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郑和下西洋神话批判

Ebola

郑和下西洋神话批判
时间：2006-11-04
郑和下西洋的首航日7月11日，去年被正式定为中国航海日。这一不幸的决定显示出中国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本身就是对历史按现实<敏感詞>意义重塑的过程：增强民族自豪感及大唱中国的和平高调。历史被打扮一新，如《1984年》年所说的，党控制了现在，接下来就是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

动机含混的舰队

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历来有诸多猜测，原因是它直接奉皇帝的使命，开始和结束一样突然。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航行的动机和内在驱动力，都是<敏感詞>性的。而在人类历史上，能驱使人作持续长途旅行的内在动力，通常只有两种：宗教或金钱——前者使人忘我，后者完全自私，但它们同样都能促使人狂热地投入长途旅行中去。郑和舰队并无内在动力——它的动力来自外部，即执行皇帝的<敏感詞>使命，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能持久的一项行动[1]。

后人在观察这一史事时，目光总是集中在郑和身上。然而，明朝是一极端皇权的时代，在这一事件背后，其发起人明永乐帝的心理，才是真正的关键。永乐帝篡位登基后一直有一种合法性焦虑的心态，其反应就是通过一种“权力美学”来塑造自身的合法性[2]。这种心态下，“四夷宾服”对他具有重大的<敏感詞>意义：因为这暗示着“天下”终于承认其不可动摇的<敏感詞>地位，对于一个篡位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之更让他“龙颜大悦”的了。

因此，郑和航海的目的一开始就是非经济性的。1406年，郑和船队停靠处于内乱中的爪哇岛，其170名部卒被误杀。永乐帝大怒，责令赔款黄金六万两。两年后，该国西王只献出一万两，礼官建议将爪哇使者监押入狱，遭永乐帝阻止，因为他的本来目的仅仅是想树立<敏感詞>威望[3]。虽然官方史学一直宣扬郑和的“和平之旅”，但这段历史读起来还是颇像晚清来华要求赔款割地的帝国主义行径。事实上，郑和下西洋时，也曾多次擒拿敢于攻击他船队的各国君王或海盗，并带回首都按国内法律处置[4]。

现有的各类历史记载都表明，永乐帝极陶醉于这种万方来朝的盛况，郑和的<敏感詞>使命之一就是“宣德化而柔远人”[5]。1405年他恢复被朱元璋取消的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其驿馆分别名为安远、来远、怀远，均含有强烈的<敏感詞>意味。而明朝对“慕化来归”的番王，也并不是按照其本国的重要性，而是按照其对明帝的顺从程度来排定的，例如浡尼、苏禄两国都局促于海岛，但却长期是明廷最关心的南洋国家[6]。1422年后，因耗费过于浩大及永乐帝去世，郑和航海一度中断多年。但到1431年，因为“外番贡使多不至”，宣宗深感不悦，乃复遣郑和“赍诏往谕”，这也表明了帝王的<敏感詞>虚荣心是郑和下西洋的最重要动力。

《剑桥中国明代史》评价这次远航时说：“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把最重要的东南亚诸国划入了明朝<敏感詞>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些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和通过阻止私人控制航海活动以垄断海外贸易。”这段话的确概括地说出了郑和远航的直接后果。当今的著作中均盛称郑和航海是和平、友好之旅，然而这一航行是显然肩负有<敏感詞>使命，而南洋诸国来朝，其两大原因在于担心拒绝会导致军事报复，更重要的是：巨大的商业利益。

在这一机制下，中国人与“外夷”形成了平行的两套行为逻辑：中国满足于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敏感詞>利益，而诸番满足于厚赏带来的实利。这一历史场景仿佛《天龙八部》中所写：

七八名乡下小儿跪在坟前，乱七八糟的嚷道：“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面乱叫，一面跪拜，有的则伸出手来，叫道：“给我糖，给我糕饼！”
慕容复道：“众爱卿平身，朕既兴复大燕，身登大宝，人人皆有封赏。”
坟边垂首站着一个女子，正是阿碧。她身穿浅绿色衣衫，明艳的脸上颇有凄楚憔悴之色，只见她从一只蓝中取出糖果糕饼，分给众小儿，说道：“大家好乖，明天再来玩，又有糖果糕饼吃！”语间呜咽，一滴一泪水落入了竹蓝中。
众小儿拍手欢呼而去，都道：“明天又来！”

黄仁宇推测，永乐帝进行的一切事业的费用，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三倍[7]；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8]，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浩大的开支换来的则是中国在南洋转瞬即逝的<敏感詞>影响力，因为郑和在南洋并未留下一个海军基地及驻军，仅满足于象征性的<敏感詞>，因此这种宗主权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9]。

在前现代的中国人眼里，这种<敏感詞>承认却代表着它们对中央的认可，或用布罗代尔的话说：“进行传播、扩散、赠与，就是进行统治。”（《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载，1875年他在山东青州遭人指责，此人认为英国反叛了中国，李答：“她永远不会反叛，因为她永远不会属于中国。”此人极义愤填膺，认为英国朝见及向中国进贡，就是属于中国的象征，而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次进攻，就是向宗主国的背叛。此事大体可代表前<敏感詞>人的国际<敏感詞>观——实际是一种天下主义，而这个宇宙观中，中国是天下唯一的中心。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肯定郑和航海“500年前的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实在足以引起我们的自豪”，但又称之为“中国皇帝炫耀国力的新招”和“一场莫名其妙的出国布施和展览”。说它“莫名其妙”，乃是因为我们以现代的观念回放电影，按当时中国的观念，这实是颇为自然的逻辑。

现在凡论及郑和航海，唱高调者极多，且冠之以“传播中国文明的友好使者”[10]、“人类‘大航海’先驱”[11]，认为郑和开创的伟大事业，由哥伦布等“接过这个照耀全世界的火炬”[12]……此等论调，都经不起推敲。郑和下西洋，只不过碰巧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而已，何谓先驱？哥伦布等又非其后继者，除了年代上有前后，那根本是两回事！郑和的航海也难以称为“探险”。

现代的航海史著作又追随西方的观点，又乐于强调郑和航海技术的科学性。其中最经常被引用的是李约瑟的考证。不过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处于一种“创造性麻木”状态，包括郑和本人在内，恐怕仅视为工匠技艺而未在意。作为一个出生内陆、又在深宫的宦官，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他怎么会具备远洋航海技术。李约瑟还提出，郑和船队所采集的珍稀动植物所具有的科学意义，郑和“探险的航程愈远，到达的地方愈多，他们对于自然奇珍的搜寻变得愈重要，而对于要求海外诸王承认其臣属地位之事，却反而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了。”[13]但郑和船队不是达尔文的“小猎犬号”，他们搜集动植物，并非考察物种起源，而是为了满足皇帝的<敏感詞>愿望（见下），其不能与现代科学比对的程度，恰似炼丹术与化学的差别。

这一次<敏感詞>性的航海活动，在六百年后，又被塞进去很多现代意义加以重新诠释，这也可谓是“传统的发明”之一斑。1985年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编的《郑和下西洋》，仅书后的参考书目就达43页之多，而其编纂的目的很坦白地说是为了“宣传郑和热爱祖国的航海事业”，希望此书能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书中强调的是：“毫无疑问，郑和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而站在他身后的，则是一个繁荣昌盛、巨无与敌的国家。”这也算安抚近代以来自信心惨遭打击的中国民心吧，虽然因此而牺牲了历史的真相。

在这重塑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把赞成郑和航海的全打扮成了正面人物，而1477年销毁郑和航海档案的刘大夏则成了难以原谅的恶人[14]。从其《明史》本传来看，刘大夏是一个极正直、关心民间疾苦的儒家官员[15]，他的动机并非因为航海贸易中断了自己的财路，才要阻挠航海，而是他清醒地意识到，郑和航海不仅无益于百姓，而且疲敝天下。可以料想，他这么做的时候，毫无愧疚，且深信历史将宣判他无罪。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现代人执迷于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先驱神话，而忘记了那其实本是一出耗费巨大的皇家花车巡游。

皇家财富与声望物品

由于其航海一举，郑和成了历史上除了发明造纸的蔡伦之外，唯一一个大众心目中正面形象的宦官。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明帝国海军司令，为什么竟是一个宦官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执行的是皇帝的使命。而自秦汉以来，皇帝就竭力垄断对海外贸易，因此西汉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购珠宝异物[16]。帝制时代中国“国家与君主的财富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17]；秦汉时除了国家财政部门司农外，还专设有皇帝个人财库：少府。当时山海池泽税均归少府，因此内廷总是企图垄断海外贸易。唐代向海外贸易征收的市舶税，也由宦官主管，不列入国家正收。宋太宗则即位不久后的987年即派宦官8人分四路至南海诸国贸易。至南宋皇帝个人直接控制的财库，仍与户部之为国家财政机构不同。因此历代对之沿袭不替，海外贸易由内廷主管成为一项传统，因为皇帝私人财库通常总是由身边的宦官代为打点的。

古代长途旅行是极危险的事，交通工具原始和抢劫盛行都增加了商业风险，因此只有资本非常雄厚者才敢冒险，否则丢失一批财物就可能破产。“完全符合这一条件的自然就是神庙和宫廷了……甚至有迹象说明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苏美尔，神庙和宫廷都完全垄断了对外贸易”[18]。人类学家发现，“刚果的等级制是地方物品向上输送到分配的中心，进口的声望物品向下流动的制度。结构的不平等就在于在<敏感詞>性必须的物品流入的节点上存在着垄断。”[19]欧洲的海岸贸易使刚果地方可直接得到声望物品，结果导致了古老等级制的解体，明代特别严厉禁止百姓海外贸易，也可看作是维持等级制的措施之一。

在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也是如此，酋长等<敏感詞>人物的地位都依靠对外贸易的垄断，一旦他们能垄断少量珍稀的“声望物品”例如贝壳、珠宝时，就能利用来增进自己的<敏感詞>威望。早期的观察表明，夏威夷酋长阶级对西方物品的消费整个是消费性娱乐。而人类学上都熟悉，波利尼西亚文化与中国文明在很多方面是十分近似的。

因此，在前现代的中国<敏感詞>中，海外贸易的意味和我们现在的理解大为不同。它不仅是物品交换，而且是和<敏感詞>密切相关，因为珍稀物品能增进<敏感詞>合法性。同时，它又是一项纯消费举动，按照一般的原则，“贸易的距离越远，其商品就越局限于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20]。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远洋航行，不但只有官方可以组织，而且交换得来的奢侈品也只有皇帝本人才消费得起。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中谈到西汉长途贸易中得来的“这些珍贵物品，主要都是奢侈品，而且极其昂贵，只有皇帝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才能享用它们。在国家财政的层面，它们一点儿也不能增加中国的财富。”这句话同样完全适用于郑和时代。

在明朝诸帝中，永乐帝以好大喜功和任用太监著称。郑和下西洋则将两者结合起来。明初建文帝驭宦官极严厉，因此朱棣起兵时，内臣多逃入燕王军，以报虚实。孟森《明史讲义》批评“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年间始”、“成祖不过以己由篡得国，将以威胁天下，遂假小人以非常之威”，孟森代表传统史家观点，在他此书中，对郑和下西洋仅作为永乐帝任用宦官的案例之一而一笔带过[21]。

永乐三年冬，郑和首次下西洋。但在他前后，永乐帝还曾不断派遣过许多宦官出使爪哇、印度、暹罗、榜葛拉[孟加拉]、日本等国[22]，郑和本人在下西洋前也曾出使过日本[23]，其事例极多，因此孤立地认为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搜罗建文帝下落等，我认为不妥，综合诸事来看，永乐帝想增进自己的<敏感詞>权威才是最终目的。

李约瑟认为郑和船队是“国家贸易当局的商船队”，“有系统地对未知世界的考察旅行”，“中国人首要科学贡献，也许更在于他们所搜集的自然界中的罕见之物及奇禽异兽。”他这么说，实不了解郑和船队并无商业使命，而是和明代常见的事例一样，宦官外派是为了监督进献给皇上的物品，至于其搜罗的长颈鹿、斑马等动物，也可谓是中国的“神兽<敏感詞>学”，时人仅从<敏感詞>意味的角度来看待，或类似于述异志。郑和宝船又名取宝船，所率部属大多属漕军，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可知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猎取宝货——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受，此即所谓办皇差”（中国航海史学研究会《郑和下西洋》[24]）。

《明史·郑和传》赞：“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郑和时代成为后世怀念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我们所说的繁荣时期，实际上是消耗的时期。这种消耗的迅速枯竭，就使其繁荣陡然结束了。现代史家不无惋惜地探讨郑和航海的结束的原因，甚至归结到倭寇、西方入侵等等，在我看来，即使没有这些后来的历史，郑和航海也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

每次航海归来，永乐帝都会下令大批赏赐下西洋回来的“将士”，显然他从未将这一船队看成是企业行为。他设想的航海使命是<敏感詞>行动，因此不计成本利润，或说其“厚往薄来”政策“严重违反了价值规律，必然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25]。1949年后的官方史学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宝船是商品经济，“禁海与开海之争，实质上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斗争”[26]；或至少认为郑和航海“必然会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因此其后续发展“不为封建统治者所容”[27]，这些说法多少让人有些啼笑皆非。郑和航海正是办皇差，执行封建统治者的意愿，而以为这竟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那是另一神话了。在物品交易这一面上，郑和说穿了，只是一个携带巨款的家奴，为主人出洋采办奇货，这样的挥霍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差异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现代史家往往出于近代的国恨，回头重找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缺失的一环，将明清中国硬与近代欧洲比，却不知苹果与橘子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与中国近似的倒是土耳其：素丹和帕夏独占了把小麦出售给西方买主的权利，老百姓被禁止从事粮食贸易；虽然土耳其一度在海上颇为强大，但他们一旦掠夺物收集到手，就很少关心继续推进，而且也不大在意丧失制海权。

大船与小船、郑和与郑芝龙

国人另一点喜夸示的是郑和船队无论在规模、尺度、技术性能上都超过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船只[28]。这犹如以中国古都与欧洲中世纪城市比一样，都是流行而无意义的比较。

船大的确有实用目的，宋代远洋行船，船大可抗沉、抵挡海盗[29]；但官方出使船只，却常常有形象工程的用意，北宋造两舰出使高丽，“所以晖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古今……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30]，要端一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郑和宝船的规模形制，有的巨大到令我怀疑在那个时代是否真有必要。每艘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合现在近200万元，而其建造数目甚为庞大[31]，其耗费及维护费用必定极为惊人。“这些舰队——真正浮动的旅行城市——大口吞噬金钱和供应的物资。”（《地中海史》）

布罗代尔在其巨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说，大船的确有其优势：船身大与路程远有关，可抵抗较大风浪，所以一般垄断远洋航行；能使海盗船望而生畏；且“对于挥霍无度的政府具有诱惑力”。然而“大船包揽运输，商业势必萧条；大船与许多小帆船共存，商业肯定兴旺发达”。从这一点上说，郑和船队的辉煌体现了政府的垄断性，而明中后期的海盗船折射出民间商业的活跃和竞争性。与一般的惋惜观点相反，我认为假如郑和船队继续下去，非但不能促进当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相反会将之扼杀。

郑和船队的木材据说多取自南京钟山，不过考古证据认为夹杂有很多来源。江浙一带并非盛产木材，1840年，两江总督伊里布想在镇海造船抵挡英军，发现“浙省所产木料均属短小”[32]，虽然建造宝船的地点分布各省，且明朝工匠常采用小材拼成大材的办法，但建造郑和宝船那么大的船只，必定需要特别粗大的上等木材，不论如何，如此大规模的官方建造狂热，肯定使江浙一带木材感到紧缺。中国历代航海中心从渤海渐渐南移到闽粤一带，木材的供应也是其中一个因素。的确，缺少树木的阿拉伯半岛也曾出航海家，但其采用的材料与中国不同，中国船只木材一向极为重要，而福建的木材资源是沿海各地最为丰富的[33]。

更为重要的是福建、广东一带地狭人稠，人们不得不过一种海上生活（郑和船队中技术人员地位甚低，这支船队实不能称为完整的海上生活）。明朝自郑和到汪直、再到郑芝龙，其趋势是政府的海禁政策越来越难执行，海商+海盗集团则在夹缝中逐渐壮大。《地中海史》中说：“这些速度快、成本低的轻帆船对装卸慢、凭借垄断特权而横行地中海的大吨位船舶所取得的胜利，标志着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一个巨大变革的开始。”同样的话未始不能用以描述明代的中国海面。

郑和时代中国与海外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尚未密切和活跃到一定程度，因此虽有郑和一时的辉煌，不久却难以为继。通常来说，“海上行劫和经济活动是互相联系的，后者活跃上升，前者就受益迅速发展。简而言之，海上行劫是整个地中海空间的强迫交换的一种形式。”中国周边海洋也正是在明朝中后期海外贸易逐渐活跃之后，才有大批海盗的出现。明末郑芝龙横行海上，此人能说日语和葡萄牙语，在受招安后成为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并借机于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击败荷兰远东海军，进而剿灭<敏感詞>海盗，重建中国在东亚的海上霸权。到其子郑成功时代，郑氏才能收复<敏感詞>，并强行向过往的欧洲船只征税。荷兰人因此成为郑氏世仇。

很凑巧，明代中国海上霸权前后两个代表人物都姓郑，但其命运和身份的差异之大只怕很难再有类似的例子。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郑和船队好比国有大型企业，而郑芝龙则是民间最底层一路通过残酷的竞争奋斗出来的民间企业。的确郑芝龙的舰队不比郑和的壮观，不过它却更有顽强的活力，不仅处于群盗、荷兰远东舰队、日本、葡萄牙、中国官方等诸多势力之间而不灭，且还发展壮大了，这种舰队很难凭皇上一纸命令就解散了——除非它被整体歼灭。

中国海洋势力的悲剧正在于此：它在体制内无法容身。郑成功曾在东南沿海拥有很大势力，但他短暂建立起来的沿海领地，也如威尼斯帝国一样，“只不过是一条线、一系列前沿阵地而已”，无法勒住庞大的大陆帝国。这些前沿阵地是极端脆弱的；而与威尼斯和土耳其关系不同，郑氏的合法性基础建立于“反清复明”，难以与清帝国长期并存，最终还是消耗在与大陆的争斗之中，从而丧失了中国海上势力建立南洋霸权的唯一一次机会。

海洋霸权与致命的和平

无论古今中外，航海民族往往居住在狭窄少地、物资匮乏的地区，以至于他们无法仅仅依靠农业而生存，被迫出海去谋求改变贫困的生活，并同远方的人民实行经济联合和物资交换。如腓尼基、迦太基、希腊、阿拉伯、威尼斯、葡萄牙、挪威、英国、荷兰……无不如此。15世纪后期地中海人在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中败于大西洋英、荷等国，原因也在于海员不多，“沿海一带历来靠海吃海的地区太少”。

中国靠海吃海的地区历来也不多，闽粤一带的航海小传统还是南宋以后随着土地日益紧张而逐渐发展出来的，起因也是被迫向海上讨生活。通常说来，“中国<敏感詞>欢迎在运河上用人力拖拽的船运，而不喜欢海上贸易的离心趋势”[34]。朱元璋尤其注重控制国内秩序，洪武年间屡禁海外贸易，“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民间用海外之货，与外国互市者，置重法”[35]，这一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政府意图垄断整个海外贸易，其次是控制整个民间秩序。

在这种基础上很难建立起海洋霸权：政府既不在乎，又竭力阻止民间势力去谋求这一霸权。基本上，明海防思想是“重防其入”，清则进一步“严防其出”[36]，发展到不许民间私带武器出海，这样民间商船在遭遇海盗时无法抵挡，却也无法结成海盗-海商集团了。

中国周围，渤海海域最为狭窄，这种面积有限的半封闭内海一般有利于早期的人们渡海，通常兴起较早。波及到辽阔、半开放性的东海和南中国海，还是较晚的事。在欧洲史上，浩瀚、对外开放的第勒尼安海永远未成为某个强国、某种经济或某种文明的一统天下；除罗马帝国外，任何海上武装都未能在此取得长期的优势。中国黄、东、南海也一样，很难为一方所独霸，由于各国距离遥远，在欧人东来之前，中国实际上未受到过真正的海上威胁（倭寇只是掠夺性的骚扰，戚继光等人警察行动的意味强于军事行动）。

与欧洲相比，中国周围海洋呈开放性，因此海浪相对比较汹涌（相对封闭的地中海比大西洋平静得多），岛屿较少（欧洲岛屿面积占7%，半岛占24%，中国则各只占1%）；也较少那么多曲折的海湾和边缘海。同时，地中海是扁长形展开，各地航海距离不远；而中国即使“一衣带水”的日本，航行也颇为不便，鉴真东渡7次才成功。气候上地中海也较为温暖湿润，文明中心之间距离不远，中国以外各海岸向不富裕，难以互通有无，且黄海、东海、南中国海每年都有大规模台风暴雨，因此居民习惯住内地，而非沿海。

马汉在《海军战略》中说：“在海上战略中，商业利益和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海上的最大权益就是商业。”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中国古代正因为没有或缺少海上商业利益，因此不谋求海权。中国的确自古有海外交通，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这些海上利益却从来可有可无，决非须拼死守住的国家根本利益。不难理解，历史上的海权霸主常常却是小国，葡萄牙和荷兰兴起时都不过100万人，他们不但被迫向海上发展，而且被迫要死死守住海权。辽阔的大帝国却很少对海权有如此高度重视的。

如上所言，中国古代将海外贸易视为宫廷的垄断性收入来源之一，而且满足于交换一些奢侈品；真正现代意义上频繁的商业贸易，只能追溯到明朝中叶——那也是一个海盗的时代。从逻辑上说，凡贸易航运存在的地方，就会存在海盗，也因此必然促进海军来加以保护。即使在美国，当初在其没有海外贸易权益时，海军也极弱，直到1877年还在“加勒比海并无立足之点。它也没有海军。……德国海军同美国海军一样，实质上并不存在”、“以美国海军为例，其兴起纯属出于贸易考虑”（马汉《海军战略》）。中国海军之欠发展，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即始终面对大面积内陆游牧民族[37]，1683年清收复<敏感詞>后即转身向内陆进军，沿海遂立刻沉寂下来。

时人也喜夸耀郑和海军之强大。的确，郑和下西洋使用船只累计达1456艘，每次随行人员平均27800人，这样一支船队，难怪可以不受沿路任何海盗、军队的威胁。正如J.F.C. Fuller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描绘一样，这些船只“在外形上与其说像一艘船，不如说像一座堡垒”[38]。不过郑和船队取胜主要依靠的是数量，在战斗技能或军事技术上，并不见有革命性的进展，当然也未曾使用火炮。相比起来，郑芝龙父子在这一点上由于不断的竞争环境，战斗力要灵活顽强得多。

郑和船队曾煊赫一时，但其真正的问题和1588年的西班牙人一样：“当无敌舰队起航以前，西班牙人并未能了解海权的真正意义”[39]，他们不是其航海技术和战术不如英国人，而是其指挥官对海洋根本上缺乏认识。郑和船队很幸运，从未遇到真正的军事对手，而仅仅执行了几次海外警察行动。不过这支船队虽然看似取得了制海权，却也从未了解制海权的意义，因此朝廷也毫不可惜地将之放弃了——也许包括郑和在内，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放弃了制海权这回事。

装备一支舰队是耗费巨大的事，因为船只须不断维修，而且要有足够的熟练水手。连古希腊这样的海上民族，在雅典帝国灭亡后，“再也没有一个城邦考虑什么大规模的舰队，因为装备战船不像装备公民，它需要政府来负担”[40]。也只有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才有财力经得起这样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挥霍。在通常情形下，商业和海权应是相互促进的：海权保护商业，而又只有“商业舰队才能在战时提供足够的受过训练的水手，来武装一支海军，因此商业船只与武装舰队的规模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联系”[41]。很多情况下，商船和战船是一回事。

对中国夭折的海上霸权来说，悲剧不仅在于其最终消耗在与大陆的斗争中，还在于它长期缺少对手与它竞争；以至于鸦片战争时，为这种巨大的落差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1683年郑氏<敏感詞>被清军平定后，沿海维持了150多年的平静，中国海军仅限于在沿岸缉拿海盗。<敏感詞>也由一个国际贸易中心退缩到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外贸的农业自足状态。这种持续的和平与前一时期的海上竞逐形成鲜明对比，而最终被证明是极为致命的。

1540-1570年，威尼斯获得30年的持续和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和平对威尼斯的<敏感詞>结构影响的程度和对它的防务的削弱的程度，都超过了人们和威尼斯自己的想象”，其防务和军事机构解体，战备大大低于当年。同样，土耳其舰队在取得1580年胜利后最终衰朽解体，“对这支舰队来说，一直延续到1591年的和平乃是一场最深重的灾难。这个和平使这支舰队在海港内腐朽衰亡。”[42]如果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当时能在中国沿海制造一些挑战以迫使清朝实行缓慢的海军革命以应战，那么鸦片战争或许还不至于那么颜面扫地。

然而1683年时，荷兰远东舰队已在之前与郑氏海军的角逐中元气大伤，164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拒绝了开发澳大利亚的计划，原因是公司财力、物力都不足以兼顾；葡萄牙/西班牙本身已是昨日黄花，满足于保住在东南亚的小小领地，被逐出日本时尚且忍气吞声，此时更不敢贸然挑战大清帝国。法国此时还执迷于西欧大陆的霸权，而处于上升势头的唯一海上霸权英国，此时忙于内战、光荣革命及接踵而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至1763年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英国才在印度站稳脚跟；不久又爆发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英军连续在美洲和欧洲大陆作战，因而与中国的冲突也一再推迟爆发。

这150年的和平，代价高昂。可以设想，假如鸦片战争提早一个世纪在清朝鼎盛时期爆发，那对中国来说，就多了100年缓慢学习、调整的机会了。
---------------------------------------------------------------------------------------------
[1]龚鹏程：《海雾中的郑和》中也说到：“为政须获民意支持，过程亦须公开，且政策得有沿续性，便是郑和史事能提供给我们的教训。”但实际上，郑和航海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有连续性的。
[2]朱大可：《郑和下西洋：历史上最昂贵的形象工程》
[3]《明史》卷324《爪哇传》永乐帝原话是：“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
[4]《明史》锡兰国条：郑和擒其国王献俘于京，“廷臣请戮，帝悯其无知，并妻子皆释，且给以衣食”。
[5]福建长乐天妃宫碑文：海外诸番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敏感詞>记载亦称郑和“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6]《东西洋考》载苏禄王入华，永乐帝以为“倾国来归，鳞次阙下，亦向化之笃也”。参见《剑桥中国明代史》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
[7]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
[8]按《广志绎》载，郑和航海费用约600万两，明中叶岁支不过300余万两
[9]苏联学者伯克夏宁《14至16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
[10]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郑和及其船队的全体成员都是传播中国文明的友好使者。”
[11]房仲甫、李二和《与郑和相遇海上》副题：“人类‘大航海’先驱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书中称“这种以友谊书写的外交盛事无论是在古代的中国，还是在人类的古代史上都是空前和罕见的”。
[12]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
[13]《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
[14]《与郑和相遇海上》：“宦官把持的航海贸易无疑中断了儒家官僚们的财路，所以他们竭力阻挠海上贸易，一度使航海事业停滞。”此书还称1477年太监汪直“有心重振中国航海事业”，刘大夏抢先毁掉郑和航海档案，还“恶人先告状”。此可见作者毫无史识，汪直所欲重振者，根本不是航海事业，而是私利。
[15]刘大夏《明史》本传未提到销毁郑和航海档案一事，此可见明清时人根本不重视此事。对郑和航海的宣扬，是近代梁启超后重新发掘其意义的史事之一。
[16]《汉书·地理志》：“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门即宦官
[17]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帝制时代的中国通常把海外贸易委托给内宫官员负责的传统的开端。”
[18]Roman Herzog《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
[19]《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
[20]《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21]钱穆《国史大纲》也仅郑和下西洋是“明初盛事”，再杂以明清海外殖民之事，并不作“和平”、“友谊”之类滥语。
[22]《明史》卷306：永乐元年（1403）九月，“遣中官马彬等使爪哇”，十月，又派内官尹庆往印度诏谕古里诸国。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永乐六年，中官周全出使日本；九年，中官王进出使日本。永乐年间又派太监马彬赴西洋琐里、太监杨敏去暹罗、太监杨三保去尼八刺、太监侯显去榜葛拉
[2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永乐二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招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
[24]不过同书又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带回的仅仅是奢侈品，……这是偏见或误解”，作者意在指出郑和船队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行为，但从郑和船队携带回来的物资看，很难认可这一说法。
[25]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
[26]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
[27]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
[28]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下西洋》：“令欧洲人乃至世界震惊的地方，是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规模。”
[29]《萍洲可谈》卷二：宋船行远洋，“船大人众则敢往”，因“海外多盗贼，且掠非诣其国者”
[30]《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31]按《明成祖实录》统计，自1403-1419，17年间造海船2602艘，其中注明下西洋用的海船343艘，建造地点多在浙、江、闽、赣、湖广等省
[32]《天朝的崩溃》
[33]按中国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1994），福建一省活立木蓄积量占沿海除了辽宁、<敏感詞>之外全部的33%。
[34]《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35]参《明太祖实录》卷70、卷131、卷139
[36]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
[37]马汉《海军战略》：“主要由于俄国被日本击败，随之革命运动在俄国勃起，这才有助于德国扩充其海军以致超过美国。”一个面对陆军压力的国家，通常总是先致力于陆军以保护国土的，而中国正是这一压力特别大的国家之一。
[38]《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二
[39]同上
[40]《剑桥战争史》
[41]同上
[42]《地中海史》

维舟  发表于  2006-11-04 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