马帝国所了解的基督信徒

　　自从第一世纪末叶基督的福音开始在罗马帝国境内传开以後，教会信友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与别人不同，与基督的绝大部分同胞犹太人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更是大异其趣。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犹太人享有与帝国<敏感詞>行省的居民不同的权益，所以他们到处设法让别人看出他们与基督信徒有别，甚至不承认基督信徒是他们的一份子。然而，基督信徒的人数渐渐增多以後，便形成<敏感詞>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在统治者眼中就成了一个问题。
基督福音所教导的为人处世之道，所宣讲的人生观，所崇拜的对象，不但与基督信仰所出自的犹太教不同，与罗马帝国的思想风尚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背道而驰。因此，在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刚刚发迹的时期，基督信徒在宗教信仰活动上总是比较谨慎小心，不愿张扬，甚至闭门举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是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信仰生活方式反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和猜忌。换句话说，基督教义来自东方，而当时的基督信徒又不少是外来的移民，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容易叫别人了解，许多人认为基督信仰是一个教派，既然是个教派，就不是甚麽光明正大的东西。这就是罗马帝国世界为甚麽对基督信徒不太信任的理由。当时虽然有些护教作家，也就是为保护基督信仰而写作的人士发表着作，为信仰辩护，毕竟没能阻止帝国掀起的迫害教会的风浪。
迫害教会必须要有控告作根据，而那些控告大都是一些卑鄙的造谣和诽谤，另有一些则是知识份子反驳基督教义的言论。那些言论即使是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可以听见。
关於对基督信仰的造谣与诽谤，大致可以分为叁类：
第一类，指控基督信徒是无神论者：基督信徒之所以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参与敬拜罗马皇帝的传统礼俗，也不附和那些来自东方的各种宗教流派，所以被认为是没有宗教信仰者。须知在那个时代，没有宗教信仰乃是背离正道的表示。既然<敏感詞>上有这麽多背离正道的人，则<敏感詞>还能平安过日子吗？断不可能！罗马帝国所崇拜的众神既然被基督信徒所奚落，还能袖手旁观吗？决不可能，他们必定以种种天灾人祸来惩罚帝国，当时所发生的洪水、地震、瘟疫和蛮族的入侵，就是众神发怒的迹象。很多人认为基督信徒必定崇拜一个不可告人的对象，深怕别人洞悉他们的崇拜仪式，他们所敬拜的可能是一头驴子，或是一个被判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恶棍。
第二类，指控基督信徒<敏感詞>：基督信徒经常在夜间闭门聚餐，然後一起祈祷，并举行纪念基督的晚餐仪式。那些不了解和好奇的人，尤其是不怀好意、蓄意中伤的人，便诽谤基督信徒利用夜间来聚会狂欢，甚至在兄弟姊妹亲属之间从事淫乐的卑鄙勾当。
第叁类，指控基督信徒吃人肉：我们知道基督信徒遵照教会的创立人耶稣基督的吩咐，要借着举行圣餐的仪式来纪念他。耶稣基督所说的圣餐就是要吃他的肉，并喝他的血。可是耶稣所说的他的肉和他的血，是取自麦子磨成粉的面粉所烤成的面饼和葡萄所酿成的酒。在举行纪念耶稣基督的晚餐时，基督信徒相信他们所吃和所喝的，的确是隐藏在面饼和葡萄酒形下的基督的肉和血。那些觉得莫名其妙的人便指控基督信徒在夜间举行圣餐仪式的时候，把他们杀死的婴儿当作祭品，然後吃婴儿的肉，喝婴儿的血。
以上那些谣言和诽谤在罗马帝国境内流传得很广，但并不是大家都相信。虽然如此，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敏感詞>一般人都轻视基督信徒。第一世纪初年，罗马帝国派驻近东比蒂尼亚省（Bitinia）的总督兼作家普利尼奥（Plinio il Giovane,61-114 aC.）向罗马皇帝特拉亚诺（Traiano）奏书说：「基督信仰缺乏理性，是没有分寸的迷信」。第一第二世纪间拉丁文学家兼历史家斯韦托尼奥（Gaio Svetonio Tranquillo,70-140）则称「基督信仰是新的和有害的迷信」。同一个时期，罗马拉丁历史家兼总督塔奇托（Cornelio Tacito,54-120）在公元一百一十五年所出版的编年史（Annali,XV,44）中说：「基督信仰是可恶的迷信」。马可．奥雷利奥（Marco Aurelio）皇帝虽然明智，却也认为基督信徒顽固。第二世纪希腊文讽刺作家卢恰诺（Luciano di Samosata,120-192）形容基督信徒天真无知，让别人剥削、利用。
总之，所有散布流言、诬赖基督信徒的人，都不是真正了解认识基督信徒的人。正因为如此，有些知识份子开始慢慢研究调查基督信徒的思想与生活，他们阅读圣经，从中找出很多他们用世俗的标准价值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观念，并予以严厉的批判反驳。这些知识份子中最有名的两位都是生活在罗马的希腊哲学家，一位是第二世纪柏拉图哲学者切尔索（Celso），另一位是第叁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波尔菲里奥（Porfirio,234-305）。他们两人从叁方面攻击基督信徒：
第一方面，他们认为基督信徒是即可怜无知、又自以为是的人。这两位希腊哲学者发现基督信徒都来自低层<敏感詞>，所从事的都是低贱的行业，例如鞋匠、纺织工人、以及种种粗重的工作。老弱妇孺和奴隶是教会争取的对象，因为这样的人比较单纯无知，容易相信。他们又认为基督信徒破坏罗马文明的价值秩序，因为罗马文明所推崇的是既有知识学问、又富裕安适的生活，劳动是仆役的事，是没有尊严的行为，而基督信徒却宣扬为人服务牺牲，重视低贱的工作，甚至为此引以为荣。尤有甚者，基督信徒还相信妇女儿童能够比丈夫和父亲知道得更多，这对丈夫和父亲的权威和尊严无非是一种威胁。
第二方面，那两位希腊哲学家以为基督信徒不是好国民，因为他们不参加本城的祭祀活动，也不参加敬拜皇帝的礼节，对祖先的习俗也不接受，更拒绝担任行政官吏和军事职务，对<敏感詞>事务和帝国存亡毫不关心。切尔索写这些攻击基督信徒的话的时候，正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雷利奥率军在多瑙河畔对抗日耳曼蛮族的时候，难怪他说：要是每位国民都像基督信徒那样作的话，则帝国还能存在多久！
第叁方面，这两位哲学家以为基督教义相反理性，他们反对的理由直到今天仍有人支持。比方说，他们认为基督教义所坚信的'天主降生为人'的道理是荒谬、无稽之谈，因为如果天主是绝对美善的，是永恒不变的，他一定不会屈尊就卑，变成一个脆弱的婴儿；再说，为什麽降生为人的事迹要等到那麽迟才发生呢？至於耶稣这个人，他只不过是个可怜的人而已，他不像苏格拉底，有能力接受智者的死亡；他所宣讲的教义都是从埃及和希腊古代的宗教思想中抄袭而来的；他所说的肉身的复活，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骗骗人而已。
波尔菲里奥则认为旧约和新约圣经穿插着一些庸俗的神话，虚构神人同同形的故事；新约圣经中那位和平慈善的天主与旧约圣经中那位威武善战的天主彼此矛盾，四部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受难史也互相冲突；还有，基督信徒的礼节也是不道德的，他们所施行洗礼只会鼓励人养成不良的习惯，因为只要一瓢水就可以一下子把人所犯的罪过全都赦免了，那还有谁怕作奸犯科呢？尤其不道德的是基督信徒举行的弥撒圣餐，虽然这个礼节仪式只是象徵的意义而已，毕竟信徒心中觉得所吃的是人的肉，所喝的是人的血啊！此外，基督信徒彼此之间也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互相排除对方。
以上所叙述的一切，都是罗马帝国初世纪时代基督信徒所遇到的民间、学者和官方的不良反应，这些态度对基督福音的传扬产生重大的阻力，也助长了迫害基督信徒的火焰气势。面对这种不利的局势，某些基督信徒只好挺身而出，从事护教的行动。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0:57:02

基督信徒对罗马帝国诽谤者的答覆

　　第一世纪末年以後，基督的福音开始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扬开来，基督信徒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形成<敏感詞>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来，人类<敏感詞>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以及或大或小的不同力量；人多力量自然大，人杂力量自然分散；力量大，这对意见不同的那一方便构成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形成在民主开放的<敏感詞>中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封建专制的<敏感詞>中，它对统治者便构成阻碍。既然是阻碍，就必须消除，这是很合乎统治逻辑的事。
罗马帝国是封建专制的<敏感詞>，当初基督信徒人数慢慢增加之後，便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由于信徒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又与<敏感詞>的人，尤其和权贵阶级的人不同，自然而然不被看好。既然不被看好，就非及早予以消除不为快。于是种种谣言、诽谤和攻击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迎面袭来，令基督信徒招架不住。这些为难有来自民间，也有来自学者，更有来自统治阶级者。基督信徒无奈之馀，只有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他们之中有一些知识文化界人士，为了纠正<敏感詞>舆论对教会的误解，也为保护教友团体，便开始写作立论，向帝国境内各界阐述基督教义的本质和信仰生活的内容，希望化解<敏感詞>的误会。这些著作通称为'护教言论'或'护教论著'（Le apologie），顾名思义，就是在为教会的基督信仰辩护。
当时护教人士深深发觉，如果要使不赞同基督信仰的国民、知识份子、政府官员、立法人士和皇帝理解教会的信仰生活，就必须使用他们所能理解的文化思想表达方式。那时的文化思想是希腊拉丁文化，因此护教人士便设法使基督教义希腊化，同时又使希腊文化基督信仰化。从此，基督信仰正式走出孤立，得与罗马帝国<敏感詞>各层面接触对话，而初期的神学也因此逐渐形成。
昔日护教言论的作家可能很多，他们的着作也许很丰富，其中大部分流传至今的，只有他们的大名和一小部分的思想摘要而已，这些还都得力于第叁第四世纪巴勒斯坦的凯撒勒雅的主教欧塞比（Eusebio di Cesarea,265-339）所写的十大册'教会历史'，这部历史留下了许多初世纪珍贵的史料。不过最重要的护教着作倒是留了下来。
第二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儒斯定（Giustino,100-165）的希腊文教友作家在罗马开办一所教授基督信仰哲学的学校，他极力维护基督信仰，反驳教外人士和犹太人对基督信徒的迫害，结果自己也殉道了。另有一位不知其名的护教作家写了一篇很动人的言论，把基督信徒比作世界的灵魂。这个比喻很适合希腊人类学的观念，因为希腊文化认为每个人有灵魂，而基督信徒就像世界的灵魂一样，他们使世界生活，也赋给世界生活的意义。这位不知名的护教作家大约在公元二百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写了一篇名叫'致迪奥涅托'（A Diogneto）的文章，为答覆基督信徒与<敏感詞>人的不同点在哪里的问题，他说：「基督信徒在居住的地方、语言和衣着方面与别人没有不同；他们并不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也不讲别人不说的话；他们的生活和别人的无异；他们住在希腊的城市，也住在野蛮的地区，随遇而安；在衣着、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上，都入乡随俗，但就如众人有口皆碑的，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具有令人敬佩的毅力；他们住在自己的家乡，却待己如外人；他们像任何市民一样参与种种生活活动，却像外来的人一样忍受一切；他们视外地为家乡，视家乡为外地；他们既婚嫁，也生子女，但绝不丢弃婴儿；他们一起吃饭，但不同床睡觉；他们虽然有肉体，却不按照肉欲生活；他们住在地上，却是天上的国民；他们服从确定的法律，却以生活来超越法律；他们爱众人，却被众人迫害；他们没有被判罪，却被判刑，遭处死，然而，也因此获得了生命；他们贫穷，却使别人致富；他们一无所有，却一无所缺；他们遭轻视，却在轻视中得到光荣；他们虽受诅咒，却因此而为自己的公义作证；他们受侮辱，却祝福侮辱的人；他们行善，却被视为恶徒；虽然受惩罚，却甘之若饴，有如获得生命；犹太人打击他们如外人，希腊人也迫害他们，却说不出何以故。总之，基督信徒之于世界，就像灵魂之于肉体；灵魂充满肉体的各肢体，基督信徒也分布世界各城市；灵魂生活在肉体内，却不属于肉体；基督信徒也生活在世界内，却不属于世界；肉体克制饮食，则灵魂变得更清净洁白；基督信徒虽然受迫害，人数却日益增多；天主既然赐给他们如此尊高的地位，他们怎能轻易放弃！」
上面这位无名氏'致迪奥涅托'的文字确实把基督信徒的信仰精神刻画得入骨。至於有名有姓、有稽可考的护教作家中，最着名的莫过於北非迦太基（Cartagine）的戴尔都良（Quinto Sttimio Florenzio,160-220）。他原是个教外的律师，却被基督信徒的勇敢所感动而皈依基督，于是开始发挥他的雄辩才能，致力于维护教会，约在公元一九七年所写的'护教论'（L`Apologetico）这本书是古今最着名、也最有力的护教经典。戴尔都良被认为是西方教会拉丁文学作家中仅次于圣奥斯丁者。他在'护教论'中说：「我们也为皇帝、为他们的职务、为世间的国家、为所有的和平、为推延天灾人祸而祈祷。可是正因为我们特别行这样的爱德，就令某些人眼红，并侮辱我们。他们说：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麽地彼此相亲相爱！而他们自己却互相仇恨。他们又说：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麽乐意为别人而死！而他们却彼此残杀」。
无论如何，那个时代的护教学者都一致指出控告基督信徒的不当，对基督信徒的宣判和处刑也不合理。他们一一地推翻所有的指控：有人控告基督信徒密聚会，护教人士便说"我们可以叙述我们举行礼节仪式的种种内容。你们控告我们东藏西躲有如老鼠，现在我们到处可见。我们和你们有同样的工作活动，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我们只不过不上你们的庙宇，不去看剧场的把戏而已"；古罗马的人早有堕胎杀婴儿的风尚，这些行为却是基督信徒所不容许的，可是偏偏有人指控基督信徒生活不检点，行为可恶，护教人士反驳说："其实是你们喜欢声色犬马，纵欲行乐，容忍交换妇女，叙述神明之间淫逸猥亵的故事"。戴尔都良虽然言锋词利，叫罗马那些权贵受不了，却也因此不容易得到他们的同情。
罗马承受希腊文化哲学，讲究理性思考，于是认为基督信仰违反理性。护教学者便把基督教义上溯到古经旧约时代，为指出基督教义远比希腊哲学来得早，他们说：梅瑟比希腊思想家活得早，那些思想家只有研究梅瑟的份儿。有人指控基督信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祭祀帝国的种种神明，护教学者便反驳说："我们是无神论者，因为我们不相信你们那些虚假的神明"。
在初世纪时代，基督信徒认为所谓的国家是个模棱两可的东西，那些重视圣若望宗徒所写的'默示录'的人都认为罗马帝国是个混乱的世界，是个畜牲，因为它敬拜邪神，迫害教会，这个帝国将像用泥土作脚的巨人，很快就要崩塌下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否任一种观念和现象，那就是：当时的基督信徒专心等待基督很快地就要再度来临，所以不把现世的事务放在心上。虽然如此，护教学者也遵照圣保禄给罗马人的教导和圣伯多禄给小亚细亚北部地区的信友的劝勉，宣称基督信徒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忠诚。第四任教宗圣克莱孟在写给格林多城的教友的信中说：「我们虽然不认为皇帝是天主，但是我们服从他，也为他祈祷，我们是率先完粮纳税的人」。
初世纪的基督信徒对从军和当官也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从军不免要作战杀人，当官不免要判罪处刑，而杀人判死刑都与违背基督信仰的原则。当时从军并不是国民的义务，而基督信徒人数还少的时候，问题不大，可是信徒人数逐渐增多，而帝国前线又告急的时候，基督信徒不从军、不杀敌人，这就成了帝国安全的严重问题。难怪第二世纪希腊哲学家切尔索（Celso）责备基督信徒说：如果人人都像他们一样，帝国不是早就要垮台了吗？所幸，公元叁一叁年，君士坦丁皇帝下令解除教难，恢复信仰自由，基督信徒不必在敬拜帝国的偶像，教友再也没有出任公职的障碍，只不过从军的教友如果杀伤敌人，事後必须忏悔杀人流血的行为。

公元第一第二世纪基督信徒所受的迫害

　　公元最初叁个世纪，基督信徒因为信仰的对象与罗马帝国执政当局和<敏感詞>国民不同，生活观念与方式也和一般人有别，所以在帝国<敏感詞>中，他们成了特殊、甚至不受欢迎的一群，遇到帝国境内发生动乱，基督信徒便成为中伤、诽谤和嫁祸的对象。虽然当时曾有很多护教学者作家以言以文字为基督信徒的正直忠诚辩护，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能说服帝国执政人士和<敏感詞>大众改变他们对基督信徒的态度。这便是教难发生的原始原因。
公元最初叁个世纪中，基督信徒并不是继续不断地遭迫害，而且遭迫害的方式、地点和围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内罗内（Nerone）皇帝迫害基督信徒的行动只限於罗马城，而戴克里先（Diocleziano）皇帝时代则把迫害行动扩大到整个帝国。在那叁个世纪中，基督信徒并不是一直躲藏在地下墓穴（catacombe）举行他们的宗教礼仪活动，他们只有到了第叁世纪初年才向政府购买了那些地下墓穴。而地下墓穴因为是政府租给人民的地方，所以不能成为基督信徒躲藏的场所。後人所谓的'地窟中的教会'，一般是要说明初世纪的教会生活在不安全的状况中，当时的教友随时担心有被捉将官里的可能。不过，那时的教会也享受过一些相当长的平安时期。
每遇教难，必导致教友致命的现象。致命者的形象让我们想到他们是死于百般折磨的酷刑之中。但是致命者（martyr）这个来自希腊文的名词的原义是作证者、见证者的意思，这也就是说，致命者为了他的信仰而作证到底，至死不渝。对一位基督信徒来说，他坚决宣认他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天主，除了基督，他不崇拜任何神明，也不认为有<敏感詞>的神存在，基督是他信从的最终目标，世上人间任何帝王元首和权威都不能超越基督。一位基督信徒为他的这种信念坚持到底，甚至为此而捐躯，这便是致命，也就是所谓的殉道。
其实，致命是不得已的事，若非必要，基督信徒并不狂热地追求抛头颅热血，但若是必要，他们决不畏缩，就像基督一样，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会像基督一样地复活起来。
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罗马皇帝并没有在帝国全境不断地迫害基督信徒，帝国的法律对基督信徒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当时的迫害行动和事件一般只限於地方性，而且时间也不长。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比较着名的例子：
曾经当过罗马帝国总督的着名历史家塔奇托（Cornelio Tacito,54-120），在公元一百一十五年所出版的编年史（Annali,XV,44）中提到内罗内（Nerone）皇帝迫害基督信徒的事件。这位带有神经质、沉溺于文艺、又好大喜功的皇帝把公元六十四年罗马平民区大火的罪过加在基督信徒身上，塔奇托对基督信徒并没有好感，但他不相信是基督信徒纵火焚烧罗马城。塔奇托在他的编年史中这样写说：
「没有任何人为的方式，即使再多的财富、再隆重的祭祀典礼，也无法消除罗马的大火是受命执行的传言。为了解脱这个责任，内罗内皇帝便嫁祸于那些讨人厌的所谓的基督信徒。基督信徒这个名字来自基督，这位基督在蒂贝里奥皇帝执政时，被般雀．比拉多总督交处死刑。那个可恶的迷信方才诞生不久，就被压制下去，後来又死灰复燃，不仅在那个邪恶的诞生地犹太，也在罗马这个全世界所有令人不齿的事汇集的地方找到许多信徒。于是，凡宣认这个信仰的人就受到打击，在他们坦诚供认之後，又有很多人被控告，他们的罪名不再是放火烧焚罗马城，而是仇恨人类。把他们杀死已不再令人满足，还要叫他们披上禽兽的皮，好让狗来撕碎他们的肉，再不然，就把他们绑在涂上可燃烧的物质的柱子上或十字架上，晚间的时候就把他们点上火，当作照亮皇帝花园的火炬，并开始在剧场内玩耍作乐。内罗内皇帝就是这样自娱娱人，他有时候伪装马车夫混在人群中，有时候驾着自己的马车参加兢赛。即使那些人有罪，应该惩罚，但也令人不忍卒睹，因为大家都知道群众对这种闹剧并没有兴趣，那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残酷而已，他愿意把他们铲除殆尽」。
塔奇托这段历史记载指出内罗内是第一个迫害基督信徒的皇帝，而且把迫害当作娱乐来欣赏。相传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就是在这位皇帝的迫害中致命的。
第二世纪初年，罗马帝国派驻近东比蒂尼亚（Bitinia）省的总督普利尼奥（Plinio il Giovane）向罗马皇帝特拉亚诺（Traiano）奏书，说明他管理的地区迫害和处死基督信徒的情形。这位总督是有点尊敬基督信徒的，他在对他们所进行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甚麽严重的事。但是对那些被带到他面前的基督信徒，他该怎麽办呢？难道只因为他们是基督信徒，就把他们都判刑吗？或者要等到发现他们的罪状，才定罪呢？普利尼奥于是奏书，请示特拉亚诺皇帝，但皇帝的答覆很令他困惑不解，皇帝说：「不能制定一种固定的一般规则。没有必要搜查基督信徒，也不能接受隐名的控告，不过那些坚持声称自己是基督信徒的人，就必须予以判刑」。
普利尼奥在公元一百一十一年到一百一十二年之间向特拉亚诺皇帝奏书说：
「我从未参加过审判基督信徒的预审，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一般来说甚麽事应该惩罚，也不知道是谁在进行审问，更不知道应该调查、审问到甚麽程度。究竟是不是只要声称基督信徒的人，即使没有罪，也必须予以惩罚，或者应该把信徒的信仰名称和罪行分开来看？目前，我暂时的作法是：凡是被送到我这里的基督信徒，我便重复两叁次问他们是不是基督信徒，并用死刑威胁他们，要是他们坚持自己是基督信徒，我就把他们处死。其实，不管他们信仰的是甚麽，单凭他们的顽固，就应该受处罚。另有一些也被同样的疯狂所迷惑的人，因为他们是罗马公民，我就把他们遣送到罗马。至於那些否任自己是基督信徒、或者承认自己曾经是、如今已不是的人，只要他们跟着我呼求众神，在你的像前献香祭酒，并诅咒耶稣，据说这对基督信徒是不可能的事，我就把他们放走。……事实上，基督信徒承认他们的过错只在于经常固定在某一天，在天亮之前聚会，轮番唱歌，把基督当作神来赞美，同时发誓不偷盗、不作奸犯科、不食言、不拒绝穷人借钱。然後，他们就分散了，但不久又重新集合吃一个很简单的食物，如此而已。可是这一切在你发布禁止集会结社的命令之後，就不存在了。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倒是追查那两个称为女执事的奴隶，让真理水落石出，即使要刑求也无所谓。我自己所看到的，除了缺乏理性和过度的迷信之外，别的甚麽也没有。……除了各城市外，乡村各地也都散布着这个迷信」。
从上面所介绍的罗马帝国比蒂尼亚省的总督普利尼奥向皇帝特拉亚诺所奏的书，我们可以了解一点当时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处境和遭遇。
公元第二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罗马帝国由马可．奥雷利奥皇帝当政。在这位有哲学家美誉的皇帝治下，护教学者儒斯定在罗马被处死致命；帝国东部近东地区士麦那（Smyrna;Izmir）教区的主教波利卡波（Policarpo）也被处死，他是圣若望宗徒的弟子，也是未来法国里昂的主教依勒内（Ireneo）的要理传教员。公元一七七年里昂不知为什麽发生百姓<敏感詞>，结果有五十多位基督信徒被处以酷刑，其中包括年届九旬的主教波蒂诺（Potino），执事桑托（Santo），以及一位脆弱的女奴隶布朗蒂纳（Blandina）。当时里昂的教友写了一封信给小亚细亚的教内兄弟姊妹，叙述了这件教难的经过。这封由第叁第四世纪巴勒斯坦的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伯保存在他所写的十大册'教会历史'中的信，成了法国高卢地区基督信仰存在的最早证据。
以上所举出的是第一、第二世纪教会遭受迫害的几个比较着名和重要的案例。我们很难找出早期基督信徒遭受迫害的法律依据。不过我们知道在古罗马帝国时代是有合法与非法的宗教之分的，犹太教属于合法的宗教，基督所创立的教会乃是从犹太教脱离出来的，因此被列在非法的那一类。不过，话得说回来，罗马人对各种宗教其实是相当宽大为怀的，直到第叁世纪为止，并非帝国境内所有的人都必须崇拜皇帝。内罗内皇帝大概没有制定反对教会和基督信徒的法律，可是他对基督信徒的态度却开了压迫的先例。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就是：基督信徒受到当时有关<敏感詞>秩序的法律的打击。那时各地的行政长官按照自己的好恶解释法律的内容与执行方式，每当发生反对基督信徒的<敏感詞>，政府当局便把动乱的责任加在基督信徒身上。须知罗马帝国的法律是相当严厉的，既然<敏感詞>舆论轻视基督信徒，则嫁祸基督信徒并予以判刑是能够减轻<敏感詞>的紧张局势的，而且也可以提供兢技斗兽场娱乐所需的对象。

罗马帝国第叁世纪与最後对基督信徒的迫害

　　罗马帝国和耶稣基督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时代诞生的，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罗马帝国从城邦草创到雄霸天下後，开始顺应人类历史的必然规律，呈抛物线状态地走下坡，边疆地区、尤其是北部多瑙河流域一带，有蛮族入侵的威胁，帝国境内更有内乱，通货膨涨，人口减少，内忧外患交加，帝国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维系帝国于不倾，皇帝们首先必须铲除那些导致帝国分裂的因素，进而拉拢帝国人民团结一致。为达到这个目的，有个一举两得的办法，那就是倡导帝王崇拜。问题就出在这里：第叁世纪初期，帝国境内基督信徒的人数可能已经到达叁分之一之众，他们固然忠于帝国和人民，但是要他们崇拜帝王偶像是办不到的事。既然如此，基督信徒即使再忠贞爱国，也很难得到执政阶层的信任。于是罗马皇帝多次在帝国境内颁布打击基督信徒的法令。
公元二百零二年，罗马皇帝塞蒂米奥．塞韦罗（Lucio Settimio Severo,146-211）为了抑制非帝国宗教的发展，于是颁布法令，禁止犹太教和基督信仰在帝国境内传扬，违抗者处以重罚。这一声令下，望教听道理都成了非法的事，而教友也成了军警搜捕迫害的对象。教会初期最着名的殉道者，如北非迦太基的女仆菲利琪大（Felicita）和她的女主人佩尔佩都亚（Perpetua），都是塞蒂米奥．塞韦罗皇帝禁令下的致命者。
公元二百叁十五年，皇帝马西米诺（Gaio Giulio Vero Massimino,170-238）为了削弱教会的力量，下令处死神职人员。公元二百四十九年，另一位皇帝德乔（Decio,200-251）受到帝国边境蛮族的威胁，极需要确保一旦敌人入侵，帝国境内人民都能团结一致，抵抗外侮，于是规定国民都要向帝国所敬拜的神祭献，并向有关当局领取祭献的证明文件。这项法令是罗马帝国全面迫害基督信徒的导火线和开端，有许多信徒因此殉道致命，可是也有不少信徒愿意祭献帝国的神明，因为皇帝的那道命令是在教会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安宁的日子後突然来到的，有一部分的信徒平安惯了，不愿看到自己的信仰生活遇到甚麽风浪。第叁世纪中叶北非迦太基的主教西彼廉（Cipriano,200-258）写说：这些背弃基督信仰的现象深深困扰着北非地区教会团体的生活。
德乔皇帝迫害教会的浪潮过後，教会又恢复平静，可是却因此而发生内部分裂的现象，因为面对那些在教难时期背离教会，而教难过後，又要回到教会的人，当时的教内人士有着不同的意见。
德乔只当了两年皇帝便去世，叁个月後，瓦莱里亚诺（Publio Licinio Valeriano,195-260）被军队拥为皇帝。新皇帝希望团结帝国人民，共同对付波斯人，可是在他眼里，帝国境内的基督信徒好像是个陌生的团体一样，令他放不下心。公元二百五十七年，瓦莱里亚诺皇帝下令反对教会神职人员，禁止教会的敬礼活动，不准教友在坟墓地区聚会。次年，二百五十八年，这位皇帝再次下令：凡是拒绝向罗马帝国诸神明祭祀的人，一概处死。迦太基的西彼廉主教、罗马的西斯都二世教宗、以及他的一位执事老楞佐，都在这位皇帝的谕令下殉道的。
瓦莱里亚诺皇帝在公元二五八年第二次下令，要求全国人民祭神并迫害教会之後，便率大军与波斯王萨浦尔一世转战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地，大败，全军投降，被俘，二六零年波斯人把他剥皮，作为战利品示众，死于监狱中。当时基督信徒相信瓦莱里亚诺皇帝的惨死无异是天主的惩罚。隔年，瓦莱里亚诺皇帝的儿子加列诺皇帝颁布谕令，容许宗教自由。从此，教会享受了大约四十年的太平，除了几个地方偶尔发生反对基督信徒的事件外，一般都相安无事。就在这段平安日子，教友的人数大增，尤其是在小亚细亚，许多地方诞生了新的教会团体。
公元二八五年，戴克里先皇帝即位，开始整顿帝国行政，把帝国分为四部分，东西罗马各有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位皇帝，整个帝国成了四头<敏感詞>，全国八十六行省分归于十二个行政区。皇帝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建造巨大的建物，开始向人民科重税，并执行高压政策，让百姓屈服。罗马帝国俨然成了专制独裁和警察国家，执法严峻，对皇帝的崇拜也达到巅峰状态，皇帝头戴皇冠，手那权杖，宫廷内部的人必须行朝拜皇帝的仪式。这一来，帝国皇帝成了<敏感詞>和宗教的领袖，凡是对帝国过去所制定的法律事务质疑的人，都是罪犯，对国家宗教事务表示不同意见的人都受到迫害。公元二九七年，摩尼教徒开始遭殃，後来，基督信徒也无法幸免。
由于帝国享受了四十年的宗教自由，所以教友的人数大增，圣堂也林立，所以帝国军队中不乏基督信徒。戴克里先皇帝当政时，要求人民敬拜皇帝，军人更不能免俗，可是有些基督信徒军人拒绝违反教规，不向皇帝行祭礼，结果招致皇帝的反感。东罗马皇帝之一加莱里奥（Galerio,250-311）认为教会使帝国旧有的传统陷入危险，于是从公元叁零叁年二月到叁零四年二月整整一年间连续发布迫害教会的命令，而且每下愈况，宗教书籍被烧毁，圣堂被拆毁，容忍基督信徒的法律收回成命，全国人民必须向帝国皇帝和神明祭祀，违抗者被送往矿坑劳动，或被处死。
迫害宗教的命令颁布後，并不是帝国境内各地都一致彻底执行，比方说在高卢地区，西罗马帝国皇帝之一君士坦佐．克洛罗（Costanzo Cloro,250-306）只是拆掉几座圣堂，敷衍一番就算了。但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迫害的行动非常暴虐，不过时期不算太长，从公元叁零叁年到叁零五年而已。可是在东罗马加莱里奥皇帝统治的地区，因为迫害令是他下的，所以迫害教会的行动又残忍，时间又长，为时几乎十年，直到叁一叁年才结束。这位皇帝不但正面压迫，还传播一些相反基督信仰的假圣经，以扰乱视听。面对基督信徒的困境，当时的犹太教徒表现出一幅幸灾乐祸的冷酷态度。
公元叁零六年，戴克里先皇帝的帝国四头<敏感詞>开始崩溃，帝国皇帝从四位变为七位，而且彼此攻伐，酿成内战。统治高卢和不列颠地区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佐和信仰基督的皇后赫勒纳所生的儿子君士坦丁在那一年即位後，挥军东征，把西罗马帝国每位皇帝一一击倒。公元叁一二年，君士坦丁率大军决战马森齐奥（Marco Aurelio Valerio Massenzio,275-312）皇帝部属于罗马都城泰伯河米尔维奥桥（ponte Milvio）上，大获全胜，定下江山，结束多年的内战。
当时曾有基督信徒作家和历史家记载说：君士坦丁皇帝之所以大胜，因为他在决战之前，曾看到天空出现一支大放光明的十字架，并有一行字写说：'凭这个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皇帝看了这个奇异的标记之後，便皈依基督，并叫人把所见到的标记画在他的军旗上，四面八方威风凛凛地上阵，结果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经过多年的迫害，西罗马帝国的教难终於结束。东罗马皇帝加莱里奥在公元叁一一年患了可怕的重病，临死的时候颁布谕令，解除对基督信徒的迫害，但是他的继任人没有遵行。公元叁一叁年，君士坦丁皇帝和另一位罗马皇帝利奇尼奥（Valerio Liciniano Licinio,250-325）在意大利西北部米兰会面，瓜分帝国为东西两大部分，君士坦丁作西罗马皇帝，利奇尼奥作东罗马皇帝，两人同时对宗教政策达成协议，为了<敏感詞>公益和安全的问题联合写了一封谕令给东罗马帝国比蒂尼亚省的总督，宣布给帝国境内所有的宗教信徒完全的自由，基督信徒被充公的圣堂应该系数归还。东西罗马两位皇帝在米兰联合写的谕令，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米兰诏书'。
'米兰诏书'颁布後，罗马帝国的教难从此结束，帝国境内各宗教都享受平等的地位，不过天主教会很快地便脱颖而出。一个'君士坦丁皇帝的教会'和一个'信仰基督的帝国'从此出现在第四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上。

初世纪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

　　基督信仰存在至今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古今以来，作个基督信徒在内容上并没有甚麽改变，它要求人接纳基督的福音，并让福音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听到福音的宣讲，也可以在任何地方领受洗礼，然而，作个基督信徒并非孤立存在的事件或现象，他属于一个特定的团体，属于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我们所谓的'天主的子民'，这个子民团体就是'教会'。
今天我们看到的教会有层次分明的职责，有各种严谨的组织，有固定和一丝不苟的礼节仪式，但这是因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为规矩。当初耶稣宣讲福音、创立教会的时候，并没有像今天成立一个社团一样，必须拟定一条一条的细节章程，就连宗徒们在五旬节圣神降临当天教会正式诞生後，也没有制定教会章程。不过，天下任何一个团体如果愿意生存，而且长久存在下去，非得一步一步、慢慢地按照它所生存的环境需要，进行必要的组织不可。别的不说，光是信友的聚会就需要场所，而传递信仰也需要培育传递的人和准备後人的心灵来接纳基督透过教会广施的恩宠。再说，基督信徒聚会、举行信仰崇拜礼仪，也需要有一定的规矩程序，否则如何成个体统？于是礼仪规矩也逐渐产生。
话说教会成立初年，基督信徒的聚会都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为能容纳很多人，就必须找一个相当宽敞的房子才行。在中东和近东一带，信友们大都利用楼房的顶楼作聚会的场所，因为顶楼比较安静，也比较安全，'宗徒大事录'第二十章第八节记载圣保禄在特洛阿城向民众讲道和掰饼的地方就在一座楼房的楼上。在西方，尤其在罗马，信友一般都在富有教友家庭宽敞的餐厅聚会，举行崇拜仪式，房宅的浴室或世外的游泳浴池就作为洗礼的场所，天气好的时候，也在户外庭院花园间、或在宽阔的公共花园、甚至在公共的坟场墓地举行宗教活动。
第二世纪初年，开始有些教友捐赠自己的房宅作为教会团体聚会和举行礼仪专用的场所。到了第叁世纪中叶，才有开始建造圣堂的事。至今有稽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圣堂建于公元二百五十年左右，位於中东叙利亚幼发拉底河畔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城。到了第叁世纪末年第四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统治罗马帝国时代，帝国境内已有许多教堂，可是这位皇帝迫害教会的时候，把许多圣堂都摧毁了。
初世纪时代，一个希望成为基督信徒的人都必须经过一番的准备，当时有所谓的'基督信仰的开端'（Iniziazione cristiana）这麽一说。那是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包括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领洗、坚振和领圣体这叁件圣事的准备时期。在旧约时代，犹太教有施行浸水礼的作法，耶稣的门徒沿用犹太教的习俗，把洗礼当作开始接受基督信仰的礼节仪式。在犹太教传统中，洗礼具有皈依和净化的价值意义，在基督宗教中，除了皈依和净化之外，洗礼更具有使人因着圣神而重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意义和价值是独一和唯一的，也就是人的一生中仅此一次，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它使人参与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就如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迦拉达人和哥罗森人的信中所说的一样。所以，一位希望成为基督信徒的人，必须忏悔自己的罪过，身体力行天主的诫命，接纳基督的福音，并宣认自己对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
在过去交通不方便、教会的行政指挥系统不像今天这麽集中和有效的时代，准备作一个基督信徒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间所举行的礼节仪式不尽相同。第叁世纪罗马致命圣人伊波利托（Ippolito）曾写了一本名叫'宗徒传承'（Tradizione apostolica）的书，书中的记载使後世的人清楚看到那个时代的望教者入教之前应作的准备。一般而论，准备期长达叁年，在领洗之前，望教者必须由别的基督信徒介绍给教会当局，介绍的目的在保证接受圣洗的人的认真和诚意。介绍的人就是我们称呼的'代父'或'代母'。在领洗的时候，望教者必须宣誓放弃与敬拜邪神有关的种种行径和不合乎基督信仰伦理道德的生活。
领洗之前，望教者必须接受基督教义和基督信仰伦理道德思想的教育，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要理讲授。讲授要理的目的在使那些听过宣讲福音并对福音产生共鸣的人进一步认识信仰的内容。圣伊波利托告诉我们，讲授要理的人可以是神职人员，也可以是在俗教友，但他们都是博学的人。每次要理讲授结束，在场的人都一起祈祷，并由讲授的人行覆手礼。望教准备期结束後，愿意领受圣洗的人的生活行为还得受到一番审核，合格後才可以领洗进教。
领洗的礼节仪式一般都在星期六举行，在这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望教者和当地部分教友团体要一起守斋祈祷。隔天星期六，所有相关的人作望教准备期最後一次聚会，会中，主教给望教者覆手，为他驱魔，在他脸上吹气，在他头额上、鼻子上和双耳画十字架。接着，望教者整夜祈祷，聆听读经，接受与奉教有关的种种指示。在守夜祈祷结束之前，也就是巴斯卦守夜行将结束之际，便举行真正的洗礼。当领洗的人从水中起来，穿上乾净的衣服後，主教再次为领洗的人行最後一次覆手礼，傅最後一次圣油，这便是坚振圣事。于是，领洗的人就开始参与弥撒圣祭，也领圣体。从此，结束了所谓的'基督信仰的开端'的时期。
在古代，领洗进教的新教友在领洗後那几天，通常有穿白色衣裳的习惯。在某些地方教会，新教友还头带用绿色树叶编制成的花冠，并喝奶吃蜂蜜，表示他方才进入天主预许的福地，也就是教会。
昔日，接受圣洗是成年人的事，儿童，不论甚麽年纪，都可以随着父母受洗；如果双亲已经是基督信徒，则随时可以领洗。不过有很多人不赞成给儿童傅洗，因为他们认为儿童不懂信仰是甚麽。第二第叁世纪最着名的护教作家，北非迦太基（Cartagine）的戴尔都良（Tertulliano,160-220）就写说：「基督信徒并非生下来就是，而是必须变成的」（Non si nasce cristiani, lo si diventa）。

初世纪基督信徒信仰生活的主要部分

　　初世纪时代，一个非基督信徒要加入教会团体，必须经过一番准备期，他们要聆听教会要理，要遵守天主的诫命，要弃绝敬拜非天主的各种神明，要诚心诚意按照教会的训导生活，作个品性端正的人，他们希望成为基督信徒的善意和行为表现必须有人可以担保。这样的准备期一般需要叁年之久，如果一切合乎教会的要求，则可以在一周的星期五那天守斋，星期六晚上接受主教的覆手、驱魔、吹气，并在头额、鼻子和双耳上画十字架，然後举行守夜祈祷，聆听天主的圣训和教会的规矩。最後，在守夜礼结束之前，接受洗礼、坚振两件圣事，并参与弥撒圣祭，也领圣体，从此加入教会，成为真正的基督信徒。叁年准备期的这一切步骤当时称之为'基督信仰的开端'。
就如'基督信仰的开端'这几个字所说的，上面提到的种种过程步骤也只不过是个信仰生活的开端而已，是个入门，以後要走的路实在需要恒心和毅力才能坚持到底，可以说是来日方长呢！
基督信仰生活的中心是举行耶稣基督复活的庆典，这个庆典通常是在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主日星期天举行，因为星期六是一周的最後一天。耶稣的复活意味着他更新了天主的造化，这个造化是天主用七天创造宇宙中第一天的工程。可是星期主日也是天主开始创造行动後的第八天，是完成造化後一周的复始，是耶稣基督更新宇宙後再度回来的宣报。
基督信徒虽然在每个星期日当天举行基督复活的庆典，但是一年中举行这个庆典最隆重的日子莫过於巴斯卦节那一天。据说教会初期只有东方的教会团体才另外举行巴斯卦庆典，西方的教会团体只举行一般星期日的复活庆典而已。无论如何，到了第二世纪末年，东西方的教会都已经隆重庆祝巴斯卦节，只不过日期有点差别而已，比方在罗马帝国东方的几个省份，那里的基督信徒仍然保存着犹太人旧约的习惯，在他们的巴斯卦节那天举行基督复活庆典。至於<敏感詞>地方，则选定在犹太巴斯卦节之後的那个星期天举行。第二世纪末年，教会内部曾为了在哪一天庆祝巴斯卦节而引起争议，最後还是由高卢地区里昂的主教依勒内出面平息争论，并采纳大多数的意见，在犹太巴斯卦节过後的那个星期天举行庆典。
基督信徒在星期日、特别是在巴斯卦节那天、举行耶稣复活庆典的中心礼节仪式，就是重新举行耶稣基督的最後晚餐，这个晚餐基督信徒称之为'感恩祭典'（l`Eucaristia）。这个祭典使参与的信友进入一种与基督密切共融的关系境界，那就是与基督一同死亡，并和他一起复活。
关于纪念耶稣最後晚餐的感恩祭典的礼仪内容，新约圣经中记述得并不多，'宗徒大事录'第二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七章以及圣保禄致'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和十一章（宗.二,42;二十.7-11;二十七，35；格前.十,16；十一,17－33）里面都只提到'掰饼'的事，掰饼就是耶稣最後晚餐中最重要的动作。倒是公元第二世纪初年罗马帝国驻小亚细亚北部比蒂尼亚省的总督普利尼奥（Plinio），在调查当地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以便奏书皇帝如何处理基督信徒的问题时，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信徒举行感恩祭典的经过情形。教会初期着名的'十二宗徒训导'（Didache）曾要求参加感恩祭典的教友在参与祭典之前必须先坦承自己的罪过。公元第二世纪上半叶罗马着名的护教作家圣儒斯定（St. Giustino）在他所写的第一本护教书籍中，很详细地描写了当时教友团体举行感恩祭典的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天主教罗马礼节至今仍在沿用的弥撒圣祭礼仪。
在昔日的感恩祭典中，讲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在今天的弥撒圣祭中也是一样。弥撒中讲道的目的是要使教友、特别是那些方才加入教会团体的人，对教会的要理有进一步的认识，也使他们在旧约圣经和耶稣基督之间建立连贯的关系，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激励教友遵守天主的诫命，善度基督信徒的生活。
我们说举行感恩祭典就是重行耶稣基督最後的晚餐，既然是晚餐，就得有吃饭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掰饼分给在场参礼的人吃。主持感恩祭典的人，通常是一位主教，他把面包祝圣了之後，一面掰开分给参礼的人吃，一面说"基督耶稣天上的食粮"，而领受的人则回答"阿们"，并摊开双手掌心领受。
方才提到'十二宗徒训导'要求基督信徒在参与感恩祭典之前先承认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的过错是教会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要素，错是向天主承认的，向天主认错的人会得到天主的宽恕，重新成为天主的儿女。在新约时代中，人第一次得到天主的宽恕是在领洗的时候。不过耶稣又把天主宽恕人的罪过的权力交给他的十二位宗徒，并由宗徒们传交给他们的继任人主教和主教的助手神父们。
'十二宗徒训导'要求信友在祈祷和参与感恩祭之前先承认的罪过都属于日常生活中缺失，是不严重的过错，因为按照初期教会的看法，一位领了洗的教友是不应该再犯重大的罪过的，如果犯重大罪过，他是要被排拒在教会团体之外的。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第五章便要求教友和淫荡的、贪婪的、勒索人的、拜偶像的、酗酒的、辱骂人的教内弟兄断绝来往。这就表示犯那些罪过的人得不到教会的宽恕赦免。
但到了第二世纪，教会似乎已经默认重大的罪过如背教、杀人和奸淫者，也可以得到宽恕，与天主修好，但这种宽恕只有一次，下不为例。这样的宽恕多少是要发挥圣洗圣事的功能，使人因忏悔而重生。公元二百五十年罗马皇帝德乔（Decio）有系统地迫害教会後，导致了不少教友叛教。这件事给日後的教会带来了不少困境，因为教难过後，那些叛教的人又想回到教会怀抱，可是教会内部有两派持不同的意见，有人以为可以接受，另有人期期以为不可。这样的两派主张在罗马和北非的迦太基冲突得最厉害，甚至造成了小小的分裂。从这里可以看到公元最初叁个世纪中，教会有关忏悔、认错和作补赎的概念还没有很清楚。
举行感恩祭典和忏悔求宽恕，这是基督信徒信仰生活的重要关键。但除了这两件圣事外，信仰生活中还包括祈祷和别的礼仪。初期教会有许多作家建议每天定时祈祷，比方上午一大早，教友要面向东方祈祷，因为光从东方来；然後在上午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叁点、以及旁晚点灯时祈祷。根据昔日的习惯，基督信徒祈祷的姿势一般都站着，祈祷的时候高举双手，打开手心，他们决不双手交叉合掌。
基督信徒一生中，从生到死，常在祈祷，遇到生命中重要的事件或时刻，更是祈祷。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有特别的祈祷礼节，比方在初世纪的时候，似乎没有教会的婚配仪式。第二世纪末年埃及亚历山大一位不知名的护教作家写了一篇名叫'致迪奥涅托'（A Diogneto）的极有名文章，文中说「基督信徒和<敏感詞>的人一样地结婚」，所不同的是基督信徒赋给婚姻新的意义，婚姻传统习俗中如有不合乎基督信仰的，他们就予以修改或摒弃。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第五章提供给夫妻两人的婚姻神修观，让我们看出基督信徒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对当时的教友实在是个新颖的观念。对教友夫妻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度相同的信仰生活。渐渐地，很快便有了为基督信徒新郎新娘祈祷的经文，但那些经文并不构成婚配的礼节仪式。第叁世纪最着名的护教学者，迦太基的戴尔都良（Tertulliano）曾写信告诉他的妻子，要她在自己去世後不要再嫁人，可是如果那个人是基督信徒，那就无所谓。有人以为戴尔都良的信暗示着当时基督信徒婚姻的礼节仪式，但今天的人认为戴尔都良只是发挥圣保禄宗徒的婚姻观，强调信仰改变了基督信徒的婚姻的本质。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态，初世纪时代，教会团体中遇有患病的人，负责教会的人士就被邀请去看访病人，给他傅圣油，油可以当医药来用，傅油的意思大概是给病人带来康复的希望。
初世纪的人和今天的人一样，对去世的人都怀着敬意，基督信徒更是如此。然而，那些致命殉道的人更受到特别的尊敬。逢致命周年纪念日，教友便在他们的坟墓上举行特别的纪念活动，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致命者重生的日子。早先，基督信徒和一般的人埋葬在同一个地方，第叁世纪以後，基督信徒便购买一块土地，作为他们自己的公墓。在罗马，基督信徒的公墓便是有名的地窟。从这些教友的公墓无意中竟产生基督信仰的艺术，因为教友们常在坟墓四周画一些有关圣经与福音中所描写的事迹，例如画一支船的锚，或一条鱼，而鱼的希腊文正是'耶稣基督、天主子、救主'（Jesous Christos theou Uios-Soter）这几个希腊字的第一个字母的拼写（ichtus）。于是，在教难时期，船锚或鱼便成了代表基督信徒的暗号。

初世纪教会职务的形成与演变

天主教素以组织严谨、层次分明、但在信仰生活上又形同一个大家庭见称。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教会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并不是两千年前耶稣创立教会的时候便如此的，而是经过很多世纪的形成与演变，才固定为今天这样的体制，就连本世纪六十年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後，教会内部的职务也有所改变。
初世纪教会体制结构的演进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各项职务的名称也不一致，经常遇到一个职务的名称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义。这也难怪，因为耶稣在创立他的教会的时候，并没有给教会定下这些细则，以当时的眼光和耶稣的物质条件看，他选了十二个宗徒和七十二个门徒，由伯多禄带领来宣讲他的福音，那已经是个很庞大人事组织了。再说，传播福音、拯救人类才是耶稣基督降生唯一的目的，教会内部的人事职务安排，除了最高的负责人伯多禄由耶稣亲自指定任命外，<敏感詞>的耶稣一概让人自己去因时、因地置宜，只要一切听从伯多禄和他的继任人的权威与领导，每个时代和每个地方都可以有应变需要的途径与方式。
话说初期教会团体，当时有个双重的组织：一个是十二位宗徒团体，这个团体是耶稣在世时亲自选定组成的，而且在十二位宗徒之一茹达斯背叛耶稣，自缢身死，以及耶稣死而复活之後，又由宗徒们自行补选了一位，以充足原来的人数。这个宗徒团体负责领导巴勒斯坦地区讲阿辣美语，也就是希伯来语的基督信徒团体。另一个是七人执事团体，这个团体是由十二宗徒召集教友团体，从中选出来（宗.六,1-6），它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和照顾在希腊地区生活成长、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教友团体。
当七人执事团体中的重要一员斯德望在耶路撒冷首先致命之後，迫害教会的行动随之展开，于是，除了宗徒们之外，那些希腊化的犹太人都逃离耶路撒冷。有谁会料到逃避教难的他们竟成了对外宣讲福音的传教士。到此，方才诞生不久的教会大致分为两种团体，一种是宗徒们设立的本地教会团体，这些团体都是由从犹太教皈依基督的犹太人组成的。另一种是希腊化犹太人在逃难之日在各地所建立的传教的教会团体。
既然是团体，就需要有组织，于是每个团体按照它们本地固有的习惯方式来组织：那些由宗徒们建立的犹太人地方教会，按照犹太教的作法设立长老团来管理教会，雅各伯宗徒是耶路撒冷教会长老团的团长；那些以安提约基雅为中心的传教的教会则有双重的组织：一重是流动的传教士，他们都拥有特别的神恩，是专心致力于使徒工作的人，他们脚不停蹄、不断地到各地宣讲福音，视察他们所建立的各地教会的生活与成长状况，保禄和巴尔纳伯便是这类传教士中的代表。当然，保禄并不是出身被迫害的教友，相反的，他原是迫害教会的人，不过後来皈依了基督，成了教会空前伟大的传教士，也受到迫害。这些流动的传教士包括使徒，就如方才提到的保禄和巴尔纳伯，他们是传播福音工作的负责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担任先知职务的人，他们在教友团体中讲解天主的圣训；又有担任教师的人，他们有点类似犹太教的经师学士一样，熟悉圣经，讲授圣经。传教的教会的另一重组织则是使徒在各地为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所选派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就是保禄宗徒在他的书信中所称呼的'监督'，也就是後来所谓的主教，以及执事。这些担任主教和执事的人，就如圣保禄在'弟茂德前书'第叁章中所强调的，必须是家庭良好的父亲，他们的职务是讲道、傅洗、主持感恩祭典。凡领受这些职务的人，都要经过祝圣，祝圣之前，那里的教会团体要先祈祷守斋，然後给要领受职务的人行覆手的礼仪，就如'宗徒大事录'第六章第六节、第十叁章第叁节、以及弟茂德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所记载的。
到了第一世纪末年和第二世纪初，教会内部这些职务的名称和性质多少有了些改变，就如当时罗马的主教克莱孟和'十二宗徒训导'所说的：教会团体中有长老监督（vescovi presbiteri）和执事监督（vescovi diaconi）。後来慢慢地，长老监督们从他们的团体中选出一位主席，这位主席保持监督（vescovo）的头衔，而且脱离长老团体的结构。这样的主席就是日後所称呼的'主教'。至於担任比较次要职务的执事，则完全听从主教的吩咐。到此，教会中已多少确立了叁层职务，就是监督、长老、执事，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主教、神父和执事。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大约在公元一一零年在罗马致命之前，从罗马写信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团体说：「你们必须尊重执事如耶稣基督，尊重主教如天父的肖像，尊重神父如天主的长老团和宗徒团。没有他们，就没有教会」。从那时候起，由于主教的身份与神父的截然不同，于是有人称主教如同君王。
初世纪的欧洲和地中海沿岸既然几乎都信奉基督，所以流动的传教士逐渐地消失，那些周游各地传教宣道、号称使徒、也就是宗徒的继承人的人，慢慢地定居下来，于是他们的身份与地方教会的主教便起了混。最後，他们都以宗徒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众人眼前。
那时的教会，除了主教、神父和执事外，还有<敏感詞>更次要的职务，例如副执事（suddiacono）、辅祭员（accoliti）、驱魔者（esorcisti）、读经员（lettori）、以及圣堂守门者（ostiari）。从守门者到神父这七等职务，就是梵二大公会议之前教会所称的七个神品。
在最初，只有身为主教的人才主持感恩祭，讲道理，给望教者傅洗，为教友行修和圣事，神父们只不过帮助主教而已。当教友人数越来越多以後，为了需要，主教的人数也增多了，这在北非地区尤其如此。但在一些大城如罗马和亚历山大，只设立了很多教友敬礼聚会的场所而已，这些教会场所就由主教派遣神父负责管理主持。
在当时，神职界和教友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选拔教会神职人员的工作。祝圣神职人员的主要礼仪就是覆手：选出的主教由几位主教给以覆手，选出的神父由一位主教和神父们给以覆手，选出的执事则由主教一人给以覆手。至於<敏感詞>比较次要的职务，只是举行把执行这些职务所需要的用品交给他们的简单仪式而已。
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发现在谈论神职人员的职务时，都强调他们宣讲福音、带领教友团体祈祷、主持分饼和管理教会团体公共事务的工作。这些神职人员和犹太教及<敏感詞>宗教的司祭不同，因为在基督创立的教会中，整个教会子民都是司祭，就如'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你们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至於耶稣基督，则是教会子民最高和永远的司祭。後来，由于受到旧约圣经的影响，也为了与<敏感詞>宗教有个对比，于是教会团体慢慢把心目中神职人员职务的重点转移到主持礼仪的功用上。第叁世纪罗马圣经、礼仪和护教学家圣伊波利托（Ippolito）用'司祭'这个名词来称呼基督信徒团体的负责人。可是也因为这样，初世纪用来称呼神职人员的'长老'这个名词便和负责圣事礼仪的'司祭'这个名词，在内容上彼此含糊不清了。有些主教，例如北非迦太基的圣西彼廉（Cipriano），就用'独身'（celibato）这个名词来称呼在教会供职的神职人员，但是独身并不能代表神职的身份，因为那只是神职人员的义务之一而已。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0:57:41

分布罗马帝国全境的教会受到分裂的威胁

第二世纪末年，基督信徒已经知道他们的教会是普世性的，因为他们看到教会散布全世界。当时的人心目中的世界是指罗马帝国统治的版图。帝国东部的基督信徒人数最多，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不论是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是教友。当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发动最後一次迫害基督信徒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居民竟大多数是基督信徒。在帝国西部，传教工作的进展就比较不一致，教友的分布状况也不平均，比方在意大利中部、西班牙南部和北非地中海沿岸，教友的密度很高，但在巴尔干地区、意大利北部和高卢，教友的人数就少一些。不过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境内，有几个城市地区的教友却非常多，里昂、图卢兹、巴黎、兰斯和特雷沃这些城市就是特殊的例子，这些地方的教会大都建于第叁世纪中叶。
在罗马帝国以外，也有一些地区很早就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例如位於今天土耳其东南部乌尔法（Urfa）城的古代埃德萨（Edessa）王国，在公元二百年的时候便已经皈依基督了；波斯帝国境内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一带，原来也有很多基督信徒，公元二百五十八年波斯王萨浦尔一世（Shapur I）出兵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大败罗马军後，把当地的教友和主教都放逐到波斯帝国境内，这些教友和主教很快地就受到迫害；亚美尼亚王国则在公元第二世纪末年皈依基督。
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到第二世纪末年虽然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全境和边疆邻国，可是教会内部的合一也不时遭到威胁，有为礼仪习俗的问题而发生冲突的，也有为教难时代背教、教难过後又想回到教会怀抱的人的立场发生歧见的，甚至有为主教职位而互相争吵的，但最严重的莫过於第二世纪期间教会内部产生一些与基督的福音持不同看法的教义思想，而持这些思想的人又形成派别，与教会对立。
才建立数十年的教会就面对内部分裂的威胁，使得不少教内人士开始反省：甚麽是真正的信仰？奉行真正的信仰应该遵守甚麽规则？那些在教义上与教会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还能算是教会吗？对这些内部的威胁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明显的例子：
最早的基督信徒，毫无疑问的，大都是从犹太教皈依过来的人，可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不顾一切，坚持要保持自己原来的宗教习俗和神学思想。这些人仍然继续行割损礼，在饮食上有所禁忌，刻意维护圣经所宣示的一神观念，认为耶稣只是天主所收养的'人'而已，就如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众人听到从天上传来的声音所说的一样。由于无法接纳别的教会团体的信仰教义，他们很快就被视为异端者。
除了上面提到的犹太基督信徒外，另有些基督信徒深信希腊哲学的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彼此对立的二元论，他们尤其被人间恶的问题所困惑，因此用希腊哲学二元论的逻辑来解释旧约和新约圣经。他们以为人的得救不来自'天主降生为人'（Incarnazione），但得力于对天主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小团体中神秘地传递着。这种宗教思想称之为诺斯替教义（gnosticismo），而根据研究，诺斯替教义取材自基督信仰、犹太教、希腊思想、以及波斯的一些宗教教义，但是历史家们以为诺斯替教义可能是一些外地的宗教吸收基督信仰的某些思想而成的。
第二世纪教会着名的教父，法国里昂的主教圣依勒内，在他所写的一本名叫'反驳异端'（Contro le eresie）的书中，也提到当时存在着许多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对基督信仰和教会威胁很大，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异端者名叫马尔乔内（Marcione）。这位马尔乔内认为旧约中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严厉的天主和新约中耶稣所启示的那位泛爱众人的天主风马牛不相及，他不接受耶稣具有真正的人性，也不认为整个一个人都能得救，因为物质和肉体都成事不足，败事有馀，所以天主不可能创造物质的宇宙，而耶稣若是天主，也不应该有肉体。
与诺斯替教义及马尔乔内的思想类似的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摩尼教（manicheismo），这个宗教的创始人是第叁世纪波斯的一位王子摩尼（Mani,216-277），他吸取波斯宗教和基督教义的内容，而形成他的善恶绝对二元论。摩尼主张世界的历史乃是光明的善神与黑暗的恶神不断交战斗争的过程，人是光的粒子，却被约束在邪恶的物质内，这些光的粒子必须经过许多的净化和轮回转世才能净炼完毕，进入善的国度。摩尼推崇耶稣给人类指引了道路，而他自己则是耶稣的使徒，是新的护卫者，犹如基督信仰中的圣神一样。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教派教义都获得不少人的支持和信从，因为它们的出发点都在设法答覆当时的人内心的焦虑。但是面对这种种教派的众说纷纭，教会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让教友无所是从吗？里昂的主教依勒内在第二世纪末年所写的'反驳异端'这本书中，已经列出不少与基督信仰相背的教派思想，同时指出真正教会和信仰的所在。依勒内主教训诲教友必须以宗徒的传统为根据，而宗徒的传统是经由那些可以直溯到宗徒的教会团体的途径而达到的，这些教会团体又是由宗徒的继承人，也就是主教或长老，传递下来的。依勒内主教在他的书中也不惮其烦地列出罗马、士麦那（Smirne）厄弗所等地历任由宗徒继承下来的正统主教的名单，好让教友分辨真伪的教会团体。
依勒内主教之重视宗徒传统，甚至不把新约圣经当作一回事，他以为新约圣经都是在宗徒的传承之外流传的。事实上，第二世纪初期基督信徒并没有过於重视新约圣经，为他们来说，圣经就是旧约。可是他们对旧约圣经的看法和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认为圣经是先知书，是在预告基督的来临，所以当他们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在寻找基督的痕迹，而不是在了解希伯来人的历史。
当然，那时候的教友在谈耶稣的时候，都以宗徒和宗徒的继承人的见证为根据，而这些见证都是口传的。当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都去世以後，教友们才开始从宗徒和宗徒的继承人的着作中去寻找信仰的依据。可是当时流传的着作也不少，唯一真正能让他们信服的，只有那些出於宗徒的手的着作才具有权威。然而怎样才能辨别哪些是宗徒的着作呢？依勒内主教指出：只有四部福音才是整个教会共同承认的，一个也不多。这四部福音都是直接或间接出於四大宗徒的，那就是：玛窦宗徒所写的福音，伯多禄宗徒的弟子马尔谷所写的福音，保禄宗徒的弟子路加所写的福音和宗徒大事录，若望宗徒所写的福音和默示录，以及伯多禄和保禄所写的书信。
我们可以说，到了第二世纪末年，教会才确立选定圣经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基督信徒多少就可以不受到异端邪说的干扰，教会的信仰也就比较一致，不容易陷于分裂的危险。

天主教神学的缘起

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在进入第二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内部分裂的迹象，原因出於礼仪习俗的纷争，出於对教难时期背教、教难过後又想回到教会的人的立场所持的不同看法，出於主教职位的争执，但最严重的还是因为教会内部出现许多不符基督福音的思想理论，而持这些理论的人又形成派别，与教会对立。面对异端学说充斥，教会各地团体的负责人都努力设法给教友指点迷津，告诉他们教会真正信仰的所在。
这些各地教会团体的负责人大多是主教或神父，他们解释当时教会所承认为正统的圣经，指出基督如何是天主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未来的事实的实现。这样的解释和说明通常是在举行感恩祭典的讲道中、或在为望教者讲解要理时作的。由于经常这样解释说明，那些比较有才华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因此成了作家，并慢慢地为教会的神学奠定了雏型。我们可以举出当时几位比较着名的简要介绍一下：
第二世纪初期小亚细亚安提约基雅的主教依纳爵，曾为了保护小亚细亚各地教会团体信仰的一致，出了很多的力量。从他写的现存的七封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不遗馀力地在维护耶稣基督的本性和基督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当时曾有不少人以为耶稣基督只是表面上取了人性而已，依纳爵主教则很坚定地维护天主圣子降生为人，具有真正而完全的人性本质，他就是人类历史中的耶稣基督。这位基督即使在他死後，仍然和聚集在一起举行弥撒感恩祭典中的信友团体相会。依纳爵在写给士麦那，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城的教友的信中说：「你们所参与的是唯一的弥撒感恩祭，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使我们结合于他的血的杯也只有一只．．．就好像主教只有一位一样」。
第二世纪比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主教稍微晚一点的高卢地区里昂的主教，鼎鼎有名的圣依勒内，在他所写的'反驳异端'（Contro le eresie）和'宗徒讲道展示'（la Dimostrazione della predicazione apostolica）这两部重要着作中，也提出一种神学观念，这种观念以圣保禄宗徒在'厄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说的'万物以基督为元首'的思想为中心。圣保禄说：「天主为使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是全照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画：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使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
圣依勒内引申圣保禄这段很深奥的神学思想，意思就是要说：人类的生命在天主圣言的引导下很缓慢的前行，当圣言取了人性，降生为人，以耶稣基督这个人出现在人类历史中的时候，圣言基督就使自己成为宇宙万物的中心，让宇宙万物循着他运转，并朝着他前进。有句名言说：生活的人是天主的光荣，从人的生命可以看到天主。
第二世纪末、第叁世纪上半叶，埃及亚历山大城有个人名叫奥利振（Origene,185-253），他一生讲道，诲人不倦，当地的主教曾委托他主持一座要理学校，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所训练要理传教员的学府。奥利振一生到处旅行讲道，最後在巴勒斯坦的凯撒勒雅当了神父，并在那里成立了一座很大的基督信仰图书馆。罗马皇帝德乔迫害教会时遭酷刑而死。奥利振大半生都在讲解和宣讲圣经，写了许多着作，可惜绝大部分都失传了，因为在他死後两百年，有人控告他的思想为异端。
根据奥利振的思想，耶稣基督临在于整部圣经中，旧约圣经中的人物和事迹无不在宣报耶稣基督、圣事和教会的存在。奥利振承袭希腊人类学的思想，以为人是由身体、灵魂和精神叁方面组成的；同样，他也认为圣经有叁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属于历史性的文学意义，第二个是伦理道德上的意义，第叁个是属于精神上象徵性的意义。奥利振在解释圣经方面可以说是很开放的。
与奥利振同时代的还有北非迦太基着名的护教大师戴尔都良（Tertulliano）,他原是执业律师的教外人士，由于看到基督信徒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视死如归而大为所动，因此皈依了基督，并着书立说，为基督信仰辩护不遗馀力。大家都听过他的一句名言：致命者的血是基督信徒的种子。这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但由于刚愎自用，个性暴躁，喜欢挑论战，戴尔都良终於走进盲目信仰的死胡同中，成了小亚细亚蒙塔诺异端教派（montanismo）的同路人。虽然如此，他仍然是个神学家，拉丁文中教会信仰和教义神学所采用的'天主叁位一体 '（Trinita），以及这个名词中的'位格'（persona）这两个深奥的神学名词，正是戴尔都良首创的。
初世纪北非迦太基教会之发达可以比美罗马，比戴尔都良稍微晚一点的当地主教圣西彼廉（Cipriano,200-258）本来也不是基督信徒，却在基督信仰中得到心灵的解放，皈依基督後晋升了神父，後来又当了主教。公元二百四十九年罗马皇帝德乔（Decio）率先在帝国境内发动全面迫害教会的行动，这件事使西彼廉主教

信仰基督的帝国的诞生

　　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在第二和第叁世纪的时候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但是在这段时期也经常遭到或大或小、或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迫害。直到公元叁一叁年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和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奇尼奥联合颁布'米兰诏书'，归还信仰自由给帝国境内各宗教信徒之後，教会才享有太平。史家称帝国承认宗教自由那个时期的教会为'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Chiesa costantiniana）。
所谓'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是指当时教会与<敏感詞>的一种新形式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教会与自认为信仰基督的国家融为一。教会与国家结合之後，很自然便产生很多互相干预和彼此照应的现象。国家在许多事务上必然会介入教会的生活，也等待教会支持国家的意识形态。身为皇帝的人对因着教义信仰问题而发生的<敏感詞>冲突，必定会出面解决，甚至主动召开教会的大公会议，让教会神长们寻找解除争论的途径。至於教会，则从国家获得经济、财务和法律方面的支助，也借助皇帝的势力来对抗异端和异教徒。
史家们在谈及'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这个名词时，经常带有贬抑的口吻，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教会无形中便受到<敏感詞>和文化的约束，这种约束使基督福音的本质受到污染。教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生活和处理事务的方式很难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也很难不利用环境所提供的方便。在欧洲历史的演变中，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一直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中，有时候彼此水乳交融，有时候势同水火。有一部分人以为，第四世纪初叶形成的'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天主教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後才结束。从此，教会和国家政权才真正保持安全距离。
其实，第四世纪初期以後教会与国家所形成的新关系也不是单靠皇帝突然颁布一道诏书便立刻产生，而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酝酿时期才逐渐形成那种局面，这段酝酿期在君士坦丁皇帝之前便开始，而且延续到他以後。试想，在第叁世纪末年，罗马帝国境内某些地区的主教已经采行类似帝国行省行政长官的管理方式来治理教区的事务，这倒不是因为教会和国家负责人士预先考虑和设定了权宜之计，而是因为教会早已经慢慢地普及帝国全境，也进入它所生活的<敏感詞>文化环境和法律结构中，一旦皇帝对教会有好感，教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必然发展得特别迅速，同时，也因为教会发展迅速，<敏感詞>必定相对地产生变化，这是相辅相成的结果。再说，君士坦丁皇帝只不过宣布宗教自由而已，他虽然对天主教有相当的好感，他的母亲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并没有立天主教为国教，倒是在他颁布'米兰诏书'後六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叁百八十年，狄奥多西（Teodosio,347-395）皇帝才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不过我们得承认，君士坦丁皇帝宣布宗教自由是教会生命的一大转捩点。
话说君士坦丁皇帝，他于公元二八零年生于帝国巴尔干半岛梅西亚（Mesia）行省的尼萨（Nissa），父亲君士坦佐．克洛罗（Costanzo Cloro）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性情温和，对教会怀着宽容的态度，母亲赫勒纳（Elena）是虔诚的基督信徒。公元叁一二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但是皈依的动机和皈依时的状况不很清楚，他本来在家庭中是倾向于信仰一种由多种宗教调和而成的太阳教，是一种一神的宗教思想。君士坦丁二十六岁时由西罗马帝国驻扎在不列颠（Britannia）地区的军队拥为皇帝。当时的罗马帝国有四位皇帝，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各有两位。叁十二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叁一二年，他率领大军在罗马城外泰伯河的米尔维奥桥上大败政敌马森齐奥皇帝的部队，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主人。第四世纪着名史家，巴勒斯坦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伯在他所写的十卷'教会历史'中极度颂扬君士坦丁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是人间的天国，过去遭暴君压迫的人，如今都已获得自由，教会也一天比一天受到国家更好的礼遇，真是国泰民安，一片盛世。当时的基督信徒都说：君士坦丁皇帝的战胜是个大奇迹，因为他率大军不远千里而来，旅途劳累，军备不良，如何能战胜以逸待劳、丰衣足食、上等装备的马森齐奥皇帝的部众呢？可是他确实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理由是决战之前，君士坦丁突然看到天空出现一支大放光明的十字架，并有字写着："凭这个标记，你将战胜"。于是，他命人在军旗上画上大十字架，掌旗出征，果然大获全胜。经过这个经验，没有人不相信君士坦丁皇帝是基督信徒。
尽管君士坦丁皇帝被视为基督信徒，也倍受大史家欧瑟伯的赞扬，但是他不像是个好基督信徒，因为他的许多行为令人不敢恭维：他叫人弑杀自己的岳父，也杀害叁个姊夫妹夫，杀害自己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当然，信仰这件事不一定和个人的品德发生必然的关系，历史上有很多穷凶极恶的人都在一夜之间放下屠刀，弃邪归正，终於成了圣贤。君士坦丁皇帝是不是属于这类的幸运者，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大概是在公元叁叁七年五十七岁临死之际才真正领洗入教的。
公元叁一叁年，君士坦丁以西罗马帝国皇帝之尊，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奇尼奥（Valerio Liciniano Licinio）达成协议，两人正式瓜分罗马帝国为东西两部，各自为王，同时颁布诏书，承认帝国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利<敏感詞>安定。可是不久之後，两位皇帝开始闹意见，彼此对立，东罗马的利奇尼奥皇帝变卦，又开始迫害基督信徒，西罗马的君士坦丁皇帝甘脆再度东征。当时的人都相信君士坦丁皇帝在进行一次保卫教会的宗教战争。公元叁二四年，他的大军势如破竹，击败敌方，把利奇尼奥皇帝给宰了。到此，君士坦丁皇帝俨然成了罗马大帝国的唯一主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信仰基督的帝国从此诞生。
东征得胜的君士坦丁大帝深感帝国东部的重要，于是决定留守东方，因此开始策划建立帝国的新都城。他在梦中得到天主的启示，选定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小镇拜占廷（Bisanzio）作为新都的地点，开始营建，并取名为'君士坦丁城'。公元叁叁零年五月叁十日举行隆重的定都典礼，典礼的仪式教会的和异教的参半。这座城就是日後所称的君士坦丁堡，今天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东方对日後的帝国和教会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整个帝国的重心已从西方的罗马转移到东方，其後每位皇帝对帝国西部的事务不再关心，而且君士坦丁堡开始逐渐吸引以希腊文化为背景的基督信徒的向心力，有取代罗马之势，俨然成了'第二罗马'，为後世教会的东西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非常痛心。曾有一度，为了圣洗的问题，他和罗马主教闹意见，彼此关系很紧张，因为在迦太基，凡是回头归正的异端者，都给以重新付洗，但是罗马主教认为不应该再次给以傅洗，因为第一次所领的洗已经、而且一直有效。身为教会牧人，西彼廉在着作中讨论了许多有关教友生活的问题，诸如祈祷、行哀衿、衣着端正等等，而且在历经严厉的教难之後，写了很多维护教会合一的文字。他强调：教会的合一是与真正的基督相会的标记；而教会的合一则以主教们彼此的共融为基础

罗马帝国信仰基督的皇帝

古罗马帝国时代可以说是政教一的，身当皇帝的人同时也是帝国的宗教领袖。因此，每位皇帝都身兼帝国传统宗教的大司祭长（pontifex maximus）。到了第四世纪公元叁一叁年君士坦丁大帝开放教禁，准许宗教信仰自由以後，天主教会发展得更快，身为皇帝的人不乏基督信徒。既然是基督信徒，皇帝是不是还能保持昔日作为传统宗教的领袖的身份头衔呢？当然不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自以为与耶稣时代的宗徒有相等的地位，或者类似教会行政事务而非宗教事务方面的主教一样。就因为这样，信仰基督的皇帝不时介入教会的事务。对第叁第四世纪教会大历史家欧瑟伯主教和大部分基督信徒来说，教会能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获得自由、得到无数的礼遇，连皇帝也都领洗进教，甚至把天主教定为国教，那真是不可思议、作梦也没梦到的事。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已经降临到世界。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基督信徒无不认为皇帝具有神圣的身份，而且也服膺皇帝为信仰基督的国家民族的<敏感詞>，就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选民服膺梅瑟和达味一样；而当皇帝的也因为拥有这样的权威和头衔，所以在必要时，竟自己出面召开教会的大公会议。
既然皇帝们礼遇教会，善待教会，把国家的一些大厅堂（basiliche）供给教会当作圣堂用，也把官方的建转移给教会使用，又盖了新的圣堂，例如君士坦丁皇帝兴工建造第一座圣伯多禄大殿、也在耶路撒冷兴建圣墓大殿、在白冷兴建耶稣圣诞圣殿、在君士坦丁堡改了许多圣堂一样，所以基督信徒无不感激皇帝的恩惠与功德。此外，皇帝们又赐给主教们很多贵重的礼物，教友团体也可以接受各方的赠与，于是，教会慢慢地拥有了许多产业，神职人员也在法律上享有特权，主教们的法庭可以按照帝国行政辖区处理区内的宗教事件，主教的地位身份相当于罗马帝国行省的总督。
反过来说，身为皇帝的也不能不管宗教的事务，尤其在维持帝国境内良好的<敏感詞>秩序方面，更不能不闻不问。再说，基督信徒国民也为自己的问题向皇帝申诉，请他裁断。比方说，公元叁一二年迦太基城推选一位名叫切奇利亚诺（Ceciliano）的神父当那里的主教，可是为他祝圣的主教们却是在戴克里先皇帝迫害教会时期背过教、教难过後又回头的人。当地有一部分人为此抗议，声称祝圣无效。于是，他们又推选多纳托（Donato）神父出任主教。一时，当地出现两位主教，彼此对立，很多城镇为此争吵不休，事情蔓延到罗马帝国所辖的北非全境。次年，公元叁一叁年，北非有些基督信徒为了主教人选问题，请求罗马君士坦丁皇帝裁决，皇帝只能支助合法的主教，而在这个事件上，合法的主教是第一位，即切奇利亚诺主教。但是支持後者多纳托主教的人又上诉君士坦丁皇帝，皇帝认为这件事他无法解决，便把它交由意大利和高卢的主教们来论断。意大利和高卢的主教们以为先前的切奇利亚诺主教合法，并谴责後者多纳托的不是。多纳托的拥护者不以为然，纷纷起来反抗，引起<敏感詞>的动乱，君士坦丁皇帝见事不妙，派兵干预，驱逐多纳托派人士离开他们所占领的圣堂。虽然皇帝出面干预，北非并没有恢复平静，君士坦丁皇帝甘脆颁布宗教自由令，准许帝国人民信仰自由，并拨款给天主教友建造更多的圣堂，让大家相安无事。
虽然第二世纪以後，教会发展迅速，逐渐遍及帝国全境，即使发生不少教难，教会仍然欣欣向荣，再加以君士坦丁皇帝格外爱护天主教，给以许多物质方面的优惠和方便，所以当时帝国境内存在的<敏感詞>传统的宗教信仰已经一步一步地势萎。君士坦丁皇帝颁布宗教信仰自由谕令後，那些传统的宗教虽然早已经没有生气，却也生存下来，因为在整个帝国，除了东部以外，别的地区的基督信徒大约只占所有居民的一半而已，<敏感詞>的人，尤其是帝国元老院和文化界人士，仍然与带有传统宗教气息的<敏感詞>和文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有乡间的农民，他们为了农作物的丰收和家畜的繁殖，依旧行传统宗教的风俗。今天，信仰基督的人常称教外人士为异教徒，而'异教徒'这个名词的西方多种语言都源自拉丁文的'PAGANUS'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乡间农民'，由于乡间农民信仰的是古老传统的迷信，因此他们便成了'异教徒'的代名词。
虽然古老的传统信仰仍然存在，但是在整个第四世纪的过程中，罗马皇帝或是出於自愿，或是出於基督信徒的压力，慢慢地制定禁止异教徒举行他们的宗教礼俗仪式的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从迪奥多西二世（Teodosio II,401-450）和查士丁尼（Giustiniano,482-565）两位皇帝编撰的法典中看出来。法典指出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便已经禁止行巫术，或解剖祭品的肠肚来占卜吉凶祸福。後来，这样的禁令越来越严厉，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儿子君士坦佐二世（Costanzo II,318-361）在位时，更于公元叁五六年禁止任何祭祀，关闭神庙，违者处以死刑。虽然如此，这项法律并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来自民间的阻力还很大。
君士坦丁大帝的孙子朱理安（Giuliano,331-363）于公元叁六零年称帝时，恢复了古罗马的宗教，并企图消灭天主教，因为他的家庭遭同一家族信仰基督的的亲戚的屠杀，只有他幸免，所以对基督信仰教义的价值非常怀疑。公元叁六叁年朱理安率军出战波斯，死于战役，基督信徒都认为那是天主的惩罚。从此，天主教会再次兴起，而且传布得比以前更快。
朱理安皇帝死後，他的几位继承人采取更多的措施禁止异教和主张异端者的存在。公元叁七九年西罗马帝国皇帝格拉喜安（Graziano,359-383）自动放弃先前的皇帝们所拥有的'大司祭'的头衔；次年，公元叁八零年，迪奥多西（Teodosio）统治帝国，正式宣布天主教为全帝国的国教，所有的异端份子和异教徒都遭到打击。到了公元叁九二年，异教徒的一切庆典活动都被禁止，神庙全被拆毁，基督信徒甚至以为有权利打击异教徒，摧毁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这是大变天的现象，先前迫害基督信徒的人，如今成了基督信徒的阶下囚；原来为异教服务的国家政权，现在则反过来为基督信仰服务。同样的思想观念，同样的<敏感詞>结构，所不同的只是改变服务的对象而已。今天政教分离的观念，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的宗教是维系<敏感詞>的基石，国家不能没有宗教，至於甚麽宗教，那是其次的问题。
既然天主教已经成了国教，教友们是不是乐意看到国家政府出面帮助他们对付异端和异教徒呢？大部分的教友是如此，但是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以後，皇帝们便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了。不过另有小部分的教会人士对这个持着保留的态度。比方说，第叁世纪下半叶西班牙阿维拉（Avila）的主教普里西利亚诺（Priscilliano）赞同波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结果被西班牙两位主教控告到教会当局和罗马皇帝马西莫（Massimo）那里，当时法国图尔教区的主教圣马尔定（Martino di Tours）力劝告状的两位主教和皇帝不要流血，他说让一位世俗的人，也就是让皇帝来判决教会的事务，实在是荒唐的事。不幸的是马西莫皇帝在公元叁八五年竟以不道德和行巫术的罪名，把普里西利亚诺主教和拥护他的许多人判处死刑。这可以说是第一批被国家法律判死的异端者。当时意大利米兰的主教圣盎博罗削非常气忿，和那两位西班牙主教断绝关系。
不错，那时候的情况很复杂，如果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可能後果不堪设想，就像当时北非所发生的'多纳托主教异端'一样，那时北非依波纳（Ippona）的主教圣奥斯丁就接受罗马帝国政府的帮助，来对付那些使用暴力的异端者，否者教会很难支持下去。

罗马帝国宗教自由後福音对<敏感詞>影响

　　基督的福音像一粒种子，土壤肥沃、雨水充足、空间广大的时候，自然会成长茁壮。相反地，如果空间狭窄、阳光不足，没有足够的养分雨水，它仅能委曲求全，暂时蜗居在极受限制的空间，尽量把根往下扎，等到有朝一日环境改善，便可以放心向四面八方发展。
罗马帝国直到公元第四世纪初年，仍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自由，虽然如此，早在第一世纪中叶以後便传到罗马的基督福音，还是在这两百五十年中不但设法生存下来，而且在种种逆境之中，只要可能，便传播出去。所以，福音在古罗马帝国初世纪时代实在已经打下相当稳固的基础。公元叁一叁年对天主教会是个吉祥的日子，因为罗马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宣布帝国境内宗教信仰自由。暗室的天窗既然已经打开，甚至连屋顶都拆掉了，福音这棵久被压抑的小树苗自然很快便成长茁壮。
或问：宗教信仰自由後，基督福音的精神是否也逐渐进入帝国的<敏感詞>、<敏感詞>和民间体制结构中呢？答案是肯定的。自从公元叁二五年起，星期主日和教会礼仪年内的几个重大庆典，都已经成了公定假日，整个<敏感詞>生活的运作都按照教会的礼仪年历表来进行。不但如此，帝国有关家庭的立法也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比方说：法律禁止男主人和自己的女奴隶有婚外的性关系；已有的离婚法律虽然没有被废除，却制定了一些阻止离婚的新规定；奴隶制度没有废除，因为教会本身也有奴隶，可是法律禁止分散奴隶的家庭；至於释放奴隶的手续也变得更简单容易，只要在圣堂内，当着神职人员面前公开宣布就可以；监狱中对待囚犯的态度也比较具有人性，狱卒不能再使囚犯饿死，而囚犯有权利每天至少一次见阳光，神职人员则有权利探访囚犯。
在<敏感詞>慈善工作上，由于罗马帝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甚麽固定的制度和组织，所以基督信徒自动自发成立慈善机构。因着这些机构的运作，帝国也慢慢地、经过长期的尝试，才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作为。从'宗徒大事录'上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当时已经有了行哀衿、救济贫苦的行动，这种行动在罗马帝国内渐渐地发展开来。着名的希腊教父，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地区的凯撒勒雅（Cesarea）的主教圣巴西略（Basilio,330-379）曾建立一座真正的基督信徒小城，城中有圣堂、隐修院、医院和接待所，专门招待老弱贫病和旅行过路的人。隐修院中的隐修士是负责接待所各种工作的人员。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甚至有一支有五百人之众的医疗护士团，专门为贫病人士服务。罗马城外港奥斯蒂亚（Ostia）也有一个接待朝圣旅客的地方。
从上面扼要提到的，可以约略看到教会在公元最初四个世纪中在各地所推行的爱德慈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帝国日後<敏感詞>福利事业的先驱。可是话说回来，教会的慈善事业虽然普及，基督福音对<敏感詞>生活和帝国的法律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是<敏感詞>的基督信仰化还是很有限，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还没有真正深入大众的心灵，很多新奉教的人并不热心于更改自己原有的不良习俗。帝国的法律虽然禁止杀害婴儿，却没禁止遗弃他们；法律也禁止武士在竞技场武斗，但也只是徒具虚文，没有人遵守。第二第叁世纪时代教会几乎禁止教友从军，因为这个职业与基督信仰的精神不符。自从宗教信仰自由以後，教友对军队的恶感便逐渐减少。第四世纪末年，罗马帝国一步一步走向衰亡，几个皇帝企图挽回狂澜，所以统治手段越来越专制独裁，经常使用酷刑对付敌人或囚犯。当时米兰的主教圣盎博罗削（Ambrogio）在公元叁九零年曾要求狄奥多西（Teodosio）皇帝先在米兰主教座堂公开作严厉的补赎，才准予重新领圣体，因为这位皇帝为了平定希腊半岛东北部得撒洛尼城的<敏感詞>，屠杀了七千人。
其实，自从君士坦丁大帝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以後，帝国境内许多居民都是为了机会主义而领洗作基督信徒的，他们虽然领洗，却不愿遵守领受圣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义务。很多人都画十字圣号，在领洗之前也接受过要理教育，认识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但仅此而已。不少望教者把望教的期间拉长，甚至长到年老和临终的时候，因为他们想圣洗圣事可以赦免一个人一生所犯的所有罪过，而且补赎也只须作一次而已，何不等到人老将死，欲望全无的时候才领洗，才立定志向悔改皈依，终生不再犯罪来得方便呢？为了这个原故，教会于是不太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打如意算盘的望教徒身上，而宁愿把精神放在真心诚意、希望尽快领洗作好教友的人那里。
这些真心诚意希望尽快领洗奉教的人，通常都在四旬封斋期开始之前报名登记，于是整个四旬期便成了准备领洗的时期。在这段期间，主教或主教的代表根据'信经'的基本信仰要义，为他们讲解教会的信德。基於教育心理原理，准备领洗的望教者必须在没有领洗的人面前对自己所学到的保持秘密。在礼仪聚会中，望教者都要接受驱魔，也只让他们诵念'宗徒信经'，因为这首经文他们必须在圣周六的领洗礼仪中宣念。在某些地方的教会，望教者也学着念'天主经'。望教者领洗後那一周里面也要继续听要理，因此有所谓的'领洗要理'和'奥迹进阶要理'之分：领洗要理是在领洗之前听讲的，内容以'信经'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皈依为主；奥迹进阶要理是在领洗後听讲的，目的在进一步了解圣洗圣事本身和感恩祭典的意义。
由于外来的迫害和敌视的压力已经消失，至少不公然出现，所以教会保护自己、抵御外侮的要务已经退居第二线，神学工作者把重点集中在阐述圣事礼仪的效力和价值，使人知道圣事所涵的圣宠是天主白白赏赐的恩典。当时北非依波纳教区的主教圣奥斯丁为鼓励婴孩儿童领洗，所以特别强调洗涤原罪的必要，他强调儿童和婴儿即使没有本罪，也需要天主介入，以消除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
圣洗圣事可以赦免人的原罪和本罪，但是领过圣洗的教友中比较不热心的也经常重犯大罪。既然为严重的罪过一生只有一次作补赎的机会，所以犯罪的人总设法拖延办告解的时刻，尽可能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才告解认罪，以免在世的时候作太久的补赎。
当时犯大罪的人必须作非常严厉的公开补赎，凡是铸下重大过错或立严重坏表样的人，都被禁止领圣体。其实那些重大的过错不一定就是教会今天所认为的死罪，而一般教友也不至於受到这样的处分。几时教友犯了重罪，自己向主教办告解，而主教也可能要求他接受作补赎的处分，这样的处分在教会的礼仪聚会中进行。礼仪开始之前，主教把双手放在罪人身上，并把用山羊毛织的苦衣交给他穿。处在同样状况下的教友们形成教会中的特殊小团体，他们既不能参与弥撒中的奉献礼，更不能领圣体。逢每年的四旬封斋期，司祭们都重新把双手放在这些作补赎的人身上。这种补赎的时期的长短视罪过的严重程度而定，长者可能好几年。一旦补赎时期届满，主教再度把双手放在罪人身上，表示罪人与教会、与天主修和。这个仪式通常在耶稣复活前的圣周四举行。
今天的教友很难想像古代教友作补赎的情况，昔日那些犯重罪的人必须穿苦衣或者穿非常素的衣服，他们不能再顾虑自己的面子尊严，要守斋，行哀衿，不能吃肉，结婚的人不能再有夫妻关系，某些职业不能再作，即使补赎结束了，仍然不可以有夫妻关系，不可以从事某些行业，直到死亡为止。凡是没遵守这些规矩的人，都被视为叛教者，永远不能再与天主、与教会修好，因为忏悔与补赎处分一生中仅此一次而已。他们顶多只能期望临死之前在病榻上领一次临终圣体。
昔日教友所作的公开补赎是那麽严厉，致使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影响到教会本身各种圣事的普及和所能发挥的分施圣宠的效用。很多望教者都设法推延领洗的时日，以免受到教会告解圣事的严厉处分，他们希望在临死之前才领洗进教，这样既可以得到罪过的完全赦免，也不必作太多的补赎，岂不是一举两得吗？望教者既然不期望早日领洗，所以也不告解，更不能领圣体、领坚振、行婚配、晋升司铎。至於已经领洗的教友，他们若是犯有重罪，更是想尽办法推延办告解的时日，因为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夫妻的生活。从另一方面说，年轻的人也不作那种公开的补赎，所以告解圣事成了为年老的人和快要去世的人的牧灵方式。
为了避免在生命最後的时刻还得作严厉的补赎，犯重大罪过的教友们都受劝告在日常生活中多作刻苦、多祈祷、多行哀衿，可是他们不能领圣体，情节重大者甚至公开被开除教籍，不过其中有不少人过了一段时日以後，未经教会许可，也没有办告解圣事，又自动回到教会，并领圣体，他们以为领圣体可以消除罪恶的痕迹。到了第五世纪，那些无法接受罪过的严厉惩罚的教友，大多不再理会教会给以的暂时开除教籍的命令。正因为有这种负面的反应，教会里面另一些比较严守教规的人便作出另一种相对的行动，他们以谦逊的精神作公开的补赎，以回应冷淡教友的生活态度。

第四第五世纪天主教在罗马帝国内的礼仪生活与发展

　　公元叁百一十叁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着名的'米兰诏书'，给帝国居民以宗教信仰自由之後，天主教会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兴奋地发展起来。公元叁百八十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多西（Teodosio）正式宣布天主教为帝国的国教，于是普天之下莫非天主教徒，即使内心不是，外表也不否认，很多人为了方便而进教。因此，很自然地，教友的信仰素质参差不齐，不少神父不愿再浪费时间精力在那些没有真心诚意度基督信仰生活的人身上，而专心致力照顾有意皈依基督、善度福音生活的人。
信仰固然是内在心灵的生活事务，但是外在的形式表现也能反映心灵的感触和需要。因此，罗马帝国宗教信仰自由後，天主教会的团体信仰生活逐渐由内心而向外在发展。这样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宗教礼仪和建上，比方弥撒感恩祭典的外在排场越来越庄严隆重，弥撒礼仪的祭衣和用具日渐讲究，圣堂越盖越华丽壮观，读经、圣道礼仪、敬礼游行、讲道越来越多。在西方，举行弥撒圣祭和领圣体慢慢成了每天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在东方，则各地采行的方式不一而足。
基督信仰的根基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早在公元第二世纪末期，教会庆祝巴斯卦复活节的庆典似乎延续了五十天之久；按照今天教会的礼仪，复活节後第五十天便是圣神降临大瞻礼。不过这个节庆大概从第四世纪末年才开始举行。至於复活节之前的准备工作，初期的教会早已经把前两天作为守斋祈祷的日期，以便迎接基督的复活。这个准备期对即将在复活节前夕守夜礼中领洗的望教者尤其重要。今天，普世教会在复活节之前有四十天的准备期，即所谓的四旬封斋期，这个四旬封斋期是在公元叁百一十叁年教会享有和平之後才设定的。而在此之前，复活节前的守斋只限於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後来才扩展到整个四旬期，目的在效法耶稣公开传教之前，先守了四十天的斋。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教会已经有两个固定的瞻礼节日，东方的教会在一月六日庆祝主显节，也就是庆祝天主在人世间彰显自己。这个节日原是埃及人敬拜太阳神的日子，基督信徒采用来庆祝耶稣的诞生和受洗。至於西方教会，约在公元叁百叁十年左右选定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耶稣的诞生，这一天原来也是教外人庆祝太阳神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白昼又开始慢慢地拉长，展现太阳永远战胜严冬的现象。到了第四世纪末年，东方和西方两地的教会都庆祝耶稣圣诞节和主显节这两个节日；西方教会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内容仅是纪念耶稣在白冷城的诞生这件事，至於主显节，则纪念东方叁位贤士前往白冷城朝拜方才诞生的耶稣，以及耶稣的受洗和耶稣在加纳婚宴中所行的第一个奇迹。
除了方才所谈到的那两个固定的节日外，第四第五世纪中，教会普遍发展对致命殉道者的敬礼，这种敬礼多少有点仿效古代外教人的习俗，在致命者的坟墓上供奉食物，甚至在他们的墓上建造巨大宏伟的教堂圣殿，举世最着名的罗马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便是最好的例子，致命者也都埋葬在家里附近。由于教会盛行敬礼致命殉道者的遗遗物，于是出土的致命者的遗骸和与他们有关的文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轰动，比方找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教会第一位致命者圣斯德望和宗徒们的遗骸等等的，也都相继被发现。就这样，对致命殉道者的敬礼很快地传遍整个世界，也因此，教友们对那些与圣经历史和与耶稣生活有关的地方越来越感兴趣。从这种兴趣便产生到那些地方朝圣的希望。最有名的是第四世纪末叶西班牙一位名叫埃赫里亚（Egeria）的贵妇，她曾到耶路撒冷圣地朝圣，并把朝圣的经过和感触记录下来，写成'游历日记'。这些记录对後人认识中东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状况是个很珍贵的资料。
自从罗马帝国承认宗教自由、甚至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之後，帝国境内大部分的城市都信仰了基督。那些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曾受过的迫害的基督信徒，便把本地仅存的几座外教人的庙宇都摧毁了。每座城的主教开始集中精力向城外那些仍然信仰自然宗教的乡村传播福音，法国图尔教区的主教，有名的圣马尔定，便是当时极力向乡村传播福音的大传教士。外教人敬拜的神像、他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树林、以及他们的庙宇常被焚烧捣毁，在那些夷为平地的地方又建起圣堂。乡村居民虽然成群结队地领洗奉教，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改变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他们把自己的宗教披上天主教的外衣，继续存在着。
主教们既然重视乡村的传教，便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设立了很多本堂区。有了这些本堂区，乡村的传教工作更是积极。第四世纪初叶，罗马帝国境内还有许多地区基督信徒很少，由于传教的需要，增设了不少教区，将近一个世纪下来，比方说在公元叁百年，意大利北部才有五、六个教区，公元四百年则增加到五十个；高卢地区在公元叁一四年有二十二个教区，公元四百年则增加到七十个。
至於帝国境外教会传教的情形，那也相当可观：在第四世纪中叶曾遭到残酷迫害的波斯教会，在公元四百一十年召开的巴格达教务会议以後，精神为之一振，重新策划一切，积极向波斯湾地区和中亚地区传教；在第叁世纪初便已接受福音的亚美尼亚，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地教会又重新整顿内部，气象一新，而亚美尼亚语言因为圣梅斯洛佩（St. Mesrope）发明字母，竟然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成了高级的语文。越过亚美尼亚，基督的福音也因着一位曾经是罗马人的女奴隶圣女尼洛的努力，而皈依了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等国；东非的埃塞厄比亚也是因着一些囚犯的传教而皈依了基督，这个教会後来与埃及亚历山大的教会结合。中欧的日耳曼人也在第四世纪中叶接受戈特人（goto）主教乌尔菲拉（Ulfila, 311-383）的传教而皈依基督，不过这位主教宣讲的是亚略异端的教义。
总之，第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境外的教会大都不接受公元四叁一年的厄弗所大公会议和公元四五一年的加西陶大公会议的决议，那些帝国境外的教会都与境内的教会没有来往，各走各的路。虽然如此，帝国境外的教会仍然努力发展传教的工作。

天主教隐修生活的开始

教会成立之初，基督信友团体就很重视为天国而守贞的生活。这种生活选择的依据来自耶稣的的表样和教导，玛窦福音第十九章记载耶稣劝告一位富有的少年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後来跟随我」。接着，伯多禄问耶稣说：「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将来我们可以得到甚麽呢？」，耶稣回答伯多禄和在场的<敏感詞>门徒说：「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且，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後的，在後的要成为在先的」。圣保禄宗徒在致格林多人前书第七章中，相当详细地告诉希腊格林多城的教友如何度婚姻的生活；在他看来，一个人若能够，最好是不娶不嫁，善度童贞的生活，好能无所顾虑，专心事主。至於婚後鳏寡的人，如果可能，最好也不要再娶再嫁，因为这为他们更有福气。
有了耶稣的教导，又有了圣保禄宗徒的规劝，初期教会团体中便有一些寡妇和教友选择了独身和守贞的生活。圣保禄致弟茂德前书第五章所提到的那些寡妇，以及宗徒大事录第二十一章所提到的凯撒勒雅一位传福音者菲理伯的四位会说预言的守贞女儿，就是为天国而度独身和守贞生活的原始典。
第二第叁世纪，选择禁欲和贞洁生活的教友越来越多，他们之所以要度这种生活，除了是为响应耶稣的鼓励之外，可能还有<敏感詞>的因素，例如对时代风气败坏的现象感到厌恶，例如妇女不愿意因为婚姻而受到<敏感詞>礼俗的约束，所以守贞不嫁对妇女是一种<敏感詞>解放。当时守贞的妇女仍都住在家中，度一般教友所度的生活，她们不穿戴特别的服饰，只不过大家偶尔相聚一番而已。对度守贞和守寡的妇女，教会勉励他们保持神贫，多行慈善工作，常去探望病人和穷人，经常默想圣经。从第叁世纪起，这些献身的人才遵守某种承诺，但这种承诺也只是私人性质，毫无硬性的约束力，更没有一言定终生的意义。
从当时的书籍文件可以看出来那个时代已经有所谓的守贞的神修，这种神修认为守贞是圣洗生活的延续，目的在重建或恢复人类沾染原罪以前的洁白状态。守贞的神修既然指出这种生活是为了天国和福音的原故而奉献自己，所以无形中慢慢出现守贞乃是把自己奉献给基督，作基督的净配的观念。有些守贞的人对这种观念没有正确的认识，以致误入歧途：某些守贞妇女因为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而骄傲无比；另一部分贞女则和同样选择守贞的男士们生活在一起，度一种类似婚姻的神秘生活；再有一些守贞者，他们大肆推崇守贞的价值，虽然还没有到鼓吹禁止基督信徒结婚的严重地步，至少也表现出对基督信徒度婚姻生活的轻视。
第四世纪初年罗马帝国公开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以後，致命殉道的事已不在发生，作一个基督信徒并不需要冒甚麽险，却有很多基督信徒因此而觉得不是味道，他们受苦、遭迫害惯了，深得其中滋味，对用性命来保持信德这件事非常珍视，并引以为荣，如今一切得来不费吹灰之力，教友生活松懈下来，这种新现象很令他们看不惯。当时有很多教友愿意度更虔诚、更热心的信仰生活，不愿过份操心现世的俗务，所以纷纷远避尘俗，前往旷野荒漠去生活。这就是隐修生活的起源。
根据第四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圣亚大纳削（Atanasio,295-373）所写的'荒漠之父们的生平'（Vita dei Padri del deserto）这本书的记载，比他早生四十年的圣安当（Antonio,251-356）是埃及荒漠隐修者之父，这位隐修之父的榜样吸引了一群一群的教友去跟随。圣奥斯定在他的'忏悔录'第八章第六节曾提到圣安当的芳表。第四世纪上半叶埃及另一位隐修者圣帕科米奥（Pacomio,292-346），把一些在荒漠中隐修的男士们集合在尼罗河谷地，让他们度比较不严峻的苦修生活，给以团体生活的规律，教以劳动生活。于是从个人荒漠的隐修生活产生了团体隐修生活。圣帕科米奥的姊妹玛利亚则效法他，也把在荒漠隐修的妇女集合起来，共度女性团体隐修的生活。他们两位是教会男女团体隐修生活的创始人。
这种早期的隐修生活很快地传遍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当时因为是草创初兴时期，所以那时侯的团体隐修生活并没有法理上的明确形式和结构；一位有意隐修的人可以接受一位精神导师、一位神父、或隐修院院长的指引，直到自己能够振翼而飞为止。
由于隐修生活蔚为风尚，一时各式各样的隐修方式如雨後春笋般地出现，而且无奇不有，彼此竞争：有在大树上巢而居的，有退隐到山洞中的，有住在树林中、以野食为生的，有住在大石柱顶端的，更有效法原始人类不着衣物的。这一切隐修的现象不外乎在证明基督信仰已经非常普及，深入民间。
隐修生活当然是不食人间烟火，至少与尘世的接触要减低到最少的地步，因为尘世中的俗务对人的追求永生都是阻碍，甚至都是变相的魔鬼。在隐修者眼中，处处都是魔鬼，就好像有洁癖的人，眼睛所接触的地方无不充满细菌一样。隐修生活所倡导的，是要把人类带回原罪进入世界之前的状态。隐修者的传记中常有野兽听从他们指挥的记载，这就是要象徵人类犯原罪之前的生活状况，因为天主曾把他所创造的一切都交给人来统治管理，而地上万物也都隶属于人。隐修者除了默观祈祷之外，也接待外来或过路的旅客和朝圣者，但他们中有不少人连书也不碰，结果使自己更无法看清人生，更无法摆脱俗念的纠缠，慢慢地也走入信仰思想怪异的地步。
第四世纪教会着名的希腊教父，近东凯撒勒雅的主教圣大巴西略（Basilio il Grande,330-379），看到许多隐修者的生活稀奇古怪，于是采取措施，编写隐修规律，要求隐修者度团体生活，多从事思想工作，多读书，多照顾病人。圣大巴西略指出耶路撒冷第一个基督信徒团体是隐修者生活的理想，而服从隐修院院长乃是隐修士最大的德性。至於隐修院院长，他的职责就是解释说明最崇高的隐修规则、并使隐修士奉行遵守，这个最崇高的规则就是福音。当时有很多东方希腊的教会学着主张发展一套隐修院生活的神学，这套神学以柏拉图那种轻视肉体的人类学为基础。在这种神学观念之下，隐修院成了度基督信仰生活的理想<敏感詞>，这样的<敏感詞>应该取代现世的<敏感詞>。
当隐修生活在东方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团体生活方式时，在西方，很多献身事主的守贞妇女和苦修者，仍然居住在家中。这种居家的守贞或苦修生活自有它的难处，有可能经常遇到内在和外在的困扰，不容易专心和安心度为天国而守贞和苦修的生活。当时有些从东方旅行到西方的人士，向西方推荐东方隐修院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圣亚大纳削和拉丁教父圣热罗尼莫（Girolamo,347-420）等人。由于西方个人守贞和苦修的生活方式有种种缺点，而如今东方已经有了团体隐修的榜样，并且一般的趋势是发展有体制的组织机构，因此西方守贞和苦修的人士不得不开始组织他们的献身生活。大约在公元叁百五十年左右，罗马已有不少贵妇设立了许多团体，因此逐渐产生了贞女度守贞献身生活或戴面纱的礼仪，这种礼仪有婚姻的象徵意义。当时意大利米兰的主教盎博罗削（Ambrogio,339-397）大力推动妇女选择隐修的生活，他勉励守贞妇女以童贞圣母玛利亚为表率。
曾在东方当过隐修士的圣热罗尼莫来到罗马後，便在贵族妇女中鼓吹隐修院的生活，他甚至以慷慨激昂的态度推崇守贞的生活高于婚姻的生活。他回到巴勒斯坦以後，便和一位名叫保拉（Paola）的女士在白冷创立一些<敏感詞>身份地位有别的妇女团体，也创立了一个男性的团体，他本人就生活在其中。圣热罗尼莫对隐修生活最大的贡献便是他促成这种生活特别重视研究圣经，爱好圣经，把圣经知识作为隐修士的精神食粮。当古典文明後来遭到野蛮民族的摧残的时候，正是那些埋首研究圣经和爱好圣经的隐修士挽救了基督信仰的文化和<敏感詞>文明。
与圣热罗尼莫和圣盎博罗削同时代的教会教父和大圣师奥斯定（Agostino Aurelio,354-430），在皈依基督後，非常向往隐修士的生活。他担任北非依波纳（Ippona）教区主教的时候，愿意他的教区的神职人员度类似隐修的生活。圣奥斯定的作风给教会开拓了一个新方向，他使隐修士和在俗神职人员之间的距离缩短。在这个新的时代取向中，教会喜欢从隐修士中拣选神职人员，并要求这些神职人员仍然保持隐修生活的某些特点，例如守独身的生活。圣奥斯定曾写了着名的生活规律（La Regola），这些规律给後世教会的修会生活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和指南。
与圣奥斯定同时代的，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东方隐修士，名叫若望．卡西亚（GiovanniCasiano,360-435），他遍访了东方的隐修院之後，在法国南部的马赛建立了圣维托雷（S. Vittore）男隐修院和圣萨尔瓦多（S. Salvatore）女隐修院。若望．卡西亚诺写了不少有关隐修院生活组织的文字，这使得他成了东方与西方隐修士结合的象徵。
继圣奥斯定和若望．卡西亚诺之後，公元第五世纪末年，教会又出现了一位非凡的人物圣本笃（Benedetto di Norcia,480-547）。他出身意大利中部富裕的家庭，二十岁时退到稣比亚科（Subiaco）山中隐修，五十岁时到意大利中南部的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建立至今闻名全球的隐修院。圣本笃也像圣奥斯定一样，自己写了隐修生活的规律，这个规律成了後世西方隐修会会规的蓝本，直到十二世纪。
圣本笃的隐修规律承袭了先前所有的隐修传统，他在规律中更邀请大家追溯本源，探求那些更古老的隐修传统。圣本笃非常强调隐修生活的稳定，他要求隐修士必须承诺住在隐修院内，而院长则是隐修生活的基础。身为院长的人负有两大职责，他既是隐修士的神修导师，又是隐修院团体的头。他由全体隐修士推选出来，任职终身，每位隐修士必须绝对服从他。这样的服从可以使隐修士修炼到更深一层的谦逊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神修进步的依据。圣本笃强调：稳定、服从和谦逊叁者帮助人把苦修的生活内在化。
本笃会在温带的地区发展得很快，这个修会不愿意采行东方过份严峻的隐修生活方式：会士固然度贫穷的生活，但在休息、衣着、食物和祈祷上决不过分苛求。会士的日常生活分为祈祷礼仪，研读和默想圣经，以及劳动和休息。研读圣经是他们思想工作的起点。
由于本笃隐修会会规非常合乎人性，对隐修生活又提供明确的准则，所以传扬得很广。如果说西罗马帝国衰亡後，欧洲文明仍然能够复兴，这大多要归功于本笃隐修院的存在。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0:58:23

亚略异端的兴起

　　耶稣基督创立教会之後，基督信徒并没有立刻建立一套完整的哲学和神学来维护并阐明教会的教义，可是初期的基督信徒仍然信心坚定地为耶稣基督和他所宣讲的福音作证：耶稣基督向当时的人宣讲旧约圣经所启示的天主乃是普世众人的父亲。'宗徒大事录'第二章二十四节及叁十六节记载：耶稣後来虽然死了，天主却使他复活，并立他为主，为默西亚。所谓'主'，在圣经中是对天主的尊称，所以，天主的确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的名号。这一点，圣保禄在'斐理伯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中有非常明确的说明。从字面上来看圣经的这些章句，我们可以发现耶稣'默西亚'至少是接近天主、甚至相似天主的人。早在耶稣诞生之前，旧约圣经'箴言'第八章就已经指出耶稣本来就与天主同在，是天主的智慧，这个智慧参与了天主的造化工程，就如圣保禄在'哥罗森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中，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为在天上和地上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圣若望福音开宗明义便说：耶稣是降生为人的天主圣言，这个圣言创造了万物。
圣经上有关天主圣言和这个圣言所影射的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文字，表面很简单，但内容很不容易懂。好在古希腊哲学家们也有类似圣言（Logos）的观念，他们的圣言就是思想或神的理智的意思。我们至少可以借助希腊哲学的思想，来了解天主、天主的圣言、天主的智慧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奥秘关系，因为这些关系是基督信仰的基本。
我们都知道基督信仰教义的整个内容精髓都涵括在'信经'里面。信经的起源很早，最早的是出现于第二到第四世纪之间的'宗徒信经'，然後是第四世纪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信经'。不过信经的雏型早在圣保禄的'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里面已经呈现出来了，书中这样写：「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於他，而我们也归于他；也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借他而有，我们也借他而有」。这条信经当然是比'宗徒信经'和'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为短。
那个时代，教会在举行圣洗圣事和弥撒圣体圣事礼仪的时候，全体参礼的信友就都必须宣认自己的信仰，而宣认信仰的格式就是圣经所提供的雏型的信经。不过，就像方才说的，信经的文字并不难，可是它所蕴含的内容非常深奥，身为教友的人不但自己必须懂，也需要设法让他们生活周遭的非基督信徒了解，所以他们必须向教外人士解释说明乍听起来无法了解的信经。比方说：天主如何能够只有一个，却同时又是圣父和圣子呢？一个既然诞生、生活、又死亡的人如何能够是全能、永生、决不改变的天主呢？为了答覆这些极为自然的疑问，便产生了基督信仰的神学。不幸的是当时大家在反省思考这些神学问题的时候，却发生了无法协和共存的歧见，而且彼此争执不下。面对这样的局势，只能召集领导整个教会的主教们来解决分歧。
早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教会人士便从多方面开始思考，如何能够维护圣经所揭示的一神论的思想以及圣洗圣事所宣认的对天主圣叁的信仰。当时部分人士以为：天主既是圣父，也是圣子，因此，圣子耶稣受难时，圣父像圣子一样受苦；另有某些人以为：圣父与圣子或圣言有别，圣子固然是天主，但与圣父之为天主有别，因为圣子从属于圣父，圣子耶稣只是被神性化、并被天主收养的一个人而已。主张这个论点的人甚至引用圣若望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话来支持他们的思想，那段福音记载耶稣向宗徒们说：「你们如果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
我们知道，初世纪那个时代很多论者都引经据典来为自己的论点作证，但是圣经有用希伯来文写的，也有用希腊文写的和翻译的，後来又有拉丁文译本。这些文字的应用和翻译彼此之间常有或大或小的出入，而且也不能死板硬性地照字面翻译和解释。但是为了教会信仰的观念而争论的人士，往往按照不同的原文和译本据理力争，这就是对教义的解释和了解产生混乱的根源。
这种混乱的现象，在公元叁百一十叁年之前教会尚未获得自由太平的时代，还只限于地方性质，可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帝国境内宗教自由以後，混乱的风波很快便漫延到帝国全境。当时埃及亚历山大城有一位很受尊敬、生活也很淡泊有节的本堂神父，名叫亚略（Ario,256-336）,他像很多在他以前的人一样，愿意维护天主永恒和独一无二的尊严。这位亚略神父认为：如果天主是父亲，则他必定在某个时刻生了儿子。因此，他的儿子的存在必然有个开端，决不会像他一样无始无终，也因此，他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他一样，拥有身为天主圣父的一切本性本质。
亚略的理论并不是捕风捉影或道听途说的，他用旧约圣经'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和圣若望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的话作他的理论後盾。'箴言'说：「上主自始即拿我作他行动的起始，作他作为的开端」；圣若望福音则记载耶稣对宗徒讲的话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从旧约和新约圣经这两段文字，亚略肯定天主圣父的儿子必然隶属于圣父，而作为圣父的儿子的耶稣，为能拯救世人，非要求人跟随他的表样不可，因为只有这样，人在末世才能和他一起享受光荣。
亚略神父的神学理论并没有受到他的主教亚历山大（Alessandro）的欣赏，这位主教强调：天主圣父的儿子就是天主圣言，天主圣言和天主圣父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如果天主圣言不是完完全全的天主，人就无法完全获得神性，因为并不是天主降生到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天主取了人性和人的形象而进入世界的，否则人就无法得救享永生。
亚略引起的神学争论开启了一场无止无休论战。公元叁一八年，亚历山大城召开当地的教务会议，把亚略和他的十几个支持者都开除教籍。亚略当然不服气，便和东方很多赞同他的人来往，这些人都以为亚略的论点合乎传统。事件闹得越来越大，各方支持的群众越来越多，彼此在大街小巷针锋相对地谩骂，亚略这位有才华的神父甚至以他优美的文笔写文章，谱歌曲，来宣扬他的神学观点。亚历山大城终於陷入混乱的危机，这个危机又很快地从一座城市扩展到帝国东部半壁江山。
当时统一东西罗马帝国定于一尊的君士坦丁皇帝不愿再看到帝国境内骚扰的现象，于是呼吁对立的各方节制，各退一步，彼此和好。在君士坦丁皇帝看来，这些神学上的争论只不过是文字方面的争执而已，没有<敏感詞>的意义。岂知虽经他的劝告，<敏感詞>动荡不安的现象并没有缓和下来。不得已，皇帝决定召集帝国境内所有的主教举行会议，共商大事，地点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边的古城尼西亚（Nicea），时为公元叁百二十五年。

亚略异端与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召开

　　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叁二四年击败政敌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奇尼奥（Licinio），统一大帝国江山後，希望、而且相信帝国可以从此常治久安，稳定发展。虽然在那个时代，帝国内部，尤其是他才征服统治的帝国东部，早已经有基督信仰教义方面的分歧和争论，但是亚历山大皇帝认为那只不过是文字上的争论，没有特别的意义和严重性，只要他出面劝解，必能很快地相安无事，对帝国的安定不会构成威胁。这些分歧和争论的主要导火线是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亚略的本堂神父，他对基督的本性本质的看法与当时教会的传统不同，他以为耶稣基督既然是由天主圣父所生的，就不能像天主圣父一样无始无终，全能全知。由于亚略和支持他的人坚持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被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亚历山大开除教籍。没料到这一开除竟酿成罗马帝国、尤其是帝国东部半壁江山的<敏感詞>动乱。君士坦丁皇帝发现事态不妙，决定在土耳其半岛西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岸的古城尼西亚召集帝国境内全体主教会议，让他们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
在此之前，各地教会曾召开过许多地方性的教务会议，可是像这种整个教会性的主教会议，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招。这种规模的主教会议便是後来所谓的大公会议（Concilio Ecumenico）。君士坦丁大帝出面召集的全体主教会议，出乎他意料之外地竟成了後来历代教会的体制。将近一千七百年以来，教会共举行过二十一次大公会议，最近的一次乃是一九六叁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尼西亚大公会议于公元叁二五年召开，北自日耳曼、南至埃及尼罗河上游，东从伊朗、西到伊比利安半岛，共约有叁百位主教参加，其中两百二十位保存了他们的大名，帝国东部希腊文化地区的主教们出席得最踊跃，因为那里是争论比较严重的区域，与他们关系也比较密切。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肋一世（silvestro I）因为年迈，行动不便，特派高卢（Gallia法国）迪城（Die）教区的主教尼卡西奥（Nicasio）和西班牙科尔多瓦（Cordiva）教区的主教奥西奥（Osio）为代表，出席大公会议。这位奥西奥主教本人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顾问。
根据第叁第四世纪教会大历史家，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伯（Eusebio di Cesarea）记载，那次大公会议在各方面都令参与的主教们瞠目结舌：首先，有史以来，教会从未举行过有这麽多最高领导阶层人物出席的高峰会议，其中不乏圣德、学识和名望极为崇高之士；其次，君士坦丁皇帝为大会预备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并按照每位主教的等级安排座位。当召集会议的君士坦丁大帝进场时，全体主教竖立致敬欢迎，皇帝从大殿中央廊道经过时，全身珠光宝气闪闪发光，活像一位天神。那些时日也正是君士坦丁称帝二十周年，所以举国上下东西南北无不欢腾庆祝。皇帝本人也愿意趁这个机会好好地请天主的这些仆人大吃一顿。欧瑟伯形容皇帝宴会的情景非语言文字所能描写：在皇宫宴会大厅入口有身穿金盔银甲、宝剑出鞘的禁卫军充当仪仗队守卫致敬，那些天主的人，其中有些身上还留有教难迫害的痕迹，都大摇打摆、从从容容、旁若无人地进入宫殿宴会大厅，有些主教与皇帝坐在同一桌，彼此畅谈，另有一些则躺在大厅两边的沙发上，无拘无束，那些出身显贵、位高权重的主教和那些在偏远地区照顾上主的羊群的牧人共聚一堂，不分彼此，融融恰恰，似梦还真，彷佛天上人间。宴会隆重结束时，君士坦丁大帝一面向每位主教致意，一面赠送他们每人贵重的礼物。主教们对皇帝的招待之周无不啧啧称赞，对场面之富丽堂皇无不叹为观止！
会议期间，大部分主教都重申对亚略神父神学思想的谴责。为了使与会的主教们除了谴责异端之外，也能确立良好有益的教义，方才提到的教会大史家欧瑟伯主教提议大会采纳他的凯撒勒雅地方教会使用的'信经'，大会也接受了他的提议。不过，在君士坦丁皇帝的要求之下，主教们也在欧瑟伯主教倡议的'信经'中加了耶稣基督'与圣父同性同 '（consustanziale）这个信仰条文。这个条文正是君士坦丁皇帝的宗教顾问奥西奥主教向皇帝建议的。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信条，它关系到基督信仰的精髓和关键，也因此成了几次大公会议争论的核心。承认耶稣基督与天主圣父同性同，这意味着圣父与圣子两者完全相同平等。由于君士坦丁皇帝如此提议，所以除了两位主教之外，<敏感詞>与会的主教全都赞同，那两位不赞同的主教便和亚略神父一同被充军异地。
除了信仰教义问题外，尼西亚大公会议也提供机会，让主教们讨论一些有关教会礼仪和神职人员的生活规律问题。当时决定复活节的日期沿用罗马和亚历山大两地采行的日子；对长期教难後教会的新处境也作了相关的调整；规定异端者与教会修和的条件，以及忏悔礼仪的方式等等。会议也确定了主教们应该遵守的某些规则，限制妇女与神职人员住在一起。继欧瑟伯主教後，第五世纪初期重要的教会历史家索克拉特（Socrate,380-440）在他所写的教会史中说：尼西亚大公会议与会主教们决定要制定新法律，要求在晋铎之前已经结婚有家室的神职人员放弃他们的夫妻生活，与他们的妻子分居。这个规矩似乎已在西班牙实行。但是当时来自埃及特白德（Tebaide）地区的主教帕夫努吉奥（Pafnuzio）在会议中起立发言说：不能强加给神职人员如此沉重的轭，婚姻是一件神圣和值得尊敬的事，婚姻生活是没有瑕疵的，过分严格对教会只会有害无益，不是每个人都能严守完美的克制生活，而那些被分离的妻子也不见得会从此独身守节。帕夫努吉主教以为：只要求已经守贞晋铎的神职人员按照教会传统的规矩，不再结婚便可以。
这位来自埃及的主教并没有结过婚，以仁爱慈祥闻名遐迩，他的清心寡欲也很受到大众的敬仰，在教难时期曾受到残酷的迫害，一只眼睛被挖掉，君士坦丁皇帝对他心仪已久，在大公会议期间多次邀请他进宫，向他请益，亲吻他那只已经瞎掉的眼睛。他在会场中的发言立刻得到全体主教的赞同，因此会议没有再表决这项议案，让那些早已经结婚有家室的神职人员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尼西亚大公会议结束不久，许多人便对会中决定采用的关键性文字，也就是'圣子与圣父同性同 '（consustanziale或homoousios）的这个信仰表达方式，表示异议，有些人持的理由是圣经中找不到这个文词，另有些人则说这个文词曾经被那些分不清楚圣父和圣子的异端者所使用。没多久以後，东方的主教们除了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亚大纳削外，竟多数拒绝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经'。一向鼎力支持尼西亚大公会议决议的君士坦丁皇帝，为了缓和平息帝国东部的骚乱，竟也改变了先前的态度。由于皇帝态度的改变，东方地区暴力和报复的行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亚大纳削主教坚持不给亚略复职，竟被公元叁叁五年在提洛（Tiro）举行的区域性主教会议所撤职，并充军到帝国北部边陲靠近日耳曼地区的特里尔（Trier）。由于他始终保持对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忠诚，所以又被放逐四次。
君士坦丁皇帝的儿子们继位後，教会内部的分裂更加严重，公元叁四二年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召开的主教会议使东方和西方的主教们形成对立的壁垒，彼此不欢而散。公元叁五一年君士坦佐（Costanzo）皇帝更走极端，完全采用亚略异端的思想。这一来，反而是西方的主教们被充军，罗马教宗利贝里奥（Liberio），法国普瓦捷（Poitiers）的主教依拉略（Illario），西班牙科尔多瓦（Cordova）的主教奥西奥（Osio）等人都被流放到东方。长途的跋涉使他们都变得苍老。随後继续不断举行的秘密会议虽然提出多种信经，但都无法满足任何人。公元叁五九年皇帝终於制定一个泛泛的信经要大家接受，内容是"圣子相似圣父"（homoios）。圣热罗尼莫当时感叹说：大地都变成亚略异端的世界了。
以上这些冲突争端给各地教会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当时安提约基雅城竟然出现五个教会团体，每个团体有自己的主教，有自己的神学说法。这些混乱竟然在利贝里奥教宗去世後，难为了罗马新教宗的选出。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召开与亚略异端危机的结束

　　统一东西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在文治武功鼎盛时期，为了平息帝国境内、尤其是帝国东部因基督教义所引起的<敏感詞>骚动，于是于公元叁二五年在帝国比蒂尼亚省（Bitinia）的尼西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伊兹尼克城（Iznik），召开天主教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公会议。这次大公会议的起因和要解决的问题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位本堂神父亚略所引发的、天主圣父与天主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从属关系。更确切地说，亚略不以为天主圣子耶稣基督与天主圣父一样地无始无终，因为圣子是圣父所创造的，而非圣父所生的，也因此，圣子的本性本质不来自天父，更因此，圣子不是永恒不变的。总之，亚略不以为圣子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天主。
尼西亚大公会议与会的大部分主教都谴责了亚略神学思想的错误，并接受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伯的提议，采用凯撒勒雅教会使用的'信经'来表明尼西亚大公会议所肯定的基本教义。不过，大公会议也接受君士坦丁皇帝的要求，在'信经'中加入"圣子与圣父同性同 "的文字，皇帝的这个思想是他的宗教顾问奥西奥主教向他提出的。
尼西亚大公会议结束不久，教内人士又重新对大公会议有关教义的决议表示不满，他们不接受圣子与圣父同性同的说法。于是纷争再度兴起，甚至变本加厉，君士坦丁皇帝着眼于帝国内部安定的考量，竟然改变先前绝对支持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态度，助长了暴乱的火焰，教会内部的分裂越来越严重，亚略异端份子卷土重来，转劣势为优势，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们出掌政权後，教会的局势急转直下，东方与西方的主教们彼此决裂，公元叁五一年後统治东西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佐皇帝甚至完全接纳亚略的教义思想。这一来，原先赞同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教们反而遭了殃，他们中有很多人，包括罗马教宗利贝里奥（Liberio）在内，都被充军，各地教会混乱的局面可想而知，安提约基雅一城甚至有五个不同思想的教友团体，各有自己的主教。作为罗马主教的利贝里奥教宗死後，为推选新教宗竟发生困难，有两位候选人角逐，双方支持的人为争取胜利发生械斗，短兵相接，死了一百叁十七人，结果达马索（Damaso）当选新教宗。那是公元叁六六年，利贝里奥教宗去世的那一年，距尼西亚大公会议已有四十一年之久了。
在这些年代中，罗马帝国时而统一，时而东西分治，每位皇帝的思想与作风不同，教会的生活也大大受到牵制。经过数十年争执、交相攻伐和倾轧，教会在神学思想上的反省倒有了一些进步，教会有关教义的用词，尤其是关于天主圣叁这种深奥的道理的用词，已经日趋明确，比方对天主的'性 '（ousia或sostanza）和对天主圣叁的'位格'（hypostasis或persona）这种艰涩难懂的名词，都能分辨清楚。这样的认识与了解多少调和了这麽多年来有关圣子和圣父之间的异同的纷争：从本性本体来说，天主圣父和圣子完全相同；但从位格来说，圣父和圣子有别。
到此，天主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异同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可是另一个有关天主的争论又出现，那就是有人开始怀疑圣神到底是不是天主？亚略异端者否认圣神是天主，他们被称为'攻打圣神者'（pneumatomachi）。当时凯撒勒雅的主教巴西略（Basilio,330-379）用希腊古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作了一番神学思考，写了一部'论天主神圣'（Il trattato sullo Spirito Santo,374）的书，他在着作中指出圣神与圣父和圣子是同性同的。
巴西略是东罗马帝国卡帕多细亚地区凯撒勒雅城的主教，他亲身到亚略异端给罗马帝国、尤其是东罗马帝国教会与<敏感詞>带来的痛苦和困扰，所以他特别安慰鼓励东方的主教们，也敦请被东方教会主教们罢黜并充军帝国北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大纳削与西方教会交往。他曾写信给高卢和意大利的主教们，表明东方教会的隐忧。虽然如此，当时罗马的主教达马索教宗似乎对西方主教们与东方主教们的修和这件事不太热衷。
公元叁七八年，信从亚略教义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特（Valente,328-378）在巴尔干半岛南端的阿德里亚诺波利斯（Adrianopolis）出征蛮族哥特人，兵败战死，帝国上下都认为这乃是天主的惩罚。于是，西罗马帝国皇帝格拉齐亚诺（Graziano,359-383）和东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多西（Teodosio,347-395）两人共同决定中止帝国内部神学问题的纷争，因为这些纷争已经蔓延到各地各阶层。巴西略主教的胞弟圣额我略．尼撒（Gregorio di Nissa,335-395）在他论圣子和圣神的神性的着作中说：「全城大街小巷无不谈论这些问题：布商、银、杂货店皆如此。要是你问银钱币兑换行情，他会给你讲论一套圣子是不是圣父所生的道理；如果你问面包店老板面包的品质和价钱，他会给你说圣父比圣子大，圣子从属于圣父；假使你问温泉浴室的人澡堂准备好了吗？他会回答说：圣子是从虚无中诞生的。我真不知道把这种坏现象称作疯狂或忿怒」。
公元叁八零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Teodosio,347-395）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承认额我略．纳西盎（Gregorio Nazianzo,329-390）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通令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于公元叁八一年举行，与会者都是东罗马帝国的主教。会中决定：必须维护尼西亚大公会议所宣认的信仰，摒弃最近出现的种种异端，包括公元叁六零年左右君士坦丁堡主教马切多尼奥（Macedonio）所宣称的圣神不是天主的异端。因此，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信经'中加上有关天主圣神的信条说："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这就是有名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信经'。第七世纪的时候，西方拉丁礼节的教会又在这段有关圣神的信经文字中加上一个非同小可的拉丁名词，宣认圣神不只是'由圣父所发'，更是"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filioque）。由于加上这个名词，竟成了日後十一世纪罗马教会与希腊教会分裂的原因之一。不过，从公元叁八一年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会都诵念这条信经。
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举行期间，与会的主教们在讨论教义问题之外，也在一些个人的问题上发生难以想像的争吵。会中许多人反对额我略．纳西盎出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因为他没有显赫的经历，在此之前只当了一个小地方的主教而已。额我略．纳西盎主教对这样的争吵感到厌烦与不齿，于是挂冠而去，归回故里，遗缺由一位已退休的政府官员接替。
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的那一年，西罗马帝国皇帝格拉齐亚诺（Flavio Graziano,359-383）也在意大利半岛东北部靠亚德里亚海岸的阿奎莱亚（Aquileia）召开一个小规模的大公会议，只有意大利北部和高卢的少数几位主教参加。会中决定罢黜亚略异端派的主教，并请求皇帝出面协助执行这项裁决。
从此，亚略异端在东西罗马帝国境内逐渐消失，却继续在帝国北方边陲地带的日耳曼蛮族中生存，因为这些蛮族是由一位亚略异端派的主教乌尔菲拉（Ulfila,311-382）向他们宣讲福音的。

聂斯多略异端的产生与厄弗所大公会议的召开

　　亚略异端的产生和在罗马帝国境内的漫延导致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叁二五年在尼西亚召开天主教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公会议。会议谴责了异端，采用了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伯所推荐的'信经'，并在经文上加了'圣子与圣父同性同 '的信条，又将亚略和他的拥护者放逐。不料，尼西亚大公会议才结束不久，许多与会的主教们又反悔，认为'圣子与圣父同性同 '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妥，东方的主教们，除了埃及亚历山大的亚大纳削外，都不再接受'尼西亚信经'，就连原来完全支持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的君士坦丁大帝也变了卦，平反了亚略和同夥的人。他当然是以帝国<敏感詞>安定为考量，信仰教义并非他所执着的问题。
亚略异端的东山再起竟使原来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的胜利者个个落魄不堪，甚至成了阶下囚，被充军异地。这种难堪的局势居然持续了五十年之久。五十年在宇宙生命中只是弹指间的事，却是一个人的生命。公元叁七八年，信奉亚略异端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特（Valente）在阿德里亚诺波利斯（Adrianopolis）出征哥特蛮族战死，帝国上下震惊，人人以为那是天主的惩罚。于是东西罗马帝国两位皇帝，狄奥多西（Teodosio）和格拉齐亚诺（Graziano），共同决定中止帝国境内的神学纷争。东帝国的狄奥多西皇帝更于公元叁八零年宣布天主教为国教，通令召开天主教第二次大公会议，即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重新肯定五十六年前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为正统，再次谴责亚略异端和<敏感詞>种种邪说，又宣认圣神与圣父圣子完全一样，同是天主。西帝国的格拉齐亚诺皇帝也在同一年，即公元叁八一年在阿奎莱亚召开一次小规模的大公会议，把过去半个世纪坐镇各教区的亚略异端派的主教全都罢黜。一场骚乱几乎整个第四世纪的教义之争，到此在罗马帝国境内寿终正寝，只在北方日耳曼蛮族中留下残馀尾巴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教义之争表面虽然平息，这并不意味着教内人士不再反省思考教义的问题，因为那还是初世纪时代，教会里面许多有关信仰的教义还有待发现和深入的探讨，以便明确信仰的真理。那些教义中，最深奥的莫过於天主叁位一体的道理。尼西亚大公会议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虽然先後确认天主圣子和天主圣神原来与天主圣父是同性同、彼此不分先後，但是人们不禁要问：由天主圣言降生为人的圣子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如何结合在一起呢？如果天主圣言和天主圣父一样，是永恒无始无终的，那麽耶稣的诞生、受难和死亡该怎麽解释呢？难道天主也出生、也饥渴、也受苦、甚至也死亡吗？要是耶稣身上的'天主'和耶稣身上的'人'这两个存在的实体分离太久，则如何了解'天主降生为人'、'圣言取了人性'这个道理呢？
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以後，叙利亚境内劳迪塞亚（Laodicea）的主教阿波利纳莱（Apollinare,310-390）想出了解释天主性和人性在耶稣身上结合的途径。这位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大纳削的挚友，以当时人类学的观念，认为：耶稣就像任何人一样，有肉体，也有精神，肉体则包含身体和灵魂，不过耶稣的精神被天主圣言所据有，因此，耶稣不会犯罪，因为他已经没有会犯罪和错误的人性弱点。换句话说，耶稣的肉体属於人，精神则属於天主圣言，肉体听从精神支配，所以耶稣不会犯罪、不会错误。阿波利纳莱主教提出这个观点不久，便有人觉得这个理论危害了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大道理，理由是：如果基督没有取了人性，人就无法得救；如果基督没有人的灵魂，则人的意志也不会获得救援。就因为如此，阿波利纳莱主教多次遭到谴责。
这个事件之後，当时罗马帝国东部出现两个神学思想潮流，一个以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中心，主张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已结合为一，基督乃是有肉体的天主圣言，这是人得以神性化的条件；另一个以安提约基雅城为中心，强调基督虽然一体，却两性分明有别。不论是主张两性合一或是强调两性有别，大家所关心的不外是如何确保耶稣人性的完整。当时使用的文词定义并不很清楚明淅，他们用'本性'（ physis或natura）这个词汇来界定耶稣的存在性质。亚历山大城那一派主张耶稣只有一个性，安提约基雅城一派则强调耶稣两性一体。
这两个不同的神学思想在各自表述之後，竟演变为尖锐的笔战和舌战，一方以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济利禄为首，另一方则由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略掌旗，彼此势均力敌。约在公元四二八年，这位生于安提约基雅的聂斯多略主教开始控告指责当时一般基督信徒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普遍敬礼，他们尊奉玛利亚为'天主之母'（theotokos）。君士坦丁堡的聂斯多略主教以为在圣经中找不到'天主之母'这样的称谓，所以玛利亚仅仅可以称为耶稣这个'人'的母亲而已。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济利禄对聂斯多略的说法大不以为然，他坚决要维护基督的一性一体论和基督信徒的共同信仰。济利禄主教并和罗马教宗切莱斯蒂诺（Celestino I, 422-432）连系，而这位教宗于公元四叁零年谴责了聂斯多略。
有了罗马教宗的谴责，济利禄主教便要求聂斯多略主教签署一项文件，承认在耶稣身上天主圣言和人结为一个性。聂斯多略不接受这个要求，并向安提约基雅的两位朋友乔凡尼（Giovanni）和泰奥多雷托（Teodoreto）求助，同时指控济利禄带有阿波利纳莱主教的错误神学思想。
面对信仰上的这种重大争端，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eodosio II）于公元四叁零年通令在厄弗所（Efeso）召开大公会议，并邀请罗马教宗切莱斯蒂诺和北非依波纳（Ippona）的主教奥斯定参加。但是奥斯定在那年八月叁十日便去世了。次年，公元四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厄弗所大公会议揭幕，根据当时史家，特别是教会大史学家欧瑟伯主教撰写教会史的後继人索克拉特（Socrate,380-440）的记载，这次大公会议是在一场混乱喧嚷中进行的。亚历山大城的济利禄主教来势汹汹，一心一意要把他的对手、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略打得落花流水，因为这样的一场论战关系到他的主教声望和职位，也关系到他所坚持的教义。他拉拢了五十多位埃及主教，送给他们礼物，要他们支持他。由于路途遥远，事务缠身，各地主教无法准时抵达厄弗所。虽然如此，济利禄主教仍然按照既定时日揭开大公会议序幕，即使皇帝的特派专员和六十几位主教抗议，济利禄也不顾。会中，两百多位主教谴责聂斯多略主教犹如出卖耶稣的犹达斯，宣判他为异端者。判决一出，会场外的群众欢天喜地，人人举着火把欢送主教们回他们的寓所，那些天真纯的教友以为基督终於战胜异端。至於当时民众普遍敬礼童贞玛利亚为'天主之母'的信仰，在会议中并没有经过正式明显的讨论，便草草通过。
过了不久，支持聂斯多略主教的人群也慢慢抵达会场，他们对济利禄主教所主持的会议程序步骤不敢苟同，于是反过来也谴责济利禄和他那一边的人。这一来，厄弗所大公会议分裂为两半，对立双方各自集会讨论，互相罢黜对方的主教身份资格。皇帝的代表看到事情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平息争论，竟把济利禄和聂斯多略两位主教都罢黜，以示公平。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敏感詞>的主教都言归於好。不料济利禄主教还是想尽办法逃回埃及亚历山大城，在那里受到凯旋似地欢迎，聂斯多略主教则被放逐埃及境内利比亚沙漠大绿洲（Grande Oasi, el Kharga），公元四五一年死于充军地。
厄弗所大公会议因争端而召开，也不欢而散，大会议决的有关教义信理的部分并不丰富，唯一的官方正式文件是谴责聂斯多略。由于这项谴责，五十六年前举行的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权威更为巩固，耶稣所具有的与圣父同性同以及天主性和人性在耶稣身上结合为一的信仰教义再次获得肯定。此外，童贞玛利亚为'天主之母'（Theotokos）这个称号再也不受到争论。
两年後，公元四叁叁年，安提约基雅的主教乔凡尼（Giovanni），他是聂斯多略的好友，也是济利禄的对手之一，提出一个消弭教会内部教义分歧的信仰途径，他宣称：「因为天主圣言成了血肉之人，所以天主性和人性在耶稣身上结合，由于这个结合，我们宣认圣童贞玛利亚是天主之母」。对乔凡尼主教这个具有修和意向的教义解释途径，亚历山大城的济利禄主教满怀欣喜地接纳，而罗马教宗西斯都叁世（Sisto III, 432-440）也为他们两人的达成协议而感到欣慰，立刻批准乔凡尼主教有关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教义解释。

加采东大公会议的前因与後果

　　公元四叁一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eodosio II）为了平息帝国教会内部有关耶稣基督的本性本体的严重争论，通令帝国各省派代表会集土耳其半岛西南沿海的厄弗所城，举行大公会议，解决纷岐。出席会议的分成两大派别，一派以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济利禄为首，他主张天主性和人性在耶稣身上结合为一；另一派以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托略为首，他主张耶稣身上的天主性和人性截然有别。不料，厄弗所大公会议不但没有使思想对立的双方达成共识，反而造成严重的分裂，彼此罢黜对方，不欢而散。两年後，公元四叁叁年，聂斯多略主教的挚友、安提约基雅城的主教乔凡尼（Giovanni）提出使双方修和的办法：宣认基督的天主性与人性结合为一，因着这样的结合，所以童贞玛利亚是天主的母亲。乔凡尼主教的提议获得亚历山大城主教济利禄和罗马教宗西斯都叁世的欣然接受。厄弗所大公会议的论战到此似乎平息结束。岂知双方的激进份子并不因此感到满意，对立的情绪继续延续下去。
就在那个时期，叙利亚境内奇罗（Ciro）的主教狄奥多雷托（Teodoreto, 393-466）和君士坦丁堡一位年老的隐修士欧迪克（Eutiche,378-454）又掀起旧日的论战：狄奥多雷托主教坚持基督的两性论，欧迪克隐修士则强调在基督身上天主性吸收了人性。这位隐修士以为基督的肉体与我们的不同。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弗拉维亚诺（Flaviano）召开一次地方性的教务会议，谴责了欧迪克修士的思想，并把他开除教籍。欧迪克不服，向罗马教宗良一世（Leone I, 440-461）和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迪奥斯科罗（Dioscoro）申诉求援。
当时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eodosio II）是欧迪克隐修士的好朋友，他为了助朋友一臂之力，于是又在厄弗所召开一次大公会议，被邀请的人除了罗马教宗外，几乎清一色是欧迪克修士的支持者。罗马教宗良一世派遣代表赴会，并交给他们一份致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亚诺的信函（Tomo a Flaviano），函中论述天主降生为人的道理。教宗的立场很清楚：基督有真正的肉体，这个肉体的性质和他的母亲的一样；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成一位，就是天主第二位。教宗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在拉丁文里面，本性（natura）和位格（persona）这两个名词早就分得很清楚，但在希腊文里面，本性（physis）和位格（hypostasis）就很难分辨清楚其中的差别。
这次大公会议是于公元四四九年在厄弗所召开的，与会的大多数是欧迪克隐修士的夥伴，亚历山大城的迪奥斯科罗主教更带了一批饶舌善辩的隐修士来助阵。那些来自罗马的教宗代表们，由于听不懂希腊文，所以像鸭子听雷一样，不知如何答辩。在一次非常喧嚣激动的会议中，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弗拉维亚诺和所有主张基督两性论的人都被谴责和罢黜，弗拉维亚诺主教甚至在会议骚动中受伤，幸好有警察介入，但不久他便去世了。迪奥多雷托主教不服，向罗马教宗良一世申诉，教宗对这次厄弗所大公会议不光明正大的行径感到不齿，称之为'厄弗所的僭越偷窃'（latrocinio di Efeso），也不承认这次会议的效用。
次年，公元四五零年，马尔恰诺（Marciano, 390-457）继承他的姊夫狄奥多西二世为东罗马帝国皇帝。上任後，他立刻改变帝国的宗教政策，请求罗马良一世教宗到东方主持一次大公会议，良一世不能前往，因为那时匈奴人正侵扰西方，他于是派一位特使代表他前往主持会议。公元四五一年，在君士坦丁堡对岸，博斯普鲁斯海峡东边的加采东城举行了一次有名的加采东大公会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罗马教宗主持的大公会议，虽然教宗本人无法临在，但是会议是在他名下展开的。从此以後，由教宗主持便成为召开大公会议以及会议受到承认的必要条件。
加采东大公会议揭幕的时候，思想立场对立的两边各坐一边，中间由福音书把他们分开。会中，那位两年前在厄弗所会议混乱局面中受伤并死亡的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亚诺被平反，与会主教们也重新宣认'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信经'，同时宣读这时已经去世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主教济利禄的几封信，以及教宗良一世先前写给弗拉维亚诺主教的信函（Tomo a Flaviano）。这封信函激起会议主教们的兴奋欢腾，他们说：「看，这才是教父们的信仰！这才是宗徒们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如此相信！谁不如此相信，该受谴责！伯多禄宗徒借着教宗良一世说话，济利禄如此教导，教宗良一世和济利禄教导同样的事」。于是，亚历山大城的迪奥斯科罗主教被加采东大公会议罢黜并放逐。
除此之外，加采东大公会议也处置了那些曾经参与公元四四九年厄弗所大公会议非法决议的人，并宣布了以教宗良一世致君士坦丁堡弗拉维亚诺主教的信函为精神、也充分发挥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信经内容的一个新的信仰宣言，这个宣言所肯定的最重要教义便是'基督一位两性'。从此，这个教义就成了日後基督学的基础。邀请教宗主持会议的马尔恰诺皇帝同意这次大公会议的决议，而教宗良一世只承认与教义有关的部分。
加采东大公会议的宣言虽然相当平衡，不偏不倚，却没有给当时的教会带来平安。其实，没有一次大公会议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与基督学有关的问题仍然继续存在下去：那些反对加采东大公会议宣言的人于是脱离公认的教会，他们以为自己的地方教会坚持基督一性论乃是忠于亚历山大城的济利禄主教；至於追随聂斯多略主教的地方教会则认为它们是在维护基督神性和人性的二元论。这种分分离离的现象和事件在昔日很容易走上谴责对方为异端和互相排拒的极端，可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尤其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则比较容易发现教义立场不同的地方教会之所以不遵从大公会议的决议，之所以作了与罗马教会分裂的抉择，其<敏感詞>因素远大于教义因素。
这话怎麽说呢？当时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所关心的是帝国境内要奉行加采东大公会议所宣认的正统信仰教义，可是帝国的许多省分和地区为了表示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与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文化有别，不愿意接受希腊化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拒绝加采东大公会议的决定。比方说：当埃及的基督信徒看到加采东的教友和政权走得比较接近，因此，为了表明他们忠于亚历山大城的迪奥斯科罗（Dioscoro）主教和济利禄（Cirillo）主教，于是选择了'耶稣一性论'（monofisismo或称单性论）为埃及说'科普特'语言的基督信徒的宗教。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叙利亚，那里讲叙利亚语的人也选择了一性论的信仰。加采东的基督信徒很受皇帝赏识，获得了皇上颁赐给他们'皇家教会'的头衔。皇家这个名词古叙利亚语叫作'梅尔基蒂'（Melkiti），今天，近东和中东地区有称为'梅尔基蒂'礼节的教会团体，它的历史渊源就是这样的。那些追随'耶稣一性论'的教会团体为了表示他们的正统，于是把'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信经'引进他们的教会礼仪中，表明他们的传统要比加采东大公会议更古老。
至於帝国境外、特别是帝国东境以外的地区的教会团体，也是出於<敏感詞>考量而选择一性一位论或聂斯多略的两性两位论。第五世纪末年，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西奥（Anastasio,430-518）下令关闭介於幼发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埃德萨城（Edessa）神学院，因为这座神学院被认为传授聂斯多略异端。遭关闭後，这座学校东迁到波斯境内的尼西比城（Nisibi）。公元四八六年，波斯的基督信徒在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举行教务会议，选择聂斯多略教义为波斯帝国基督信徒的正式宗教，这样可以避免波斯帝国怀疑或指控他们为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的奸细。而事实上，自从聂斯多略派基督信徒被逐出罗马帝国後，他们成了向中亚和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大传教士。公元一六二五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扼要记述了聂斯多略教传到中国的经过情形。这块巨大的碑石刻于公元七八一年，唐朝德宗建中二年。
在那个时代，亚美尼亚的基督信徒为了反对信仰聂斯多略教义的波斯人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也采行'一性论'教义。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基督信徒因为一向跟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教会，所以也接受了一性论教义。
到此，罗马帝国内外的基督信徒教会团体已经四分五裂，帝国皇帝们一直都怀着寻找妥协的方式来统一教义和<敏感詞>的愿望，但是始终无法如愿以偿，甚至还引起别的争论和冲突。公元五五叁年和公元六八一年所召开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和第叁届大公会议，内容所讨论的还是与基督学有关的教义问题。後来的这一届大公会议甚至还谴责了由耶稣一性论而来的新异端：基督单一意志说（monotelismo）和基督单一行为说（monoenergismo）。

各地方教会的组织和彼此间的关系及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

　　人间事务，大凡人多口杂，意见便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那是集思广益的话，可能会有助于<敏感詞>的进步，否则便成了绊脚石，阻碍人性整体的发展，短者数十年，长者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这类事件，只要翻开历史，到处可见，即使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许多周遭的大小事务中发现。
到公元五百年为止，天主教会共举行了叁次大公会议。这几次会议都是罗马帝国、而且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出面，在东帝国境内召开的，因为在那几个世纪中，教会的重大问题都发生在帝国东半部，而这些问题又几乎都出於希腊君士坦丁堡和埃及亚历山大城两地教会有关教义的争论。那些争论经常导致帝国<敏感詞>的不安，致使皇帝不得不召请各地主教，特别是东帝国地区的所有主教，在他指定的地方举行普世教会性质的会议，以解决纷争。
大公会议的召开固然是为解决时代的重大信仰问题，却也给来自各地的主教提供了彼此认识和交流的良好机会。罗马帝国版图辽阔，包含多种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的民族，这些民族在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以後，仍然保存着他们自己固有的文化习俗，甚至形成一种别人所无的特有的新文化。那几次大公会议除了讨论信仰教义的问题外，也试图协调各地教会运作的规则，特别是主教的任命与各地教会之间的关系。
当初教会慢慢开始建立它的行政体系的时候，最好的因循模式无非是罗马帝国现成的<敏感詞>、管理和经济制度。一般而论，初世纪的主教是为一个城市的基督信徒团体的<敏感詞>；几个城市的教友团体合组成一个教省；省会的主教比省内<敏感詞>主教的地位职份更重要，因为他可以召集省内的主教会议，批准省内主教的任命，并使受祝圣的新主教就职。尼西亚大公会议第四条决议案说：「一位主教必须由教省内所有的主教一起祝圣；如果因为紧急需要或由于路途遥远，全体主教无法到齐，则至少必须有叁位主教联合在一起行覆手礼，但这叁位主教必须具有不在场的<敏感詞>每位主教的书面授权书。祝圣主教的所有这些礼仪程序必须获得省会主教的认可，始能生效」。从第四世纪初期尼西亚大公会议的这项规定，可以看出选任主教是属於教省内全体主教集体领导当地教会的职权。
教区之间和教省之间在客观条件上常有好坏的区别，有些地方比较富裕、发达、方便，有些地方则非如此，因此发生主教跳槽、企图寻找比较安适的教区当主教的现象。尼西亚大公会议看出这个弊端，于是在第十五条决议案中规定：「许多争权夺利和分裂的现象劝告我们废除已经在某些国家形成风尚的不合乎规矩的作为，那就是禁止主教、神父和执事转移到另一个城市去。如果有谁胆敢违背此法令，因袭旧俗，他的迁移将被取消，并必须回到他被祝圣为主教或司铎的本地教会」。尼西亚大公会议这条规定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身为主教的人相似基督，是基督的形象，他被视为他所领导的地方教会的丈夫，因此不能另谋新欢。公元叁八零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把在穷乡僻壤当主教的额我略．纳西盎（Gregorio Nazianzo）升任为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件事在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中遭到非议，逼得他不得不放弃帝国首都主教的尊位，归回故里。这便是尼西亚大公会议第十五条决议案的效果。不过，这条规定後来便被取消了。
罗马帝国各行省省会主教的身份地位要比省内<敏感詞>主教的更重要，可是在这些省会的主教之上，还有几位主教的身份地位又比他们的更高，这在教会初期的时代已经形成。这几位主教就是罗马帝国几个最重要的城市的教会<敏感詞>。这几个城市不仅是帝国的重镇，而且也是对外传播福音的出发点，诸如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中东的安提约基雅、甚至北非的迦太基。这几个大城的主教享有的权威远超出他们所在的教省围。
话说公元二八五年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Diocleziano）即位後，为了易于统治管理，便把所辖的八十六个行省结合为十二个行政区（diocesi），到了第叁世纪末年又增为十五个。那个时代，东罗马帝国境内各行政区首府的主教享有特殊崇高地位，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中东的安提约基雅城的主教便是最显着例子，他们拥有祝圣省会主教的权柄。尼西亚大公会议第六条决议案说：「在埃及、利比亚和五城区（Pentapoli）宜保持旧有的习俗，即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保持他对这些教省的管辖权，因为他和罗马的主教享有相同的权利。同样地，也应该保存安提约基雅和<敏感詞>教省的古老权利」。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第二条决议案也说：「一个行政区的主教不能干预别地方的教会的事务，也不能在<敏感詞>地方的教会内制造混乱，而应该遵照规矩，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管理埃及的教务，东方的主教管理东方各行政区教会的事务，但要保存尼西亚大公会议对安提约基雅教会所承认的特殊权柄」。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是所谓的'新罗马'，所以担任这里的主教当然是非同小可，他的身份地位几几乎与罗马的主教教宗平行，可以随着罗马的主教同享首席主教的尊荣。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第叁条决议案说：「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在罗马主教之後，亦享有首席的尊荣，因为这座城市是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这项决议并非为了反对罗马，而是在对付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因为在罗马帝国和在教会内，亚历山大城一向是居一城之下，万城之上的地位，如今，乳臭未乾的君士坦丁堡已跃居帝国新都的地位，宠幸备至，骄矜不可一世，它对罗马太座当然不敢动脑筋，可是对那坐第二把交椅的亚历山大城决不留情。初世纪几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几乎都是因为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两地教会人士思想上的冲突而引起，他们在会议中彼此交相攻伐，不遗馀力，然而背後不乏心理因素在作祟。
除了亚历山大城、君士坦丁堡、安提约基雅之外，耶路撒冷城也认为自己在宗教上有其不同凡向的地位，因此也要求享有特殊的尊荣。
公元四五一年，加采东大公会议重申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主教们的决议，肯定罗马享有一切既有的尊荣与特权，因为它是帝国古老的都城。可是与会的主教们也赞同君士坦丁堡得以享有与罗马相同的身份地位，因为皇帝既然住在这里，帝国元老院也在此地，是仅次於古罗马的'新罗马'，是圣座的所在地。基於这个理由，巴尔干半岛东部（Tracia）、小亚细亚北部（Ponto）、近东（Asia）以及新传教的蛮人地区的主教都将由君士坦丁堡圣教会的圣座来任命和祝圣。
从此以後，君士坦丁堡、安提约基雅、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成了罗马帝国东部教会的四大重镇，各辖有相当广泛的地区，再加上帝国西部的罗马，便成了那个时代普世教会的五大中心。公元五二七年，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登基，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唯一主人後，这五个重镇都从皇帝的那里获得法定的承认。这便是教会昔日五个宗主教区形成的经过。当时有人称教会的这种局面为'五头领导'（Pentarchia）。
在罗马帝国<敏感詞>左右之下不断寻求自己存在方式和方向的教会，罗马城的角色似乎凸显不出来。在第六世纪以前，罗马的主教根本没有'教宗'（Papa）这个称呼，也没有'教宗国'（Papato）的存在。教宗这个名词的原意是爸爸父亲，在初世纪，教会人士都尊称主教为'爸爸'。在那个时代，罗马的主教在西方拉丁语系地区所担任的角色，就像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的身份地位一样。所不同的就是：从教会在罗马存在一开始，罗马的教会便在普世教会中享有特殊地位，这个特殊地位的形成得力于伯多禄和保禄两位宗徒在这古罗马帝国都城建立天主教会团体。再说，初世纪各地的教会如果发生甚麽问题，或有不合乎教会规矩的现象，总是向罗马请教，或由罗马出面予以纠正。比方说，希腊格林多城的教友生活糜烂，公元九十六年罗马主教克莱孟（Clemente）便写信去警告纠正；公元一九零年左右，有些主教不按照罗马教会的日期庆祝耶稣复活节，罗马的维托雷（Vittore）主教便将这些主教开除教籍；第叁世纪中叶北非迦太基城的主教西彼廉（Cipriano）为一些异端者付洗，便遭到罗马主教斯特凡诺（Stefano）的责备。类似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不过，话说回来，罗马主教的警告、谴责、纠正或责备，不一定都令人心悦诚服，受到虚心的接纳，比方说，罗马维托雷主教责备北非西彼廉主教的作法，当时法国高卢里昂的主教依勒内就认为过火，不合乎爱德。然而，总地说来，东罗马帝国各地教会还是始终承认罗马教会的首席地位，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向罗马求援求助，亚略异端危机时期，凯撒勒雅的主教巴西略便向罗马主教表示他的隐忧和东方主教们的焦虑；第五世纪上半叶东方发生欧迪克隐修士和狄奥多雷托主教之间有关基督学的争论，欧迪克遭君士坦丁堡主教谴责并开除教籍，他不服，便上诉罗马主教良一世（Leone I）。後来，在公元四四九年那一次不被承认的厄弗所大公会议中，欧迪克这一派的人得胜，狄奥多雷托主教也向罗马主教良一世申冤。良一世宣判这一次的厄弗所大公会议是僭越和偷窃职权的行为。
君士坦丁堡在公元第四世纪二十年代被建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之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很令罗马觉得不是味道。那个时代，罗马的几任主教都很担心罗马教会的地位将随着本城<敏感詞>地位的滑落而衰微。为了这个缘故，从第四世纪中叶起，罗马的主教们便开始强调他们的首席地位来自他们是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的这个事实，并给罗马加上'宗座'（Sede apostolica）这个头衔。公元四五一年加采东大公会议第二十八条决议案承认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享有与罗马教会同等的尊荣地位时，罗马主教良一世便拒绝接受这一条决议，因为他认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管辖权扩张得无度。
其实，加采东大公会议也相当尊重罗马主教的权威，因为与会的主教们在宣读罗马主教良一世先前写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亚诺的一封书信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伯多禄宗徒借着良一世说话」。早在公元叁八二年罗马举行的一次教务会议时，就已经引据玛窦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的记载，强调罗马教会和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良一世更根据这段福音来发挥首席权威的神学。他承认自己既是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就有权利和义务来领导整个教会。至於<敏感詞>主教，则蒙召来分担罗马主教对普世教会的牧灵关怀，但他们不享有罗马主教所具有的那种完整无缺的权柄。良一世认为：罗马的主教是普世的主教，是众主教中的主教，是任何一位主教的权柄的来源。第六世纪末年，罗马主教额我略一世（Gregorio Magno）则认为罗马主教和任何主教一样，只不过他是首席主教而已。
今天的教会很注重全球主教的集体领导，这种神学观念比较接近东方教会的传统，也更合乎教会大公的原则和精神

教父：初世纪教会的作家

　　我们写教会历史，谈教会生活，许多资料都是从教会的作家们所遗留下来的珍贵史料中得到的。这些作家大都是德高望重的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主教，或是神学家、历史家、思想家、演讲家，例如欧瑟伯、戴尔都良、奥利振、依勒内、奥斯定、亚大纳削等人。这些人教会惯常尊称他们为'教父'（Padri della Chiesa）。後世的人对这些教父之所以重视，除了因为他们给後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之外，更因为他们对後代基督信徒的信仰和教会的生活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过去我们曾经指出：传递基督的福音并非仅仅把福音作者所写的有关耶稣的言行的文字传给後人而已，更要把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对福音的了解与体验传给他们的後代，在後代人之中产生启发的作用。
教父们为数不少，着作也汗牛充栋，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细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需要找出其中对後人的信仰生活影响较深的部分训导来认识，毕竟对教父们的研究早已经成为一门称为'教父学'（patrologia）的专门学问，我们在此只能点到为止，让大家有个基本概念，对有兴趣的人也提供一个引线，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楔子。
我们常看到一些非基督信仰的报章杂志书刊使用'教父'这两个字，一般而论都不是在指教会所认为教父的人，他们经常自己望文生义，或以讹传讹，以致混了这个名词的本义。'教父'这两个字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引申为'教会的父亲'来说。父亲这个名词，狭义地说就是生养子女的男人，但是广义地说，却有祖先、源头、根本、原始的意思。在中文里面，用父亲来形容祖先或源头的情况不多，但在西方语文中，这种用法却屡见不鲜。西方常有'我们的信仰的父亲'这种说法，其实这里所说的父亲是指祖先。另有'国家的父亲'或'共和国的父亲'的说法，这里的父亲是指创始人，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国父'。从狭义说，父亲不只是生子女的男人，更是养育和栽培子女、把智慧传递给他们、使他们能走上成熟地步的长者。玛窦福音第二十叁章第八到第十一节耶稣说：「至於你们，却不要被称为'辣彼'，因为你们的师傅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默西亚。你们中那最大的，该作你们的仆役」。耶稣虽然规劝他的门徒不要被称为父，可是教会还是广泛地尊称初世纪教会的作家们为教父。圣保禄宗徒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则说：「你们纵然在基督内有上万的教师，但为父亲的却不多，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内借福音生了你们」。法国里昂的主教圣依勒内也说：「当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口中得到训诲，他就称为那位教导他的人的子女，而那位教导他的人便被称为他的父亲」。
过去我们在谈到教会开始有隐修院生活的时候，曾提到隐修院院长被尊称为父亲（padre或abate）的习惯，理由就是因为当隐修院院长的人对院中隐修士的照顾必须无微不至，形同父亲一样，这种习惯今天仍然存在。初世纪的时候，教会里面负责训导的人是主教，他也有权利委托另一个人执行训导的职务。因此，主教们都被尊称为父亲，有时候更被称为'爸爸'（papa），今天，'爸爸'这个尊称在天主教里面只用来称呼罗马教宗而已。除了隐修院院长和主教被称为父亲外，慢慢地，凡是肩负训诲和讲道这种超性职务的人，不一定是主教，也都被称为父亲。今天，西方国家一般都称教会的神职人员为'父亲'，中国人则称他们为'神父'，因为他们的职责是教导和训诲伦理道德及宗教信仰这方面属於精神心灵的事物。不论是父亲或神父，这两个名词都或多或少隐含着称呼的人和被称呼的人之间的安全和信赖的关系。
身为父亲的人，他最基本的使命和任务便是承先启後、继往开来，所以，他是一位十足地肩负传统的人，他必须把过去珍贵的和正确的事物传递给後来的人，也要把前人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告诉子女，以免他们重蹈覆辙。说明了这些与'父亲'这个名词有关的种种意义之後，我们便多少可以了解'教父'在教会中的身分地位。
前面我们说过，教会所尊称的'教父'是初世纪教会的作家，这些作家的着作引领我们追本溯源，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耶稣'那里去，因为他们在时间上远比我们接近耶稣基督。今天的人很重视寻根的工作，寻根并不是退步、退化或念旧，而是为了古知今，为了确实知道自己为什麽这样生活，为什麽这样信仰。我们都希望知道早期的基督信徒，在还没有受到时代的考验和塑造之前，他们的思想和信仰生活状况，因为从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可以找到最原始、最纯真的信仰生活，这为我们净化信仰有很大的帮助。
所谓教父，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新约圣经最早的读者，他们研读新约圣经以後，便把所领会的心得用当时还不是很有系统、很有规、思想很严谨明确的时代语言书写成书，作为基督信徒信仰生活的食物养料。教父们除了首先阅读新约圣经之外，更用耶稣基督的观点来阅读旧约圣经，然後邀请基督信徒完全用基督学的眼光、在圣神的启发之下，来窥探新旧约整部圣经所要传达的讯息。为此，我们探本究源，直溯教父，并不是要抛弃或轻视介於教父时代和我们今天之间这一段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教会历史和经验，而是为能更彻底地认识和吸收没有遭到时间磨损、没有被历史渣滓掩盖的纯净的基督讯息。
或许我们要问：教会的这些教父都生活在甚麽时代呢？或者说教父时期是哪个年代呢？根据教会一般传统来说，教父时期从新约圣经书写完毕、开始有人撰写有关基督信仰的文学作品起，到第八世纪结束为止。为甚麽说到第八世纪结束为止呢？因为那些有关基督信仰的文学着作到了这个时期便衰微了，这个现象在西方尤其明显。在这段大约长达七百年的时期中，这个很具有特性的基督信仰文学也慢慢地在演变，它从起初以讲解谈论圣经为主要目而逐渐演进为专门性的、比较倾向于学术性质的作品。就因为这样，才形成後世至今所称的'教父学'这门大学问。
其实，教父时期是不是那麽明确地随着第八世纪的消逝而终结呢？也不一定，因为文学是一种很有耐性的生命，不容易随着事态的消失而云消雾散。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教父的时代要延续到十二世纪中叶才真正结束，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教会大学者、大圣师、法国的圣伯尔纳多（Bernardo di Clairvaux,1090-1153）是教父时代最後的掌门人。

教父：福音与文化相会的证人

天主教所尊称的'教父'（Padri della Chiesa）是指到第八世纪为止教会内部所有的作家。当然，这些作家所写的作品都以探讨圣经和信仰教义为目的，不过新约圣经的作者不包括在内。有些专家学者还认为十二世纪中叶以前的教会作家也应该称为教父。
教父们写作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不局限于讲解圣经和劝人按照圣经的训诲行善避恶，也在维护基督信仰免受时代思想潮流的攻击，因为当时有不少人借着理性的名义指责基督信仰违反人类的理性逻辑。这些教父们在讲解基督的福音时，尽量使用他们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希腊和罗马拉丁文化的' 畴'（categorie），来表达信仰和教义的内涵，好使希腊人所崇尚的智慧与基督所宣讲的福音不谋而合，这样，读者听众就容易了解他们要传达的讯息。当时有希腊'斯多葛'派（stoicismo）哲学思想崇尚禁欲苦修，一切顺从大自然，这种生活思想帮助他们了解、进而接受基督信徒所崇拜的创造万物和安排宇宙大自然秩序的天主；而基督信徒相信他们可以经由有形可见的大自然受造物而认识无形不可见的造物主，就像柏拉图哲学的信徒所主张的一样。这些都是有利于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信仰交融的条件。
就这样，教父们渐渐地吸收熔化古老的希腊和罗马拉丁文化，然後把这些文化纳入基督信仰的江河之中。可是这种融合文化与信仰的伟大工作并不是始终一帆风顺的，例如在第二第叁世纪，曾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宗教思想学说出现，对基督信仰造成重大的威胁，教父们为了保护教会的信仰教义，非得挺身而出，批判那些异端邪说不可。其实，这些异端邪说的产生也有客观的因素存在，因为初世纪时代的教会还没有能够理出一套适当的名词，来解说或界定信仰的关键性观念。比方天主叁位一体的本性本质和耶稣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这些概念，在当初实在没有很明确、大家都能接受的统一名词，因此，在教会内部发生了许多冲突和争执，以致罗马帝国皇帝不得不召开教会的大公会议来解决问题。处在那种议论纷纷的时代，教父们为了维护和确定教会信仰的教义，于是发展出一种有系统的学问，就叫作神学。
这套有系统的学问并非天下各地一致的，在初世纪那个时代，基督福音只传布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而这些地区又以希腊和罗马拉丁文化为两大体系，所以教父们按照他们生活的地区或使用语言的习惯，来表达他们的神学思想。在西罗马帝国，教父们大都使用帝国官方语言拉丁文，因此，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用语多少受到这个文字的限制。在东罗马帝国，教父们大多使用知识份子的语言希腊语来写作，于是同样地，他们的思维也循着希腊文化的逻辑来运作。不过也有少数几位使用叙利亚文、埃及科普特文或亚美尼亚文来表达思想的。无论如何，每一种语言都代表当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当一位教父用一种语言来表达他的神学思想时，这个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便形成那个神学思想的特色和相貌。于是，神学体系便出现了多种面貌。
今天我们谈教父，并没有意思要美化过去的一切，或加以理想化，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不同思想派别的神学彼此如何凶猛地攻伐。虽然如此，教父们的榜样也提示我们，要向当代的人宣讲福音，必须使用他们都懂的语言才能奏效。从另一方面说，今天信仰基督的各个教会团体所推动的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也在教父们的着作中发现教会大分裂之前神学的共同依据，以及神学的不同表达方式如何能与教会的合一并存不悖。
教父是教会传统的杰出证人。这里所谓的传统是指初世纪基督信徒所遵从的福音。为了这个缘故，教会要求那些作它的传统的证人、也就是教父们、思言行为必须合乎正统。换句话说，教父们的思想必须是正确的，他们的生活必须充满圣德。身为教父的人，一定是个把他所领受的训导，借着自己的生活榜样，传递给後人的人。
关于教父们的正统（ortodossia）和圣德（santita），我们也需要稍微说明一下：教会对教父的圣德的要求并没有特别严格，虽然有很多教父都是圣人，但是教会不要求他们具有列入圣品的条件，只要他们的处世为人普遍受到肯定便可以。事实上，教会第四第五世纪的教父大圣师热罗尼莫是个脾气非常坏的人，他对那些与他对立的人决不口下留情，他甚至嫉妒他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金口圣若望（Giovanni Crisostomo,345-407），对他心存芥蒂。至於所谓的正统，那是指同一时代的教父们彼此之间对所教导的基本教义有默契，有相同的看法。只不过到了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些教父对过去表达信仰的方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彼此之间甚至发生严重的争执。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为这样的现象感到惊讶，因为教会对教义丰富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有更贴切、更完整的解释和了解的，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圣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久而弥新的宝藏的意思。
第五世纪上半叶法国教父圣温琴佐．勒兰（Vincenzo di Lerins）对教会的传统的重要性以及教父在这种传统中所占有的地位有很好的描写，他说：「我经常徵询许多具有圣德和对教义有精湛修养的人，问他们如何能够经由一个确定而普遍的准则来区别天主教的信仰真理和异端邪说。他们几乎全都给我这样回答说：你必须借着天主的帮助，以双重途径来装备你的信德；先是天主的法律权威，然後是天主教会的传统。对这种回答恐怕有些人不以为然，他们会说圣经本身已经绰绰有馀了，何必加上教会解释的权威呢？其实，由于圣经的绝对崇高性，所以并不是每个人对它都有普遍相同的了解。同样的字常因为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几乎可以说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解释。因此，在天主教会内必须悉心保存众所信仰的一切，这便是教会之所以称为'至公'的本意。不过，教会的至公性非得我们全都遵从教会的普遍性、古老性以及一致同意性不能存在。普遍性是指我们都承认整个教会所宣认的唯一和真正的信仰；古老性是指我们偏离开我们的先圣先贤所宣发的信仰情愫；一致同意性是指我们怀着古老性来拥抱全体主教或绝大部分的主教所教导的教义。几时出现大公会议没有处理过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向圣师、向那些始终在信德中保持合一共融的导师请益。他们为了思想和情感的合一而肯定的一切，毫无疑问地都该被奉为教会普遍和真正的教义」。
圣温琴佐．勒兰的这段话叫我们看出教会传统和教父对我们的信仰的重要性，以及教父们与圣经的关系。不过初世纪有几位教会作家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教会大家庭，根据当时教会的准则，他们甚至被判为异端者或裂教者，第二第叁世纪间教会最能言善道的北非护教学家戴尔都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人固然很有才华，却没有被列入教父的行列，可是他们为教会的生活和教义所作的见证没有几个人出其右者，所以不能等视之。这就是为甚麽历史依旧记载他们、重视他们、而我们也引用他们的话、并讨论他们的缘故。

希腊教父黄金时代

　　教父，就如我们先前谈过的，是指对基督信徒的信仰和教会的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教会作家，他们都生活在公元後八个世纪、甚至十二个世纪内这段漫长的时期中，但是不包括新约圣经的作者们。在这好几个世纪中，曾有一段时期特别重要，因为在这段时期中产生了很多位不同凡向的教父，他们的言论着作左右了後世教会的信仰生活，直到今天仍然被奉为奎臬。这段时期可以从公元叁百一十叁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律那一年开始，而在公元叁百二十五年召开教会第一届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到公元四百五十一年举行第四届大公会议，加采东大公会议，为止的这一百二十五年间大放异彩。这段时期就是教父的黄金时代。
历史在讨论教父的时候，经常把他们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这种分法大半是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着作所使用的语言为依据，可是除了希腊和拉丁两种语言之外，还有用东方<敏感詞>语言写作的教父，其中最有名的莫过於尼西比斯（Nisibis）的圣埃弗雷姆（Efrem,306-373）。尼西比斯位於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介於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是两大帝国争夺的地方，圣埃弗雷姆就出生在这里。当波斯人占领这座城的时候，埃弗雷姆便逃往今日土耳其境内的埃德萨城（Edessa）。埃德萨城是个很古老的教会重镇，那里说叙利亚语。埃弗雷姆是教会的执事，也是一位诗人，他逃亡到这里後，便致力于讲道、讲解圣经、带领教友祈祷。他的着作以讲道、注解圣经为主、又写了大约四百五十首赞颂的诗歌，其中有很多翻译成多种语言。圣埃弗雷姆的神学思想很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接近旧约圣经的原始风味。
举出圣埃弗雷姆这位既不是希腊文化，也不是拉丁文化的东方教父之後，现在我们来谈希腊教父中的几位佼佼者。
第四世纪教会几位最出色的作家都属於希腊文化世界，因为那个时代有关教义的争论都发生在希腊文化地区，也就是罗马帝国东半部，那些争论激发许多人从事神学的反省与探讨，因此在教会内产生不少作家。我们可以举出其中最有名、对後世教会影响最深的几位略加介绍一下：
最早的一位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执事圣亚大纳削（Atanasio,295-373 ），这位极负盛名的教父是因着亚略异端的产生而脱颖而出的。公元叁二五年，罗马帝国皇帝为了解决亚略异端（Arianesimo）的问题，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尼西亚（Nicea）召开天主教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公会议，当时身为执事的亚大纳削陪伴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亚历山大赴会。会中，亚略遭谴责，并被充军。叁年後，公元叁二八年，亚大纳削继任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任内，他极力维护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信仰，大力声讨亚略和同夥所坚持的异端。岂知尼西亚大公会议结束不久後，东方的主教们竟然出而反而，除了亚大纳削主教外，其馀的都不再赞同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议，他们于公元叁叁五年在提洛（Tiro）召开地方性的主教会议，撤除亚大纳削的主教职务，原来支持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君士坦丁皇帝出於<敏感詞>安定考量，把亚大纳削充军到帝国北部边陲靠近日耳曼地区的特里尔。由于亚大纳削主教一直忠于尼西亚大公会议，所以前後被充军了五次。这位不屈不挠的教父一生的主要着作都是在维护和阐述天主圣言降生为人以及降生为人的圣言基督与天主圣父同性同体的神学。
圣亚大纳削在'论降生为人的圣言'中说：「圣言降生为人为的是要使我们也成为天主；他借着他的身体成为有形可见的，为使我们对无形不可见的天主圣父有个概念；他承受了人类的凌辱，为使我们分享他的不朽。他虽然遭凌辱，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因为他是不会感到痛苦、也不会腐朽的天主的圣言。他为受苦的人类承担这一切，为的是要使他们免於危险」。
是亚大纳削所写的隐修之父圣安当的行实脍炙人口，激唤了很多隐修生活的圣召，圣奥斯定就是其中之一。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古代是教会信仰的重镇，那里教会人才辈出，但是位於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地区却是教会隐修生活的圣地，这里出了教会叁位极其重要的教父圣师：第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圣巴西略（Basilio,330-379 ），其次是他的胞弟圣额我略．尼萨（Gregorio di Nissa,335-394 ）,再就是圣额我略．纳西盎（Gregorio di Nazianzo,330-390 ）。
圣巴西略成年的时候才领洗奉教，在经过相当良好的文学教育之後，决定去度一段时期的隐修院生活。公元叁七零年被任命为他的出生地凯撒勒雅的主教。他在主教任内最关心的叁件事就是：在经常发生荒的那个时代策划教会的爱德救济工作，使他的城市恢复生机；组织团体隐修生活，为隐修院制定大小生活规章；在亚略异端蔓延的世代极力维护教会的正统与团结合一。他在一篇为荒所讲的道理中对教友说：「你以为自己是穷人吗？还有人比你更穷。你还有两天可以活吗？别人只剩下一天而已。你既然是善良的人，就把你所剩下的与穷人分享吧！你不要迟疑把你仅有的奉献出来，你不要只想到个人的利益，而不顾众人的危急。即使你只剩下一块面包，要是一个乞丐来敲你的门，你也要把面包拿出来，举目向天哀求说：『主啊，你所看见的这块面包是我最後的一块，危险之大不难想像。可是在我眼前除了这块绝无仅有的面包外，还有你的诫命，我就和我这位挨饿的兄弟分着吃了吧！我知道你的仁慈，我也信赖你的大能。请你不要推延你的乐善好施，要是你认为妥当，就请你广施恩惠吧！』。要是你向上主这样祈祷，也这样作，你给穷人的那块面包将成为一大片庄稼的种子，它要给你带来丰富的果实，担保你的所需，因为你曾经作了怜悯的使者」。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叁件事，圣巴西略也开导青年教友妥善阅读教外作家的作品，他自己则为圣经作注解，在所写的'论圣神'的着作中明确指出天主圣神的地位。
总之，圣巴西略是个稳重和乐於对话的人，只可惜才活了四十九岁，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他为教会的安定所作的努力的成果。後人在他的名字之前冠以'大'这个字来推崇他的圣德和学问。
圣巴西略有一位弟弟，名叫额我略（Gregorio di Nissa,335-394 ），他原是结婚的人，後来进入隐修院潜修，然後又当了巴尔干半岛东部尼萨城的主教，就因为如此，历史上都称他为'尼萨的额我略'。他是一位很好的神学家，在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中曾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他的神学思想充满默观和神秘的色彩，这也是他的大部分着作的特色。他强调：人既然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的，所以有能力认识天主，而且在走完人生这段考验和净炼的旅途之後，必将回到创造他的天主那里。
这位尼萨的圣额我略在'论人的创造'这本书中说：「神性之美既不是形象外在的美丽，也不是动人的外表，而是完美的生命所含的无法形容的真福。就像画家一样，他从各种色彩的颜料中挑选适当的颜色，把心中想像的美表现在形象上。塑造我们的天主也是一样，他所使用的颜色就是存放在我们心中的德行，这些德行能在天主的肖像中开出美丽的花朵，在我们身上彰显天主的大能。．．．如果你们仔细观察神性之美的<敏感詞>特徵，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形象的确相似天主。．．．人的本性也拥有圣神和圣言，你们在自己身上发现有理性和思想，这便是仿效那本身就是圣神和圣言的天主。天主是爱，也是爱的泉源。超凡卓越的圣若望说：爱来自天主，天主就是爱。那位创造我们的本性的天主把这些特徵根植在我们身上。是若望记载耶稣的话说：如果你们彼此相亲相爱，人们可以从这里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要是缺乏爱，天主在我们身上的肖像将会变形」。
和圣巴西略同年生的一位老同乡，名字也和他的弟弟一样，但是叫额我略．纳西盎（GregorioNazianzo,330-390 ），他性情比较优柔寡断，不是当领导的人。公元叁八一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召开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之前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结果会中许多主教以为他缺乏显赫的经历，没有资格担任东罗马帝国首都的主教，额我略．纳西盎对那些主教的争吵感到不齿，挂冠而去，潜心研究圣经和神学，留下很多不朽的着作。
最後，我们来谈一下希腊教父中着作最丰富的一位，他就是金口圣若望（Giovanni Crisostomo,345-407 ）。金口圣若望生于安提约基雅，原先在荒漠隐修，後来当了执事，又在安提约基雅晋升了神父，是一位了不起的讲道家，这使得他在公元叁九七年被推为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但是金口若望并不是属於在<敏感詞>政权官僚中打滚的人，他心直口快，待己待人都很严厉，曾一心一意要改革当时神职人员和皇帝宫廷中那些人的不良习俗。不料得罪了皇后，又受到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泰奥菲洛（Teofilo）谗言的陷害，于公元四零叁年遭革职充军，但因为民众施加压力，所以金口若望仍然留在君士坦丁堡。不料次年又被充军，这次被贬到远远的地方去。公元四零七年死在充军之地。
这位善於讲道、所以才被遵奉为'金口'的若望主教对讲解圣经非常有造诣，他勉励基督信徒各按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状况善度信仰的生活，写了许多关于司铎、婚姻和守贞的言论着作。他在有关宗徒大事录第二十篇讲道中说：「基督并没有让保禄免於危险患难，他让保禄自己去闯，他希望每个人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点。基督我们知道宗徒们与我们并没有不同，而圣宠也并不一定包办一切，否则宗徒们不都成了木头，一无作为。相反地，宗徒们个个都大显身手，理由就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如此，为拯救弟兄而努力。随时随地为众人的得救而受苦，这一点也不比殉道致命逊色，再没有比这个更中悦天主。身为基督信徒，却不拯救他人的灵魂，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受不了的事：你不能借口贫穷，因为因为那个奉献两个小铜钱的寡妇必定叫你哑口无言；伯多禄也会使你张不开口，他曾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说他既没有金子也没有银子，却把他所拥有的拿出来，治好了瘸子；保禄也穷到经常没有东西吃，忍饥挨饿；你不能借口出身贫贱，宗徒们都是默默无闻的人，他们的双亲都身出寒门；你也不能说你没有知识，宗徒们都是目不识丁的人；你不能推辞有病，因为弟茂德是经常患病的人。所以，只要愿意尽自己的所能，每个人都能对别人有益处。那些只顾个人利益的人，都是没有用的人，就像那些童贞女一样，她们贞洁、漂亮、有德行，却一无所用，正因为如此，她们才受到惩罚。我们不能责备她们个人的行为，不能说她们不贞洁，不能说她们亵渎天主，但她们对别人一无用处。那个把银钱藏在地里的人就是这样，他的生活无可指责，只是他对别人没有用」。
以上所介绍的是希腊教父中几位比较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别的也相当出色，例如耶路撒冷的济利禄（Cirillo di Gerusalemme,318-387 ）和亚历山大城的济利禄（Cirillo di Alessandria,370-444 ），我们在此无法一一详述。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0:59:17

拉丁教父黄金时代

　　天主教历史和教义中所称的教父是指初世纪时代、甚至中世纪以前、教会的作家们。这些作家们有的生活在希腊文化世界，有的生活在拉丁文化世界，于是有所谓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之别。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大致以巴尔干半岛垂直线为分水岭，半岛以东那片广大地区为希腊文化领域，以西为拉丁文化领域。希腊文化以希腊哲学为灵魂，重视思辨逻辑，拉丁文化则重视实际人生，但後来也深深受到希腊文化的薰陶，成为既讲究实际又重思辨的西方文化。
初世纪时代基督信仰已经传遍希腊文化地区，基督信仰源出於旧约犹太宗教，基督耶稣承旧约犹太宗教之先，启新约基督信仰之後。这个出於希伯来文化的宗教以神和人的直接关系为信仰生活的依据，这样的信仰生活一旦进入崇尚理性推论的希腊文化世界，非要受到这个文化的批判和过滤不可。于是，在初世纪时代教会内部所发生的和对外所遇到的有关信仰教义的争执论战，绝大部分都出现在希腊文化世界。这样的论战有助于神学的反省与探讨，也无意间提供了培养教父的园地。
希腊教父为数比拉丁教父多，也比较有创意，有成就，拉丁教父的论述经常引据希腊教父的思想，唯一例外的是圣奥斯定。希腊教父中最出色的几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我们来介绍拉丁教父中的几位代表，他们也都和希腊教父同一个时期，介於第四第五世纪之间，是所谓的教父的黄金时代。
拉丁教父最享盛名的几位中，最早的一位是鼎鼎大名的米兰主教盎博罗削（Ambrogio,340-397）。盎博罗削原是罗马帝国意大利半岛艾米利亚（Emilia）和利古利亚（Liguria）这个区域的总督，公元叁六九年他叁十岁那一年，米兰教区在选举新主教，但始终难产，盎博罗削以地方行政首长身份在场维持秩序，务使选举能够顺利，不发生意外。在一次众说纷纭、争执不下的选举过程中，在场有一个小孩子突然高呼"盎博罗削主教"，当时在场的人士大感意外，盎博罗削本人更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是政府高官，虽然已在听要理，准备奉教，但那时候他连基督信徒都不是，怎能担任主教？可是在场的人士竟然都摒弃自己的成见，完全响应那个小孩子的呼声。盎博罗削竟也难却盛情，勉为其难地接受群众的拥护。过了几天，盎博罗削领了圣洗，旋又祝圣为主教。
担任米兰的主教後，盎博罗削便把自己的财产完全分施给穷人，并要求每个教友履行<敏感詞>正义，他说「土地属於众人，而非仅属於富有的人」。公元叁九零年希腊半岛德撒洛尼城发生<敏感詞>，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下令镇暴，屠杀了七千人，盎博罗削深深不以为然，竟然要求皇帝先忏悔作补赎，然後才准许他领圣体。这位半路出身的主教的确是个好牧人，他善尽主教的一切职务，我们後人可以从他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着作中发现这一切。他的着作包括'讲道集'（sermoni）、领洗要理讲解（catechesi battesimali）、论守贞（trattato sulla verginita）等等，他还为教会的礼仪谱写了一些圣歌，开了西方教会在礼仪中咏唱圣歌的先河。
盎博罗削在他的'论圣事'的作品中教人如何祈祷说：「你们倾听该如何祈祷：宗徒说『我要众人在任何地方都心灵洁白地祈祷，毫无怨恨和怒气』。可是主耶稣在福音中却说：『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要进入你的房间，把门关起来，向你的父祈祷』。你不觉得这其间有矛盾吗？宗徒叫人到处祈祷，上主却要人在自己的房间祈祷。其实一点也没有矛盾，你尽可以在任何地方、也在你的房间祈祷，因为你的房间到处都有。即使你生活在外教人中，在犹太教信徒中，你仍然到处有你隐秘的房间。你的房间就是你的心灵，你即使参杂在人群中，你仍然有内在隐秘关闭的房间」。
盎博罗削主教继续说：「上主要人进入自己的房间祈祷，他要说的是：你不要像犹太人一样，只用嘴唇光荣我，他们的心灵却远离我。所以，你不要只在口头上祈祷，而要进入你的内心深处，专心一意地祈祷。至於甚麽叫作把门关起来呢？你知道在祈祷的时候，有一扇应该关起来，你不要高声喊叫，不要分心，不要跑到群众里面，而要不声不向在你心中祈祷，这样你可以确定上主一定听到你的祷声，因为他洞悉一切。你要暗中向你的天父祈祷，因为他看得到隐藏在你祈祷中的一切」。
最後，盎博罗削主教说：「为甚麽我们要在隐秘中、而不要大声大喊地祈祷呢？试看我们周遭，如果你向一个耳朵敏锐的人讲话，你不会喊叫，而是以温和轻柔的声调向他倾诉。要是你向一个聋子说话，就是拉高嗓门又有甚麽用？那些高声叫喊的人以为只要嘶吼，天主便听得见，殊不知这样作正减少他祈祷的效用。反过来说，在静默中祈祷的人证明他有信德，因为他知道天主洞察人心，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天主已经聆听了他的祈祷」。
拉丁教父中，与圣盎博罗削同时代，而且同享盛名的，就是热罗尼莫（Girolamo, 347-397）。热罗尼莫是个很传奇的人，他生于今天巴尔干半岛克罗的亚共和国的达尔马提亚地区（Dalmazia），年轻时度着流浪的生活，後来到罗马求学，过着放荡的学生生涯。结束罗马时期的学生生涯，便到东方去，在那里曾经一度进入隐修院尝试隐修生活，而且勉强地当了神父。
公元叁八二年热罗尼莫又回到罗马，在达马索（Damaso）教宗手下效劳，并为罗马许多热心的贵妇服务。叁年後，他又前往东方，退隐犹太境内的白冷，在那里，他和几位女性挚友共同建立了许多男女隐修院。热罗尼莫虽然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但是脾气暴躁，说话尖酸刻薄，甚至经常诬告别人，因此树立了很多敌人。他花了大半生研究圣经，达马索教宗因此委托他修订拉丁文版的圣经，可是他宁愿自己下手，重新把旧约圣经从原来的希伯来文和阿辣美语翻译成拉丁文。这部由他着手翻译和修订的圣经就叫作'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a），也是教会所承认的官方正式的圣经。
除了翻译圣经外，热罗尼莫也写了一些评论介绍圣经的文字，一些很具争论性的文章，以及一些很有意思的书信。例如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性挚友保拉（Paola）的女儿莱塔（Leta），教导她如何借着阅读圣经来教育女儿，也就是保拉的孙女，名字也叫保拉。热罗尼莫这样写说：「与其给以宝石美玉和丝绸的衣裳，不如叫她爱好天主的书。可是不能只喜爱书中那些镀金的袖珍画或用巴比伦细软的皮所制成的书页，而要努力设法咀嚼和品已经严格修订和注解的文字」。
热罗尼莫强调：「首先要学习'圣咏'，抛开那些无聊的诗词小调。在撒罗满的'箴言'中精挑细选作人作事的道理。多读'训导篇'，以便习惯于看轻世俗的事物。从'约伯书'中设法全力效法刚毅和坚忍的榜样。之後，便要捧读福音，而且从此不能释手。然後，全心研读'宗徒大事录'和'宗徒书信'。在心中填满了这些宝藏之後，才开始背诵'先知书'、 '列王纪'、'编年纪'、'厄斯德拉'以及'埃斯德尔传'，最後才可以读'雅歌'而无害，因为如果一开始便阅读'雅歌'，不但无从领会用情欲方式表达灵性婚礼之美的诗词文字，甚至会因此受害。千万留意所有的假圣经，需要非常的谨慎才足以从污泥中分辨出金子来」。
盎博罗削和热罗尼莫两位教父可以说是第四世纪下半叶的人，比他们稍微晚几年、却活到第五世纪叁十年代的另一位拉丁教会大教父、大圣师是奥斯定（Aurelio Agostino d`Ippona, 354-430）。这位一生也非常传奇的人物对西方拉丁教会的思想影响之大，恐怕没有出其右者。
奥斯定生于北非昔日的努米底亚（Numidia）地区的塔加斯泰（Tagaste），也就是今日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Souk Ahras）。年轻时在家乡求学，後来在迦太基城教书。书没有教多久便渡海来到帝国首都罗马和米兰等地游学，一心一意想从哲学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中找到真理。在意大利，奥斯定认识一位妇女，和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代奥达托（Adeodato），他觉得和这位妇女的关系似乎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障碍。最後，在米兰主教盎博罗削的开导下，奥斯定终於看到了光明，并在公元叁八七年叁十叁岁那一年从盎博罗削主教手中领洗入教。
奥斯定领洗入教後便回北非老家，想去度隐修的生活，不料伊波纳（Ippona）教区的教友却希望他当他们的神职人员，他无法拒绝，只好接受祝圣，并担任主教的助理。伊波纳的主教去世後，奥斯定便在公元叁九五年继任为当地的主教。在叁十五年的主教牧职中，奥斯定讲道不遗馀力，而且周游北非各地，探望他的神职弟兄，并参加几次区域性的教务会议，对抗当时蔓延北非、自成一派的'多纳托'裂教（donatismo），声讨一位原籍爱尔兰、名叫贝拉基（Pelagio）的隐修士所倡导的得救论（pelagianesimo）。贝拉基主张人不受原罪的影响，只靠自己个人的努力，不必借助天主的圣宠，便可以得救。奥斯定以他个人皈依的亲身体验，强调没有天主的圣宠的帮助，人无法得救。
公元四一零年八月欧洲北部蛮族西哥特人攻陷罗马，焚烧抢劫叁天而去，消息传到北非，人人震惊，奥斯定尤其焦虑，于是立志写'天主之城'（Citta di Dio）这部旷世名着，阐述天主对人类的计画。奥斯定强调：在天主的计画中，人类历史上始终出现两座对立的城市，一座是天主之城，一座是地上之城。尽管帝国要衰亡，文化要消失，但天主的教会永不消灭。
'天主之城'这部巨作，奥斯定写了十五年才完成。搁笔的时候，东西罗马帝国已经频频遭北蛮和匈奴的侵扰，摇摇欲坠。公元四二八年，罗马派驻北非将领博尼法乔（Bonifacio）图谋独立，举兵反，罗马派兵讨伐，博尼法乔引狼入室，向蛮族汪达尔人乞援，并提供运输船只。汪达尔王正中下怀，率部众八万入北非，登陆後大肆焚掠残杀，北非一片哀鸿。奥斯定看到这一切，悲从中来。公元四叁零年汪达尔人入侵努米底亚地区，兵临伊波纳城下，围困罗马叛将博尼法乔于城内，七十六岁的奥斯定主教面对城中无数难民，除了安慰鼓舞他们之外，也不知所措。围城四个月後，奥斯定得了疟疾不治，八月二十八日谢世。次年，公元四叁一年，伊波纳城陷，博尼法乔逃回罗马。
在所有的教父中，奥斯定算是最多产的作家，从他的讲道和要理讲解中，我们不难发现他除了是一位尽忠职守的主教外，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的着作也涉及圣经讲解、哲学和神学探讨。但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脍炙人口和最享盛名的，莫过於'忏悔录'（Confessioni）。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内容叙述他皈依天主的心路历程，是一部感恩的祈祷颂词。'论天主圣叁'（Sulla Trinita）也是不朽之作。总之，在奥斯定以後的所有神学家，直到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扬森，没有一个不以奥斯定的思想为奎臬。
奥斯定教导迦太基一位名叫德奥格拉吉雅斯（Deogratias）的执事，如何向那些无意立刻善度圣洗生活的人讲解基本要理，他说：「你要记住，如果我们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喜乐，人家就更容易听从我们。我们讲话的语气如果坚定，别人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内在的喜乐。．．．阐述信仰的真理，问题不在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而在於如何在喜乐中教导：越能怀着喜乐教导，越能受到听信。．．．我必须告诉你如何获得喜乐，．．．我承认，要是听众没有任何反应，你实在很难把话讲到底。所以必须求助于种种演讲的方法，以便激发听众的兴趣，也必须把听众从他们的保守约束中解放出来。．．．我们讲话要和蔼可亲，以减少尊重的心情所带来的隔阂，我们要记住我们彼此是兄弟；我们要提出问题问听众，以便知道他们是否听懂了我们所说的；我们更要鼓励听众自由地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需要借用合适、不离题的俏皮妙语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再不然就要叙述一些令人惊奇、能打动人心的话题来掌握他们的兴致．．．」（节录自Consigli per una catechesi elementare）。
拉丁礼教会的教父们除了上面提到的鼎鼎大名的叁位之外，还有十数位也相当重要，例如第五世纪加采东大公会议时代的大良一世（Leone I, il Magno）教宗，以及第六第七世纪之交的大额我略一世（Gregorio I, il Magno）教宗，他们两位都有非凡的成就，所以都被冠以'大'（Magno）这个尊称。但是这些教父们的作品经常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少有人提到他们。
传统认为的教父时代是随着第七世纪基督信仰文学作品的衰微而告结束。虽然有人以为藕断丝连，教父时代应该延续到十二世纪的法国圣师伯尔纳多时期才算完结，但是这样的看法似乎有点牵强，因为第七世纪的欧洲早已进入了'上'中古世纪时期，这个时期中的教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教会内的作家大多只限於发挥先前教父、特别是圣奥斯定的思想而已。

天主教面对日耳曼北蛮入侵罗马帝国的冲击

　　天主教会自从耶稣基督创立以後，经过了叁百年才被罗马帝国正式接受。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叁一叁年颁布帝国境内宗教自由法令并厚待天主教後，天主教受宠若惊，而且也知道善用良机，奠定教会的基础，发展教义神学和圣经学，排除各种异端，仿照帝国的行政体制树立教会的正统和组织。这种政教配合的美好时日使当时教内不少人士以为天主的国已经降临人间，那真是教会的黄金时代。到了第四世纪末叶，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信徒几乎都相信教会在帝国的体制之外是无法存在的，因为那时候的教会组织和帝国的行政系统是搭配的，身为教会的主教就等於是帝国的高级官员，再说，那个时代教会的大公会议都是由皇帝出面召开的。
可是正当教会在逐渐巩固它的内外生活体制的时候，罗马帝国却开始衰微没落。公元叁九五年皇帝狄奥多西（Teodosio）去世，遗命把帝国东部交给长子阿尔卡迪奥（Arcadio），西部交给次子奥诺里奥（Onorio），一个大帝国从此分为东西两半，再也没有统一过。这时候，欧洲北方蛮族已经开始南下入侵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早已病入膏肓，所以经过北蛮屡次攻打侵扰之後，在第五世纪七十年代覆亡。至於东罗马帝国，却能够继续维持一千年，但是它的疆域越来越小，直到公元一四五叁年奥托曼帝国皇帝穆罕默德二世攻下君士坦丁堡，才寿终正寝。
在东西罗马帝国数百年、甚至一千多年的变幻中，教会虽然历尽波折，却能在人世沧桑中避开历史时空的存废逻辑，继续走它有别于现世<敏感詞>任何团体组织的道路。
话说第五世纪初年，欧洲北部日耳曼蛮族受到来自亚洲匈奴人的侵扰，于是纷纷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闯入罗马帝国境内求生。公元四一零年，西哥特人（Visigoti）在他们的首领阿拉利克（Alarico）的率领下攻陷罗马城，焚烧掠夺两叁天後扬长而去，事件震惊整个罗马帝国。西哥特人最後定居高卢和伊比利安半岛。公元四二九年，北蛮的之一的汪达尔人（Vandali）得到北非罗马帝国叛将博尼法乔（Bonifacio）的内应，入侵北非，大肆焚掠残杀之後，反目围困引狼入室的博尼法乔于伊波纳城（Ippona）数个月。该城的主教奥斯定四方奔走，救济和安慰涌入城内的大批难民。年届七十六高龄的奥斯定疲劳奔命，又得疟疾，终於在公元四叁零年抑郁而终。次年，汪达尔人攻下伊波纳城，八年後又占领西罗马帝国北非行省重镇迦太基（Cartagine），成为北非的新主人。
当汪达尔人横扫北非之际，匈奴王阿提拉（Attila,400-453）攻入西罗马帝国。公元四五一年阿提拉进犯高卢北部，在巴黎附近的特鲁瓦（Troyes）遇到帝国和蛮族联军的顽抗，战事剧烈，双方损失惨重，阿提拉打退堂鼓。隔年，阿提拉又率部众南下意大利，西罗马帝国军队迎战不利，皇帝瓦伦蒂尼亚诺叁世（Valentiniano III）震惊，委托教宗良一世（Leone I）前往北部明乔河畔（Mincio）安抚匈奴人。
罗马幸逃了匈奴之患，但它那摇摇欲坠的体态却无法逃过南方北非汪达尔人的垂涎，叁年之後，公元四五五年，汪达尔王根泽利克（Geseric）从北非率舰北上，长驱直入罗马，蹂躏十四天而去，罗马文物破坏殆尽。又过二十年，罗马出了一位年轻没有经验的皇帝罗莫洛．奥古斯托洛（Romolo Augustolo），他在位不到一年，就被手下蛮族兵头目奥多亚克（Odoacre）推翻。罗莫洛．奥古斯托洛算是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此後不再有任何帝王出现，西罗马帝国从此灭亡。一个文明的古罗马世界，一个信仰基督的帝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中，继之而起的是由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布根蒂人、汪达尔人这许多蛮族所建立的小王国。
西罗马帝国覆亡，但是那里的基督信徒仍然存在，他们的哀痛失望不难想像，许多教友以为世界末日已到，他们不相信教会能够没有帝国而能继续存在下去。早在公元四一零年西哥特人侵犯罗马两天的时候，帝国境内的教友已经遭受了一次大创伤，当时的异教居民就认为那是他们的神在惩罚帝国，因为帝国丢弃原来的宗教而改信耶稣基督。如今帝国完全消灭了，基督信徒更忧心忡忡，他们自问：为甚麽遗体珍存供奉在罗马城的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以及许多致命者没有保护罗马免於蛮族的凌辱、侵占和摧毁？另有些教友则说，这是天主在惩罚基督信徒所犯的罪过。
隐居在东方巴勒斯坦白冷城的大教父热罗尼莫圣师听说罗马遭蛮族侵犯，朋友和许多人遭屠杀，悲痛之馀，向罗马的遇难者遥寄同情的眼泪。而远在南方北非的奥斯定听说罗马被西哥特人蹂躏抢掠，则发奋写'天主之城'这部名作，寄哀情于文字，设法以超性的观点来说明人世沧桑的无常和天主上智安排的永恒。
在北蛮大举侵犯罗马帝国、而帝国各地方政府处於摇摆不定、时存时废之际，天主教会是唯一尚存的组织体制。因此，各地的主教经常代理名存实亡的帝国行政业务。比方北非伊波纳城的主教奥斯定在汪达尔人血洗北非之际，他便在当地收容无数的难民，并要求各地的主教和神父们坚守岗位，与地方人民共患难。
既然欧洲北方蛮人迫於匈奴的进逼，纷纷西移南迁，侵入罗马帝国疆域，造成喧宾夺主的情势，教会中有些人士对新局势有了新的见解，他们认为必须接受事实，与这些野蛮人和平相处。从另一方面来说，蛮族中有些头子也非常敬仰罗马文化，他们甚至邀请前朝帝国的官员襄佐政务。葡萄牙北部布拉加（Braga）城一位名叫奥罗西奥（Orosio）的神父，九死一生逃避了汪达尔人的屠杀，奔往北非伊波纳城，依附在奥斯定主教那里，他在所写的'抗拒异教徒史略'（Storia contro i pagani）中说：「有谁知道正当东西方各地的圣堂充满匈奴人、汪达尔人、布根蒂人的时候，野蛮人侵入了帝国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天主的仁慈而欢心雀跃吗？他借着我们的破产而使许多民族认识了真理，否则，他们怎能与真理接触呢？」。
奥罗西奥以为北蛮的入侵宣告了教会将进入新的时代。事实上，这些日耳曼蛮族中，有很多已经是基督信徒，因为在第四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有一位属於亚略异端、哥特人、名叫乌尔菲拉（Ulfila）的主教向他们宣讲福音。一般而论，这些日耳曼蛮族对欧洲的天主教徒还算客气，但是对北非的天主教徒则残暴异常。
在蛮族侵扰西欧的时候，也发生一件趣事。根据第六世纪法国图尔（Tours）教区主教额我略（Gregorio di Tours，538-594）所写的'法兰克人历史'的记载，娶天主教女子克洛蒂尔德（Clotilde）为妻的蛮族法兰克人君王克洛多维奥（Clodoveo, 466-511），在一次对抗另一个蛮族的时候，发现他的部众就要溃败下来了，突然急中生智，高举双手，着眼泪向天呼求说：「克洛蒂尔德所称呼的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基督，据说你帮助那些陷入危险的人，并使寄望于你的人得胜，因此，我虔诚求你前来相助。如果你使我战胜敌人，好证明你的威能，就像那些把自己奉献于你的圣名的民族所经验到的一样，则我必定信奉你，因你的名受洗，因为我曾呼求我的众神明，但他们并没有帮助我，足见他们没有任何能力，他们无法帮忙那些事奉他们的人。所以，我恳求你，也愿意信赖你；请叫我脱免敌人之手！」。克洛多维奥祈祷完毕，顿见敌军狼狈溃逃。
法兰克王克洛多维奥在生死关键时刻，因着祈祷而转败为胜，他所经验的奇迹和两百年前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凭着基督十字架的标记而战胜强敌的事迹如出一辙。克洛多维奥没有食言，他真的皈依天主教，而且对後世发生极大的影响。因着他，法兰克人都信奉了天主教，而这个蛮族也从此得到高卢罗马人在文化文明各方面的帮助，进而征服了日耳曼各蛮族部落。
西罗马帝国灭亡後，天主教徒看到法兰克人世界中有一位信仰天主的君王，因此倍感亲切，他们于是渐渐地不再把向心力投向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因为在西方已经有了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大帝'。
当法兰克人逐渐征服日耳曼各蛮族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Giustiniano,482-565）也发奋收复失地，设法把沦入蛮族手中的领土抢回来，这件事他在北非和意大利倒有些斩获。可是查士丁尼皇帝的最大成就还在於建造君士坦丁堡那座辉煌的圣索非亚圣殿，以及颁布罗马法典，就是所谓的'查士丁尼法典'。这部汇集罗马帝国所有法律的法典成了後世欧洲民间和宗教一切法律的蓝本。

伊斯兰教的兴起与阿拉伯人入侵基督信仰的世界

　　欧洲北部日耳曼蛮族于第五世纪初叶开始大举南下，入侵西罗马帝国後，在一百多年间，地中海沿岸各地纷纷落入蛮族手中。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最後一位皇帝罗莫洛．奥古斯托洛（Romolo Augustolo）被手下蛮族兵将领奥多亚克（Odoacre）罢黜，西罗马帝国从此寿终正寝。取帝国而代之的是各蛮族在西欧、南欧和北非所建立的小王国。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殒落，天主教会也遇到空前的大冲击，有人为此哀痛欲绝，如隐居在巴勒斯坦的圣热罗尼莫，也有人因此得到启示，发奋写作，为天地立命，如北非的圣奥斯定，又有人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观点展望新局，如投奔圣奥斯定的葡萄牙神父奥罗西奥。但事实上，在那看来似乎万劫不复的昏暗时代中，教会却奇妙地生存下来。哪知一百五十年後，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兴起，开始横扫地中海沿岸各地，他们对教会所带来的冲击远比北蛮更激烈。
第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是世界文明和宗教的交叉路口，根据传统的说法，这个地方原来就居住着信仰一神教的民族，他们的信仰远比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还早。按照可兰经的说法，这些民族就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亚巴朗和他的子孙们（hanifs）。後来，渐渐地有犹太教和天主教团体迁移到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甚至到了半岛南端的也门。不过，那里大部分的居民还是信仰多神的游牧民族，他们之间并不和睦，彼此交相攻伐，岁无宁日。传闻半岛邻近红海的麦加城的'卡巴'（Kaaba）清真寺珍存着一块加比厄尔（Gabriele）总领天使带来的黑石头，因此吸引无数的阿拉伯人前往朝圣，赶市集。
在这些不同信仰的交互影响下，穆罕默德（Muhammad）于公元六一零年宣称他得到来自天上的讯息的启示，指出天主审判世界人类的日子即将来到，人人都应该悔改皈依。穆罕默德所得到的天上讯息就是'可兰经'，这个经典要求信徒绝对服从唯一的天主。这种绝对服从的行为，阿拉伯语就叫作'伊斯兰'（Islam）。因此，信奉可兰经的人士便称为伊斯兰教徒。
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自亚巴朗以降，许多众先知中最後的一位，耶稣也是众先知中的一个。穆罕默德自认为他在阿拉伯世界中负有重建一神教、并使阿拉伯人在世界中与<敏感詞>民族平坐平起的重任。为使阿拉伯人与<敏感詞>民族平等，遵奉可兰经是唯一的途径。奇怪的是穆罕默德同族的人并没有信他那一套，不得已，只好在公元六二二年逃离麦加，避居麦地那（Medina）。'避居'这个行为阿拉伯语叫作'伊吉拉'（higira）。因此，伊斯兰教徒把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的这个行为当作他们纪元的年号。
穆罕默德原来想把同样信奉唯一真神的犹太教徒和基督信徒联合在他的可兰经旗帜之下，但没能如愿以偿，于是反目与犹太教徒和基督信徒为敌，同时宣告他的新宗教'伊斯兰教'的诞生。伊斯兰教既诞生，穆罕默德便开始以武力征服阿拉伯半岛<敏感詞>部落，铲除麦地那所有的犹太教徒，自立为教主，建立一个以可兰经为法律的政教一的国度。公元六叁零年，穆罕默德攻下麦加，两年後死在麦地那。
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崛起的时候，西北边的罗马帝国和东边的波斯帝国都已经式微，于是阿拉伯人乘机东征西讨，以闪电战术占领了许多地方。他们乐意为扩展唯一真神的国而效命疆场，马革裹也在所不惜。这便是伊斯兰教保守派人士通称的'圣战'（djihad）。
阿拉伯半岛西边的埃及和北边的叙利亚本来都是信仰基督的罗马帝国的天下，可是当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大军杀到的时候，那些地方的居民却没有甚麽反应，甚至还以为阿拉伯人是他们的解放者，因为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信徒在教义和种族上，一向与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和教会当局处在冲突的状况之中。他们这种态度给阿拉伯征服者的军事行动许多方便。
公元六叁八年，耶路撒冷、叙利亚、巴勒斯坦相继陷落，六四二年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也沦陷，六五一年阿拉伯人灭波斯王朝。北非的居民对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必较顽强，但也在第七世下半叶接二连叁失守。公元六七零年，阿拉伯人在突尼斯建立凯鲁万城，公元六九八年迦太基城弃守。到此，北非完全成为阿拉伯人的天下。公元七一一年，阿拉伯人和北非的柏柏人（Berberi）联合，跨海向欧洲的伊比利安半岛进发，占领了西班牙，直捣法兰克王国的心脏普瓦捷（Poitiers）城。
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进犯欧洲，显然犯了基督信徒的大忌，信仰基督的欧洲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从此便揭开一连串无止无休的战争序幕。这场基督信徒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神圣战争延绵了七百六十年，直到公元一四九二年伊斯兰教徒被逐出西班牙，退回北非为止才结束。
当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占领耶路撒冷等圣地四百年後，欧洲的基督信徒再也无法忍受耶稣基督诞生和生活过的地方继续处在异教徒的统治之下，也不愿意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交通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所垄断，于是在第十一世纪末年（一零九五年）在乌尔巴诺二世教宗的推动下，发起征讨伊斯兰教徒，以收复圣地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
当然，阿拉伯人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时候，也惊讶于西方古典的希腊文化，他们多方吸收消化，甚至予以发扬和传播。因此，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便成了基督信仰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今天我们在西班牙东南部和意大利南方的西西里岛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辉煌的、充满东方色彩韵味、细腻别致的亭台楼阁建，就是伊斯兰和基督信仰文化交相辉映的产物。
话说回来，当阿拉伯人占领东罗马帝国东边地区和北非以後，伊斯兰教徒虽然在某些地方也对那里的古老天主教团体采取某种程度的宽容与包含，到底在伊斯兰政教的统治下，这些教会团体绝大部分还是慢慢地消失，不过其中有些直到今天还能继续生存下来，最着名的无非是埃及说'科普特'语的古老基督信徒团体和黎巴嫩的'马龙尼'基督信徒团体。这些教会团体一直固守着他们的古老传统如隐修生活，也维护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如礼仪所使用的语言。至於北非地区教会团体的处境，一向没有好转过，当阿拉伯人占领那片广大地区的时候，那里还有大约四十位主教，四百年後只剩下五位，再过九百年，一九七九年时，只剩下两位。十二世纪初的时候，北非几乎再也看不到基督信徒，于是，教会的重心已不再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区域，而是向北移了。
正当西罗马帝国殒落、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在地中海四周来去自如、天主教会的重心逐渐北移之际，欧洲东北方的斯拉夫人则开始西移和南下，他们在多瑙河两岸定居，也南下抵达亚德里亚海的巴尔干半岛沿岸。斯拉夫人的出现无形中成了东方和拉丁语系的西方之间的一道城墙，于是信仰基督的世界从此又有了新的地理形势。
西罗马帝国灭亡後，东罗马帝国也没有好日子过，它的南部已在七世纪中叶被阿拉伯伊斯兰教徒所占领，巴勒斯坦、埃及和叙利亚等地都沦陷了，帝国北边和东部又受到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威胁，所剩下的可以说只是一个讲希腊语的亚洲国家而已。这样一个国家顶多只能够称为'拜占庭帝国'。它之所以称为拜占庭，因为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叁叁零年建为都城之前，是个名叫拜占庭的小城，如今，东罗马帝国已经威风不存，风华不再，称它为拜占庭帝国或许更恰当。
东罗马帝国虽然四面受到威胁，西边有蛮族，北边有斯拉夫民族，东边有保加利亚人，南边有阿拉伯人，国势大大削弱，可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在东方基督信仰世界中的地位不但没有因为帝国势力的锐减而水降船低，反而如旭日东升地凸显它的重要性，因为耶路撒冷、安提约基雅和亚历山大这叁个在宗教上与君士坦丁堡地位相当的宗主教区已经沦陷在阿拉伯世界中，完全被孤立起来，所以幸存的君士坦丁堡唯我独尊，俨然成了东方教会的中心，与西方的罗马抗衡。
西方的罗马在日耳曼北蛮消灭西罗马帝国之後，在<敏感詞>上已经失掉它的重要性，但是在宗教上，它仍然是天主教会的中心。蛮族占领西罗马帝国後，建立了许多小王国，这些小王国的主人并没有能力治理希腊和罗马文化留下来的文明国家，所以在他们称王之後，整个西方原有的<敏感詞>、经济、<敏感詞>体制都慢慢地瓦解，城市生活和商业逐渐衰退，只有那些农村大领地还保存着一些乡村的活动而已，<敏感詞>生活渐渐地野蛮起来，文化和艺术走向没落，原来的基督信仰生活又参入许多杂乱的迷信。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整个西方文明表面看来正在瓦解崩溃的现象，却是一次古老文化和蛮族各种新生活习俗交融互动的机会。在这种交融互动的作用中，基督信仰以它潜移默化的功能慢慢地助长一个新文明的诞生。这个文明以希腊和拉丁文化遗产为基础，再加上日耳曼民族新血轮的生命力，正朝向一个无法预测和无可限量的未来前进。

西方新帝国的诞生与教宗国的形成

　　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後，西欧分裂为许多北方蛮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其中之一的法兰克王国在国王克洛多维奥（Clodoveo,466-511）的领导下，得到妻子克洛蒂尔德（Clotilde）的天主教信仰的帮助，逐渐统一西欧，建立了一个南起比利牛斯山、东北至日耳曼地区的美罗温（Merovingi）大王朝，同时率领他的臣民皈依天主教。克洛多维奥国王在公元五一一年去世後，美罗温王朝由他的四个儿子分四个小王国统治。这些小王国的王侯不理政事，代代相传，昏庸无度，把国计民生交给宫廷的管家来处理。从此，法兰克王国走向瓦解的末路。
公元七一四年，法兰克王国东北部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小王国由卡洛．马尔泰洛（Carlo Martello,685-741）这位总管家执政，他在七叁二年和七叁七年分别<敏感詞>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在西部普瓦捷（Poitiers）和南部阿维尼翁（Avignone）的进攻，因此名声大噪，权位高涨，嚣张到竟然开始干预教会事务，指派教会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地步。卡洛．马尔泰洛在公元七四一年去世，他的儿子丕平（Pipino il Breve, 714-768），绰号'矮子'，继承他的职务。这位矮子丕平执政了十年後，发现他执政而别人当王，似乎于理说不过去，于是别有用心地向当时的教宗匝加里亚（Zaccaria）请教说：「谁应该当国王呢？是深居王宫，无所事事的人呢？或是身负国家命运的人呢？」，匝加里亚教宗回答说：「英明能干的比徒具虚名的当王更好」。丕平听了这个答覆，正中下怀，很快就把美罗温王朝最後一位昏庸的君王契尔德里克叁世（Childerico III）逼下台，并请求号称'日耳曼人的使徒'的波尼法爵（Bonifacio,673-754）主教给他加冕，自任为王。那是公元七五一年的事。
叁年後，意大利半岛北部的伦巴迪人（Longobardi）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东海岸的重镇拉文纳（Ravenna），又进逼罗马，当时东罗马帝国已经自身难保，哪有能力顾及西方，教宗斯德望二世（Stefano II）很了解君士坦丁堡爱莫能助，于是远赴高卢请求法兰克王丕平相助。丕平乘教宗来求援之际，又让教宗亲自再给他和他的儿子们加一次冕。一个西方新帝国从此开始孕育。
就在斯德望二世教宗为丕平加冕那一年，即公元七五四年，丕平南下出兵意大利北部，打败伦巴迪人，把夺回来的土地全都交给教宗，并护送教宗回罗马。哪知伦巴迪人并没有把土地交给教宗，丕平于是在七五六年再次远征伦巴迪人，把他们击败，将原先的土地悉数奉送给教宗，让教宗全权治理。历史中有名的'教宗国'（Stati pontifici）从此形成，直到公元一八七零年意大利统一军占领罗马後，教宗国才消失。
教宗国的形成是得力于法兰克王的所赐，也因此教宗国无形中便多少受制于法兰克国王。当时虽然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皇帝对罗马已经没有甚麽影响力，对法兰克王国更不能置喙，但是看到罗马教宗以国家君王的姿态出现国际<敏感詞>舞台，实在感到不是味道，而教宗对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关系更是变得微妙。
公元七六八年丕平去世，把法兰克王国交给他的儿子大卡洛（Carlo Magno,一称查理曼, 742-814）。这位雄才大略、才气纵横的大卡洛继承他的父王丕平的政策，加强西欧的团结一致，<敏感詞>阿拉伯人对西班牙北部的进攻，扩张王国东部领土，以强制手段迫使萨克森人（sassoni）皈依天主教。公元八百年，大卡洛在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的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内接受良叁世教宗的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Sacro Romano Impero）的皇帝。这个充满日耳曼气息的新帝国从此继承了旧罗马帝国的遗产。
神圣罗马帝国的诞生意味着西欧各民族长久渴望重新统一与享受和平的实现，这个统一与和平建立在他们的<敏感詞>和宗教信仰重新有了一致的归宿的基础上。在<敏感詞>方面以大卡洛皇帝为最高领导，在宗教信仰方面以罗马教宗为元首。于是，西方世界形成了两极互动的<敏感詞>。
大卡洛虽然被罗马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内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东方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并不承认大卡洛的帝王身份，甚至称他为篡位者。这件事又加深了希腊的东方和拉丁的西方之间的不和睦。
神圣罗马帝国在公元八百年诞生之前，大卡洛只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这个王国是他的父亲丕平推翻美罗温王朝、并获得教宗的承认而得来的。当丕平取得法兰克王国的王冠时，便用他的儿子大卡洛的名字称呼他的王朝为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因此，卡洛林王朝乃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执政者。这个王朝的君王们都认为他们有义务重建教会内部的秩序，并恢复教会的威信。早在丕平当政的时代，有日耳曼使徒之称的波尼法爵主教便开始整顿日耳曼地区的教会组织。大卡洛在位时，更邀请了外地的文人学士来振兴法兰克王国的文学艺术，其中有很多人是隐修会会士。大卡洛还参考了不少有学养的外地隐修士的意见，颁布了许多彻底改革法兰克王国内部教会的法令，细心选择主教的人选，主教们都被当作王国内的高官看待。至於神职人员，大卡洛帮助他们建立团体的生活。高卢南部靠地中海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城的阿尼亚纳（Aniane）隐修院院长本笃也致力于推广圣本笃的会规，作为改革许多隐修院的动力。这位隐修院院长更努力恢复古老的规矩，使隐修院院长由院内的隐修士直接选举产生。

自从北蛮侵入西欧以後，教会的礼仪生活便逐渐混乱衰微，丕平执政後便推行改革，他的儿子大卡洛继位後更要求把罗马拉丁礼仪书本引进法兰克王国。可是这种由官方主导的礼仪改革多少变成一种外表的法定礼节，教友团体祈祷的气氛慢慢地充淡，那些不懂拉丁文的教友参与弥撒和圣事礼仪的时候，就好像在观看表演一样，礼仪的内容因此变得神秘起来。过去举行弥撒圣祭时所使用的普通面包，现在改为不经发酵的面饼；过去神父面向着教友团体举行弥撒，现在则背着教友大众，低声地诵念弥撒圣祭的经文。

在学术上，大卡洛为神职人员设立学校，因此带动了文化知识的更新，他在都城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 ）,也就是今天德国的亚琛（Aachen）城的朝廷中设立宫廷学院，延揽许多博学之士，他们都是一时之选，其中有很多是隐修士。这些学者努力重振古典拉丁文学，研究圣经、教父和礼仪。那时有不少抄写文字的工作坊写出许多令人赞叹的手抄本，字型字体和书页装饰图画都精美无比。

这一切文学、艺术和宗教生活上的更新与发展无异是卡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这个复兴在第九世纪初叶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

拜占庭帝国和斯拉夫民族中的礼仪之争

　　天主教是个普世的教会，它的成员属於世界各种肤色、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的民族，因此，各地信友在表达他们的信仰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流露自己的生活方式特色。教会的礼仪是教友发于心、形于外的崇拜天主和敬礼圣人的礼节仪式，所以在维护普世教会信仰的一致和纯正上，礼仪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既然教会必须维护信仰的一致和纯正，又要顾及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友的信仰的真诚流露，那麽如何使礼仪既能表达不同文化的特徵，又不至於参杂违背纯正信仰的枝节，就成了教会始终顾虑的大问题。这样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上不断出现，而教会当局也就不得不经常介入，希望在维护正统的前提下化解困难，把地方教会的信仰生活导入正途。

然而，由于礼仪和地方思想文化习俗必须互相妥当配合，才能彻底发挥它引导教友团体崇拜天主和敬礼圣人的功效，可是历代教会各层负责人士因为种种客观因素，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各民族和各地方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介入礼仪问题时，难免发生判断不当或朝令夕改的措施，并因而导致令人惋惜的争执。这种人为的过失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教会也在这些过失中学到很多教训。

话说初世纪的教友并不赞成用绘画和雕刻艺术来表达他们对天主的敬拜，因为在旧约时代天主曾透过梅瑟明令禁止以色列选民敬拜偶像邪神，而绘画和雕刻所表现的天主和<敏感詞>神圣可能有被当作偶像来敬拜的危险，因此，初世纪的基督信徒反对把信仰表现在形象艺术上。可是在第叁世纪当罗马帝国皇帝开始公然迫害教会，致使教友潜入地窖度信仰生活後，这些教友便在地窖的墙壁上画了一些圣经上的人物和故事，用以装饰阴暗狭窄的内部。在那些壁画中，耶稣基督总是出现在中心位置。就这样，似乎再也没有人反对用绘画雕刻形象来表现宗教信仰。
後来，宗教性质的形象艺术在东方拜占庭帝国的教会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发展和重视，它在宗教教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那是无声的讲道，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甚至文盲的人可以阅读的书籍。教友尊敬这些圣像的时候，就是把圣像中的人物和事件放在自己眼前来瞻仰，来默想。虽然如此，还是有人把尊敬圣像当作迷信、把圣像当作偶像来看待。
公元七二六年，拜占庭帝国皇帝莱奥内叁世（Leone III）摧毁君士坦丁堡皇宫大门上的基督像，从此展开了为期一百多年的反对敬礼圣像的<敏感詞>运动，这项运动引发了民间、教会、隐修会和军方许多的反弹。有人以为莱奥内叁世皇帝打击圣像的行动是受到邻近伊斯兰教势力扩张的压迫，但是更有人认为皇帝的举动是为了净化民间的宗教信仰，也为限制隐修会士对<敏感詞>大众的影响力，因为隐修会士是维护敬礼圣像最力的人。
拜占庭帝国反对圣像的运动到了莱奥内叁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Costandino V,718-775）皇帝时代达到顶峰，有些隐修士还为了保护圣像而殉道。公元七八七年摄政皇后伊雷内（Irene,752-803）发现情势不对，徵得罗马教宗阿德里亚诺一世（Adriano I）的同意，在尼西亚（Nicea）召开了天主教第七届大公会议，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届尼西亚大公会议，讨论敬礼圣像的问题。大公会议裁断敬礼圣像是合乎教会信仰的行为，因为所敬礼的不是圣像本身，而是圣像所代表的神和人，而且敬礼（venerazione）和崇拜（adorazione）是两回事，敬礼的对象是圣人，崇拜的对象则是天主。到此，拜占庭帝国严重的礼仪之争算是平静了下来。不料二十五年之後，同样的争执再度引发，这个不幸的事件一直持续到公元八四叁年，才由女皇狄奥多拉（Thodora）将它平息，恢复对圣像的敬礼。这可以说是一般教友大众和隐修会士们的胜利，皇帝的权威终抵不过老百姓的信仰。然而，对圣像的敬礼也不是可以随便的，在绘画或镶嵌圣像时，必须遵守严格的神学原则，耶稣基督必然要站居最崇高的位置，他通常都被画在圣堂的圆顶上，依此类推，圣人圣女像则被画在圣堂墙壁比较低的地方。
持续一百多年敬礼圣像的争执虽然从此在拜占庭帝国消失，却因此隐埋了东西方教会分裂的种子，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们大都倾向于袒护皇帝，反对敬礼圣像，而罗马教宗则主张敬礼圣像。这种相对的立场一直暗暗地延续下去，直到公元一零五四年罗马教宗的代表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因为<敏感詞>、文化和宗教冲突而彼此开除教籍时，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八世纪末年正当卡洛林王朝在西方兴起，而拜占庭帝国在东方式微之际，东西两方教会在传播福音上仍然不遗馀力，那时候欧洲东北部斯拉夫人渐渐向西南部迁移，在多瑙河平原一带定居，他们成了拉丁教会和拜占庭教会传教的新对象。最先向斯拉夫人传教的拉丁教会传教士大都是日耳曼人，他们从巴伐利亚来到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一带。由于语言不通，宣讲的教义又复杂，致使莫拉维亚的斯拉夫人难以了解基督信仰的精髓。当时莫拉维亚的君王拉第斯拉夫（Rastislavo）便转而向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求助，他说：「我们的国家虽然已经领洗奉教，但是我们没有老师可以给我们讲道，教导我们，讲解圣书。我们既不懂希腊文，也不懂拉丁文；有些人教我们这样，又有些人教我们那样，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圣书的真义和其中蕴含的力量。所以，请派遣有能力可以给我们讲解圣书的文字和精神的老师到我们这里来」。
君士坦丁堡皇帝米海尔（Michel）听到莫拉维亚君王的请求，便召集他所有的博学之士讨论问题，他们告诉皇帝：在德萨洛尼加有个名叫莱奥内（Leone）的人，他的儿子们精通斯拉夫文，其中两个专攻哲学和科学，一个名叫济利禄（Cirillo），另一个名叫梅多第（Metodio）。于是皇帝派遣这两位兄弟前往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他们到了之後，便为斯拉夫人创造文字，为他们翻译新约圣经。从此，斯拉夫人大为高兴，他们可以经由自己的文字而认识天主的伟大。
济利禄和梅多第两兄弟在斯拉夫人中传教的成功很令日耳曼巴伐利亚的主教们觉得不是味道，他们认为这两个人与日耳曼传教士在竞争，因此发表言论说：除了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外，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拥有自己的文字，因为罗马总督比拉多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只用这叁种文字写下耶稣的头衔身份。也因此，任何民族只可以用希伯来文、希腊文或拉丁文来祈祷。济利禄和梅多第两人没有办法，只好起程前往罗马，请求教宗裁断。教宗若望八世听了这两兄弟的报告，很是高兴，除了热烈招待他们之外，还责备那些反对斯拉夫文字书籍的人。教宗说：「愿圣经的话实现；愿各种语言都赞美天主！」。
济利禄因为积劳成疾，动身回东欧之前便死在罗马，他的遗体至今仍葬在罗马市中心的一座圣殿内。梅多第则被教宗任命为大莫拉维亚地区的总主教，回到那里继续传教。公元八八四年梅多第去世後，日耳曼的主教们又起来攻击斯拉夫教会所使用的语言和礼仪，并把事情告到罗马教宗斯德望五世（Stefano V）面前。这位教宗一反他的前人若望八世的态度，竟然宣判说：「梅多第带给斯拉夫人的不是建树，而是迷信，不是和平，而是争执。从来没有人准许过梅多第用斯拉夫语言来举行教会的礼仪的企图。所以，因着天主和我们的权威之名，我们禁止有知识的人使用斯拉夫语来宣读福音和宗徒们的书信着作，违者开除教籍」。
有了斯德望五世教宗的禁令，梅多第的徒弟们在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一带待不下了，只好南下逃到保加利亚避难。保加利亚人原是亚洲的民族，但是已经斯拉夫民族化了，他们接纳济利禄所发明的文字字母和斯拉夫人的教会礼仪。第十世纪，保加利亚北方的俄罗斯人又从保加利亚人那里接受了文字字母和宗教礼仪，成了俄罗斯人信奉耶稣基督的滥觞。

神圣罗马帝国衰微与封建制度兴起後的教会

　　公元八百年，法兰克王大卡洛（Carlo Mago）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接受教宗良叁世（Leone III）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後，东征西讨，建立一个显赫的西方大帝国。十四年後大卡洛去世，其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扩展到巅峰状态，他的儿子路易一世（Ludovico I）继位，难以更上一层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易一世在位二十六年，于公元八四零年去世，叁年後，他的叁个儿子在法国东北部的凡尔登城（Verdun）签署条约，把帝国瓜分为叁部分，各自为王，即法兰克西部、中部和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就在今天法国境内，并延伸到意大利半岛，东部大约是今天的德国地区。在中部称王的罗泰尔一世（Lotario I, 795-855），名义上仍然保留帝国皇帝的尊号。
帝国分解後，内忧外患随之而来，除了大小内战之外，北欧蛮族诺曼人（Normanni）更开始顺着大西洋东岸沿海南下，侵扰英伦叁岛和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西部滨海地区，他们像海盗一般由海上而来，乘船溯河流而上，到处杀人放火，抢掠一番，然後扬长而去，满载而归。居住在沿海的人，能够逃的就逃往内陆求生。东部地区则有来自乌拉山一带的匈奴人的一支，号称匈牙利人或马扎尔人的，开始侵入日耳曼，并越过莱茵河，直捣法兰克中部。南部地区更有伊斯兰教徒海盗在地中海横行霸道，他们从北非跨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然後前往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沿岸一带抢劫侵扰。
这个名存实亡的神圣罗马帝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到了第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恢复一点平静。当时日耳曼王鄂图一世（Ottone I, 912-973）南征意大利，东讨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大有一番作为後，很想整顿大帝国，恢复神圣罗马帝国昔日的威风，于是在公元九六二年南下意大利，促使教宗若望十二世给他加冕，成为'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位新皇帝重新追认昔日法兰克王丕平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卡洛赠送给罗马教宗的领土和权利，但要求对教宗国享有宗主权，对选举教宗也有干预的权柄。那位昏庸无能的教宗也无可奈何。鄂图一世称帝後，虽然志在四方，向往统治世界，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这个帝国固然出人意料之外地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年，但它的势力围也只限于日耳曼地区而已。
鄂图一世在日耳曼称帝後，他的势力进不了法国，这里的老卡洛林王朝在公元九八七年路易五世去世後便寿终正寝。继之而起的是由诸侯选为国王的雨果．卡佩托（Ugo Capeto）公爵，卡佩托王朝从此诞生。
第十世纪的欧洲除了日耳曼罗马神圣帝国和法国的卡佩托王朝的出现外，北欧的诺曼人也于公元九一一年在法国西部建立了他们的诺曼王国，今天法国的诺曼第地区就是昔日的诺曼王国。此外，东欧地区不少民族也因着他们的领袖领洗，皈依基督，而建立了几个新的王国：匈牙利人因着他们的君王斯德望在公元一千年领洗奉教，而全体成为基督信徒，正式建立了西欧形式的新国家；北方波兰的公爵梅什科（Mieszko）于公元九六六年受洗，他的臣民也全部跟进，使波兰成为天主教的国家；公元九八九年基辅的俄罗斯大公爵弗拉基米尔（Vladimir）在第聂伯河畔受洗，使君士坦丁堡教会向北伸延到俄罗斯广阔的地区，也使俄罗斯大公国成为欧洲国家的一员。
从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到第十世纪末年欧洲稍为恢复平静的这段期间，是欧洲<敏感詞>形式重大改变的时期。这段时期因为各国有内忧外患，国家没有力量保护人民，因此国家也只是徒具虚名而已，一般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投效拥有许多领地的大地主，请求他们保护。这些大地主彼此宣誓，画地为限，不侵犯对方。大地主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可以印制钱币，可以征募军人以保卫自己的领地。不过这些领地的主人也得徵询另一位在他之上、比他更强有力的贵族王侯的承认，向他称臣，才能真正在自己的势力围之内当主人。当然，在名义上，任何领主都隶属於国王。这种新的<敏感詞>制度在神圣罗马帝国衰微、帝国内部各大小王国内忧外患重重之际，逐渐形成、巩固和发展，成为西欧普遍的<敏感詞>和<敏感詞>现象，这就是历史所称呼的封建制度。
天主教会是欧洲文明的拓荒者，保护者和发展者，教会的命运和欧洲各民族的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公元第一千年中，教会经历过平稳、兴盛和受迫害的时期，而且这种起伏的现象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上下，可以说教会和欧洲人民的生活休戚相关。如今，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辗转进入封建制度的<敏感詞>，各地的教会因为拥有不少土地，所以也不得不循着封建制度走，进入这种未可预卜的<敏感詞>体制中。
教会最初拥有土地是为了生活，後来需要教会养育照顾的人逐渐多了，教会便需要更大的土地来耕种，又有些人宁愿把遗产赠送给教会来行善。这种种原因使许多地方的教会或隐修院拥有许多土地产业。一位担任教会职务的人通常都拥有一块作为生活之用的土地；一位主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则是一个握有大权的地方统治者，教友们就是他的庶民。这就是为甚麽在封建<敏感詞>时代，有很多人热衷追求担任教会神职的理由，因为这是一条不必经由继承而来的升官致富的途径。主教或隐修院院长去世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头衔、职务和财富必须转让给<敏感詞>接任的人，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子女，因为照理说，神职人员没有妻室，所以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因此，那些汲汲营求教会职务，醉心于步步高升的人，他们的心不在为福音服务牺牲，而在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又由于卷入封建制度中的教会并非唯我独尊，在它之上还有将相王侯和皇帝，因此，选派主教或隐修院院长还大大操纵在王公贵族手中。当时，一位主教接受祝圣的时候，他一方面领受教会精神上的职权，一方面也接掌现世的统治权柄，他即接受教会牧职的权杖，也接受王侯交给他的宝剑。
基於这种集神权和俗权于一身的关系，封建时代的教会主教的素质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那些王公贵族在介入主教的人选是，他们所考虑的往往不是宗教上的需要，而是政权的稳固和壮大的作用。历史上可以看到居高位的统治者在属意主教的人选时，往往以军人或自己的众多子孙为对象，甚至以竞争者所能付出的代价的多寡作标准。这便是以金钱财物贿买教会职权的恶表。新约圣经宗徒大事录第八章第二十节就记载一个名叫西满、以行魔术起家的人，他企图用金钱贿买伯多禄和若望两位宗徒，希望他们把如何藉着行覆手礼而使圣神降临人身上的权柄也传授给他。伯多禄回答他说：「愿你的银钱与你一起丧亡！」。
有不良的主教，便有不良的神父和不良的教友，那些不是为了献身事主的主教生活豪华奢侈，行为放荡，他手下就不乏不守清规的神职人员。当然，耶稣基督创立教会後的第一千年中，教会有关神职人员和主教的独身守贞问题并没有很清楚的明文规定。圣保禄宗徒在弟茂德前书第叁章第二节和弟铎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当主教的只能作过一个妻子的丈夫」；在最初叁个世纪中，不论在西方或在东方，教会从来没有禁止祝圣已婚的男士为神父，也不禁止男士晋铎後结婚。不过那个时代已经认为，对神职人员来说，独身和不度夫妻生活乃是更完美的生活；第四世纪的时候，东西方的教会都禁止晋升神父後结婚，晋铎之前结婚的，则继续度他们的婚姻生活。可是在第四世纪末年，已有很多结婚的神职人员渐渐地度清心寡欲的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比较能够全心全力为教会服务，而且他们以为夫妻的性生活是不洁净的，不配举行弥撒圣祭；第五世纪，东方教会的主教、神职和执事仍然度婚姻生活，但西方罗马的教宗则要求所有的主教和神职人员可以继续和妻子同居，但是要避免性生活；第六世纪，东方教会清楚规定神职人员和婚姻的关系：凡是接受被选为主教的神职人员，必须离开他的妻子，并让他的妻子到隐修院生活，但是主教必须供养妻子的生活。可是後来东方教会在选任主教的时候，都开始从那些早已守贞的隐修士中拣选适当的人担任，以避免种种麻烦。至於已婚而晋升司铎的普通神职人员，则继续度婚姻生活。这样的规定直到今天仍然实行。至於西方教会，则加强已婚神职人员不度婚姻生活的意识，凡是未婚晋铎的人，後来又生育子女的会受到处罚；第九世纪大卡洛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後，西方教会继续准许已婚的男士晋铎，并度家庭生活，但是不能和妻子有性关系；公元一零七叁年额我略七世教宗登基後，不论已婚或未婚的神职人员，一律不准再和女性同居，违者取消他的神职。这项规定受到不少人的反对。不过那些违规的神职的婚姻仍然受到承认；公元一一叁九年西方教会召开拉特朗大公会议，规定神职人员的婚姻无效。一一七零年，亚历山大叁世教宗要求已婚男士的妻子，在丈夫晋铎之前，同意丈夫晋铎，而且她自己在丈夫晋铎後，发愿从此守贞。换句话说，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已婚男士仍然可以晋升神父，但是晋铎後必须与妻子分居。到此，神职人员都是由未婚或妻子已经去世的男士担任；将近八百年之後，公元一九一七年罗马天主教颁布教会法典，明言规定婚姻是晋升司铎的障碍，也因此产生了神职独身的法律。
述说了教会有关神职与婚姻关系的演变过程，目的在进一步了解昔日封建<敏感詞>时代，教会神职人员对可以不可以结婚的规定所持的态度。其实，那个时代也有教宗在这方面不守清规的现象，难怪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出面干涉罗马教宗的人选。
总而言之，第九世纪欧洲神圣罗马帝国和属下的大小王国不堪北欧诺曼人、东欧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以及南欧伊斯兰教徒的侵扰而衰微之後，整个欧洲进入封建的<敏感詞>，教会也被卷入这种<敏感詞><敏感詞>体制中，成了後世诟病的污点。不过，封建制度固然有他的种种缺陷，至少在大<敏感詞>体系崩溃後，勉强维持了欧洲<敏感詞>的稳定。神圣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在公元一零五四年的决裂

　　大凡人世间的事总是福祸相随，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仗'！大难之後总隐藏着生机，而大福之後也埋伏着祸患。明智的人洞悉人间命运的常规，所以能居安思危，经常保持着有节制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他们懂得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他们时时警惕，所以不会遇到大难；他们也因为节制，所以不会得意忘形。
天主教会在初世纪遇到不少的<敏感詞>迫害，到了公元叁一一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才颁布帝国境内宗教自由的法令，于是教会重见天日，享受太平盛世的喜乐。谁料君士坦丁皇帝为了帝国东部的扩展和安定，在希腊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建立君士坦丁堡新都，无形中，教会的重心便由罗马移到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後，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衍生了许多大大小小、属於<敏感詞>、宗教、文化、礼仪和教义方面的芥蒂和摩擦，这些摩擦经过七百多年的折腾，终於演爆出教会东西方之间最後的决裂。
自从罗马帝国在希腊半岛的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以後，希腊地区的教会便和帝国政权结了不解之缘，皇帝掌握任命和革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大权，因为宗主教是人民的精神领袖，皇帝能不能对内高枕无忧，如意地统治帝国，有很大成份必须依赖宗主教的威信。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与皇帝的关系越是密切，就意味着罗马的主教'教宗'在理论上越远离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保护。公元八百年西方出现了与旧日的罗马帝国毫无瓜葛、却想恢复昔日的国势和威风的神圣罗马帝国後，罗马教宗在公元七五六年从法兰克国王丕平（Pipino）手中所得到的'教宗国'，便被东罗马帝国视为<敏感詞>上的敌人。也因此，西方拉丁教会和东方希腊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东西两个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
东西方两大教会团体固然间接地卷入两个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但是这种<敏感詞>上的因素还不会比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来得严重，因为罗马的拉丁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教会彼此已经疏远到互不了解的地步：东方教会的人不懂拉丁文，西方教会的人更不懂希腊文。东方教会的人承袭了古老、伟大的希腊文化，他们在世俗事物和宗教信仰上都继续忠於前人的作风。西方教会的人则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支离破碎和封建制度的兴起，致使卡洛林王朝所推行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第九世纪寿终正寝之後，进入了文化空前贫乏的时期。东西两方在那绝无仅有的少许接触中，又不但没有珍惜机会，互相和睦，反而彼此冷嘲歧视一番；对东方拜占庭的人来说，西方拉丁人粗鲁、野蛮、卑贱、贪婪、没有文化；对西方拉丁人来说，东方希腊拜占庭人退化、娇柔做作、繁琐、喜欢在鸡蛋里挑骨头。在西方语言中，'拜占庭'这个名词就是繁琐、罗嗦的代名词。
除了<敏感詞>和宗教的关系以及文化的差异之外，东方希腊教会和西方拉丁教会之间在礼仪和教义方面也有重大的分歧：对希腊教会来说，信仰生活中的礼节仪式就是活的信德，就是在发挥效用的信德。对西方教会来说，礼节仪式和教义可以不混为一谈，两者可以分开来谈；为东方教会的信徒而论，改变礼节仪式等於是改变信仰，这就是为甚麽东方教会对守斋、举行弥撒圣祭应该用发酵或不发酵的面饼、主持教会礼仪的人应该蓄长胡这些细节的问题那麽重视的缘故；东方教会的隐修士和主教度独身守贞的生活，但是一般神职人员是结婚的，他们都有家室。在西方教会中，则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过独身和守贞的生活，至少，已婚的男士如果晋升铎品，就必须放弃婚姻的生活。
在教义方面，东方希腊天主教徒责备西方拉丁天主教徒擅自修改尼西-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所确立的'信经'条文，因为原来的经文在论及圣神的时候，只说"圣神是由天主圣父而发"，但是拉丁教会却在这句经文上加了"天主圣子"，以致经文成为"圣神是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从神学观点看，这两句经文在说明和了解圣神的本性本质上是有点微妙的区别的。
东西方教会之间有了<敏感詞>、宗教、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礼仪和教义上的分歧这些背景之外，又加上教会最高权威方面的争执，致使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的分道扬镳在那时候成为无法挽回的僵局。一般而论，希腊教会比较具有主教团集体领导的观念，罗马教宗因为是伯多禄宗徒的继承人，所以有意无意、有心无心地都感到自己有干预普世教会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在东方希腊教会人士看来，只是象徵性的荣誉而已。
其实，自从第五世纪以後，东方的希腊教会和西方的拉丁教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过多次的破裂，但事後又都彼此化解纷争，言归於好。不幸的是十一世纪中叶那次破裂一裂就是将近一千年，至今还没有完全修复。当时的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都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对付，那就是盘据在意大利南方的北蛮诺曼人。要是罗马教宗和拜占庭皇帝结盟联合，可能足以抵御诺曼人的扩张。不过，教宗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敏感詞>、乃至军事联盟有个先决条件，那便是双方的教会必须先修和。为了这个理由，当时的教宗良九世（Leone IX, 1002-1054）特派他所信任的助手，法国籍的文贝托（Umberto）枢机主教率特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当地的宗主教米凯勒．切鲁拉利奥（Michele Cerulario, 1000-1058）商讨，希望解决方才上面提到的那些老问题。不料这两位对时局负有扭转乾坤使命的人物不但不知自己对对方的文化认识不足，竟然还意气用事，不以大局为重，各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毫无弹性可言。文贝托枢机主教挟教宗之威风，以君临城下的态度希望说服切鲁拉利奥宗主教不要敌视罗马；而切鲁拉利奥宗主教的反应也相当蛮横，他不愿失落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唯我独尊的地位，对他来说，与罗马决裂有好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希腊东方教会的领袖。
罗马教宗良九世派遣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的目的是要真正了解希腊教会对拉丁教会不满的原因所在，以便解决彼此的歧见。既然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切鲁拉利奥实在没有心意归顺罗马教宗，而教宗的代表文贝托枢机主教又不是外交长才，两人在找不到共同交谈的语言和基础後，话不投机半句多，彼此怒目相视，文贝托枢机主教写了一道破口大骂、声色俱厉的开除教籍令，把切鲁拉利奥宗主教和他的随同一并开除教籍，而切鲁拉利奥也不甘示弱，立刻还以颜色，把文贝托枢机主教等人同样打进十八层地狱。
对罗马教宗代表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双方之间的谩骂和绝交，当时的人，尤其是希腊东方教会的人根本不予以重视，因为从东罗马帝国存在七百年以来，类似的情形经常发生，屡见不鲜。再说，文贝托枢机主教在还没有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切鲁拉利奥等人发布开除教籍令之前，派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罗马教宗良九世已先去世，那麽这道开除教籍令是否还有效呢？
不论如何，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几乎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行为竟然一放而收不回来，它的後果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直到今天。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多次修和的尝试，却没有完全缝合裂痕。罗马教会在公元一二七四年和一四叁八年先後召开的里昂大公会议和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就是针对与东方希腊教会的修好与合一而举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事前的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又由于东方教会人士的拒绝，而功亏一篑。此外，西方国家和教会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耶路撒冷圣地，而于公元一零九六年展开的七次十字军东征，更加深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鸿沟。一四五叁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伊斯兰教徒占领後，这个外在客观的阻碍使东方教会即使希望，也无法再与西方教会修好合一了。希腊拜占庭东方教会的信友从此更陷于孤立的处境。
本世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前夕，保禄六世教宗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领袖阿特那哥拉宗主教（Athenagoras）互派代表，在罗马和在君士坦丁堡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对过去双方的互相谩骂侮辱与攻击的举止行动表示惋惜，并取消公元一零五四年彼此开除对方教籍的命令。这项共同声明是东西教会彻底分裂九百多年後，重新走向合一的重要里程碑。那是一个转捩点，但也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因为谁也不敢奢望千年的裂痕能在几十年之内缝合。

中古世纪教会与<敏感詞>关系的基础：基督信仰

　　欧洲中古世纪每个时期阶段对後代任何人都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因为那是西方文明、思想、生活、信仰、<敏感詞>、文化、艺术、宗教不断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漫长时期。在这段前後整整一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欧洲各民族，尤其是拉丁、日耳曼和斯拉夫这几个大民族体系的人民，是怎样藉着文治和武功在统一扩张、在分裂缩小、在破坏毁灭、在重建更新他们的生活世界。这段漫长的历史，不论是大事件或小故事，都是可歌可泣的，因为那是人类中相当多的一部分的人在追求真、善、美理想的奋斗过程。尽管这期间有许多令後人发指的暗无天日的时代，尽管在这些暗无天日的时代中有许多愚蠢滑稽和不可思议的事迹，但从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来看，那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痛苦代价。如果这些代价没有落空的话，後世的人只能感念前人在探索追寻的历程中，有意或无心所奉献出来的生命血汗。
欧洲中古世纪，根据历史家的年代分法，是从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结束起，到公元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止这一千多年。而中古世纪又可以分为前期和後期两大阶段：前期从第五世纪到第十世纪；後期从第十一世纪到第十五世纪。前期从欧洲北方蛮族入侵西欧、中欧和南欧开始，经过法兰克人所建立的美罗温王朝、卡洛林王朝、神圣罗马帝国，以至欧洲封建<敏感詞>的形成为止。後期则从封建<敏感詞>弊端丛生，教会痛下决心重整教会纪律，维护教会神权独立于<敏感詞>之外的尊严开始，直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资助之下，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历史终於进入现代时期为止。
话说第四世纪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法定的宗教以後，天主教的基督信仰便成了凝结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唯一力量和彼此共融的基础。那时的教会和<敏感詞>是帝国一的两面，教会引导人民的精神灵性生活，<敏感詞>则管理人民现世食衣住行的物质需要。教会和<敏感詞>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一样。不过，话得说回来，教会虽然与<敏感詞>水乳交融，但是教会始终认为帝国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帝国本身所负的超性使命，那就是实现天主的国度。唯有如此，帝国的存在才有意义。这至少是中古世纪最美好的时代，第十二和十叁世纪一些神学家的看法。
当基督信仰成为欧洲人生活的规法则之後，水涨船高，罗马教宗国的分量和地位益形显着和重要。这种重要性有时候让世俗政权感到不安，但也有助于教会收回原来属於它的职权，让教会的宗教事务独立于<敏感詞>的干涉支配之外。中世纪发生不少政教冲突，原因大都出在教宗国和现世国度之间的权力消长发生不平衡的现象。十一、十二世纪罗马教宗与日耳曼皇帝之间的交恶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古世纪後期教会确实出过不少杰出的人物，诸如教宗圣额我略七世，圣伯尔纳多，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等等。那的确是个教会辉煌的时代，令後世的基督信徒，特别是十九、二十世纪的天主教徒怀念非常。不过我们也不能过於把那段时期理想化，因为就在那同一个时期，也有很多基督信徒没有按照福音的精神生活。
自从第九世纪圣神罗马帝国分裂并消失後，欧洲各地王公贵族为了自保和抵御来自北方的诺曼人的侵扰，于是渐渐地形成了封建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给帝国消失後的欧洲维持了暂时的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却给教会带来无数的弊端。许多忧国、忧时、忧教会的有志人士便走出隐居的深山幽谷，进入尘世，希望有一番作为。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教神职都是由王侯任命指派的，只要合乎王侯的利益，即使昏庸，照样可以担任教会的重职。基於这个理由，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收回世俗政权指派任命主教、甚至提名罗马教宗人选的权柄。
公元一零五九年，教宗尼各老二世（Niccolo II）在罗马拉特朗宫颁布教会改革法令，规定从此以後，罗马普世教会的教宗一旦去世，他的继承人必须由具有'枢机'身份的教会人员选出。尼各老二世的新规定明确指出：具有主教身份的枢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寻找一位堪当的人选，然後请具有司铎身份的枢机前来，最後再让一般神职人员和教友一起参与选举教宗的大事。从文件看来，似乎教宗的候选人只有一位而已，他是由身为主教的枢机们先推举出来，然後再请身为司铎的枢机一起来表决。至於一般神职人员和教友，他们仅是受邀请来观礼而已。无论如何，从此以後，教宗是由'枢机'们投票表决而产生的。
正因为枢机们掌握选举教宗的职权，所以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当时的枢机们都是罗马本地神职界中最重要的成员，他们是罗马地区的主教们，是罗马重要圣堂的主持人，以及七位管理罗马本地教会财务的执事。
尼各老二世教宗颁布改革教宗选举法令後，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Enrico VI）很难下他指派教宗人选的大权从此消失这口气，却也不能不接受。不过他的手偶尔也会发作，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会旧病复发，自己任命一位'教宗'与罗马的枢机们所选出的教宗对抗。
公元一零七叁年罗马的枢机们选出一位有作为的教宗额我略七世（Gregorio VII）。这位教宗一上任，便更积极地推行教会内部的改革，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的革新。次年，一零七四年，他颁布罗马教务会议所决议的法令：凡是用金钱购买得教会的圣品或教会的职位者，从此不能再执行教会内的任何职务；凡是用金钱购买得圣堂的人，将失去这些圣堂。从今而後，任何人不得买卖圣堂；凡度私通生活的神职人员，从此不得再举行弥撒圣祭，也不能执行神品中任何属於小品的职务；凡是轻视我们的、也是教会有圣德者的法令的人，百姓绝不能参与他们所行的任何职务，为的是使不纠正对天主的爱，不尊重自己的职务尊严的他们受到百姓的羞辱和责斥。
额我略七世教宗希望他所颁布的教会内部改革法令得到王公贵族和主教们的合作与支持，但是事实和他的理想并不完全相符。在这种令人气的情况中，这位教宗感到一切的坏事都是因为教会的职权由世俗政权授予而引起，因此决意废止一切大大小小世俗权威介入教会职权的现象。就任第叁年，公元一零七五年，他禁止所有的主教接受世俗权威的委派任命，也禁止任何总主教祝圣那些接受世俗政权任命人为主教。这在当时当然是一件很不容易执行的事，因为牵涉到主教在封建<敏感詞>中的地位，权力和大批产业的取舍问题。那时有很多的主教都是王公贵族所任命的，甚至是王公贵族自己担任的，他们集神权、政权和财权于一身，他们由世俗政权任命後，再由教会予以祝圣追认。在这种状况之下，教会、尤其是地方教会，常是附属在政权之下，至少是与政权同一鼻孔出气。
额我略七世教宗的新作风自然要给教会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因为主教不再接受世俗权威任命後，他的<敏感詞>地位和巨大的财富都将立刻消失。可是这位教宗毫不在乎这一切，现世物质财富于他如天上浮云，他所要的是主教们完全独立于现世政权之外。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也是教会内部的新作风，因为从此教友大众再也不像过去一样参与选举主教的事务。额我略七世这项基本改革重新奠定了罗马教宗对普世教会和对皇帝及所有王公贵族的最高权威。为了彻底执行他的决定，他亲自派遣特使到欧洲各地去巡视，监督各地教会执行他的训令。
当时反对额我略七世教宗最厉害的当然是日耳曼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为甚麽呢？因为日耳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封建诸侯都是主教们，这些分封侯一旦不再由皇帝选派，皇帝必然要丧失大部分的权威。就为了这个理由，此後的皇帝们开始与教宗们展开长期的争斗。首先发难的当然是亨利四世，他宣布废除额我略七世教宗，而这位教宗也立刻还以颜色，罢黜亨利四世的皇位，并解除所有臣民服从皇帝的义务。亨利四世一看情势不对，各地诸侯庶民不再听从他的政令，于是在意大利中北部卡诺萨堡（Canossa）女伯爵马蒂尔德（Matilde）出面调解之下，于公元一零七七年亲自来到卡诺萨堡，向当时在那里作客的额我略七世教宗请罪。皇帝穿着悔罪的麻衣在城堡门外苦等了叁天，表示忏悔的心意，额我略七世教宗为皇帝的行为所动，终於接见了他，也接受他的悔过自新，重新承认亨利四世的皇权皇位。
亨利四世回到日耳曼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设法重新统一帝国，因为他在一年前，一零七六年，被教宗罢黜皇权的时候，许多诸侯已经不再臣服于他，并且拥立了一位新的盟主。亨利四世经过叁年的南征北伐，终於又统一了日耳曼。眼看帝国又在他手掌之中，于是心生洗刷卡诺萨堡的耻辱的意念。他旧病复发，在公元一零八零年又再度宣布废除额我略叁世教宗，同时私自任命了一位名号叫'克莱孟叁世'（Clemente III）的罗马教宗予以取代。不仅如此，亨利四世更率军南下，攻占罗马，让他所任命的'克莱孟叁世'给他加冕。额我略七世不得已，南下意大利那波利附近的萨勒诺（Salerno）避难，一零八五年客死在异地。
教宗额我略七世的去世并没有平息罗马教会和日耳曼帝国皇帝之间的职权纷争。虽然如此，教会和帝国双方已经渐渐地分辨当时主教职务内涵的区别，那就是身为主教的人，他一方面负有教会精神的职权，另一方面又掌握世俗物质的权柄，这两方面是截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的。
经过大约叁十年冷静的反省、思考与分辨，教会和日耳曼帝国终於在一一二二年在日耳曼帝国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Worms）城，由教宗卡利斯托二世（Callisto II）和日耳曼皇帝亨利五世签署历史上着名的'沃尔姆斯协定'。根据协定，主教由罗马教宗任命祝圣，象徵主教牧职神权的牧杖和权戒由教宗授予。既然那时候的主教也是地区<敏感詞>的行政首长，所以象徵这种世俗权威的手杖和宝剑，则由皇帝授予。在教会精神职权事务上，主教服从罗马教宗，在现世地方行政权威上，主教听从皇帝。从此，教会的教宗和主教不再由世俗的帝王指派任命，政教之间长达几乎两百年的锡封叙爵（lotta delle investiture）权利之争于是平息。

十叁世纪罗马教宗权威的登峰造极

　欧洲中古世纪的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因为那是欧洲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捩点。既然是转捩点，那就意味着是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艺术、<敏感詞>、精神、宗教的潮流意识和各方英雄豪杰的聚合、彼此冲击、然後形成崭新的局面的关键时刻。在那种时刻出现的人物和事故必然最精彩、最动人、最传奇。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就是关键时刻和杰出人物互动的必然关系。因此，这样的历史最耐人寻味，最有看头。
十一世纪下半叶欧洲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罗马教宗和日耳曼帝国的皇帝。他们之间势力的消长直接左右欧洲的安定。由于额我略七世教宗收回教会选举教宗和任命各地主教的职权，引起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的反弹後，罗马教宗和日耳曼皇帝便彼此交恶。经过叁十七年的折冲和反省，才由教宗卡利斯托二世和日耳曼皇帝亨利五世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城签署政教协定，解决纷争。
'沃尔姆斯协定'签署後，罗马教宗的权威扶摇直上，慢慢形成神权至上的观念，对整个教会的生活事务都采取主动介入的作风，也出面召集大公会议，解决教会内部和与教会有关的外界问题。例如公元一一二叁年在罗马召开的拉特朗第一届大公会议解决了教宗和皇帝在任命主教上的权宜问题；一一叁九年召开的拉特朗第二届大公会议则解决了教会内部以金钱贿买职位和生活腐化的问题；一一七九年的拉特朗第叁届大公会议解决了日耳曼皇帝'红胡子'腓特烈（Federico Barbarossa）对教会的野心失败後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由于十一世纪下半叶和十二世纪是教会和欧洲<敏感詞>纠缠不清的时期，也是教会因此致力改革、重振教宗领导教会职权的时期，所以那个时代的几位教宗都忙于整顿教会秩序，并和世俗政权抗衡。就因为这样，有人开始抱怨教会忽略了精神上的生活。当时法国的圣伯尔纳多（S. Bernardo）就向欧金尼奥叁世（Eugenio III）教宗说：「我们到底甚麽时候祈祷、甚麽时候教导教友群众、甚麽时候建设教会呢？宗座大楼整天发出的是查士丁尼皇帝的法律，而不是上主的诫命」。
在那个一切都在演变和定位中的时代，罗马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修和与冲突是间歇性地发生的。比方日耳曼皇帝引据罗马法典的条文，自认为是罗马帝国政权的继承人，所以他们的权力和地位远在任何权力地位之上，就连教宗也得听他们。'红胡子'腓特烈皇帝虽然自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德国地区的君王而已。可是他一直纳闷的是：如果他不能统治意大利，不能入主罗马，还能算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吗？这当然是他的梦想，罗马教宗怎能接受这种野心。
公元一一五九年亚德里亚诺四世教宗去世，枢机们选出新教宗亚力山大叁世。新教宗精通法典，又有魄力，日耳曼'红胡子'皇帝觉得新教宗难驯，有碍他南下统治意大利半岛的野心，于是怂恿一批听他指挥的枢机另选一位他中意的新教宗。这当然是胡闹，亚力山大叁世教宗把腓特烈红胡子皇帝和他嘱意的伪教宗开除教籍，可是战争因此发生。红胡子大军南下意大利，进逼罗马，教宗不得不避难法国。临行之前，教宗让意大利北部各大城镇组织联军对抗红胡子。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十七年，其间各有胜负，不少意大利城市如米兰和克雷莫纳（Cremona），都遭腓特烈摧毁。一一七六年在米兰附近莱尼亚诺（Legnamo）地方的一仗，腓特烈红胡子惨败。当时教宗亚力山大叁世正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斯水都，红胡子皇帝前去求饶，在圣马尔谷大殿前跪在教宗脚下，请求宽恕。时为公元一一七七年，这离日耳曼前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诺萨堡向教宗额我略七世求饶整整一百年。
一一九零年，腓特烈红胡子参加十字军第叁次东征，在小亚细亚的奇里乞亚（Cilicia）渡萨勒夫河（Salef）的时候溺死。他的儿子继位，取名号亨利六世。这位年青的皇帝相当有为，却也雄心万丈，一心一意想当全欧洲的皇帝，连教宗也该听他的。岂知在位仅七年便去世，享年叁十叁岁而已。
继承亨利六世的是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Federico II, 1194-1250），当时只有叁岁。因此，罗马教宗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一段时期。这时候罗马的教宗是年仅叁十八岁的依诺增爵叁世（Innocenzo III, 1160-1216）。这位教宗出身罗马显贵，在法国巴黎读神学，在意大利波洛尼亚（Bologna）读法律。他对自己的职位权威相当清楚，也非常天真坦率，他自己写说：「教会赐给我珍贵的礼物，就是精神上完整的权柄和现世无数的产业财富。别的宗徒被召选来分享这个权柄，但只有伯多禄受召来握有完整的权柄。我从他那里接受主教的司祭冠和君王的冠冕。他立我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并按照默基色德的品位，永为司祭的那位的代表。月亮从太阳那里接受了光，同样，君王的权力也从教宗的权威那里接受尊严的光彩。我们从仁慈的天父那里所接受的完整权力，首先必须用来为那些必须以仁慈相待的人谋福」。
在欧洲现世政权几乎中空的时期，罗马教宗依诺增爵叁世俨然成了欧洲政教事务的仲裁。法国国王斐理伯二世离弃妻子，另谋新欢，教宗警告他不可以背弃作基督信徒的本份，国王挣扎了二十年，最後还是就。英国国王约翰'无地'者（John Lackland, 1167-1216），拒绝承认教宗所任命的主教，并将忠於教宗的主教放逐，教宗依诺增爵叁世便把他开除教籍，并解除属下效忠他的义务，这位号称没有土地的约翰国王终於向教宗低头。
总之，依诺增爵叁世把罗马教宗的权力提升到空前崇高的地步，他强调精神重於物质，现世政权固然有它独立自治的围，但是如果伤害到精神灵魂的益处，教宗立刻介入。欧洲各王公诸侯如果发生争执，又没有一位更高的君王可以调停的时候，教宗也出面协调。
昔日幼小的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二世，在一二一六年依诺增爵叁世这位有为的教宗去世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了。这位皇帝少年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把他托给教宗依诺增爵叁世管教，也很听教。岂知当了皇帝後，他祖父腓特烈'红胡子'的野心又在这个孙子身上复发了，他不但要当现世的皇帝，也渴望当教会的主人。他宣誓要率领十字军东征，但总是借故推迟，于是被教宗额我略九世开除教籍。他又屡次进犯意大利，占取意大利土地，额我略九世再次把他开除教籍。这位腓特烈二世皇帝似乎非常蛮横顽皮，总是跟罗马教宗作对，让教会对他大感头痛。
公元一二四叁年，新教宗依诺增爵四世当选，他知道腓特烈二世不可理喻，便于一二四五年在法国里昂召开大公会议，商讨如何处理这位凶悍难驯的皇帝。结果，他的罪名多端，皇位被罢黜，禁止百姓效忠他。虽然如此，他还是顽强抗拒，最後成了孤家寡人，于一二五零年去世。从此，日耳曼帝国对罗马教宗的威胁逐渐减低。公元一二六八年，腓特烈二世的孙子科拉迪诺（Corradino）入侵意大利，战败被俘，斩死。日耳曼的'荷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于是结束。日耳曼帝国从此走下坡，对罗马教宗不再为难。可是教宗也因为过度忙于欧洲<敏感詞>上的事务，他的精神道德威信也受到相当的影响。

中世纪教会隐修生活的兴盛

　第十世纪末叶圣神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後，欧洲进入大小邦国独立自主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徵就是封建制度<敏感詞><敏感詞>的形成。这种制度是应运而生的，因为帝国瓦解後，欧洲北方蛮族开始南下，从四面八方侵扰由帝国分裂出来的大小王国，这些王国无力自保，于是各地的贵族、教会主教和隐修院院长必须自立更生，设法自卫，保护自己的田产，也保护前来求助的难民。这些贵族、主教和院长得到君王诸侯的承认，在自己的地区内享有最高统治权，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性建立军队，发行钱币，颁布法令，以确保自己的独立和安全。
这种封建制度的承袭对一般俗人贵族没有甚麽大问题，父亲死了儿子继承。但是拥有领地的主教或隐修院院长去世後，他们的职位和产业由谁来继承呢？当然是由下一任主教或院长。可是下一任主教院长由谁来选定呢？这便是中世纪封建<敏感詞>的最大问题。那些权势较大的王侯都愿意选派自己中意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王侯自己的子女或亲朋好友，而不是真正适合或有意当教会神职人员的人。就因为这样，有人即使当了主教或隐修院院长，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很糜烂，不守清规。另有一些醉心于权势的平民，攀龙托凤无门，唯一可能的途径便是走教会神职的道路，希望有一天当上主教或隐修院院长，就可以晋阶为封建领主，与<敏感詞>王公贵族平起平坐，一了既富且贵的美梦。
封建制度虽然暂时维持了帝国瓦解後<敏感詞>稳定的局面，却给教会的体制和生活带来空前的麻烦与危机，教会和世俗<敏感詞>混淆不清，因此有志之士都渴望教会进行改革。历代以来，推动教会改革和重整<敏感詞>道德人心的都是一些隐修士，中世纪时代尤然，他们的生活成了基督信徒生活的理想。第十世纪初年有一批本笃会隐修士希望恢复圣本笃原始的隐修精神，他们愿意善度会规的纯净生活，于是于公元九一零年在法国中部的克吕尼（Cluny）建造一座隐修院，大家闭门专务祈祷内修生活，他们所强调的是透过庄严隆重的礼仪来敬拜上主，因此，礼仪务必要作得尽善尽美。
克吕尼隐修院恢复了圣本笃会规的基本原则，院长由院内的隐修士自由选出，他们宣认直属教宗管辖，所以不受王公贵族和主教干涉。到了十一世纪以後，克吕尼隐修院的名声大噪，各地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有贵族平民来请教指点的，也有向往生活清高而请求收留，以度出世生活的。由于修道的人多，因此克吕尼隐修院渐渐在欧洲各地建立新的隐修院，在全盛时期隐修院达千座，隐修士有五万人之众。
克吕尼隐修院和传统遵守圣本笃会规的隐修院的不同之处是，那些隐修院都各自独立，不隶属<敏感詞>任何隐修院，如今由克吕尼第一座隐修院发展出来的千百座隐修院都归克吕尼母院院长管辖。从第十世纪中叶到十二世纪中叶两百多年间，这个新兴的隐修会团体有过四位既杰出又长寿的院长，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克吕尼隐修院对欧洲教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罗马教宗和各地的主教经常向他们请教，请他们参加教会的重要改革，而他们也经常提供给教会主教、甚至教宗的人选。许多别的隐修会也请他们去协助内部重整和改革的工作。
除了上面所说的对教会和对<敏感詞>修会的贡献之外，克吕尼隐修院的作风虽然不太重视学术的研究和本笃会固有的劳动生活，却很注意对贫苦的人士行爱德，也发扬罗马风格的艺术，克吕尼那座罗马建的圣堂曾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是欧洲最大的圣堂。
当然，克吕尼隐修院并不是中古十一、十二世纪隐修生活独有的现象，在那同时，也诞生了<敏感詞>以圣本笃会规为精神的隐修会，例如意大利本笃会士圣罗穆阿尔多（St. Romualdo, 952-1027）于一零一二年在中部阿雷佐（Arezzo）附近的卡马尔多利（Camaldoli）山创立着名的'卡马尔多利'隐修院；圣若望．瓜尔贝托（St. Giovanni Gualberto, 995-1073）于一零叁九年在佛罗伦萨附近的瓦隆布洛萨（Vallombrossa）创立'瓦隆布洛萨'本笃隐修院等等的。这些隐修院的影响力虽然没有克吕尼隐修院那麽大但是在一定的围之内，也发生相当的作用。
在这些奉圣本笃会规为圭臬的新兴隐修会外，那个世代也有很多男女向往独居隐修的生活，他们纷纷到深山、幽谷、原野、海岛或森林中寻找遁世修行的地方，度着刻苦、补赎和清贫的日子。一些圣德出众的隐修者由于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人，于是把他们聚集成团体，过着类似隐修的生活。
中世纪还有一种很特殊宗教生活，可以称作'幽居'（reclusione）。那就是有些人，男女都有，他们在圣堂四周盖了一些很小的陋室，只留一个小窗子，可以眺望到圣堂的祭台，以便参与弥撒和种种祈祷礼仪，然後把自己关在里面，终其一生，别人给的食物也从那个小窗子递进来。
公元一零八四年，有一个生于日耳曼的科隆（Koln），在法国兰斯（Reims）教书的人，名叫布鲁诺（Bruno, 1035-1101），他看破红尘，决心与世隔绝，在遍寻高山大川之後，终於在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尔（Grenoble）附近阿尔卑斯山区找到一个陡峭惊险的山巅，名叫沙特勒斯（Chartreunse），便在那里度他的隐修生活。公元一零八四年，他在那里建立第一座隐修院。院中的生活特点是容纳个人的独修和团体的隐修于一炉。院内的隐修士虽然居住在同一座隐修院，可是大都关在自己的斗室里祈祷、读书、工作，大家彼此很少来往交谈，尽量守静默，必要时，用手势来表达。每个人每星期天从理家修士那里领取一周的生活所需，就是面包和豆类，然後各自开灶。隐修院有一口水泉，泉水经由一个管道绕经每个斗室，隐修士们就从这个水道在每间斗室里所开的缺口取水。每位隐修士都发愿度绝对贫穷的生活，可是他们在作学问上决不吝啬，他们的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的书籍。隐修士们也种一点地，生产一点五谷，可是他们牧放许多羊，用羊毛来换取食用的谷类。萨特勒斯隐修院又一位长上领导，但是真正的院长是格勒诺布尔教区的主教，由他来主持一切。
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些在俗的神职人员，他们除了执行自己的神职工作外，也希望度隐修刻苦的生活，于是志同道合的人便奉行圣奥斯定所写的会规，度他们所理想的团体生活。这样的神职人员叫作'守会规的神职人员'（canonici regolari）。这一类半度隐修的教会团体以公元一一二零年由圣诺贝尔（Norbert）在法国苏瓦松（Soissons）教区的普雷蒙特（Premontre）所建立的隐修会最着名。
克吕尼隐修会在第十和十一世纪中对教会的改革有过非常的贡献。可是将近两百年下来，隐修士的生活也逐渐松懈，圣本笃会规的原始精神慢慢地被遗忘。一些有志和有理想的会士都渴望整顿隐修生活，恢复原始的精神。公元一零九八年，一位名叫罗贝尔（Roberto di Molesmes）的院长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会士在法国东部的熙笃（Citeaux）建立一座隐修院，在食衣住行各方面度着最清寒的生活。他们的祈祷礼仪也力求纯，非常重视独居宁静的气氛，绝对奉行圣本笃祈祷与工作并重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也耕种，也作手工艺，生产维持生活的所需。
这个由克吕尼隐修院分出来的新隐修会以第一座会院所在地的地名为修会的名称，就是後世所称的'熙笃隐修会'。它和克吕尼隐修院不同的地方就是首座隐修院的院长对後来新建的隐修院没有管辖权，他只在隐修会各地院长举行年度会议时，主持会务而已。
熙笃隐修会最杰出的会士不外是教会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圣伯尔纳多。他于公元一一一五年在法国北部的克莱尔沃（Clairvaux）建立一座隐修院後，又连续在各地兴建了六十六座隐修院，把熙笃隐修会的精神传布到全欧洲。圣伯尔纳多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他是第十二世纪教会内最具影响力的人。他常常必须出外远行，为各地的教会、修会和执政者提供诤言，邀请主教们守神贫，照顾穷苦的人，向封建<敏感詞>传播福音，谴责贵族生活奢侈，规劝人善度婚姻的生活，鼓励人参加十字军，把圣地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设法阻止屠杀犹太人，因为有些人以为犹太人是惹起十字军东征的祸首。他更为他隐修院中一位出任教宗的隐修士拟定生活计画，这位隐修士就是公元一一四五年当选的欧金尼奥叁世教宗。圣伯尔纳多出身骑士，後来潜心度隐修生活，这两种生活观念使他看不惯当时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思想。他以为这种演变中的思想破坏传统的封建<敏感詞>秩序。当时的异端邪说也相当活跃，圣伯尔纳多则起身大力维护教会的信仰。不过有时候也矫枉过正，阻碍了神学思考的发展。
当然，圣伯尔纳多是一位非凡的神修大师，教会的神学家、教父学家和历史家甚至认为他是教会历史上最後一位教父。他相信神修来自对圣经的默想，他强调与天主结合要比自己苦修更重要，而宗教信仰就是要力行爱德。圣伯尔纳多的神修特点就是每个人要先认识自己，然後才能认识天主，最後才可以拥有天主。这是我们回归天主的途径。圣人所写的有关旧约圣经'雅歌'的讲道词可以说是他神修着作中的极品.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0:59:39

隐修院的信仰和民间的宗教

　欧洲中古世纪的宗教信仰反映出很多封建和农村时代的特徵。在那个<敏感詞>中，天主被供奉在封建体制的顶端，他是众王之王，众主之主，地上任何君王权贵都臣服于他，也都得听从服侍他。这位天主，上自君王下至庶民，无不敬爱他，可是更敬畏他。他给人快乐，也给人恐惧；给人生命，也给人死亡。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饥荒和瘟疫，无不由他的上智来支配。虽然如此，中古世纪教会传教的工作仍然非常注重天主的人性特点，这个特点表现在天主降生为人的基督身上。试看当时欧洲基督信徒前往耶路撒冷圣地朝圣的热潮，以及亚细西圣方济各的人格与精神的所向披靡，蔚为风尚的现象，就可以得到印证。
世俗的人，不论贫富贵贱，他们的宗教情操尚且如此，遑论献身事主的神职和修会人士。当时的教友大都不以为自己的身份生活合乎宗教信仰的理想，因为婚姻家庭生活使他们与宗教理想隔着一道鸿沟。那时代的神职人员常常向教友推荐隐修院的生活，他们说那是基督信徒生活的极致，是教友追求成圣的最高理想。只要翻开教会的礼仪年历，上面所罗列的每日瞻礼都是纪念主教、男女隐修士，修会会士修女，再不然，偶而也出现几位年青便守寡的王后、公主，她们以祈祷作补赎和帮助穷苦的人来度她们的馀生。
十二世纪法国大圣人伯尔纳多曾把世界比做汪洋大海，人人必须渡海以求得救。那些度隐修生活的人渡海不必下水，因为他们有桥可以跨越；那些在俗的神职人员也几几乎不必弄湿身体便可以超渡，因为他们有圣伯多禄的舟船作轮渡。唯一有问题的是可怜的结婚教友，他们若想抵达得救的彼岸，非纵身下海，靠游泳来渡海不可，这是唯一的途径，别无可能。游泳时，免不了会精疲力尽，浑身污垢，而且常有溺死的危险。有很多热心的教友，由于客观因素无法当隐修士，就设法使自己的生活更接近隐修生活，比方法国圣王路易九世（Luigi IX, 1214-1270），他学习神职人员天天诵念日课，半夜便起身祈祷作补赎。又有许多教友要求死的时候穿着隐修士的长袍埋葬。
当然，并不是大多数的教友都度这种模生活，我们可以说：欧洲各民族一般都是基督信徒，不过他们所度的信仰生活和我们今天所认为、所想像的大不相同。现代的历史学家把中世纪每个时代的基督信仰生活相当理想化，可是那些时代的一些异议份子并不如此认为。神学家们的看法和想像可能很美，很富有田园的诗意，但是古代那些平民百姓和没有知识文化水平的农民却每天必须为了生存而与大自然和瘟疫搏斗。
我们知道在基督信仰生活的内容中，有很多是承袭自福音传到之前，黑暗时代的宗教信仰。那些古老的信仰都和大自然的生活及四时的运转有密切的关系。在教会礼仪年的过程中，基督信徒一方面重复地度着救恩历史的重要时刻，另一方面也随着大自然的生生息息度着生命消逝和重生的生活。可是从教会的角度来看，那些古老传统的习俗风尚也因为与基督信仰相遇而得到新的教化，被赋以基督福音的精神，而教会的节日也因为普遍化，而成为一般的民俗活动。
为了使整个教会的信仰生活有个统一固定的规矩可循，教会在十二、十叁世纪的时候开始拟定七件圣事的神学信仰教义：
七件圣事中最基本的就是圣洗圣事。在那个时候的任何地方，婴儿出生後几天内就给以付洗，而不必再等到复活节或圣神降临节才领洗。领洗的方式也慢慢地改为在头部倒一点水而已，不必像过去那样全身浸入水池中。过去婴儿领洗的时候也领圣体，就是让他喝一点点隐藏在葡萄酒形象中的耶稣圣体圣血，如今取消这个礼节。西方教会的教友在弥撒中领圣血的习惯从此也逐渐废除。那个时代的教会那麽重视圣洗圣事，以致出生便死去的婴儿也被带到圣堂的圣所，因为大家相信婴儿在圣所里面会复活一个短暂的时间，以便领受圣洗。
除了圣洗圣事外，第二件重要的圣事便是告解和领圣体。昔日的教会称告解圣事为忏悔圣事（Sacramento della penitenza），公元一二一五年拉特朗大公会议规定，教友每年起码必须在巴斯卦复活节时期，在自己的本堂区，为自己所犯的罪过忏悔一次，并领圣体。经过很多世纪的演变，忏悔圣事到此已经定型，成为日後所称呼的告解圣事（Confessione）。
在那个时代，教友并不是天天领圣体，最热心的教友一年顶多也只不过领两叁次圣体而已。法国圣王路易九世的热心是古今闻名的，但是他一生也只不过领了六次圣体而已。那个时代的教友不多领圣体，可能是对圣体的一种尊敬，也是人对圣体圣事的了解认识很有限的缘故。当时的教友认为参与弥撒比在弥撒中领圣体更为重要，弥撒成了一幕神秘又神圣的演剧，难怪明供圣体和朝拜圣体受到异常的重视。很多人也相信只要瞻望圣体，便会出现奇迹，例如你的祈祷必定会得到垂允，当天一定不会猝死，以及<敏感詞>种种对圣体出乎寻常的想像和期待。
圣洗和告解两件主要圣事之後，是与终身大事有关的婚配圣事。中古世纪的时候，婚姻圣事的神学还没有发展得很明确，很完整，一般人对婚姻的看法大都徘徊在风俗习惯和教会的观点之间。到了十叁世纪，教会确定婚姻是七件圣事之一，而且只有教会有权断定一项婚姻是否有阻碍，或有效。教会为教友举行婚配圣事所使用的礼仪经文有时候非常优美，只可惜是用拉丁文写的，新郎和新娘大都不了解经文的内容和意义。那对新人和一般亲友认为重要的是在圣堂举行婚配圣事，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心地庆祝一番。
中世纪的教会并没有一套真正的教导信仰教义的要理问答，一般来说，都是靠教友团体中的互切互磋来传递信德的。为人父母和作代父代母的人有责任义务教导孩子念天主经和讲解天主十诫。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以为'七'是个完美理想的数目，所以教会也沿用古老的观念，把很多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和教义信条冠以'七'字，例如七罪宗，圣神七恩，七件圣事，天主经七求等等的。这样也方便小孩子学习和记忆。这些道理通常都是写成诗篇一样，念起来就很顺口，能够帮助背诵。
除了藉着教友团体的彼此影响来传递信德之外，神父在星期主日和节庆的弥撒讲道是教友接受宗教教育的最重要途径和时刻。十叁世纪的教会产生了影响巨大的以讲道为宗旨的修会，道明会，这个修会便是以讲道为己任，他们自称为讲道者，他们到处讲道，靠行乞来生活。这些会士使用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词汇讲道，使他们容易领会教会的道理，因为当时相当猖獗的异端份子知道使用平民百姓的话语来向他们传播自己的异端，因此吸引了很多人。
我们今天要是到欧洲各地参观旅游，在古老的圣堂内会发现在圣堂中廊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像小楼台一样的台子，那就是昔日神父向圣堂内教友讲道的位置。这是中世纪的产物。在这里讲道，神父就比较亲近教友，是处在教友当中，但在那时候以前，神父是站在祭台旁边讲道台讲道的。今天，我们看到神父们都使用麦克风讲道，于是又回到祭台旁边的讲道台讲道了。我们在某些圣堂也可以看到圣堂外面有讲道台，那是为了重大节日时，教友众多，神父可以在堂外向外面的教友讲道。圣道明就曾站在磨坊上讲道。他的徒弟们向教友讲道时，常使用日常生活的比喻，听众也可以即时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提出问题，甚至可以当场拍手激赏或表示不同的看法。有些教友在神父讲道时打瞌睡，或者在神父开始讲道之前便溜出去，神父则当场叫醒睡觉的人，或把准备溜走的人叫回来。那真是另一个时代的教会信仰生活

中古世纪宗教生活中的神圣与凡俗

　欧洲中古世纪最大、也最普遍的特徵是基督信仰的无所不在。不论是个人生活或者公众生活，都充满宗教的气氛和色彩。这种气氛和色彩既有神圣的一面，又有凡俗凡俗的成份，两者交融混淆在一起，一般民众的生活，不管是纯宗教性的或民间性的，常在教会场所中进行。圣堂或主教座堂，都是公众活动的好地方，遇到天灾人祸、战乱的时候，老百姓避难的地方就是圣堂，他们常把自己的家俱和生活用品，甚至鸡鸭牛羊家畜带到圣堂内。
有些人几乎居住在教会的围或场所内，遇到举行公众祈祷礼仪的时候，因为缺乏座椅和跪凳，在冬天教友们就坐在乾草堆上，夏天则坐在青翠的草地上。星期主日的弥撒是人人必须参与的，但是参与的水准并不理想。有些人等在圣堂附近的酒店饭馆里吃喝聊，到了弥撒成圣体圣血的时候，才进入圣堂，另有一些人在成圣体圣血後便溜走。弥撒中，有人在圣堂内聊天，等到神父开始讲道的时候，便溜出去，部分男男女女就利用那个时刻见面约会。
一年中的教会礼仪节期也参杂着一些稀奇古怪的民间传统习俗，那些习俗的来源和意义都不甚清楚，而且各地不同。比方说，圣诞节劈来烧的木柴并不扔掉，都保存起来，等到暴风雨的日子重新拿来点燃；十二月二十八日诸圣婴孩瞻礼当天，小孩子们都坐上圣堂内的荣誉席位，一时堂内秩序大乱，惹来很多笑话；元月一日则是狂人节，人们在圣堂内玩纸牌，在圣堂外的台阶上跳舞，群众在他们中选出一位主教和教宗，六品和五品修士在祭台上吃香肠和布丁甜点。主教们时而禁止这些玩笑把戏，但是教友群众还是我行我素。类似的宗教和民俗参杂不分的节庆活动很多，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还流传到今天。
任何宗教的信徒，一般都很乐意、甚至渴望接近或接触神圣的事物，基督信徒也不例外，那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尤其热衷此道，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弥补自己信仰生活上的欠缺。这种宗教情愫可能与恭敬基督的人性有关。许许多多基督信徒不辞辛劳，不怕牺牲，一心一意要到耶路撒冷圣地或与圣人圣女的生平有关的地方朝圣，还有十字军八次东征，这都和他们接触神圣的事物的心愿有关。圣五伤方济各发明布置圣诞马槽，让活生生的人和家畜扮演马槽中的人物的动物角色，这也是渴望重温天主降生为人的奥迹的虔诚心愿，是信徒乐意接触神圣事物的心理表现。这也是为甚麽基督信徒那麽敬礼圣人圣女的圣髑的理由之一。其实，基督信仰的对象和围都是精神界的，物质方面的事物只是精神寄居的躯壳而已，躯壳有一天是会消失的，精神却常存。人在现世的生命结束之後，他便进入纯精神的生命境界，那个境界不是肉体可以接近或接触的。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想尽办法，或用金钱购买，或用偷窃的方式，去获得圣人圣女的遗物，而这些遗物经常被瓜分为成千上万的碎片。法国圣王路易九世非常恭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他更用重金从中东购得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头上所戴的刺冠，并叫人建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柜盒子把它供奉珍存起来。许多地方教会团体因为缺乏享有大名气的圣人遗髑，只好将就于敬礼地方上的圣人遗髑，希望这些圣人圣女保护他们的农作物，或保护他们的同业公会。
这些参杂着宗教和民俗色彩的敬礼和节庆是不是足以说明真正的基督信仰的存在呢？很难说，至少今天的基督信徒不喜欢用那些外表的宗教活动来界定自己的基督信徒身份。那麽到底中古世纪基督信徒的伦理道德生活如何呢？历史家告诉我们在观察这方面的事情时，最好是把教会的明文规定与教友的实际生活分开来谈。那个时代的神学家、讲道的神父、地方教会的教务会议、乃至大公会议，都提出许多教友生活应该遵循的规诫，但这些规诫不一定人人完全遵守，有关方面也不一定执法如山。
可惜的是从遗留下来的古籍文献中，很少看到教友们谈论他们的信仰生活。那些有家产遗留给子孙的人，在他们的遗嘱中几乎不提到自己的信仰生活经验和感想，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为自己安排一个体面的葬礼，叫家属在他去世後多多奉献弥撒圣祭，使自己的灵魂早日升天堂，享受永恒的福乐。再就是对穷人的关怀，因为教会一向教导教友在穷人身上看出耶稣基督的临在。所以，接济穷人意味着圣化自己的生活，也为自己找到代祷的人。
中世纪很多立遗嘱的人都要求，在他去世埋葬那一天要分发食物和金钱给穷人，一些比较富裕的人甚至留下一笔钱作为支持医院或维持癞病院的基金。所谓的医院，经常只是一座只有十几张床位的小建物而已，这种医院的宗旨是在收留贫穷的病人，或者过路的贫苦的朝圣人士。中古世纪的欧洲，马路上到处可以见到长途跋涉、踽踽独行的朝圣者，他们为了履行所许的愿，或为了求得心中渴望的恩典，常常徒步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往一个朝圣地朝圣。他们白天走路，晚上抵达某个乡镇，就在那里寻求简陋的住宿和一点充食物。就因为这样，地方上生活比较宽裕的人常常乐意款待这种苦行的人。当然，这种善行常常也混入了个人的虚荣心，因为很多人希望自己死後长久受到别人的纪念，那麽建造一所医院或朝圣者接待所便是很理想又具体的途径。

基督信仰：中世纪文化和艺术的启发者

　欧洲中古世纪从公元第五世纪到第十五世纪，前後延续约一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之间，前五百年可以算是中世纪初期，後五百年算是中世纪末期。在中世纪初期时代，知识文化活动可以说是教会隐修士的生活特点和特权。当时欧洲各地的隐修院都保存古老的文学经典和教父的着作。隐修士们所从事的知识文化活动都是宗教性质的，目的在能研读圣经和教会传统的书籍，进而有能力阐述这些经典着作的含义，滋养自己的灵修生命，充实个人或他人的精神生活。
除了隐修院之外，当时各教区的主教也都设法在自己的主教座堂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学校，为有志修道、晋升铎品的青少年提供初步的陶成教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或称大卡洛, Carlomagno, 768-814 ）非常鼓励主教们设立这样的学校。一般来说，主教们都把主持学校的任务委托给一位有学养的神学家或有能力招募教授人员的总监来管理。
到了十二、十叁世纪的时候，教会生命蓬勃发展，教会原有的学识文化已经不敷运用，需要新的知识领域。公元一零七五年额我略七世教宗大力进行教会内部改革之後，一时研究法律的风气大盛，那些废弃在图书馆一角的有关罗马法律的书籍经典又被翻出来研究，成了一门新兴又重要的学术。根据古罗马法律的规定，帝国皇帝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就连罗马教宗也必须臣服于世上人间的君王。因此，教会不能不制定它的法律，以区分教会和国家、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界限，使双方互不侵犯，彼此尊重。这种研究法律的风气在意大利中北部的波洛尼亚（Bologna）城最为盛行，直到今天，当地那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波罗尼亚大学的法学院，仍然是研究法律的重镇。
除了新知识领域的探讨研究之外，十一世纪处在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各地，尤其是意大利的城市，开始孕育所谓的'城市运动'（movimento comunale）。这种运动的目的在使城市脱离封建诸侯的控制，成为庶民自治的<敏感詞>结构团体。这种新的地方<敏感詞>团体的产生、扩大和增加逐渐行成<敏感詞>的中产阶级，也促进了城市的商业贸易活动，进而鼓励同业人士组织独立自主的同业公会。城市居民的生活和行动大为开放自由之後，自然而然地也渴望吸取更多的知识，参与文化活动。在这种文化开始普及的潮流冲击之下，已往隐修院内部闭门研究的学术活动不但无法满足新形态<敏感詞>的需求，而且也渐渐失落它的重要性。那些由主教创办的、设在主教座堂、以培育司铎的小型学校，虽然取代了隐修院在学术活动上的地位，却也无法应付<敏感詞>越来越多的需要。因此，许多文化知识界人士开始创办学府，延揽博学鸿儒教授青年弟子。这种兴学以传授知识的风气并不是一帆风顺，在那由教会独揽文化知识授受大权的时代，这种风气必然与教会发生冲突。
当时的主教们都希望继续保持授予教师教学许可的权利，因为这样可以使主教们保持他们在教师和学生面前的权威，同时可以控制教学的科目与内容。可是由于各城市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好动，喜欢闹事，而执教鞭的老师教授也希望脱离主教和总监的监督，所以教师和学生都渴望学校也能像城市和同业公会一样，享有自治的空间和权利。因此，学生、教师和主教们之间的冲突必然发生，在某些城市，例如巴黎，这种冲突甚至非常严重。再说，法国大圣人伯尔纳多在十二世纪所教导的隐修会作学问的传统，主要还在於阐述圣经，但是在那同时有很多思想家都已经可以览阅古典书籍，这些书籍中有不少业已从希腊文或阿拉伯文翻译成普通文字，例如亚里斯多德的着作，人人可以阅读。为了使传统的学问经得起自由探讨的考验，一些着名的学者如巴黎的神哲学家阿贝拉尔多．彼得罗（Abelardo Pietro, 1079-1142），便着手整理神学，把它建立成有系统的学问，他倡导用理性深入分析神学所提供的思想，使神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可是话又说回来，当时有很多人并不赞同阿贝拉尔多．彼得罗的见解和作法。
在学生、教师和主教们的冲突结束之後，後世所称呼的'大学'（l'universita）终於在欧洲逐渐诞生。所谓大学，当时指的是由一个城市里各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甚至只有学生，所联合组成的社团（associazioni）。这种社团在当时知识界所通用的语文拉丁文中，叫作'universitates'，就是日後英文所说的'universities'。可见大学的本意是一座城市中各学校的学生单独或和教师联合组成的社团。这种社团在筹画教学课程和管理教学方面争取到自治的权利，它们不受<敏感詞>民间任何权威、更不受城市主教的管辖，只直接听从罗马教宗。
公元一二叁一年，额我略九世教宗隆重肯定巴黎大学享有的特权。这位教宗在他的谕令中赞扬巴黎大学说：「巴黎，学术之母，因着在那里学习和在那里教学的人而闪烁着珍贵的光芒。那里培育基督的信徒，他们以信德为盔甲，以精神为剑，并以<敏感詞>武器赞扬基督」，教宗又说：「我们授给那里的教师和学生制定明智的教学方法、上课时间表、讨论问题、以及他们所希望的教学与求学态度的规则的权力。此亦即：他们有权力决定谁来教学，甚麽时候上课，使用甚麽课本，房租费用。凡是反对这些规则的人，他们有权力驱逐」。
额我略九世教宗授予巴黎大学这些特权之後，着名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思想从此诞生。这种思想所代表的是一种教学和思考的方法，在这种新的学术风气中出了许多非凡杰出的学者，圣多玛斯．阿奎诺（San Tommaso d'Aquino, 1225-1274）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因着这些影响後世极为深远的大思想家的努力，教会空前成了时代文化的象徵。圣多玛斯．阿奎诺在他的旷世巨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那麽合谐地使科学和基督信仰的启示综合为一。在经院哲学思想中，任何理论上的研究都以人的最终目标为归宿，含盖科学的哲学以神学为服务对象。
基督信仰从十二世纪起不但执<敏感詞>高等思想文化的牛耳，而且也表现在民间宗教艺术上。当时在圣堂内或圣堂门外的台阶上经常排演旧约和新约圣经故事的戏剧，许多剧作家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宗教性剧本，例如'奇迹'（Miracoli）、'奥迹'（Misteri）、'耶稣受难'（Passione）等等的。这些剧本今天不容易找到，不过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建艺术，今天倒是到处可见。从十一世纪起直到整个十二世纪，欧洲各地，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到处都在重建他们的圣堂，每个地方的教友都希望自己的圣堂比邻近的更大、更漂亮，于是从隐修院风格和地中海传统而来的罗马建艺术大为盛行，半圆顶建、叁角形屋墙的雕凿、巨大石柱顶端的雕刻、乃至壁画，无所不有。而发展自巴黎一带的哥德式建也不甘落後，纷纷在法国和欧洲<敏感詞>各地如雨後春笋般地出现。这便是城市的建艺术。在那些圣堂中最引人欣赏的无非是彩色绘画的巨大玻璃窗和雕塑。这些装饰大都以圣经为内容，无形中成为形象的圣经和要理。藉着这种艺术，教会教导圣经故事、信仰的奥迹、生活的品德、应该戒避的坏习惯、基督信徒的忧虑和希望、对天堂的期待、对地狱的恐惧。
历史上还没有见过有任何时代的文学、戏剧和建艺术，像十一到十叁世纪从基督信仰得到启发的艺术一样，把人的日常生活、想像力和宗教信仰的关怀结合在一起。经由这些大小圣堂的艺术表现，我们也意外地发现先人的行业、他们的消遣、以及衣着服饰这些时代的文明

十字军东征与传教

　公元十一世纪，原出自中亚大草原的突厥人在中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广大的王国後，挥军南下，攻占了波斯和伊拉克，并向西挺进，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把势力延伸到安那托列亚高原半岛，更于公元一零七一年在曼西克尔特（Mantzikert）击败了拜占庭帝国大军，直逼都城君士坦丁堡。这项军事行动威胁了欧洲东部和亚洲西部地区<敏感詞>军事局势的平衡与稳定，也因此前往圣地朝圣的旅途与活动变得相当艰困和危险，拜占庭皇帝于是向罗马教宗和西方各国求援。这项求援终於导致历史上出名的十字军东征。
其实，十字军的起源要比真正的十字军东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还早。初世纪的时候已有人从欧洲前往耶路撒冷圣地朝圣，这些朝圣者千辛万苦、拔山涉水、前往圣地朝圣，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凭吊昔日耶稣基督生活过的地方，亲身体验一下当时基督的生活，默想他所受的苦难，甚至效法他死在他死亡的地方，藉以净化自己的生活，为自己一生的罪过作补赎，希望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同基督一起复活。由于在第七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侵占了巴勒斯坦，第十一世纪又转手给在第八世纪的时候便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也就是後来所称呼的土耳其人，基督信徒前往圣地朝圣便无时不处在危险中。因此，前往那里朝圣的基督信徒便萌生武装朝圣、以求安全的想法。再者，当时的西班牙人因为遭受北非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侵略已有叁百年之久，所以在对付伊斯兰教徒上已有相当的经验，他们有一种说法，即凡是因对抗异教徒而战死的战士，必能得永生。他们所谓的异教徒当然是指伊斯兰教徒。
公元一零九五年教宗乌尔巴诺二世在法国克莱孟（Clermont）召开教会内部改革会议，排除<敏感詞>干预教会任命主教等事务的现象。会议中，这位教宗慷慨激昂，振臂高呼，号召西方武士军骑前往东方援助接济那里的基督信徒，并收复圣地，以表现他们大无畏的勇士气慨。一时，各方英雄豪杰和草莽流寇纷纷响应教宗的呼吁，加入从军的行列，大家跃跃欲试，希望光光荣荣打他一仗，因为出征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乌尔巴诺二世教宗以世界所有基督信徒的领袖和罗马帝国的继承人的身份号召西方男子从军，以收复圣地，他许下将把收复的失地分发给他们作酬劳。教会一向憎恨流血，现在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失地和保护基督信徒，不得不大开杀戒，发动圣战。凡是右肩配上十字架徽章出征的人，教宗都颁给他们全大赦，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罪过作任何补赎。十字军从此诞生。
十字军的诞生使所有的基督信徒再度意识到他们与信仰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何，他们真正感觉到罗马教宗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的信仰和圣地不容侮辱侵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团结一致，生死与共，保护共同的精神与物质遗产。
发起军事行动，尤其是数千公里的军事长征，决不是简单的事，可是十一世纪末年乌尔巴诺二世教宗登高一呼之後，立刻有无数的人变卖他们的家产，男女老幼，叁教九流，踊跃加入武装行列，他们那股兴奋之情，与其说是出征，还不如说是旅行朝圣。这样一支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上战场的，只要一交锋，必然要落花流水的，难怪没有军事将领愿意率领，亏得一位名叫伯多禄的隐修士（Pietro l’Eremita）出面带头。他们沿途强征暴抢劫，死伤惨重，好不容易到了近东，立刻遭到土耳其人的歼灭，死亡枕藉。剩下的几千人加入随後而到真正军队，他们于公元一零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场短兵相接、血流成渠的残忍杀之後，终於夺回了耶路撒冷圣城。
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溃败之後，留在那里的十字军部众便在中东地区和圣地建立了许多封建式的'拉丁基督信徒小王国'，也成立了多种为保护圣地和为协助朝圣者的骑士团。然而，这些小王国和骑士团只靠武力，缺乏立国的真正基础和要素，它们仍然不断遭到伊斯兰教徒的侵扰和威胁，所以在几十年内先後相继消失。公元一一八七年埃及苏丹萨拉丁（Yusuf ibn Ayyub Salahal-Din, 1138-93）再度占领耶路撒冷。
十字军东征前後共八次，历时一百八十五年，除了第二次真正收复圣地和占领中东地区之外，<敏感詞>六次都是应拉丁基督信徒小王国的请求，为了抵御土耳其人的威胁，也为了寻求个别的<敏感詞>和经济利益而出发的，但几乎每次都失败。东征的最大效果是巩固了基督信仰的世界，肯定了罗马教宗的权威。整个中东和圣地最後还是落在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手中。圣地没有永久收复，却在西方和东方的基督信徒之间挖下了一道鸿沟。公元一二零四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威尼斯开拔，威尼斯人着眼<敏感詞>和商业上的利益，操纵了军事行动的目地，大军中途转移方向，开往拜占庭帝国首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大肆强掠一番，但从来没有开抵出征的目的地埃及。为了洗刷十字军的恶名，还以它原始的宗教目的，法国圣王路易九世于公元一二四九年率领第七次东征，出战埃及，不幸失败被俘。他不甘心，于一二七零年再次率军登陆北非突尼斯，却因瘟疫而死亡。是为十字军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东征。
这项跨越叁个世纪、规模空前庞大的宗教军事行动并没有达到原始的目的，但是十字军东征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有人念念不忘。既然军事行动没有成功，为甚麽不采取另一种途径，以归化代替武力征服呢？于是在西方教会中萌生了向伊斯兰教徒传教的想法。公元一二一八年十字军第五次东征时，亚细西的圣方济各就随军前往埃及，向那里的苏丹讲道。十叁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一位着名的神哲学家，方济各会士莱孟多．卢洛（Raimondo Lullo, 1235-1316）认为：使伊斯兰教徒皈依基督信仰是一种用智慧所行的爱德工作。所以，讲道的传教士必须会使用异教徒的语言，也应该认识他们的文化和宗教思想。他提倡设立东方语言学校。
正当西方基督信徒为夺回圣地而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徒而作战时，东欧也受到蒙古人的威胁和侵扰。那时听说在蒙古朝廷中供职的有基督信徒，他们是聂斯多略'景教'的教徒，于是有人想到是否可以联蒙古以制土耳其人。罗马教宗依诺增爵四世因此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若望．柏朗嘉宾（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 1182-1252）率领特使团前往蒙古中部和林，那是大汗驻的地方。教宗托柏朗嘉宾神父带去的信是劝蒙古人不要侵略欧洲国家，而且要皈依基督信仰。蒙古大汗定宗非常礼遇教宗的特使，但是要求特使回报教宗，请教宗亲自来蒙古觐见大汗，讨论和平的事宜，而且蒙古人不想皈依基督信仰。柏朗嘉宾神父的使命没有成功，但是他倒是带回去许多有关沿途国家和民族的知识消息。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1:00:07

中世纪遭到抗议的教会生活

　人世间任何团体都会有错误，因为是由人组成的，人有天生的受限和弱点，这些受限和弱点使他无法同时预知和应付种种需要。人类历史的顺逆、正常与乖违因此产生。基督所创立的现世教会也是由有骨有肉的人组成的，所以任何时代的教会生活同样会有瑕疵。我们不能想像教会团体是一个绝对不会错误的完美<敏感詞>，也不能以为信仰基督的<敏感詞>中，人人都意见一致，不会发生纠葛。因此，人性体制结构的教会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也会遇到不同意见者的抗议，这些抗议也可能是因福音的名而发出的，也可能因为对方缺乏福音的精神而没有虚心加以接纳，并因此引发不幸。
中古世纪的欧洲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敏感詞>，各种思想学说教义都畅通无阻，其中有一些要比基督信仰来得早，甚至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但是由于基督信仰是欧洲中古世纪<敏感詞>的基础和凝结力，谁不遵从<敏感詞>公认并奉行的信仰方式和教义，便被视为威胁<敏感詞>基础的人，这样的人在当时是不被容忍的。
在那些不被容忍的人中，首先应该提的是犹太教徒。中世纪时代，犹太教徒散居在欧洲很多地方，从西班牙到莱茵河区这片广大的地区都有他们的团体。自从教会诞生初期，基督信徒和犹太教徒之间便有很多瓜葛，那些瓜葛虽然都属於神学方面的争论，但是出发点缺乏基督信徒应有的爱德是常见的事。一般而论，犹太教徒在欧洲还受到宽容，只有在西班牙他们的处境才艰困，尤其当西班牙人从伊斯兰教徒手中收复失地之後，当地的犹太教徒都被迫皈依基督信仰。
然而，十字军兴起之後，事态就变得复杂得多了，因为十字军是去对抗基督的敌人的，犹太教徒被认为应该对基督的死负责，所以他们的处境急转直下，成了基督信徒打击的对象之一。在欧洲，特别是在莱茵河区，犹太人屡屡遭受屠杀，事态严重得连圣伯尔纳多也严加谴责。
公元一一七九年和一二一五年所召开的第叁届和第四届拉特朗大公会议制定了更多的反犹太教徒的法令措施，例如他们必须穿黄色布料的衣服，束尖发，让人容易辨识，禁止他们从事某些行业，不可以和基督信徒通婚，必须居住在特定的区域，有些国家还把他们驱逐出境。某些地方还有更欺负犹太人的习俗，比方十叁世纪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Toulouse），每逢耶稣复活节前的圣周五当天，犹太人必须到当地天主教堂报到，接受一个巴掌。
又因为犹太人被禁止耕地，所以他们只好都集中在城市生活，从事基督信徒瞧不起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当时的基督信徒绝对不从事以利息贷款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乃是高利贷的敲诈罪行，可是他们却向犹太人付利息借钱，让犹太人来肩负这种罪名。那时教宗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也很模棱两可，它一方面为了避免基督信仰遭到犹太教的感染，所以制定了某些对犹太教徒不利的法律。但是教宗国又为了避免境内的犹太教徒发动暴乱，所以比之<敏感詞>国家对待犹太教徒更为宽大。
除了犹太教徒之外，中世纪所有对教会持异议的人士，一般而论，很容易被视为异端份子。官方的资料、尤其是从异端裁判所的调查资料所显示的，经常是诽多於褒，那些异议份子正当良好的一面经常被忽略，他们的着作大都已经被烧毁，後人无法确实了解真相。面对历史的事迹应该非常客观，不能轻易听信谣言和片面之词。昔日基督信徒团体刚刚在耶路撒冷诞生之际，也遭到许多流言的诽谤和中伤，致使信徒受到许多迫害。一般说来，有关<敏感詞>上少数族群的谣言总是流传得很快，而且很容易走到渲染夸张的地步。
中世纪教会内的异议份子或小团体，经常是怀着福音的神贫纯精神抗议教会的过於富有，抗议部分神职人员生活奢侈糜烂。额我略七世教宗在公元一零七四年展开的教会内部改革，就是针对这些时弊而发的，并且获得成效。当时有不少人批评教会的体制结构，他们希望教会忠於福音上所写的基督的贫穷生活。这些抗议的人士或团体在城市越来越多，在十二世纪时达到了巅峰。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人士反对封建式强有力的教会，神职人员和关闭在隐修院中与世隔绝的隐修士又越来越无法回应市民在灵修和知识上的需要，于是某些市民便在教会既定的围框框之外另谋出路。
在以福音精神进行抗议的团体中，最出名的大概就是法国'里昂的穷人'团体。这个团体由里昂一位名叫瓦尔德斯（Valdes）的富商在公元一一七叁年左右创立。这位富商对自己营利所得感到愧疚，于是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完全分施给穷人，开始从事向市民宣讲福音的工作。有些男男女女跟随了他，他们在一起祈祷，读用通俗语言翻译成的圣经，在市区广场公开讲道：不可同时侍奉天主和金钱两个主人。
对瓦尔德斯的穷人团体的公开讲道，里昂的总主教若望．达勒贝莱马尼（Giovanni dalle Belle Mani）非常不以为然，他禁止他们继续讲道，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教会当局的许可，而且批评教会的财富。这些人不服，于一一七九年来罗马向亚历山大叁世教宗请示，教宗吩咐他们先向里昂的总主教请求讲道的许可，但是总主教拒绝授权。他们不顾总主教的反对，仍然我行我素，于是都被视为异端份子。既然不被地方教会当局接受，这些异议份子只好分散到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Languedoc）、东南部的多菲内（Dauphine）和普罗旺斯（Provence）和意大利北部等地区。这些瓦尔德斯的拥护者又在各地遇到相同遭遇的人，因而彼此结为一。他们既然被排除在教会以外，所以都否认信仰生活有依赖教会体制结构的必要。他们认为只要有人性生命的尊严，就足以执行真正劝人皈依基督、接受福音的工作。也因为如此，他们只承认每位基督信徒都具有的普遍性的司祭身份，传统职务性的司祭他们不再承认。凡是以营利谋求财富的工作，他们一概不接受，他们也不发誓，不定死刑。
除了瓦尔德斯所倡导的'里昂的穷人'团体之外，当时欧洲也有<敏感詞>各种以恢复福音纯真精神和初期教会原始生活风格为号召的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根据新约的默示录或旧约的先知书来预言人类的未来。所谓的末世运动或千年运动（millenarismo）都是这一类的团体。在那非常严厉的<敏感詞>中，有很多事情是不讲道理、也不顾正义的，许多弱小的百姓有怨无处可申，所以无不期待一个正义王国的来到，他们相信在这样的王国中，一切局势都将好转过来。
这种思想和期待给一些人酝酿了揭竿起义的念头，再加上某些自以为受到天主圣神启示的人的鼓吹，动乱很容易一触即发。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一位名叫若雅敬．达菲奥雷（Gioacchino da Fiore,1130-1202）的隐修士所写的东西，就大大地给当时的人织造了这样的美梦，他说：继天主圣父时代、旧约时代、天主圣子时代、以及教会时代之後，天主圣神的时代也将来临，这个时代将重建整个教会。
当瓦尔德斯的穷人团体和<敏感詞>等待正义王国来到的运动在欧洲南部逐渐扩散之际，另有几个与基督信仰毫不相干的宗教团体也莫名其妙地在这个地区出现。他们是主张善恶二元论的'卡塔里'（catari）信徒，一向被认为是古老摩尼教的继承人。他们如何在南欧地区出现没有人知道，预料可能是前往圣地朝圣的人和十字军把这种思想信仰带回欧洲的。
这个教派的教义很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因为谁都会问人世间的罪恶从哪里来的？卡塔里信徒便用善恶二元论回答说：罪恶是从恶神那里来的。其实，这个教派的信徒也自称为基督信徒，他们有时还称自己是好的基督信徒，罗马天主教徒则是坏的基督信徒。他们认为物质和肉体都是恶的，精神界的事物才是好的，所以，基督是天主降生为人的教义不可取，婚姻也是他们所谴责的行为。基於这一点，教会认为卡塔里信徒对基督信仰是有害的。可是当时教会人士生活松弛，卡塔里信徒则坚决主张贫穷和追求完美的生活，所以他们深受一般人的尊敬。不少人接受卡塔里教义，也是为了公开抗议教会人士的不争气。
卡塔里教派的一般信徒没有必要度严厉的精修生活，他们只要节制私欲偏情就可以得救，可是他们必须维持那些度精修的教徒的生活。这个教派也有它特别吸引人的轮回说，那就是现世生活的好与坏，都要在来世得到公正的补偿。这样的教义吸引了很多人。

行乞修会的诞生

　欧洲中古世纪客观的<敏感詞>环境深深影响了教会存在的体制结构，也因此大大地左右了教会和信友团体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些方式和习惯中，有一部分很俗化，甚至很糜烂，以致促成了教会内部的革新。任何革新的工作，尤其是要改变积习几个世纪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绝不是一蹴可成、剑及履及的事，何况欧洲地方那麽大，各地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位处南欧罗马的教宗也有鞭长莫及或心有馀而力不足的遗憾。有些地方教会改革不力，生活远离福音原始纯真的精神，因此引起有识之士的反弹。这些反抗之声很容易被视为异端，其结局也往往很悲惨。
中世纪回归福音生活的理想并不只是异议份子的呼吁，当时也有不少人有同样的需要感受，他们渴望度福音所揭示的纯真生活。这个理想孵育出一种别出心裁、前所未有的修会生活，那就是行乞修会生活。
行乞修会诞生于十二、十叁世纪之交，以西班牙的道明会和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为代表。这两个新修会固然是为了响应基督福音的号召，返璞归真，但是也为了回应当时的人的信仰需要，<敏感詞>异端的蔓延，关怀城市的运动和知识份子的骚动。
道明会是多明我．古斯曼（Domenico Guzman, 1170-1221）创立的，他大概在公元一一七零年生于西班牙，年青时晋铎，在北部的奥斯马（Osma）教区服务。他原来打算前往东欧传教，但是罗马教宗以为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正受到'卡塔里'异端的严重干扰和威胁，必须先把精神投注在那里，以杜绝异端的猖獗。于是多明我．古斯曼神父被派往法国东南部观察一番，他立刻发现问题的结所在：原来教宗为了扫除异端，已经派遣代表率领一批熙笃（Citeaux）会隐修士在那个地区进行扑灭异端的工作。但是教宗的代表和隐修士们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没有成效。理由在于他们以为既然是罗马教宗的代表团，就应该浩浩荡荡、前呼後拥、八面威风、高高在上才像样。这为当时的<敏感詞>环境和观念或许合适，殊不知异端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教会神职人员远离了基督福音的谦卑、俭精神。试看卡塔里异端的宣传者，他们的确奉行俭的生活，因此吸引了<敏感詞>群众去跟随。
法国东南部一行决定了多明我的圣召和志向，他相信只有身体力行真正的贫穷生活，才足以挽回狂澜，遏阻异端的扩散。公元一二一五年多明我在法国南部图卢兹城（Toulouse）和几位同伴创立了以宣道为宗旨的修会。会士效法耶稣的贫穷生活，身上不积蓄任何钱财，全靠行乞来维持生存，活一天算一天，并以这种两袖清风、绝对贫穷的身境开始和奉守纯净清规的卡塔里异端者来往，接受他们的邀请，和他们讨论信仰教义上的争论问题。
多明我创立的宣讲道理的修会立刻得到图卢兹教区主教的认可，这位主教说：「我们宣布多明我兄弟和他的同伴为本教区的宣道者，为铲除异端的腐化，战胜恶习，教导信仰的规则，教育健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生活规则就是以修会会士自居，来往靠徒步，度福音贫穷的生活，宣讲福音的真理」。公元一二一六年，宣道兄弟会成立才一年，便得到教宗奥诺里奥叁世（Onorio III）的批准。多明我．古斯曼于一二二一年在意大利中北部的波罗尼亚城去世，并葬在那里，享年仅五十一岁。
新修会采用圣奥斯定会规生活，吸引了很多有志的青年加入，一时修会发展神速。会士神父都度清贫的生活，他们以小团体的方式生活在城市中，主要的工作是宣讲道理、研究学问、从事知识文化活动。修会内部的组织采行当时城市政府民主的运作方式，会中各级的负责人都由选举产生，除了总会长是终身职外，<敏感詞>各级的长上都有一定的任期。
道明会士没有像<敏感詞>大隐修院一样有田产的收入，他们只靠别人的哀矜施舍来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修会才称为'行乞的修会'（ordine mendicante）。道明会士讲道的对象是城市的居民和同业公会的人士，他们并积极地在大学里教书，自然科学主保的德国籍圣师大雅尔伯（Sant'Alberto Magno,1205-1280）和他的意大利籍学生，有'天使博士'之称的圣多玛斯．阿奎诺（San Tommaso Aquino,1225-1274），都是十叁世纪在巴黎大学任教的道明会士。公元一二叁二年罗马教宗额我略九世把异端裁判法庭（Inquisizione）的调查和审判工作交给道明会士去负责执行。
十叁世纪诞生的行乞的修会，除了道明会之外，还有方济各会。方济各会是方济各创立的。他于公元一一八一年生在意大利中部亚细西城一个富商的家庭，後人都称他为'方济各亚细西'或'亚细西的方济各'。年青时渴望当骑士、追求现世的荣华富贵，二十四岁时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又患了重病，于是对人生有了彻悟，决意放弃过去浮华的美梦，专心致力为癞病者服务，为自己过去的浮夸生活作补赎，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贫穷的圣母。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财物、连身上仅有的一件衣服和将来的遗产都还给父亲，两袖清风地离家出走。有一天，方济各在癞病人收容蒙耶稣以穷人的姿态显现给他看，他开始以为耶稣要求他去修建颓废的圣堂，例如离亚细西城不远的那座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圣达米盎堂。
公元一二零八年一天，方济各在亚细西山城脚下的波尔炯科拉（Porziuncola）小圣堂听到福音中耶稣派遣门徒去讲道的一段话说：「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你们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玛.十，7-10）。方济各听了福音这段话，心中恍然大悟。于是，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满怀喜悦地开始沿街宣讲福音所带来的和平喜讯。他们靠别人的施舍或自己的一点劳动来生活，很像那个时代创立法国'里昂的穷人'团体的瓦尔德斯（Valdes）及许多类似的人一样。如果他们之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方济各绝对无意判断当时神职人员的生活，更无意判断教会。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获得一点自由的空间，好度福音的生活，就像昔日耶稣在巴勒斯坦生活一样。
方济各的希望终於在公元一二零九年获得教宗依诺增爵叁世垂青，准许他和他的同伴自称'小兄弟'，度<敏感詞>中最贫穷阶级的生活。他们不好高骛远，只规劝别人在伦理道德上善度福音的生活而已。当时，方济各只有十二位同伴。叁年後，亚细西城一位名叫加辣（Chiara）的富家千金在当地主教座堂听到方济各的讲道後，心中大为所动，于是和同伴们也放弃一切财富，追随了方济各的芳表。
十年後，一二一九年，方济各的同伴增加到叁千人之多。那一年他跟随十字军前往圣地，途径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当时十字军正围困这个地方，逼迫埃及苏丹马利克．卡米勒（Malik al-Kamil）归还圣地。方济各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前往觐见苏丹，劝他皈依基督，虽然没能成功，却受到苏丹友好的善待。
方济各前往东方之际，他会中的部分同伴弟兄以为团体人数这麽多，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会规、组织、会院和读书的场所才行，而且生活也不必太过于严厉。对这种看法，罗马教宗也觉得有道理。方济各知道这个消息後，心中非常难过，他觉得基督的福音就是他们唯一的生活规，还有甚麽比福音更理想高超的呢？但是他也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意见，只好在公元一二二叁年为他们拟定了修会形式的会规。虽然如此，他仍然度他往昔的生活，快快乐乐地宣讲福音，劝人行善。
方济各热爱耶稣，一心一意效法耶稣，他喜爱耶稣的贫穷，温和，弱小和谦虚。为能让自己和别人重温昔日耶稣诞生的可爱气氛和景致，在意大利中部山区的格类乔（Greccio）首创活的圣诞马槽。公元一二二四年，方济各弱不支，退居维尔纳（Verna）山区旷野。那年九月十七日，在隐居的山洞中得到了他一生效法耶稣的最大期望，在自己身上也出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五个伤痕。这些伤痕虽然令他身体疼痛不已，却令他的灵魂感到无比的快乐与安慰，大为赞颂天主造生万物的美妙。
方济各可以说是现代生态环境者的祖先，他热爱大自然，热爱一切动植物，和宇宙星辰、山川鸟兽、花草树木一起歌颂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宰。临死前写的遗嘱可以反映出他对初期出家的清贫生活的怀念。
公元一二二六年十月叁日，方济各怀着无比的宁静，接受他所称呼的'死亡姊妹'的来到，享年四十五岁。他是古今归回福音生活最杰出的见证，他的见证震撼了中世纪以至今日的<敏感詞>良知。难怪八百年来，方济各是最受世界普遍爱戴的圣人。

中世纪对异端的压制

　　一谈到中古世纪欧洲对异端的镇压，人们很容易立刻想到天主教异端裁判法庭（l'inquisizione）。其实，异端裁判法庭并不能代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对异议份子的态度。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教会对异议份子应该采取甚麽样的态度感到犹疑不决。直到十叁世纪，在整个信仰基督的世界才产生了有系统的镇压异议份子的策略和手段。
早在第四世纪初年，罗马帝国以天主教为国教之後，帝国皇帝偶尔就颁布反对异端的法令。那个时代有些主教，如圣奥斯定（Sant'Agostino）和圣若望'金口'（San Giovanni Crisostomo），也接受反异端的法律，不过他们反对判处异端者死刑。虽然有这些压制异端的法律存在，可是一般而论，教会对使用暴力来对付异端的作法很表示怀疑，而且有所保留。直到中古世纪初期，还没有听过有异端者遭处死的例子，顶多只是监禁而已。
到了十一世纪，事态就有些转变了，因为教会的异议人士似乎越来越多，而教会也比往日更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机的巨大团体，是整个欧洲<敏感詞>的基本结构和稳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建立在信仰的一致上，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维护信仰的一致。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恢复使用第六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所编撰的罗马法典，这部法典中有不少关于<敏感詞>异端的法律。十一世纪的人似乎不太留意古代的帝国和教会如何应用罗马法典的规定，只知道过去有这种法律存在，便照单全收，援引使用。于是，惩治异端的行动渐渐展开。公元一零二二年法国十几位大概是摩尼教徒，他们被控荒淫无耻，遭群众要求国王以异端罪名将他们判处火刑。
当时欧洲某些地方也发生类似的事件，有些地方的主教就反对把异端者处以死刑。比利时列日教区的主教沃森（Wason）在公元一零四五年曾写信给法国沙隆（Chalons）教区的主教说：「我们没有得到权力，用现世的刀剑夺去那些我们的创造者和救赎主愿意让他们活下来，以便脱离魔鬼围困的人的生命。那些今天在上主的道路上与我们作对的人，因着天主的圣宠，将来在天国也能成为我们的长上…。我们蒙召作主教的人，我们受天主傅油不为叫人死亡，而是为给以生命」。圣伯尔纳多（San Bernardo di Clairvaux）关于公元一一四四年德国科隆异端者的事件强调：首先应该说服他们，可是如果开除教籍还不够，才需要使用暴力，以便保存上主的葡萄园免於狐狸的破坏。
就在圣伯尔纳多那个时代，有意大利'卡马尔多利'（Camaldoli）隐修会着名的隐修士，法学家格拉齐亚诺（Graziano），他在一一四零年写了一部'不协调法律之协调'（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或称Decreto di Graziano）的巨作，盛行一世。这位隐修士法学家综合协调过去所有的罗马法典法规，认为<敏感詞>异端有叁个步骤：首先，对异端者进行说服；其次，如果第一个方法行不通，则交给教会依照教会法典给以处分；最後，如果第二个途径也无效，则交给世俗的法律去处置。世俗的法律处置的办法是没收异端者的财物，或者加以刑罚，但没有明订处以死刑。公元一一七九年召开的罗马拉特朗第叁届大公会议把异端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用精神的处分使之悔改皈依的；另一类是必须加以消除的，因为他们形成党羽。
从教会、世俗权威和法律学者纷纷对异端问题发表意见和采取措施的现象，可以想像十二世纪那个时代异端是如何地猖獗。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异端，罗马教宗鲁乔叁世（Lucio III）于公元一一八四年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德烈（Federico Barbarossa）一起筹画联合压制异端的方法，但也没有明确规定死刑的处置。一一九七年西班牙阿勒冈（Aragona）的国王佩德罗（Pedro）把异端视为叛逆和侮辱国王的罪行，这种罪行可以处以火刑。两年後，一一九九年，罗马教宗依诺增爵叁世（Innocenzo III）也认为异端是叛逆和侮辱国王的罪行。
到了这个地步，教会、国王和异端之间的敌对态度似乎急转直下。公元一二零八年，依诺增爵叁世教宗派往法国南部兰圭多克（Languedoc）地区督导消除异端工作的代表在当地被杀，教宗震惊，号召组织一支十字军前往讨伐。兰圭多克是异端最猖獗的地区，其中以类似摩尼教的'卡塔里'异端最严重，但是'瓦尔德斯'异端人数也不少。那个地区的阿尔比（Albi）城可以说是异端的重镇，所以他们通常也被成为'阿尔比'异端。参加这次十字军的人大都是法国、尤其是北部各地封建诸侯派出来的军队。这些军队固然是为讨伐异端而去的，却变相为法国北部和南部封建诸侯之间势力消长的争夺战。其间最震惊人的事件就是当地贝济尔（Beziers）城居民的惨遭屠杀，据说有六万之众。
历史上真正的'异端裁判法庭'应该是在公元一二二零年到一二叁零年之间诞生的。那是世俗民政的权威和教会的权威合作，有组织、有系统地缉捕异端者，并予以处分的侦查审讯机关。那个时代的教宗奥诺里奥叁世（Onorio III）和额我略九世（Gregoro IX）都愿意这个机关分设在整个教会内。当时对异端者一提到'予以应有的惩罚'（punizone richiesta），即意味着用火烧死。这种刑罚的报复心态要比治疗用意来得明显。当然，异端者并不是动不动就要被处死，死刑也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刑罚，倒是监禁、罚款和朝圣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事。不过把异端者绑在柱子上，用火活活烧死，这种刑罚实在太惨无人道，而素以宣讲基督爱的福音的教会竟也同意这种藐视人性尊严的刑罚的话，那就叫人、尤其叫後代的人无法苟同。难怪异端裁判法庭在历史上给教会留下无法磨灭的羞耻和污点。
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法庭大致可以分为叁类：第一类是由世俗政权掌握的，公元一二二四年西西里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德烈二世，一二二九年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都执行这样的裁判和刑罚；第二类是由地方主教主持的，一二二九年法兰西图卢兹（Toulouse）的教务会议决定，每位主教都在本教区内的每个本堂区任命一位神职人员和两叁位生活无可指责的教友，从事彻底调查本堂区的异端事件，并把调查的结果交给主教和地方行政长官处置；第叁类是罗马教宗设立的，一二叁叁年额我略九世教宗重新采用过去的法律，成立异端裁判法庭，直属教宗管辖。他把调查审讯的工作交给通称道明会的'宣道兄弟会'和通称方济各会的'小兄弟会'来负责。为了探究事实，教宗还在一二五二年准许在审讯过程中使用拷问逼供的手段。异端者一旦被判刑，便交给世俗政权去执行刑罚，但是责任由教会肩负。教会为了良心平安的缘故，便在神学中寻找合法压制异端的理由根据，圣多玛斯．阿奎纳当时就为此工作。他在所着的巨作'神学大全'（La Somma teologica）中说：关于异端，必须想到两件事：「第一件是从异端而来的，那就是罪恶；第二件是存在教会内的，那就是怜悯。异端所破坏的是信德，那是灵魂的生命，所以异端远比伪造金钱以应付现世生活需要的罪行更为严重。如果伪造金钱和干犯<敏感詞>罪行的人都立刻被国王处死，那麽异端者除了被开除教籍外，岂不更应该被处死。可是教会是怜悯的，它愿意叫误入歧途的人归正，所以并不立刻给人定罪，而是先给以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警告，就像宗徒所教导的一样。经过两次警告後，如果异端者执迷不悟，规劝无效，教会为了拯救<敏感詞>人的灵魂，只好将他开除教籍，使他离开教会，把他交给民间世俗的权威去处死」。
今天的人很难想像昔日的教会怎能把不接受它的教义的人送到火堆里面烧死。从历史上看，教会对信仰一向很严谨，几乎不留下商榷的馀地，在教义上更从来不让步。在信仰面临危机的时代，或当的信仰遭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教会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也曾经使用了世俗的司法手腕。这是时代的悲剧，可能也是教会被逼上梁山所出的下策。

世俗权威的崛起

　　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称为基督信仰<敏感詞>（la Cristianita）没落的时期。这里所谓的没落（declino），是指以教会体制为基础的欧洲<敏感詞>的结构的开始瓦解。这个<敏感詞>结构原是以罗马教宗的最高权威为基础的，这个权威在十二世纪末、十叁世纪初依诺增爵叁世（Innocenzo III）教宗时代达到巅峰状态。这位教宗最强调教会的神权高于世界上任何帝国、国家、<敏感詞>的政权。那时的他对整个欧洲拥有裁判权：他于公元一二零九年加冕巴伐利亚公爵、日耳曼国王、布伦瑞克的鄂图（Ottone di Brunswick）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年後，这位皇帝不履行对教宗的诺言，旋被教宗开除教籍；教宗又从西西里岛召回腓德烈二世前往日耳曼接替鄂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那个时代，法国南部兰圭多克地区的'卡塔里'教派异端非常猖獗，教宗派往当地主持消除异端重任的代表竟在那里遭杀害，于是依诺增爵叁世又在公元一二零八年发动组织一支十字军前往讨伐。当时西班牙国王正积极对抗入侵的北非伊斯兰教徒摩尔人，这位教宗也予以支持。
教宗依诺增爵叁世在欧洲所建立的无上权威并不稳固，在随後的许多、甚至非常严重的危机中，这个权威便慢慢地衰弱下去。当时欧洲某些王侯开始不满罗马教宗在<敏感詞>上的无上权威和对欧洲<敏感詞>的干预，而教会内部也因为意见分歧而导致离心的现象和对教宗权力的抗议。这一切都是日後<敏感詞>和宗教信仰意见不再始终一致的先兆。
不过这种没落的现象并不代表那个时期整个教会的信仰生活，因为在那危机四伏的时代，教会内部有识之士也开始推行改革，许多基督信徒也在那似乎不知所从的世代中，开始深入进行内在的反省。这些都意味着教会将进入另一个崭新的时代。
话说十一、十二世纪之交，几位罗马教宗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为了神权和政权的消长发生了极严重的冲突後，皇帝的权力都衰弱了许多，甚至出现二十年皇位出缺的现象。那个时期的罗马教宗为了驯服皇帝君王的跋扈，动不动就以开除教籍相威胁，表面看来似乎是教宗得利，其实，长期下来，帝国皇帝的没落正好助长了欧洲各地王侯的声势。这些王侯利用封建的权利增长了自己的势力，慢慢地对自己的辖区掌握了实际的统治权，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国王都是在大大小小的东征西讨中逐渐巩固了王国的实际势力。
西方这些王国从封建制度中渐渐壮大以後，慢慢地便孕育出中央集权的<敏感詞>雏型，进而脱变为现代国家的形态。这些国家除了<敏感詞>外，在财务和司法上也由国王独揽大权。这种新的<敏感詞>局面一旦形成，国与国之间臂肘相接，彼此没有周旋缓冲的馀地，摩擦在所难免。公元一叁叁七年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欧洲几个现代形式的国家是在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式微之後，才各自肯定并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国际<敏感詞>地位和势力围，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式微，主要原因之一是它跟罗马教宗在神权和政权之间孰高孰低的较量之後，才败阵下来的。现在新兴的现代国家崛起，不能不考虑到罗马教宗一直以来在整个欧洲政坛上所占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影响，否则，一味儿冒昧横冲直撞，只顾肯定自己国势的发展，势必重蹈覆辙。不幸的是历史事件又重演，而且比过去更严重。
在第十叁世纪之前，教会介入帝国或地方王侯辖区的内政事务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教会是欧洲<敏感詞>的基础，许多国计民生的事与教会有极密切的关系，国家<敏感詞>事务经常需要教会提供宝贵的意见和支持。十叁世纪末年，神圣罗马帝国没落之後，英、法、西班牙几个王国崭露头角，这些王国的君主一心一意要肯定他们对本国教会的权威，所以越来越不接受罗马教宗介入他们本国教会的事务。最显明的例子发生在法国。
公元一二八五年法国国王腓力叁世（Filippo III）去世，儿子继位，号称'漂亮的'腓力四世（Filippo IV,il Bello）。他是法国历史上极出名的既热心虔诚又勤俭刻苦的圣王路易九世的孙子，这位孙子一反祖父处世为人的榜样，横征暴，为了敛财不择手段，他左右的人又都是罗马法律的专家，极力推崇国王的权威势力。因此，这位'漂亮的'腓力四世在公元一二九六年和一叁零一年到一叁零叁年之间，两度与罗马教宗博尼法爵八世（Bonifacio VIII）发生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位教宗也是法律权威，而且个性强硬，非常在乎教宗享有的种种特权，在维护这些特权上一点也不含糊。
一二九六年发生的第一次冲突起因于教会神职人员免纳税的问题；教宗博尼法爵八世反对国王向神职人员徵税。结果是教宗册封法王路易九世为圣人，而平息了这次的冲突。第二次冲突的导火线是腓力四世国王在一叁零叁年囚禁法国帕米耶教区的主教。教宗博尼法爵八世认为岂有此理，遂颁布'至一至圣'（la bolla Unam sanctam）诏书，严加谴责。他在诏书中强调：教会独一无二，它只有一位元首，世俗的权威必须服从教会精神的权威。世俗权威有错，必须受精神权威的裁判，下级的精神权威有错，该受上级精神权威的裁判。如果最高的精神权威有错，只有天主有权柄裁判他。最高的精神权威虽然是交给人的，并由人执行，但它不来自人，而是来自天主。法国国王则宣称：一国之内国王是最高的元首，没有任何权威可以高于他的统治权，如果教宗不履行他的义务，该受公议会的裁判。
对法国腓力四世国王的强悍，教宗便援引历史前例，以罢黜他的王位相威胁，结果双方展开激烈的舌战。国王的军师顾问开始发动国家民族主义的宣传，编造无奇不有的罪名控告教宗，企图在全国造成一股爱国和爱教会的情结，与罗马教宗抗衡。腓力四世甚至派他的法律部长威廉．诺加雷（Guglielmo di Nogaret, 1260-1313）在一叁零叁年九月带兵进入意大利，勾结博尼法爵八世教宗家族的世敌夏拉．科隆纳（Sciarra Colonna），兵临教宗在罗马南方家乡阿纳尼（Anagni）的住所，把教宗绑架起来，准备把他带到法国受审。不料阿纳尼城的居民群起反对，诺加雷看事情不妙，才把教宗释放。但是这位教宗受到这场无法无天的闹剧的侮辱之後，一个月之间便去世。这件事给五年後罗马教宗被逼、把自己的宗座所在地迁往法国阿维尼翁（Avignon）的事件开了可怕的先例。
那个时期，除了法国之外，日耳曼地区某些王侯也和罗马教宗作对。公元一叁二二年巴伐利亚王路易四世称霸日耳曼地区，并在各地诸侯的拥护下坐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当时寄居法国阿维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不予以承认，路易四世遂率军南下意大利，在罗马拥立一位取名号为尼各老五世（Niccolo V）的教宗，好与阿维尼翁的若望二十二世教宗对立，并让他所立的教宗给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若望二十二世认为路易四世大逆不道，遂把他和有关的人开除教籍。但是日耳曼各地诸侯并不接受阿维尼翁的教宗的这项处置。
其实，日耳曼王路易四世和一些诸侯之所以如此胆大包天，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蛮干。那个时代罗马教宗的权威凌驾欧洲所有的皇上君主，这些象徵现世权威的皇上君主必须得到教宗的承认才能有效地行使他们的统治权，也因此，与罗马教宗发生纠葛摩擦是在所难免的事，他们无不希望摆脱教宗有形无形的干预。就在那个时期有巴黎大学校长马尔西利奥（Marsilio da Padova, 1275-1343），他是意大利北部帕多瓦（Padova）城的人，是一位哲学家，写了很多关于<敏感詞>的论着，他对当时<敏感詞>的看法相当偏激。
公元一叁二四年马尔西利奥写了一本书，名叫'和平的保卫者'（Difensor pacis），他在书中强调：「人为了生活得好，彼此组合成社团。社团使人得以为了生活需要而交换有无。这个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形成的组合就叫作城市。国王根据法律所采取的行动和法律所赋与的权威，成了民事行为的准则和尺度。至於教会，它的种种定义中最恰当的乃是信仰基督并呼求基督之名的信徒的总体。这个总体的各部分在各自的团体中相会。教会不只是主教、神父和执事」。马尔西利奥在书中又说：「教会就是信徒大众，大众形成法官，所以法官的裁判权属於组成团体的信徒或公议会。召集公议会的权柄属於国家唯一的立法者国王或他所委托的人，并由他指定参与公议会的人选」。
马尔西利奥这位巴黎大学校长的思想是：世俗政权在一国之内拥有无上的权威，国家掌握最高权力，，国王授给神职人员权力，也召集公议会，教会不能算是一种社团，它只是信徒的统称而已。这种思想是神权思想的反面，是现世集权主义政府的胚胎。
在十四世纪初年，欧洲几个新兴的大国都在设法摆脱罗马教宗的牵制的那个时代，推崇国家和君王最高权威的思想言论是很受各国重视和欢迎的，马尔西利奥就在日耳曼的巴伐利亚王路易四世和阿维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决裂的那一年，把他的那本着作'和平的保卫者'呈献给路易四世，并跑到巴伐利亚为这位君王效劳，与教宗抗衡。
除了马尔西利奥这位极端拥护国家君王最高权威的学者之外，当时也有不少人主张世俗权威不该受教会权威制衡的思想。这里所谓的'世俗'（laico），并不意味着反宗教（antireligioso）或反神职界（anticlericale）的意思，而是指与教会神权并立、彼此不相干的权力。这种世俗的思想言论一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国家现世权威的独立，另一个是坚持教会不限於教会圣秩体制中神职人员，而是所有信徒的总体。不过也有一些人采取比较中庸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和教会彼此之间只能有相对的自主权，没有一方可以绝对指挥另一方，因为各方的职权性质不同。
无论如何，十四世纪初叶欧洲<敏感詞>的世俗权威已经抬头。公元一叁五六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四世（Carlo IV）颁布'黄金诏书'（la Bolla d'Oro），规定帝国境内的叁个总主教区，即美因茨（Mainz）、特里尔（Trier）和科隆（Koln）教区的主教，以及四位王侯，即波希米亚王、萨克森公爵、布兰登堡侯爵和莱茵伯爵等七人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七大选侯。从此，教宗无法再过问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选的事务，而世俗的<敏感詞>权威也达到空前的巅峰状态。

飛翔朱雀 · 发表于 2008-2-6 01:00:42

历尽沧桑的教宗国：阿维尼翁的教宗

　　欧洲和基督信仰的关系，就如肉体与灵魂一样，形影不离，由于关系如此密切，所以互相间的摩擦在所难免，这些摩擦就表现在罗马教宗和帝王之间的职权和利益的消长上。十二、十叁世纪之交的教宗依诺增爵叁世使罗马教宗的权力达到空前高涨的地步，帝王的权威都必须听从罗马教宗的权威。可是教宗这种无上的权威延续不到一百年便开始下降，而且跌落得很惨。
公元一二九六年到一叁零叁年之间，法国号称'漂亮的'国王腓力四世两度与教宗博尼法爵八世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腓力四世派人率兵南下意大利，拘禁教宗于家乡阿纳尼（Anagni），准备把教宗解送法国受审。幸赖地方居民反抗，教宗才获得释放。这位教宗在一个月内，于一叁零叁年十月十一日去世。
公元一叁零五年，当时枢机主教们因为圣座与法国关系问题而内部意见已经分裂得很厉害，结果由人数居多的法国枢机主教选出了法国波尔多（Bordeaux）的总主教贝特朗．德戈（Bertrand de Got）枢机为教宗，取名号克莱孟五世（Clemente V）。这位教宗愿意调解法国和罗马之间的冲突，他于当年十一月在里昂加冕的时候，法国国王'漂亮的'腓力四世也参礼。这位国王希望这位法国籍的教宗出面为他解决法国和英国有关法国西南部阿基坦（Aquitaine）地区的纷争。那时期的教宗国和意大利内部局势也非常混乱，基於这种种理由，克莱孟五世教宗於是就名正言顺地羁留法国或靠近法国的阿维尼翁地方。这一羁留就是七十年，直到公元一叁七七年才返回罗马。
在这漫长的时期，教宗大都居住在法国南部罗讷河流域罗马教会的领地维纳森（Venassen）地区，或者日後由教宗们购买的阿维尼翁城。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罗马教宗第一次离开罗马，但是离开意大利这麽久这还是前所未有的。难怪罗马居民把教宗居留法国南部七十年时期比做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选民流亡巴比伦七十年时期（Cattivita di Babilonia）。从地理位置和环境上来看，这个地区在信仰基督的世界中，在交通往来连络上要比罗马方便得多，生活在那里的教宗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对普世教会的关怀。然而，罗马除了千年历史、文化、和<敏感詞>传统之外，它更是一个标记，一种象徵，甚至是一种维系信仰的力量，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取而代之的。这就是为甚麽圣座和教宗移居法国南部的作法，给教宗国带来了得不偿失的後果。
圣座在法国，教宗也在法国，教宗所擢升的枢机主教又几乎清一色是法国人，当然所选的教宗也非法国人莫属。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是教宗无不为法国国王效劳。一叁零七年法王'漂亮的'腓力四世因为嫉妒'圣殿骑士团'（Templari）在法国和欧洲各地拥有的巨大财富和权力，因此秘密策画行动，在一夜之间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圣殿骑士团员'一网打尽，并获得法国籍教宗克莱孟五世的允许和在法国南部维埃纳（Vienne）举行的大公会议的通过，取消了圣殿骑士团的存在。这就是人们相信教宗为法国国王效劳的例子。

公元一叁一六年法籍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继位後，便扩大圣座的行政事务和宫廷的体制。一时，圣座的人员达叁、四千人之多。为了维持这样的规模，就得大兴土木，建造宫廷，这些都给圣座带来巨大的财务负担，这些负担就是从课重税得来的。阿维尼翁教宗的恶名从此昭彰。那里的教宗为了课重税，不得不加强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又增加了圣座的负担。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教区主教的人选成了商业交换的行为，许多主教职位的选派遭到各方面的抗议。教宗於是越来越受到孤立。不得已，教宗逐渐把选派主教的权柄收归己有，但是接受主教职位的人必须付给教宗一年的所得。当然，教宗在任命一位教区主教时，也得经常与王侯们商量。无可否认的，阿维尼翁时期的教宗如果有甚麽成就的话，大都限於世俗的事务，在宗教信仰生活方面他们几乎乏善可陈。就因为这样，给西方教会埋下了日後严重分裂的种子。
罗马教宗在阿维尼翁一住就是数十年，没有人看得出教宗返回罗马的时日。因此有许多人开始到处呼吁、规劝教宗赶快结束'流亡'时期，回到他应该永远生於斯、死於斯的罗马。瑞典的圣女布里吉大（Santa Brigida di Svezia）和意大利锡耶那的圣女加大利纳（Santa Caterina da Siena）就是其中最有名、也最发生影响力的人。
公元一叁六七年，乌尔巴诺五世（Urbano V）教宗在西班牙一位能干的枢机主教埃希迪奥．阿尔沃诺斯（Egido Albornoz）的协助安排之下，终於返回罗马。叁年之後，因为法国国王的压力，他不得不又回去法国阿维尼翁。回到阿维尼翁之後，这位教宗便去世了。继任的法国教宗额我略十一世（Gregorio XI）在阿维尼翁生活了七年，终於在锡耶纳的加大利纳的忠心诚恳劝告之下，决定班师回罗马，把圣座重新定位在永城。那是公元一叁七七年的事。不幸的是回程中，教宗的军队遇到多方面的抵抗，他们边走边打，死了四千多人，好不容易才抵达罗马。很多法国枢机主教很不甘愿地回到罗马。额我略十一世刚回罗马不久，便去世。
罗马教宗七十年'巴比伦流亡'生活终於结束，最後一位阿维尼翁的教宗也在见了罗马之後便谢世。罗马居民不愿意再看到教宗丢下罗马，所以坚决要求、甚至出言威胁枢机主教们一定要选出一位意大利人教宗。枢机们不得已，在匆忙中推举意大利东南部巴里（Bari）的总主教巴尔托洛梅奥．普里尼亚诺（Bartolomeo Prignano）为教宗，取名号乌尔巴诺六世（Urbano VI）。这位新教宗很严厉，与法国的枢机主教们不和，致使他们在几个月之後宣告乌尔巴诺六世的当选无效，并在罗马南方的丰迪（Fondi）城另选一位教宗，取名号克莱孟七世（Clemente VII, Roberto di Ginevra）。这位克莱孟七世教宗很快得到法国国王卡洛五世的承认，也获得西班牙和那波利王国的支持。但是因为他取不到罗马，所以便在公元一叁七九年六月回去法国的阿维尼翁。西方教会於是同时出现两位教宗，并一分为二。这一分就是四十年之久。
罗马的乌尔巴诺六世和阿维尼翁的克莱孟七世两位教宗先後在一叁八九年和一叁九四年去世。双方枢机主教又各推选了博尼法爵九世和本笃十叁世为教宗。这两位新教宗彼此开除教籍，并颁布召集十字军，讨伐对方的军令。面对这样的闹剧，基督信徒无不感到悲哀痛苦。于是产生了为基督信徒的合一而举行的弥撒。在那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各国君王更有借口出面干预本国教会的事务。
罗马和阿维尼翁两边的枢机主教们看到教会危在旦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因此于一四零九年在意大利中西部的比萨（Pisa）城召开一次会议。会中，枢机主教们劝退现任的两位教宗，另行选举一位众望所归者。这位新教宗就是亚历山大五世（Alessandro V）。岂知新教宗选出，旧的两位又无意挂冠而去，结果弄巧成拙，教会竟然同时存在着鼎足而立的叁位教宗。这第叁位教宗亚历山大五世就职不到一年便去世，一四一零年那波利人巴尔达萨雷．科萨（Bardassarre Cossa）继任，号称若望二十叁世（Giovanni XXIII），但是教会历史不认为他是合法的教宗。
面对这种滑稽的闹剧，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多（Sigismondo）逼迫若望二十叁世在日耳曼西南部博登湖（Bodensse）畔的康斯坦茨城（Konstanz）召集一次大公会议。那是公元一四一四年的时代。这位教宗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在会议第二年，一四一五年，便不告而走。那年四月六日大公会议颁布一道'神圣'（Sacrosancta）法令，肯定大公会议在教会内享有最高的权威，即使教宗也必须遵从。就这样，当时可能是唯一合法的教宗额我略十二世（Gregorio XII）和出走的若望二十叁世都自动退位，阿维尼翁的本笃十叁世也遭大会罢免。在这真空状态之中，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们终於在一四一七年十一月安心地推选出来自罗马的奥多内．科隆纳（Oddone Colonna）为教宗，他取名号为马蒂诺五世（Martino V.）。为期四十年的西方教会大分裂终告结束。

大公会议的危机

　　欧洲中古世纪末期，教会发生两次彼此关连的大危机：一次是在公元一叁零五年，教宗国的都城，圣座的所在地，被法国国王'漂亮的'腓力四世所迫，从罗马迁往法国南部罗讷河叁角洲的阿维尼翁城。事隔七十年，公元一叁七七年，教宗国都城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後，法国籍的枢机主教不愿意留在罗马，于是在次年借口自选另一位教宗，并又把他拥回到阿维尼翁，另建壁垒，与罗马的教宗对立。这一对立形成另一个更大的、为期四十年的危机，这个危机给教会带来史无前例的混乱和羞辱，是历史上所谓的西方教会的大分裂。
这个分裂最显明的特徵便是教会同时有两位、甚至叁位教宗存在。公元一四一四年，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多实在看不过去教会内部如此混乱，于是逼迫罗马教宗若望二十叁世在德国西南部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城召开大公会议。会议期间，若望二十叁世和额我略十二世两位教宗都自动退位，只有法国阿维尼翁的本笃十叁世不愿意下台，大公会议只好把他罢免，并重新选出马蒂诺五世为教宗，结束四十年大分裂。
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于一四一四年召开，次年四月六日发表'圣神'法令，规定大公会议的权柄高于一切，连教宗也必须服从。两年半之後，一四一七年十月九日，会议又发布一道名叫'经常'的法令（Decreto FREQUENS），规定此後每隔数年应该召集一次大公会议，商讨教会大事。根据这道法令的规定，本次大公会议结束五年後，必须召集另一次大公会议；再隔七年，又必须召开另一次；此後，每隔十年都得举行一次大公会议。至於会议地点，在每次会议结束前一个月，由教宗或会议选择决定。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议选出新教宗马蒂诺五世。次年，一四一八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结束。
新教宗马蒂诺五世遵照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法令，于五年後，公元一四二叁年四月二十叁日，在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Pavia）城召开大公会议。会议期间发生瘟疫，所以叁个月後，会议地点南下移至圣女加大利纳的家乡锡耶纳（Siena）城继续举行。会议开了八个月，因为与会的主教们意见不合，终於在次年一四二四年叁月七日解散。散会前，主教们决定七年後在瑞士的巴塞尔（Basel）重新召开大公会议。
公元一四叁一年二月二十日教宗马蒂诺五世去世，继任的教宗欧金尼奥四世（Eugenio IV）如期在同一年七月二十叁日召集巴塞尔大公会议，可是参与的主教不多，倒是有许多修会的会士和大学教授及在俗教友应邀出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教会的改革，可是很多人以为会议首先要作的是如何减少徵税的问题。会议进行期间，大部分的与会者开始反对教宗，尤其对选择与希腊东正教代表会晤，以解决教会重新合一的问题的地点发生很大的争执。
一四叁七年九月间，教宗欧金尼奥四世决定把瑞士巴塞尔大公会议迁往意大利中北部的费拉拉城继续进行。次年四月九日，费拉拉（Ferrara）大公会议揭幕。九个月後，一四叁九年一月十六日，会议地点又南下迁往佛罗伦萨（Firenze）。可是当大公会议从瑞士的巴塞尔迁往意大利的费拉拉时，只有拥护欧金尼奥四世的人跟他离去，其馀的大约十位主教和叁百位神父仍然留在那里，其中包含一位後来被列入真福品的阿莱曼（Aleman）枢机主教。正当大家在佛罗伦萨举行大公会议的时候，那些留在巴塞尔城不愿意前来意大利的主教神父们，竟然在一四叁九年六月隔地罢免欧金尼奥四世教宗，另选萨沃亚公爵（Duca di Savoia）阿梅代奥八世（AmedeoVIII）为教宗，取名号费利切五世（Felice V）。
教宗欧金尼奥四世虽然被远在巴塞尔城的主教神长们罢免，可是他仍然在家乡佛罗伦萨主持大公会议，而且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就，至少在当时是如此。那个时代正值奥托曼土耳其军队节节逼近拜占庭帝国，帝国皇帝无力抵抗，遂向西方求援。可是求援的最大障碍是拜占庭帝国的教会已经和西方的罗马教宗分裂了将近四百年了，要得到西方的帮助，先决条件当然是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修好合一。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讨论西方以军事援助君士坦丁堡以及东正教与天主教合一的大问题。
为了参与这次攸关帝国命运的会议，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七世率领了一个数百人的代表团浩浩荡荡地抵达意大利佛罗伦萨，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会议期间，各方都怀着心平气和的态度讨论了有关合一的神学问题和<敏感詞>种种主要的歧见。
公元一四叁九年七月五日，大公会议签署了一道东西方教会合一的诏书。书中除了解决两个教会将近一千年来在神学上的部分争论之外，更如此说：「我们确定宗徒圣座和罗马教宗掌握全球的首席地位；罗马教宗是伯多禄的继承人…我们重申可敬的宗主教们所应遵循的命令，就如圣教法典给我们所规定的，那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在罗马圣教宗之後，居第二位；亚历山大的宗主教居第叁；安提约基雅的宗主教居四，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居第五位；他们依旧保持各自享有的特权」。
从这道诏书的内容可以看到教会又重新回归一牧一栈，罗马教宗又成为普世教会的最高元首。然而遗憾的事是这道诏书只流於一张书面文字而已，普世教会事实上没有走上合一，因为整个东方地区的教会中，即使有些神长真心愿意接受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定，就如乌克兰基辅的依西多罗（Isidoro di Kiev）主教，但是各地的神职教友不一定有心接纳。另有一些主教神长，他们虽然出席了大公会议，却没有在教会合一的诏书文件上签字，等到会议结束回到自己的地方以後，又发起反对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行动，厄弗所的马尔谷（Marco d'Efeso）主教便是其中之一。
可是话又说回来，拜占庭帝国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远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大公会议的主要目的并非寻求教会的合一，而是<敏感詞>和军事上的需要。虽然双方都签了教会合一的文件，而东正教实际上也无法全面兑现，所以西方对东方拜占庭命运的安危并不太在乎。零星的援助倒是间间断断地有过，可是大举的驰援则未曾有。不幸得很，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于公元一四五叁年四月六日遭到土耳其人水陆大军的夹攻，围城五十叁天，城内军民虽然奋勇抵抗，终於不支，皇帝战死。五月二十九日城陷，历一千一百二十叁年，凡八十世的东罗马帝国，到此亡在伊斯兰教的奥托曼土耳其人手中。
佛罗伦萨大公会议所议定的教会合一，当时虽然因为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一时无法实现，可是如果假以时日，或许也可以慢慢消除困难，走向合一的理想。可是土耳其人的胜利切断了拜占庭帝国和西方的交通往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形同两个世界，原来已经存在的地方本位主义，现在因为迫於形势，更是变本加厉，东方和西方就这样继续彼此不闻不问地下去，互相忽略对方的存在。
综观这次大公会议的危机，从一四二叁年教宗马蒂诺五世宣布召集帕维亚大公会议起，旋因为发生瘟疫而南下迁往锡耶纳城。一年後，由于与会主教们意见不和而散会，但是决定七年後的一四叁一年在瑞士的巴塞尔重新召开大公会议。巴塞尔大公会议如期举行，由教宗欧金尼奥四世主持。会议讨论减轻税徵、天主教与东正教合一、以及西方协助东方对抗奥托曼土耳其人的进攻等重大问题。然而因为与会者对教宗不满，尤其对与希腊东正教代表会晤的地点选择问题发生重大歧见，逼得欧金尼奥四世教宗在一四叁七年九月决定把巴塞尔大公会议迁往意大利的费拉拉城继续举行。那些不愿意随同教宗到意大利的人竟在巴塞尔私下决定罢免欧金尼奥四世，并自选一位教宗，取名号费利切五世。教会再度出现两位教宗。费拉拉大公会议召开九个月後，一四叁九年元月十六日，会场又南下迁往佛罗伦萨城。这为希腊东正教代表团前来参加会议方便得多。佛罗伦萨大公合一取得重大成就，向西方求援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接受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地位，教会重新走向合一。但因为东方各地教会反对声浪强烈，基督信徒的合一只留在纸上，没有後续的具体行动。这又要等到五百年之後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才有实际的进展。一四叁九年在巴塞尔出现的费利切五世教宗自觉

人心惶惶的中古世纪末期

　　十五世纪欧洲天灾人祸横行，是一个大时代'中古世纪'结束的先兆：英国和法国在公元一叁叁七年引爆、一四五叁年才结束的百年战争；奥托曼土耳其人的侵扰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地区；意大利各城邦之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交相攻伐；散兵游勇到处漂泊，所经之地抢掠杀伤无数，留下一片哀鸿，圣堂和相关的教会建与礼仪用品也难逃劫数；教会与各国、尤其是与法国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纠缠不清所引发的内部种种危机和外在的困局，都使整个欧洲陷入难以自拔的险境。无独有偶，除了这些人为的祸患之外，公元一叁四七年欧洲又发生空前的大瘟疫'黑死病'（peste nera），同一条街或同一个村庄，只要有一个人得病，<敏感詞>所有的人很快就被感染。许多村镇的居民无一幸存者，某些城市的死者达十之八九。几年之中，欧洲人口减少了叁分之一。
在那个死神笼罩的世代，人人自危，死亡成了每个人甩不掉的阴影，给整个欧洲<敏感詞>制造了驱散不了的恐怖阴霾。很多书籍和戏剧的内容都强调大街小巷和沟壑田野死亡枕藉的可怕形象。那时盛行的'死亡骷髅舞'（danze macabre）就在提示大家，面对死亡人人平等的事实。既然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事，对别人的死就不再有眼泪可以耗费，只能留为自己的将死哀鸣。当时的人都设法使自己习惯于生死离别的事，那些叫人如何面对死亡的书籍一时汗牛充栋。巴黎一个据说保存有殉道诸圣婴孩中之一的圣髑的公墓，体堆积如山。公墓成了当时大家最常去的地方之一。
死亡既然四处埋伏，人们就不得不扪心自问，反省个中原因。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天主惩罚人的罪过，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作补赎，以息天主的义怒。于是欧洲各处开始有了打苦鞭者沿街游行，鞭打自己至流血的民间宗教习俗。日耳曼全境到处有教友背着十字架、撑着旌旗、沿街高唱圣歌游行，最後大家集合在一个场地，脱下上身的衣服，用皮鞭抽打自己，直到全身血迹斑斑为止。他们一边鞭打自己，一边咏唱圣歌，然後匍匐在地叁次，表示虔敬，又让别人踩他们的身体而过，以示谦卑和补赎。
然而，天灾人祸并没有因此而止息。在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的绝境中必须寻找<敏感詞>的原因，或者更好说祸首，他们认为当时欧洲的犹太人最适合作替罪羔羊。于是开始有人散布谣言，说是犹太人把毒药放在欧洲各地的水泉水井，企图毒死所有的基督信徒，进而夺取他们的权力，占有他们的财富。这样的谣言很中听，各地的人纷纷嫁祸于犹太人，他们难逃厄运，终於大批大批地被带到市场活活烧死。说也奇怪，被捉去送死的犹太人竟然高歌、欢天喜地地走赴刑场，好像赴宴席一样，他们死也不肯成为基督信徒，更不愿意他们的子女领洗奉教。他们相信如此从容就义，死後必定进入天堂。
其实当时最可怕的灾祸还不是黑死病，而是日简蔓延猖獗的巫术。撒旦利用可怕的瘟疫，藉着男巫女巫到处制造恐慌，摧毁人的健康信仰，煽动<敏感詞>的不安，勾引无数的跟从者。又逢当时的神学和心理学都很贫乏，对任何病痛灾害都用超自然的说法来解释，无形中也助长了巫术的兴盛与嚣张。面对这种现象，教会和国家当局常常采用强硬的手段，许多男女巫士被捉去拷问逼供，也有很多被判火刑。这也是时代的徵兆。
在这种大考验的时代，许多人的良心发生动摇，起了疑惑，十叁世纪出现的神学与哲学的平衡与相互为用，现在已经无法稳定人的思想与生活。这是理智和知识陷入危机後果。十四世纪叁十年代英国方济各会士威廉．奥卡姆（Guglielmo d'Ockham,1290-1350）行经欧洲大陆，前往日耳曼南部巴伐利亚为那里的国王路易四世撑腰，与法国阿维尼翁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作对。威廉．奥卡姆不但批评若望二十二世对教会的观点，更彻底反对以理性为灵魂的哲学和科学驾驭神学之上，他强调人无法经由理性而抵达天主。至於神学的概念，无非是一些语言游戏而已。为能真正了解天主，必须回到圣经，必须研读圣经和圣人的行实。威廉．奥卡姆以为天主之所以全能，就在于天主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行事，天主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惩罚人或奖赏人。
和威廉．奥卡姆大约同时代的还有英国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1314-1384）。这位神父特别推崇圣经，不重视教会的圣传，更不承认圣体圣事中的面酒会变成耶稣的圣体圣血。那个时代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使他不再接受教会传统的神学。他认为教会同时有两位教宗在彼此争夺权位，就像两只狗在争一块骨头，则他们和他们的属下神长实在不配代表教会。因此，约翰．威克利夫强调教会是所有被预定要承受天国的信友的整体组合，他们的头是基督本身，仅此而已。约翰．威克利夫死後叁十年，他的思想才遭到康斯坦茨（Konstanz）大公会议的谴责。大公会议并不因此而满意，还把他的骨挖出来判以火刑，再把骨灰丢到河里。
约翰．威克利夫有一位精神弟子，波希米亚（Boemia）首府布拉格（Praga）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扬．胡斯神父（Jan Hus,1369-1415）。扬．胡斯对教会的看法部分来自约翰．威克利夫。在他所处的那个西方教会大分裂的混乱时代，教会竟然出现叁位教宗，他无法想像真正的教会要和当时的教会体制结构混为一谈，他和约翰．威克利夫一样，认为教会乃是一个由众选民所组成的团体，与教内的人事体制没有必要的关系。扬．胡斯以为有罪的教会必然要改革，恢复福音所揭橥的贫穷精神和生活状态。
当时布拉格的总主教兹比涅克（Zbynek di Hasenburg ）受罗马教宗依诺增爵七世（Innocenzo VII）的催促，在波希米亚进行反击约翰．威克利夫思想的运动。扬．胡斯不以为然，他反对波希米亚神职人员生活奢侈，却招来总主教的谴责。这两位原来是朋友的人，如今成了敌人。若望二十叁世教宗（Baldassarre Cossa, 1410-1415, 不被後世教会所承认者）颁布大赦，扬．胡斯更觉得莫名其妙，因此他的言论越来越激烈强硬。一四一叁年布拉格总主教区召开会议，禁止他继续讲道和教书。扬．胡斯的事件已成为整个波希米亚的问题。走投无路的扬．胡斯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多（Sigismondo）给以的安全通行证，决定前往日耳曼西南部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城，向正当地召开的大公会议申诉自己的立场。他以为大公会议必定会了解和支持他，岂知正好相反，无法有效答辩他的会议不但在一四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那天烧毁他的着作，更判他在七月六日那天接受火刑。临死之前，扬．胡斯申冤说：「天主为我作证，我从来没有教导过假见证诬告我的那些事。我讲道理和从事的任何活动，第一个意向就是使人脱离罪恶。我已经准备好怀着我遵照圣师们的传统所写的和所教导的福音真理的喜乐一死」。扬．胡斯被活活烧死的消息传到波希米亚，一时全国忿慨，群起造反。这一动乱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面对黑死病的威胁、灵魂是否得救、教会体制不成体统这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整个欧洲人心惶惶，基督信徒的生活因此发生内在的改变，教友开始转向个人的信仰生活经验，希图从天主那里得到直接的启发，而不再从教会当局那里寻求诱导。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最着名的救国女英雄贞德（Jeanne D'arc, 1412-1431）可以说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她宁可听自己的心声，也不愿意听信被英国人收买的主教、隐修士和神学家们的话。不过这种个人主义的信仰现象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最不好的一种是迷信被视为深入的基督信仰生活。也有很多人开始本末倒置，专事寻找一些可以帮助人和安慰人得救的小道，例如特别敬礼圣人和他们的圣髑，到处寻找大赦的途径，经常奉献弥撒，而忽略信仰的大和宗旨。再就是那个时代也开始盛行一种悲怆的敬礼，就是耶稣和圣母人性方面的痛苦。这种敬礼强调：一位好的基督信徒必须和耶稣一起受苦，必须感受耶稣苦难的哀痛。
在这中古世纪末期，好歹也有它可取的一面，那就是基督信徒，至少那些优良的，开始反顾自己内心，他们反省内在的生活，把外在的事物内在化。因此，无形中以神学为基础的神秘灵修渐渐盛行。这一来，在俗的善男信女纷纷在修道院之外走类似修道的路，度相似修道的生活，道明会、方济各会、加尔默洛会都在男修会和女修会之外，成立适合在俗教友参与的第叁会组织，那位奉劝阿维尼翁的教宗返回罗马定居的着名的意大利锡耶纳的圣女加大利纳，就是道明会第叁会的会员。这些加入第叁会或类似组织的教友非常在乎自己的灵修生活，他们要求了解献身生活的心理，也要求神修的方法和途径。避静就是适合他们走神修道路的方法之一。传说由德国奥斯定会会士多玛斯．肯皮斯（Tommaso da Kempis,或称Thomas Hemerken,1379-1471）所写的旷世杰作'师主篇'（L'Imitazione di Cristo），就是供有志在传统的修会之外度神修生活的教友默想的最好、也最风行的书籍。<敏感詞>类似的神修着作在当时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地也出现了很多。这是那个时代所谓的已经超越传统、成为普及化的'现代的敬礼'。
中古世纪就在这种'现代敬礼'潮流的冲击中渐渐地被推向历史的记忆中，接踵而来的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人物。没趣，硬撑了十年，终於在一四四九年退位。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大公会议危机，延续了二十五年，总告结束。教会又越过了一段艰困的考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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