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乐智慧

风起

维吾尔族古典长诗。

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在木萨.阿尔斯兰汗在位年代，已经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厚实的基础。11世纪中叶，宗教战争渐趋平息之后，喀什噶尔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吸引了西部王朝和中亚的大批文人学者，来东部喀喇汗王朝的王都或求学深造，或著书立说以搏取功名，从而大大推动了喀什噶尔文化事业的发展，诞生于王朝西部巴拉沙衮名门世家的阿吉·玉素甫，就在这时来到了喀什噶尔。

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敏感詞>活动家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尤素甫‧哈斯‧哈吉甫於11世纪初叶出生在喀拉汗王朝的首府巴拉萨衮(又称“虎思斡耳朵”﹐遗址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楚河南岸)﹐後来生活和创作於喀拉汗王朝的又一<敏感詞>文化中心喀什噶尔。在他50多岁时﹐於1069至1070年﹐完成此书﹐并把它奉献给当时喀拉汗王朝的君主阿布‧阿里‧哈桑‧本‧苏莱曼‧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对这部巨著十分赞赏﹐授予尤素甫以“哈斯‧哈吉甫──御前侍臣”的称号﹐让他在宫廷供职。卒年不详。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生活的年代﹐曾经盛极一时的喀拉汗王朝已经分裂为东西二部﹐宫廷内讧﹐战乱频仍﹐法度毁坏﹐世风日下﹐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面对这一<敏感詞>现实﹐诗人创作了以阐明兴邦治国之道为主题﹐“把人们导向幸福”的《福乐智慧》。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是用回鹘文(古维吾尔文)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由于作者是一位“有节制力的笃信宗教的穆斯林学者”，因而作品在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响。长诗之名《福乐智慧》(直译为“带来幸福的知识”)以及采用阿鲁孜格律马斯纳维形式(为阿拉伯诗歌韵律)写作，就是上述影响的明显表现。但他毕竟借此开创了维吾尔诗歌古韵律双行体的先河，而且全诗思想深邃、句式优美、韵律严谨、艺术手法娴熟，不愧是耸立在维吾尔古文化史上的第一座文学丰碑。《福乐智慧》正文长达 13000馀行﹐用阿鲁孜诗律﹐以玛斯纳维体(双行体)写成。

长诗塑造了四个人物形象﹕国王“日出”﹐大臣“月圆”﹐月圆之子“贤明”﹐大臣的族人﹑修道士“觉醒”﹐他们分别代表了“公正”﹑“幸运”﹑“智慧”﹑“知足”(一作“来世”)。故事情节很简单﹐主要是通过这四个人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的<敏感詞>理想和哲学观点。作者认为﹐要使国富兵犟﹐首先要使人民富裕。为此﹐国家应以“公正”为基石﹐要有良好的法度﹔执法者应对国人一视同仁。国君好比牧人﹐庶民好比羊群﹔牧人必须看护好羊群﹐使之免遭野狼之害。国君对侍臣民﹐要恩威并用﹐要崇尚知识﹐尊重学者﹐任用贤良﹐以知识和智慧治理国家。今世短暂﹐幸运无常﹐国君无须聚敛财富﹐而应广积善德﹐留下好的名声。书中还论述了大臣﹑将领﹑侍臣﹑司库大臣﹑使节等各类宫廷人员应具备的条件﹐还论述了如何对待学者﹑诗人﹑农民﹑牧民﹑工匠﹑医生﹑贫民等各阶层人民。通过这些﹐为人们勾画出了作者心目中的一幅理想之国的画面。这些对於抑制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贪得无厌﹐对协调君臣关系﹑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促进<敏感詞>的稳定繁荣都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企望统治者持法公正﹑抑制贪欲﹐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和平安宁的愿望。

在诗中，诗人把知识作为认识的主要手段，宣传知识就是力量；认为有了知识和智慧，就奠定了做人的基础，而掌握知识和真理的目的，就在于促进<敏感詞>幸福。“人类有知识今天变得高大，因有知识才解开了自然的奥秘”，他虽然认为劳动者低下无知，却承认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者是<敏感詞>存在的基础。在不少段落中，诗人还从国家兴亡的高度强调了法制的作用，如“暴政如火，会把人焚毁；礼法如水，会养育万物”等不少名言警句，既形象又简练。与此同时，诗人对伦理道德的教育及其<敏感詞>功用也极为关注。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诗中也时而流露出鄙视群众而抬高统治者的倾向，但从总体看，仍是瑕不掩瑜。在<敏感詞>主张方面，诗人极力反对保守，诸如“无常对我来说不算缺点，大力革新我最喜欢”等不少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对当时各族人民依靠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活动，诗人也予以高度评价和热情讴歌：“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
《福乐智慧》结构完整﹑篇幅宏伟﹐很像一部诗剧。它是用纯粹的维吾尔语写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并且成功地引进了阿鲁孜韵律﹐对後世维吾尔诗歌的发展有较深刻的影响。它语言丰富﹑流畅﹐音调铿锵﹐既具有形像美﹐又具有音乐美。是当时已臻於成熟的维吾尔文学语言的典范作品。有叙事﹐有说理﹐有深刻精辟﹑意味隽永的哲言警语﹐亦有形像生动﹑刻划细致的景物描写。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福乐智慧》流传至今的有三个抄本。一为维也纳本﹐於1439年在赫拉特城用回鹘文抄成﹐现存维也纳国立图书馆﹔一为开罗本﹐用阿拉伯字母抄成﹐现存开罗“凯迪温”图书馆﹔一为纳曼干本﹐或称费尔干纳本﹐比较完整﹐约抄写於12世纪末﹑13世纪初﹐现存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近世以来﹐国外学者对《福乐智慧》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土耳其学者对三种抄本进行汇校﹐於1947年出版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本﹐最为完整。除此而外，在伊朗、阿富汗等地区也陆续发现有《福乐智慧》抄本残卷。国外一些东方学者与突厥学家很早就开始对以上不同版本进行解读、标音和转写，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也加紧了对《福乐智慧》的整理研究：1979年出版了汉文节译本，1984年5月又出版了由回鹘文转写而后又译成现代维吾尔语的全本，1986年10月又出版了由拉丁字母标音转写的汉文全译本。对《福乐智慧》及其作者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一个有完整体系的“福乐智慧学”。1986年9月和1989年10月曾两次在《福乐智慧》的诞生地－－今喀什市召开了我国福乐智慧学术讨论会；1989年初，在喀什又专门成立了福乐智慧研究学会。近年来﹐国外又有乌兹别克文﹑俄文﹑英文译本。中国对《福乐智慧》的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工作得到了巨大进展。198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新疆<敏感詞>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拉丁字母原文转写和现代维吾尔语诗体译文合刊本。

据说，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还写过《百科书》与《政策书》两本著作，分别完成于1082年与1091年。公元11世纪最后的几年内，这位不朽的诗人为我们留下《福乐智慧》这部不朽的著作后，逝世于王都喀什噶尔。

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墓旧址在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东南部吐曼河畔，后因洪水威胁，叶尔羌汗国第二代君主阿不都·热西提汗执政年代(1533－1570年)，迁往“阿勒吞鲁克”(皇族陵园)，即今喀什市体育路南侧，陵墓建筑规模宏大，占地965平方米。充分体现了维吾尔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创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