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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古埃及,苏美尔文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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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1 12:26:33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国古文字与古埃及文字最初都是以祭祀功能为主,随着文明的演进,古埃及文字的功能转变为以记账为主,而中国古文字仍为神权、政治、军事服务。中国古文字祭祀功能与埃及、苏美尔文字的记账功能,构成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又一种表征。

    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国古文明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文字的形成、金属的使用、城市的出现、礼仪中心的产生,标志了文明的起源。有学者指出,在这四项文明要素中,以文字的形成最为重要。

    公元以前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其次还有目前尚未解读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字。过去,人们讨论汉字,一般只能追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现在,由于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和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商周青铜铭文和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大大提前。由于商周古文字已是相当完整系统的文字,因此,关于汉字的起源还可往前追溯。商代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甲骨卜辞。目前发现的有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甲骨卜辞、济南大辛庄甲骨卜辞和商代前期郑州商城二里岗期的两片有字甲骨。再往前,考古
工作者还在夏人活动范围内,发现了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刻在陶片上的两个完整的汉字,即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里的陶文“共”字,和山西陶寺遗址里的陶文“文”字。这两个单字与甲骨文、青铜铭文中的写法完全一致。再往前,学者们把目光集中到相当于五帝传说时期的大量存在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里的陶器、玉器上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相信,这些刻划符号,一部分可能永远是符号,如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一种云片形或火焰形符号;而另一部分则应该视为原始文字。换言之,中国汉字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原始刻划符号上去。

    李学勤先生在1984年《文史知识》第5期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比较文明史一例》的文章,别开生面地将中国文字与古埃及文字的起源作了比较,从中找到了两大文明的共同点。我们沿着李学勤先生的思路继续往前走,试以文字发展阶段为范围,将中国文字与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再作比较,结果我们看到了两者的相异处,从中还可揭示出两种文明的不同发展路径。

    国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主要见于涂有黑色带纹的陶器的口沿上,而且一般情况下,一器只刻一个符号。大汶口文化的符号大多刻在陶尊的腹上靠颈的部位。良渚文化符号也大多刻在玉器、陶器的显要位置。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些陶器、玉器本身就是地位权力的象征,并且与祭祀宗教活动有关。

    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只出于大型规格的墓葬之中,从来不见于小墓贫墓之中。这说明这些陶尊与墓主生前的特殊地位有关。在这些陶尊的内壁,常常发现一种白色、乳白色、灰白色的水锈状沉淀物,考古工作者据此判断,这些陶尊实际上是一种盛酒器。而且,伴随陶尊出土的往往是一些猪头。在上古时期,酒和猪头、牛头等都是供神享用的。由此推断,大汶ILl文化陶尊肯定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是一种礼器。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陶尊上的刻划符号,便可恍然明白,原来这些陶器符号都是与宗教祭祀或军事礼仪有关的原始文字。如陶文“炅”“炅山”是对日、月、山的崇拜,陶文“皇”则是以鸟羽为饰的帝王冠冕,喻指神界或人问的最高统治者,《礼记·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陶文“封”字从树在土坛上,显然是对地母的崇拜与祭祀。《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注:“封土为社。”“封”祭地母,与“皇”祭天神相配,可见当时的祭祀礼仪已很完整。

    大汶口文化陶文“斤”“戊(钺)”“凡”则是一组与军事祭祀有关的原始文字。“斤”和“戊”都是兵器的象形。尤其是“戊(钺)”,在古代是军权的象征。《周礼·夏官司马》:“钺所以为将威也。”大汶口文化最大的一座墓地M6里,发现了一件石钺,与陶器上的“戊”字完全一致。这个“戊”字,发展到甲骨文、金文里,便是象征军权、政权、神权于一身的“王”字了。“凡”字,据王树民先生研究,当为用于军事方面的吹奏乐器。在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l9、莒县大朱村大汶口文化墓26中,发现在墓主身边有玉钺、陶质牛角形号角、陶尊等遗物,说明墓主为军事领袖。在上古时期,人们常在狩猎、军事行动之前或之后,手执军械举行祭祀性质的“军事舞蹈”。后世文献尚有类似记载。《周礼·夏官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可见“凡”字作为乐器,是用于军事祭祀,仍具有宗教意义。

    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玉璧、玉钺,都是礼器。玉琮是神权的象征,其内圆外方的形状是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的体现。玉琮的功能用来沟通天地神灵,是巫术法器。玉璧则是财富的象征,而玉钺则是军权的象征。在这些琮、璧、钺上,还常常刻有“神人兽面纹”,说明在良渚文化中,神权、财权、军权是统一的。因为琮、璧、钺都是礼器,所以上面刻画有“炅”“鸟”“火”“山”“皇”“珏”“封”等与宗教祭祀有关的文字符号。良渚文化陶器上可以连读的陶文“巫钺五俞”“孑孓人土宅阜肱”以及山东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等,都是关于部族首领祖先的祭祀兼颂扬之辞,其宗教神圣性更明显。

    原始陶器、玉器上刻划符号的这种宗教性、神圣性特点,在商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里得到了继续发展。商代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都是上层统治阶级所掌握使用,其中主要是王室卜辞,其次才是贵族诸侯卜辞。而其内容,又都是统治者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需要而进行的问神占卜之事。即《史记·龟策列传》所说的“王者决定诸疑,断以筮龟,不易之道也”。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将殷墟甲骨文里的占卜祭祀对象分为三类:

    天神: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
    地示:社,四方,四巫,山,川;
    人鬼:先王、先公、先妣、诸父、诸母、旧臣。


殷人通过对这三类神灵的祭祀占卜而祈祷政治顺和、农业丰收、战争胜利、人丁兴旺等等。陈梦家指出:“占卜本身乃是一种巫术,籍兽胛骨和龟骨为媒介,以求获得‘神明’对于人们所询问的问题的回答。这种巫术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人们相信有特殊的‘神明’的能力之存在,足以影响人们的生活,决定人们行止的吉凶。”

    商周青铜器的大宗是礼器。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在其进入青铜时代时,青铜的出现首先是用于制造生产工具,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才用于制造日常用品,最后才及于礼乐器之类。例如,北欧的瑞典,在其发展到青铜时代第三期时,才出现用于日常生活和礼仪的青铜容器。而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情况恰恰相反。青铜的制造首先是礼器和兵器,然后才是日常用品和生产工具。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统治阶级掌握了祭祀的特权,而一切政治、军事又都与祭祀结合在一起。于是青铜被大量用来制造祭祀用品,而且还通过这些祭祀用品的数量多少、规格大小来体现不同等级的礼仪,即所谓“藏礼”。清代学者阮元《商周铜器说》指出:“器者,所以藏礼。故孑L子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德位保其宝贵,则不能制其器;非有学问通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慢礼博文之学。”

    青铜礼器既然均用于祭祀、政治、军事等礼仪,青铜礼器上的文字也都围绕这些主题而展开。根据郭沫若、陈梦家、容庚、杨树达、李学勤、马承源、刘雨等先生的研究,商周青铜礼器上的铭文突出表现在祭祀礼、兵戎礼、册命礼、封建礼、相见礼、飨燕礼、射击礼等方面。
  
    还有些青铜器铭文则在祭祖时历叙自己祖先的名号与世系。如,1976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出土的《史墙盘》记恭王以前的文、武、成、康、昭、穆六个周王的名号及其史事。2002年出土于周原遗址范围内的逑盘,则详叙单氏家族8代世系与西周王朝l2代世系。这些充分说明祖宗观念在当时的强大影响。

    由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中国文字一直是统治阶层神权、政权、军权的载体,因此,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文字崇拜观念。《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就是文字崇拜观念的体现。由此,文字也就为统治阶层所独占。《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之一便是“六书”。“六书”即文字的六种构造方法,成为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内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专设小学一类,并作小序一篇,说文字产生后,首先“宣扬于王者朝廷”,其功效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于是文字的教育与掌握,成了统治者的首要任务。《艺文志》接着说,在周代,贵族子弟“八岁人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到了汉代,制定法规,只有通文字者,才能做官治政:“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日: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这种崇拜文字,文字为神权、政权、军权服务,从而为统治阶层所独占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从史前兴起到奴隶社会盛行,直到封建社会仍然沿续,从而构成了中国古文明的特色内容之一。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字的功能性质。考古材料表明,埃及的史前陶器刻划符号也是与神权、政权、军权相统一。例如,在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陶罐上,刻画有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房顶上又栖息着一只小鸟。这不是简单的“鸟栖圆屋图”,而是代表国王绝对权力的文字符号。其中有圆屋顶的建筑物就是后来古埃及象形文字中代表“王宫门面”或“御座”文字的最初源头。而那只小鸟则是荷鲁斯鹰神的最早形象。荷鲁斯鹰神在埃及一直被象征为王权之神或国王的保护神。这块陶片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涅伽达I之末,即公元前3600一前3500年间。这种荷鲁斯鹰神的符号,还见于涅伽达I的墓葬1540号出土的陶片上。可以想见,在涅伽达I之后的涅伽达Ⅱ的初期和中期,这种图画文字的使用当更为频繁,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此外,在李学勤先生的文章里介绍的埃及史前陶器刻划符号“田”“树”“星”“酹”“阴间”“灵魂”等等,显然也都与天地崇拜、神灵崇拜以及服务于这些崇拜的宗教祭祀有关。这些符号大多刻画在陶器的特定显眼的部位上,正与其崇拜祭祀的内容相一致。

    埃及史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以宗教祭祀为内容的特点,一直延续到埃及进入文明初期的早王朝时期。在早王朝时期的第一王朝(公元前310o~前2890)和第二王朝(公元前2890-一前2686),普遍盛行象征国王权力的阴线图案,即荷鲁斯鹰神站立在象征“王宫门面”的屋顶上,只不过涅伽达陶片上的圆顶房屋进一步抽象为长方形框架而已:



令人回味的是,这种象征王权的神鸟立在长方形王宫上的符号文字,与我国良渚文化的玉璧上的鸟立山上的符号文字十分相似:



在中国的巫术观念里,山是沟通天地与神人之间的阶梯。立在山上的鸟自然是天上之帝或人间之王的象征。由此看来,埃及早期文字符号与中国良渚文化文字符号用以表达神权、王权的思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是王宫与神山的区别而已。

    然而,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埃及古文字的功能逐渐由为宗教、政治服务转化为向商业贸易服务,文字从神坛上走下来,迈向世俗账务。这种文字为物质财产服务的特点,在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的进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据紫尔德《远古文化史》和《城市革命》两书介绍,在古埃及和苏美尔,随着牛羊群和土地、粮食的增多,祭司们开始创造更多的象形文字来记录各种财产及其来往账目。

    值得注意的是,苏美尔文字的发明一开始就是为了记账的需要。早在新石器时代,苏美尔人就开始创造了象形图 文字。考古材料表明,苏美尔人开始发明一些种类不多的小型陶质信物。信物的大小和形状的不同代表了不同数量的不同商品。这样,简单的交易记录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手段进行并保存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在这些陶质信物上刻画上符号。再后来,这些符号又刻在泥板上。考古工作者在布拉克遗址里发现了两块最早的泥板,泥板上的刻画符号记录的仍是商品交易。布拉克遗址属于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o一前3100),这是苏美尔文明的初曙时期。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符号或泥板符号,百分之八十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在紧接乌鲁克文化期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公元前3l0o一前2800),这种陶器上的画图文字发展成在泥板上书写的表意文字。即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杆(或骨样、木棒)当笔,刻在泥板上,落笔之后自然形成楔形,故称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由原来的陶器图画符号简化为以线条组织的表意文字,这比埃及象形文字书写起来更为简便。学者们认为,苏美尔文字之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可能与苏美尔文字一开始就用于记录经济账目等实用目的有密切关系。苏美尔楔形文字因其简便易行而对西亚许多民族的文字产生了直接影响。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
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等都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而发展为其自己的文字。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由于楔形文字的影响而使得西亚文明形成了其显明的共同特色。

    这样,中国文字祭祀功能与埃及、苏美尔的记账功能,就构成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又一种表征。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最近在中国与近东两地的研究都显示出来,文字的古老形式与萌芽形式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但在近东,它们那时用作算账之用,而在中国则用来指明等级所属。中国古代文献上许多经济资料都是在与宗教仪式和政治资料有关的情形下偶然记录下来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

        中国文字的祭祀功能在氏族社会晚期的陶器、玉器上形成,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又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得到进一步体现。中国文字这种功能上的连续性特点,恰好为侯外庐、张光直等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文明起源发展路径的连续性特点(或称维新式特点)提供了最具体的证据。而埃及文字,在史前以及文明初期表现为以祭祀功能为主,而当文明进一步演进之后,则转变为以记账功能为主。这种文字功能的显明变化又为西方文明起源的突破性路径(或称革命式特点)提供了证据。产生这两种文字发展不同规律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从史前到文明时代,始终以神人沟通的巫术观念作为社会统治与财富分配的基础,而埃及则在史前到文明起源阶段以神的世界为统治基础,而在文明发展兴盛阶段则以生产技术的革命和商业贸易的输入为上层统治的基础。苏美尔文字从早期陶器上的图画文字到后来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一直以记账为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直以商品交易为基础。这一点正好为埃及文字的演变提供了参照佐证。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沙发
发表于 2013-7-10 16:05:01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後由 Haes 於 2013-7-10 16:20 編輯

我居然看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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