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集简介

邪钰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

101、《石湖诗集》
　　南宋诗人范成大著。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人。范成大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初授户曹，又任监和剂局、处州知府，以起居，假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朝，为改变接纳金国诏书礼仪和索取河南“陵寝”地事，慷慨抗节，不畏强暴，几近被杀，不辱使命而归，并写成使金日记《揽辔录》。后历任静江、咸都、建康等地行政长官。淳熙时，官至参知政事，因与孝宗意见相左，两个月即去职。晚年隐居故乡石湖。卒谥文穆。《宋史》卷三八六有传。
　　范成大的诗歌创作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使金途中所写的七十二首绝句，如《青远店》、《州桥》、《双庙》等，反映了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爱国情感激昂悲壮。其《催租行》、《后催租行》、《缫丝行》、《劳畲耕》等揭露封建剥削的残酷，表现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他晚年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描绘了农村景物、风俗人情和农民生活，风格清新明快，优美流畅，富有韵味，有民歌之特色，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这类诗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词作情长意深，前期作品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末年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到清初影响更大，当时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
　　有《石湖居士诗集》34卷、《石湖词》1卷。今人富寿荪点校的《范石湖集》，以清顾嗣立刻本为底本，用《疆村丛书》本和《全宋词》校勘，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中华书局1980年再版时又作修订，是较好的版本。《石湖诗集》有清人沈钦韩《范石湖诗集注》；石湖词有“知不足斋”本和《疆村丛书》本。今人湛之（傅璇琮）辑有《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2、《诚斋集》
　　南宋诗人杨万里著。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人（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洴塘村）。南宋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初授赣州司户参军，永州零陵县丞。历任隆兴府奉新知县、国子博士、侍讲、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将作少监、知常州、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中、太子侍读、秘书监等。反对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改知赣州，不赴，辞官归家，闲居乡里十五年之久。宁宗嘉泰三年（1203）诏进宝谟阁直学士，召赴京，坚辞不往。闲居期间，仍以国事为念。闻韩侂胄草草。痛哭失声，不食而死。临死前索纸笔书“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唯有孤愤”，笔落而逝。卒赠光禄大夫，谥“文节”。
　　杨万里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今存诗作4200余首，不少抒发爱国情思之作。其《初入淮河四绝句》、《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抚今追昔，即景抒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高。也写过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如《竹枝歌》七首写纤夫雨夜行船，《圩丁词十解》写筑堤圩丁，以及《插秧歌》、《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同情。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50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舟过谢潭》、《题湘中馆》等。所著《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所作赋，以《浯溪赋》、《海赋》为有名。所作词今存仅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又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以史证《易》，为经学家非议。
　　著《诚斋集》133卷（包括10种诗集及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本；《杨文节公诗集》42卷，有乾隆间刻本；《诚斋易传》20卷，有曝书亭影宋本；《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今有辛更儒箋校《杨万里诗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版。书稿主要分校勘和笺证两部分，以艺风堂抄宋本为底本，四库本、汲古阁本为校本，参校《荆溪集》等宋刻诗集本，较为精审。
103、《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著。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20岁时与唐琬结婚，后被其母强行拆散。这种感情伤痛终其一生，为此写下《钗头凤》《沈园》等名作。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1153）赴临安应试进士，取为第一，而秦桧孙秦埙居其次，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二十四年（公元1154）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再次将陆游排在秦埙之前，竟被秦桧除名。二十八年（公元1158），秦桧已死，陆游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三十二年（公元1162），孝宗即位，以陆游善词章，熟悉典故，赐其进士出身。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通判、安抚使、参议官、知州等职。淳熙二年（公元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公元1178），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六年（公元1179）秋，陆游从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改任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淳熙七年（1180）因私拨义仓粮赈济灾区，以“擅权”罪名被罢职，在家闲居6年。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春，以朝请大夫知严州，后任军器少监、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由于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
　　陆游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个文集存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诗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少年到中年（46岁），时期最长但留存作品最少，约200首，因陆游将自己早期“但欲工藻绘”的作品删除淘汰的关系。第二期为46～54岁，诗约2400多首。此时期因深入军旅生活，诗风变为豪放壮阔，爱国思想也更加提升。此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成熟和丰富，奠定了他作为一代文宗的崇高地位。第三期为蛰居家乡到逝世，现存诗6500首。数量之所以较多是由于他晚年未暇淘汰的缘故。此时期与农民接触较多，再加上宦海沉浮饱经忧患，并且其年事已高，因此风格转为清旷淡远的田园风格和苍凉的人生感慨。即使诗风前后经历三变，但爱国情感却始终如一，这是他诗歌的最大特色与传颂千古的原因。代表作有《关山月》《书愤》、《游西山村》、《示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
　　陆游亦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现存词共有130首。风格多样并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如有名的“钗头凤”即属此类。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双头莲”“华鬓星星”等，或苍远，或寓意深刻，这类词又和苏轼比较接近。但是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还是他的那些写得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如“汉宫春”“箭箭雕弓”、“春”“壮岁从戎”、“诉衷情”“当年万里侯”、“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等，都是著一片报国热忱的雄健之作。这类词与辛弃疾比较接近。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比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等。
　　《渭南文集》为陆游自编词文集，共五十卷，分为文集四十二卷，《入蜀记》六卷，词二卷。陆游曾封渭南县伯，故集名《渭南文集》。文集虽已编就，却未付诸剞劂。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游幼子遹知溧阳县，始刻《渭南文集》五十卷于学宫。另有明汲古阁刻本。
　　《剑南诗稿》有宋淳熙十四年刊本十卷；另有明汲古阁刻本。今人钱仲联校注的《剑南诗稿校注》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较为完善。
　　明毛晋刻有《放翁词》1卷；双照楼影宋本《渭南词》2卷。
　　《陆放翁全集》有四部备要本，其中包括《剑南诗稿》85卷《渭南文集》50卷，《放翁逸稿》2卷，《南唐书》18卷，《老学庵笔记》80卷1976年中华书局合编为《陆游集》。
104、《水心文集》
　　南宋叶适著。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学者称水心先生，浙江瑞安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第二名（榜眼）。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南宋大臣韩侂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金兵退，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后因依附韩侂胄被弹劾夺职。卒谥忠定。
　　叶适是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并列为南宋时期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反对空谈性理，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主张提高商人地位，观点与朱熹、陆九渊对立。在诗文创作上，继承韩愈”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归愚翁文集序》）。其文雄赡，才气奔逸，尤以碑版之作简质厚重而著名当世。诗歌上他不满江西诗派奇拗生硬和”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而倾向于晚唐，尤其尊崇姚合、贾岛的流利清淡。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友善，曾刊印他们的诗集，并极力推崇。他的诗作“用工苦而造境生”，“艳出于冷，故不腻，淡生于炼，故不枯”（《宋诗钞·水心诗钞》）。所作不限于五律，多五七言古，题材大于”四灵诗派”。
　　著有《水心先生文集》29卷，由门人赵汝谠编次刊行，光绪八年孙衣言校正重刊本；《永嘉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别集》16卷，同治九年李春和刊本；《四库全书》本。1961年中华书局将《文集》、《别集》合编并加校点，为新版《叶适集》。另有《习学记言》50卷，有敬乡楼丛书本。
105、《龙川文集》
　　南宋陈亮著。陈亮（1143～1194）字同甫，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号龙川，人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年少聪颖，博览群书，纵论古今，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淳熙五年（1178）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光宗绍熙四年（1193）策进士，擢为第一，授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到任而卒。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存词70余首。
　　陈亮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的政论文、史论，如《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酌古论》等，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其哲学论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永康学派的代表。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为“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还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所作文章，说理透辟，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自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甲辰答朱元晦书》）。
　　陈亮有词74首。他的爱国词作能结合政治议论，自抒胸臆，曾自言其词作“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如《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念奴娇·登多景楼、《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等，其爱国愤世之情，慷慨激烈，气势磅礴，与辛弃疾词风相近似。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所作除爱国豪壮之词外，亦有艳丽、闲适、应酬和投赠、祝寿之作，大都无甚新意，但“不作一妖语、媚语”（毛晋《龙川词跋》）。
　　《龙川文集》由其子辑成，叶适作序。全书共40卷，今存30卷，内容分为疏、策、论、表、书、启、诗、词、记、序等。今传本有明成化、万历、崇祯刻本、清同治八年应宝时本、清光绪湖北崇文书局本、《四部备要》排印本，均为30卷。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陈亮集》。
106、《后村大全集》
　　南宋诗人刘克庄著。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师事真德秀。宁宗嘉定二年（1209）补将仕郎，调靖安簿，始更今名。江淮制置使李珏任为沿江制司准遣，随即知建阳县。因咏《落梅》诗得罪朝廷，闲废十年。后通判潮州，改吉州。理宗端平二年（1235）授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郎官，被免。后出知漳州，改袁州。淳祐三年（1243）授右侍郎官，再次被免。六年（1246），理宗以其”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同进士出身，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景定三年（1262）授权工部尚书，升兼侍读。五年（1264）因眼疾离职。度宗咸淳四年（1268）特授龙图阁学士。第二年去世，谥文定。他晚年趋奉贾似道。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但他也曾仗义执言，抨击时弊，弹劾权臣。
　　刘克庄是南宋著名诗江湖派人和辛派词人，也是著名诗论家。在江湖诗人中年寿最长，官位最高，成就也最大。刘克庄早年与四灵派翁卷、赵师秀等人交往，诗歌创作受他们影响，学晚唐，刻琢精丽与江湖派戴复古、敖陶孙等也有交往，他的《南岳稿》曾被陈起刻入《江湖诗集》。但他后来不满于永嘉四灵的“寒俭刻削”之态，也厌倦了江湖派的肤廓浮滥，而致力于独辟蹊径，以诗讴歌现实。所以他的诗终于摆脱了四灵的影响，成就也在其他江湖诗人之上。晚年的不少诗活泼跳脱，就深得杨万里”诚斋体”的旨趣。可是他学陆游不免才力不逮，学诚斋又不免流于质俚浅露，因而其诗瑕瑜互见。他的《后村诗话》和一些论诗文字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诗歌见
　　刘克庄论词，推崇辛弃疾、陆游，对辛弃疾评价尤高。他的词亦以爱国思想内容与豪放的艺术风格见称于时，在辛派词人“三刘”（刘克庄、刘过、刘辰翁）中成就最大。其散文创作纪昀等人认为“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四库全书总目》），而在当时则以表制诰启见称（林希逸《后村先生行状》）。
　　刘克庄生前曾自编文集，嘱林希逸为序，继有后、续、新三集，其季子山甫汇为《大全集》200卷。《四部丛刊》收《后村先生大全集》196卷，系影印抄本。词集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1卷；《疆村丛书》本《后村长短句》5卷；今人钱仲联有《后村词笺注》4卷。
107、《石屏诗集》
　　南宋诗人戴复古著。戴复古（1167～?）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字式之，常居南塘石屏山，故自号石屏、石屏樵隐。天台黄岩（今属浙江台州）人。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隐居，卒年八十余。
　　戴复古是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曾从陆游学诗，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部分作品抒发爱国思想，反映人民疾苦，具有现实意义。作为江湖诗人，戴复古作诗以苦吟求工，带有四灵余习，然能在盛唐名家中转益多师而自辟蹊径。像四灵一样，戴复古将创作精力放在了五律上，其《石屏诗集》中五律的数量占了一半。与四灵的五律多咏景物不同，他的五律多写人情世事，大多采取白描手法，清健轻快，无斧凿痕。
　　其词格调高朗，文笔俊爽，清健轻捷，工整自然。“往往作豪放语，锦丽是其本色。”代表作有《柳梢青》、《洞仙歌》、《木兰花慢》等
　　《石屏小集》为戴复古自定付梓，收诗千首，淳祐二、三年（1242年、1243年）包恢、吴子良作序。此后直到去世，还有诗，编为第五稿。到了元代，戴复古裔孙子英重刊《石屏诗集》，至正十八年（1358年）贡师泰作序。今已经失传。明初编成的《永乐大典》、《诗渊》录戴复古诗词，并标明出处，计有《戴石屏诗集》、《戴石屏集》、《石屏集稿》、《石屏集》等。这些诗集曾流传于宋元间，也已散失。明弘治年间，由马金据所得写本与戴氏家藏《石屏小集》、《石屏续集》、《石屏后集》、第四稿下卷、第五稿上下卷及戴镛所得律诗数十首，校勘编次而成《石屏诗集》，弘治十年（1497年）谢铎作序，马金、戴镛题跋。这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戴复古诗词集
　　今人则有金芝山点校《戴复古诗集》、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全宋诗·戴复古诗》，均以弘治本为底本，都有校勘，略有钞补。温岭市文联戴复古研究会编校《戴复古全集》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在此基础上增补弘治本未收的戴复古诗63首，词19首。
108、《文山集》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著。文天祥（1236～1283年），初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年）中状元后再改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又号浮休道人，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知瑞州、军器监、崇政殿说书、湖南提刑、赣州知州等职。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军20万人由元丞相伯颜统领，分两路进攻南宋。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响应《哀痛诏》，召集兵马，起兵勤王。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出使元军营垒谈判，被扣留。不久在镇江脱身、历经艰险，辗转至通州，由海路南下，在福建与陆秀夫、张世杰等坚持抗元。端宗景炎三年（1278）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元军俘获。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生平事迹被后世称许，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宋末三杰”。
　　文天祥诗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元兵攻破临安，俘虏恭帝前为前期。这个时段的240多首诗作大都为草率平庸的应酬之作，偶有感时、抒怀佳作，如《题碧落堂》；国破家亡到兵败被俘、从容就义为后期。主要咏歌坎坷身世和坚持民族气节，这正是文天祥诗歌价值之所在。代表作有《过伶仃洋》、《正气歌》、《金陵驿》等。
　　元代元贞、大德年间，其乡人访搜遗作，编为《文山集》前集30卷，后集7卷，世称道体堂刻本，明初散佚。尹凤岐从内阁得之，重加编次，为诗文17卷。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刻本《文山先生全集》，是文天祥全集最早刻本，另有清雍正三年文天祥十四世孙家刻本，与鄢懋卿刻本卷数、编次皆不同。今日常见的有《四库全书》21卷本以及明万历三年庐陵胡应皋刻本《文山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合《集杜诗》、《附录》共20卷。商务印书馆《文山先生全集》1936年版亦据此排印。
109、《叠山集》
　　宋末谢枋得著。谢枋得（1226～1289）南宋文学家。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人。其伯父谢徽明抗元战死，其父应琇因忤贵官被冤枉死，枋得由母亲桂氏抚养成人。宝祐四年（1256）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次年复试教官，中兼经科。又应吴潜征辟，组织民兵抗元。同年任考官，性好直言，因得罪贾似道而遭黜斥，咸淳三年（1267）赦还。德祐元年（1275），以江东提刑、江西诏谕使知信州。元兵犯境，战败城陷，隐遁于建宁唐石山中，后流寓建阳，以卖卜教书度日。宋亡，寓居闽中。元朝屡召出仕，坚辞不应，福建参政魏天祐强之北行至大都（今北京），居大都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坚贞不屈，绝食而死。门人私谥文节。
　　谢枋得为文推尊欧、苏，认为“欧苏起遐方僻壤，以古道自任，发为词华，经天纬地，天下学士皆知所宗”。对宋末文风颇表不满，以振兴斯文自任。他的散文格调高奇，很有气势。《上丞相留忠斋书》写得慷慨愤激，义正词严；《送史县尹朝京序》。则有见解有感情，于唐宋赠序文中，颇具特色。还有《宋辛稼轩先生墓记》记辛弃疾垂殁之语，以为其”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高度评价辛弃疾的爱国精神，也正反映了他自己的节操。
　　谢枋得存诗数量不多，但忠君爱国思想却很突出，伤时感旧，沉痛苍凉。诗风朴素端正，总体质量不高有时也饶有韵致，如《武夷山中》、《初到建宁赋诗一首》等。
　　所著《叠山集》16卷，凡诗3卷，文12卷。末卷为行实、本传等附录。明代刘隽刻本较为完备。《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刊本。他评点的《文章轨范》，以文章类别编选文章，是南宋一部重要的评注选本，被誉为集合宋人评点学之大成。
110、《晞发集》
　　宋末谢翱著。谢翱（1249～1295）字皋羽，一字皋父，号宋累，又号晞发子，原籍长溪（今福建霞浦县）人。度宗咸淳间应进士举，不第。景炎元年（1276）七月，文天祥起兵，他率乡兵数百人投效，署谘议参军。、文天祥兵败，脱身避地浙东，往来于永嘉、括苍、鄞、越、婺、睦州等地，与方凤、吴思齐、邓牧等结月泉吟社。元成宗元贞元年病逝于杭州。
　　谢翱创作以诗为主，约二百余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抒发自己不甘向元朝统治者屈服，决心抗争到底的壮志和操守，悼念抗元中的死难烈士，如《结客行》、《过杭州旧宫》、《西台哭所思》等。有些咏物诗如《虞美人草词》，也往往托物咏志，抒发胸中的愤懑。其古体喜用奇特想象、色彩浓烈辞藻和富有象征性的语言来描写景物、抒发情感、渲染气氛，受李贺、楚辞影响较为明显。近体诗学孟郊、贾岛，形成一种“寒”、“瘦”诗风。但音律和谐、辞采清丽。亦可看出李贺的影响。被誉为“南宋翘楚”、“宋末诗人之冠”。谢翱散文成就不及诗歌，但在宋末文坛也有一定的地位，有名的如《登西台恸哭记》、《小炉峰三瀑记》等。被黄宗羲赞扬为天地间的“至文”。他的诗文，在清初和清末的反清斗争中曾产生过积极影响。
　　谢翱一生辛勤笔耕，创作丰富。可惜由于位卑以及年代久远等原因，许多作品已散佚。今存《晞发集》16卷。凡诗文10卷，遗集等6卷。此集旧本残缺，明代以来刻本多芜杂，惟清代平湖陆大业所编较有条理。
111、《霁山集》
　　宋末林景熙著。（1242～1310）字德阳，一作德旸，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泉州教官，历礼部架阁，转从政郎。宋亡不仕，隐居乡间教书，往来吴越间20余年，因而名重一时，学者称“霁山先生”。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元朝XiZang僧人杨琏真伽挖掘时，林景熙收拾宋帝遗骨，葬于兰亭，植冬青树为标志，并作《冬青花》和《梦中四首》以抒忠愤。元武宗至大三年病卒于家。
　　林景熙论诗主张“诗文归一”、”根于性情”。其诗多哀国怀旧之情，表露作者要为故国复兴而奋斗到底的决心，如《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阅之有感》、《读文山集》、《枯树》等。晚年漫游吴越，写了不少纪游诗。诗中往往寄托深沉的故国之思，很少流连光景之作，如《游九锁山·天柱峰》、《西湖》等。大都意绪悲凉、沉郁苍劲，喜用比兴寄托手法。杂文也和诗一样，喜欢托物言志，如《蜃说》、《汤婆传》等。
　　所著有《白石稿》十卷，皆杂文；《白石樵唱》六卷，皆诗作。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昆山章祖程为其诗作笺注，传本仅存，而文集遂散失。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吕洪在章笺注本基础上收集遗文，编成《霁山先生集》5卷，其中卷首1卷，拾遗1卷。今有知不足斋丛书本。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本《霁山集》，其中《白石樵唱》三卷，收诗三百余首；文集《白石稿》二卷，收文约四十篇。
112、《湖山类稿水云集》
　　宋末汪元量著。汪元量（1241～1317年后）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或稍后，以词章给事宫廷，不久为宫廷琴师。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元兵入杭州，俘恭帝、皇太后全氏、太皇太后谢氏先后赴大都，汪元量随谢氏北行。文天祥兵败被执，囚于大都，汪元量曾屡至囚所探视。文天祥为汪元量集杜甫诗句，成《胡笳十八拍》，并为元量作品作序。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元量即以黄冠道人的身份南归，至元二十六年抵杭。不久，他再次入湘、川，最后不知所终。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汪元量诗歌称之为”宋亡之诗史”。代表作为《湖州歌》98首，《醉歌》10首，《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时半壁河山遭受蹂躏的惨象，北上沿途的所历所感、所见所闻，景真情挚，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
　　著有《湖山类稿》5卷。前4卷为诗，约200首；第5卷为词，约30首。又有《水云集》1卷，收诗250多首，宋人刘辰翁选，清代乾隆年间鲍廷博刻本。《四库全书》即以鲍氏二本著录。今人孔凡礼自明代抄本《诗渊》及《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得汪森本未收诗约100首，词20多首，与汪氏二本合为一编，题为《增订湖山类稿》，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113、《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金代赵秉文著。赵秉文（1159～1232），金末元初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字周臣，号闲闲老人。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预乡试。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进士。明昌六年（1195）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兴定元年（1217）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晚年逢金朝衰乱，以禅学求慰藉。正大九年（1232）五月，病死。历仕五帝，官六卿。《金史·本传》称之为“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朝廷中的诏书、册文、表以及与宋、夏两国的国书等多出其手。他所草拟的《开兴改元诏》，当时闾巷间皆能传诵。
　　赵秉文是金代书法家﹑文学家。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党怀英逝世后，便成为文坛盟主。前后主文坛四十年之久，成为金朝末期“文士领袖”。他主要活动与蒙古崛起。金室衰微之际，在倡导和推动金代后期文风转变方面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其诗效法李、杜。诗作多描写自然景物，但并未忘怀世事，代表作有《济源四绝》、《从军行送田琢器之》等。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散文往往处于经义明理之说，重在达意，不事雕琢；又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宛若行云流水，不以绳墨自拘，代表作有适安堂记》、《涌云楼记》等。赋作亦有可观，《海青赋》、《游西园赋》等均称佳作。
　　论著有《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且兼善书画。金人刘祁称他“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
　　文学创作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凡诗9卷，文11卷。有《畿辅丛书》本，《四部丛刊》影汲古阁抄本。
114、《滹南遗老集》
　　金代王若虚著。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间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天兴二年（1233），金军马都元帅崔立以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降蒙古军，召他与元好问等撰功德碑。元好问拟就碑文后，他参预了删定。金亡不仕，北归乡里。1243年三月，东游泰山时病逝。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他颇有政治才能﹐然而由于多年居于闲散的位置上﹐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为人滑稽多智﹐而能雅重自持﹐谋事详审。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王若虚的文学理论﹐论文主张辞达理顺，论诗提倡晓畅自然的风格，主张写“哀乐之真”，反对模拟雕琢，推崇白居易、苏轼。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其《滹南诗话》﹑《文辨》等著述中。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其诗文创作亦颇为可观，与其诗文主张保持一致：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以白居易为法﹐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的时候曾经指出：“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刘祁《归潜志》卷十）。
　　王若虚著作均收于《滹南遗老集》。此书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记辨惑》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辨惑》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其学术论著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以及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文辨》﹑《诗话》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到终﹐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见解。
　　《滹南遗老集》45卷﹐续1卷﹐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丛书集成》本。《滹南诗话》3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霍松林等校点本。
115、《遗山集》
　　金代元好问著。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七岁能诗，世人目为神童。受业与高士郝天挺，其人品学问影响元好问终生。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登进士第，历任内乡令、南阳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开始遗民生活。编纂金诗总集《中州集》和史学著作《壬辰杂编》。后辗转返回故乡忻州，往返齐鲁燕赵魏晋间，致力收集金君臣遗言往事，准备编纂《金史》卒于获鹿（在今河北省）寓舍。
　　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又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现存诗一千三百八十余首。奇崛而绝雕琢，巧缛而不绮丽，形成河汾诗派。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在这类诗篇中，诗人思念故乡，伤痛战乱，诗风质朴无华，苍茫深沉，与金室南渡前诗坛作意出奇、斗靡夸多的形式主义诗风形成强烈的反差，被当时的文坛领袖赵秉文称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与赵秉文在金室南渡后在诗坛起衰救弊、标举风雅努力不谋而合，形成一种同气相求、上下呼应的局面，为金代后期诗歌的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金亡前后元好问反映国家黍离之悲的诗作，如《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等，把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一腔幽愤化为慷慨悲歌，把他的诗歌艺术推向新的高峰，堪称一代诗史。
　　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清雄顿挫、闲婉浏亮，有刚柔相济和豪婉兼备特点，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文自然流畅、格气苍老，勘接欧、苏正轨；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其诗论《论诗三十首》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笔记小说集《续夷坚志》，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
　　元好问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遗山集》40卷，凡诗14卷，文26卷，有明弘治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本；清光绪年间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收诗文40卷，、小说《续夷坚志》各4卷，清施国祁、翁方纲、凌廷堪三家所作年谱三种，以及补载、遗诗等。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据此刊印《元好问全集》；
　　诗集单刻本有明汲古阁本，清康熙本。笺注本有清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14卷，年谱1卷，附录、补载1卷，注释较为详细，有道光年间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此重新排印；词集有《遗山乐府》5卷，有明吴呐《百家词》本，《疆村丛书》，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收集元好问词最为完备。另外《中州集》中亦收《中州乐府》一卷。

邪钰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


116、《湛然居士集》

　　元代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族，金皇族后裔，曾为金宣宗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成吉思汗攻占中都，被录用为近臣，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窝阔台汗继位后任中书令（宰相）。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30年，多有襄助之功。后脱列哥那称制时，因屡弹劾皇后宠信之奥都剌合蛮，渐被排挤。公元1244年的5月14日，悲愤而死。

　　耶律楚材是杰出政治家，在戎马倥惚中不废翰墨，在扈从西征的征途上创作了大量的篇什。任中书令后，在经国之暇，亦“惟以吟咏”。现存诗600多首，相对而言，近体胜于古体，如《过济源登裴公亭》“风回一镜揉兰浅，雨过千峰泼黛浓”，很有神韵。其描写边塞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的诗作，如《西域河中十咏》、《过夏国新安县》、《阴山》等更有特色，像一幅幅风俗画。诗风雄奇豪壮。一些回顾金朝往事或慨叹朝廷政治倾扎诗篇则深沉悲凉，如《和张敏之》等。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今观其诗语，皆本色，惟意所知，不以研炼为工。”清顾嗣立《元诗史》称之为“一代词臣”。

　　《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最早编成于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共9卷；由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湛然居士文集的前9卷，后人又补辑了公元1233～1236年的作品，是为本书的后5卷。其中诗12卷，文2卷。商务印书馆1937有排印本；其子耶律铸《双溪醉隐集》今存6卷。研究类论文有：李慎仪《耶律楚材评传》史学月刊1981年04期；杨树森《论耶律楚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03期；钟兴麒《西行万里亦良图——简评耶律楚材及其边塞诗》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02期；余三乐《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前线1984年02期。

117、《牧庵集》

　　元代姚燧著。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三岁丧父，由伯父姚枢抚养成人，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姚燧18岁受学于徐衡。徐衡后来任国子祭酒，遂召姚燧入京，至元12年（1275）推荐任秦王（忽必烈第三子）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学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大德十一年（1307）冬，起用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实录》终于修成，不久，姚燧得告南归。皇庆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76岁，谥之“文”。

　　姚燧为元代前期代表诗人，与虞集并称。为人视野开阔，四书五经，韩柳欧苏，史传百家，他都潜心研习。刻苦的学习，广泛的阅历，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姚燧以散文创作著称，这些创作大致可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总体特征是讲究文章气势的刚劲雄豪。所作碑志甚多，大都为歌颂应酬之作；序记文则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更富有文学性。如《卢威仲文集序》语言古奥而简洁，气势刚劲而雄豪，确实代表了他这方面的风格。但其著名传记文《太华真隐褚君传》却写得质朴平易。《序牡丹》则写得颇有情趣。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称赞姚燧散文“雄刚古邃”，尊他为“皇元”第一人。

　　诗歌今存有147首，既有古诗也有律诗，尤以古诗成就为高。受到韩愈的影响，如《清明日陪诗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写得颇有气势；《京师病中》六首则写得感情浓郁，深挚委婉，是元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存词有47阙，词风偏于豪放。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韵》曾把他的〔普天乐〕《别友》作为“定格”之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姚燧散曲内容主要写男女风情，风格以风流蕴藉为主，反映着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可以其一组〔越调〕《凭阑人》小令为代表，语言浅白，笔致流畅，富有情趣。最为人熟悉的小令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姚燧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元刊本已佚。今存《牧庵集》36卷，系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较元刊本篇目为少。刘致还编有姚燧年谱。

　　2010年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姚燧集》。

118、《道园学古录》

　　元代虞集著。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邵庵，又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南宋名相虞允文五世孙。少受家学，尝从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吴澄游。成宗大德初，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仁宗时，迁集贤修撰，泰定时升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即位，除奎章阁侍书学士，任元朝国修政书《经世大典》总裁官并修国史。惠宗即位，谢病回乡，至正八年卒。

　　虞集是元代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南人名臣。元中后期朝廷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在议政、教育以及论文、释经等方面，也皆有独到之处。在诗歌方面，其与杨载、范梈、揭傒斯称为“元诗四大家”，并被时人推为四家之首。虞集诗歌内容多为叹老嗟卑和归隐田园之思，这可能与他在朝受排挤打击有关。但由于受“舒迟而淡泊”审美观决定。诗歌缺少广阔的社会内容，风格清和淡远，声律圆熟，一派承平气象，如《无题》《闻机杼》《腊日偶题》《听雨》等，表现一种朦胧的境界，雅淡的画面，给人一种安详幽静印象。明代李东阳很欣赏这种“藏锋敛锷”“如珠之走盘”的诗风；清代王士祯在元代诗人中首推虞集。虞集的词作今存20几首，大都叙述个人闲愁情思，缺乏社会生活内容，景物描写亦平平无特色，惟〔风入松〕中“杏花春雨江南”可谓神来之笔。

　　虞集的散文与黄溍、柳贯、揭傒斯称为“元四杰”。多数为官场应酬文字，宗庙朝廷的典册，公侯大夫的碑铭。但也有一些书信传记文章，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性情。如《答刘桂隐书》、《友松记》等。有些墓志铭文也能写出人物形象和性格，如《张隐君墓志铭》。风格受宋文影响很深。

　　虞集传世著述数量甚为庞大，流传最广的是《道园学古录》，又有《道园类稿》，其中部分内容为《道园学古录》所无。元刊本还有《道园遗稿》、《翰林珠玉》、《伯生诗后》等多种。《道园学古录》为其门人所编，通行本50卷，内收诗词文作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王颋点校《虞集全集》。

119、《揭文安公全集》

　　元代揭傒斯著。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号贞文，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幼时家贫而读书刻苦，大德年间出游湘汉。延佑初年（1314）由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官奎章阁授经郎、迁翰林待制，拜集贤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阶中奉大夫，封豫章郡公，修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辽史》成，得寒疾卒于史馆，谥文安。

　　揭傒斯是元代一大才子，元代后期代表作家之一，与虞集、杨载、范梈共称“元诗四大家”。与其他三家相比，其诗歌内容要丰富得多。像《临川女》、《长风沙夜泊》、《去妇词》等皆寄寓民生哀痛，一，诗风“典雅而敦实”，明显受杜甫、岑参和元结的影响。虞集称其“如美女簪花”。有的还富有民歌风味，如《杨柳青谣》。揭傒斯尤其擅长五言短古，现存30多首，如《题风烟雪月四梅图》等。显得余韵悠长。

　　揭傒斯又与虞集、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为文简洁严整，朝廷典册，多出其手。如《浮云道院记》、《胡氏园趣亭记》，反映出一种封建时代文人的闲适情趣。欧阳玄《豫章揭公墓志铭》说，揭傒斯“文章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

　　《千顷堂书目》载有《揭文安公集》五十卷，明初已缺十三卷。尚存古代全集本有三种：《四库全书》本（十四卷）、《四部丛刊》本（十四卷，又补遗诗一卷）、《豫章丛书》本（十八卷）。198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120、《雁门集》

　　元代萨都剌著。萨都剌（约1272～1355），字天锡，号直斋。回族（一说蒙古族）。其先世为西域人，出生于雁门（今山西代县）。萨都剌出身将门，但家道中落，曾以经商侍亲。泰定帝四年（1327）进士。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秩满入翰林国史院，累迁江南行台侍御史，左迁淮西北道经历，晚年致仕，寓居杭州。以战乱曾避走绍兴、安庆等地，不知所终。

　　萨都剌是元代后期著名诗人。善绘画，精书法，尤善楷书。有虎卧龙跳之才，人称燕门才子。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留下了将近八百首诗词。前人评论萨都剌诗，往往着眼于《宫词》和《竹枝词》，他的这类诗作成就最高。但一些山水诗，如《夜发龙潭》、《兰溪舟中》等；一些怀古伤今，诉述个人和社会不平的诗作，如《枯荷》、《夜坐》等也堪称佳作。在《醉歌行》中他说：“嗟余识字事转多，家口相煎百忧集。乃知聪明能误身，不如愚鲁全天真。百年简宪曾何畏，一日礼法能杀人。”更是激愤之词。总的来说，其古体有雄浑之气，律诗偏于沉郁，绝句趋向清丽，受李贺、李商隐影响很大。

　　词作《满江红·金陵怀古》尤为脍炙人口。

　　《雁门集》最早刊印是元至正年间的八卷本，今已失传，现存版本以清嘉庆十二年萨龙光刻十四卷本，收辑较为完备，上海古籍出版社八二年出版了殷孟伦、朱广祁校点的《雁门集》。

121、《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

　　元代杨维桢著。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泰定帝四年（1327）进士，署天台县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十年不调。后调浙江省四务提举，转建德路总管推官再调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时，因兵乱未到任，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召他修礼乐书，也往而不留，说“岂有八十老妇人，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耶”。被放还，洪武三年卒。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论和诗作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律诗而倡导古乐府的倾向。创作中除古乐府《鸿门会》等得意之作外，竹枝词、宫词、香奁诗也很有名。诗风眈嗜瑰奇，沉沦绮藻，像李贺一样缺少思理而多跳跃，是元人中学李贺长吉体学得最好的。因其乐府诗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奇想联翩，曾被人讥为“文妖”。

　　据宋濂所作墓志铭所载，杨维桢诗文和其他著作共500多卷，今多散失。现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行世。今人邹志方点校《杨维桢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邪钰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


122、《宋文宪集》

　　明代宋濂著。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元末明初文学家。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敏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溍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四年因献诗“自古戒禽荒”一语激怒朱元璋致祸，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后谥文宪。

　　宋濂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宋濂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取法唐宋，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则以简洁生动笔调，描绘出奇妙的意境；抒情则意趣盎然、情景交融。代表作有《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等。

　　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又名《诸子辩》）、《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清代严荣有辑刊本《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校勘收录，都较完备。

123、《诚意伯文集》

　　明代刘基著。刘基（1311～1375）字伯温，谥曰文成，温州文成县南田人（旧属青田县），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封诚意伯，又称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被追赠太师，谥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时年二十三岁。中举后在家闲居3年。至元二年（1336年）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后辞官返回青田故乡。至正三年（1343），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至正二十年（1360），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他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朱元璋授命为他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并封为诚意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其散文，《明史》本传称其“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列为一代文宗”，他也曾自谓：“文章宋濂第一，我第二，王煒第三”。其散文以托喻刺世界的小品最为出色。文笔犀利，比喻生动，构思巧妙，从形象所具的特征中，很自然地启发人们的联想，对现实批判尖锐深刻。如《卖柑者言》就是如此。写景状物之文则在叙事描景之中寄寓人生理想，文字简练，比喻生动，艺术表现力很强，如《松风阁记》。

　　诗的成就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新题乐府《北风行》、《筑城词》体现民生关怀，以古朴、雄放见长，歌行体《二鬼》雄奇宏丽，浪漫奇妙，构思上与屈原《离骚》相似。刘基的五古成就较高，代表作有《感怀三十一首》、《杂诗四十一首》，客观地反映了元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律诗的成就不如古体，但也有意象雄浑、构思严谨、格调深沉含蓄之作，如《古戍》。

　　刘基著作有《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经》等，后人合编《诚意伯文集》20卷。今有《诚意伯文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林家骊点校本《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24、《高太史大全集》

　　明代高启著。高启（1336～1373），字季迪，号槎轩，平江路（明改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唐初四杰”，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硕卿，时高启年仅16岁，他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故自号青丘子，洪武初，以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受命教授诸王。他厌倦朝政，不羡功名利禄。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提升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苏州知府魏观在元末称王的张士诚宫址改修府治，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获罪被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其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年三十九。

　　高启是明初诗人中创作最丰富、成就最高的作家。与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其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晋唐各代，师古之后成家，认为要“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独庵集序》）。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改变了元末以来缛丽不实的诗风，但惜死于盛年，尚未能够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高启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高启的诗，众体兼备，而受李白的影响最为显著。他才气纵横，笔力豪健却不露锋芒；辞句俊逸清秀而不事藻饰。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称赞高启的诗“快若迅鹘乘飚，良骥蹑景；丽若太阳朝霞，秋水芙蓉，词家射雕手也”。其代表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以长短之句描景抒情、怀古赞今，纵横参差，舒卷自如，风格恣意奔放，寓豪迈之气于沉郁苍凉之中，最能体现诗人的才华。

　　一些田园描景抒情诗作则崇尚写实，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描摹景物则细致入微，如《凿渠谣》《牧牛词》、《养蚕词》等。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之二：“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话，亲切动人。这些诗的创作，与他乡居时多与下层人民接近有关。

　　他的散文，独创性不多，大多内容平泛，情调低沉，逊于他的诗作。但亦有佳作，如《书博鸡者事》，塑造了一个敢同豪绅斗争的义勇少年形象，语言凝炼，情节动人，有唐人传奇之风。

　　高启诗歌数量较多，初编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5集，2000余首；后自编为《缶鸣集》12卷，存937首。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遗篇，编为《高太史大全集》24卷。其中乐府、古近体诗18卷，文集《凫藻集》5卷，末附词集《扣弦集》1卷。今通行有《四部丛刊》本。清人金檀辑有《高青丘诗集注》，并将文集《凫藻集》，词集《扣弦集》以及年谱、本传附于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徐澄宇沈北宗校点《高青丘集》》即以此为底本。

125、《逊志斋集》

　　明代方孝孺著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福王时追谥文正。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翰林侍讲、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年间（1399～1402）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建文三年，朱棣起兵南下，孝孺为王之主要谋士。最终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捕入狱。在朱棣南下时，他的谋士姚广贤曾请求他：“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他。当孝孺被捕入狱后，朱棣召他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而孝孺被召来以后，大哭不止。朱棣让左右拿笔和纸给孝孺，定要他起草诏书，而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命以磔刑杀了他。又因孝孺曾表示即使“灭十族”也不屈服，所以，在处死他后，朱棣以他的一部分朋友、门生（包括廖镛、林嘉猷等）凑足了“十族”之数，一共杀了七天，达873人。还入狱、充军、流放一千多人。孝孺死后，有义子马子同收其残骸，投于井中，后称此井为义井。其门生之孙廖镛、廖铭，偷捡其骨骸葬于聚宝门外山上。这两个仗义的学生后人亦旋即被杀。方孝孺的诗文在永乐年间是jin書。直到明仁宗即位才赦免。并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方孝孺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庸、铭等人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死于宁海县城之方氏族人，

　　方孝孺师从“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主张孝孺论文强调作家的独特风貌，不可强求一律：“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张彦辉文集序》）；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苏太史文集序》）。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散文《越巫》，通过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终为装鬼者吓死的故事，嘲笑欺人自欺者的可恶和可悲；《吴士》一篇，写张士诚任用的“吴士”，平时“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谈兵，谈必推孙吴”，但每一临阵，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讽刺世之夸夸其谈而无实学的人在《蚊对》篇中，作者通过童子的议论，运用形象的比喻，把人类社会中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动物中的蚊子对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为残酷，更加卑鄙无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类似还有《蚊对》、《指喻》等。

　　《逊志斋集》成编于方氏生前，洪武三十年，友人林右、王绅为之作序。方氏殉节后，其诗文散失殆尽。七十多年后，临海人赵洪收集遗篇，得诗文324篇，于天顺七年在成都捐俸刻以行世，称为蜀本。又十五年后，黄岩人谢铎、黄孔昭收集到叶盛、林鹗、王汶等所藏的抄本，加上蜀本，共得诗文1300余篇，编成30卷，拾遗10卷，交宁海知县郭绅等刊刻，称为邑本。又四十年后，台州知府与黄绾、赵渊等据此本编为24卷，重新刊行，称为郡本。嘉靖四十年，浙江提学副使范惟一与唐尧臣、王可大等以郡本为底本，参校蜀本、邑本刊行，《四部丛刊》据此本影印。此后刊本不出上述本子。

　　今有徐光大点校的《逊志斋集》24卷，其中包括杂著8卷、表笺启书3卷、序2卷、记3卷、题跋1卷、祭文谏哀辞1卷、行状卷传1卷、碑表志铭1卷、古体诗1卷、律诗绝句1卷。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

126、《怀麓堂集》

　　明代李东阳著。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长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县）人。明代中后期茶陵诗派的核心人物，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0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被称为贤相。晚年时因见宦官刘谨把持朝政，明武宗正德皇帝荒淫无度，自己多次上疏进谏又毫无效果，便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辞去首辅职位回乡养老。他入阁相18年，清廉俭朴，不仅自己才学渊博，又能奖励后学，推荐隽才，学士大夫出其门者，大多灿然有成就。以宰臣之尊为文章领袖，在明代，杨士奇之后，就是李东阳一人。天下翕然奉为宗匠，不少文学之士都围聚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派别茶陵诗派。

　　李东阳不仅以书法闻名，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李东阳论诗，反模拟，主性情，推尊李杜但又不拘一格。主张取法盛唐，反对台阁体的萎弱冗踏，带有复古倾向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他是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间的过渡人物。由于久居高位，长期脱离底层民众，虽有忧国忧民之心，写有《风雨叹》、《偶成四绝》组诗，但显得很空洞。诗作主要是在声律技巧上下功夫，讲求声、色并重，他认为诗歌的较高境界应该是“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不仅注重色泽耀眼，而且注重音调和谐，代表作有《西山十首》《江中怪石》：《登清凉寺后台》等。其《拟古乐府百首》以乐府体诗作史论成一家之言，也从形式上为前后七子拟古诗的创作开了先河。

　著有《怀麓堂集》100卷传世。清康熙间廖方达校刻本为100卷。其中诗前稿20卷、文前30卷、诗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杂记10卷。嘉庆间重刻本附有法式善、唐仲冕辑《明李文正公年谱》7卷。

　　今有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127、《空同集》

　　明代李梦阳著。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赘于王氏，父恢复李姓。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因连丧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出狱后，途遇张鹤令，李梦阳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强硬态度。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被谪山西布政司经历，不久又因他事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

　　李梦阳是前七子代表人物，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坛领袖。鉴于当时台阁体诗文存在“□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决心倡导复古以救其痿痹，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他的主张影响甚大。《明史·文苑传》称“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尤其在他与何景明的辩论中，意气用事，论点更趋偏激，导致刻意古节、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袭剽剥的道路，反而扼杀诗歌创作的生机。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承认“真诗乃在民间”，而自己的诗是情寡词工，并非真诗。

　　李梦阳创作的乐府和古诗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其中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代表作有《朝饮马送陈子出塞》、《君马黄》等。李梦阳的乐府歌行在艺术上有相当成就，如《石将军战场歌》，咏歌六十多年前于谦指挥反抗瓦剌的北京保卫战。质朴雄健，音节慷慨激昂，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钱谦益批评此诗“叙事错互，比拟失伦，但矜才气，绝无脉理”，似乎不切实际。类似还有《去妇词》、《林良画两角鹰歌》，皆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喻体，深婉不迫。李梦阳的七律专宗杜甫，多气象阔大之辞，注意章法开阖变化，如《台寺夏日》，气势磅礴飞动，并蕴藏着鉴古知今的情思。杨维祯认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倒插之法，惟梦阳一人。”其七律并非全是雄浑健拔之作，还有少数兴象飘逸、风味盎然的诗篇。如《舟次》、《春暮》等，用词精警而自然，情趣横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种风致。

　　著有《空同集》66卷，凡诗36卷，文30卷。为其外甥曹嘉所刻；另有清人张祖同刻的《空同集》，33卷，附录1卷；《空同集》，四库全书本；《空同集》六十四卷，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版；《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28、《大复集》

　　明代何景明著。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今属河南省）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授中书舍人。性耿直，淡名利，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不满，敢于直谏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权，何景明谢病归。刘瑾诛，官复原职。官至陕西提学副使。终年三十九岁。墓地在今信阳师范学院大复山

　　何景明是明代“文坛四杰”中的重要人物，“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地位仅次于李梦阳，“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他也主张文宗秦、汉，古诗宗汉、魏，近体诗宗盛唐。对打击明代前期盛行的台阁体诗文及八股文上，有一定积极作用。正德年间，他这种主张产生颇大影响：“四方学士感愿知先生，车马填门巷”（《何大复先生年谱》）。但他的复古主张单纯从形式上着眼，并未注重继承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使文学创作走上错误倾向。因此，他的大多数作品思想平庸，艺术上缺乏特色。其诗取法汉唐，一些诗作颇有现实内容，如在《玄明宫行》等诗中讽刺了皇室的奢欲和刘瑾的用权；在《盘江行》等诗中揭露了官军屠掠人民的罪行；在《兴隆祀丁曲》、《罗女曲》、《平坝城南村》、《偏桥行》等诗中，描绘了他行经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情风物。

　　著有《大复集》三十八卷。凡赋三卷、诗二十六卷、文九卷，传志、行状之属附录於末。其版本主要有三种：明嘉靖三年刻本，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和万历五年刻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大复集》。

　　今有李淑毅等点校《何大复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何大复集》，吉林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129、《升庵集》

　　明代杨慎著。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朝文学家，三大才子之一，明代，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礼议”，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代表作有《江陵别内》、《宿金沙江》等。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如《后海口行》、《观刈稻纪谚》、《宝井篇》、《滇池涸》等。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龙关歌》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其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以“偏听生□，独任成乱”、“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明史》本传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除诗文外，杨慎杂著多至100余种。其中考论经史、诗文、书画，以及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涉及面极广。有《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奇字韵》、《希姓录》、《石鼓文音释》等等。还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载记》等地方志及史料。这些著述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学术价值。然而，因他久居云南，寻书核对不易，有时只凭记忆写作，所以也有一些误引、臆测不实之处。

　　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达298种。他的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又称《升庵全集》）81卷。此集万历间四川巡抚张士佩所编订，取杨慎《丹铅录》等书，删除重复，分类编次，附于诗文之后。包括赋及杂文11卷，诗29卷，杂著41卷。有清道光年间刻本；另有明焦竑辑的《升庵外集》100卷；明杨金吾辑的《升庵遗集》26卷。词、散曲、弹词另辑有《升庵长短句》3卷，《陶情乐府》4卷，《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

　　今有《升庵集》台北：TaiWan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0、《荆川先生文集》

　　明代唐顺之著。唐顺之（1507～1560），明代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学者称“荆川先生”。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会试第一贡士。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为人文武全才，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南通市）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

　　唐顺之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叶重要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其文学主张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赞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察觉七子诗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袭、模拟古人，故作诘屈之语。于是抛弃旧见，公开对七子拟古主义表示不满，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两汉文学传统，同时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学习唐、宋文“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在其选辑的《文编》中，既选了《左传》、《国语》、《史记》等秦汉文，也选了大量唐宋文，并从此逐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顺之又提出诗文写作应“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师法唐、宋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并以“未尝较声律、雕文句”的陶渊明与“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的沈约加以比较。说前者的作品为“第一等好诗”，指斥后者之作“不免为下格”。唐顺之上述见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门知县书》中，较全面表露出来，其反七子模拟、剽窃倾向异常鲜明、激烈。

　　唐顺之的散文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其论说文《信陵君救赵论》，立足于社稷，批驳以私义救人。词严义正、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如对席论辩，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记叙散文大多有叙有议。往往叙中择其一点，引申开来，情思遐飞而哲理蕴其中，自然浑厚而畅达豁然，如《竹溪记》，本应约为园写记，却着眼于园名的由来，赞扬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谐于俗”的品德。文笔清新流畅，别具一格，立意新颖。唐顺之其他记叙散文，如《西峪草堂记》、《书秦风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记》等，皆能看出此种特色。《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洸洋纡折，有大家风”。但唐顺之还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理论的束缚，他师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为法度。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有八股文作法的影响。然而，唐顺之等唐宋派为后来撼动后七子文坛统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点开拓作用。当然，唐宋派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不能相容的。

　　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诗4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1936年出版；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为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新刊外集》三卷。研究类有：明李贽《荆川唐公传》，明洪朝选《荆川唐公行状》，唐鼎元《唐荆川公著述考》1948；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张慧琼《唐顺之集类著述考》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

　　唐顺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两汉解疑》2卷，《武编》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荆川稗编》120卷，《诸儒语要》、及旧本题为李攀龙撰唐顺之校的《韵学渊海》12卷等。

131、《沧溟集》

　　明代李攀龙著。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9岁丧父，家境贫寒无力延师，但刻苦好学。稍长嗜好诗歌。嘉靖十九年（1540），攀龙取乡试第二名，3年后赐同进士出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在京期间，先后与谢榛、王世贞、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结诗社，“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龙传》）。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守顺德，饶有政绩，三年后擢为陕西提学副使，不久以病归里。自建一楼于华山、鲍山之间，取名“白雪楼”，读书、吟哦于其中。为人孤傲，对于不合者，辄戒门人不接纳。穆宗即位后起为浙江副使，两年后迁为参政，后擢河南按察使。因母亡故，持丧还家，哀伤过度，不久去世。

　　明代著名文学家。继“前七子”之后，与谢榛、王世贞等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被尊为“宗工巨匠”。主盟文坛20余年，其影响及于清初。文学主张为文主秦汉，诗规盛唐，其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继续抨击台阁体的形式主义诗风。

　　李攀龙的各体诗中，以七律和七绝较优。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像。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也还写得自然，还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沈德潜品评此诗说：“不着议论，而一切着议论者皆在其下”。但构思用词多见雷同。而乐府诗则如“临摹帖”。内容上多模拟剽窃。

　　其文章“聱牙戟口”，成就不大。殷士儋作在《攀龙墓志》中云：“临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杂文更有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可谓中肯之论。

　　今存有王世贞整理编集《沧溟先生集》，30卷；四库全书本《沧溟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今有包敬第点校《沧溟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伯齐校点的《李攀龙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李伯齐等编选的《李攀龙诗文选》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王志民主编《李攀龙研究资料汇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32、《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代王世贞著。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又为青州兵备副使。世贞恃才傲物，数积忤于权相严嵩子世蕃。值忠臣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论死，世贞又驰骑往营救且经济其丧，严嵩父子大恨之。三十八年，父王忬以滦河失事为严嵩所构，论死，世贞解官奔赴京师与其弟王世懋每天在严嵩门外自罚，请求宽免。未成，持丧归，三年丧满后犹却冠带。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被荐以副使莅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又历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奏陈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因忤张居正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后，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起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以疾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卒年六十五，赠太子少保。

　　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首领，攀龙死后，独主文坛二十年。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

　　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既是文人，也是学者。学问渊博，文章不拘一格，虽摹秦仿汉，依旧自有特色，具有“博综典籍，谙习掌故”之特点，如《题海天落照图后》。

　　著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续稿207卷和《艺苑卮言》12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100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30卷，后集70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另有《史乘考误》、《嘉靖以来首辅传》、《艺苑卮言》、《觚不觚录》、《读书后》、《尺犊清裁》等。

　　今有四库全书本《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翻印的《弇州山人四部稿》15册；王学范《王世贞抚郧诗文集》长江出版社2010年出版。

133、《震川文集》

　　明代归有光著。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举人。会试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众多，嘉靖四十四年（1565）60岁时始中进士，授湖州长兴县知县。后任顺德府通判，专门管辖马政。隆庆四年（1570年）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内阁制敕，修《世宗实录》。卒于官，终年六十六岁。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

　　归有光是“唐宋派”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与清代“桐城派”之间的桥梁。在王世贞主盟文坛，模仿秦汉古文的复古主义之风盛行之际，他以一穷乡老儒力抵声势赫奕的王世贞，极力推崇唐宋古文，将王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则丝毫不让说：“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他故意夸大宋元散文的成就来反击秦汉之文的模拟者，已近乎意气之争！但王世贞到了晚年，对归的散文还是相当推崇的，他专门为归有光写了篇“赞”，其中写道：“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这一说明当时文坛领袖的宽容和求实。

　　归有光以散文创作为主，继承欧阳修、曾巩的文风，叙事委婉，不疾不徐；语言朴实省净，并且把家庭琐事引到古文中来，使散文扩大了表现范围。其散文记叙家人之谊，朋友之情，即事抒情，真切感人；注重细节，刻绘生动；神态生动，风韵悠远，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如《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类似者还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篇幅短小，言简意赅；被黄宗羲推为“明文第一人”。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震川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其中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今有《震川先生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震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归有光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出版；《归震川集》TaiWan·世界书局2009年版。

134、《李氏焚书》

　　明代李贽著。李贽（1527～1602），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

　　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他以启蒙主义哲学为基础，在文学上反对贵古贱今，认为文学是发展变化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不可得而事势先后论也”，重视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另外，从认识论上的“童心”说出发，强调文学要真实，反对模拟剽窃，无病呻吟。他的文章具有鲜明的个性：能独抒己见，立论大胆新颖，文笔辛辣而饶有风味，谈笑风生，尖新活泼，篇幅一般皆短小精悍，如《赞刘谐》，朱熹强调孔子的历史价值，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调侃道：“难怪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烛而行也”。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题目本身就具有讽刺性：把孔子像居然供奉在被儒家称为异端的佛院内。

　　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李氏藏书》《藏书》六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于金陵；《李氏续藏书》《续藏书》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史纲评要》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阁刻；《李氏焚书》《焚书》六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于麻城；《李氏续焚书》《续焚书》五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阳虹玉斋刻；《初谭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称《言善篇》）四集，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宛陵刘逊之刻；《李卓吾遗书》十二种二十三卷，明·继志斋刻；《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李氏丛书》《易因》二卷，明刻；《李氏六书》六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继锦堂刻；《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枕中十书》六卷；明刻本等。《李氏藏书》《续藏书》明清两代被列入禁毁书目。

　　今有：《李贽集》魏晓虹解评，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日人铃木虎雄著有《李卓吾年谱》。

135、《射阳先生存稿》

　　明代吴承恩著。吴承恩（1501～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嘉靖八年（1529），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六年后，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约六十七岁时到过杭州，活了大约82岁，晚景凄凉。

　　吴承恩是明代杰出的小说家，《西游记》的作者。其诗歌内容比较广泛，除抒写情怀，吟咏山川景物外，也有部分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其诗“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洌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陈文烛《射阳先生存稿序》）。其长篇歌行激越豪放，有李白遗风，如《二郎搜山图歌》在表达铲除邪恶的强烈愿望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的苦衷，感情充沛，气势凌厉。吴承恩的词出入《花间》，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他的散文取法欧阳修、曾巩等大家，畅达恳切，与唐宋派古文家的风格有相近处。为文抨击时弊，简洁明了，如描绘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不足二十字便概括了武备、财税、经济和社会风气几方面的特点，相当精练。吴承恩生活在复古风气弥漫一时的明代中期，但其诗文均能自出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独立成家。（李维桢《射阳先生集选叙》）。

　　著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及《续集》一卷，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刊刻。四卷按文体分类编排。第一卷包括：赋三篇，骚一篇，五言古诗九首，七言古诗十五首，五言律诗十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律诗二十六首，五言绝句四首，六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二十一首，颂六篇；第二卷收辑序二十六篇；第三卷包括：论一篇，表二篇，赞二篇，杂著三篇，志铭四篇，诔一篇，祭告文八篇，跋四篇，启四篇；第四卷收障词三十九篇，词六十九首。

　　今有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该书以193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为底本，参照《故宫周刊》、《射阳文存》、《山阳艺文志》、《山阳志遗》等书，进行校订，加进他所发现的两篇佚文。全书一册四卷，第一卷为赋、骚、诗、颂；第二卷序；第三卷论、表、赞、杂著、志铭、诔、祭告文、跋、启；第四卷障词、词、曲。较为精审。

136、《袁中郎全集》

　　明代袁宏道著。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公安县）人。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少敏慧，善诗文，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有政声。生性酷爱自然山水，辞官后游历苏杭一带，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万历二十六年（1598），从兄袁宗道命赴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

　　袁宏道是明代中叶后期“公安派”代表人物在文学上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以及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重视民歌小说，倡导通俗文学。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

　　袁宏道是三袁中创作成就最高者，主要是散文创作。其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由于采取消极避世生活态度，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代表作有：《满井游记》、《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其诗歌也能一反复古之风、模拟之习，以清新的笔调，抒发真情实感。代表作也多是关涉山水，如《戏题飞来峰》、《戏题斋壁》、《游虎跑泉》等。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凡文集二十五卷，诗集十五卷。有明万历间刻本。今有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附有辑佚、传记、评论、著录、序跋等。

137、《隐秀轩全集》

　　明代钟惺著。钟惺（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号退谷、止公居士，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授行人，掌管诗诣及册封事宜。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后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卒葬天门县城南鲁家畈。

　　钟惺与同里的谭元春是“竟陵派”代表人物，世称“钟谭”。他与谭元春评选唐人诗，作《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的诗，作《古诗归》，名扬一时。他对明中叶以后盛行文坛的拟古主张加以批驳，认为“七子”模拟古人词句，只不过是“取古人之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因而力求改变这种文风，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问山亭诗序》）。主张诗人应抒写性灵。但认为同样主张抒写性灵“公安派”末端文风俚俗、浅率，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加以匡救。认为古人的真诗精神是“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极力追求孤僻情怀“别趣理奇”即所谓孤怀、孤诣，且夸耀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答同年尹孔昭书》）。他们所选唐诗，专取清瘦淡远一格，众所推重的李白《古风》、杜甫《秋兴》等名篇都不选入，试图以幽冷来洗“七子”的绚烂，足可见其主张的长、短，利、弊。钟惺诗文主张反拟古，主性灵，有积极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风，对传统散文有所突破，与公安派一样，对晚明小品文的大量产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狭窄的题材及情怀，艰涩幽冷的语言及文风，无疑也束缚了他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将“公安”、“竟陵”之作列为jin書，诋毁排击甚烈。

　　钟惺的诗，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狭窄，题材局促，缺乏深厚广阔的社会内容。不过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遗余力，有些五古游览诗作写得还相当好。如《经观音岩》、《舟晚》等，虽有雕镂之嫌，然寄情绘景，时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台》、《巴东道中示弟栓》，手眼别出，可见清思。另外，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体》12首，写及了“官钱曾未漏渔蛮”的赋税严重情形。

　　钟惺记叙、议论、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隽永之作。写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记》，以生动细腻笔触描绘了唐代大诗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带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写对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怀。清溪碧潭，移步换景，体现了竟陵派“孤行静寄”的情怀和个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风格。此外《游五夷山记》也是此类作品。他的叙议小品《夏梅说》，巧妙地从时令变化，引出赏梅、咏梅人的冷热，进而揭示人情世态的寒暖；对“趋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趋炎附势风气给予嘲讽和批判，构思立意较为新奇。文艺短论《题鲁文恪诗选后》（之二）主张诗文创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尽善，而止存一篇数篇、一句数句之长，此外皆能勿作”，反对“多多益善”粗制滥造。并将文章分为三等：“选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

　　著作有《隐秀轩集》35卷，明崇祯年书林近圣居刻本。其中诗10集，16卷；文23集。诗按四至七言及古、近体排列，文以赋、序、记、传、论、疏、题跋、赞等分集编排。清乾隆时被列入禁毁书目，原因是书中有一篇与女真人有关的文章。

　　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诗经图史合考》20卷，《毛诗解》（无卷数），《钟评左传》30卷，五经纂注》5卷，史怀》17卷。钟惺与谭元春合编《诗归》51卷，其中古诗15卷，诗36卷。又有《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名媛诗归》36卷，周文归》20卷，宋文归》20卷等。又与谭元春合编《明诗归》10卷，遗1卷；合评《诗删》10卷。

　　今有：《钟惺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隐秀轩文》，张国光点校，岳麓书社1988年版。

138、《琅环文集》

　　明代张岱著。张岱（1597～1679），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经历了天老地荒的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他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自为墓志铭》），“忠臣邪，怕痛。”（《自题小像》）只能“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不得不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亲自舂米担粪以终老。

　　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其中明亡后十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撰成《石匮书》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后又续撰成《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诚如清毛奇龄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所称：“将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

　　文学上最擅长散文，主张“撇却钟谭，推开王李”（《与毅儒弟》），自出手眼，自具特色。他的创作能在广泛师承、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成风格。他认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志厚，近时则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则》）他能兼取诸君之长，所以他的山水小品，“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张岱的小品，萃于《琅嬛文集》和《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之中，《琅嬛文集》的文体，则传、记、序、跋、书、檄、铭、赞均有；内容则以传人、论诗、品文、评史为主，集中体现了张岱的诗文创作原则和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和追求。《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多描写江南山水风光，民风民情，在对往日生活的追忆中暗寓亡国之痛。文笔丰神绰约，富有诗意。其中的《湖心亭看雪》、《白洋潮》、《西湖七月半》诸篇声誉尤高。

　　今有：刘大杰点校《琅嬛文集》，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以光绪三年刻本为底本整理断句；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云告点校的《琅嬛文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

139、《陈忠裕公全集》

　　明代陈子龙著。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任绍兴推官，论功擢兵科给事中，朝命刚下达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投水殉国。

　　陈子龙是明末重要作家，明末清初江南之风云人物，其人“负旷世逸才”，“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吴伟业《梅村诗话》）。不仅是明末著名抗清英雄，同时又是东南文坛盟主，诗歌成就较高，为云间派领袖。为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与钱谦益和吴伟业齐名。“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明史》本传）。其诗学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导明七子复古主张，但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被公认为“明诗殿军”，钱钟书《谈艺录》称“陈卧子结有明三百年唐诗之局”，并赞其“大才健笔，足殿明诗而无愧”。陈子龙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其创作继承了盛唐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的精神，感慨时事，关心民生，沉雄豪迈，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诗风或悲壮苍凉，充满民族气节；或典雅华丽；或合二种风格于一体。尤其擅长七律、七言歌行、七绝。代表作有《小车行》、《辽事杂诗八首》、《秋日杂感》等。吴伟业在《梅村诗话》评价陈子龙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评价陈子龙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吴伟业）耳。”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赵翼虽认为陈子龙“意理粗疏处，尚未免英雄欺人”，却不得不承认他“沉雄瑰丽，实未易才”。

　　陈子龙亦工词，其词则陈子龙与李雯、宋征璧、宋征舆等同郡几社文人形成云间词派，为云间词派盟主，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五代、花间、宋秦观，风流婉丽，享有明词“第一”之誉，扭转了明代词衰微的局面，开启了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先河。谭献在总结明初到清末的词人成就的时候，仍然给出高度评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饮水次之”，并说：“重光（李煜）后身，唯卧子（陈子龙）足以当之”。（《复堂诗话》）

　　陈子龙的赋和骈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传称其“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代表作有《别赋》《感逝》、《拟恨》、《秋兴》、《湘娥》等，皆凄怆悲凉，忧时伤乱，亦有所寄托。而赋体文《汉诅匈奴大宛》则显然是针对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汉之诅咒匈奴而咒骂清兵。陈子龙的这些文章虽然宗效魏晋，却都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写出了爱国志士的满腔忠愤，是明末时世激荡的产物。

　　著有：《陈忠裕公全集》三十卷。骚赋二卷，诗十七卷，词、曲一卷，文十卷。并卷首一卷（录有《明史本传》等），年谱三卷，卷末一卷（录有诸家评论等），清嘉庆八年（1803）王昶刊行。另有一部分文章收录于《安雅堂稿》。《湘则阁稿》六卷。

　　今有：影印本《陈子龙文集》，上海书店；校点本《陈子龙诗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皆以《陈忠裕公全集》为底本。《全集》最大的不足就是不全，如重要的文集《安雅堂稿》在《全集》付梓时虽已发现而不及增入，而《兵垣奏议》、《论史》、《〈诗〉问略》等则当时尚未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均已补入；方云点校《湘则阁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0、《张苍水集》

　　明代张煌言著。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南明儒将、文学家、民族英雄。崇祯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能文能武，立志报国济民。弘光元年（1645）清兵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擒杀弘光帝。张煌言与刑部员外钱肃乐、浙东志士董志宁等遂组成数千人的队伍在宁波城隍庙集会，拥立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张煌言亲赴台州迎鲁王，被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后联络13家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20余城，坚持抗清斗争近20年。至1664年（清康熙三年），见大势已去，隐居不出，被俘后遭杀害。

　　他的诗文多是在战斗生涯里写成。其诗质朴悲壮，充分表现出作家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被俘后为明志写下的《入武林》和《放歌》壮志凌云、激昂慷慨。代表作有《被执过故里》、《甲辰八月辞故里》、《野人饷菊有感》；词作《满江红怀岳忠武》等。亦能文，较著名的有《北征录》、《上延平王书》、《奇零草序》等。

　　张苍水诗文著作大半散佚，今有《张苍水集》行世，内收《冰槎集》、《奇零草》、《北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1、《夏完淳集》

　　明代夏完淳著。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灵首（一作灵胥），乳名端哥，汉族，明松江府华亭县（现上海市松江）人，曾官内史，世称“夏内史”明末著名诗人，少年抗清英雄。民族英雄著名学者夏允彝子。七岁能诗文。十四岁从父及老师陈子龙参加抗清活动。鲁王监国时授中书舍人。抗清失败被捕下狱，写下著名的《与妻书》。临刑神色不变。谥“节愍”。

　　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在明末文坛上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夏完淳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表现抗清复国的心志抒写兴亡之恨、可谓“处处山河泪，篇篇烈士心”。诗中有不少借青楼盛衰或宴游兴替以寄予兴亡之恨歌颂英烈，哀悼师友，其中颇多感人甚深的好诗，如《六哀》、《六君咏》、《细林野哭》、《吴江野哭》、《哭钱熙》等。艺术用典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集中的爱国主题，爱国激情，热烈的战斗气息，充沛的乐观精神，夺目的华美文词，动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诗歌的悲壮激昂、清新开朗的艺术风格。毕竟受其年龄、经历、思想局限性影响，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题材比较单调狭隘，描写人民群众的疾苦和灾难的尚嫌薄弱；有时用典过多，有掉书袋之嫌。比起其师陈子龙来，自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

　　著有《南冠草》、《续幸存录》等。清代王昶辑刻有《夏节愍公全集》；吴兰刻有《夏内史集》。

　　今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有点校本《夏完淳集》1959年版，以吴兰《夏内史集》为底本；白坚笺校《夏完淳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邪钰

142、《安雅堂全集》

　　清代宋琬著。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今属山东）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出为陇西道。顺治十八年擢浙江按察使，因山东于七农民起义，仇家告他有牵连，因此，系禁三年，几乎死于狱中。获释后，长时期流寓吴、越，至康熙十一年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次年入京觐见，适逢吴三桂举兵占领成都，因家属留蜀，惊悸忧愁去世。《清史稿·文苑》中有传。

　　宋琬以诗名世，是清初著名诗人。他与严沆、施润章、丁澎等相唱和，被称为“燕台七子”；与安徽宣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宋琬一生困厄多于舒愉，发而为诗，多为感时伤世之作何悲苦怨懑之词，如《庚寅腊月读子美同谷七歌效其体以咏哀》《写哀》《狱中对月》《晨星叹》《埋忧》《听钟鸣》等；也有一些暗寓故国之思的作品，如《悲落叶》、《重晤李舒章》。也还有些关心民生的诗作，如《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其古体诗和律诗写得尤好。用语奇丽，比喻清新，属对工巧，有的以雄浑见长，有的委婉含蓄，凄婉动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极为时人所推崇，被称为“诗人之雄”，有人赞为“东海之伟人”。与他同时代的金之俊，在为《安雅堂集》所做的序中说：他的诗“其识宏，其虑远，其情长，其气清以厚，其调隽以永，其格严以老，其言确以质，殆有如怀沙远游，屈子悲愤之所感”乎。

　　宋琬一生著述很多，有诗文集（现在能见到的诗有1333首，文223篇），《二乡亭词》165首，此外还有赋2篇、剧本一个。均收在《安雅堂全集》中。宋琬生前即有诗文集印行，死后其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重刻《安雅堂全集》20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安雅堂未刻稿》一册和《入蜀集》一册问世。

　　今有TaiWan商务印书馆点校本《安雅堂集》4册，1969年版；马祖熙点校《安雅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以乾隆丙戌（1766）本为底本，校以各初刻本及己卯本、丙寅本，分诗（1至7卷）、文（8至15卷）、词（16至17卷）、杂剧（18卷）四部分，是宋琬集较全较精的一个版本。另有陆勇强《宋琬集外诗文考述》《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1期，辑得宋琬集中未收录者诗7首、序1篇、书信1封。

143、《翁山诗外》、《文外》

　　清代屈大均著。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人。16岁时补南海县生员。1646年清军陷广州，次年，18岁的屈大均参加其师陈邦彦以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的反清斗争，同年失败。后至肇庆，向南明永历帝呈《中兴六大典书》，授以中秘书，不久因父殁急归。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围广州，屈大均为避祸，于番禺县雷峰海云寺削发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名其所居为“死庵”，以示誓不为清廷所用之意。清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在昆明起兵，大均赴桂，上书纵论兵事，被委为广西按察司副司监督孙延龄军。不久知吴只想划江称王，遂托病辞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降清，屈大均大失所望，即由南京携家归番禺，终不复出，著述讲学，移志于对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的收集编纂，先后成书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十六日（6月27日）病逝。他抚育成人的八个子女，均以“明”字命名，如明洪、明治等，都表达了他誓为明人的爱国情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屈大均去世78年后，屈大均所有著作均被清廷列为焚毁的jin書，连两个不识字的孙子也受牵连被“从宽”处斩，并且要对屈氏发棺戳尸，因未找到墓穴而作罢。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

　　诗作内容以抗清复明、弘扬民族气节为主，但其中充满着关注社会、体恤民生的情愫。其诗受屈原影响很深，又兼有李白杜甫之长。但在继承的同时又自铸伟辞，开辟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诗派”，其中的《过大梁作》、《塞上曲》、《寒上感怀》、《望云州》、《旧京感怀》、《早发大同作》、《鲁连台》、《咏怀》等，无不是他爱国忧国激情的表露。他的另一些诗如《扬州感旧》、《白门秋望》、《猛虎行》、《大同感叹》、《民谣》、《菜人哀》、《高州大水作》、《雷女织葛歌》等篇中，对南明政权的腐败表示痛心。他对清朝的苛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广大人民所受祸难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屈大均诗的艺术特点是气魄雄放、笔力遒劲，富于瑰奇的想象，形成词语璀璨瑰丽、情感沉烈恢宏、意象雄奇的独特风范，将文采美、性感美与理性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文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为“岭南三家”之冠。王瑛《岭南三大家诗序》评为：“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鳖。”

　　其文沉浸秦汉，简洁高古，品格不凡。词作不多，然如〔紫萸香慢〕《送雁》、〔长亭怨〕《与李天生冬夜宿雁门关作》等，亦不愧为“声情激越，喷薄而出”，“纵横排畀”（叶恭绰《广箧中词》）之作。

　　屈大均著作宏富，有《广东文集》、《翁山詩略》、《道援堂集》、《翁山詞》、《翁山詩集》、《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翁山文鈔》、《广东新語》、《翁山易外》、《登华記》、《四朝成仁録》等。多毁于雍正、乾隆两朝，后人辑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广东新语》及《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沱五书”》在屈大均生前已刊行的诗集有《道援堂集》、《翁山诗外》、词集《骚屑》；去世后不久又刊行了新编《屈翁山诗集》及《岭南三大家诗选》等。

　今存僅有《翁山詩外》十五卷（清康熙刻本）、《屈翁山詩集》八卷（清康熙刻本）、《道援堂集》十三卷（清道光刻本）等數種。清宣统二年（1910）国学扶轮社排印本：《翁山诗外》十九卷，《翁山文外》十六卷。

　　今有：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八册，包括《翁山易外》、《四书补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录》、《永安县次志》、《广东新语》、《翁山文外》、《翁山文抄》、《翁山诗外》等；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谱》，1970年香港刊行。

144、《霜红弇集》

　　清代傅山著。傅山（1606～1684），明清之际思想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真山、浊翁、石人等别名山西太原人。明诸生。明亡为道士，隐居土室养母。康熙十七年给事中李宗孔举荐博学鸿词科，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有人反问他：“你不是内阁中书吗”，便不回答。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顾炎武极服其志节。

　　傅山是清初极有气节的遗民，傅青主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顒、颜元一起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以此成名家。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称傅山“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蓄无穷，世人莫能测之。至于心伤故国，虽开怀笑语，而沉痛既隐寓其中，读之令人凄怆”，如《青羊庵》便是“劲气内敛，蕴蓄无穷”的代表之作作。诗人在托青峰以抒怀明志之中，也暗含“心伤故国”的沉痛，另外还有《甲申守岁二首》、《乙酉岁除八绝句》、《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颔之》等代表之作。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今存有《霜红龛集》，清代丁宝铨编，40卷，凡诗赋14卷，文26卷，附录转机、事略3卷，年谱1卷；吴言生，景旭解评《傅山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45、《亭林诗文集》

　　清代顾炎武著。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俑，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明末曾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幸而得脱。后漫游南北，屡谒明陵。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晚年侧重考证，为清<敏感詞>据学开山之祖。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著作繁多，以毕生心力所著为《日知录》，另有《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韵补正》、《天下郡国利弊书》等

　　顾炎武论诗，主张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尖新奇巧，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反对无病呻吟和无聊应酬之作，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提倡作诗要有独创精神，反对因循模拟。顾炎武诗作，现保存下来约400多首，多面表现了他在激烈的民族矛盾斗争中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一些属于纪实类作品，如《秋山》二首，描述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控诉清军的罪行；《千里》则记述自己参加湖上义军的抗清经过，可作为史诗来读。一些抒情性作品，或咏物明志，或即兴抒情，写得慷慨而悲壮，如《精卫》、《海上》四首、《赠朱监纪四辅》等。顾炎武是学者兼诗人。他的诗也显出学力方面的功夫：笔墨矜重，不假雕饰，质朴无华，虽事用典，但显豁而不艰涩，具有“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比古雅”的特点，沉郁苍凉又古朴豪宕。具有深厚的艺术容量，给人以强烈的质实之感。

　　顾炎武其诗文集因触清代忌讳，后世传本被多加窜改和删削。华忱之整理的《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其中的“亭林文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潘耒刻本为底本；“亭林余集”是用蒯光典重刻本为底本，以傅增湘手抄本参校。分为十六卷：凡《文集》六卷，《余集》一卷，《蒋山佣残稿》三卷，《佚文辑补》一卷，《诗集》五卷，《集外诗补》三首，附《熹庙谅阴记事》，是顾炎武诗文集较为完备的一种。

146、《南雷文案》

　　清代黄宗羲著。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学者尊为南雷先生，浙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其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为人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著：清廷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政治思想上他从明王朝的腐朽黑暗中，看出了封建制度的许多弊端，喊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一振聋发聩之声（《原君》），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论文主张言之有物，反对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讥刺内容“空无一物”的作品（《陈葵献偶刻诗文序》）。其传状、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广，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他身为史学大家，对明朝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故写来都逼真传神。其中尤着力表彰忠臣义士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如《张煌言墓志铭》、《余若水墓志铭》等在《子刘子行状》中，对刘宗周诤臣兼学者的形象，倔强鲠直的性格，刻画得很成功。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其政论文集《明夷待访录》，不仅深刻其体现进步的政治观念和哲学思想，有的也是简洁深刻、文字优美感人的政论文，如《原君》等。

　　黄宗羲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直抒胸臆，不事雕饰，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如《感旧》的“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讽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马士英、阮大铖的倒行逆施。《山居杂咏》中：“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现诗人对抗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乐观精神。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因撰者为南雷里人，故名）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南雷文案》，23卷，凡诗文集10卷，外集1卷，附集12卷（其中附《吾悔集》4卷、《南雷诗历》3卷、《撰仗集》1卷、《子刘子行状》2卷、并附录黄百家《学箕初稿》2卷）。为撰者亲手所定。初刊于清康熙初年。

　　今有：《南雷文案》上海时中书局1915年版；《南雷文案》、《南雷文案外卷》、《吾悔集》、《撰杖集》、《子刘子行状》、《南雷诗历》、《学箕》据四部丛刊本；《南雷文案》，商务印书馆据四部丛刊本2009年出版。沈善洪《黄宗羲全集：南雷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7、《船山遗书姜斋诗文集》

　　清代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明崇祯年间举人。明亡之际，曾积极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到南明桂王的政权中任职，南明亡后，更名隐居，潜心著述。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为人学问渊博，举凡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造诣无不精深，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

　　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见解。如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精于诗艺者，就在于善于使二者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地步。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应该“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在客观上启迪了后来王国维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在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等诸多重要问题上，对于传统的美学思想都有新的发挥和阐述。其文学创作受屈原影响很深，他曾说自己与屈原相比，“孤心尚相仿佛”（《楚辞通释·序例》），又说：“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姜斋文集》卷五，《九昭·序》）船山诗自始至终贯穿着屈子的忠爱诗魂，呈现出一片“骚心”。船山诗众体兼备，内容广博，既体现了时代的心声，又展露了个人的心迹，极具诗史价值。举凡家国变异之痛，亲故离合之悲，乃至时序之更替，物候之迁移均在船山诗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其中抒写抗清豪情与亡国哀痛的如《咏雪》《耒阳曹氏江楼迟旧游不至》《哀歌示叔直》《初秋》其三等。其中《即事》其一、《病起连雨四首》更是与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产生共鸣；写景咏物诗多将自然风物染上一层惨淡的劫后山河的暗色，凄清幽远，别有寄托。《重登双髻峰》《花咏八首·杜鹃》《败叶庐》《上湘旅兴》等；，船山诗还于亲情多所反映，其中既有父子兄弟之情，又有夫妇之情。这些作品大致可分赠答与悼亡两种题材。诗人在表现亲情友情的同时，又时时不忘抒发易代之际的独特感受，主题取向上亦以系心君国为念，蕴含着深厚的故国之思，如《闻极丸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续哀雨诗四首》其四、《留别圣功》等。

　　王夫之的著述存世的约有73种，401卷，散佚的约有20种。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黄书》、《噩梦》、《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

　　《船山遗书》为王夫之著作总集。收遗著18种，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

　　今有：《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1930年重新用铅字排印，为搜集最全之印本；《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1982年重新精校编印；另有《薑斋先生诗文集》，6册，民国涵芬楼本；嵇文甫点校《王船山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舒芜点校《四溟诗话薑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48、《初学集有学集》

　　清代钱谦益著。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奉诏削籍南归。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在明末他已颇具影响。在明末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顺治初，因江阴黄毓祺起义案牵连，被逮入狱，次仁获释。自是息影居家，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诗文在当时颇负盛名，东南一带，奉为“文宗”。1666年，钱谦益以八十三岁的高龄病殁于杭州，殁葬于虞山南麓。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钱氏著述被列为“悖妄著书人诗文”，其已载入县志者均被删削。

　　钱谦益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韩偓诗以运用词藻与比兴，加上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往往写成庞大的组诗。明亡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其中最能体现其“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思沉，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这一主体风格的，是那些抒发官场失意之牢骚，身世沉浮之感慨的七言律绝，如《天启乙丑五月奉召削籍南归，自潞河登舟，两月方至京口，途中衔恩感事，杂然成咏，凡得十首》。诗题虽说“衔恩感事”，实则怨愤不平，但又委婉曲至，含不尽之意。反映明清易代的大动乱和个人深沉荣辱的大变化，这类诗作更能显出作者个性。故国沧桑，身世忧危，眷念故国又成为贰臣，种种复杂感情，构成他明亡后诗作的主要基调。收入《投笔集》中的《后秋兴》104首可为代表。其它的代表作还有《徐州杂题五首》、《狱中杂诗三十首》、《己酉岁宴集连宵，于时豪客远来，乐府骈集，纵饮失日，追欢忘老，即事感怀，慨然有作四首》、《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西湖杂感》20首、《哭稼轩一百十韵》、《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等。

　　著作有《初学集》110卷（其中诗20卷、文80卷）、《有学集》50卷，该集由钱之门人瞿氏耜刻成于明崇祯十六年癸未九月。《投笔集》2卷、《苦海集》1卷及外集等多种。此外有《钱注杜诗》20卷；编选的《列朝诗集》77卷（顺治间刊本作81卷）；《吾炙集》1卷；《太祖实录辩证》五卷；《读杜小笺》三卷；《读杜笺》二卷。诗集别有钱曾的《初学集笺注》二十卷，刻于清初，后有翻刻本。乾隆时书遭禁毁，清末宣统二年，邃汉斋始以明瞿刻本与笺注本两相对勘，作了校订，并加按语，合两本为一，以铅字排印。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刻《初学集》，列入《四部丛刊》。

　　今有：校点本《牧斋初学集》、《牧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9、《梅村家藏稿》

　　清代吴伟业著。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苏昆山，祖父始迁江苏太仓。天启四年（1624），张溥创立复社，吴伟业即成入室弟子，名重复社。崇祯四年（1631），吴伟业参加会试，遭到乌程党人的诬陷，被指控徇私舞弊，幸亏崇祯帝调阅会元试卷，亲自在吴伟业的试卷上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才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崇祯十年（1637），吴伟业迁东宫讲读官，十二年（1639），再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十三年（1640），升中允谕德（太子官属）。十六年（1643），升庶子。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顺治十年（1653），“诏举遗佚，荐郯交上”，有司再三敦逼，吴伟业不得已乃应诏入都，授秘书院侍讲，寻升国子监祭酒。顺治十四年（1657），吴伟业以丁嗣母忧归里。吴伟业一生与气节自负复社相始终，所以对屈节仕清，深为愧疚。临死遗言，用僧装裹体。墓碑书“诗人吴梅村之墓”。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其实，真正有资格与“才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钱谦益并列的，只有吴伟业。钱氏兼宗唐宋，吴氏学唐，此后清代的各种诗派，大抵不出这二人的门户，足见二人对清代诗歌影响之深远。吴伟业又是“娄东诗派”开创者。吴伟业他一生写诗千余首。诗以宗法唐人为主，兼取宋代苏轼、陆游。诗歌风格是明清易代为界，可分为区别明显的两个时期。《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围绕黍离之痛”。明亡后的诗作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痛失名节的悲吟，是他诗歌的重要主题，也是其价值所在。吴伟业创立的诗体称之为“梅村体”。所谓“梅村体”是指他在继承初唐四杰七言乐府的格律和元白长庆体叙事体制基础上，变化创新而成的长篇七言歌行。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

　　著有《梅村集》40卷，收录诗文词，康熙九年（1670）卢綋刻，时在梅村逝世前一年，梅村犹及审阅平定，乾隆时收人《四库全书》。；又有《梅村家藏稿》58卷，凡诗20卷、词2卷、文35卷、诗话1卷。比40卷本多出诗73首，词5首，文61篇。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氏刻本；清程穆衡、杨学沆《吴梅村诗集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另有《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

150、《壮悔堂集》

　　清初侯方域著。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均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黜。侯方域生性豪迈不羁，“不耐寂寞”，少年即有才名。曾主盟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合称“明末四公子”。文章风采，著名于时，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复多尔衮书》即为方域起草。入清后，应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河南乡试，为副贡生。晚年失悔此举，著《壮悔堂文集》明志。三年后抑郁而卒。

　　侯方域擅长散文，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早期古文以才气见长，流于华藻，工力不够。他自己曾在《任王谷论文书》中说：“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到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皆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瑟可怜。”后期取法“昌黎、柳州、庐陵、眉山诸子”，纵横恣肆，“一气磅礴”（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为时人所重，与魏禧、汪琬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家”。其散文往往能将班、马传记，韩、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他的传记文，大抵学习《史记》和唐代传奇，善于刻画人物，能抓住人物性格特点加以表现，具有浪漫气息。最出色的一篇为《李姬传》，歌颂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形象生动，文字简练，叙事分明，情节曲折，均有唐代传奇笔法，具有短篇小说特点。其论文书信，或痛斥权贵，或直抒怀抱，都能显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畅恣肆的特色。《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行文委婉而暗中有劲道随之，乃“绵里藏针”的笔法。《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等抒写怀抱，都与得洋洋洒洒，流畅恣肆，富有气势，宋荦《三家文钞序》称之“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而下，可怖可愕，戛然而止，千里空碧。”如《与方密之书》：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友人的拳拳眷念之情。其中关于友人所赠衣服的记叙，更是感人至深，令人有春风扑面之感。

　　著作有《壮悔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壮悔堂”为其读书治学之所。《壮悔堂文集》为其友人徐作肃所选编，包括正集十卷、遗稿一卷。共收文142篇。初刻于顺治年间，然已难以见到。较易寻到的早期刻本为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本。另有乾隆十四年（1749）疆善堂刻本，题为“外孙陈履中、陈履平编次、外曾孙陈濂、陈淮、陈洛同校。”体例仍前，只是篇后没有了贾开宗等四人的评语，删去了“遗稿”传十篇。另有光绪四年（1878）睢阳侯氏刻本和《四部备要》本。此书在乾隆年间数度被列入各省禁毁书目中。

　　今有《侯方域集校笺》何法周主编，王树林注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1、《西河合集》

　　清代毛奇龄著。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萧山城厢镇（今属浙江）人。以郡望西河，学者称“西河先生”，与兄毛万龄并称为“江东二毛”。家贫，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清初参与抗清军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会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两膝肿胀，关节僵硬，辞职归隐，不复出。居杭州竹竿巷兄长万龄家，专心著述。毛奇龄70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家病逝，葬于萧山北干后浦滩。

　　毛奇龄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毛奇龄的亦工词，擅长骈文、散文、诗词，都自成家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奇龄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怆，又能吹箫度曲。”他的《西河词话》，对词曲的发展演变“缕陈始末，亦极赅悉毛奇龄的诗作，体式多样，不乏佳作。如五绝《览镜词》：“《除夕作》：“特点，是他擅长在寻常的景物情事上力创新境，别出新意。如七律《少年》、《朔方》、《钱唐逢故人》、《送人之耒阳》等等，都无不“自我胸中出”，“妙语出平淡”。毛奇龄有不少七言古诗，写得非常凝炼，栩栩如生，堪称清代叙事诗中的上乘之作。代表作有《杨将军美人试马请歌》、《钱编修所藏司马相如玉印歌》等。

　　毛奇龄著述极富。其遗著由门人蒋枢所编为《西河合集》，共49368种卷，分为《经集》和《文集》二部。《经集》有《仲氏易》、《古文尚书冤词》、《毛诗写官记》等49种；《文集》有各体诗文、《萧山县志刊误》《诗话》、《词话》等。康熙庚子年间刻印

　　今有《西河文集》，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年出版。

152、《吕晚村集》

　　清代吕留良著。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吕氏一生一身傲骨，视仕途如粪土，具有激烈的反清意识，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也曾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清康熙五年（1666年）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尔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两次不应“征辟”、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所著诗词文章多有“谤议及于皇考”言论。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留良其說、為傳廣播，清雍正十年（1732年），吕留良死后49年，曾靜策动岳钟琪反叛，被告發下獄，牵连呂的两个学生。呂亦被剖棺戮屍，著作則被焚燬。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铸成清代震惊全国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傳说其孫女（一说女儿）吕四娘将雍正帝刺杀。

　　吕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为人博学多艺，“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则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吕葆中《行略》）他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学术上，吕留良是以坚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现，他尊奉朱子，斥责王阳明心学，并非出于门户之争，而是为了“经世致用”，探讨“生民祸乱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风俗。他是清初一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思想家，不能把他简单地视作或“理学家”，也不能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编选“时文”，就认为他是“时文选家”。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间为文字冤狱祸及，被清世宗斥为“千古罪人”而戮尸枭首，乾隆间其遗著又遭清廷尽行禁毁，因之雍正、乾隆及尔后学者，对吕留良的学行罕有论及。即使清亡以后，徐世昌《清儒学案》对吕留良也略而不论，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语焉不详。

　　吕留良的散文多记其抗清经历，山河易主后的悲愤以及自己的操守自誓，可视为明末清初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心路历程，如《祭董雨舟文》，回忆自己十七岁时，毁家赴难、与董雨舟联络参加抗清战斗，直到兵败返回故里的整段经历：“忆年十七，追逐乱始，余毁厥家。公妙颊齿，经营岩泽，连络首尾。尘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冻龙沉，蛇返乡里”。《友砚堂记》通过购买一块砚石的经过，记载了自己在嘉兴城破、海宁失陷“窜迹山水”的逃亡经历，以及与另一位抗清名士黄宗羲的交往和友谊。文风朴实中见沉痛，表露了当时有气节的士大夫在国破家亡之际无力回天的无奈何伤痛。或是直抒其情，或是借题发挥，表现出很好的语言驾驭能力。

　　其诗与文相类，其叙事诗多记其抗清经历，无力回天的悲愤和操守自誓，可视为诗史，如《乱后过嘉兴》：“雪片降书下，嘉禾独出师。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痴。”可视为清军入浙之初，故明官吏望风归附，独有嘉兴人民挺而抗争的实录，亦可大致窥见此时他在嘉兴一带留下的踪影。一些山水题咏也是抒发类似感慨或追忆相关经历，如《看宋石门画辋川图依太冲韵》：“忆我乙酉避乱初，全身持向万山弃。铜炉石镜公山溪，墺转滩开负奇致。虽无别业比辋川，化安乌石差无异。万马搜山失脚来，每阅此图辄三喟。”《后耦耕诗》则是在归隐之后回忆抗清几年的戎马生涯，留下了箭伤。可贵的是，无论在哪一个时段，哪一类诗中，诗人强烈的反清意识和民族气节始终都很鲜明强烈，就在《后耦耕诗》的一番回忆后诗人写道：“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康熙三年诗人读书起居的观稼楼落成，欣喜之余，赋诗四首，其中第四首写道：“空中自可安康节，地下谁当卧许公”“敢因窃附村名好，实愧南阳耕耒躬”。明确表示，要效法古代志节之士，隐居南阳，躬耕陇亩。”。至于深深刺痛请听的“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两句，更是操守的自喻。

　　著有《吕晚村文集》8卷、《东庄诗存》7卷、《续集》四卷；《东庄诗存》6卷（《清诗纪事》作七卷）、《惭书》1卷；与吴之振，吴自牧合选《宋涛钞初集》．与张履样合选《四书朱于语类摘抄》38舂；又有《精选八家古文》及后人汇刻其时文评语数种；刻印其遗文墨迹若干卷。此外，雍正《大义觉迷录》中引用其日记多条。

　　今有徐正点校《吕留良诗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祖武《吕留良散论》，《清史论丛》第七辑。

153、《钝翁类稿》

　　清初汪琬著。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十二年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康熙九年（1670）辞官归里。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在馆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归，晚年隐居太湖尧峰山，闭户撰述，不问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

　　汪琬是清初著名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康熙曾称赞他：“尝与近臣论本朝文学砥行之儒，首称数先生”。为文主张才气要归於节制，以呼应开阖，操纵顿挫，避免散乱。所谓“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答陈霭公书二》）。他反对“以小说为古文辞”，认为“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于俗学而已矣”（《跋王于一遗集》）。这种观点，偏于正统。其散文疏畅通达，一般论者认为受欧阳修的影响，而近于南宋诸家。“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绝，似李习之（翱）；简洁有气，似柳子厚（宗元）”（计东《生圹志》）。代表作有《陈处士墓表》、《尧峰山庄记》、《绮里诗选序》、《江天一传》、《书沈通明事》》、《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文是其代表作。

　　汪琬亦能诗，以清丽为宗，成就及影响不如其文。

　　著有《钝翁类稿》62卷，《续稿》56卷。晚年自删为《尧峰文抄》50卷，包括诗10卷、文40卷。

　　今有：李圣华《汪琬全集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54、《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

　　清代王士祯著。王士祯（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顺治七年（1650），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进士，文名渐著。顺治十六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十七年（1678），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山东造反王五案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

　　王士祯为清初一代宗匠，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为人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论诗依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创“神韵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余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李攀龙），然传其衣钵者不少。代表作有《秦淮杂诗》二十首。

　　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著作有：

　　《带经堂集》92卷。其中《渔洋诗》38卷，文14卷，《蚕尾集》诗12卷；杂著笔记《居易录》、《感旧集》、《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香祖笔记》；诗话《池北偶谈》、《五代诗话》等19部。

　　《渔洋山人精华录》10卷，其中古体诗4卷，近体诗6卷，系从《渔洋诗》《蚕尾集》等集中选出；为王士祯自定，门人林佶刻。有金荣《精华录笺注》12卷；惠栋编年的《精华录寻纂》10卷，注释较金荣注本为详，另附年谱二卷。

　　《王渔洋遗书》38卷。

155、《敬业堂集》

　　清代查慎行著。查慎行（1650～1727），清代诗人，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祖。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晚年居于初白奄，所以又称查初白。海宁袁花（今属浙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五十二年（1713），乞休归里，家居10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讪谤案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次年放归，不久去世。

　　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自朱彝尊去世后，为东南诗坛领袖。尝注苏诗。

　　查慎行曾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其论诗以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查为仁《莲坡诗话》。他以“空灵”创新为尚。诗学东坡、放翁，得力于陆游很深；著《补注东坡编年诗》50卷，受苏轼的影响亦大。清初诗人多学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学唐宋，成为清初效法宋诗最有成就的作者。对诗坛影响极大。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查慎行入朝后从军西南，随驾东北，又饱览各地风光。诗多纪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组诗。古体如《中秋夜洞庭对月歌》、《石钟山》、《五老峰观海绵歌》；近体组诗如《金陵杂咏二十首》、《荆州杂诗六首》、《邯郸怀古三首》、《汴梁杂诗八首》、《建溪歌词十二章》、《桂江舟行口号十首》等，都颇著名。反映民间疾苦的篇章则不多，只有《秦邮道中即目》、《芜湖关》，《白杨堤晚泊》、《芦洲行》、《悯农诗》、《赈饥谣》等诗，写及了这方面内容。其诗工于刻画锻炼，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论诗绝句》称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拟之以北宋画家李公麟。

　　查慎行的诗“平生所作，不下万首”（许汝霖《敬业堂诗集序》）。《敬业堂诗集序》为查慎行自行删定。其中诗4600余篇，随所游历，各编一集，有《西江集》、《逾淮集》等，共48卷，《词集》2卷，共50卷。另有《续集》6卷；文不多，有《敬业堂文集》3卷，《别集》1卷，共100余篇，由其子孙搜访汇编而成。有《四部备要》本。

　　今有：高时显、吴汝霖辑校《敬业堂诗集》12册，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刻本》1936年版；《敬业堂诗集》点校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156、《南山集》

　　清代戴名世著。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20岁授街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级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越、齐、鲁、越之间。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时过两年，因《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後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戴名世是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先驱人物。他针对明末清初空疏、食古不化、趋时逢迎的败坏文风，提出了立诚有物，率其自然，道、法、辞合一，精、气、神并重的文学主张。倡导“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强调写文章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与刘言洁书》），以自然之文表达自然之情，直抒胸臆；提倡古文写作要淡泊、平质。实际已是方苞“义法”说、姚鼐“道与艺合”和刘大櫆“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等主张之先河，可以说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奠基者。

　　戴名世不长于诗，但对诗歌创作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强调诗歌应该“倡情冶思”，“出于心之自然”。他反对为了取名声争坛站而有意为诗。指出若有意为诗，必然流于无病呻吟，矫柔造作，摹拟到窃。因此，“有意为诗则诗亡”。

　　戴名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散文创作，戴名世散文，具体地体现了他的立诚有物、率其自然的文学主张。读《南山集》，很难见到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的文章，他的真思想，真性情，随处可见；也很难见到徒具言语文字、行墨蹊径的“著华烂慢之章”。戴名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过:“胸中之思，掩遏抑郁无所发浅，则尝见之文辞，虽不求工，颇能自快其志”（《答朱生书》）。方宗诚就认为戴名世的散文“颇得司马子长、欧阳永叔之生气逸韵”（方宗城《桐城文录序》），邓实亦认为“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戴褐夫集跋》）；梁启超则称赞他“史才特绝”。戴名世散文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呈现多种艺术风格：其史传作品艺术成就最高，笔法生动洗练，叙事周密详实详，语言自然朴素，很好地继承了司马迁、欧阳修的史传文学传统。如《画网巾先生传》，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抚道论》中指出“群盗”正是“假手于文武大吏”，这种官吏才是“国家之大盗”。《赠刘言洁序》则揭露科举制度是当权者诱致士人的名利之饵，士人沽名钓禄之具，因此“讲章时文，其为祸更烈于秦火”。鞭辟入里，激烈而又深刻。他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文笔清丽生动、清新健朗、“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在这类文章中，作者常寓情于景，表现身世之感，愤嫉之情。《芝石记》在刻划芝石秀美的形态的同时，就灵芝之是否为“祥瑞”发论，指出统治者常以灵芝“文天下之太平。然是时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见其然也。”这无疑是在讥时讽世。《河墅记》以幽深淡远的文笔，描绘作者家乡桐城郊外优美的山水，表现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洁身自爱的情怀。史论则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均能在朴素中见文彩，平质中见雄奇。杂文小品《盲者说》，《鸟说》、《邻女说》、《穷鬼传》、《醉乡记》、《钱神问对》等，则继承我国杂文的优秀传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如《醉乡记》则用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可谓异曲同工。

　　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上下搜索，几令禁毁，但《南山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族后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

　　今有王树民辑校《戴名世集》15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是目前收集最完备的本子。

157、《饴山堂集》

　　清代赵执信著。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知如老人。山东省淄博市博山人。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十八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兼任《明史》纂修官，参与修《大清会典》。二十八岁因国丧期间观看洪升所作《长生殿》戏剧，被劾革职。此后五十年间，漫游南北，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诗篇，遗著有《饴山集》《谈龙录》、《声调谱》等，晚年退居别墅因园。雍正十一年（1733）冬，赵执信病目致盲，不能复见文字，目盲以后，诗歌创作仍然不断，在目盲后的十二年间，他的诗歌、文章全是口述，再由其子执笔记录，直到以八十三岁高龄卒于故里。

　　赵执信是清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论家、书法家。他的《谈龙录》与翁方纲著的《石洲诗话》被列称为清代二大诗话集。主张“诗之中要有人在”，反对脱离现实，无病呻吟；主张“诗之外要有事在”，强调诗歌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主张“文意为主，以语言为役”，要求形式服从内容，语言为内容服务；主张作家“从其所近”，自由选择艺术风格，反对用“神韵”的唯一尺度去衡量作品的好坏。当时王士祯的”神韵说“风靡一时，而在创作上与之抗衡、在理论上与之辩驳的唯有赵执信。赵、王二人之所以由原来相互唱和、彼此欣赏发展到相互诟厉，主要是诗学主张的不同。赵执信一生留下一千多首诗歌和多篇散文、诗论。诗作多山水纪行、田园抒怀和怀人之作，诗风淡雅清简朴厚，内蕴淡淡的哀愁和人生思考，与神韵派的精致含蓄迥然回异。代表作有《昭阳湖行书所见》、《金陵杂感六首》、《晓风鸢学江东体》、《寄洪昉思》等。这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神韵说”泛滥的清初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

　　赵执信的著作已经刊行的有《饴山诗集》十九卷，《饴山文集》十二卷，《诗余》一卷，《谈龙录》一卷，《声调谱》一卷，《礼俗权衡》两卷等。

　　今有：高时显吴汝霖辑校《饴山堂集》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陈迩冬点校《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越蔚芝校点《赵执信集》，齐鲁书社1983年版。

158、《方望溪先生全集》

　　清代方苞著。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枞阳牛集乡方皋庄，生于江苏*違法信息*之留稼村，排行老二。方苞自幼聪明，四岁能作对联，五岁能背诵经文章句，六岁随家由*違法信息*迁到江宁旧居。十六岁随父回安庆参加科举考试。二十四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三十二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因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右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年82岁，葬于江苏*違法信息*。

　　方苞治学，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品高而行卓”，刚直憨厚，品评人物不知避讳，如评价清初文坛领袖降清的钱谦益“其文秽恶藏于骨髓，一如其人”（《方苞集·汪武曹墓表》）。其政治思想早年、中年、晚年有所发展变化：早年受明代遗民钱澄之等影响，痛惜明亡，公开谴责“在位之小人”，立志当一个古文家；中年一改早年政治态度，颂扬康熙的文治武功，勉力为国效劳，这可能与他《南山集》被牵连入狱以及被赦免的感恩戴德有关，更可能与康熙赦其死罪的同时，又命其全家包括老母迁入京城，当了十年实际上的人质使其有所戒惧有关；晚年“惟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继康熙后，雍正、乾隆对方眷顾日深、官价日隆，这使他更热望为清廷效力，也更有可能为民作些兴利除弊之事。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文学流派，时间长达200余年，从康熙时代一直绵延至清末；其间有作家1200余位，遍及中国内地主要省份，产生著作2000多种、字数以亿字。其作家之多、流播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罕见，以至当时学者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之感叹。方苞在文学理论上首创“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倡导文道统一，“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在诗歌理论方面主要是阐发儒家的诗教观，主张“诗之用，主于吟咏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伦、美教化”，批评“魏晋以降，其作者穷极工丽，清扬幽眇，而昌黎韩子以为杂乱而无章，盖非发性情之正，导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动人之善心故也”（《徐司空诗集序》）。批评王士祯神韵派和沈德潜格调派的门户之见，强调诗歌风格的多样性，认为诗“本于性情，别于遭遇”，应该“门户可别”，有其独有的一面，不能“此人之诗，可以为彼，以遍于人人”（《廌青山人诗序》）。

　　方苞以古文创作名世，有古文约680篇左右，在内容上可分为政论、纪游和传记三大类。其中政论类比较集中的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主张，也体现出时代特色。方苞有“经世济民”、关心“国计民瘼”的理想抱负，加上《南山集》案的政治遭遇，所以他对时弊的了解比较透彻，在他的政论文中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水利、漕运、吏治、选才、考试等皆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向皇帝、宰相提出建议，对同僚、居官的师友和后辈施加影响。其中如《狱中杂记》、《送冯之文序》、《与顾方用尺牍》等对皆是对吏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进行揭露和抨击，并提出改革吏弊的设想和方案；《杨千木文稿序》、《辕马说》、《与来学圃书》等则批判科举时文，提出用人选才的主张。方苞共有游记22篇，其特点不在模山范水，也不在游兴游踪，而着重抒发作者从其中感受到的哲理，其代表之作《游雁荡山记》、《游潭柘记》皆有这个特点。传记文与作者的身世交游更有密切关系。作者的传记之文如《左忠毅公逸事》、《高阳孙文正公逸事》、《石斋黄公逸事》等皆是缅怀东林党人与宦官斗争的壮烈行为，或是刻意寻访的志士仁人事迹。这是方苞传记文内容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刘大魁、姚鼐等桐城作家所缺少的。方苞散文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清真雅洁。所谓清真是指笔触清丽坚持写实求真；所谓雅洁是指语言雅驯简洁。这是方苞“义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创作的准则。如《题舒文节探梅图说》，全文仅67字。在人物传记等记叙类作品中，继承桐城派先驱归有光散文的传统，注意人物肖像、行为等细节描写，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史可法探监一段，通过左光斗雕塑般的造型、个性化的语言以及酷刑后艰难却刚毅的肢体动作，将方苞散文也有不足之处，除少数人物传记外，大多过于滞重平直，缺乏生动丰满的形象性和雄奇变化的新鲜感，这与他为文重在阐发义理的“义法”论有关。另外由于提倡雅洁，反对在古文中使用口语，也使其散文不够活泼生动。

　　方苞多次表白“决意不为诗”，这只是表白自己不爱作诗，并不代表他没有诗作，目前可知至少他有十五首诗作，题材涉及怀古、悼亡、赠别、山水等方面。其中怀古诗作主要是借古言志，虽多议论，道学气很重，语言也较滞涩，算不得什么好诗，但眼光独特，气质很凝重，这在《拟子卿寄李都尉》、《严子陵》、《裴晋公》等咏古诗中皆有表现。方苞的赠别、悼亡之作，如《送杨黄在北归》、《将之燕别弟攒室三首》、《挽李余三方伯三首》等与上述怀古诗呈现别样风格，往往情真意切，能于平淡中见自然，语言也平易流畅，但却少见怀古诗那种思想深度。

　　方苞著作宏富，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集有戴均衡编《望溪先生全集》32卷，其中《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补遗》2卷。另附苏淳元《方望溪年谱》1卷，《年谱附录》1卷。十四冊，清咸豐六年（1851）戴均衡刻本。

　　今有：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59、《樊榭山房集》

　　清代厉鹗著。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诗馀，擅南宋诸家之胜。他还利用在小玲珑山馆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诗话、说部、山经、海志等书，撰写了《宋诗纪事》100卷。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等。

　　厉鹗诗作大多为吟咏杭州山水，最大特点是宗宋。具体表现为专法宋人，好用宋代典故。如《理安寺》、《晓登韬光绝顶》、《雨后坐孤山》诸篇，多是宁静秀美的湖景，表现了诗人平静闲适的心态，和象野凫一样回归自然的情怀。

　　《樊榭山房集》是厉鹗的诗文集，乾隆年间刊行于世，二十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光绪年间，汪氏振绮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铭》，吴锡麒撰《墓田碑记》。附汪曾唯所辑《轶事》，及未刊诗词、迎銮新曲，并载杭世骏、汪惟宪、吴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诸家评论，为最足之本。

　　今有：《樊榭山房集》，39卷，其中诗8卷，词2卷，文集8卷，集外诗1卷，集外词1卷，集外曲1卷，续集诗8卷，续集词2卷，续集集外诗1卷，续集集外词1卷，续集集外文1卷，附录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该集以振绮堂本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对校，以正史及有关诗文专集等其他资料参校。是较全的一个版本。

160、《鲒崎亭集》

　　清代全祖望著。全祖望（1705～1755），清代学者、文学家。字绍衣，号谢山，学者尊称为谢山先生。鄞州（今浙江宁波）人。雍正七年（1729）贡生，三年后中举。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返里，后未出仕，专事著述。曾主讲于浙江蕺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

　　全祖望以散文名世。其中传记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记序如《梅花岭记》、《江浙两大狱记》、《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等，保存了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资料。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也都有独特见解。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

　　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著有《鲒埼亭集》38卷，《外编》50卷，《诗集》10卷。另有《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辑补《宋元学案》100卷，《全校水经注》40卷并补附4卷。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琦亭集》、《鲒琦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lO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

　　今有：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但有疏漏。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胡伟的《（鲒琦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琦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年版；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

邪钰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


161、《小仓山房集》

　　清代袁枚著。袁枚（1716～1797），清代诗人、散文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汉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历任溧水、江宁等县知县，有政绩，四十岁即告归。在江宁小仓山下筑筑随园，吟咏其中。广收诗弟子，女弟子尤众。

　　袁枚是乾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以诗、诗论名于世，亦工古文，袁枚为文自成一家，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文中有斥权贵罪恶之作，论赞亦多借讽时政之篇。诗歌上倡导“性灵说”，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

　　著有《小仓山房集》82卷。其编年诗集37卷、补遗2卷，文集24卷，续文集11卷，外集8卷，有乾隆年间刻本。《四部备要》本。又有石韫玉《袁文笺正》及《补注》，邹树荣《袁文笺正补正》。《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散文，尺牍等30余种。有清乾隆间随园刊本，收入《随园三十种》；另有光绪十八年（1892）勤裕堂排印《随园三十八种》本。

　　今有：《小仓山房集》中华书局1936年据原刻排印本；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英志点校《袁枚全集》八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2、《忠雅堂集》

　　清代蒋士铨著。蒋士铨（1725～1784），字心馀、苕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晚号定甫。铅山（今属江西）人，清代诗人、戏曲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辞官后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三书院讲席。乾隆称士铨与彭元瑞为“江右两名士”。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家”。士铨所著《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诗达数千首，其戏曲创作存《红雪楼九种曲》等四十九种。

　　蒋士铨为清代诗人、戏曲家。所著《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诗达数千首，其戏曲创作存《红雪楼九种曲》等四十九种。论诗也重“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倾向，但对“性灵”的理解与袁枚不同，而且他比较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意识。诗作题材比较广泛，大部分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其中也有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如《饥民叹》、《禁砂钱》、《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隶役》、《乞人行四首》、《米贵倒叠前韵》，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钱财反映城乡下层社会世态风俗的诗，如《京师乐府词》等。诗风总的来说写得笔力坚劲。能够代表他艺术风格的有五古《远游》、《岁暮到家》，七古《开先瀑布》、《驱巫》、《万年桥觞月》、《漂母祠》、七律《润州小泊》、《梅花岭吊史阁部》、《乌江项王庙》等。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论说：“诸体皆工，然古诗胜于近体，七言尤胜于五言，苍苍莽莽，不主故常”。袁枚《忠雅堂诗集序》对他极为推重：“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

　　著有《忠雅堂全集》43卷，包括文集12卷、诗集27卷及补遗2卷，词集2卷、还附有南北曲。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今有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3、《瓯北诗集》

　　清代赵翼著。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晚号三半老人，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

　　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其《论诗》绝句云：“李杜诗篇百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反对盲目尊古，提倡文学应有时代特点，反映时代内容。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赵翼生前史学著作因与时风不同而未受重视，死后多年，却声名大涨，梁启超盛赞赵翼能“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著有文学著作《瓯北诗集》《瓯北诗话》，史学著作《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

　　《瓯北诗集》50卷，《续集》3卷赵翼自编，存诗2000多首；《瓯北诗话》16卷，嘉庆湛贻堂刻本。

　　今有：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马亚中、杨年丰批注《瓯北诗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164、《惜抱轩全集》

　　清代中叶姚鼐著。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鼐幼嗜学，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改兵部主事，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破格充纂修官。后乞归乡里，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劝留，均被辞却，时年44岁。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对桐城派的流播作用甚大，以至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嘉庆十五年（1810）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

　　姚鼐与方苞、刘大櫆并称“桐城三祖”。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互为用，将程朱理学、古代文献、文义、字句考订和文章辞采融而为一。在学术思想上，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指斥主考据之说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做到综合吸收。在文学风格上，提出“阳刚”、“阴柔”之说，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特征，指出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产生出多样的文学风格。他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可以说，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手中，方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是桐城文派中集大成者。他编的《古文辞类纂》将文章体裁分为13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等，分类系统简明，对文体理论是一个贡献，因而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姚鼐是桐城散文集大成者，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关注国计民生，世风民俗，如《周梅圃君家传》；赞美一些不愿与Tan官污吏“共处”，愤而辞官的“清介严冷”之士，如《方染露传》；在《陈谨斋家传》中，歌颂“以行贾往来江上”的徽商。谴责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时文贻误人才，要以古文改造时文，如《方侍庐先生墓志铭有序》；一些山水游记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游双溪记》、《观披雪瀑记》等，静观山水、抒发怀抱，乐在其中。文字简洁而内涵丰厚，寓阳刚于阴柔，寓工巧于自然，以“温深而徐婉”之笔，写出“雄伟而劲直”之文，。又工于修辞，精于炼句，使文章抑扬顿挫，富于气势和美感。这正是姚鼐散文的风格特色。

　　《惜抱轩全集》有“诗集”“诗后集”和“诗外集”三部分，占全集五分之一略强。计有古体、近体诗730首，试帖诗40首，词七阕。有的论者认为“他的诗作与散文一样，不少封建说教，缺乏社会内容。他把古文义法用之于诗，故形式呆板，可取者甚少，惟某些写景小诗如《山行》、《天门》、《江上竹枝词》等清秀雅致，较为可读。”（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历代作家小传》）。其实，姚鼐诗作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均不可忽视。在思想内容上，姚鼐诗作关注国计民生，亦如其文“非关天下利益，兹不著”，有的诗作甚至说出文章中所不敢说的话，如《述怀》、《漫咏》。姚鼐诗中有关赠答、送行诗篇，数量不少，但均能做到情深意隽、诚挚动人，如《赠郭昆甫助教》、《送子之淮南》和《赠戴东原》等篇，均能抒诗人胸中之真情，颇为感人。关于姚鼐诗歌的艺术成就，其弟子姚莹认为其师古近体皆擅：五古“高处直是盛唐诸公三昧，非肤袭貌取者可比”；七律亦“工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七绝“神骏高远，真是天人说法”。

　　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法帖题跋》1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文学创作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笔记》10卷。

　　《惜抱轩全集》因作者室名“惜抱轩”而得名88卷。其中八卷。《惜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以及《法帖题跋》、《左传补注》、《国语补注》、《公羊传补注》、《谷梁补注》、《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有同治年间刻本。又有杨以增辑《惜抱先生尺牍》；徐宗亮刻《惜抱轩遗书》等。

　　今有：《惜抱轩全集》，TaiWan中华书局据原刻本校刊，1980年版；富寿荪标校《惜抱轩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5、《刘海峰诗文集》

　　清代中叶刘大魁著。刘大魁（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出生于桐城汤沟人（今属安庆市枞阳县）。刘大魁自幼便受到家庭的熏陶，苦读儒学，但累试不中，在第十次乡试中得秀才。后游学京城，拜方苞门下，受到方苞的赏识，称之为“国士”。乾隆时曾应博学鸿词科和经学科的荐举，均落选。后为黟县教谕，数年告归。为人美丰姿、擅文辞，性格豪爽，喜饮酒赋诗，著作颇丰。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并纂修了《歙县志》20卷。

　　刘大魁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魁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其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桥梁作用。刘大魁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它补充发展了方苞“义法”论并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在艺术体现。又将我国诗歌理论中的韵律学说用到散文领域，形成“音节”、“字句”理论，所谓“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以上理论世称“因声求气”说，被认为是桐城古文的创作秘诀。

　　刘大魁的文章内容并非如有的文学史所说的那样，“极力提倡封建正统观念”，而是具有早期的启蒙思想，刘师培认为在桐城诸家中，“惟海峰较有思想“（《论文杂记》）。他的启蒙观念，主要表现在继承荀子、柳宗元等人进步思想，在天道观、伦理观、历史观和人才观等方面发表过许多有见解的言论，还吸取老庄敢于愤世嫉俗、大胆怀疑的思想，如在《天道》中强调是统治者的“无道”造成了“衰乱之世”，而“天”是“浑然无知”的；在《汪烈女传》中反对“臣死其君”，认为君臣之间是“共事之义”，而不是“受君之恩”的主从依附关系；在《答周君书》、《乡饮大宾金君传》中则持“世异则事变，时去则道殊”的社会发展变化观，斥责当前仍采取“重农抑商”传统做法的不合时宜；在《方节母传》中批判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答周君书》、《见吾轩诗序》中又谴责科举制度误世害人，扼杀人才。所有这些，都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他的传记文有许多是为村野郎中、乞丐立传，表彰他们的品德，反映他们的心声，这是其它桐城作家很少为的。刘大魁散文中还有一些山水游记，它不像方苞纪游散文那样重在阐发从其中领悟的哲理，而是细述游历路线、所见所闻、极尽形容，而且融入个人生活遭遇，借景抒情，颇似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散文风格是雄奇恣肆，而且叙事、议论之中都喷涌着不可遏止的激情，与方、姚之文相比，其情感表达方式要强烈、直率得多。也很注重散文的章法布局、转折开阖。善于运用声音的高低、节奏的缓促来增加文章的气势。他特别喜用长句来造成文章雄劲之气，如《书荆轲传后》“天下之变”一段，每句长达15字以上，有的达20多字，汩汩滔滔，形成一泻千里之势。他还善于运用大量排比、对偶句式来使文势贯通、节奏强烈，如《答吴殿麟书》就是如此。

　　刘大魁不仅专于古文，亦擅长诗歌，袁枚甚至说刘“诗胜于文”（《随园诗话》）刘大魁的诗歌内容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感叹身世遭遇，如《述旧三十六韵送张闲中之任泇州》、《杂诗》、《感秋》等；第二类是抒写自己的用世之志，多是诗人壮年时代的作品，如《感怀》《秋夜独坐寄沈惟涓》）等。这类诗歌格调昂扬、辞气悲壮，在刘集中很另类；第三类是愤世嫉俗的悲歌，如《杂感》、《天马》、《晚行遇雨趁谢六车不及》、《燕台行》等；第四类是田园山水，多为晚年归乡后的作品，像《江乡》、《夏日田间》等描绘沿江、江淮一代田园风光，平和而自然，颇有陶渊明诗意。前三类诗作，多为五、七言古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颇有乐府诗之意味，辞婉而旨深。晚年田园诗作，其特征是“清绝”，诗风恬淡自然、清新超迈。

　　存有《刘海峰诗文集》22卷，清咸丰年间戴均衡刻本。

　　今有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66、《述学》

　　清代中叶汪中著。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出身孤苦，七岁丧父，家贫，无力求学，由寡母邹氏启蒙。十四岁入书店当学徒，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故扬州民间云“无书不读是汪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射雁赋》应试，列扬州府第一名，补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乡试落第，遂不复应试，专心治学。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为拔贡生，历为太平知府沈业富、宁绍台道冯廷丞、安徽学政朱筠管书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南京协助编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应聘至镇江文宗阁检校《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扶病前往杭州文澜阁检校《四库全书》；是年冬，积劳成疾，卒于西湖葛岭园僧舍。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文学上能诗，工骈文。所作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被赞为“钩贯经史，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刘台拱《遗诗题词》）。27岁时作《哀盐船文》，用词精当，凄楚动人具有汉魏六朝小赋善于抒情的典型特征，为杭世骏所叹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自叙》哀叹一生困顿遭遇，凄婉感人。《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吊黄祖文》则借传中人物的不幸遭遇，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它们与《汉上琴台铭》，《广陵对》等一起被誉为“八代之高文”。

　　汪中亦精于史学，曾博考先秦图书，研究古代学制兴废。著有《述学》、《广陵通典》、《容甫遗诗》等。

　　所作有《述学》六卷，凡内篇三卷，外篇一卷，补遗一卷，别录一卷。附录《春秋述义》一篇。为其子喜孙编。六卷；编年《容甫先生遗诗》五卷，附录补遗及诸家酬赠一卷，俱有道光间喜孙精刊本。另有《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6卷。

　　今有：古直选注《汪容甫文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版。

167、《洪北江诗文集》

　　清代中叶洪亮吉著。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先世祖籍安徽歙县洪坑。自幼丧父，刻苦读书，以词章考据闻名，尤其擅长舆地。与同里黄景仁、孙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蒋士铨的赏识。多年屡试不中，先后充安徽学政朱筠、陕西巡抚毕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1790）44岁时终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编纂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后督贵州学政，任内为贵州各府书院购置经、史、通典、《文选》等方面图书，提高了贵州学术水平。嘉庆元年（1795）回京供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曾孙奕纯读书。嘉庆三年（1798），以“征邪教疏为题”考试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辞职回乡。嘉庆四年（1799）为大学士朱圭起用，参与编修《高宗实录》。同年，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极论时弊，触怒嘉庆，下狱并定死罪。后改为流放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从此家居撰述至终。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声韵、训诂之学，他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洪亮吉的《北江诗话》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其论诗强调“性情”、“气格”，认为诗要“另具手眼，自写性情”，赞赏杜牧的诗文能于韩、柳、元、白四家之外“别成一家”的独创精神；批评沈德潜诗学古人“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北江诗话》卷四）；非议翁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同前卷一）。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评论古代及当时诗人，亦多精到语。

　　与汪中一样，洪亮吉亦以骈文著称于世。其骈文高古遒迈，“每一篇出，世争传之”（袁枚《卷施阁文乙级序》）代表作有《出关与毕侍郎笺》、《游天台山记》、《诫子书》、《黑神河赞》等。《黑神河赞》描绘黑神河“其悬流一丝，独下千里。石乱若屋，鱼飞似星，虽未遽接天，而离地已百仞也。是以终日疾行，不睹寸壤；一夜数起，唯闻鸣雷”等种种奇观，有声有色也有感情的激发。辞藻瑰丽，用事灵活，具有相当成熟的形式美，内容也不空泛。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吴、越、楚、黔、秦、晋、齐、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诗特多，有不少佳构。谪戍伊犁期间写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

　　著有《洪北江诗文集》66卷，包括流放伊犁前的作品《卷施阁诗文集》、诏还后作品《更生斋诗文集》，以及拟两晋南北朝乐府等，卷首载有《年谱》1卷。有民国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排印本。另有《洪北江全集》，除诗文外，收有《经传表》、《十六国疆志》《北江诗话》、《春秋左传诂》等十数种。有光绪年间刻本。

　　今有：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德权點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168、《两当轩全集》

　　清代黄景仁著。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后裔。4岁丧父，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16岁应童子试，三千人中名列第一，17岁补博士弟子员，但从此屡应乡试都不中。为谋生计，曾四方奔波。乾隆三十三年（1768），黄景仁20岁时即开始浪游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曾在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为客。在朱筠幕，于采石矶的太白楼宴会上即席所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诗传诵一时。乾隆四十年（1775），27岁时赴北京，次年应乾隆帝东巡召试取二等，授武英殿书签官。33岁时，游西安，客陕西巡抚毕沅幕。明年回京师，为候补丞，未补官。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乾隆四十八年（1783），黄景仁为债家所迫，抱病再赴西安，至山西解州运城，病逝于河东盐运使沈业富官署中，年仅35岁。

　　黄景仁诗负盛名，为“毗陵七子”之一。诗学李白，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后世评黄氏诗多云“愁苦辛酸”。其《别老母》、《途中遘病颇剧怆然作诗》、《微病简诸故人》、《旅夜》、《杂感四首》、《癸巳除夕偶成》等，都写得低沉苍凉，但语调清新，感情真挚动人。他还有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如《感旧》、《感旧杂诗》、《绮怀》等。《绮怀》第十五：“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亦属言情绝唱；有些诗也写得慷慨豪迈，如《少年行》；有些刻画山水景物或人情事态的诗篇，则细致生动，如《黄山松歌》、《天门山》、《献县汪丞座中观伎》等；一些怀古咏史的诗篇，也能别出新意，如《虞忠肃祠》、《寿阳怀古》、《凤山南宋故内》等。翁方纲曾为黄景仁的诗集作序，评论说：“故其为诗，能诣前人所未造之地，淩、厉、奇、矫，不主故常。”《杂感》中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可以看出他诗的风格和创造性。最能彰显黄仲则潇洒独行之魅力是《癸巳除夕偶成》（其一）：“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黄景仁亦能词，词作明白晓畅，擅长白描，但含蓄不够。

　　著作有《两当轩集》22卷，其中诗16卷、词3卷、诗词补遗及遗文3卷。其孙志述编刻。

　　今有：《两当轩集》，6册，22卷，考异2卷，附录，4卷上海扫叶山房1925年石印本；李国章校点《两当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69、《研经室集》

　　清代阮元著。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五十五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提督山东学政，写有《小沧浪笔谈》等；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前后约十年。在杭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建“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嘉庆十年丧父，服除后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去世，谥“文达”。

　　阮元是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时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时，阮元标领文坛数十年，海内尊之为学界泰斗，一代文宗。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擘，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主张实事求是。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与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也反对归有光等主张的唐宋派古文，认为“骈文为文章正统”：“震川（归有光）辈矜以古文为时文，耻为骈偶。孰知日坐长骈大偶之中而不悟也。出股数十字，或百字对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起承转合，不差一豪，试问古人文中有此体否?”（扬州博物馆藏阮元手写条幅墨迹）。

　　阮元虽以经学知名，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如《吴兴杂诗·》：“，散作千溪遍万家。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有意模仿民歌风味，浅显明白，自然流畅，很难设想是出自金石、校勘等方面造诣高深的朴学大师之手。

　　阮元的学术著作当推《十三经注疏》。还有《经籍纂诂》一百一十六卷，《两浙輶轩录》四十卷，《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学海堂丛刻》，《畴人传》五十九卷，为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家之专门史；所修志书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扬州图经》等。其中《扬州图经》以图为经，可称创例。《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则是书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所著《揅经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由其弟阮亨总其成，于道光年间汇印成册，是为“文选楼丛书”本，但卷帙有五十四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二卷本等多种版本，这是由于刻印的时间不同，陆续有所增补所致。

　　今有：邓经元校点《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该集六十四卷，以涵芬楼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对阮亨“文选楼丛书”本《研经室集》也作了补辑，也是目前较完备的本子。《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

170、《定庵全集》

　　晚清龚自珍著。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曾字尔玉，曾更名易简，字伯定，再更名为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6岁随父母租居北京，母为著名学者段玉裁之女，启蒙教育由母亲承担，教读吴伟业诗和桐城派古文。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12岁随外祖父段玉裁习说文解字。13岁秋，作《水仙花赋》。14岁考订古今官制。16岁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由此搜罗善本古籍，致力目录学。17岁收集石刻，攻金石文字。嘉庆十六年（1811）秋，参加顺天乡试，中副榜，并以副榜贡生资格通过考试充任武英殿校录，时年19。不久随外放徽州知府的父亲南下。嘉庆二十三年（1818），第四次应乡试，中第四名举人，时年27岁。道光九年（1829年），38岁中进士，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十七年，补主客司主事。十九年（1839），48岁，辞官南归。二十一年（1841），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终年50岁。

　　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学问渊博，涉及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认为文学必须有用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他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咏史》、《释言四首之一》等，即是这类诗的代表作。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篇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龚自珍的抒情诗，更多是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出现许多脍炙人口、历来传诵不衰是名句，如“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夜坐》）“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形式多样，风格多样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的诗作的历史价值在于：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其代表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龚自珍文议论纵横，自成一格，有“龚派”之称。特点是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代表作有《病梅馆记》。

　　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其中写得较为出色的是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龚自珍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

　　今有《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龔定庵全集類編》，TaiWan·世界书局2009年版。

171、《古微堂文集》

　　清代魏源著。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取秀才。明年辛未岁试补廪膳生。嘉庆十八年癸酉科选拔贡。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道光五年（1825）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撰《筹漕篇》、《筹齿差篇》和《湖广水利论》等。道光九年（1829）应礼部会试，与龚自珍双双落第，房考刘逢禄作《两生行》哀之，从此“龚、魏”齐名。后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任东台、兴化知县。任职期间改革盐政、筑堤治水。咸丰元年（1851），授高邮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丰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编》。后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旋复职，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乱多故而辞去。晚年，潜心学佛，法名承贯，辑有《净土四经》。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为晚清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学识渊博，著述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其中《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最早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

　　文学著作《古微堂诗文集》十卷，分为“内集”、“外集”。内集有《默觚》三卷，外集录有经义、序、议共七卷，有清何氏小蓬莱仙馆抄本，藏湖南图书馆；另有黄象离增补本，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刻本；《魏默深集》一卷，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印行；《古微堂诗集》十卷，清同治9年（1870）刻本。

　　今有：《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入选为短篇论著和诗集，不包括专著。以《古微堂集》黄象离增补本为底本。后附黄象离《重刊古微堂集》序和跋；郭嵩涛《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和《清史稿·魏源传》等。

172、《巢经巢集》

　　清代郑珍著。郑珍（1806～1864），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贵州遵义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选荔波县训导，咸丰间告归。同治初补江苏知县，未行而卒。学宗许郑，治经学、小学，

　　郑珍为晚清学者，宋诗派作家。学术上以经学驰名，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郑珍亦是宋诗派作家。其诗风格奇崛，时伤艰涩，与独山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

　　张裕钊在《国朝三家诗钞》中，将郑珍和施闰章、姚鼐并列为清代三代诗人。郑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那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诗作上。他家境贫寒，曾参加过砍柴、烧火、纺织、耕锄等劳作，对于民间疾苦、官吏贪酷，均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的诗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铅厂三首》、《酒店垭即事》、《经死哀》等便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内容。他的诗还生动地描绘了山川秀色、田园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如《闲眺》：“雨过桑麻长，晴光满绿田。人行蚕豆外，蝶度菜花前。台笠家家饷，比邻处处烟。欢声同好语，针水晒秧天。

　　《果经巢集》有民国线装本。

　　今有王锳袁本良等点校、杨元桢注释《郑珍全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73、《春在堂全集》

　　清末俞樾著。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点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授翰林院编修。受咸丰皇帝赏识，咸丰五年出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而罢官。遂移居苏州，先后主讲吴县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潜心学术达40余载。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复任翰林院编修。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7年2月5日）病卒。《清史稿》有传。

　　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长于经学和诗词、小说、戏曲的研究，所作笔记搜罗甚广，包含有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珍贵资料。善诗词，工隶书，学识渊博，对群经诸子、语文训诂、小说笔记，撰著颇丰，一生著述不倦，当时社会上流传“李鸿章只知作官，俞樾只知著书”民谚。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以及传奇《骊山传》，《梓潼传》二种，杂剧《老圆》一种。其生平著作均辑入《春在堂全书》中，凡500卷。

　　《春在堂全书》有同治10年刻本，清光绪23年（1897）石印本。

　　今有：《春在堂全书》，七册，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方霏点校《春在堂随笔》，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74、《湘绮楼全集》

　　清末王闿运著。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王闿运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为学主治《春秋公羊传》，宗今文经学。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王闿运在史学方面颇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钟。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自认为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而写，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此书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军将领的攻击，认为它是“谤书”，迫使王闿运将原版交郭嵩焘毁掉才得以免祸。以后曾国荃又请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试图抵消它的影响。后代有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王闿运幼年初学诗时就严守格律，不失尺寸，作诗强调从拟古着手，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诗兼宗盛唐，但并不单纯模拟古人，而是尽法古人之美，熔铸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风格。他的诗作：于时事有关系者多，如《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状的鸿篇巨作，曾传涌一时，堪称史诗。所以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属于“更向上一著”之类。他的写景诗气魄宏伟，常带一股高洁傲气。如《入彭蠡望庐山作》等。王闿运还喜欢选诗、评诗，他的《八代诗选》流传很广。

　　王闿运文骈散兼行，既不堆砌词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浑成，不落俗调，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著有《湘绮楼全集》30卷，含文集8卷，诗集14卷，笺启8卷，清光绪墨庄刘氏汇刊本。

　　今有《湘绮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墨庄刘氏汇刊本，1995年出版。

175、《人境庐诗草》

　　清代黄遵宪著。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汉族，广东省梅州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三年随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曾被日本历史学界称为中国“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驻日期间，撰写《日本国志》。1890年，黄遵宪以分省补用道任驻英国二等参赞，1891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从事改善侨胞待遇、保护侨胞财产的工作，发展华侨教育，取得一定成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被召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1895年参与上海强学会、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时务报》，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戊戌变法期间辅佐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推行变革，倡立的湖南保卫局，将近代警政引入中国。1898年8月，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晚年黄遵宪在墙上悬挂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画的《时局全图》。1904年冬，即黄逝世前一年，他在《人境庐诗草》最后一首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中写道：“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190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家乡梅州，终年五十八岁。

　　黄遵宪是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变法维新者。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最早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士大夫最早是从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了解到人权、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国志》中的维新变法思想，使当时的康、梁乃至光绪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启发，其“分官权于民”的思想明显地启发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形成民权主义的思想。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与斗争经验，他在戊戌政变前的湖南创立了保障社会治安的保卫局等措施在政变失败后仍能保留下来，就说明黄遵宪的改革是切中国情的，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变法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将，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位诗人。是嘉应州的一代诗宗。黄遵宪的诗歌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同时也带有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他努力要使我国古典诗歌的旧传统、旧风格与新时代、新内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风格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他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取得了成功，给诗坛开拓了从未有过的广阔领域，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并以其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在近代诗坛大放异彩。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诗史”之誉。梁启超说：“近世诗人，能镕铸新思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诗句成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其《人境庐诗草》是一块标志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最后阶段转向革新时期的里程碑。其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他曾辑录了客家民歌9首，收入《人境庐诗草》之中，大大地提高了客家歌谣的社会地位。

　　诗文著作有《人境庐诗草笺注》十一卷。有：梁启超复校《人境庐诗草》十一卷，四册，1911年日本印本，此为黄氏家刻本；高崇信、尤炳圻校点《人境庐诗草》，一册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长孙能立重校印《人境庐诗草》，二册，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黄能立为黄遵宪长孙，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钱萼孙笺注《人境庐诗草》，三册，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另有《日本杂事诗》及今人所辑《人境庐集外诗辑》。

　　今有：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此系黄遵宪著作国内首次结集。上卷为诗歌，下卷为各类文章及附录。上卷含《日本杂事诗》二卷、200首，《人境庐诗草》十一卷、642首，《补遗》诗词曲联铭314首（其中诗295首、词5首、曲1首、联11副、铭2首）；下卷含“赋序跋”、“论说”、“书函”、“公牍”、“墓志铭文行述”及附录“笔谈”、“资料”等。

176、《饮冰室合集》

　　清代梁启超著。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清华大学教授、新闻报刊活动家。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后参加反袁斗争。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是一位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其学术著作涉猎范围极广。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诸门课程。其学术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以及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他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如人们熟知的《少年中国说》。又如《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胡适曾赞扬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这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合集分《文集》、《专集》两部分。《文集》包括文700余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饮冰室合集》是用梁启超的书斋命名。《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104种。编年排列。始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何擎一编，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其第二次于光绪三十一（1905）年印于东京金港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第三次亦为光绪三十一年，为国内广智书局出版；第四次于民国四年（1915），由中华书局印行；第五次民国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今有：《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本。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但装订成12册。其中1-5册是《饮冰室·文集》。6-12册是《饮冰室·专集》。

177、《秋瑾集》

　　清末秋瑾著。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号旦吾，乳名玉姑，东渡后改名瑾，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曾用笔名白萍，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福建厦门。秋瑾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曾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积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过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1907年，她与徐锡麟等组织光复军，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事泄被捕。同年7月15日，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皆是表现其忧国忧民情怀。诗风慷慨，直抒其情，较为直白，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相类者还有《宝刀歌》《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读书口号》《望乡》。一些咏物诗也是直白抒发其中，较少寄寓和含蕴。如《梅》其一：“本是瑶台第一枝，谪来尘世具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飘泊天涯更水涯”；其二：“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福贵负初心。”

　　词作《满江红》、《鹧鸪天》也作如是观，如《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寻知音。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今有：袁樾栋校对，长沙秋女烈士追悼会筹备处发行《秋女烈士遗稿》，长沙南洋机器印刷局1912年排印；《秋瑾集》，包括杂文、书信、诗、词、弹词、译著等。并附录秋瑾传、墓表、遗事等，收录较完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8、《刘申叔遗书》

　　近代刘师培著。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参入反清宣传。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搜集整理，计74种，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著有：《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分六类，收著作74种。甲类论群经和小学，包括《尚书源流考》等22种；乙类论学术及文辞，包括《国学发微》等13种，丙类为群书校释，包括《周书补正》等24种，丁类为诗文，包括《左庵集》，戊类为读书记，包括《读书随笔》等五种，己类为教科书，包括《伦理教科书》等六种。附有年表、著述系年及校勘记。

179、《王静安先生遗书》

　　近代王国维著。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在文、史、哲、教育等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在戏曲史、甲骨学、殷周古史、敦煌学、简牍学、历史地理和古代民族史等领域均贡献巨大，留下了被视为经典的学术遗产。

　　赵万里、王国华合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104卷。1940年商务印书馆长沙石印本。其中《静庵文集》是其早期治哲学、文学、美学和教育学，采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发挥而就的论集；《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独标一帜，是其治学渐入自创时期的代表作；《观堂集林》是其学术鼎盛时期的史学论集，所载《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和《殷周制度论》；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1976年，TaiWan大通书局影印行《王国维先生全集》；201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王国维全集》，共20卷，844万字，是收录最全的王国维著作集。

180、《章氏丛书》

　　近代章炳麟著。章炳麟（1869～1936），又名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因敬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书法家、语言文字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先后担任《时务》、《昌言》等报编辑，并创爱国学社，鼓吹革命。后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坐《苏报》案被捕入狱。1905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主持《民报》。辛亥革命后，参加孙中山的军政府，旋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幽禁。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辛亥革命后，他日渐脱离政治，退居书斋，专意治学，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诣。一生著述颇丰，被尊为经学大师，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但文字较古奥难懂。

　　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都与政治斗争有关，针锋相对，以深厚的学识作革命政论，内容充实，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如《客帝》、《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后来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传世”之文，诘屈聱牙，索解为难，每为论者所不满。他在诗赋方面薄唐、宋以降。他的诗作不多，主要是五言诗。以为“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可用以专写性情”（《自述学术次第》）。但他的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往往古奥难读。早期有些小诗如《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以平易的语言抒写革命的友谊和壮怀，颇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其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认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又认为“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彩，其语不可增损”（《国故论衡·论式》）。

　　主要著作有后人编辑《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

　　资料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四库总目提要》、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代文学及工具书常识》、互联网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总纂多卷本《中国文学史》。

邪钰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


词别集

1、《握兰集》《金荃集》

　　晚唐温庭筠著。温庭筠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温庭筠诗集》。

　　温庭筠是第一个专力于“倚声填词”的诗人，其词多写花间月下、闺情绮怨，色彩浓艳，情思婉约，形成了以绮艳香软为特征的花间词风，表现出与诗歌不同的艺术特色，又为五代西蜀花间词派所推崇，因而被称为“花间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大发展起了很强的推动作用。惟题材偏窄，被人讥为“男子而作闺音”。词作以《梦江南·梳洗罢》和《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为最著名。《梦江南·梳洗罢》是温词中别具一格的清新自然之作，以白描手法刻画一位思妇在江楼期盼丈夫归来的图景，“过尽千帆皆不是”，“肠断白频洲”，可谓风格清雅，语短情长。明显受到民间曲子词的影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写一个闺中贵妇的苦闷心情，色彩浓艳，意境含蓄。不仅称物芳美，也具有“其文约，其词微”的特点，富有暗示性，容易使人产生种种联想。

　　温庭筠是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词这种文学形式，到了温庭筠手里才真正被人们重视起来，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至现在仍然有着极广泛的影响。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永远受到后人的尊敬。

　　著有《握兰》3卷、《金荃》10卷，今俱已已亡佚。唯《花间集》还存录66首，后人收辑共得76首，为唐人词作传世最多者。

2、《浣花词》

　　晚唐诗人韦庄著。韦庄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浣花集》。

　　韦庄词作与温庭筠并称“温韦”。两人词作在内容上多写男女相识、相思、相恋、杯酒光景。但温词注重客观细腻描绘，色彩浓艳华美，意境含蓄蕴藉；韦词却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直接抒发漂泊之感、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词风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女冠子·四月十七》等。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直截决绝之语，或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如《思帝乡·春日游》：“春日游，杏花插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大胆、率直又内含担忧和郁结。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许昂霄《词综偶评》评韦词“语淡而悲，不堪多读”，都指明这一特点。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韦词高于温词，指出“端己词情深语秀”，“要在飞卿之上”；“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

　　韦庄词作近人王国维、刘毓盘辑为1卷，凡54首；夏承焘《韦端己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3、《南唐二主词》

　　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的合集。

　　李璟（916～961），字伯玉，原名李景通，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烈祖李昪的长子。升元七年（943年）李昪过世，李璟继位，改元保大。李璟即位后，改变父亲李昪保守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灭马楚及闽国。他在位时，南唐疆土最大。不过李璟奢侈无度，导致政治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占领了南唐淮南大片土地，并长驱直入到长江一带，李璟只好派人向后周世宗柴荣称臣，去帝号，自称唐国主，使用后周年号。又为避后周信祖（郭璟）讳而改名李璟景。庙号元宗。葬顺陵（今南京市江宁区）为人好读书，多才艺。“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书法也很不错，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经常与其宠臣如韩熙载、冯延已等饮宴赋诗。作词与冯延巳一样皆注重外屋触发下的切身感受。与李煜一样同归感伤，但不追忆“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当年逸乐，也没有“一梦浮生”的没落情绪，总是在叹惋衰败中潜含无限哀痛。在即景兴怀抒写中，体物传情无不自然精细，善于用精湛的笔墨状难状之景，传难言之情。如《浣溪沙》（二）：“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词人刻意描绘的西风残荷、细雨梦回、小楼寒笙，使人联想到词人身世，南唐国运。王国维说：此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

　　存词五首，其中《南唐二主词》收四首，《草堂诗余》收一首。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国破降宋，俘至汴京，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为宋太宗毒死，年仅四十二岁。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流传下来的词作不多，但多是名篇。前期的作品多写宫廷生活，如《一斛珠·晓妆初过》、《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菩萨蛮》二首等，以白描手法、浅易精炼的语言，从欣赏的角度来刻画人物形象，表达人物的内心生活；后期的作品则感慨极深，亡国之思，去国怀乡之念在他的词中极深刻地表达出来，哀婉凄绝，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中以今昔对比、极为贴切的比喻、直接抒怀的方式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倾吐着出永远失去生活美好的深沉悲哀和绝望，从而引起古往今来不知多少读者的共鸣。相传七夕之夜中李煜命歌伎唱此词，传到宋太宗那里，遂赐酒将他毒死。类似还有《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等，均为旷世佳作。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谭献《复堂词话》：“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甚大，“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在语言、意境、手法诸方面，晏殊、晏几道、秦观、李清照等宋代名家无不受其影响，也影响了苏轼、辛弃疾这类豪放派词人。

　　其词主要收集在宋无名氏辑《南唐二主词》，今有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校》，中国书店2003年版；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中华书局2007年版；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4、《阳春集》

　　南唐冯延巳著。冯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南唐开国时，因为多才艺，先主李昪任命他为秘书郎，让他与太子李璟交游。后来李璟为元帅，冯延巳在元帅府掌书记。李璟登基的第二年，即保大二年（944），就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到保大四年（946），冯延巳终于登上了宰相的宝座。第二年，陈觉、冯延鲁举兵进攻福州，结果死亡数万人，损失惨重。李璟大怒，准备将陈觉、冯延鲁军法处死。冯延巳为救两人性命，引咎辞职，改任太子太傅。保大六年（948），出任抚州节度使。在抚州呆了几年，也没有做出什么政绩。到了保大十年（952），他再次荣登相位。保大十六年（958），因朝廷里党争被迫再次罢相。罢相两年后以太子太傅病死金陵，终年五十八岁。

　　冯延巳在南唐做过宰相，生活过得很优裕、舒适。其词写男女之情近半数，由于缺乏具体的社会内容和对女性遭遇的深切同情，显得很平庸。词作中最具个性的是那些借男女相似相别来抒发士大夫官僚在衰世逆境下的危苦和隐忧，每在秋风的肃杀和笙歌散尽的寂寥中，传达出令人难耐的孤独冷落，吐露出不为人知也无处诉说的凄苦。如《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捋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类似的还有《鹊踏枝·梅花繁枝》、《采桑子·昭阳记得》、鹊踏枝·几日行云》等。冯延巳词风深婉蕴藉。感情诚挚、意念执著，旨隐词微，情调抑郁，因怨而不怒而显得温厚和平。以曲达封建士大夫的深忧，并致力于表现艺术的开拓，提高了词的表现力，丰富了婉约词风。他上承晚唐温、韦，下启北宋欧、晏，在五代词的发展中，起着“正变之枢纽”（成肇麏《唐五代词选序》）的关键作用。

　　北宋陈世修辑其词为《阳春集》，一卷共119首。清末王鹏运刻本，附有《补遗》一卷，补辑7首。

　　今有《阳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黄畲校注《阳春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夏承焘《冯正中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5、《张子野词》

　　北宋张先著。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历任宿州掾、吴江知县、嘉禾（今浙江嘉兴）判官。皇祐二年（1050），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辟为通判。后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又知虢州。尝知安陆，故人称张安陆。治平元年（1064）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元丰元年卒，年八十九。张先一生安享富贵，诗酒风流，颇多佳话。好友苏轼赠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为其生活写照。据传张先在八十岁时仍娶十八岁的女子为妾。一次家宴上，苏轼再度赋诗调侃：“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而且此小妾八年为他生了两男两女，其中一个儿子就是宋朝著名的宰相张升。张先一生共有十子两女，年纪最大的大儿子和年纪最小的小女儿相差六十岁。《宋史》无传，《宋史翼》卷二六载其事。

　　张先是北宋词坛上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陈廷焯对此评价说：“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亦令我思子野不置。”（《白雨斋词话》）为人“能诗及乐府，至老不衰”（《石林诗话》卷下）。张先一生诗酒风流，词作内容大多为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或湖山游赏、都市风光、唱和寄赠等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如《天仙子·观舞》、《一丛花令·伤高怀远》、《何满子·陪杭守泛湖夜归》等。由于长期外任和久佐幕僚，仕途奔波、聚散无常，因而抒发离愁别绪、羁旅乡思也成为张先词作的重要内容，如《临江仙·自古伤心唯远别》、《庆春泽·飞阁危桥相依》、《御街行·送蜀客》等。

　　张先的词作，反映了北宋词坛的嬗替变化。他既有与欧晏相近婉约优雅的小宁，又开柳永、周邦彦铺陈细腻的慢词先声。在他的手中，词由单纯的应歌向侧重抒写个人情志倾向发展。在他运用的93个词调中，自创新调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慢词。其词含蓄工巧，情韵浓郁，以善于写影著称。在描描景状物、抒写情感中，深得以影藏形的余韵远致之妙。张先词中写“影”有二十多处，自称平生最得意有三影：“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归朝欢》）；“柔柳摇摇，坠轻絮无影”（《剪牡丹》），世称“张三影”。因其《行香子》词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之句，人又称为“张三中”。如《一丛花令》：“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词中写闺中人的相思之苦，题材平平，但最后三句想象奇特，将其怨望极深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极为细腻生动，确实难得佳句。贺裳在《皱水轩词话》中评此词尤为“无理而妙”。　

　　有《张子野词》2卷、补遗2卷。存词180多首。有《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民国版；另有《安陆集》诗词集，清代葛鸣阳辑刻，仅收词68首。较《张子野词》遗漏很多。

　　今有：《张子野集》，吴熊和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夏承焘《张子野年谱》，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1979年新一版。

6、《乐章集》

　　北宋柳永著。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柳永的父亲柳宜、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他本人少年时在家乡勤学苦读，希望能官至公卿。学成后到汴京应试，准备大展鸿图，却被青楼歌馆里的歌妓吸引，整日依红偎翠、低斟浅唱，放榜时名落孙山。沮丧愤激之余，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初年再试时，考试成绩本已过关，但由于《鹤冲天》词传到禁中，临轩放榜时，仁宗以《鹤冲天》词为口实，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从此他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落江湖，与青楼歌女为伍。官场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词人柳永，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求柳永为之填词，然后才能传世，得到听众的认同。直到景祐元年（1034）柳永51岁时，才终于及第，授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后改昌国州晓峰盐场监官。留有《煮海歌》，对当时煮盐为生的民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两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载入了《海内名宦录》中，足可见其在经纶事物上的天赋。又因得罪宰相晏殊，多年不得改官。经过一番努力后，方为著作佐郎，远授灵台令（今属甘肃）晚年才逐次升迁为著作郎、太常博士，最后官至屯田员外郎。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出殡时，东京满城名妓云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谢玉英为他披麻戴重孝，两月后因痛思柳永而去世。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柳永是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宋词发展的关键人物，影响极大，“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苏轼门下的秦观、黄庭坚等都深受其影响。词作内容一是叙写都市繁华，这类词作约占全部词作五分之一，代表作如《望海潮·东南形胜》，以及汴京元宵之夜的《迎新春》和清明踏青的《木兰花慢》等。反映青楼调笑和市民爱情生活是柳词更为主要的内容。柳词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影响力，主要得力于这方面的题材，代表作有《雨霖铃·寒蝉凄切》等；抒发飘转四方的羁旅行役、思亲怀乡之情。后人称赞柳永“尤工羁旅行役”就是指这方面内容，代表作有《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等。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创作了大量慢词，扩大了词体，也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柳永现存词212首，其中慢词180多首，其中有很多是自制新调，如《望海潮》、《黄莺儿》、《合欢带》等；善于铺叙，让情事发展过程依次展现，而且前点后染，烘托对照，使得情景交融，如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此是柳永失意离开京都告别妓女时所作。词人由外到内，由近及远，刻画离人的愁苦。由外界景物，刻画到内心世界；由当前处境，推想到分别后的处境。情景交融，虚实相间，把离情别绪表现得特别充分、细腻，体现了作者驾驭长调及善于铺叙的艺术才能。此种采用“点染”之法：“多情自古伤别”是“点”，“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则就此染之，成为千古名句。铺叙情景，不用典故，不堆砌辞藻，能做到语意清新，情致缠绵；音韵优美。此词用入声韵，加重离别时凄惨悲切的感情的表现。柳词的最大特色是“俗”一是内容上的世俗，多反映市井生活，市民尤其是歌女情调，如“彩线闲拈傍伊坐”之类。为此受到士大夫多方指责，也是他仕途屡挫的主要原因。据说柳永因多年不得升迁，去质问宰相晏殊说，相公不也写词吗？晏殊回答说：我是写词，但我不写“彩线闲拈傍伊坐”。其实，柳永也能作雅词，而且格调很高，他的六十多首羁旅行役词大多如此，也曾受到士大夫交口称赞，如其代表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苏门四学士之一晁无咎就称赞说：“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吴曾《能改斋漫录》）。

柳永词作，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云有《乐章集》九卷，但宋本已佚。今见最早版本为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金陵吴重熹《山左人词》刻本第一册《乐章集》；民国三年（1914）朱祖谋《疆村丛书》本，三卷，续添曲子一卷，收词206首。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用《疆村丛书》本，删去误入5首，增补4首，共212首；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即以朱祖谋《疆村丛书》本为底本，以吴重熹《山左人词》刻本、唐圭璋《全宋词》等参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

7、《珠玉词》

　　北宋晏殊著。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文港乡人。从小聪明好学，5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十四岁时就因才华洋溢而被朝廷赐为进士。参加考试，从容应试，援笔立成，受到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秘书省做正字，留秘阁读书深造。仁宗即位之后，集贤殿学士。后历任左正言、直史馆、王府记室参军、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权知制诰，判集贤殿。天禧四年（1020），为翰林学士、左庶子。其学识渊博，办事干练，真宗每遇疑难事，常以方寸小纸细书向其咨询。他也将自己的答奏慎密封呈，多获真宗采纳，被倚为股肱。乾兴元年（1022），年仅10岁的仁宗继位，刘太后听政。晏殊提出“垂帘听政”，为此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后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郊礼仪仗使、迁枢密副使。后因违刘太后旨意，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大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开创大办教育之先河。明道元年（1032），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第二年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贬知亳州、陈州。五年后召任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庆历二年（1042），晏殊官拜宰相，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庆历四年，因撰修李宸妃墓志等事，遭弹劾，贬为工部尚书知颖州，后又以礼部、刑部尚书知陈州、许州。60岁时以户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63岁知河南，迁兵部尚书，封临淄公。64岁因病回京就医，并留任侍经筵，为皇帝讲授经史，其礼仪、随从均与宰相待遇相同。至和二年（1055）病卒京都开封。仁宗亲往祭奠，追赠为司空兼侍中，谥“元献”，并亲篆其碑曰：“旧学之碑”。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一代名臣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为人性刚简，自奉清俭。，及删次梁陈以下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

　　晏殊在文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计有文集一百四十卷。他能诗、善词，文章典丽，四六、书法皆工，而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他的词，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丽词风，开创北宋婉约词风，被称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词，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136首。晏殊长期身居高位，一生悠游富贵，又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寄情歌酒，流连光景，是晏词的主要内容。在这类词作中，听歌赏舞的欢愉，往往拌和着叹时嗟老、好景难再的伤感，交织着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虚幻。因为他咏叹的是人类共同的忧患意识，所以往往能打动有着类似处境的读者，如《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抒写闲雅的情趣，内中夹有寂寞孤独的淡淡轻愁，是晏词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如《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小阁燕过、花落庭莎，栏影入波，这是词中主人公眼中所见，不仅看出视线自上而下、由内向外的空间移动，而且从重帘小阁中的燕子穿飞、绿色庭莎上飞红的片片坠落，赤水清波中栏杆倒影的荡漾这一系列物象的变换推进中，暗示出需要多少时间去注视、去迟留。暗度翠幕的好风微凉，散滴新荷的疏雨细声，又需要何等神凝气静的心境。筵罢后的岑寂气氛并不难有，难在有这份雍容闲暇的气度和冷静体察的优雅情致。晏殊的这类诗作很多，如《清平乐·金风细细》、《踏莎行·小径红稀》、《蝶恋花·玉椀冰寒》等俱是佳品。晏殊词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描绘富贵气象，却无雕缋满眼之迹。词中从不出现金玉锦绣等字眼，而作者闲暇自在的神情，从容不迫的气度，大家的高华气象，自然而又委婉地流露了出来。吴处厚曾评曰：满纸金玉锦绣，这是贫儿乍富。晏元献的“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才是真正的富贵。（《青葙杂志》）。

　　晏殊的著作，欧阳修《晏殊公神道碑》云有240卷，今已不传。清胡亦堂辑有《晏元献遗文》，四库全书收录；清人劳格辑有《元献遗文》，南京图书馆有藏本；李之鼎辑有《晏元献遗文》，收入他所刻的《宋人四集》中。

　　词作《珠玉词》有明人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毛晋汲古阁刊印《宋六十名家词》本；许宗彦鉴止水斋《宋十六家词》明抄本，现藏南京图书馆；清晏端书晏氏家刻本。

今有：唐圭璋《全宋词》，内辑晏殊词136首；胡思明点校《珠玉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8、《六一词》

　　北宋欧阳修著。欧阳修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今存词230多首。其小令与晏殊其名，号称“晏欧”。词风受花间尤其是南唐冯延巳影响，内容有自抒怀抱、描绘自然景色的小词，也有流行歌场的艳词，其中有不少风格清隽的佳作。欧词在创作上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特别是24岁中进士之后，一度过着“游饮无节”的生活写下不少艳词。以《踏莎行·候馆梅残》为代表。景祐三年（1036）以后，由于直言遭忌，屡受诬陷打击处境和人生态度都发生很大变化，词风也有所改变。后期词或伤时念远，或放浪形骸，或徜徉山水。其中以咏歌颍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为代表。欧词最大的特色是在和婉含蓄中时带清丽疏放，多一唱三叹之致，如《踏莎行》：“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抒写离愁别恨这个传统主题，却格外摇弋多姿，委婉多情，“平芜”二句语淡情深，正体现了欧词深婉的风格。与此相类的还有《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欧词除“深婉”这个主调外，有时还可以学习民歌，呈现一种直白的风格，如为人广为传诵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词是北宋婉约派走向豪放派的桥梁，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张先和稍后的秦观，冯煦说他是“疏隽开子野，开少游深婉”（《宋六十家词选》例言）。罗大经说他“无愧唐人《花间集》”

　　欧阳修的词集，今传有：《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一百余首，是删节本有宋庆元吉州本，吴昌绶双照楼影印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二百余首，有南宋蜀刻本；《六一词》，明毛晋汲古阁本。

　　今有：黄畲《欧阳修词笺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即以吴昌绶双照楼影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本为底本；《六一词》，李伟国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小山词》

　　北宋晏几道著。晏几道（1030～1106，一说1038～1110），字叔原，号小山。晏殊第七子，时称晏殊为大晏，称晏几道为小晏。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为人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推官等小吏。与黄庭坚相处甚厚，两人常在一起饮酒唱和，有时醉倒在酒家垆边，有时同榻夜话，纵论时事，畅谈抱负。苏轼从黄庭坚听说此人后也想见他，当时苏轼正受帝、后赏识，身为中书舍人这样要员。但晏几道却推却说：“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晚年家境中落，日趋困窘，很是凄凉。

　　《小山词》的主要内容是追忆往昔的恋情，感伤人生的虚幻。这是小山词中最动人的部分，其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阮郎归·旧香残粉似当初》都属于此类。这类这类词作中多有梦境描写，以此反衬人生虚幻。在其二百多首词作中，写道梦境的有四十多首。如《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鹧鸪天》：“从别后，忆相逢，几回梦魂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等。另外，真实地反映下层女子不幸遭遇，也是小山词的一个重要内容，如《菩萨蛮·哀筝一曲湘江弄》、《浣溪沙·日日双眉斗画长》等。第三类就是抒发羁旅漂泊之孤独凄凉。

　　晏几道存诗只数首，以词著称。不善铺叙而长于抒情。260首词中长调仅3首，其余均为小令。他的小令是北宋中期一个高峰。揉合了晏殊词典雅富贵与柳永词旖旎流俗特性，浓挚深婉，工于言情。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他工于言情，但很少尽情直抒，多出之以婉曲之笔，较之晏殊的词沉郁顿挫。在小令的技法上也有所发展，日臻纯熟。多怀往事，抒写哀愁，笔调饱含感伤，伤情深沉真挚，情景融合，造语工丽，“能动摇人心”。如《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通过个人遭遇的昨梦前尘，融进落花微雨等等凄清环境氛围，再用双燕和人独立相比衬，抒写人世的悲欢离合，笔调感伤，凄婉动人。其中新辞丽句，深为论者所叹赏。如《临江仙》中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复堂词话》赞是“千古不能有二”；《鹧鸪天》中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苕溪渔隐丛话》评为“词情婉丽”；至于《鹧鸪天》“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连道学家程颐也不得不佩服，赞道：“真鬼语也！”

　　关于小山词的文学地位，后世论者都给予很高评价，清代词论家陈廷焯甚至认为超过了晏殊和欧阳修：。“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措辞婉妙，一时独步。”（《白雨斋词话》）

　　著有《小山词》一卷。有赵氏星凤阁藏明抄本，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毛晋汲古阁《六十一家词》本。朱孝臧《疆村丛书》本。今有：唐圭璋《全宋词》收其词260首；王双启《晏几道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年版。

10、《东坡乐府》

　　北宋苏轼著。苏轼介绍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东坡全集》。

　　苏轼词作现存三百余首，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苏轼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和表现手法，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另一位豪放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具体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词堂庑特大。在题材上冲破传统的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范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举凡送别、闲适、壮志、旅怀、风景、农村、怀古、咏物、贺寿、悼亡、嘲谑等皆可入词，达到得心应手、无适不可境地。苏词不仅内容丰富，表现重点也有所转移。如果说以前词体多写歌楼酒馆的旖旎风情，在苏轼手中则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表现对象由代女性立言到更多地表现自我，深层次地坦露封建士大夫的性格与志趣，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所表现的倾慕功业、不甘寂寞的苦闷以及“人生如梦”的浩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阐释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的人生哲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一蓑风雨任平生”和《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迈自白等皆是如此。

　　第二，表现手法多样。他发展了柳词的铺叙手法，多用直陈叙事抒怀，而且避免柳词中叙事的平直，变得更为纷繁多样：有时场面阔大、人物非凡，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猎》，前者分别以万里长江和三国英豪作为地理和历史背景，后者则以倾城而出的军民和西北战事作为陪衬，皆有飞动和豪雄的气势；有时又截取日常生活小镜头来寄情于景，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中醉后听江涛的感受；《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道上遭雨淋时的坦然从容，皆是皆生活小镜头来坦露胸怀和处世态度；有时又化用神话故事，借用虚幻情节来表现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如《满庭芳·归去来兮》幻写自己在银河渡头天女对自己的询问：“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从中透露出词人对仕途生涯的反省和宦海险恶的余悸。

　　不用景语，不假叙事而直抒胸臆这也是苏词常用的抒情手法，如《满江红·天岂无情》、《满庭芳·蜗角虚名》等。这类词作虽出语爽利，但多笔到意尽，拙直有余而韵味不足。相对而言，那些运用比兴、寄托、比拟等婉曲手法的辞章更有魅力，且多有创新，如著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借杨花来写佳人的一种特定性灵和心态，极尽婉曲缠绵之能事，被王士祯誉为“压倒古今”的“神品”。又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以榴花对应佳人，以佳人失时暗示词人政治上的失意，一派幽怨之情注于笔端，与杜甫的《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的“拣尽寒枝不肯栖”，《蝶恋花·花褪残红》中的“天涯何处无芳草”都是别有怀抱，也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第三，风格的多样性。苏轼开豪放词派的先河，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但是苏词中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并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这类作品仅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任密州、徐州知州时期。婉约词则占有绝对多的比例。一些名作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都属此类这类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除此之外，还有抒发“逸怀浩气”的清旷之作，如《水调歌头·明月何时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体现“仙才灵气”的幽隽之作，如《满庭芳·归去来兮》；描写农村风物的韶秀之作，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等。

　　宋徽宗崇宁二年，《东坡乐府》同苏轼其他著作一道被禁毁。东坡乐府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元代延佑年间叶曾的南阜书堂刻本；毛晋汲古阁《六十一家词》本；清代朱孝臧《疆村丛书》中的编年校注《东坡乐府》。

　　今有：朱孝臧编年校注《东坡乐府》，1959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曾影印出版；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以朱孝臧编年校注《东坡乐府》为底本，加以笺注，并汇集《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词评等苏轼研究相关材料。商务印书馆1958年排印版；陈允吉点校本《东坡乐府》，以元代延佑本为底本，明汲古阁《六十一家词》本、清朱孝臧本等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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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都没能找到王守仁的……