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是怎样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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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官员是皇帝老爷捍卫臀下龙椅、巩固自家江山、治理国家的工具，故无论明主昏君，在主观愿望上均重视官员的选拔，因此乌纱的赐予，皆是根据其品德才能与政绩功勋而定（受奸佞惑弄而所赐非人，或任人为亲而乱赐乌纱者另当别论），故“原则上”说，乌纱乃是非卖品。然而，皇帝也有经营意识，当他们发现乌纱可以创造巨大财富之时，乌纱便有了价码，成了标价出售的商品，而皇帝也就成了乌纱公司的老板。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皇帝自任老板，靠大量批发零售乌纱发财？桑榆先生虽然不是历史学家，难知其详，但对几个著名老板的乌纱买卖，也略知一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嬴政阁下上台第4年秋，“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据此可知，当时嬴政阁下因飞蝗成灾，人民饥馑，曾下诏卖官，一级爵位的价格是一千石粟。只是当时爵位还不是握有实权的官职，只是一种荣誉头衔，而且在灾荒之年,以纳粟授爵,也有为小民着想的意思。但这位始皇帝也可算得上乌纱公司的始董事长、始老板了。
　　东汉灵帝刘宏先生的经营意识，就比嬴政先生强得多啦。该阁下在河间当解渎亭侯时，家境贫困，穷得猴急，干上皇帝后，就想方设法敛财。他在皇家园林西园设了一个乌纱交易所，公开标价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孝灵帝纪》）二千石官阶，定价2000万钱；一千石官阶，定价1000万钱，以次类推。各县令、长等缺，视县之地面大小、人民贫富论价，并让求官者“投标”，出价高者中标上任。乌纱的价格可以浮动，有名望者买官可以减价，名士崔烈就以500万的半价买了个司徒；富豪买官则要加倍付钱，权宦曹腾的养子曹嵩家资豪富，出钱1亿才买得太尉一职，高于定价10倍。为了扩大市场，又实行优惠政策，钱少者可以挂赊欠帐，到任后限期加倍还钱。结果朝廷内库充盈，集钱如山，灵帝也从中大捞了一把。
　　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后主高纬先生，在卖官方面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该阁下上台后，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大臣们的工资待遇都无法兑现，于是他便大胆改革创新，具体干法是，赐给以和士开为首的重臣公开卖官的特权，让他们划分地盘卖官，上至郡县下至乡间的各级官职，都明码标价，给够钱就卖，而不论买官者是啥货色。钱多者做大官，钱小者做小官，没钱者再有才干，也只有干瞪眼。北齐末年出现了许多“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官职前凡标有“敕用”二字者，均是花钱买的官也。而和士开等人也因此大发横财，所得买官钱远远多于他们应得的俸禄。
　　嬴政先生卖官所得，皆归国有，刘宏先生虽然大捞了一把，卖官所得，也大部分归入内库，其经营性质，乃为“国营”。高纬先生对卖官进行的改革，则属于“国营企业，私人承包”性质，以卖官所得代替大臣的俸禄，可收到减少国家财政负担的效果。而皇帝以下的大臣和地方官利用手中权力，私下出售乌纱，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则完全是私营性质了，只不过这些人得靠手中的权力进行营业，按现在的说法叫“以权谋私”。此类私营老板，在历史上就多如牛毛了。
　　唐朝权奸李义府先是任吏部尚书，主持全国官吏的选拔，该家伙根本没有鉴别贤愚优劣的能力，唯以贿赂多寡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他干上右丞相后，仗着有武则天女士撑腰，更是“专以卖官为能事”，连一直由皇帝亲自选任的御史，他都敢擅自决定，高宗也拿他无可奈何。他的母亲、老婆和几个儿子，也跟着大做乌纱交易。李记乌纱公司生意十分兴隆，全家敛财无数。唐朝另一权奸元载，本性贪婪，干上宰相之后，与中书省官员卓英倩、李待荣相互勾结，大做乌纱买卖。以致“天下官爵，大者出载，小者自倩、荣，四方赍金求官者，道路相属。”（《旧唐书·第一一九卷》凡舍得花钱者，皆能闹顶乌纱戴戴。五代时期后唐宰相豆卢革，是个善抓商机的“企业家”。唐庄宗为“匡扶社稷”，起兵攻入梁国首都开封，朝官一时奔忙，干部档案多有散失，豆卢革于是趁机出卖“告敕”，即官员的委任状，许多原先并非官宦的人花钱买得告敕，一变而为名门世家，进入显贵之列，而豆卢革也因此猛发大财。北宋的蔡京、梁师成、王黼、朱（面/力）、李彦、童贯受徽宗宠幸，掌握军政大权，时称“六贼”，他们分别开起乌纱拍卖行，将大小乌纱标明价码，公开拍卖。其中王黼与梁师成相勾结，联合开办乌纱公司，公开标价卖官，“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宋人轶事汇编》）便是该公司开出的两种乌纱的价码。南宋权奸贾似道，更是做乌纱生意的奇才，该家伙干上宰相之后，为了垄断官员的升迁贬黜大权，以整肃干部队伍为名，修订了《吏部七司条法》，严格控制朝廷各级官员的考核、委任，结果群小竞进，“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贾似道也从此财源滚滚。
　　随着<敏感詞>的发展，乌纱经营业也与时俱进，到了明清两朝，这一行业更加发达，并且人才辈出,其中明朝的严嵩父子、南明的马士英、清朝明珠、奕劻等,均是杰出的代表人物。
　　严嵩父子不但控制了朝中文武百官的升黜大权，连一些地方小官的乌纱经营，也一并垄断，且公开标价出售：文官州判300两、通判500两；武官指挥300两，都指挥700两，朝官中，吏部官价最高，买一顶“主事”的乌纱，需银万两以上。严氏父子的垄断经营，使许多官员的前途命运，要靠出银多寡来决定。南明奸相马士英，比严嵩父子技高一筹，该家伙不但大张旗鼓地开办乌纱公司，而且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经营，崇祯十七年，他打着强兵复明的旗号，假借所谓“助军兴”之名，公开标出价码，大做乌纱生意，从朝廷到地方，各级乌纱都有定价，甚至连考生也要以纳银多寡定名次，当时流传一首歌谣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明季南略》）可见马记乌纱公司的生意兴隆到什么程度。不过马士英的乌纱生意,多借皇帝的诏令来做,这又有了公私合营的性质。
　　到了清朝，由于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吏纷纷靠做乌纱生意暴富，皇帝干脆将乌纱经营权收归国有，如此一来，“捐纳”便成了一条做官的途径。中央政府制订的捐纳条款，范围极广，名目繁多。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捐纳可分如下几种：一是“捐实官”，只要捐了钱，即可到差，或待机补缺，这一种花钱最多；二是“捐前程”，付了钱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一时补不上实缺，也可穿相应级别的官服、使用相应级别的车辆；三是捐考试资格，即付了钱即为监生，有了考举人的资格；四是“捐升迁”,即小官可以花钱卖顶大乌纱,因犯错误被革职而丢了乌纱的官员，可以花钱买回乌纱，官复原职。
　　乌纱经营权收归国有之后，经营性质虽然变了，但各级官吏仍可从中渔利，捐官的手续费和捐资，被层层截留，不少官员靠雁过拔毛这一招而肥的冒油。而一些位高权重的王公大臣，仍然可以插手其间，大捞特捞，清朝末年的庆亲王奕劻便是一位卓越的“成功人士”。该家伙当时权倾朝野，不少豪门子弟、富商大贾为了闹顶乌纱戴戴，都投到他的门下；一些中下层干部为了得到肥缺或更大的乌纱，也纷纷奔走于庆亲王府。《庆亲王外传》称：“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凡是到奕劻门下求官者，自然要献上大笔银两，其中杨士骧的山东巡抚一职，出10万两银子买得，袁世凯、徐世昌等人也都是花重金买得更大的乌纱才得掌大权的。有一次邮传部尚书一职空缺，奕劻便放出口风，说此缺当售银30万两。后来盛宣怀提出要买，奕劻知道他做官撸了不少银子，便想榨他一把，说“别人30万可以，你就非60万两不可。”后来盛宣怀托人说情侃价，才以30万买下这顶乌纱，但奕劻要求“须交现金，不收他物”。没几年，奕劻靠买官和贪污受贿所得便达万万两。由于奕劻乌纱生意异常火爆，故而赢得了“老庆记公司”的称号。
　　清政府将乌纱经营国有化之后，想做官的人均可靠捐纳闹顶乌纱戴戴，但其中有不少人是靠借债购买的。借款的方式很多，有的向私人借，有的向钱庄借，有的则通过金店老板或古董商代办，即购买乌纱的钱由金店老板或古董商垫付，等到捐官的人乌纱加顶，走马上任之后，他们再收回成本和利息。借款的利息很高，往往要加倍偿付。
　　自秦至清，君主专制<敏感詞>悠悠两千余载，乌纱生意或为国营，或为私营，或为公私合营，其经营性质虽然变来变去，或是皇帝靠此项生意大发其财，或是权贵从中牟取暴利，但对于乌纱公司的众多顾客而言，都是一回事，乌纱既是商品，无论谁买，均需付钱才能取货。这些为一顶乌纱而花了钱、出了血的人，一朝上任，便要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如委羊群于饿虎之口，虽有强弓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而无所顾”，他们很快收回了购买乌纱的投资，并迅速成为豪富，但人民却因此而遭殃。由于只要出得起钱，奸险贪鄙、昏庸无能者皆可做官，无钱可出或不愿花钱买官者，即使才高德隆，也不得任用甚至被贬黜，致使官场腐败，<敏感詞>黑暗。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竞相将乌纱当作商品经营以牟取暴利的干法，无疑为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