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文字改革的**河*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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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的<敏感詞>学
时间：2005-11-06
文字改革从来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敏感詞>学的问题。

一、汉字的命运

一个可能的解救中国文化的势力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于全亡，文化也不至于消灭。……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只要语言文字不贸然废弃，将来或者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雷海宗《中国与外族》

世界文字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字母跟着宗教走。这一规律本来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中国接纳了佛教，但却没有像藏族那样采用印度字母。直到近代，汉字终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跟随着欧洲的船舰一起到来的拉丁化浪潮。

汉语拉丁化的最早努力是从西欧传教士开始的——这毫不奇怪，教育普及本身是传教活动的前提之一，日文的假名也是奈良的和尚发明的。但这思潮最终对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造成巨大的影响。从清末起，劳乃宣、赵元任等均尝试过拉丁拼音，但开始还只是为帮助汉字发音，自1931年后，吴玉章等则开始推动废除汉字，以拉丁文字代替的激进方案。在破除一切的新文化时代，“拉丁化是一切文字的未来”遂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断言。实际上，对不少坚定的文字改革者来说，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

1916年，陈独秀收到胡适关于文字改革的稿子，大加赞赏，回信说：“文字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十三年后的1929年3月，陈独秀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断言汉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陈独秀作为一个<敏感詞>人物，醉心于文字改革的研究，曾使一些传记作者困惑不解，认为是<敏感詞>失意促使他退进书房，但实际上，“几乎近代世界所有的种族集团对其共同传统的最早意识都产生于语言与文化的复兴。”（Alan Palmar《夹缝中的六国》）对本民族起源、神话及语言的研究，事实上正是激进民族主义的外在突出表现之一。

文字改革论者的根据，概括起来说是以下几点：

1，汉字的“根本缺点”——多符号性和复杂性妨碍教育普及；
2，汉字“已经破产了”（陈独秀语），因为不适合表达新的观念，反而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阻碍；
3， 坚信文字简化和字母化是最终道路。

***1956年曾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何以拼音是“世界文字的共同方向”呢？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又是不证自明的“科学”。这反映在一个传统中国崩坏的过程中文化自信的丧失，即深信表音的字母文字比象形的汉字更适合现代化，也更先进。1896年，竹越三郎在《二千五百年史》中傲慢地提出，日本“背负表音文字之文明的人种之最终胜利”，即将表音文字与“现代”、“文明”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又转过来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默认。

所有文字改革的出发点都是<敏感詞>学意义上，即一个遭遇到强大危机的国家为实现富强的自身<敏感詞>变革的一部分。其逻辑推理在于：欲强国必先国民苏醒；欲国民苏醒必先普及教育；欲普及教育必先改革文字，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文字。在这一推理下，复杂的汉字符号被认为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妨碍——至少是一个不理想的工具。

文革改革的先驱之一卢赣章的观点就很典型，他1892年就提出，汉字拼音化后，能很快扫除文盲，且易于习认，能省十多年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文字改革的最终目的总是归结于<敏感詞>，即国家富强。

近代中国人对汉字的负面看法，无疑是受到西方“停滞的中国”之说。黑格尔认为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精神哲学》），而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则是中国<敏感詞>停滞性的象征。这一逻辑在近代传入日本后，又原封不动被中国人接受下来。

这一负面看法的最初根源，则是受16-17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影响。文字是他们要实现传教的有力工具，但这个陌生的文字系统对他们来说却极为困难。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渐发展出一个理论，即中国的文字存在缺陷。如法籍耶稣会士李明，1692年返回欧洲后，发表回忆录称，中国的文字固然先进，具有进行抽象思维的基础，但仍不如欧洲，并说中国人自己也钦佩欧洲的字母系统（这在当时无疑是胡说，后来不幸成为事实），如果中国文字能建立在欧洲的拼写系统上，才能趋于完善。他又认为，中国繁复的文字，是“沉重的十字架”，造成“中国人无知的根源”。一直到现代英国学者韦尔斯，也认为中国的落后应由文字负责：“中国人的头脑被禁锢在一种那么复杂、那么困难的文字和思维成语中，使得这个国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语文学习上面。”

事实上，最激进的文革改革者往往是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国家实现<敏感詞>富强的迫切愿望使他们不惜废除汉字。无论如何，简化或废除汉字，都只是他们实现下一步<敏感詞>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简化和拉丁化，其目的都在于普及教育——之所以是拉丁化而不是另创字母，则是西化和与世界接轨的急切心情。如钱玄同言，欲使中国不亡，其“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就是废除汉字。

当时各说中，傅斯年的论调最为蛮横：“中国文字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一直保存到现代<敏感詞>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按他这么说，似乎拉丁字母就不是在极野蛮的世代里造出来的了。有趣的是，胡适的弟子中，傅斯年激烈主张废除汉字，但唐德刚却激烈反对。

正因为这仅是一种<敏感詞>学主张，因此它将重心过多地放在<敏感詞>上，从而忽略了长期可能带来的极大负面影响。正如1905年清王朝废除科举，这一举措当时只考虑其<敏感詞>意义，但事实上其后续的效果的深刻，是当时难以料想的——而如果汉字被废除，其影响之深刻，将更远过之。

汉字如果被拉丁字母取代，最常被道及的重要反对论据之一就是表音文字妨碍文化单元内的<敏感詞>统一。要推广字母文字，必要前提之一就是国家语言的标准化。事实上，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如果不是汉字的超方言特性，中国不可能维持二千年来统一为主的<敏感詞>局面。但这种超方言性，陈独秀却认为“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在他1929年的拼音文字草案中，他摈弃国语，而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种方言为拼写。他的这一思想大概是受到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但他的方案如果真的得到实施，后果可能是他本人也不愿见到的。

胡适是文字改革的先锋之一，但他的弟子唐德刚却强烈反对：“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敏感詞>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敏感詞>愈分裂。”（《胡适杂忆》）

文字改革的多数论点，现在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现时观念”（present mindedness）的错误。近代西欧兴起的印刷文明需要标准化、普及化（言文一致，超语言文字的衰败）、简化（文字只是为了方便阅读，美术性功能衰退，因此书法必然没落）。但在历史上，文字却未必是一直简化的。孔子云：“君子之道费而隐。”语言文字的繁复性，本身是前现代<敏感詞>极少数非生产者的特权象征之一；梵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都因为其繁复限制人理解，而获得一种典雅和威望。按唐德刚的观点，农业<敏感詞>允许脱离生产者不超过20%，因此农业<敏感詞>文盲多与文字难易无关，只是经济条件不足而已。

汉字的难易，在信息时代仍然有巨大争议，一部分人仍坚持必须拉丁化，否则汉字是中国进入信息时代的巨大障碍；另一阵营却观点相反，认为汉字的结构是科学的、全息化的，作为一种超语言文字有巨大优势，也不存在不适应信息时代的问题。而且，在打字机上，打简体字和繁体字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因此简化字实际上是无意义的一个举措。

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还曾出现过一阵“繁体字回潮”的现象，虽然为时不长，但此事本身却具有讽刺意味：一度被视为应当为中国的落后负责的繁体汉字，现在却染上经济发达的味道——因为港台地区的出版物就是如此。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已经废除汉字的韩国却在争议是否应当恢复汉字。

二、横排与竖排

1949年后的中国人，多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文字顺序：从左到右，先上后下；即横排向右行，这与古代汉字竖排向左行的顺序是有极大差别的。

然而文字为何要这么排列呢？其实并无一定的理由。1500年前的佛典《普曜经》中，即已注意到各国文字的书写顺序各有不同，有左行、右行、下行三种。如今世界各国仍保留这三种顺序，左行如英文等多数文字；右行的如阿拉伯文、希伯莱文；下行者如传统蒙古文（中国一些古籍印刷也如此，日语有时也是）。

这三种方式，起源于不同的书写习惯，例如从右到左写，据说是因为神的方位，以北极星为坐标，太阳起于东方（右），没于西方（左）。实际上这一方式（<敏感詞>人可能觉得十分别扭）却是最古老的顺序，起源极早，并一直在闪族各语系中保留到现在。希腊字母传承自闪族字母（腓尼基），本来也是从右向左的，但后来却反了过来，原因大概是右手写字，从右向左写会挡眼——但这一变化有一个过渡期，希腊文字曾实行过一段“牛耕体”，即一行向右，一行向左，甚至行序还有过从下而上的！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一致改为现在最通行的右行向下的顺序。

汉字的古代书写一向是直行向下的，极少例外。这一顺序的起源，与书写材料实有密切关系。如古代的竹木简，材料纹理多纵向，狭长的竹简通常是单行书写，人的习惯总是纵向持狭长的物体，这样单行书写完，一路向下；又因为左手拿简，右手书写，写完便按顺序放在右手侧，左手再去拿新简开始写，由此变成先上后下，从左到右的习惯。

以上几种书写顺序，各有起源，本无优劣之分，更与<敏感詞>、经济的落后无关（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同属闪族，字母同出一源，顺序都和英文相反，但以色列却相对发达多了）。历史上中亚的粟特文，本来是从右向左写的，但在隋唐时期受汉文化的印象，也有人自上向下竖写。但书写顺序的问题，在晚清民国，也被视为汉字的罪证之一。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中国最早的横排、有标点符号的杂志（此前，包括陈独秀参与编辑的《甲寅》杂志都是句读不分、使用文言、竖行直排的印刷格式），但它的印刷排版最终也是一个折中：“左行横迤”（横排，但字的顺序从右向左，如阿拉伯文）。

1917年5月，文字改革的急先锋钱玄同提出将汉字改竖写为横排，因为写上一句西文和汉语夹杂的文字，要颠三倒四地“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有四次之多”。他非常激进地说：“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论根据主要是“科学”：他认为从现代医学的视角来说，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不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顾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费力”。钱得到陈独秀的赞成：“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陈独秀的出发点和钱一样，在于当时“多数国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希望以次推进教育改革。

以“文明”、“科学”为名讨伐各种传统文化习俗，乃是近代常见现象之一，事实上不少主张横排的论者都以“科学”、“省时”为名。但造纸和印刷研究专家钱存训的《书于竹帛》中却提出相反看法：“我们没有理由说文字的直行排列是落伍，或会减低了阅读的效能，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根据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系教授William S. Grey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研究报告说，他曾对世界通行的各种文字阅读速度加以比较，结果证明‘直行阅读实较横行阅读为快’。”

三、案例：土耳其和日本

将国家<敏感詞>经济的落后归结到文字头上，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19世纪，在西化的冲击下，土耳其也出现过这种否定自己原有语言文字的思潮，所不同的是：土耳其最终废除了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采用了拉丁字母，观察土耳其的历程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镜像，还有文字改革者未曾实现的未来图景。

19世纪中叶起（确切地说是1862年），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认为旧有的文字不适宜作为现代教育的媒介，妨碍了现代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并对此越来越难以容忍。当时提出的主要论据有几点，这几点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它与汉字改革论者的观点极为相似：

1， 原有的阿拉伯字母“不适于印刷”，需要两三倍于西方字母那样的字数；
2， 旧字母妨碍了儿童受教育，土耳其儿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读报写信；
3， “阿拉伯字母之不适用，是造成伊斯兰各地虚弱、贫穷、无保障、不平等和专制等等的根源所在。”
4， 阿拉伯字母容易造成意义含混（多义性和难识别），造成通讯困难

文字改革起初只是倡议使用新的革新式阿拉伯字母印刷体，但很快就有人提出用拉丁字母全盘取代。反对者也不乏其人，主要论据一是：文字和识字率无关，因为当时西班牙和英美使用同样的字母体系，但前者文盲远多于后者；二是：改成拉丁字母那样从左写到右，顺序倒过来，“写法别扭”。

这一思潮起初未获得成功，但1919年土耳其革命后，事态出现巨大变化。1926年春起，苏联境内突厥语各族陆续以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这一举措本身的意义并不像它所宣布的那样是为了推进现代化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减少伊斯兰教的影响，并切断突厥语各族和土耳其等中东各国文化传统上的联系，因此是“反伊斯兰教、反波斯的强迫性罗马拼音法”（《想象的共同体》）。

这一革命性行动迅速在土耳其引起回应，1928年11月起，土耳其在国父基马尔的影响下，决定正式采用新的拉丁字母拼写，其目的一是为了保持和苏联突厥语各族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土耳其这样做了后，苏联却又开始将突厥语各族的字母拼写改成西里尔字母了），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隔绝传统，希望新的一代完全面向新的未来。——和很多革命一样，革命家关注的是未来，而过去的传统则不惜采取连根拔起、一刀两断的做法。

所有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这是一项影响至为深远的改革。Samuel Huntington提到三点：使新的一代不可能使用大量传统文献；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缓解文盲问题。其实后两点和文字改革不构成必然的联系，但前一点恰恰割裂了土耳其与过去的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改革文字的这种<敏感詞>目的，在不同<敏感詞>都存在。在越南，“大多数19世纪末期的法国殖民官员……都相信要达成殖民统治的永久成功必须严厉缩减来自中国的影响，包括它的书写系统。……除掉中国文字等于同时既将越南自其传统隔离，又使传统精英丧失作用。”（大卫·马尔《遭遇考验的越南传统，1920-1945》）但将越南语拉丁化的结果，却是迅速出现了一个用口语越南语书写的印刷体系，并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主义，这对法国人来说，同样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意外”。

在日本，自1866年前岛蜜提出文字改革宣言后，汉字的地位便日益下降。而前岛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推理和中国、土耳其的例子如出一辙，即教育普及和国家富强之根本，“国家宗旨在国民之教育，其教育当不论士民之别而普及于全国民也。”日语假名学会（1883年7月）和罗马字学会（1885年1月）的结成正是在所谓鹿鸣馆时代的时期。到明治时期推出一系列废除汉字的方案，逐步缩减汉字而增加假名的使用。

近代的很多日本语学者，对于“日语最初获得的文字”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汉字，视为阻碍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原因，并将“汉字的入侵”描述为“至今仍在持续的日语受难史”。平井昌夫在战后出版的《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中，强调汉字内在有“封建性和非合理性”，并将妨碍“日语将来的健康发展”，不少人甚至认真地设想未来汉字消失的前景——一种预测游戏。他们设想的汉字消失，是指如韩国/朝鲜那样，将日语假名化，而更激进者则提倡拉丁化。

日文“这种多种的书写方式，可能是今天世界各地通常使用的书写方式中属于最难的一种”，因为它事实上包含了四个体系：汉字（真名）、平假名、片假名、拉丁字母。“很多外国人经常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容忍这种十分困难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所要求的是这样一种智力上枯燥乏味、死记硬背、负担深重的工作。”日本问题专家Edwin Reischauer认为拉丁字母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书写日语的方式，只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段创巨痛深的日子里稍微坚持一下，改用这种方式进行书写原本完全是可能的。”毫无以为，他是赞成日语拉丁化的，但他也和所有文字改革论者一样，只注意到了书写系统在<敏感詞>和教育意义上的作用，事实上，其深远影响将超乎想象。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1974年评价日文拉丁化的意义时说：“日本人即将推出一个几十亿美元的规划，他们要在全国推行西方的拼音字母。这个计划将会使日本面目全非，将会侵蚀日本口头文化……日本人的整个身份将要被撕得粉碎。它释放出的暴力将会泛滥成灾，其竞争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将难以想象。”我深信，汉字拉丁化的前景不会较此乐观。

四、结论

文字改革，实质上是近代非西欧各国在西化冲击下的一个缩影，由于语言文字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根本特性，因此其文字改革的成败实际上也显示他们承受西方<敏感詞>文化的影响的深度。近代汉字的文字改革，有两个现象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汉字的繁复和“不科学”；二是这一未成功的举动本身和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历程是同步的，也是中国放弃超国家观念（“天下”）的过程，汉字被迫承认它仅是一个书写汉语的工具，它的近乎宗教的职能退缩到一个世俗化的地步。

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说的：“在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之中。但是，这并非日本特有的事情。在民族国家形成上，虽有时间先后的不同，然世界上无一例外地要发生这样的问题。”

但对于非西方字母体系的各国来说，语言的拉丁化/西里尔化很难不造成本族在精神上与传统的断裂。这一问题不仅发生在土耳其，也发生在蒙古、韩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在新文字体系上受教育的一代，对本民族的古典文化至少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其阅读的难度甚至比学习英语更难。

一种语言采用什么文字体系，从来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宗教和<敏感詞>影响力优势的表现。如东南亚的各岛屿国家，在古代使用印度字母，伊斯兰教传入后又改用阿拉伯字母；到近现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都改用拉丁字母。前苏联的中亚/高加索各共和国，先是废除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此后又改用西里尔字母。苏联解体后，突厥语各共和国又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引发一场所谓“打字机战争”（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均赠予它们不同字母体系的打字机，希望采纳对己方有利的字母体系）。

更有极端的例子如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本是同一种语言，但因为<敏感詞>宗教的影响，采用了不同的字母体系（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结果造成<敏感詞>上的分裂；南亚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也是同样的例子。一种语言完全可能用不同的文字体系来书写表现，历史上，这种改变从来不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原因而遭到废除，而总是宗教或<敏感詞>影响力的体现。

维舟  发表于  2005-11-06 2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