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思想综合分析(2)

飛翔朱雀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从《周礼．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卜筮官员的工作任务应该就是将卜筮结果及应验情况记录下来，其最后成果自然应该就是《易经》，现存《易经》卦爻辞中有些占断显然不是一次卜筮记录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 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 安贞吉。”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　　孚嘀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11，这仅是从历史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逻辑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应用史实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语言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利牝马之贞（《坤》）　　考仲子之宫（《隐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会郑伯于垂（《桓公．元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
　于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考虑，符合史实的《易经》成书经过的逻辑推断是：

　　《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作者为西周多位卜筮官员。西周末年，<敏感詞>动荡，王权衰而诸侯兴，于是一些卜筮官员携《易》投奔诸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发达，必有《易经》传入，《易》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添加减漏，这应是后来形成多种《易经》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倾力于《诗》、《书》、《礼》、《乐》而未注意《易经》（这从《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书》、《礼》《乐》的内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于是“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易经》（包括卦序和卦爻辞），传与门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经》之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孔子作书编册之艰辛可以想见，竹简之错漏脱落当属常事，故编《易》时可能发现个别中断或不连贯处，于是孔子自行补入──这应是有些爻辞与前后爻辞关系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讲“龙”，唯有“九三：君子终日乾乾”讲君子等。《易经》也只有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教育体制代代相传，才得以发扬光大。

　　5. 关于《易经》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的分析结论，《易经》思想总体上是西周时期掌握知识的中层卜筮官员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这一结论可以较圆满地解释《易经》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辞中记录的“高宗伐鬼方”、“晋侯以锡马蕃蔗”等故事，不致于产生逻辑矛盾和历史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